荀攸传篇1
关键词: 荀攸 善始善终 为人处世
汉末三国是个***阀割据、动荡不安的社会,在这样的混乱世界中,众多的有识之士该怎样立身处世?是消极避世,还是见用于世?不同的抉择有不同的结局。曹操的首席***师荀攸选择了后者。
“荀攸(157—214)字公达,彧从子也”[1]P286。荀攸追随曹操鞍马前后,二十年里,南征北战,行事周密谨慎,计谋百出,贡献奇策十二,深受曹操称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荀攸死于曹操伐吴路上,“太祖言则流涕”,[1]P290正始年间追封谥号敬侯。
为什么他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荀攸能善始善终?笔者认为这和荀攸超人的智慧和谋略有关。他不仅把智慧和谋略用在***事斗争中和***治斗争中,更用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那么荀攸的为人处世之道有何独特之处呢?
一、准确定位
在《三国志》里,荀攸给人少言寡语、不惹眼的一谋士印象,然而这却正是荀攸归曹后渐渐给自己的定位。
汉末三国***阀混战,人人心怀鬼胎,都想乘机创建属于自己的势力,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成了群雄争夺天下成本最低利益却最高的***治纲领,有识之士如荀彧、毛珓、田丰、沮授等皆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荀攸等人的计策却是此说之首创:“董卓之乱,荀攸与郑泰、何颙等人欲诛董卓,共同商议说:‘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殽、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1]P286荀攸与议郎郑泰等谋划把董卓杀了来向老百姓谢罪,然后据守殽山、函谷关,辅佐王命,号令天下之人。可见那时的荀公达并不是一味想寻找能君而侍的臣子,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有不居于人下的野心。
谋划刺杀董卓的事情将成时被发觉,荀攸等人被投进监狱。适逢董卓死去,他得以免罪,辞官回家。李傕、郭汜当***,又征召荀攸为任城国相,荀攸毅然拒绝了任城相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位,因为他知道处于敏感地带的任城在经历了黄巾之乱后不久又迎来了曹操、袁绍、公孙瓒、陶谦几大中原势力的争夺,待在那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看中了益州的刘焉***权,认为益州既有险固的地理屏障,又有州牧刘焉稳定的新***府局势,可以凭借名士身份先去混个脸熟,再为日后的情况作打算,这样总比在混乱又无势的中原、司隶强。但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道路不通便暂时停留在了相对平安的荆州观察时局。
曹操早闻荀攸大名,迎天子都许之后,立即给荀攸写信:“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亦久乎!”[1]P287(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智略之士呕心沥血、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而您却只想等道路通了再去蜀汉,不是时间太久远了吗?)于是荀攸接受朝廷征召,效力于刚刚完成自己过去也曾想完成的事情的人—司空曹操。
可以说荀攸的成功完全在于他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了合适的主人,而这一切应该缘于他对自己能力的充分了解,缘于他对当时几大统治集团***的认识和对时局的掌控,缘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熟读《三国志》,我们找不出有人指责荀攸的地方,这说明他与同僚的关系也很融洽。正是因为他正确处理了与曹操及同僚的关系,使上上下下的人都信任他,才使他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建议能够得到采纳;也因为他对自身的才能有充分的自信,所以才敢于在最为惊险的时刻建言献策。
二、审时度势
古语有云:“进退赢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2]卷六秦记所谓审时度势即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所谓顺势(世)者昌,逆势(世)者亡,在为人处世方面也需要审时度势。
董卓作乱,荀攸与郑泰、何颙等人密谋诛杀董卓,事情将成时被发觉。董卓逮捕了何颙、荀攸,并把他们投进了监狱,何颙忧虑害怕自杀了,而“攸言语饮食自若”。[1]P286深陷囹圄而且面临随时被杀害的危险,荀攸为何能做到谈吐饮食仍像往常一样自如?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答案是否定的。荀攸能做到“谈吐饮食仍像往常一样自如”,是因为他熟谙审时度势之道。他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董卓没有道义,超过夏桀商纣,全国的百姓都痛恨他,虽然他依仗着强大的兵力,实际上只是一个匹夫罢了。荀攸估计了情况的变化:天下英雄势必都会讨伐,董卓必不能长久,故荀攸能在监狱里谈吐饮食自如。果如荀攸所料,适逢董卓死去,最终得以免罪。
荀攸在这件事上恰巧做到了审时度势。在曹操身边多年,荀攸助曹操在外立业同时也耳闻了三公大臣赵温被免,目睹了从叔尚书令荀彧的死,因此他仔细分析大局,又审视了曹操这个性情复杂的主子,并揣度了曹魏代汉的可能性,于是便竭力辅佐曹氏,在主子面前不夸耀自己,有功不贪归曹操。在曹操欲进魏公时并未反对,曹操乃受命国公之位,荀攸得以善终。
三、善于藏拙
曲高者,和弥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善于藏拙是一门精深的学问,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对于一个谋士来说,太坚持原则、遇事不知灵活变通不好,太灵活、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也不行;锋芒太露易为人忌恨,韬光养晦太过了也不好,显得虚伪,会被人瞧不起。优秀的谋士都善于克制自己,善于藏拙,为人低调,不会因为得势而手舞足蹈,也不会因为境遇不佳而郁郁寡欢、消极避世。荀攸能善始善终也在于他的善于藏拙。
曹操说荀攸“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1]P289,“其实就是称赞他善于藏拙,说明荀攸***治上很谨慎,绝不会像杨修那样置身于风口浪尖上,也不会像毛珓、崔琰那样遭人忌恨,贻人口实。藏拙作为一种处事为人的策略,藏拙是为了不出错,并不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做老好人,因此在曹操需要自己出谋划策的时候、在团队利益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3]
四、将谋略用到“防身”上
“荀攸超人的智慧和谋略,不仅表现在***治斗争和***事斗争中,更表现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上。荀攸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4]是因为他不仅有谋略,更懂得将谋略用到防身上,荀攸很注意将超人的智谋应用到防身固宠,确保个人安危方面。
《魏书》曰:攸年七八岁,忂曾醉,误伤攸耳,而攸出入游戏,常避护不欲令忂见。忂后闻之,乃惊奇夙志如此[1]P286。从这里我们知道荀攸七八岁就知道用谋略保护自己了。
荀攸善谋,更善于自防,这和许攸形成鲜明对比。许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善。初平中随绍在冀州,尝在坐席言议。官渡之役,谏绍勿与太祖相攻,语在《绍传》。绍自以强盛,必欲极其兵势。攸知不可为谋,乃亡诣太祖。绍破走,及后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1]P337人有白者,遂见收之。官渡之战后,许攸跟随曹操平定冀州,立有功劳,但许攸拥兵自重,屡次轻慢曹操,称呼曹操小名,曹操表面上虽嬉笑,心里却很讨厌他。一次,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说:“这家人没有我,进不得此门。”[1]P337有人向曹操告发,于是许攸被收押,最终被杀。许攸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许攸的才能在三国众谋士中应该排在中上,虽然他很能够权衡利弊,但是他没有将谋略用在防身上,故最终没有善终。
五、推美让功,不尚虚名
荀攸深知曹操忌疑,故大智若愚,把自己谋划的奇策都推给曹操。《三国志·魏书》有载:“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弟子莫不如斯信。”[1]P289荀攸姑母的儿子辛韬问荀攸帮助曹操夺取冀州的经过,荀攸回答说:“佐治为袁谭乞降,王师自往平之,吾何知焉?”[1]P290此后辛韬和内外的人都不敢再问荀攸***国大事了。荀攸出谋划策,功勋卓著,有目共睹。而荀攸对内外绝对不张扬,不炫耀自己,不管他是谦虚还是怕惹祸,但达到的效果是巧妙地处理了自己与曹操及同属的关系。曹操视荀攸为社稷之臣,从荀攸受到信赖的程度来看,他处理人际关系确有其独特之处。
“攸与钟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复思维,自谓无以易;易咨公达,辄复过人意。’公达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唯繇知。繇撰集未就会薨,故世不得尽闻也”[1]P290。荀攸先后画奇策十二,为什么只有钟繇知道?荀攸死于公元214年而钟繇却亡于十六年后(公元230年),在这十六年里,钟繇有足够的时间却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其原因何在?是荀攸遗嘱有意保留,是怕锋芒外露,还是有其他原因?后世之人不得而知。但荀攸为人低调,不夸耀自己,有功归于曹操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见,在特殊时期,准确定位,审时度势,善于藏拙,将谋略用到防身上,推美让功,不尚虚名,不失为一种生存的手段,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学会为人处世之道。荀攸立身处世的方法、技巧,仍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晋]陈寿.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荀攸传篇2
【关键词】晋武帝;贾充;卫瓘;贾南风
祝总斌先生在《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中提出,八王之乱的原因在于晋武帝选择太子的失误,本文拟将其推进一步,认为八王之乱的爆发实与贾妃南风关系重大。但是晋武帝本来属意卫瓘之女,却在最后决定纳贾充长女,其间曲折不得不考虑。晋武帝之立贾南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以奉司马昭系统的决然和贾氏在朝中的势力。
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初,武帝欲为太子取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太子妃,也是将来的一国之母,家族背景是比自身容貌才德更为重要的因素。武帝对两家女儿有如此了解,心中已有计较,终不得不弃卫选贾,概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其一,贾充作为豪族代表,既是朝廷新贵,又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晋书》卷四十,列传第十贾充传“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阳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充少孤,居丧以孝闻。袭父爵为侯。”卫老师在《汉魏晋皇权禅代》中提出:“豪族阶级是两汉爵民系统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一个社会阶级,他们运转巨大财富,带有侠气,并且都是大姓。豪族有平民豪族与贵族豪族……势豪以位不以权,权豪以权不以位。势豪是二十等爵制中的列侯层面,权豪在东汉中期为外戚。在东汉后期又加入宦官,东汉***权因此有二物。”由此观之,贾充是豪族中的势豪无疑。但是势豪代表人物进入中枢,受命宰相,就不单单是有“位”了。“拜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参大将******事,从景帝讨毌丘俭、文钦于乐嘉。帝疾笃,还许昌,留充监诸***事,以劳增邑三百五十户。后为文帝大将***司马,转右长史。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欲伐吴,阴查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及还,白帝曰:‘诞再在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今征之,反速而事小;不征,事迟而祸大。’帝乃征诞为司空,而诞果叛······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户。迁廷尉,充雅长法理,有之称。转中护***,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擬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蹕。及常道乡公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增邑千二百户,统城外诸***,加散骑常侍。····时***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贾充在晋代卫和巩固***权中出力颇多,尤见重用。而他在晋武帝即位这件事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文帝在龙驭宾天前专说此话,有暗示武帝重用之意。“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及受禅,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
贾充是新朝显贵,朝中一批官员聚集在他周围。其中最重要者有荀顗、荀勖、冯、羊祜等。冯传中“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充女之为皇太子妃也,有力焉”,荀顗、荀勖与之相近,不再赘引。“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祖续,仕汉南阳太守。父,上***太守。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且羊祜手握***权,当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请求让贾充外调时,羊祜密启留充,及是,帝以语充。充谢祜曰:“始知君长者”。且颍川荀氏、泰山羊氏都是大姓士族,聚在豪族的贾氏周围。
而贾充与皇室宗亲和外戚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首先,贾充长女适齐王攸,原来的贾充在武帝选继任时未有表态,因为齐王攸德高望重,又是女婿,若攸为帝后,自己有外戚身份。可能这也是武帝用任恺、庾纯言的原因。一旦贾充外调,远离京师,以“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荀勖等人的权力地位就会受影响。此时的贾氏集团向武帝抛出信号,请求结婚于太子,如此一来,无论谁人即位,贾氏总能保全。其次,贾充之妻郭氏赂于杨后,主动示好,许以尊位高权,取得了皇后的首肯。若齐王即位,后以帝嫂身份不可能居太后之位。所以“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其三,后父杨骏“素与瓘不平”,在立太子妃一事上应支持的是贾充。
其二,卫瓘身为士族,功勋卓著,但是长期外镇,在朝中势力不及贾充,且同为士族的其他朝臣在武帝立妃之前,也就是泰始八年之前多已身故。
《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卫瓘传“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也。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父顗,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袭父爵闵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按《汉魏晋皇权禅代》“东汉士族就是平民豪族中的仕豪……东汉中后期,士大夫职业中出现一些累世专供一经,通过经明行修入仕形成一批累世公卿的家族”观之,则卫氏为士族。下列卫瓘所任职务,可知瓘长期外镇。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事,行镇西将***,给兵千人”
“泰始初,转征东将***,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青州牧”
“泰始七年秋八月除征北大将***、都督幽州诸***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
而“泰始二年夏五月壬子,骠骑将***博陵公王沈卒”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
“泰始七年271钜鹿元公裴秀卒”
这样使得卫氏在朝中势单力孤。且尚有一事不明,即太康初年“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
两相对比,则卫氏不及贾氏。其实最为紧要的还是武帝一心一意要以衷为太子,始由于贾前妻长女适齐王攸为妃,帝听任恺、庾纯言使贾崇外镇关中,贾在立储问题上也一直态度暧昧,武帝选卫瓘这一士族力量助司马衷辅***。但是卫瓘长期远离京城,朝中势力不足与贾充抗衡,亦有相当风险。此时贾氏集团为将来长久之计,选择支持司马衷,加上杨后的枕边风和外戚势力,羊祜求情,武帝在不得已选择冷更为合适的贾氏,以求百年后晋祚得以绵延长久……所以“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
但是贾南风不是一个养在深闺的大家闺秀,她更没有三从四德的观念。“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暴戾无德,“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且荒***放恣。这样的行为难当国母之任。这让原本就欲选择士族合作的武帝起了废妃之意,但是“充华赵粲从容言曰: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当自差。愿陛下察之。其后杨珧亦为之言曰:陛下忘贾公闾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废。”这时贾充已死,在朝中势力尤让武帝忌惮而不敢断然废其女。在外戚杨氏把持朝***,宗王势力逐渐抬头的情况下,再加一个有野心的贾南风,“纯质”太子是无法应付的。
西晋***权是一个士族***权,却未能选一个士家大族之女为妃,转而求豪族贾氏之后。西晋的灭亡与八王之乱有直接关系,而八王之乱又与贾南风关系密切。晋武帝不得不选择豪族合作,立贾南风为妃可谓是祸端的源头。这时的士族力量还未真正的成长起来,直到东晋是才形成皇权与士族的共治。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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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昉编集.太平御览,四部丛刊本[M].上海书店,1985.
[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荀攸传篇3
《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为正面人物;以曹操、司马懿等为反面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反面形象是通过对其奸诈、残忍的描写来体现的。但作者并未对曹操一味地进行丑化,相反在字里行间对其优点给予了充分肯定。
除了曹操在杀反对他的汉室忠臣(甚至是皇后)时手段毒辣和不择手段及对汉献帝的不臣态度被世人骂为奸臣外,通过粗读《三国演义》,笔者发现,曹操具有八大优点,这些优点是得到《三国演义》的作者充分肯定的,也应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肯定与赞赏。
当然,笔者并没有为曹操翻案的意思,他的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因功掩过,也不能因过掩功;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曹操真的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优点也是值得有识之士学习的。因为,我们学习的是优点,而不是其丑恶。曹操的八大优点是:
一是不畏权贵,***如山。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郞,除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权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当时蹇硕与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候览、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深得皇帝宠信,把持朝纲,权势薰天。在十常侍势力最盛的京都洛阳,一个小小的北部尉,杖责蹇硕之叔,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非常的胆量,没有不畏权贵,***如山的硬汉子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曹操的这种精神令人佩服!
二是嫉恶如仇,义讨董卓。董卓弄权,天下共愤。曹操欲为天下人除害,先是屈身事卓寻间***之,后向司徒王允借宝刀一口,欲借拜见董卓的机会刺杀之,被董卓发现后假托献刀而脱身;回到陈留后念念不忘除奸之事,在当地孝廉卫弘的帮助下,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二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更收得乐进、李典、夏候惇、夏候渊、曹仁、曹洪等大将。四方送粮食者,不计其数。为师出有名,曹操先发矫诏,驰报各道,并作檄文以达诸郡,十七路诸候起兵响应,形成十八路诸候共讨董卓的大好局面。在推选盟主时,为完成讨伐董卓大业,做为发起人的曹操却一力推举“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袁绍做了盟主。经过虎牢关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经典战役,迫使董卓为避战而劫天子迁往长安。不能不说是曹操的一大功绩。而后,在袁绍按兵不动,其他诸候皆无战心的情况下,曹操引兵万余,领夏候惇、夏候渊、曹仁、曹洪、乐进、李典等,星夜来赶董卓,虽中伏失败,但这时其忠君爱国,奋不顾身义讨权奸董卓的义举令人击节赞赏。至于曹操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托汉相、实为汉贼,自己也成为权奸则是后来的事了。但当时,他的举动和言辞确实是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
三是不计门第,求才若渴。在虎牢关,董卓手下大将华雄连斩诸候大将,众皆失色的情况下,时任平原县令刘备手下马弓手的山西大汉关羽大呼请战,袁绍袁术因他地位卑微而不允。曹操却不以地位、门第高低而贬低其个人的能力,极力赞赏和保荐关羽出战华雄。并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羽温酒斩华雄后,张飞要求杀进关去,袁术嫉妒其关羽的功劳,摆官架子欲将其赶出帐去。曹操曰“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充分表达了其不计门第,求才若渴的心情和立场。在刘关张退下后,曹操又暗使人赍牛酒抚慰三人。不使三人因地位受到歧视而泄气,从而在三英战吕布中一鼓而胜。随后曹操又按照此原则,招到了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满宠、吕虔、毛蚧等文臣,于禁、典韦、许禇、徐晃、张辽、张郃、庞德等武将。特别在对关羽的招降上更是煞费苦心:不仅答应其三个近乎苛刻的条件,而且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候赐爵,在关羽为寻找刘备过五关斩曹营六将后,仍派张辽专程赶去告诉夏候惇不准追究,对关羽恩遇可谓是天高地厚。虽最终没能使关羽成为曹操手下的一员大将,但关羽却为其立下了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的大功;在华容道又让本是笼中鸟的曹操逃脱了大难,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有,曹操对人才的态度是极为尊敬和欢迎的。在官渡之战中,袁绍的谋士许攸因袁绍不听己谋而投奔曹操。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以故友相待,不以名爵相上下。从而感动了许攸,向曹操献计劫乌巢之粮,扭转了官渡之战的战局,反败为胜;在刘表的二儿子刘琮率领手下投降曹操,献了荆州后,曹操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其重视人才、求才若渴的心情可见一斑;蒋干引寄寓江东的凤雏庞统到曹操寨中献连环计时,操闻凤雏先生来,亲自出帐迎入,并虚心向其求教。统献计后,操即时传令,唤***中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锁住船只。当庞统说自己欲凭三寸舌说江左豪杰之士来降曹操时,曹操马上许诺“先生果能成功,操请奏闻天子,封为三公之列”。
这比孙权见庞统面貌丑陋而不喜,听其言语傲慢而不欢,誓不用之;刘备起初只让其做一个百里小县的县令有天壤之别。其手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曹操当时已是八十三万大***的统帅,眼看就要统一天下了,功高志骄之际对人才的态度如此谦恭,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试想,如果不是***治观点不同,谁不想投奔这样的明主呢? 四是以身作则,很少扰民。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调遣兵将,自统大***兴兵讨伐张绣。行***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悚然,无不懔遵***令。”这是曹操以身作则不扰民的典型事例。不仅此次不许***士扰民,除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时,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曹操纵容大***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外,《三国演义》中很少有曹兵扰民的画面。在征张绣的过程中,曹操的宗族爱将夏候惇所领青州之兵,乘势下乡扰民;平虏校尉于禁即将本部***于路剿杀,安抚乡民。曹操弄清原委后不仅不偏向自己的宗族夏候惇,反而赐并非宗族的于禁金器一副,封益寿亭候,并责夏候惇治兵不严之过。在东汉末年,***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无论其***治立场如何,能够做到兴兵尽量不扰民,从而赢得民心的人并不多见,这一点曹操可以和刘备所推崇并实践的人和相媲美,除为维护汉室江山和皇帝的权威,一些忠义之士***谋杀曹操外,其根据地内的人民很少叛乱,尽量不扰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论文曹操的八大优点:从《三国演义》学习到的来自
五是不计前嫌,顾全大局。曹操的父亲曹蒿被徐州刺史陶廉的部将张闿在护送途中杀害,曹操率兵攻打徐州欲报父仇。刘备与陶谦无亲无故,却在孔融的怂恿下率关羽张飞并到公孙瓒处借赵云和2000人马共5000兵马到徐州救援。在陶谦的再三推让和表荐下,刘备不费一兵一卒做了徐州牧,且收留了被曹操打败的吕布,可以说是与曹操结下了不小的仇怨。但当吕布和刘备反目成仇,刘备被吕布战败投奔曹操时,曹操却待以上宾之礼。并表荐刘备领豫州牧,以兵三千、粮万斛送与刘备,结果是刘关张在其擒杀吕布的战役中很出了一把力。如果曹操在刘备兵败投奔自己时因前仇而杀之,不仅会失去天下英雄投靠之心,而且擒杀吕布的战斗也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毕竟刘关张替他把守一方,使吕布不得突围而走。至于刘备终成大患,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则是后来的发展了。还有,在和吕布的战斗中,曹操曾被吕布手下的大将张辽追杀。但当张辽被擒,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时,曹操却因其忠义而亲释其缚,取衣衣之,并拜为中郞将,赐爵关内候。如果当时曹操为泄一时之愤,将张辽一剑杀却,就会失去一员智勇双全的大将,就不会多次因张辽而脱险,更不会有以后的张辽威震逍遥津,战孙权独当一面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对张济之侄张绣的不计前嫌。在讨伐张绣的过程中,张绣降而复叛,曹操兄长之子曹安民被砍为肉泥,长子曹昂被乱箭射死,爱将典韦被乱***戳死。但当曹操和袁绍同时招安张绣,张绣同贾诩赴许都投降曹操时,曹操却握住张绣的手说:“有小过失,勿记在心。”遂封张绣为扬武将***。为顾全大局,曹操连折侄伤子、痛失爱将的大仇也搁置一旁了,其大度可想而知。与刘备因关羽之死而置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于不顾,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的冲动相比,二者的高下一比便知。
荀攸传篇4
【关键词】曹操;能臣;奸雄;评价
大凡熟悉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治家、卓越的***事家、出色的诗人。然而,长期以来,曹操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一直是个反面形象。譬如:京戏中的曹操就是个花面的奸臣。这是为什么呢?
难到是受《三国演义》影响吗?答曰:是也,非也。《三国演义》一开头作者就借书中人物许劭之口品评曹操道:“乱世之奸雄也”。可您千万别忘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治世之能臣”。由此可见,在作者罗贯中眼里,曹操不仅是个“奸雄”,而且还是个“能臣”。可为什么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多数人只注意到曹操的“奸”,而不注意其“能”呢?
历史上的曹操其实是这样的:富有雄才大略,深谋远虑;治***严谨,驭众有方;善韬略,有胆识,也能吟诗……这些我们暂且不谈。试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是如何塑造曹操形象的。
无可争议,作者罗贯中在创作中是有倾向性的――拥刘,想把曹操塑造成奸雄形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责难作者,这是时代的局限。由于曹操特殊的历史功绩,再加上一些大是大非的历史事件不能随便捏造,作者罗贯中注意到了这些方面。只是作者在创作中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根据历史、注本、民间故事等进行改编和想象,大胆再创造,即进行必要的文学加工,塑造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曹操形象。那么作者究竟是怎样塑造的呢?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一、“奸雄”
所谓“奸雄”,就是“奸而雄者”。曹操从小就奸猾。其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曹操出生成长于一个宦官家庭,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鬼点子和坏主意太多,所以《三国志》说 “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由于作者罗贯中所处的是封建时代,他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必然受当时的传统观念影响,进而影响到创作。因此,作者塑造的曹操形象就必然有其“奸”的一面。也只有这样写,作品中的曹操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那么,作者在小说中是如何塑造“奸雄”曹操的呢?
首先,作者着力刻画了曹操的诡诈。如小说第一回,作者在介绍曹操时,即说他年幼“有权谋,多机变”,并写了他如何“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从而达到装病诬叔的目的。然而,对于曹操的诡诈,作者没有止笔于此,还写了他这种性格的进一步发展。官渡之战中,面对刚从敌营投奔过来的许攸,曹操首先赤脚相迎,进而以礼相待。然而,当许攸问及***粮储备的情况时,曹操却是一连四次撒谎,特别是第四次撒谎,又俯耳,又低声,装得极象真的。尽管这四次撒谎都失败,曹操还是终未讲真话。这足以说明曹操诡诈的个性,而且这种个性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次比一次深化。
其次,作者刻画了曹操的残忍。曹操在行刺董卓未成后,逃到了父亲的结拜弟兄吕伯奢家。当他听到后面草堂有磨刀声,又偷听到“缚而杀之”这句话,就闯了进去,不分男女,一齐杀光。可就在他搜查到厨下时,发现一头猪被捆着,才知道误杀了好人,急忙上马逃走。路上恰巧碰见吕伯奢骑驴打酒回来,对曹操热情挽留。“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这里曹操无辜杀死吕伯奢一家,在曹操的一生中虽只是个小插曲,但他的残忍却由此窥见一斑。后来,曹操为父报仇,兴师杀奔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由是:“操大***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曹操之残忍确实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再次,作者还有意识地将曹操的诡诈和残忍结合在一起写,如曹操在讨袁术过程中,有“借头压***心”这一节。
……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 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法。”于是众怨始解。
这里,曹操的残忍和诡诈汇合一处,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实,从“做什么”上来看,曹操杀个小小的仓官,这并不惊人,惊人的是他“怎样做”。他不仅嫁祸于人,还居然把杀头叫作“问汝借一物”。如此令人颤栗的个性化的语言也只有诡诈、残忍成性的曹操才能说得出。同样,也只有他才能这样不动声色地炮制这样的杀人案。此举强化了曹操在人们心目中的“奸雄”形象。
最后,作者还描写了曹操的虚伪。曹操早有称王之心,许田打围,曹操遮于天子之前近受群臣呼“万岁”之礼,便可见端倪。曹操平定汉中地以后,群臣表奏献帝,认为曹操宜进爵为王。献帝无法,只得让钟繇草诏,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于此时却“假意上书三辞”,可“诏三报不许”,曹操才“拜命受魏王之爵”。如此“君欲取之,而必为之辞”,岂不虚伪?曹操和蜀兵交战,正进退不得之时,主簿杨修解其“鸡肋”口号之意,却成了曹操的刀下之鬼。表面上是杨修“造言乱我***心”,实质却是因为平时“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这样写曹操的虚伪实乃绝妙之笔。乱我***心者斩之,谁还会责怪曹操呢?
至此,作者也完成了对“奸雄”曹操的刻画。
二、“能臣”
作者首先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治世之能臣”形象,写他具有非凡的***治才能和***事才能。
曹操善于选才。他手下的谋士名将,有的是从民间征得的,如刘晔、郭嘉;有的是从敌营投奔过来的,如许攸、张颌;有的是俘虏过来的,如张辽、陈琳。这些人后来大多屡建功勋,为曹操平定北方出了不少的力。
曹操还具有非凡的***治远见。“挟天子令诸候”我们且不说,单说“煮酒论英雄”那一幕,作者把曹操那从容的谈笑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曹操的谈笑中翻卷着群雄割据时代的***治风云,他就象凌空飞翔的雄鹰一样,鸟瞰着乱纷纷的赤县神州,清晰地看出各种人物的优劣,预测各种矛盾发展的趋势,还充满自信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后来天下形势的发展,确也大都证实了曹操的看法。
曹操在作战中有着超人的胆识,这是他能够取得官渡、柳城、等战争胜利的前提。尤其是官渡之战,曹操的兵只有七万,而袁绍的兵号称七十万,实力悬殊相当大。而当曹操在征求到谋士荀攸的作战意见后,“曰‘所言正合吾意’。遂令三***鼓噪而进”。这说明,曹操在征求谋士意见前,自己也是下定了决心打这场战役的。
曹操在战争中善于用人,这是他取得胜利的关键。战争中,曹操往往能集思广益,发挥谋士的作用。还拿官渡之战来说吧!袁***进至官渡后,筑土山,立高橹,居高临下,用箭乱射曹操***营,***士惊惧。曹操忙向谋士求计,并采纳了刘晔的策略,“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分布营墙内,正对着土山上云梯。侯弓箭手射箭时,营内一齐拽动石车,……由是袁***不敢登高射箭”。当袁***改为暗掘地道准备直透曹营时,“曹操又问计于刘晔”,合计掘长堑以阻敌***深入。当曹操“***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未决,乃作书遗人赴许昌问荀或”时,是荀或的“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劝阻了曹操,使其坚持到胜利。当决定去截击袁***粮车时,在用将问题上,曹操又是在征求了荀攸的意见后才将这一作战任务交给徐晃的。后来火烧乌巢的关键行动,更是大胆地采用了刚从敌营投奔过来的许攸之计。此前,曹操有赤脚迎许攸礼贤下士的千古美谈,我们就不再细述了。总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曹操赢得了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再一次谱写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篇章。曹操在战争中体恤将士,赢得了人心。他甚至对犯错误的士卒也能给予宽待。官渡之战胜利后,曹***缴获了袁绍的一批书信,其中有动摇的曹***将士暗通袁绍的信件,曹操部下有人建议需加追查,曹操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掉,并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曹操治***严谨,体贴百姓,这是曹操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在率领大***讨伐张绣的征途上,曹操见麦子已经黄熟,就下达了一条铁铮铮的***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由是:“百姓闻喻,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表现了曹操体恤民力,与民无忧的策略。但就此以后,不久,曹操的马受惊,踏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经劝阻,曹操才改为割下自己的头发,“于是三***悚然,无不懔遵***令”。曹操的这“割发代首”之举充分显示出曹操严于律己,带兵有方,富有谋略的***事家形象。
曹操在战争中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这又是他取得战争胜利的直接原因。曹操统***打仗,总能集中兵力,力避两面作战,在经过精心选择后决定攻守的方向。建安二十四年初,曹操决定暂时放弃与刘备在汉中的对峙,率***回长安,继而东向。在眼前,他丢掉汉中,好像是丢掉“鸡肋”一样可惜。但从当时的战争全局来看,他却能集中兵力对付荆州方面,这是很恰当的。后来襄阳、樊城之围能解,证明了曹操选择的正确性。
另外,曹操指挥作战,常使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或作壁上观,使敌自斗,从中获利。这些在曹操逐鹿中原的战争中运用得尤为精彩。袁绍死后,曹操率兵占了黎阳,追至冀州,却久攻不下。于是,曹操用了郭嘉的计策,等袁氏兄弟火并后,才又率***杀过黄河,占领冀州。同样的例子还有:曹操用计离间了韩遂和马超的关系,打败了西凉兵;离间孙刘而大败关羽等。
三、客观评价
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不过,这个英雄又同时被看作奸雄。曹操年轻的时候,曾经被预言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这样理解: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其实曹操是想做能臣的,他有乱世的***治远见和豪迈气概,集中表现在他迎奉天子迁都许县这件事上。决定着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官渡之战,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时他有容人的大度,刘备兵败,曹操招降关羽,关羽与曹操立下三约,其中有一: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曹操允诺。后来关羽知刘备在袁绍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曹操虽然不愿放行,且关羽又斩了他的将士,但终因与其有约,不但不予追究,还派张辽“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奸诈的曹操竟有如此有信义,确也难能可贵。他有诗人的气质,《观沧海》可见一斑,曹操的最后遗嘱,特别是如何对待诸侍妾,使人们看到的似乎不再是一个纵横沙场几十年的魏王曹操,而是一个绝对平民化的临终老者形象。
另外,为了展现曹操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作者还在一些细节处写了曹操的其它方面。曹操刺杀董卓未成,以献刀为名,巧妙逃脱,可见他机敏;与张济之妻邹氏寻欢作乐,激起张绣再反,可见他好色;和马超之战,割须弃袍,可见他识时务。……
综上所述,作者不仅展现了曹操性格的主要方面,还写了曹操性格的次要方面,显示了曹操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复杂性。细心地人不难发现:作品中的曹操有时豁达大度,有时却又心胸狭窄;有时礼贤下士,有时却又嫉贤妒能;有时能集思广益,有时却又刚愎自用……所有这些,看似矛盾,实质上作者正是从这些性格的对立刻画中让我们更能感觉出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因为这个形象是立体的、丰满的。
曹操在历史上曾接受枣祗和韩浩的建议,搞过屯田制,这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过重要作用;另外,曹操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小说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却提得极少,不能不算遗憾。但如果以此责难作者,否认曹操形象的真实性,我则不以为然。因为《三国演义》毕竟不同于《三国志》,正如文学不同于历史一样。
和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刘备、诸葛亮相较,鲁迅先生早有言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我以为然。其他人物,如关羽,就有点神化了;周瑜心胸太狭窄;鲁肃太老实……给人感觉反倒不真实。
曹操虽“奸”,但他是“雄”,是“能臣”,且并未“乱世”。他是一个统一北方的实际领导者,正如曹操自己所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仅见其“奸”,不仅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缺乏了解,而且也是对《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的曲解。
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出色地塑造了曹操形象,这个形象既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也不同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象,而是一个艺术真实的曹操。
参考文献
[1]《三国志》v陈寿w
[2]《三国演义》v罗贯中w
[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v鲁迅w
荀攸传篇5
[关键词]裴秀;官制;五等爵制;玄学名士
一、由魏臣到晋臣
据《晋书》本传,裴秀起家是由渡辽将***丘俭将其推荐给大将***曹爽,曹爽辟其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曹爽被诛杀后,以故吏免。不久以廷尉正起家,先后做了司马昭的安东及卫将***司马,受到司马昭的重用,升迁为散骑常侍。后来司马昭讨伐诸葛诞、立常道乡公,裴秀积极为之出谋划策。诸葛诞反叛是亲曹派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事例之一,司马昭派贾充劝说诸葛诞时,诸葛诞回答:“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1),其亲曹反马性质极为明了。立常道乡公是司马氏绍魏建晋的一个关键步骤。裴秀积极参与这两次事件,表明他已经由魏臣转变为了晋臣。
亲曹派与亲司马派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朝廷中的明争暗斗。徐高阮先生对此曾有深入分析:“晋朝***府里的亲曹力量并不完全掩饰他们的面貌。武帝一朝的不断的***争听得见对于司马氏的谋篡的陈迹的公开诉讼。……何、贾的事业与晋室的兴起有那样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晋朝有那样的权势、地位,(裴)秀为他们前后拟的恶谥就不能不说足以表示一种总不只是一个人的对禅代的不满与遗恨。秀能够两次发泄这样强烈的情绪,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徐高阮先生认为,山涛、羊祜、阮籍、张华等人,都属于这一阵营。(2)虽然裴秀的举动并没有像贾充、成济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但当时歌谣:“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表现出了时人对裴秀的态度。
裴秀除了在魏晋嬗代中有积极表现外,他在司马炎定太子一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司马师没有儿子,将帝位传给了弟弟司马昭。司马昭死前有意将自己的二儿子、已经过继给司马师的司马攸立为世子。但当司马昭与大臣讨论立嗣问题时,许多大臣都拥护司马炎。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晋书》卷四《贾充传》:
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晋书》卷四三《山涛传》:
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
由以上史料可知,正是裴秀、贾充、山涛等人的积极支持,才使得司马昭最终将司马炎定为太子,这几个人后来也都得到了司马炎的重用。裴秀在魏晋嬗代中的积极表现及他坚决支持司马炎是他能在魏晋***局中发挥作用的***治基础。
二、高平陵与裴秀
魏景初三年(239)明帝曹睿去世,司马懿受遗诏与曹爽共同辅***。正始十年(249)正月,魏帝曹芳与曹爽到高平陵(今河南洛阳东南)祭扫明帝曹睿陵墓,司马懿趁都城空虚发动,诛灭曹爽及其亲信,自此,曹魏******大权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
高平陵成为了裴氏家族在***治上的重大转折点,在这次司马氏家族与曹氏家族争权夺利的事变中,在裴秀由魏臣转变为晋臣过程中,做出了对于裴氏家族发展更为有利的历史抉择,这种现象在魏晋时体现的特别明显,就是“为家族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么,裴秀在高平陵中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除了上文徐高阮先生所说的裴秀为他们前后拟的恶谥以外,我们可以从桓范的例子来说明裴秀在魏晋嬗代中所起的作用。桓范是曹爽集团中少有的智囊人物,与曹爽的关系也不很亲密:“(桓)范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真辅***,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敬之,然不甚亲也。”(3)所以桓范从一开始就是司马懿极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范犹豫再三,还是投奔了曹爽兄弟,等到曹爽被诛,落得了“夷三族”的下场。
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司马懿集团在各个方面是早有准备的,而人才因素是发动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当时曹爽集团人才的数量要比司马氏集团多,但这并不表明曹爽就强大多少。之所以有很多士人聚到曹爽门下,是因为曹爽把持朝***,加之当时还是曹氏天下,所以不得不依附于曹氏。我们从史料来对比曹爽和司马懿两人作为,看不到曹爽有什么***绩。而司马懿,战功赫赫,***治形象好,是“朝廷之望”。外表谦恭卑让,内心阴险毒辣,并对朝中官员极力拉拢。而当时的士人不可能觉察不到胜利的天平明显的倾向于司马懿集团一边,而裴秀等人的不作为恰恰是司马懿最想看到的,其实也就间接的帮助司马懿取得了胜利,而裴秀就是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其他的还有像鲁芝、王沈、郑冲等。《晋书》中我们看到这些人“曹爽被诛,以故吏免”,但后来皆被重新征兆任命,成为西晋的新贵,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这是曹爽下属与司马懿的里应外合。
三、改官制与建五等爵
曹魏咸熙年间(264年―265年),司马昭对礼仪、法律、官制等典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改革官制及五等爵制两项内容是由裴秀主持进行的。
《晋书》卷二《文帝纪》:
(咸熙元年)秋七月,帝奏司空荀定礼仪,中护***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于是封秀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对于裴秀主持的官制与五等爵制改革的成就及意义,阎步克先生曾指出,“在咸熙年间,司马氏组织制定了官品制度,它比汉代官秩更为清晰合理,逐渐成为官阶制的主流而沿袭千年以上。同时以周制为本而恢复五等爵制,这对汉代的爵制是一大变革,又影响了以后的历代爵制。”(4)晋武帝之所以让裴秀负责修订官制、建立五等爵制,主要是因为裴秀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如上文所述,祖父裴茂是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是曹魏尚书令。在特别重视家学的魏晋时代,裴秀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肯定受到了很多有关***治方面的教育。所以,他在任期间的很多官制改革都受到了众官僚的认可。到晚年,还给晋武帝写了“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5)”的奏章,只是没有来得及上奏就去世了。另外,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典治官制》(6)。
四、玄学方面的表现
裴秀自幼好学,有风操,八岁便能写出不错的文章来。他写有《易》及《乐》论,只可惜这两部著作都没能流传下来,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在玄学方面到底有哪些具体贡献。但我们可以透过相关史料获知其在西晋玄学名士群体中的地位。
裴秀的叔父裴徽是正始玄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经常有宾客拜访他。裴秀十多岁时,拜访裴徽的宾客都要拜访裴秀。当时人给予他“后进领袖有裴秀(7)”的美称。渡辽将***丘俭将其推荐给大将***曹爽时的评语是“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8)丘俭显然是将裴秀作为一位极具才华的玄学名士像曹爽推荐的。当时另一位玄学名士山涛与裴秀的关系非常好,“及羊祜执***,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9)山涛与裴秀相互融洽的基础之一应该是玄学。另外,裴秀的死因是因为服寒食散,而服寒食散是玄学名士的重要习惯之一。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裴秀应该是西晋玄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儿子裴则是清谈名士中具有理论形态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裴的成就应该与其受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注释:
(1)《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65页。
(2)徐高阮:《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41本。
(3)《三国志》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
(4)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第122页。
(5)《晋书》卷三五《裴秀传》,第1041页。
(6)《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文章序录》,第673页。
(7)(8)《晋书》卷三五《裴秀传》,第1038页。
荀攸传篇6
关键词:《三国演义》 郭嘉 秘书 职业能力
秘书是一个具有严格能力要求的职业。参谋助手、承上启下、协调服务、调查研究,是秘书工作的几项基本职能。秘书之职重在能力,要顺利履行这些职能,就要求秘书人员具备良好的参谋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与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等。三国争霸,英雄辈出。对于各路英雄来说,拥有高明的谋士至关重要。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手下的郭嘉作为其首席谋士,为曹操统一北方出谋划策。他优秀的秘书职业能力对秘书学专业的同学以及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员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以郭嘉为例,探析其秘书职业能力对我们的启示。
一、良好的秘书职业参谋与观察能力
作为秘书人员,要以敏锐的观察力抓住工作中的关键环节,经过深思熟虑,形成有价值的参谋意见。观察是秘书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作为秘书不仅要观察到领导的一举一动,也要观察到工作面临的整个局势。郭嘉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所展现的参谋和观察能力,对秘书人员具有启迪意义。
(一)参谋能力:运筹帷幄,屡立谋功
秘书人员具有“外脑”职能,要有领会上司意***的聪明才智。“参”到点子上,“谋”到关键处。郭嘉投奔曹操,步入他人生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郭嘉运筹帷幄、知人论势的战略眼光,往往成为曹操决胜的关键。在第十八回中,官渡之战前,郭嘉为鼓舞上司曹操、振奋士气,提出十胜十败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1](P153)这是郭嘉分析局势、制定战略的经典例证。郭嘉从十个方面,包括***治措施、***策法令、组织路线以及统帅个人的修养、文韬武略等,全方位阐述曹操必胜袁绍的理由。从十胜十败论可以看出,郭嘉不仅是一位临事献策的谋士,更是一位具有全盘考量、战略构想的***事奇才。他的这篇雄论,实际为曹操集团统一北方提供战略规划。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作为秘书一职的郭嘉具备超人的参谋与观察能力。
官渡之战,郭嘉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果说荀攸、许攸等谋士在这场战役的技术层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那么郭嘉便是这场战争策略把控的总参谋长,为领导解决了实际困难。回顾此战,郭嘉先前已有胜算。但战役的实际进行要复杂得多。郭嘉对可能促成战役胜败的各方力量进行了权衡,对其主导人物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袁绍一派自不必说,这是主要对手,此外还有刘备、孙策、刘表等厉害角色,他们个个都有改变局势的实力。官渡对决,曹操大破袁绍,郭嘉将秘书的参谋筹划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作管理日趋复杂,秘书部门作为领导的服务机构,秘书人员更应该如郭嘉般具备良好的参谋与观察能力,从而辅佐上司正确决策。
(二)观察能力:审时度势,察己知人
在面对突发问题时,秘书要善于观察能力的变化,能针对变化迅速做出判断、分析和概括,并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擒杀吕布一战中,郭嘉对战争局势观察入微,对袁绍判断精准,“徐州吕布,实心腹大患。今绍北征公孙瓒,我当乘其远出,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绍,乃为上计。”[2](P154)建议曹操袭击吕布,个个攻破;而在曹操围城日久而无获之际,他提出“某有一计,下邳城可立破,胜于二十万师”[3](P163),劝曹操决沂、泗之水,一鼓作气擒杀吕布,这可谓一针见血;秘书不仅对外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也要时刻观察上司意***,做好参谋准备。对曹操,郭嘉也可谓了然于胸,二人性情相投,感情非比寻常。在双方僵持,士气颓废,曹操打算撤***的关键时刻,郭嘉敢于力谏,展现出其果决和勇气,这一点实在是曹操智囊团其他谋士所不及的。在后来的赤壁之战中,其实,荀等人也看出了周瑜的火攻之计,却都无力坚持劝谏。这就难怪曹操悲叹,倘若郭奉孝还在,就不会沦落至此了。
公元198年,刘备为吕布所败,投奔曹操,众人纷纷要求除掉刘备,唯郭嘉反对。虽然他早已看出刘备“终不为人下”,又加上关羽、张飞为之死战,“宜早为之所”,但是不主张杀备,而应将其软禁,是因为郭嘉知道杀刘备的后果很严重,不仅有损于当初起义兵的***治宣言,而且“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4](P139)起初,曹操力排众议,听从郭嘉,然而后来还是放走刘备。刘备一离开曹营就与曹操反目的事实强力地证明了郭嘉知人、度势的本领。在秘书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审时度势,知人善参,这样不仅有利于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会促进自身职业能力的提高。郭嘉知人论势的本领对当今秘书人员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二、优秀的秘书职业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能力
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能力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备能力,也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秘书人员身处神经中枢的重要地位,要懂得妥善处理单位内部与外部,单位各部门之间的人际关系。沟通协调是秘书工作中最重要、最经常的一项内容。郭嘉在日常办公中,处理与曹操或其他同事关系的表现对在现代社会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来说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一)人际交往:仁义明礼,善于处世
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能为秘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所以秘书应时刻注重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其中仁义明礼是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郭嘉注重仁义明礼更多的是源于他自身道德精神层面上的自我追求和约束,不似荀可以为了***事上、***治上的利益而将伦理道德弃之不顾,也不像孔明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霸占荆州不走;“郭嘉之仁,不似小说中刘备在‘仁’上表现出来的做作和虚伪,郭嘉之义也不像关云长在‘义’上表现出来的凛然和决绝。”[5]他于刚烈中带有人性的柔暖,委婉中带有***治家的果敢。在书中第十一回里,曹操借报父仇而进攻陶谦占领的徐州时,刘备谴史书递曹操,“劝令解和”。曹操看完书信后认为“中间有讥讽之意”,欲来杀使。此时郭嘉进谏:“刘备远来救援,先礼后兵。主公当用好言答之,以慢备心,然后进兵攻城,城可破也。”[6](P90)郭嘉的这个计谋一石二鸟,一来给自己留有余地,表明自己不是无礼无义之徒;二来在战略上可以起到分化作用。由此可看出郭嘉优秀的人际交往能力。
“郭嘉懂得八面玲珑的道理,他善识人心,应该说对他身边的人都非常了解,但他却隐而不露,在曹操与其他同事之间游刃有余。”[7](P127)试想,曹操对他比对自己的兄弟曹仁还要信任,如果他骄傲自大、锋芒毕露的话,那么在曹操集团内部,他就会有许多***敌,再加之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夺权力与尔虞我诈,那他就腹背受敌了。寄人篱下,就要隐忍不发。能在曹操手下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深得曹操信任,又能做到左右逢源。在现代社会中,此并非易事,而郭嘉几乎做到滴水不漏。其深谋远虑之智,为人处世之道可见一斑。对秘书而言,人际环境是其职能活动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是秘书发挥各项职能作用的舞台。而郭嘉能在三国这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无疑是得益于其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一点值得秘书人员终生学习。
(二)沟通协调:准确表达,等效沟通
在沟通交流工作过程中,秘书的准确表达能力是一门必修课,也是推进秘书机构工作有效进行的关键。郭嘉最初投奔的是在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袁绍集团,经过十几天的相处之后,郭嘉发现袁绍优柔寡断、好谋无决、不善用人,难以成就大业,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袁绍。后来在谋士荀的推荐下,郭嘉来到曹操身边,在曹操恐力不及袁绍之时,郭嘉起十胜十败论,字字珠玑,言之凿凿,准确表达。解除了曹操在对付袁绍这件事上的思想顾虑,为其统一北方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曹操事后赞叹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8](P155)而郭嘉也被曹操的英雄气概所折服,激动地说:“真吾主也。”[9](P155)从领导曹操的反应可看出郭嘉的强有力的表达。
在当代社会中,秘书不应该一味地听从领导意见,还要学会有效沟通,在恰当的时机和场合,用上司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劝说。缺乏正确的理解能力,乃至曲解、误解就会造成沟通交流等一切工作的障碍,就会给秘书工作带来较大的被动,甚至会给秘书工作机构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郭嘉作为谋士具备着良好的理解和沟通能力,每次都能在合适的时机,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说服曹操接受自己的建议,使得他的每一次意见都能被采纳而且取得成功。当刘备来投靠曹操时,有人发现刘备的狼子野心,建议曹操立即杀了刘备,以绝后患。郭嘉不是马上站出来表明态度,而是等到曹操来询问他的时候,他才发表自己的观点。郭嘉不是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是给曹操分析不能杀刘备的原因,通过说理的方式使曹操接受自己的建议。“文秘人员日常工作的上传下达,左右疏通都要讲究沟通艺术。”[10](P7)正如郭嘉所为,他并不是一味地给领导或下属灌输命令,而是讲究方式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加强各个部门的沟通,有条理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工作。
三、领会上司意***和恪守职业道德的能力
秘书人员最重要的职能是服务和辅佐,掌握上司心理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做出选择,以及最大限度地协助领导正确决策。职业道德是每一个人进入工作岗位后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品质,一个人践行职业道德的程度往往反映他对单位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郭嘉在其秘书职业生涯中就很好地诠释了它们的重要性。
(一)了解上司,领会意***
“由于秘书是被领导者,处于辅助地位,因此,为与领导达成默契,就要求秘书去适应领导。”[11]郭嘉作为曹操的秘书,对自己的领导有着充分的了解,在思想路线上与曹操保持高度的一致。郭嘉是一个不折不扣法家思想者的代表,而曹操本人也一直是法家思想的践行者,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统一。相同的出身使他们都走上了法家的道路。共同的价值观念,为郭嘉赢得曹操的信任奠定很好的基础。北海太守孔融一直践行着儒家思想。当孔融得知袁绍要攻打曹操的消息后吓得脸色苍白,急忙建议曹操和袁绍言和。在远征乌桓的时候,他也是个坚决的反对者。就是因为思想路线的不一致,孔融始终没有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郭嘉在日常生活习惯和爱好上也和曹操保持一致。作为曹操的重要参谋,他不仅在工作上与曹操配合默契,在私底下相处也很融洽。两人都热爱***事,经常一起研讨战术,私底下都喜欢喝酒,这些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到一起,使得郭嘉更好地获得上司曹操的信任。郭嘉作为三国时期重要的谋士,为我们现代秘书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提供了借鉴作用:必须建立在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作为秘书人员要充分了解上司,做到有的放矢,这样才能与领导形成主辅和谐的人际关系。
(二)恪守本职,遵守道德
秘书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要遵纪守法,恪守本职。“秘书的作风修养是对秘书职业群体的要求,也是对秘书个体的要求。”[12](P83)所以秘书人员还应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单位的形象和声誉,在任何人面前,在处理任何事上,都应表现出良好的思想文化和职业道德素养。郭嘉从27岁来到曹操身边,到38岁英年早逝,在这十一年中他一直兢兢业业,恪守一个作为“秘书”的职责,为曹操出谋划策。郭嘉经过连续几年的战斗生活,加上夜以继日的工作,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参加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最后郭嘉不幸倒在北征回归的路上,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士为知己者死”的赞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典范。
总之,要想做好秘书工作,文秘人员需具备以上参谋与观察、人际交往与沟通等职业能力,当然要想赢得领导的信任,就要把握领导心理,领会上司意***。在进行公务活动时,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也是秘书行业的必备素养。现代社会的秘书如果以《三国演义》中的郭嘉为榜样,培养自己的职业能力,提供自身职业素养,就一定能够在秘书工作岗位上有所成就。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常熟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三国谋士对秘书职业能力提高的启示――以《三国演义》中郭嘉、荀和荀攸为例”,项目编号:[2016117]。)
注释:
[1][2][3][4]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孔见:《多谋善断话郭嘉》,秘书工作,2007年,第6期。
[6]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崔中雷:《四大名著人物点评》,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9]罗贯中:《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龙志鹤:《文秘人员沟通艺术》,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
[11]王舒雅:《秘书之友》,秘书工作杂志编辑部,2008年,第12期。
荀攸传篇7
官渡之战中,坚定的自信心、强大的责任心和强烈的进取心,既是稀缺品也是必需品。曹操通过强化“三心”,成功化解覆灭危机,创下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用思想***治提升自信心。自信心不足往往与认识不到位有关。战前,袁绍雄踞四州,拥兵十万。而许昌的机动兵力仅万余,诸将“以为不可敌”,自信心严重不足。曹操遂召开了一次思想***治研讨会,组织荀或、郭嘉、贾诩,与孔融等人“殆难克乎”的主降观点进行思想交锋,厘清了两个论点。其一,袁绍“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将佐缺点明显,可善加利用,并不可怕;其二,已方具备度胜、谋胜、武胜、德胜,“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得道多助。最后,曹操总结说,袁绍“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为我奉也”,很有“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的大无畏乐观气概,使将士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
用压力传递激发责任心。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更谈不上责任心。迎战方针确定后,曹操立即授权臧霸在东线牵制青州兵力,派遣于禁驻延津协助扼守白马要塞,委派钟繇到西线安抚关中,主力则进驻官渡,通过压力传递来激发将士的责任心。当时,程昱驻守的鄄城正处于前线,仅七百兵力,曹操很担心其安危,欲增兵两千,但程昱说袁绍“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劝不要分兵。强大的责任心不仅弥补了***事实力的不足,而且促进持续创新,用投石车、挖沟堑等发明创造,成功地粉碎敌方楼橹空中打击、掘洞地下偷袭等多维度进攻,度过艰难的相持阶段,赢得了决胜的资格。
用率先垂范激发进取心。经过半年的***事对峙,到200年10月份,曹操在弹尽粮绝之际,恰逢许攸献火烧鸟巢粮仓之计。深入敌后烧粮极度危险,曹操亲率五千步骑,星夜赶赴鸟巢。粮仓守将淳于琼采取“退保营”战术拖延时间,而后方袁绍的增援骑兵已经在路上。危急关头,曹操拒绝部下“分兵抵御”的请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强攻,极大地激发了参战人员的进取心,“皆殊死战,大破琼等”。
“三心”不足虽有客观因素,但更多是主观原因。无论达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都离不开坚定的自信心、强大的责任心和强烈的进取心。圄
荀攸传篇8
刘邦的这番高论,不仅高度评价了张良,也把策划人的神奇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历代封建君王创业时期若得良臣辅佐,常有后人做“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的比喻。吕望即是姜子牙,著名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讲的是吕望于渭水河畔(今宝鸡)直钩钓鱼,等待受重用的机会,后来得与周文王会面,加入灭商立周的阵营,辅佐周武王建立了周朝基业。
早在周朝之前就有商初伊尹,出仕前躬耕务农,为见到商汤,不惜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后为成汤重用,委以国***,助汤灭夏。
自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谋士更有辈出之势,著名的有苏秦、张仪、曹刿、商鞅、魏无忌、伍子胥、孙武、吴起、管仲、孙膑、范睢、范蠡等。 秦汉时期的吕不韦、尉缭、范增、张良、陈平、李左车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程昱、贾诩、荀攸、庞统、鲁肃、郭嘉、荀彧等。大唐***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明初谋臣、***元勋刘伯温……。
***设谋臣,***设***师,已成古往今来组织常规。谋士市场化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现雏形,楚才晋用,谋士基本上摆脱了祖国疆域就业范围限制,至迟到了汉代就实现了职业化。
刘邦所依重的三杰,用今天的企业岗位设置来说,张良负责企划,萧何负责后援,韩信负责市场开发。
从谋士,到谋臣,到***师,策划在***事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刘邦把张良列为三杰之首,刘备把诸葛亮列为全***统帅,后由第一总监升至首席执行官。
所以,中国古代策划有两个坐标式的人物,一个是谋臣张良,一个是***师诸葛亮。如果说诸葛亮的业绩具有传说成分,而张良的业绩却是货真价实的。
汉留侯张良(字子房)出身韩国贵族,为报灭国之仇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失败后逃避通缉,隐居期间“一桥三敬履”巧遇黄石公,“孺子可教”,意外得到姜太公吕尚所著的《太公兵法》。再入反秦浪潮,只有刘邦能听懂他的奇谈高论,便视刘邦为己主。辅佐刘邦击败秦兵入咸阳,设计为刘邦逃过项羽鸿门宴,劝刘邦烧绝所过栈道以示无意争夺中原之意来***项羽,劝刘邦封韩信以名换实,集结四方诸侯会战垓下,最后打败楚***。刘邦欲废长立幼,吕后用张良计使刘邦改变主意,得以稳固朝野。所以张良的计策成了出奇制胜的代名词,后人把好点子、好计策称为“张良计”。张良计的特点是在遇到无路可行时,总能另辟蹊径,别开洞天。所以,后人为赞叹张良的智慧,坊间流传一句俗谚:“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张良给刘邦(及其家族)所出的五个奇谋:首功(入咸阳)、救主(鸿门宴)、避敌(烧栈道)、灭敌(战垓下)、护主(保太子),皆有“过墙梯”之效。
刘邦评价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还不够全面,张良不仅善于为主人出谋献计,也善于为自己规划生涯。遇到千难万险能够挺身而出,危难时刻大显身手,而在功成名就之际,又能全身而退,没有因功高盖主而招致杀身之祸。“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也是对张良的另一个侧面写照。
将在前,相在后,士在侧,张良一直坚守自己“在侧”的位置,始终没有给刘邦留下“篡逆”的嫌疑,所以,张良比诸葛亮更有将策划职业进行到底的决心。
自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前后历经近千年,中国策划思想实践历练成熟,再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两朝又近千年,中国策划思想总结精练到位,社会从敢于策划,到善于策划,再到乐于策划,形成了从***到民间,道、法、术、器齐全的策划思想体系。反观这2000年的历史进程,在惊叹中华策划思想文明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遗憾——中国策划思想出自***治***事竞争,也运用于***治***事竞争。成熟的思想体系,周而复始地运用于固定的领域,加之固步自封的封建王朝体制,导致策划思想后来停滞不前。
荀攸传篇9
a 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shu's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wang shu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studying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origin, quality, contents, and influence of wang shu's i ching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 of his learning'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ointing out that wang shu's i ching learning was a key link between zheng xuan's image-number i ching learning and wang bi's i ching learning directly implicated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nd influenced a lo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ter.
key words: wang shu; i ching learning;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汉晋之际的学术变化是非常剧烈的。Www.133229.COM郑玄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为过去进行了总结;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始作俑者为未来开辟了新路。南朝著名学者陆澄曾经说过:“王肃易,当以在(郑)玄(王)弼之间。”居于郑玄和王弼之间的经学大师王肃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变迁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清朝经学家皮锡瑞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对王肃大加挞伐:“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事实是否如皮氏所言?王肃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如何?这是本文准备探讨的问题。
一
王肃(195—256),三国魏东海郯人,字子雍,年18从宋衷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馆祭酒、侍中、河南尹、太常、中领***等职。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卒,赠卫将***,谥曰景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评价他时说:“夫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实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史籍记载了王肃在仕途上的身名显赫,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王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学术领域。以惜墨如金著称的陈寿给王肃冠以“亮直多闻”的评价确属中肯。王肃向以学问渊博而闻名于世,据史料记载:魏青龙四年“选秘书监,诏秘书驺吏以上三百余人,非但学问义理,当用有威严能检下者,诏王肃以常侍领之。”晋人车胤曰:“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皮锡瑞曰:“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根据清人马国翰辑《王子正论》的记载:魏廷遇有礼仪方面的疑难问题,常遣尚书向王肃求询。正是由于王肃兼通今古、学问渊博,他才能不囿旧说、遍考诸经,而后能自成一家之言,“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
东汉末年的学术界是郑玄经学独领风骚的时期。范晔论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皮锡瑞也说:“郑君博学多师,……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氏《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
郑玄经学能够成功地整理、总结两汉经学而集其大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立足于学术研究的立场而冲破了汉代经学师法、家法的束缚。然而,也正是这一原因导致郑玄经学无法阻止汉代经学体系的崩溃。用牟钟鉴先生的话说是:“郑玄经学缺乏哲学高度的整体思考,他是一位大学问家而非大思想家。”
实际上郑玄经学在其鼎盛时期就受到学者的批判。虞翻曰:“北海郑玄、南阳宋衷,虽各立注,衷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他还具体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反经义的重大错误达157处之多。虞翻站在象数易学的立场批评郑玄经学,虽不无偏颇,却也并非无的放矢。荆州学派的王桀尝因避难而依于刘表,观其《荆州文学记官志》,对荆州学派谙熟而赞赏,他驳斥郑学很可能站在义理派的角度。
当时反对郑玄经学最力者莫过于王肃,他在《孔子家语·自序》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后人对其夺郑学而易之的行为会表示愤怒,于是在自序中为自己辩解说:“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拥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得不开而辟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然而,此番表白没有什么效果,历代对其均加以挞伐。清代学者几乎都认为他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以攻击郑学,已经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即使是出言谨慎的张惠言也认为:“(王)肃著书,务排郑氏,其托于贾马以抑郑而已。故于易义,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然其训诂大义则出于马郑者十七。盖《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王肃作为“经学之大蠹”似已成为定论。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被李学勤先生称为竹简本《家语》并进一步指出:王肃的《孔子家语·自序》是真实可信的。李学勤先生的这一观点正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正如王肃所言,由于郑学义理不安,导致圣人之门方拥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两汉经学的崩溃使天人之间的联系失去了理论依据,而郑学对此困境却无能为力。皮锡瑞在论述郑玄的治学方式时认为他是“据礼以证易”,此系经验论的学术研究,对于构筑新天人观关系不大。因此,以天人关系为主旨的易学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理所当然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宋衷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根据张惠言在《易义别录》中的说法,宋衷的《周易注》“言乾升坤降、卦气动静,大抵出入荀氏(爽)”。但宋衷是当时的《太玄》学宗师,虽然《太玄》中包括许多卦气说的内容,按照桓谭的说法:“扬雄作玄书(《太玄》)。以为玄者天之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人事法度。”王肃年轻时曾师从宋衷读《太玄》并为之解,他受到《太玄》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另一方面,王肃的父亲王朗为会稽太守时曾得到王充的《论衡》,此书在中土未有传者,王朗后来回到许昌时,“时人称其才进。”王肃可能读过《论衡》,该书极力批驳谶纬神学,认为《尚书》、《周礼》、《左传》等经典“皆世儒之实书”。所以,王肃很可能曾受扬雄、王充的影响,又喜好贾马之学,遂形成具有义理色彩的经学,即王肃经学。
王肃以经学正宗的身份批判郑玄经学并信心十足的声称:“今或者天未欲乱斯文,故令从予学而予从(孔)猛得斯论(《孔子家语》)已,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
二
《隋书·经籍志》曰:“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朱伯崑先生补充说:“郑玄解经虽属古文经学的传统,但又精通今文经学,而且以注纬书而闻名。荀爽虽不大讲阴阳灾变,但亦主卦气说。继承费氏易学的传统,排斥京房易学影响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
王肃的《周易注》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排除章句、注重义理的风格。《易·坤卦》卦辞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王肃注曰:“西南阴类故得朋,东北阳类故丧朋。”(《汉上易丛说》引)张惠言释曰:“阴阳类者,《说卦》之方。东与北,乾坎艮震阳卦;西与南,巽离坤兑,阴卦也”。
《易·损卦》上九爻辞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王肃注曰:“处损之极,损极则益,故曰不损,益之,非无咎也,为下所益,故无咎。据五应三,三阴上附,外内相应,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周易集解》引)
王肃易学的义理性特点较之郑玄易学而言更具哲学和***治意味。而这种特点自刘歆以来已初露端倪。王充曾经说过:“刘子***(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桓谭也说:“刘子***(向)、子骏(歆)、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汉书·楚元王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学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不仅重视《左传》,还以《易传》比附《春秋》:“经元一以为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日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刘歆一系的经学家之推重《周易》,是为了用《周易》的文字来证明《左氏春秋》的可靠性。东汉魏晋的经学家在注释《左氏春秋》之余,往往要注《周易》与《论语》。”
将《周易》经传和《春秋》经传(左传)相联系的传统在刘歆一系学者中未曾中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联系是导致义理易学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刘歆治《左传》引传解经而转相发明。其中引传解经的结果是产生《左传》的章句,转相发明的结果是产生《左传》的条例。三国时期的易学注重义理、轻视象数的趋势是受到《左传》条例影响的结果。《春秋左氏学》的条例日益增多而扩充到古文易学,从而使后者全面条例化或义理化。作为纯粹义理派哲学家的王弼撰《周易略例》这一史实应该是发人深省的。
《易传》是以义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哲学著作。以《易传》诠释《周易》经文以及将《左传》条例的移殖入易学使人们对《周易》的研究逐渐义理化。在前述王肃的《周易注》中可以看到王肃不讲灾变、互体、吉凶等象数易学内容而以义理为主,以“《彖》、《象》二传,特别是《彖》解经文,以取义为主。王肃解易,亦主取义说,当不排斥取象,其取象只限于本卦上下二体,并以传文中的取象说解释之,又不同于汉易中的取象说。”此一特点在王弼身上也十分明显:
《易·损卦》上九爻辞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王肃注曰:
处损之极,损极则益,故曰不损,益之,非无咎也,为下所益,故无咎。据五应三,三阴上附,外内相应,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周易集解》)
王弼注曰:
处损之终,上无所奉,损终反益。刚德不损,乃反益之而不忧于咎,用正而吉。不制于柔,刚德遂长,故曰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处损之极,尚夫刚德,为物所归,故曰得臣,得臣则天下为一,故无家也。(《十三经注疏》)
笔者案:王肃以爻位说和取义说释之,王弼则采用了王肃的注释。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对于天人关系的关注更加剧了义理化易学的发展。对于天人关系的关注是易学的传统,刘歆在《三统历》中坦言:“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刘歆的言论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义理化的气息,此一思想为后学所沿用。
作为王肃易学另一重要思想来源的扬雄也十分重视天人问题:“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
王肃继承了上述思想。他在《易·系辞注》中解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一句时沿用了马融、郑玄之注而谓“象”为“日月星”、“形”为“山川群物”。如果参照《孔子家语》的言论,我们将会发现王肃的注释颇有深意。《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载:“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王肃在注同篇“百姓之象也”时释曰:“言百姓之所法而行。”由此可知,天所成之“象”是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的天道;地所成之“形”是山川群物自然而成之地道;百姓之象是人所法而行之人道。
在回答天道究竟为何的问题时,王肃与扬雄、王充的观点是一致的。扬雄曰:“或问天。曰:吾子天与,见无为之为矣。或问:雕刻众形者,非天与?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给诸。”王充在论天道无为、万物自生时也采用了与扬雄相似的方法。王肃在《孔子家语》中借孔子之口阐述了自己的天道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由此看来,王肃“天道无为”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联系到他解释“百姓之象”的“百姓之所法而行”的议论,我们有理由确信王肃经学在***治领域的倾向性。
前文已经说过,义理性易学兴盛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重构天人关系理论的需求,实际上,它受到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治需要。
王肃所生活的汉魏时期是“大姓名士处于左右***局的重要地位,……曹魏***权是一种贵族***权,西晋王朝则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的联合统治”。在贵族***权统治时期,只有反映贵族集团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系才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正是在此背景下,王肃易学得到长足发展。而这又与经学中长期争论的“世卿制”问题有很大关系。
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集中在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上。一派以《公羊传》为依据,另一派则以《左传》为圭臬。他们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世卿制”问题,即卿大夫的“世位”和“世禄”是否合理的问题。根据《诗经·大雅·文王疏》及《魏书·礼志》所引许慎《五经异义》佚文:“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位则权并一姓,妨塞贤路,专***犯君,故经讥周尹氏、齐崔氏也。左传说,卿大夫皆得世禄,不得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贤才,则复升父故位,故《左传》曰:官有世功,则有世族。”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今古文经学所引经典分别是如何记载的:
一派立论的根据是《公羊传》隐公三年条。《公羊传》曰: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何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左传》曰: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薧;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该派学者在反驳《左传》对此事的记载时谓其改经文之“尹氏”为“君氏”而强为之说。
另一派立论的根据是《左传》隐公八年条。《左传》曰: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世族,邑以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公羊传》曰:
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
此派学者以《左传》所载“官有世功,则有世族”为根据来论证世卿制度的合理性。
以《左传》和以《公羊传》为依据的两派经学围绕世卿制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说反映了两派经学的***治倾向。这一***治倾向的差别导致以《左传》为依据的拥护世卿制的经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王肃经学继承了该派经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倾向,此点在其易学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
王肃在《周易·震卦》卦辞“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的注中说:“有灵而尊者莫若于天,有灵而贵者莫若于王;有声而威者莫若于雷,有***而严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当乾,诸侯用震。地不过一同,雷不过百里,***行百里则匕鬯亦不丧;祭祀,国家大事,不丧,宗庙安矣。处则诸侯执其***,出则长子掌其祀。”如果把这段文字与《孔子家语·大婚解》中“无为而物成是天道,已成而明之是天道”联系起来,我们不难推演出“天子当乾而无为,诸侯用震而有为”的主张,而“处则诸侯执其***”则说得再明确不过了。
王肃在《周易·睽卦·彖传》“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的注中说:“高卑虽异,同育万物。”他似乎在强调天地虽然高卑悬殊,在“位”的层面是不同的;然而它们同育万物,在“用” 的层面却是相同的。所以,才有“睽之时用大矣哉”的赞叹。若将他解释震卦的言论与此卦相参照,似乎可以得出“天地之位睽而其用同,君臣之位睽而其用同。故君无为而臣有为,虽位睽而吉”的结论。
从上举两例来看,王肃的思想与支持世卿制、主张“官有世功,则有世族”的经学的***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治思想顺应了论证门阀士族的合法性、巩固贵族***权统治基础的时代要求。就经学而言,王肃经学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这与其***治倾向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问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以扇,或信或疑。”四库馆臣对王肃经学作用的提及是平实的。作为一个经学家,王肃的学术活动不仅使人们怀疑郑玄经学的权威性,更影响了王弼、何晏等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朱伯崑先生列举事例说明王弼易学受王肃易学的影响;我们从何晏的《论语集解》中也可以发现许多采用王肃之说的地方;钟会受王肃的影响曾撰《易无互体论》。张惠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彖象者。由此而论,则由首称仲子(宋衷),再传子雍(王肃),终有辅嗣(王弼),可谓一脉相传者也。
应该强调的是,王肃毕竟是一个经学家,其学术核心是礼学而非易学。根据史料的记载,在王肃所注之经中,以三礼注数量最多,他在《孔子家语注》中也同样以礼学为重心。正由于此,王肃虽然提出了天道无为、诸侯用震的主张,却并没有加以系统化。这个任务将由摆脱了经学桎梏的玄学家来完成。
参考文献:
[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张惠言.易义别录[m].无求备斋易经集成[z].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4] 王肃. 孔子家语注[m].北京:世界书局,1935.
[5] 皮锡瑞. 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荀攸传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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