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生日的文章篇1
横空出世
据笔者初步考察,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电影》月刊。1958年8月,《中国电影》月刊发表文章《努力提高***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在标题下使用的署名形式就是“本刊特约评论员”,主张“应以***治挂帅,努力提高***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①。但它就像一颗流星,仅此一次闪烁就消失在寂寞历史的苍穹之中。
当“特约评论员”第二次出现已经到了“”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期。“特约评论员”与一人、一刊、二报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一人”指的是同志,“一刊”即《理论动态》,“一报”为人民日报。
1977年3月3日,同志任中央***校副校长,主持中央***校工作。他为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了《理论动态》。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出刊,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②。
1977年12月30日,《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人民日报同志看到后,立即打电话请求转载。发表前,人民日报来电话征询署名问题。建议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③《理论动态》同志认为 “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是全***办报、群众办报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立即赞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非“特约评论员”。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文章《老干部的光荣责任》,正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应运而生。此后,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连续转载了《理论动态》文章,如《认真肃清“”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人民日报3月23日)等。
当时,“特约评论员”这一称谓新颖,文章颇具特点,十分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文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这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但他们终究没有得知“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④。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做法,受到了其他报刊的追捧,开始广泛地在***报***刊中流行起来,如《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月报也纷纷转载“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各大报刊的文章。随后,全国报刊开始效仿“特约评论员”署名。而刚刚诞生的“特约评论员”就孕育出强大的舆论威力。
大显神威
“特约评论员”兴起之后,首都新闻界逐渐兴起一种流行做法,即一些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重要文稿,报社宁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试探***治“空气”,然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报甚至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这种合力,使得“特约评论员”大放异彩,特约评论员文章更是大显神威。“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
1978年5月10日,在的主持下,《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文章作者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⑤。因此,“特约评论员”署名从开始就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芒。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底,全国已有30家报纸转载,中央及各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达650篇以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⑥
与时俱进
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新兴评论文体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朝气。从1978年以来,在各大报刊上,“特约评论员”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以读秀()学术搜索关键词检索为例,用时0.01秒,“特约评论员”相关的中文报纸条目约2948篇。用时0.省略/sports/teyue/teyue.html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2
关键词 教材选取 授课流程 测试
中***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阅读的类型包括：精读、速读、泛读、观赏阅读、略读、批判阅读、探索阅读、多读等。在外语教学中的常设课程中，精读、泛读多为常见。阅读课的教学目的除了在于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语法语义词汇等语言知识，提高学生把握语言脉络的读解能力，增强理解力等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结合已经积累的语言文化背景，通过文章，达到能够解释日本社会文化现象等复数情报源的能力。
基于阅读课的实践教学，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重点内容。
首先，关于阅读课的教材选取方面：（1）教师及学生需要订购一本正规出版的阅读教材，将其作为主教材进行教学及课上使用。专业性分类明确、有系统规划的教材为首选。（2）教师需要根据主教材的专业性分类，进行辅助教材的选取。辅助教材在日文中指的是“なま教材”、“加工教材”。
例如，主教材的“日本文化”相关内容的一个单元的类别中，教师根据主教材的题目给学生选取相关时事新闻文本（可用新闻视频加以辅助），网页内容***等，对课程使用的书本内容做以补充。如此，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内容涉及的广泛性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选择辅材料时，教师必须把握好学生的水平，尽量选择超越学习者现有水平的文章（i+1），依据所选材料的难度，可将所选材料进行排序。
其次，关于阅读课的授课流程方面，建议以以下方式进行：导入讲解+课后练习讨论+整理作业+课下积累+实践应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授课过程的哪个环节，都必须注重师生的互动。社团语言学习法的理论包含许多新人文主义思想，如语言教学是一个社会过程，语言体现的是人的交往；人的交往是双向互动的，教学也应如此，不应把教学看成是信息的简单传递等等。在阅读课上，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是必然的现象，这样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究竟什么方面存在着不足，也能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1）“导入”环节：在讲解某一单元的某一具体文章之前，教师可以先介绍本课相关的背景知识，此环节，可以以“教师提问学生说明教师补充、总结”的方式进行。如，讲“时事***治”单元，教师可以询问学生，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简单说说日本的***治结构、当下日本的时势格局等，找学生回答后，教师进行纠正、补充、总结性讲解，而后，导入与文章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Nunun说过，背景知识比语法知识起的作用更大。背景知识内容的介绍，对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再如，讲解“日本文学”单元，如本课的内容是“川端康成”，那教师在正式进入文章讲解及分析前，会询问学生有没有谁读过川端的作品，有什么感想，对川端了解多少等等，之后，教师再进一步地介绍川端康成及其作品等。接着，再带领学生阅读正文。
（2）“讲解+课后练习”环节：阅读可以根据由上而下（top—down）和由下而上（bottom—up）两种加工过程加以描述。读者的工作是解码，他们建构意义和信息；而写作者则运用语言资源进行编码、表达意义和信息。这些意义和信息是在篇章上发生的。
教师首先让学生用很短的时间（根据文章长短及难度而定）对文章进行速读、略读，让学生大致了解文章的意思，之后要求学生用日文概括文章的大意（まとめ）。速读和略读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日语功底和基础，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需要学生精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才能完成好教师要求的日文概括。之后，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独自完成阅读文章后的几道选择题目。
接下来，教师对学生的日文概括进行纠正和总结，再对学生讲述本文的中心思想，之后带领大家进行阅读内容的具体讲解。阅读的教学方式不同于精读，所以不用刻意过度地对单词、句型、语法等进行细节描述，因为阅读课程要培养的是学生阅读技巧的掌握，学生积累了阅读技巧后，还可以通过课下多读等方式掌握更多的日本相关的知识等。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主要采取翻译法的形式进行教学，需将文中重点的单词及句型及常用表达方式罗列在黑板上。虽然现在多媒体使用非常普遍，但是板书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同上述“导入”环节一样，也同样注重教师的讲解和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对学生基于文章的理解的正确与否做以指导，需提醒学生在理解文章时须把握：作者的发话意***、涉及对象，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文章的表面理解，要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现有的知识，活跃思维，拓展自己对文章相关话题的理解，以使自己的理解达到升华；即使遇到自己不熟悉的词汇或表达，也要利用语境和语句搭配联系进行猜测、联想，在脑中搜寻与文章话题相关的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预测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由此，平时的积累就变得尤为重要，学生需要利用课余时间等不断充实文化知识，扩大知识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是需要通过讲解和指导，让学生养成对文章所提供的相关信息的解释能力，以及对信息是否重要的筛选能力，如果只是让学生单纯地整合文章的内容或是单纯地逐字逐句翻译的话，很难开发学生自身对文章的意义构成的理解的判断能力。
教师讲解完阅读文及选择练习后，需于黑板上采用***式方式将本篇阅读文章再次总结概括、进行重点提示，结合练习部分归纳出阅读和做题技巧，以帮助学生加深记忆。
（3）“讨论+整理”环节：按照“内容理解表达意见提出想法解决方案将读与听说写相结合、提升”的顺序进行展开。这是学生之间展开互动模式，是团体学习的过程，教师起指导作用。此环节并不是每一次课上都进行。可以一学期进行一到两次，或是放在实践课程教学环节进行开展。可以采取比如开展读书介绍会、辩论会之类的方式进行。旨在通过此项实践训练提升学生日语综合能力。冉永平在《语用学：现象与分析》书中指出：在外语教学与学习过程中增加对学习者的语用信息输入，以培养外语使用的语用意识，发展语用能力。语用能力是我们所拥有的多种知识或能力的一部分，它包含语法能力、心理语言学能力以及社交能力等，也包括跨文化、跨语言中的实际运用能力。
（4）“作业+课下积累+实践应用”环节：除了课下整理、总结、巩固以及新内容的预习之外，教师也要结合日语能力测试的阅读题型，给学生选择适合学生的级别的试题，因为毕竟能力测试等日本多种国际性***考试的试题中，阅读所占的比例大。教师可以让学生专门准备一个做阅读题练习的“自我提升本子”，根据自己的选择，把课上所学阅读文及课下做题的阅读文中，将一些很好的句子摘抄下来，并将每篇阅读中的生词及自己不熟悉的句型、语法点列在本子中，时常翻出来看看，记忆。如此一来，可以通过自己的总结，使自己在语义词汇、句型、文法、写作等多方面得到提高。
最后，“测试”环节：需要通过多种题型的设计，检测学生的日语的全面能力。笔者将题型设计如下：单词题、阅读文章选择题、听读解文章选择及判断题、根据文章总结文章大意题、翻译题。
现对听读解文章选择及判断题、补充填空题（完成表、完成句子或短文）两个题型的设计做以简单说明。阅读文章选择题，是外语考试题型中必备的题型，是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综合性考查的方式。听读解文章选择及判断题，这一题型的设计，在于考查学生非书面阅读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将日语听力能力一并考查，此题型的出现，对于听力基础不是十分理想的同学来说，比较有难度和挑战性。这要求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必须也注重听力能力的培养。毕竟在日语的***考试中，听力的分值的比重是非常大的，诸如此类听读解题目的练习，对学生在日语***考试中听力的高分取得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教师在选择听读解考查的内容时，必须结合学生现有的水平，如果难度过大，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完成表，句子或短文的补充填空题，是从阅读能力到简单书写能力的一个提升，是适应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J.TEST的一种考试方略。现在中国国内出现的日语***考试中，除了日语能力测试JLPT之外，对于赴日留学及在日企工作的人员来说，J.TEST考试也逐渐被重视起来，日本有的学校及中国的部分日企，已经用J.TEST考试作为考查学生及员工的日语能力的一种方式。如此题型的设计及课上教师的引导，可以培养及提高学生应对J.TEST考试主观题部分的能力与技巧。
通过以上“教材选取方式”、“具体授课流程（导入讲解+课后练习讨论+整理作业+课下积累+实践应用）”、“测试”，这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日语中上级阅读实践教学，可以带领学生在短时期内，不仅仅是日语阅读能力，而且日语各方面综合能力，如听、说、写、译的方面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近松陽子『米国におけるコンテント？コミュニティーベース授業の試み『世界日本語教育19，2009，3
[2] 熊谷由理，深井美由紀『日本語学習における批判性？創造性の育成への試み.『世界日本語教育19，2009，3
[3] 第二语言教与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
[4] 外语教学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5.
[5] 交互式语言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8.
[6] 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8] 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9] 『便利なトピック.
[10] Norbert Schmitt编.应用语言学入门.徐晶宁，译.世界***书出版公司，2010.8.
[11] 長崎***浩.『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Reading Workshop導入の試み.2010.4.28.
[12] 三牧陽子.『日本語教授法を理解する本実践編.2003.5.20バベル プレス.
[13] 姫野昌子.『ここからはじまる 日本語教育1998.10.15ひつじ書房.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3
中青报所选发刊登的“有代表性”的3篇文章分别是：署名“月落如烟”的文章《民粹与民主》、署名“佚名”的文章《别咳嗽，莫发烧》、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精粹”们怕了》。一看便知，上述3篇文章都属于网络文章。
被吴稼祥在文章中点名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在“乌有之乡”网站刊发文章《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文章开头述及中青报的约稿：“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日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却出尔反尔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并指责中青报“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韩文自称是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
上述中青报刊发民粹主义讨论文章的风波引发的联想很多，但从大众传媒自身的角度，不免让我产生两个联想：
第一，中青报的处理方法符合平衡报道的原则吗？众所周知，现代大众传媒平衡报道原则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避免报道偏向而引发部分不认同偏向的受众的反感和受众群流失，以实现大众传媒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对于受众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肯定，也就是说受众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足以对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不需要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偏向”。中青报在4月23日的“编者按”中自称是遵循平衡报道原则的，因而，该报分别于4月2日和4月23日刊发吴稼祥文章和批评吴稼祥观点的文章。但仔细看来，中青报的编辑处理仍有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刊发批评民粹主义的文章选用学者的专文，而刊发主张民粹主义的文章却选用网络文章？网络文章的逻辑性和分析的系统性无法与学者的专文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较为严谨的平衡报道原则的遵守，理当刊发观点相反的对等性文章，就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中青报也理当刊发与吴文观点不同的学者的文章。从韩毓海的网络文章中看，中青报编辑之约稿韩文，应是有刊发对等性文章的平衡报道的初衷，最后未能刊发，据我从编辑业务角度推测，或许因韩文太过学术化，没有吴文的形象生动；或许是韩文一万六千多字，太长；或许是由于韩文中“谩骂”之因。但不管怎么说，中青报刊发网络文章作为“回应”刊发，至少反映出对于平衡报道原则遵守得不够严谨。
第二，大众传媒是进行“主义”讨论的平台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李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认为：在学术上，“民粹主义问题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据我所知，有关民粹主义的概念、缘起、历史形态等问题在学术上一直莫衷一是。中青报现时刊发吴稼祥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显然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作为大众传媒,到底应该就现时的“问题”刊发评论，还是应该就与现实问题相关的“主义”刊发评论？胡适先生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胡适的建议是针对舆论界的同志的，中青报的编辑也当属舆论界的同志吧。在我看来，胡适建议的价值，应不单是一个形成有价值主张的方法问题，还有现代大众传媒的“大众化”受众特性问题，大众接触传媒的时间是有限的，大众的所思所想毕竟是不同于精英的，这样的大众是更需要对“问题”的分析呢，还是更需要关于“主义”的高谈？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4
摘 要： 从1893年11月金达上书李鸿章请设立铁路学堂，到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再到同年11月终于获准，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创设几经延宕，历经波折。学堂招生后，又经历了被谋求并入北洋大学堂到摆脱合并***办学的曲折。在这背后，有英、俄争夺中国路权的斗争，有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等晚清大员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不同认知与官场纠葛，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治的一个缩影，为今人审视晚清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129-08
从1890年中国自行开始培养铁路人才，到1896年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建立，为时长达6年，中间几经反复。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期，一所规模不过几十人的铁路学堂的建立事宜诚属微不足道，但深入观察和体认这个曲折的筹建过程，会发现它是和当时波谲云诡的外争和内争交织在一起的，当时活跃于***坛的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等风云人物均牵涉其中。学堂的创办过程，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治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该路虽只有约9公里，却是中国自办铁路之始。1890年，李鸿章在其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中设立铁路班，聘请德国克虏伯工厂派来的工程师包尔任教习。这是中国自办铁路教育之始。大约1892年冬，首批学生毕业，共12人，分配在各铁路参加工程修建。1893年，包尔销差回国，李鸿章专门上奏为之请奖①，并另聘德国人沙勒继任教习。
同年11月，津榆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C.W.Kinder）上书李鸿章，认为将铁路班附设在武备学堂内，由于“合堂事多人众，工程师耳目难周，该学生等所习技艺，亦未能精通”，故建议在山海关设立专门铁路学堂，“方足以收实效而重久远”，并对建立学堂所涉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筹划和经费预算②。
作为一个中国雇用的外国工程师，金达为中国铁路发展作长远谋划，难能可贵，其建议也切中要害。尽管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刚刚起步，在建铁路并不多，但从长远看，必将有大规模建设。事实上，金达上书之时，长达上千公里的芦汉铁路已在筹议之中。因此，铁路修建技术人员将有大量需求足可预期。完全依靠外籍工程师，即使抛开费用、管理上的问题，仅就数量而言，显非长久之计。况且育才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不致临事措手，事倍功半。
但对于金达的建议，李鸿章反应却很冷淡，只批了“所有盖房用人各节，需费颇多，金达拟定之银恐必不敷”②数语，便将建议搁置了起来。对于上书中顺便提及的铁路车站员工在运输中擅自加价、勒索客商一事，李鸿章倒很重视，作了详尽的指示。
李鸿章权倾朝野，总揽北洋，设立学堂这种无关全局的事务，随手批示，似也不足为奇。但仔细思之，却并不简单。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对于教育的态度，不好简单评说。在创办一系列近代***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对于新式人才的缺乏，李鸿章自然有深切感受。在培养新式人才上，他也确实提出不少主张，做了不少工作。他先是主张在既有教育体系中变通，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后又进一步提出在科举之外设立专门机构，在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分设“格致、测算、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学成者“与正途出身无异”〔2〕。
李鸿章亦有诸多办学实践，如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新式学校，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但另一方面，李鸿章对***事教育较为热心，对于实业教育则显得不够重视。如武备学堂和水师学堂，自其创建之初即按常设学堂办理。天津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9月，两年后培养了一届毕业生，李鸿章即打算停办，只是因新电报线的架设才未实行〔3〕。李鸿章对于实业教育的态度可以为其搁置金达的建议的做法提供一种解释，但进一步思考，似乎说服力还不够。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不支持办***铁路学堂的理由是经费，即认为金达预算不足，实际花销会更大，无法提供。因此首先要讨论的就是金达的预算是否“必不敷”？按照金达的计划，每月所需经费是：聘请洋教习1名，银300两；中国副教习1名，银100两；学生20名，伙食用银120两；杂役10名，用银40两；零碎应用一切器具用银90两；租赁房屋30两。合计每月780两，全年需9360两②。
金达在华多年，对北洋诸多洋务事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参照类似事情的花费，他所拟定的开支项目和数额应属妥当。即以1882年天津电报学堂的经费支出为例。从1882年3月到12月，学堂各项开支为：委员汉教习司事夫役人等薪粮，银1964两；洋教名费用，银3358两；学生衣履、膏火、奖赏等费用，银731两；委员、司事、中外教习、学生等办公费用，银1852两；书籍、笔墨等费用，银228两〔3〕；以上合计8133两，若按此标准，全年需9760两。金达按照20名学生计算，电报学堂则有40名学生。故金达预算难称“不敷”。虽然李鸿章在1893年面临慈禧太后筹备60寿辰要挪用筑路经费等压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拿不出这笔钱来。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使李鸿章似应认真地对待金达的提议。
首先是建议者金达的身份。早在唐胥铁路修建时，金达即为主任工程师。正是在金达的建议和强烈坚持下，铁路轨距采用了1435mm的国际标准，使中国铁路在技术标准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882年，金达成为总工程师。1886年，在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的安排下，金达得以面见李鸿章，并说服李同意将铁路建造到芦台。此后在该铁路的延展中，在技术上一直由金达主持，李鸿章对金达也十分信任和倚重。金达以这样的身份提出建立***铁路学堂的建议，理应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
其次，金达在上书中提出了加速培养铁路人才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加快关东铁路的建设。此点其实正可迎合李鸿章的思路。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正筹划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对清朝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会构成直接威胁。李鸿章即刻注意到俄国此举，在1890年5月密令金达着手对南满铁路进行勘测。到7月，金达率领的勘测队经锦州、吉林、宁古塔到达珲春，然后通过边境，经黑龙江滨海地区抵达海参崴，原路返回，完成了李鸿章的任务〔4〕。随后，李鸿章以“速征调，利边防”为由，改变修筑津通线的意见，转而奏请清***府将铁路从天津向关外方向延伸，经山海关、沈阳、长春延伸到珲春，修成一条关东铁路。清廷批准了此议，于1891年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每年拨银200万两，令李鸿章督办。金达上书时，铁路关内部分即将修完。
因铁路只修到接近山海关处，所以金达主张学堂也暂时在山海关租房建校，“以免首尾不应之虞。待各桥工完竣后，再将铁路学堂迁移奉天要地”，并指出：“现闻俄国加工赶造铁路，其居心实不可问。而中国亦宜赶紧造至吉林为要务。须多用精壮执事，工期速成，屈指一二年内，便可造到千余里之遥”②。可见，金达完全是遵循李鸿章的抗俄思路提出办***铁路学堂这一建议的。
但或许恰恰是这两点而不是简单的经费问题使李鸿章有意搁置金达的建议。
关东铁路修建甫一定案，便引起俄、法、日、美等国的关注，李鸿章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国际交涉之中。俄国考虑到关东铁路对俄国远东铁路及其利益的冲击，所以立刻开始在北京活动，企***阻止修筑计划的实施。法国则力***在资金和技术上介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早在芦汉铁路筹议期间，法国就已厕身其中，后因该路缓建而作罢。关东铁路成案后，法国迅即跟进。1891年5月，法国署理公使林椿向***衙门推荐由法国商人承办该路。8月，再次照会***衙门并致函李鸿章，以《中法新约》条款为依据施加压力。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白藻泰也就近与李鸿章交涉。
日美在朝鲜争夺铁路修建权的传闻更加剧了东北铁路修建的复杂性。先是1891年3月，传闻美国商人取得了釜山到汉城的铁路修建权，引起日本猜疑，乃活动从美商手中接办。又恐自己实力不够，欲动员中国从北面中朝边境修至汉城，以壮自己声势。李鸿章乃急令驻朝鲜的唐绍仪打探，唐回电称并无此事，李鸿章才心中稍安。5月再起波澜，袁世凯又传来类似的消息，只是除前述情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即日本的计划并非针对美国，而是缘于俄国修建海参崴到朝鲜元山铁路的企***。这一传闻虽最终并未成为事实，李鸿章还是倍加小心，电告袁世凯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阻止列强在朝鲜筑路③。
法、俄、美诸列强和虽尚不能称“强”、但已显露出勃勃雄心的东邻日本的介入，使得国内围绕铁路修筑形成的***局更加错综复杂，***争更为激烈，这不能不让李鸿章步步为营，小心从事。金达作为一个英国人，虽无太多的***府背景，但由于法、俄和英国的敌对关系，他的建议很可能成为法、俄干涉筑路的口实。他对1890年进行的勘测活动虽尽量保密，“但是俄国人的情报机关早已获悉这个勘测出发前的活动。中国人这个活动的不受欢迎是可以想象到的。的确这件事情的影响所及促使了俄国人不得不赶快实行他们的计划……那时候俄国人在北京不断进行阻碍李鸿章的计划，以争取时间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那个局面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东部边境前进的竞赛”〔4〕。金达设立学堂培养人才以加速关东铁路修建、对抗俄国的建言，也许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但客观上已超越了其工程师的本分。此外，金达上书中批评了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班的德国教习，不主张学生学习德语，而此时德国已与法、俄结成同盟。如果说李鸿章基于对可能产生纠纷的担心而对金达的建议表示冷淡，也是合乎逻辑的。
事情的发展确实如此。1897年之后，清***府决定续修因甲午战争停工的关内外铁路，并仍以金达为工程师。此举遭到俄国的激烈反对，围绕金达的去留，俄、英之间甚至发生了正面对抗，并导致了两国在东北铁路上长达数年的争夺，深刻影响了远东局势④。
二
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津芦铁路总办胡保提请设立铁路学堂。上书中说：“目下中国所急需者，首在多储人才”，“今朝廷业经定意推广铁路，核计目下人才虽修路六百里亦不敷用。既乏人才，仅靠外国员司办理诚非得计，而办工撙节，成路迅速，实难专靠洋工程师数人”⑤。此次上书距第一次虽只过去三年，但情势已大有不同。经历了甲午惨败的清***府终于改变了在修路问题上迟疑不决的态度，如上书中所言，“定意推广铁路”。因此，金达的建议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1895年初接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新督的王文韶于1896年10月29日上奏朝廷设立铁路学堂，得到批准。11月20日，上海、天津各主要报纸上刊出了山海关铁路学堂招生启事，延宕数年的铁路学堂创立事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此事仍有值得追问之处。金达的上书是5月4日译呈胡钡模王文韶的上奏则在5个多月后，是什么导致了将近半年的迁延？是胡蔽醇笆弊递，还是王文韶另有所虑？
首先来考察一下胡倍源窗焯路学堂的态度。胡保安徽泗州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也写作云楣），同治年间进士。早年曾任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1894年上疏谈练兵事，得主持新法练兵。1895年10月，转任铁路督办大臣。自此长期投身于清末铁路事务，先后督管关内外铁路的津芦、津榆、京张等段，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重要人物。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皇帝上谕，力***改革，引致官员士子纷纷上书言事。光绪阅后，挑选出“胡钡忍醭抡燮九件”发各督抚将***讨论。胡彼上《因时变法力***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居九折之首，显为光绪最为看重。事实上，在上奏当日，该折即被光绪“留中”，并与翁同商讨折中事项⑥。在奏折中，胡北泶锪丝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设想。虽有研究称该折为他人捉刀，但无疑体现了胡氏本人的看法。而且，以金达与胡痹诮蚵铁路修建中的合作关系，二人平时定有对时局看法的交流，金达不太可能在不了解胡被本看法的情况下贸然上书。由此可以推断，胡庇Ω檬侵С执窗焯路学堂的，不会将金达的上书扣押不予转呈。从胡庇胪跷纳毓彩乱荒甓嗟那榭隹矗二人的关系也很亲密，在正常情况下，王文韶也不会对胡钡慕ㄒ橹弥不理。
王文韶在1895年初由云贵总督赴天津署理直隶总督，8月正式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胡弊魑津榆铁路总办，是王文韶的主要僚属。据王文韶日记记载，王文韶1895年2月11日到天津，2月14日与李鸿章交接，16日第一次见到胡薄4撕蟛坏揭荒臧胧奔洌胡与王面商工作、陪同王视察工厂、铁路，受王的指派办理事情等记载达数十次之多。日渐了解之后，王文韶对胡钡娜似贰⒛芰τ∠笃募选1896年大年初一，署中同僚贺年，均“照向例在二堂彼此一拜，惟云楣行宾主礼，尚强而后可也”。王并夹记：“上年升府尹，后每见必循属官礼，真谦谦君子也”⑦。次日又记：“本拟出门拜年，风甚大。云楣用德律风传语阻止之，同寅相爱之意致可感也”⑦。
5月4日金达上书译呈胡焙螅据王文韶日记，在6月2日胡贝切薪京赴府尹任之前，两人分别在5月11日、20日、26日见面，其中11日“久谈”。日记虽未记载谈话内容，但照常理推测，当有建立铁路学堂的内容。
从王文韶本人的思想看，他对练兵、修路、兴学等甲午后的主要改革措施也是积极响应、极力推行的。正是在他和张之洞的联合举荐下，盛宣怀才得以督办芦汉铁路。在该路筹建中，王文韶也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在兴办新式学堂上，王文韶态度同样积极。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鄙稀蹲嗲胪乒阊校折》，建议推广新式教育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等事业〔5〕。总署要求督抚议复。王文韶认为该折“语多中肯”，又评论说：“风会所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物穷则变，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则此风气之开尚在数十年以后也。亡羊补牢未为晚，愿天下有心人共勉之”⑦。
另据王文韶日记，从王文韶上任到1896年10月，与金达的会见也有4次之多：第一次为1895年5月30日，由吴调卿陪同；第2次是1896年3月6日，仍由吴调卿陪同；第3次为1896年6月1日；第4次是1896年10月14日。第一次应是王文韶上任后的礼节性拜访，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谈话。第二次和第三次正在金达上书前后不远，金达极有可能借面见之机提出铁路学堂之事，但在王文韶的日记中丝毫未见反映，这也颇令人不解。
若言官场积习，办事拖沓，也区区小事拖延上近半年不足为奇。但这一道理也不充分。其时，王文韶正与张之洞联手大力举荐盛宣怀出任芦汉铁路督办，函电往还甚密，快办心情殊为急切。铁路学堂正关乎修路大计，当一并考虑才合逻辑。
综合考量，王的态度极可能与当时官场复杂的***治生态有关。在多年的宦海浮沉中，王文韶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在地方，先后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布***使署湖南巡抚。在中央，担任过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兼***衙门行走等职。转任直隶总督前，王文韶曾任云贵总督。从资历上看，王文韶1852年中进士，升任直隶总督时已年届65岁。和之前所任的云贵总督比较，直隶总督尽管仍为封疆大吏，但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由边陲一跃而到京畿，是王文韶宦海中重大的提升。甚至从一些细节上，王文韶都能感到地位的变化。1896年新年之前，光绪皇帝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王在日记中写道：“封疆二十四年，寿字尚初次加赏也”⑦。慈禧太后也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并草书“安康”大字一幅，王也记载：“此云贵所无也，恩宠有加不胜荣幸之至”⑦。地位的骤升也使王文韶感到自己资历尚浅，很多事仍需萧规曹随，不可贸然行事。尤其对前任李鸿章，仍要小心应对。所以，李鸿章甲午后虽然落魄，但王文韶对其仍优礼有加。1896年3月5日，李鸿章经天津出使欧美。在津期间，王几次主持或陪同李参加重大宴会。10月3日李鸿章回国，王到火车站亲迎，同样举办了几次盛大宴会接风，二人多次长谈。固然李此时身份为国家专使，王的所为也可看做正常的官场酬和，但迎李回国时，王当晚日记记载李鸿章“环历地球，精神矍铄，秉赋之厚，非他人所能及也”⑦，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钦佩跃然纸上。
事实上，对李鸿章的应对可说是王文韶为官一贯作风的延续。王文韶的仕途总体上看颇为顺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为官的一贯之道是既不因循，也不孟浪。在王任湖南巡抚时，就有“琉璃球”称号，谓王处事圆滑。《清史稿》对王的评价是“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又言“然更事久，明于趋避”〔6〕，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究识大体”也是褒贬兼顾。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服从、顺应即是“识大体”，和“明于趋避”实际上是一回事。费行简的评价更为直接，他认为王“当官镇（疑为缜――引者注）密，不为过举。柔媚无风节，罕持正议，时论颇讽之”。但也承认，王在戊戌年力谏慈禧太后“称训***而不可称听***，光绪匪小儿不可废”，乃“临大事不糊涂者”〔7〕。
由此可以设想，由于1893年金达的建议被李鸿章搁置，王文韶也不好立即表示支持。尽管斯时王正支持盛宣怀，但津榆铁路毕竟是李鸿章的地盘，不能不谨慎行事。在没有探明李鸿章态度之前，不轻易表态，正符合王文韶一贯的官场作风。到10月份，经历了欧风美雨数月洗礼的李鸿章对兴学的认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提问，被问及“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这一问题时，李鸿章的回答是：“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8〕。或许正是李鸿章认识的变化坚定了王文韶的决心。就在李回国二十几天后，王文韶即上奏请设铁路学堂，应非巧合。
再进一步，王文韶奏请设立铁路学堂的具体设想也耐人寻味。在1896年10月，清王朝铁路修建的重点在芦汉而非津榆，但王仍准铁路学堂设在山海关而非天津，当有兼顾李鸿章、盛宣怀两边，预留后路的设想。事实也证明，王文韶的判断不错，在津榆铁路的修建权争夺中，李鸿章是最后的胜利者。
三
创设铁路学堂事一经朝廷批准，王文韶即责成北洋铁路总局总办吴调卿具体筹办。吴调卿于11月初拟定学堂开办具体计划和经费筹措办法，同时制定《铁路学堂章程》20条上呈王文韶。吴调卿在其呈文中说：“铁路自创办以来，先开平，后津榆，垂十余年，通商便民已著成效”，“惟是各工程师皆借资泰西各国，舍己求人，恐非久计”，“拟请专设学堂，招额生80名，以洋、汉文正副教习各一人，分班教授，3年学满，量才器使”⑧。1896年11月20日，北洋铁路总局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刊登《铁路学堂告白》、《铁路学堂章程》，开始招生。到1897年初，因考生质量未达要求，在天津实际招取学生20名，准备开始上课。就在此时，风云突变，铁路学堂被取消，并入前一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这个决定是刚刚介入铁路修建的盛宣怀做出的。
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李鸿章骤然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一时间毁谤交加，弹劾纷起，其长期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被王文韶正式接替，李只被安排在总署赋闲。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多年的盛宣怀也被牵连其中，这使盛宣怀烦闷不已，一度有退隐耕钓之想。但进入1896年，盛宣怀却时来运转，不但未丢官弃职，反而官运亨通，大受重用。这年3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将盛宣怀招致江宁，商议新***条陈。5月，盛宣怀又得张之洞赏识，督办汉阳铁厂。10月，又在张之洞、王文韶的联合推荐下，赴京得光绪皇帝召见，委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加太常寺少卿衔，准专折奏事。
虽办洋务二十多年，声名在外，但盛宣怀所经营的主要是轮船、电报、纺织业，对于主导经济命脉的煤铁、铁路却无缘掌管。早在19世纪60年代，盛宣怀即对湖北广济大冶煤铁矿动心，此后几番试***进入，均因各种原因未果。接办汉阳铁厂，使他终于得偿夙愿。更不料转瞬间竟能再上层楼，得办芦汉铁路。在官职上，盛宣怀的津海关道不过四品，如今一跃进入中央级官员序列，专折奏事更使他有了和最高权力层直接对话的机会。
甫掌大权，盛宣怀便提出了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首先，他把掌管的煤铁、铁路连接起来，要求铁路用汉阳铁厂生产的铁，同时为筹资计，筹建中国通商银行，力***合路、铁、金融为一体。其次，在上海、天津、汉口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分局，不仅办芦汉铁路，更致力于集中全国铁路的修筑权。此时中国已修和正在展筑的主要是关内外铁路。1897年1月，经王文韶奏请，该路的关内段即津榆铁路划归铁路总公司办理，盛宣怀随即派黄建`、张振じ涸鸾庸堍帷
与此同时，盛宣怀还在推进他热衷的办学事业。盛宣怀本人功名不高，但和李鸿章不同，他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895年，他经王文韶许可，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刘坤一还于1896年2月专门致电盛宣怀，索求中西学堂章程，以便仿办。次月，盛宣怀面见张之洞时，又面陈在上海创办学堂事宜。经刘坤一同意，盛宣怀在上海徐家汇购地，创办了南洋公学。接收津榆铁路后，初创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同样进入了盛宣怀的视野。1897年6月16日，盛宣怀命令将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由王修植兼管。这样，***的铁路学堂被取消。
历史发展总是充满了吊诡。此时，当年反对建铁路学堂的李鸿章出手，不自觉地挽救了学堂的命运。
甲午之后，李鸿章、盛宣怀两人命运的不同轨迹使两人的关系也微妙起来。李对盛虽多年提携，但到1896年，年过50的盛宣怀不过官居四品，在实业上，始终不得涉足心仪已久的铁路和铁厂。而在张之洞、王文韶的支持下，几个月内好运纷至沓来。两相对比，盛不由对李颇有微词。1897年8月11日，盛宣怀致函湖北按察使恽松耘，称：“弟事合肥师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足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湘乡用人，惟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惟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次日的上王文韶禀又称：“合肥用人太宽，津榆可为前鉴”〔9〕。李鸿章对盛的抱怨作何感想，尚未见直接材料，但心有不满可以想见。李鸿章虽虎落平阳，但毕竟余威尚在。关键时刻，他不动声色，几次出手，对盛宣怀的大举扩张进行了抑制。正在张、王、盛等人热火朝天地筹建芦汉铁路时，1896年初，容闳突然提出了津浦铁路的修建计划，对芦汉铁路在筹款、将来的铁路收益等方面构成直接威胁。在这背后，就有李鸿章的身影。虽最终该议未成，已着实令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忙乱了一番。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掣肘，除私人关系的变化之外，更有对国家大计的考虑。1896年使俄后，李鸿章对俄国的态度由防范转变为借俄国力量牵制日本。在使俄期间签订的《中俄密约》中，清***府同意俄国修建经由中国的中东铁路，东北在事实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盛奉命督办芦汉铁路后，即与各国谈判借款。在与英国谈判时，英国提出要以粤汉铁路的借款权为条件，盛宣怀则提出以东北的奉吉路抵换，这就涉及俄国利益了。李鸿章马上致电盛宣怀，提出反对：“奉吉路与俄连，俄廷前谓，中国自造准接，若令他国代造，则不准接。英勿庸议”〔10〕。盛又拟借美款，并向李鸿章解释说，只用美款建造奉天以南一段，奉天以北和中东铁路连接部分由中国自筹建造。他还认为美国和英国不同，不为俄国所忌。李鸿章同样反对，在回复中先指出：“中朝无人议及关东铁路”，继而警告盛宣怀：“芦汉借款，议者蜂起，吾与常熟（按：指翁同）力持乃定，岂可遽许美修粤汉、奉吉耶！”⑨
面对盛宣怀的一再举动，李鸿章决心一劳永逸地打破盛宣怀把关内外铁路作为借款筹码的算盘。他反守为攻，首先从技术层面对芦汉路的修建提出批评。1897年3月20日，他致电盛宣怀：“金达来言，芦至保，虽勘路购地，而料物一无预备。卢桥料由汉局自造，恐难经久。……弟担此重任，办无起色，奈何？”〔10〕5月30日，又致电盛宣怀：“金达前呈铁路应归一律，章程甚详妥，应交比监工查阅照办，否则将来与津芦不合辙，为害甚大。比人向未替他国做路，欧美均疑诧。又闻比厂桥料多旧式，订办时尤要讲求重力”〔10〕。言下之意，盛宣怀办芦汉尚顾不暇，遑论津榆？李鸿章再进一步，釜底抽薪，策划津榆铁路重归官办。7月16日，御史李念慈奏请津榆铁路仍归官办，筹款接修，以达奉吉。7月26日，谕旨准奏，“所有山海关以北至锦州、营口、沈阳、吉林铁路，赶紧开办”〔11〕。此时津芦铁路恰好竣工，督办之位又落到了胡蓖飞稀
高层的***争再次决定了学堂的命运。胡本龆将铁路学堂迅速从北洋大学堂中迁出。1897年11月22日，20名学生集体乘车离开天津，铁路学堂终于落脚到最初规划的山海关⑧。到1900年4月，学堂培养出了首届毕业生。几个月后，由于八国联***入侵，学堂被迫中辍，5年后才得以恢复。
为解决芦汉铁路缺乏技术人才的窘境，盛宣怀只有令王修植另招学生20名，创办芦汉铁路学堂⑧。1900年，同样因八国联***入侵，该学堂停办，盛把学生转到南洋公学，此为南洋培养铁路人才之始。于是阴错阳差之间，形成南北洋同办铁路学堂的局面，二者共同成为此后交通大学的渊源〔12〕。
四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5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都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是在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一段话。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吴玉章当之无愧。吴玉章一生从事***，《救国时报》的创办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片断。
依据档案记载，吴玉章，原名永珊，号玉章，字树人，1878生于四川荣县双石桥蔡家堰。吴玉章自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先期历经了、辛亥***、讨袁战争、北伐战争，后期又经历了抗日战争、***战争、新中国建设。吴玉章从事***六十余年，奋斗终身，成为***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家。
《救国时报》是《救国报》的延续，红***开始长征后，原中央苏区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于1934年10月3日被迫停刊。为了继续宣传***的***治主张，为广大***员与进步人士指明前进的方向，我***决定在莫斯科创办《救国报》：《救国报》创刊于1935年5月15日，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也是中国***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重要阵地。此时，吴玉章已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多年，成为创办新报纸的最佳人选。1935年1明，受***的委派，吴玉章秘密来到巴黎领导《救国报》的有关工作。
《救国报》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自创刊以来就得到抗日***民和海内外同胞的支持和欢迎，却受到南京***府的无比痛恨。在南京***府的压力下，法国当局发出“停止邮寄《救国报》”的通知，《救国报》面临停刊的境地。此时，吴玉章刚刚秘密抵达巴黎，恢复该报的出版发行就成了吴玉章遇到的首要任务。
为了反对法国***府的停报要求，使《救国报》继续出版，吴玉章找到法国***的同志们商量，争取通过手段，恢复报刊发行。法共同志告诉吴玉章，“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治问题”，并建议“法国***府自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吴玉章立即请示中央，建议将报纸名称改为《救国时报》，并很快得到中央同意。就这样，报纸的发行竟然一期也没有耽误。
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继《救国报》后重新出版，它的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名义上由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负责，印刷、发行部均设在巴黎，主要由吴玉章、吴克坚等人负责。在莫斯科编好的稿子，邮寄到巴黎后排字印刷，然后寄送到各订户及经销处。
从创刊之日起，《救国时报》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条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创刊号上便刊登了、和红***各***团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东北抗日联***及全国诸******领袖、部队官兵、民团弟兄的“快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日，这篇文章传到国内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玉章领导《救国时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报纸发行规模，增加发行数量。《救国时报》原由莫斯科星火印刷厂排字、校对，打成纸型后航空寄到巴黎印刷。由于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脱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减少发行量。1936年3月，吴玉章通过***的帮助从国内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批汉字铜模运到巴黎，由莫斯科抽调人员负责排字，在巴黎建立了《救国时报》的中文排字车间。印刷所的建立，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
吴玉章在创办《救国时报》过程中，除了报纸曾遭到法国***府的查禁和南京***府的严禁封锁外，报馆还经常面临严重的经济和发行困难。由于《救国时报》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有限，难以应付各种巨大的支出费用，报社资金时常告急。为解决困难，吴玉章在创办《救国时报》期间曾多次举办募捐活动，呼吁社会和广大读者给予支持。1936年8月12日，时任东北抗日联***第一******长的***亲自致函《救国时报》：“看见贵报上所公布的各地读者捐款，知道你们的办报经济上是很困难，似有不能维持之势。贵报的救国事业，也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虽苦，给养尚可获得各地人民之志愿供应。所以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项中节捐出国币一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外，并公推兄弟用***名义致函贵报，聊伸微意。捐款已设法由上海汇上，谅能收到……”这封信满载将士们对《救国时报》的深厚情谊。《救国时报》于同年11月15日刊载了该信，并在“按语”中说：“当我们意外地收到了这一封从远道寄来的信时，本报同仁全体读之，真是感动得要流泪了！”此外，报社还收到国内外同胞自发汇来的捐款六千余法郎。这些都体现着各界人士对《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和肯定。
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派的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代派处往往收不到。为此，吴玉章与报社的同志们通过各种办法解决困难。i936年年初，上海生活书店有一个同志到了巴黎，他手头上有《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当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吴玉章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来寄《救国时报》，使报纸得以在国内广为流传。
由于《救国时报》顺应了世界反***斗争和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因而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热烈欢迎，发展极为迅速，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两万份，且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半公开地流行，就是在西康、***等边远地区和很多小城镇也拥有读者。
《救国时报》主要面向海外华侨发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和中国***的抗日主张。它是一份***论性很强的现代型报纸，辟有《要闻》、《社论》、《时评》、《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侨胞生活》、《读者来信》等栏目，内容丰富生动。它不仅通过每期的《社论》宣传抗日主张，更通过《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栏目成为各***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讲台，体现“不分***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的宗旨。它不仅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和同志的著作，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发表***、何香凝等左派领袖的救国言论，还刊载冯玉祥、孙科、李宗仁、陈铭枢等人士的文章和演说。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不断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吴玉章领导创办的《救国时报》为推动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对于当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吴玉章在领导《救国时报》工作的
同时，为了加强与欧洲各国中共***员的联系，交换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还在旅欧中共***员中积极开展工作。1936年1月，吴玉章在巴黎召开中国旅欧***员代表会，并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的新***策》的报告，讨论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会和筹备抗联等计划，使多年散漫沉闷的各国同志了解了***的新***策，相互之间也有了广泛深入的联系，气象为之一新。大家听了吴玉章的报告，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觉得有了***的新***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兴地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生机勃勃地展开了工作。
此外，为了宣传抗日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玉章十分注意团结中具有合作意向的集团。1937年初，他派儿子吴震寰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约见当时在法国休养的元老胡汉民。胡汉民回国后发表了“与其亡于日本，毋宁亡于‘赤匪’”的主张(见第19期第二版)，《救国时报》多次撰文肯定胡汉民“联共抗日，不愿挂日旗”的觉悟。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救国时报》当即发表了题为《关于冯玉祥先生之抗日主张和胡汉民先生之死》的社论，表示对胡氏之死“扼腕不已”，惋惜他“不及利用此良好机会一殿其救国之抱负而溘然长逝”，称赞胡汉民晚年的抗日主张是其“一生***治主张最后的光辉”。
1936年7月，由于吴玉章没有法国居留证，属非法居住，为安全起见，***组织安排吴玉章返回莫斯科，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1938年2月，《救国时报》出版第152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它迁到美国纽约与***领导的《先锋报》合并，沿用《救国时报》的名称，直至1939～10月终刊。
《救国时报》从1935～12月9日创办，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历时两年多，出版152期。它大力宣传了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这一切成绩都是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吴玉章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与斗争取得的。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能忘记那充满硝烟的战争年代，更不能忘记老一辈***家的丰功伟绩。吴玉章与《救国时报》
刘怡
《救国时报》从1935年12月9日创办，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历时两年多，出版152期。它大力宣传了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都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是在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一段话。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吴玉章当之无愧。吴玉章一生从事***，《救国时报》的创办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片断。
依据档案记载，吴玉章，原名永珊，号玉章，字树人，1878生于四川荣县双石桥蔡家堰。吴玉章自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先期历经了、辛亥***、讨袁战争、北伐战争，后期又经历了抗日战争、***战争、新中国建设。吴玉章从事***六十余年，奋斗终身，成为***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家。
《救国时报》是《救国报》的延续，红***开始长征后，原中央苏区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于1934年10月3日被迫停刊。为了继续宣传***的***治主张，为广大***员与进步人士指明前进的方向，我***决定在莫斯科创办《救国报》：《救国报》创刊于1935年5月15日，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也是中国***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重要阵地。此时，吴玉章已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多年，成为创办新报纸的最佳人选。1935年1明，受***的委派，吴玉章秘密来到巴黎领导《救国报》的有关工作。
《救国报》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自创刊以来就得到抗日***民和海内外同胞的支持和欢迎，却受到南京***府的无比痛恨。在南京***府的压力下，法国当局发出“停止邮寄《救国报》”的通知，《救国报》面临停刊的境地。此时，吴玉章刚刚秘密抵达巴黎，恢复该报的出版发行就成了吴玉章遇到的首要任务。
为了反对法国***府的停报要求，使《救国报》继续出版，吴玉章找到法国***的同志们商量，争取通过手段，恢复报刊发行。法共同志告诉吴玉章，“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治问题”，并建议“法国***府自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吴玉章立即请示中央，建议将报纸名称改为《救国时报》，并很快得到中央同意。就这样，报纸的发行竟然一期也没有耽误。
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继《救国报》后重新出版，它的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名义上由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负责，印刷、发行部均设在巴黎，主要由吴玉章、吴克坚等人负责。在莫斯科编好的稿子，邮寄到巴黎后排字印刷，然后寄送到各订户及经销处。
从创刊之日起，《救国时报》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条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创刊号上便刊登了、和红***各***团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东北抗日联***及全国诸******领袖、部队官兵、民团弟兄的“快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日，这篇文章传到国内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玉章领导《救国时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扩大报纸发行规模，增加发行数量。《救国时报》原由莫斯科星火印刷厂排字、校对，打成纸型后航空寄到巴黎印刷。由于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脱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减少发行量。1936年3月，吴玉章通过***的帮助从国内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批汉字铜模运到巴黎，由莫斯科抽调人员负责排字，在巴黎建立了《救国时报》的中文排字车间。印刷所的建立，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
吴玉章在创办《救国时报》过程中，除了报纸曾遭到法国***府的查禁和南京***府的严禁封锁外，报馆还经常面临严重的经济和发行困难。由于《救国时报》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有限，难以应付各种巨大的支出费用，报社资金时常告急。为解决困难，吴玉章在创办《救国时报》期间曾多次举办募捐活动，呼吁社会和广大读者给予支持。1936年8月12日，时任东北抗日联***第一******长的***亲自致函《救国时报》：“看见贵报上所公布的各地读者捐款，知道你们的办报经济上是很困难，似有不能维持之势。贵报的救国事业，也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虽苦，给养尚可获得各地人民之志愿供应。所以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项中节捐出国币一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外，并公推兄弟用***名义致函贵报，聊伸微意。捐款已设法由上海汇上，谅能收到……”这封信满载将士们对《救国时报》的深厚情谊。《救国时报》于同年
11月15日刊载了该信，并在“按语”中说：“当我们意外地收到了这一封从远道寄来的信时，本报同仁全体读之，真是感动得要流泪了！”此外，报社还收到国内外同胞自发汇来的捐款六千余法郎。这些都体现着各界人士对《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和肯定。
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派的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代派处往往收不到。为此，吴玉章与报社的同志们通过各种办法解决困难。i936年年初，上海生活书店有一个同志到了巴黎，他手头上有《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当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吴玉章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来寄《救国时报》，使报纸得以在国内广为流传。
由于《救国时报》顺应了世界反***斗争和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因而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热烈欢迎，发展极为迅速，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两万份，且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半公开地流行，就是在西康、***等边远地区和很多小城镇也拥有读者。
《救国时报》主要面向海外华侨发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和中国***的抗日主张。它是一份***论性很强的现代型报纸，辟有《要闻》、《社论》、《时评》、《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侨胞生活》、《读者来信》等栏目，内容丰富生动。它不仅通过每期的《社论》宣传抗日主张，更通过《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栏目成为各***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讲台，体现“不分***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的宗旨。它不仅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和同志的著作，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发表***、何香凝等左派领袖的救国言论，还刊载冯玉祥、孙科、李宗仁、陈铭枢等人士的文章和演说。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不断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吴玉章领导创办的《救国时报》为推动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对于当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吴玉章在领导《救国时报》工作的同时，为了加强与欧洲各国中共***员的联系，交换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还在旅欧中共***员中积极开展工作。1936年1月，吴玉章在巴黎召开中国旅欧***员代表会，并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的新***策》的报告，讨论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会和筹备抗联等计划，使多年散漫沉闷的各国同志了解了***的新***策，相互之间也有了广泛深入的联系，气象为之一新。大家听了吴玉章的报告，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觉得有了***的新***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兴地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生机勃勃地展开了工作。
此外，为了宣传抗日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玉章十分注意团结中具有合作意向的集团。1937年初，他派儿子吴震寰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约见当时在法国休养的元老胡汉民。胡汉民回国后发表了“与其亡于日本，毋宁亡于‘赤匪’”的主张(见第19期第二版)，《救国时报》多次撰文肯定胡汉民“联共抗日，不愿挂日旗”的觉悟。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救国时报》当即发表了题为《关于冯玉祥先生之抗日主张和胡汉民先生之死》的社论，表示对胡氏之死“扼腕不已”，惋惜他“不及利用此良好机会一殿其救国之抱负而溘然长逝”，称赞胡汉民晚年的抗日主张是其“一生***治主张最后的光辉”。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6
新闻评论历来被誉为媒体的灵魂与旗帜，无论足社论、评论员文章，还是短评、杂文，这些文章在引导舆论，营造舆论氛围方面发挥着其他新闻体裁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足评论员文章以其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权威性，越来越被各家新闻媒体所重视。近年来，经过精心打造，“本报评论员文章”已经成为《北大荒日报》的一个品牌，这一体裁在正确引导舆论、凝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提升了《北大荒日报》的影响力。
一、分析形势、提高认识的作用
评论员文章，尤其足***报的评论员文章，不同于针砭时弊的短评、杂文等类文章，它往往把正面引导舆论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当人们对形势有所困惑的时候，评论员文章无疑足分析形势、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好工具。
2014年，面对国内、省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黑龙江垦区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多种考验，垦区上下的干部职工明显感到信心不足。为此，作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机关报，《北大荒日报》及时推出了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垦区当前的经济形势》，从客观分析影响垦区经济形势的主客观因素人手，理性地指出“垦区的发展速度慢下来，不要觉得很可怕，也不要过于悲观”，并通过一系列深入浅出的阐述，告诉广大读者，这种“慢”也是垦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立足于67年创业积累的优势，垦区经济一定能在逆势中迎来新的机遇，实现新的突破。
此文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结合实际娓娓道来，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文章见报后，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表示通过阅读此文，对垦区的经济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克服了悲观的情绪。
通过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对思想认识的恰当引导，评论员文章可以使受众走出迷茫，变得更加理性，从而做出合理的、有利于发展的选择。
二、解读***策、答疑解惑的作用
各级***和***府每年都要出台一系列新***策，其中很多***策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想对***策有精准、清晰地了解，但由于公文的行文特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要吃透***策的精神，只是硬啃公文还不够。这就需要***报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用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对***策进行细致的解读。
《北大荒日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4年下半年，为了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黑龙江垦区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八条意见》，《北大荒日报》适时地推出了评论员文章《以更加有为的姿态奋力前行》，对此意见出台的背景、目的、意义、作用等进行了解读，并阐明了利用好新***策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发展的思路。
由于此意见在表述上很简单，所以接到文件后，垦区内很多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对意见感触不是很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新***策能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但通过阅读《北大荒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很多企业家豁然开朗，真正认识到了新***策的价值所在，也找到了本企业与新***策的契合点。
三、理清思路、统一思想的作用
思路决定出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文化繁荣，都需要有科学的战略，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而***报借助评论员文章对既定的战略进行阐释，无疑可以起到理清思路、统一思想的作用。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为了推进工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对上一年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新一年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为了更好地宣传会议精神，迅速统一垦区干部职工的思想，《北大荒日报》在每次省农垦总局***（扩大）会议之后都要推出一组系列评论员文章，最少3篇，最多10篇，系统解读总局***的最新精神，指明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和路径。例如，2015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北大荒日报》组织精兵强将拿出了一组10篇《深入贯彻总局***（扩大）会议精神》系列评论，从新思路开启农垦事业新征程、在勇于担当中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倒逼机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等10个角度，全方位地论述了如何以总局***（扩大）会议精神为指针推动发展。
这组评论员文章文风朴实，论述清晰，使读者读起来相对比较轻松，起到了消除杂音、指点迷津的作用，切实做到了把垦区干部职工的思想迅速地统一到总局***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四、弘扬正气、倡导新风的作用
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差别很大。但不管怎样变化，每一个社会都有其主流的价值观，都要想方设法汇聚正能量，形成好风气。为了更好地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报评论员文章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为了弘扬正气、倡导新风，《北大荒日报》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评论员文章，表达了编辑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判断。2010年，黑龙江垦区首届感动北大荒人物（群体）评选结果揭晓后，《北大荒日报》推出了评论员文章《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揭示了人性的光辉和精神的力量；2011年，农垦总医院护士温丽媛救助跌倒在大街上的老人引起社会关注的新闻刊出时，《北大荒日报》配发了以《无愧于自己的良知》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倡导每一个人都能像温丽媛那样，在紧要关头做出无愧良知的选择。而报社每次推出重大典型人物时，都要配发评论员文章，对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进行褒扬，引导广大渎者向先进学习，凝聚积极向上的力量。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7
关键词：西村时彦 楚辞 研究综述
西村时彦（1865～1924），字子俊，号天囚，晚号硕园，日本大隅种子岛人。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就职于大阪《朝日新闻》社、主笔东京《朝日新闻》，首倡复兴怀德堂，撰《怀德堂考》。大正九年（1920）授文学博士。大正十年（1921）任宫内省行走，掌内外制诰，去世前特旨升从四位叙勋四等[1]。西村时彦是日本早期楚辞研究的翘楚大家[2]，其在楚辞研究方面的贡献有二：一为楚辞研究著作四部，即《屈原赋说》《楚辞王注考异》《楚辞纂说》《楚辞集释》;一为尽其一生采访与收藏的楚辞文献，数量近百种。
学界对西村时彦的研究有三种角度：一是将西村时彦置于整个日本楚辞研究史中进行观照，对其楚辞学研究成就进行总结和述评，代表人物有日本学者竹治贞夫、稻x耕一郎和徐志啸、王海远等;二是将西村时彦和日本怀德堂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代表人物有周建忠师、崔富章和日本学者后醍院良正、石川三佐男、前川正名等;三是从文化史及中日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陶德民。研究内容主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西村时彦的生平及交游研究
西村时彦生平见于《硕园先生追悼录》[3]、《文学博士西村君墓表》[4]和《西村天囚传》[5]。稻x耕一郎在《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6]中论及西村的楚辞学成就时仅提及西村的生卒年。2003年崔富章与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合作的论文《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7]中介绍了西村的生平，并写到：“西村时彦曾两次来到中国。”对此，周建忠师据《文学博士西村君墓表》《西村天囚传》记载以及西村的诗作考证出崔氏之误，西村时彦曾“三游清国”，并非两次[8]。周建忠师还根据西村《江汉溯洄录》辑出其曾于明治三十年至明治三十一年间游历中国上海、镇江、金陵、芜湖、安庆、九江、武昌、樊口、黄冈、汉口、汉阳等地，并拜谒张之洞，赴辜鸿铭之约，会陈三立等人[9]。
汤浅邦弘、竹田健二认为西村时彦将其书斋命名为“读骚庐”，显然与楚辞有关[10]。崔富章也将“读骚庐”认作西村时彦书屋的名称[11]。周建忠师根据《文学博士西村君墓表》《西村天囚传》记载，指出汤浅邦弘、竹田健二之误：西村时彦的书室名为“百骚书屋”，“读骚庐”非西村时彦书斋名，而是书斋中悬挂的匾额的题词。周建忠师认为，西村时彦将收藏的与“楚辞”有关的钞本、稿本命名为“读骚庐丛书”应当源于我国清代著名经学大师俞樾为其题写的匾额“读骚庐”[12]。关于西村时彦书斋的名称及“读骚庐丛书”之名的源起，王海远《日本近代〈楚辞〉研究述评》一文采用了和周建忠师同样的说法。案：尽管崔富章、石川三佐男在前（2003、3004），汤浅邦弘、竹田健二之著作出版在后（2005），但很可能崔富章、石川君的这一看法来源于汤浅邦弘，因为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最后附有：“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大阪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怀德堂中心汤浅邦弘教授暨井上了君的帮助。”只不过有可能汤浅邦弘的《怀德堂的历史回顾》当时还在编纂过程当中，尚未出版而已。因而周建忠师在文中只提到纠汤浅邦弘、竹田健二之误。
崔富章和石川三佐男之文还对西村时彦之所以从事楚辞学研究和典籍收藏的内因进行了探讨，“……这次他在中国居留二年余，直到1902年春天才返回日本。他（西村时彦）至少在中国度过两个端午节，弥漫在大街小巷的浓浓节日气象、人文氛围、中国人心头的屈原情节、特立独行的屈原形象，可能使他受到深深的感染。”[13]而周建忠师认为“西村时彦对《楚辞》的研究，主要源于京都帝国大学教学之需。”[14]这是西村从事楚辞研究的外因。两种推测均有道理，可惜未能综合起来深入下去，笔者今后将另文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西村的师承与传播，大阪大学前川正名博士提出：“从西村天囚与冈田正之的关系、与《楚辞百种》的关系及与东京大学的关系考虑，西村天囚对楚辞学的接受与理解，冈村Y谷起了一定的作用”[15]。周建忠师引用了这一说法，并进一步考证出：直接受到西村时彦《楚辞》学术影响的有两位学生，即藤野岩友和桥本循。
陶德民著作《明治时期汉学家与中国》[16]论述了西村时彦等汉学家的外交策论，勾勒出了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家从“邻人”到“监护人”的对华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再现了帝国主义时代日本汉学家的多样化亚洲观。陶德民的《西村天囚与刘坤一》[17]一文考述了西村时彦努力促进清末教育改革的活动。上述两部书对了解西村的思想构成有一定帮助。
二、西村时彦楚辞学著作研究
西村时彦的楚辞学著作有四：1.《屈原赋说》，现存两个版本：《屈原赋说》二册二卷，大正九年手稿本，《屈原赋说上卷未定稿》，一册，西村时彦手钞本，并有重建怀德堂排印本《屈原赋说（卷上）》;2.《楚辞王注考异》一卷;3.《楚辞纂说》四卷，手稿本;4.《楚辞集释》不分卷。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竹治贞夫在其著作《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的楚辞的研究》[18]一文中对西村时彦的楚辞研究著作《屈原赋说》上卷做了详细而恰到好处的述评，其别对“篇义”“原赋”“体制”“辞采”“道术”等篇做了较深入的阐述，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其需要修正之处。竹治贞夫对西村时彦的《屈原赋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进入明治时期以后，真正以汉文进行的楚辞研究，是冈松Y谷的《楚辞考》和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作为楚辞概说，其（《屈原赋说》）考证的精密和规模的宏大，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这一评价被多次引用，得到后来者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稻x耕一郎的《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19]认为，“日本对楚辞的研究和注释工作，是进入十七世纪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至1867年）以后逐渐开始的。”稻x氏把西村时彦定位于日本楚辞学研究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把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楚辞研究称为“日本楚辞研究前史”。稻x氏认为西村时彦的《屈原赋说》“考证之精密，结构之宏博，堪称日本近代楚辞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虽然仍是用汉语写的，但扬弃了只停留在训诂注释之上的传统方法，标志着日本楚辞研究进入了真正的‘研究’的阶段。”他在文中还提到了西村的楚辞研究手稿《屈原纂说》（应为《楚辞纂说》之误），并说“该书稿从作者所可见及之古今典籍中辑录了涉及楚辞及屈原的文字，因而显著地表现了他的博学”。但稻x氏未提及西村时彦的另外两部著作，即《楚辞王注考异》和《楚辞集释》。
崔富章、石川三佐男对西村硕园的楚辞学成果的研究最为具体。日本九天大学教育文化学部教授石川三佐男先在其论文《〈楚辞〉》学术史考》[20]中简略介绍了西村时彦的楚辞学研究成果。至2003年，崔富章和石川三佐男经过合作研究，有成果《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刊于日本《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教育实践研究纪要》第25号，2003年;中国《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论文对西村的楚辞学贡献进行了评价，对西村的四部楚辞学研究专著进行了著录评述，补充了前人未涉及的《屈原赋说》下卷手稿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西村既有汉学之根底，又具宋学之精微，其文献学功夫，几臻出神入化之境。”并认为《楚辞纂说》“堪称屈原学之资料库。”但崔富章在《大阪大学藏出此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21]中写到：“他的《楚辞纂说》四卷，堪称为最早的屈原学资料库。”多出“最早”两字，尽管《大阪大学藏出此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一文发表时间晚于《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但从文章体例和规模来看，应该是《经眼录》成文在前。笔者推测，作者应该是本着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删去了“最早”二字，文中“最早”这个定义并未限定空间范围，到底是就日本国内而言还是中日两国整个楚辞研究史而言，作者没有言明，这一结论还有待考证。
徐志啸的《日本楚辞研究论纲》[22]第二章《日本早期楚辞研究》中专列了“西村硕园的研究”部分，主要介绍了崔富章、石川三佐男的研究成果。王海远在其论文《近当代日本楚辞研究之鸟瞰》[23]及《日本近代〈楚辞〉研究述评》[24]中论及西村时彦的楚辞学研究成就，对《屈原赋说》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价，认为“这一著作代表了日本近代楚辞研究的高峰”。王海远还充分肯定了《楚辞集释》的学术价值，认为：“本书（《楚辞集释》）作为《楚辞章句补注》与《楚辞集释》两种体例的结合体，成为《楚辞》学界绝无仅有的一个存在。”2010年王海远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日楚辞研究比较――以现代为重点，迄于20世纪80年代》中单列一部分，对西村时彦的楚辞学研究成就进行论述，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中对《楚辞》研究最为有力者当属西村时彦”，这与竹治贞夫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西村时彦的《楚辞》藏本研究
西村时彦“嗜骚成癖”，一生收藏《楚辞》版本极多，其中不乏善本。
饶宗颐、姜亮夫、崔富章等人曾在楚辞目录学著作中涉及三个概念，即：“西村硕园《读骚庐丛书》”“怀德堂文库”“大阪大学藏本”，均语焉不详。这三个概念与西村时彦有关，因而周建忠师在《大阪大学藏“楚辞百种”考论――关于西村时彦・读骚庐・怀德堂”》中，从西村时彦与怀德堂的关系入手，详细考证，厘清了三者的概念，即：西村时彦去世后，夫人将西村博士全部藏书六千八百册捐赠给怀德堂。怀德堂将西村藏书命名为“硕园纪念文库”来保存。昭和二十四年（1949），怀德堂把藏书三万六千册作为‘怀德堂文库’全部捐给大阪大学，现藏大阪大学附属***书馆，其中就包括西村时彦的‘硕园纪念文库’，同时将‘硕园纪念文库’中的《楚辞》典籍总称为‘怀德堂文库’之‘楚辞百种’，而‘读骚庐丛书’21种则是‘楚辞百种’一部分。”这一结论可谓拨云见雾，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同时，周建忠师还在文中列出了西村时彦L集的《读骚庐丛书》21种书目，纠正了崔富章“辑《读骚庐丛书》二十六种”的说法，并指出：《读骚庐丛书》并不是“《楚辞》著作”而是与《楚辞》有关的著作21种，因为至少有三种不是专门的《楚辞》典籍，即：宋代钱希言撰《楚小志》，清代余萧客撰《文选纪闻抄》，清代张云H撰《选学胶言抄》。[25]
崔富章、石川三佐男认为“西村时彦的‘读骚庐’中收藏着一百余部《楚辞》类典籍，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崔富章、石川三佐男合作）和《大阪大学藏出此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崔富章）两篇论文详细介绍了西村收藏“楚辞”典籍的版本信息、西村罕见藏本的文献学价值，文中列出西村收藏的《楚辞》类典籍包括：中国明代刊本十六部;清代刻印本四十余种;抄本二十七种;民国时期的刻本、影本、印本十五种。其中三十种是中国国家书目中的“善本”类***书。作者还指出，西村时彦所藏抄本《王注楚辞翼》三卷（题北越董鸥洲著）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传本。王海远在《日本近代〈楚辞〉研究述评》[26]中补充了西村的《楚辞》藏本，即：日本的刻印本12种，抄本十余种，朝鲜刻本16种。另，周建忠师经考证认为崔富章的说法有误，应为：“西村时彦的书室“百骚书屋”收藏楚辞类典籍，习惯称“楚辞百种”，实际上并没有一百种，云‘一百余种’，亦不确。”[27]
朱光潜有言，“推动学术发展可以通过发现过去未知的东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把已经说过的话加以检验、重新评价和综合来实现。”[28]对西村时彦的研究已被一些学者关注，但不够全面，对其思想人格和精神境界挖掘不够，对其楚辞学研究的背景、研究方法和成果产生的原因未作出深入细致的探究。西村时彦在日本楚辞学史上的地位、其楚辞学研究的贡献和影响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探讨。
注释：
[1]陆中内藤虎：《文学博士西村君墓表》，《硕园先生遗集》卷一，财团法人怀德堂纪念会，1936年版。
[2][22]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后醍院良正：《硕园先生追悼录》，怀德，第2号，怀德堂堂友会，1925年版。
[4]陆中内藤虎：《文学博士西村君墓表》，《硕园先生遗集》卷一，财团法人怀德堂纪念会，1936年版。
[5]后醍院良正：《西村天囚传》，日本朝日新闻社社史编修室，1967年版。
[6][19]稻x耕一郎：《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江汉论坛，1986年，第7期。
[7][13]崔富章，石川三佐男：《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8][9][12][14][25][27]周建忠：《大阪大学藏“楚辞百种”考论――关于西村时彦・读骚庐・怀德堂》，职大学报，2008年，第1期。
[10]汤浅邦弘，竹田健二：《怀德堂的历史回顾》，大阪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21]崔富章：《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文献，2004年，第2期。
[15]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汤浅邦弘编：《怀德堂文库的研究（2005）共同研究报告书》，大阪大学大学院文科研究科，2005年版。
[16]陶德民：《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陶德民：《西村天囚与刘坤一》，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8号，1997年，第1～39页。
[18]徐公持译，竹治贞夫：《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
[20]石川三佐男：《<楚辞>学术史考》，日本中国学会报，1998年，第10期。
[23]王海远：《近当代日本楚辞研究之鸟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4][26]王海远：《日本近代<楚辞>研究述评》，北方丛论，2010年，第4期。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8
春帆楼是日本式旅馆，只有几个房间。虽然又到了吃河豚时节，但新年刚过，旅客寥寥，我住的是“环之间”。此间在三楼北端，是套房：一洋式，有床有桌椅;一和式，铺满草垫子。和式用餐，洋式就寝，各享其用。和式房间朝东，一壁明窗，竹帘半掩。倚墙立一木板，上书“皇太子殿下御座所”，原来昭和天皇当太子时曾下榻于此，当今皇上即位之前也住过。天皇则临幸最上层，叫“帝之间”。悄悄上去看，此层（四楼）只有一个大房间，像会议室或者宴会厅，空空荡荡。
啜茶小憩，但墙上的挂轴却不容我喘息，仿佛“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那是梁启超的墨迹：“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不成，梁启超亡命日本，1911年去台湾，途径下关，写下这首诗。恰好十年前的1901年，李鸿章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吐血而死，又过了不到两个月，曾嘱人刺杀他的梁启超却为他立传，说：“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故吾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旅馆说明上“伤心地”被译作感伤的心情，大概译者把诗句误断为“心地”。临窗观望，眼下又一片灰瓦，屋脊横陈，多少遮挡了远山近海的景色，好似电视屏幕上施加障眼法，这就是日清讲和纪念馆。
以前读过一本书：《春帆楼下晚涛急》，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台湾学者。卷首有一帧彩***，那***上并非春帆楼，而是日清讲和纪念馆，建于1935年。春帆楼也早已不是梁启超过马关时的春帆楼，1945年原楼毁于战火，劫后重建，颇有点巍峨。二楼有一个大房间，名为“讲和之间”。各房间都装饰了“汉墨”（汉文墨书），“帝之间”里是李鸿章的手迹。
三楼走廊悬挂着郭沫若的诗，写在一尺见方的色纸上，也是七言绝句：“六十年间天地改，朝来独上春帆楼。海山云雾犹深锁，泯却无边恩与仇。”诗下明记“乙未冬”，为公元1955年，距李鸿章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谈判正好六十年。纪念馆里有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秋七月书写的四个大字“海岳烟霞”，就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信函中写道：日本“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掣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我将何术以处之”。历史不幸被他言中，让他抱屈：“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春帆楼院墙外竖有一个路标，曰“李鸿章道”。李鸿章被任命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三月十四日从天津乘船，风波浩渺，十九日抵达下关，驻引接寺，往返春帆楼谈判。二十四日遭人行刺，险些丧命。列强环视，日本急于签下这个约，只好对李鸿章关怀备至，改走山崖小路。日后好事之徒把这条长仅五百多步的山路叫作李鸿章道。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9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规范***府行***行为，推进***府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市工作，提高依法行***水平，依据《***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的通知》（国发〔1996〕13号），市人民***府关于1996年6月至1997年12月对本市***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和修订。根据北京市人民***府《关于公布本市***府规章清理结果的通知》（京***发〔1997〕43号）的规定，现将清理结果中有关涉及劳动工作的***府规章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列入本次清理范围的涉及劳动工作的***府规章中，废止的5项；不再作为***府规章，改按一般文件处理的11项。
继续有效的***府规章按照有关规定另行通知。
二、凡列入废止的规章目录的，自1998年1月1日起，均不再作为行***管理和行******的依据。
三、在改按一般文件处理的规章目录中，凡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策及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文件，对其不一致的内容或条款停止执行；凡内容所涉及的工作任务已经结束的文件，或者已超过规定的有效时效的文件，均不再作为行***管理和行******的依据。
附件：废止的***府规章目录
1.北京市建筑企业和勘察设计单位聘用离休退休人员管理若干规定（1990年12月22日 市***府第40号令）
2.北京市执行《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1986年9月15日 京***发〔1986〕126号）
3.关于职工待业保险基金收缴办法的补充规定（1987年4月2日 京***办发〔1987〕49号转发）
4.关于企业工人流动的若干规定（1987年11月13日 京***发〔1987〕143号批转）
5.《北京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罚款处罚办法（1993年9月4日 市***府第12号令）
改按一般文件处理的***府规章目录
1.修订北京市电工管理办法
（1963年6月28日 市星字第142号文件）
2.北京市人民***府贯彻执行《***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的实施细则
（1981年5月8日 京***发〔1981〕55号）
3.关于锅炉压力容器制造工厂安全监察暂行规定
（1982年8月1日 京***发〔1982〕90号）
4.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办法
（1985年6月22日 京***发〔1985〕99号）
5.北京市实施《工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
（1986年3月3日 京***发〔1986〕30号）
6.北京市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
（1986年3月20日 京***发〔1986〕43号）
7.北京市国营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管理办法
（1986年9月7日 京***发〔1986〕127号）
8.北京市执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
（1986年9月15日 京***发〔1986〕126号）
9.北京市执行《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
（1986年9月15日 京***发〔1986〕126号）
10.关于在北京市工业系统重点企业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制度的若干规定
（1987年7月29日 京***办发〔1987〕120号）
关于生日的文章篇10
[关键词]《人民日报》 时评 特征
[中***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80-01
一、《人民日报》时事评论内容关注社会热点
新世纪《人民日报》时事评论内容关注民生心态方面的文章，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敏感问题进行点评。这些文章无论是题材本身还是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引起了密切关注。如食品安全问题多次在《人民日报》时事评论板块中被关注，其认为食品安全标准公开透明才不至于成为公众的焦虑，也才能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牢固“防火墙”。社会热议的话题事件，也是社会矛盾反映比较集中的体现，《人民日报》对这些事件和现象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抨击。
二、《人民日报》时事评论观点多元
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群众心态和情感诉求，它既是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一系列时事评论清楚地表明立场，极大地关注了处于社会中下阶层人群，并同时深入挖掘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在舆论上予以支持或反对的有力声音。
三、《人民日报》时事评论立足高远，指导和监督各地执***者
《人民日报》始终将各级地方***府的工作情况与民生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级***府工作建言献策。站得高看得远，就应当着眼大局，从大局上把握整体言论的引导方向，同时要选择踏实做事，从基层群众的角度出发，清楚大多数群众的心理。例如在“关注社会心态”这组系列文章中让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中，要求手握权力的各级地方***府的执***者“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在《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一文中，评论记者对地方执***者的期望变得更加具体：少一点“我没时间跟你闲扯”的野蛮态度，多一点平心静气的理解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教条口号，多一点公众信息的及时公开；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负责任，多一点尽快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行速度。
四、《人民日报》时事评论题材多样化，视角全面化
选题既是评论文章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也是立论的基本点，离开了选题，作者的观点就成了空谈。《人民日报》时评版块一方面开设“今日谈”“市场随笔”等小言评论专栏，这些栏目上所刊发的新闻时评，选题通常比较小，选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而“任仲平”“人民论坛”等时评栏目则更加注重相对比较大的新闻事件作为选题。在评论角度上，所有时评文章更注重“俯下头来”的原则，驱除***报“高高在上”的“不实际”，在日常生活中寻觅鲜活的因素，努力从贴近群众生活的角度来论说。过去，《人民日报》时评在承认新闻性上很受社会***治环境的影响，也曾有过障碍、走过弯路。新闻时评的选题因阶级斗争而一度消失，评论成了打倒阶级敌人的“武器”。以***治生活为全部的评论，失去了本身的魅力。新闻评论无限拔高、强调新闻的***治属性，新闻性却被压缩、忽视甚至彻底抛弃。但事实上，时评的评论对象是新闻事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新闻事实是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众多社会上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常常隐藏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这些都是新闻时评的良好资源。因此，新世纪以来《人民日报》努力倡导我国“事事皆可入评论文章”的新闻时评原则。从报纸设立的国内话题看，除了***治大事，经济、文化、法律、***事、医疗、保健、体育、娱乐等内容都成为新闻时评的选题内容；对国际新闻事件的选择，除了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别国的***治动向、经济走势、风土人情等也都进入新闻时评的文章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武录.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评论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09：人民论坛（时评）[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关于生日的文章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