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1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历史地***册；作用
***文结合是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途径，宋代学者郑樵有云：“置***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这就是说，学习历史应该***文并茂，互相佐证，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与课本教材配套的《历史地***册》就是一个丰富的历史***片资源库。这些历史***片与课本教材内容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是最便利、最有价值的直观教学资源。下面笔者以高中人教版教材为例并结合个人的一些教学实践，谈谈《历史地***册》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其础也”（《序》）。因此，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增强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同样也要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历史空间感仅靠文字和语言是很难构筑起来的，《历史地***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充分运用它则极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从而更直观地认识历史。
例1：课本对北伐战争的经过有以下文字描述
“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国民***府在广州成立……统一了广东***根据地。1926年，国民***府确定北伐……北伐***势如破竹，***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初，国民***府由广州迁往武汉。”
以上文字包含两个历史空间信息。第一，***势力范围扩大了。北伐前***势力范围在广东，随着北伐的开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第二，***中心转移了。国民***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中心从珠江流域转到长江流域。但是课本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匹配相应的历史地***，学生对以上历史空间信息的变化并未产生直观、具体的感受，地理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学生更会感到费解。教师可让学生通过读***得出北伐前后的***势力范围和***中心产生了什么变化，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哪些省份。结合这一历史地***的应用，能较好地帮助学生增强北伐战争的历史空间感，更直观地掌握这一知识点。
二、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
课本教材由于篇幅所限，编写原则以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为首要，用语简洁精炼，重点突出历史主干。因此，对历史的展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很多历史细节也没有提及。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和多样的，不从多个方面细致研究就不能全面展现历史面貌，也就谈不上深入理解历史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在课本教材基础上做适当补充，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历史地***册》在这方面也有显著的用武之地。
例2：课本对汉字的演变有以下文字描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六千多年前，中国的原始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画，称为‘***画文字’。象形字后来逐渐符号化，脱离***画，形成汉字。至商朝，汉字已形成完整体系。此后，汉字按照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脉络演变发展，至今已有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这段文字高度概括了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趋势，但它是抽象的，学生不能从中获得汉字演变趋势的直观感知，不容易理解其中所指。因此，教师就要想办法化抽象为形象，化一般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这时《历史地***册》配套的“汉字的演变发展”示意***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此***通过五个同一汉字不同字体的渐变对比，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汉字从***画化向符号化、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以及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四种字体的各自结构形态特征。学生在这幅***的辅助下，理解课本汉字演变趋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历史地***册》中的各种历史***片都是重要的史料资源，并且运用《历史地***册》开展史料教学有三大优势。第一，便利性。地***册师生人手一本，史料现成，与课本配套，可随时随地参阅。第二，可靠性。地***册中的史料经过严谨编选，不断修改完善，史料价值有保证。第三，易读性。地***册主要是地***、***表、照片、绘画等直观史料，容易被学生接受。因此，善用《历史地***册》进行史料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学生运用***片史料展开探究活动，得出结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沉重打击和有效牵制了日本侵略势力，极好地配合了其他反***战场，对世界反***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上结论基于学生对史料分析得出，这正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综上所述，教师善用《历史地***册》开展教学，能帮助学生增强历史空间感，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从而更直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
参考文献：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2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3
[关键词]古典文献；民族学；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概述
所谓“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而“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用雕版、活字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古典文献的范畴之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行多种民族文字，拥有多种民族文字的古典文献。从古至今，中国用各种民族文字撰写的古典文献，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肩的。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发展的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民族学的关系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许多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56个民族在其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反映本民族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文献，有的是用汉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在各种载体上，也有的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于后世。中国民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汉族古典文献和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内的我国各种民族古典文献。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记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传播绚丽多彩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同汉族古典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民族古典文献。
民族学和文献学是两门***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文献学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民族学尤其注重中国民族史和56个民族族别史的研究，因此借助于中国古典文献显得尤为重要，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更是离不开古典文献。可以说，民族学研究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进行的；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也经常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我国许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就同时具有民族学和文献学的双重价值。我国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名称的沿革、支派的离合、势力的涨落、部族的消长、文化的变迁等历史演化历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和融合的概况，它们既是民族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初创具有促进作用
蔡元培先生是尝试充分运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促进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上，他尤其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努力推进民族学的中国化。例如，他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汉民族的研究方面就非常重视利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学素材从事我国原始社会史和汉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蔡先生也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在其《说民族学》一文中，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种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史记》中的“四夷列传”、《蛮书》、《诸番志》、《山海经》、《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认为，民族学“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它与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认为考古学上发掘出的古代器物，往往也需要运用民族学、古典文献学的材料加以解释和佐证。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学这门***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的最早基础。
（三）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但是无论是从考古成果来看，还是参见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的通例，中国民族理应是起源于黄河下游。此外，在传统的汉文文献中，普遍也认为中华民族乃是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扩展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一个民族的族名往往是由最初的“他称”而转为“自称”的，“汉族”作为一个族名，也是在汉代以及其后中原的人与周边异族接触中产生的。通过借助于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他族对他们的称呼。“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1]《左传》中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2]；《国语》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都是古代文献中文字上的证据。
三、结语
在我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民族史和族别史的研究上，中国古典文献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今后应当继续注重对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运用，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2]（春秋）左丘明. 左传[M]. 中华书局，2012.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4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与民族地区的***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5
而汉字的发展历史，包括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书体的变化，完整地记录和传递了中国人的感情、思想、艺术和科技成就等历史痕迹。
中国自古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荀子》，《韩非子》中也有相关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对此，学者们向来有多种观点，而一种比较宽泛的解释是：“上古混沌初开，先民于劳作、休憩、祭祀之际，刻符记事，文字之创，盖由此也。”据我们目前对历史的了解，我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这是公认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 “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于19世纪末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所以被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甲骨学”。
从西周开始到秦朝的书体是篆书。篆书承甲骨文而来，而汉代的隶书在战国时期的竹简书中已经可以看出它的端倪了。
金文，或称“吉金文”，“钟鼎文”，是铸、刻在钟、鼎等青铜器上的文字。商代的金文受甲骨文风格影响较明显可见。如《戍嗣子鼎》上近30个字，其笔画细瘦劲韧，有着浓重的刀刻意味。另一种如《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等，文字气魄阔大，笔力雄强，笔画亦较丰腴，但仍保持着甲骨刻字笔画尖起尖收的特点。而特受后人赞叹的是“司母戊”三个字的布局，天然混成，令人玩味不尽。但在这个时期，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实用性的，并不是为了让人观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文字得以规范，丞相李斯创小篆以通行全国。今天面对《泰山刻石》，我们所感受到的是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淘洗，包藏在那均匀严密的笔划之间的一种大国的威仪。两汉时期隶书渐成规模，《曹全》之玉润，《礼器》之严整，《史晨》之高峻，《石门》之恣肆，不惟书写历史，更表现出楚汉文明的奇异和瑰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楷字的发展成熟阶段，是当今文字系统形成的关键环节，在汉字尤其是楷字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这时期也是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质过渡的交替时期。但是，由于该时期社会用字载体复杂，有关简牍材料类型相对零散，从楷字发展的角度进行系统调研的工作显得相对薄弱。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反过来汉字又是书法艺术之树滋生和丰茂的肥沃土壤。可以说，自从汉字诞生，书法和篆刻艺术就随之而生了。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使中国的线条艺术臻于妙境，而绘画形式上是追索线条之间的变化，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人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篆刻，中国的雕刻文字，与中国文字发展历史进程相适应，篆刻的形式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6
关键词：清代鲁史;彝族;姓氏认同
中***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063-02
鲁史镇历史悠久，居住着汉、彝、回、苗、白、傣、壮、普米、满、傈僳等10个民族，从1598年鲁史设地方行***机构辟街场设巡检司至今400年历史，特别在清代包括彝族在内的很多民族入境定居;而早在公元13世纪，元朝***府即于今川滇毗邻一带设置“罗罗斯宣慰司”来管辖此一区域的彝族先民[1]。此区域辐射到凤庆鲁史。说明在元朝凤庆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入境居住。鲁史彝族先民从入境定居至清代主要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特别是在清代，由于鲁史地区各民族受居住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治背景等因素影响导致很难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等构成民族诸要素以及民族特征来区分。而民族又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2]。那么清代鲁史彝族在无法用民族特征来区分时，用什么使彝族区分于其他民族，其独特的姓氏认同作用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鲁史“茶、罗、毕、字、郝”五姓氏认同
（一）彝族的历史沿革
云南地区的彝族根据地方史志记载：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推行的“割贱为良”所谓割除陋习***策，摧残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导致云南很多彝族在明末清初基本为汉姓[3];彝族也不例外，原本彝族族源是上古氐羌集团中的一支，汉晋时期的昆明族和叟族是彝族的直接族源，唐宋时期称为乌蛮，元以后称为“罗罗”，而凤庆彝族主要有“香堂”和“俐■”两个支系，香堂中也有“土倮”等称谓。“香堂”主要由楚雄和巍山一代迁来，而“俐■”，据传是从景谷一带迁来[4]。与此同时“香堂”和“俐■”两个支系彝族也迁入鲁史地区并定居下来。
明清以前迁入鲁史的彝族主要是“香堂”支系，“香堂”支系中有“土倮”的称谓，但彝族自称为“土族”。这里说到土族为彝族的说法又要回到“茶、罗、毕、字、郝”五姓氏认同，因为认为自己民族是“土族”的主要是“毕”氏。清代从凤庆的郭大寨的团山村迁入俐■支系;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国家恢复民族***策以后，俐■人对本民族的认同主要为“俐■族”，更多的是认为“同宗同族”。即所谓延续至今的“本家”，也就是“同姓同宗同族说”。清代迁到鲁史地区的“俐■族”主要是“薛”姓。“俐■人”是他称，而当地薛姓氏民族清代到现代都称自己为“俐米族”，他对彝族的族名的认同比较薄弱。
（二）五姓氏认同时间推测
据《顺宁县志》记载，最早居住在鲁史境内的民族为蒲蛮（即布朗族），是鲁史境内世居的土著民族，以后，彝族、回族等民族入境定居且发展较快。明清两代汉民族大量迁入定居，汉民族定居后，其他少数民族被歧视，彝族中历史上被贬称为“倮倮”的茶、罗、毕、字、郝等五姓氏也多改为汉族[5]。从本段记载中说明在明朝以前就已经有“茶、罗、毕、字、郝”为同一个民族的说法。而且清代也认同五姓氏为同一少数民族的观点，后因清代迁入的汉族较多并占主导地位，各少数民族被歧视，因此五姓氏也改汉姓、汉族、汉服。但鉴于史料记载稀缺，而且“彝”字在新中国建立前写作“夷”，1950年改作“彝”，取“鼎彝”的含义。故历史上也称云南为“蛮夷之地”，所谓“蛮夷之地”即解释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蛮夷”一词成为“少数民族”或“落后民族”的代名词;所以五姓氏民族在清代只能推测是同一民族，只是至今民族认同中他们自称为彝族;另外清代鲁史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较少或者说迁入的少数民族姓氏较少，就把所有少数民族或者是相近民族认同为同一民族也不可避免。从民族发展的规律看，任何民族在文化、习俗等传承方面都有独特的认同方式。
二、鲁史彝族中的“禹、鲁”姓氏认同
鲁史地区的“禹、鲁”姓氏民族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才先后迁来定居。而“禹姓”就目前鲁史地区的碑文考证和禹姓氏的家谱记载是从清代迁入鲁史地区，该时期迁入鲁史地区定居的为第九代;现在禹姓氏民族中有汉族和彝族两种族名;“鲁”姓氏在鲁史地区人口较多，在《鲁史镇志》记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先后入境定居;而且鲁姓氏民族中也有汉族和彝族两种族名;那禹、鲁姓氏在鲁史地区是否应该用姓氏来论证民族认同，还是禹、鲁姓氏和民族族源认同本身没有关系。目前鲁史禹鲁姓氏中已经淡化民族认同，而禹鲁姓氏淡化民族认同而更在乎姓氏认同，而且就迁徙历史记载鲁史地区的禹鲁姓迁徙时间相同，同姓异族现象中共同点就是彝族和汉族，禁忌等文化习俗相似等因素来推断两姓氏先民认为是“同宗同族”。这里解释的“同宗同祖”主要是直系亲属以及彝族历史中的‘家支’说法;另外彝族姓氏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说：“由于氏族内部禁止互婚，其成员才得免于血亲通婚的弊害，从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氏族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概念即：亲属的团结，完全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以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6]。清代鲁史地区“禹、鲁”姓氏不论居住地的远近，只要说“禹、鲁”氏都认为是“本家”“姐弟姐妹兄长”，都是禁止通婚，当地的“禹、鲁不开亲说”也可以追溯到清代。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清代鲁史地区“兄妹婚、姑表婚”习俗已经消亡。
三、鲁史“阿、莽”姓氏和“异姓同族”的彝族认同由来
（一）“阿”姓氏民族认同由来
明万历二十六年改土府世袭制为流官制，凤庆历史上俗称“灭勐安汉”之前，布朗族被杀，部分南迁到其他地方，部分改名换姓为“阿”改“杨”称作他族。但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后鲁史的“杨”姓氏民族多自称为彝族;另一姓氏现象是鲁史的“杨”姓和凤庆县城所在地附近的“阿”姓在史料记载中被认为“同宗同族”，而且清代至今史料记载凡是婚嫁、丧葬、建房等大小事都有密切来往;所以推断清代的“杨”姓就是“阿”姓的延续;另外，民国后期部分“阿”姓氏迁入鲁史，并且一直以“夷”族自称;所以鲁史地区的“阿”姓是否是布朗族的后裔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外从“阿”姓氏民族的民俗文化和种茶历史考究，“阿”姓氏民族从民族特征上判断更接近布朗族;但清代两姓民族都自称为“夷”族;综上所述，从改姓的阿姓为“杨”姓氏和民国时期的“阿”姓都自称为“夷”族;从历史记载和结合民族***策，鲁史地区“阿”姓至今归属于彝族并被定论为清代就有的彝族。只是清代以“杨”姓存在，而民国时期与部分外来的“阿”姓认为“本家”，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灭勐安汉”历史造就的“异姓同族”姓氏认同
据记载：1597年10月，邵以仁命吴显忠进剿，肆意杀戮土著居民，搜取勐氏18代积蓄无数。用计诱捕勐廷瑞父子，押解朝廷报捷，勐氏父子途中不幸毙命，勐氏所辖13寨不服，起兵反抗，被官兵剿除。在此次浩劫中，勐氏家族偷偷改汉、彝等民族，有的隐姓埋名改姓为字、杨、纪、蒋、张等并得到当地人的保护，得以幸存下来，有的向南迁逃借以躲避，而大部分惨遭杀害。1598年，朝廷下旨，顺宁府（今凤庆）改世袭制为流官制，本地土著人不得担任当地行***长官，均由朝廷从内地委任，史称“灭勐安汉”。因这段历史的存在鲁史地区“字、杨、纪、张、蒋”姓氏在清代不论是改汉族还是改彝族的都自称“同祖同族”;另据鲁史“纪”姓氏家族传说：勐氏南逃人中有一丫环和一武将在明***围剿勐府时，带着勐府一婴儿藏在芭蕉蓬中，等夜幕降临，连夜南逃。昼伏夜行，逃至阿干坡，由于沧江水涨，无舟可渡，便在阿干坡隐居改姓“阿”。后又过沧江至漭水改姓“莽”，数十年后，家族复兴，现居住在金马的“莽、纪”姓氏也认可这段历史，认为他们是同宗同族、但“莽”姓为彝族，而“纪”姓为汉族，因这段历史资料多以老人追忆流传，却以“异姓异族同宗”形式传承下来。据金马村民国时期李姓老人回忆说，纪姓氏到鲁史是民国时期，“纪”姓氏发展很快，“纪”家是包括现划归于新华的瓦屋街“纪”姓，他们自认为是汉族，但无论现居住地的远近都认可为孟氏遗孤第十一代传人，而且从保山一带迁来;除以上异姓同族或同宗异姓、异族的由来外，在清代青龙桥的建成，改善了交通，使鲁史一带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要道;鲁史成为经济文化发展重镇，四面八方商人以及马帮中也有异姓彝族入境到鲁史定居，并长期保留下来。
综上所述，清代在鲁史生活的主要有“茶、罗、毕、字、郝、阿、禹、鲁、莽、薛等姓氏认同为彝族，其他在不同时期迁入鲁史境内定居的自认为彝族的民族，多属于异姓同宗族认同;清代鲁史彝族的姓氏认同主要就是根据父系氏族的姓氏，其姓氏认同实际上建设了一个基于血缘的交易系统，主要用来区别婚姻关系，这种观点从各姓氏彝族家谱中可以证实;另外因鲁史一带的彝族在改土归流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基本上使用汉姓、汉名、穿汉服，所以该地区的彝族认同从文化习俗方面研究资料的很少，也很难确定历史真伪，大多资料都是通过调查中长辈的追忆来完成资料的撰写;再次，鉴于现实意义上鲁史一带属于彝汉杂居区，该地区彝族的汉化程度非常高，若没有清代姓氏认同来维系族别，目前是很难从民族识别中来认知本民族。民族发展中的“大民族”发展趋势是民族文化消亡的必然，很多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很快[7]，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面临消亡边缘，特别杂居区民族历史资料保留就越来越少，后人基本弄不清来龙去脉，希望通过本人不成熟的论断得到更多专业人士重视。
少数民族在文化汉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姓氏认同在少数民族中是普遍现象，但鉴于此现象，希望更多人关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并为后人了解本民族历史发展给予帮助。
参考文献：
[1]李绍明.中国彝族认同谈族体认同[J].民族研究，2002（2）.
[2]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3]朱文旭.论彝族姓氏来源及其特点[J].毕节学院学报，2014（11）.
[4]中国人民***治协商会议凤庆县委员会编.凤庆县文史资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5]鲁史镇人民***府凤庆县史志办公室.鲁史镇志[M].临沧：临沧地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2001.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7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治·***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书馆、北京***书馆、中央民族大学***书馆、内蒙古***书馆、内蒙古大学***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书馆、马尔堡***书馆、蒂宾根***书馆、哥廷根***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书馆、耶鲁大学***书馆、纽约大都市***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8
01世：名汪，本姓姬，字象文，鲁成公黑肱庶子，二夫人姒氏所生，因大夫人姜氏未育，襄公午亦为庶出，故汪即次子也。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简王十三年亦即鲁成公十八年戊子（公元前573 年）。长于敦敏值功于鲁，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元前552 年）封上大夫（最高爵位），食采颍川（颍水得名，秦置颍川郡的前身，辖境主以颍河流域，辐射约今河南禹州、太康、许昌、长葛、登封、尉氏、平顶山、叶县、宝丰东、郾城西、新密南、舞阳北，治阳翟即今禹州市，隋唐后改治许昌），封为颍川侯，亦号颍川汪侯。
夫人王氏――大夫王之女。生子一──挺。公与夫人殁后同葬颍川城（著名夏朝古都──禹州）南三十八里伏龙山，坐坎面离（坐北朝南，背靠颍川面向太康），即晋初陈郡阳夏太康西乡靖仁里。
02世：名挺，字文质，汪侯独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即孔子诞生前一年（公元前552 年），仕周至司谏。 妣郑氏──郑君约之女（一曰许氏女）；生子二──诵、芒；公殁葬洛阳（豫）牛耳山。
03世：名诵， 字元通，号志道，挺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景王十五年即鲁昭公十二年辛未（公元前530 年），周敬王二十年辛丑（公元前500 年）仕周为都司马（将***下的部门统领），仕居或封邑鲁之城平阳（后曰东平阳，今新泰市）。妣柳氏──（冀）河间柳怀之女，生子三──钺、铨、。合葬平阳鄯乡武丘。
诵公实为汪氏肇姓之祖，本姓姬。按当时的王、公族规，公子公孙三代后不可延续公族之姓，别姓有多种途径，可封赐、可采邑、亦可自选报准 。诵公依后者，因觉祖名由来神祥而引以姓汪，故奉颍川汪侯为汪氏鼻祖。本汪氏在唐朝前期盛于新安江流域谓之“郡望新安”，唐朝中期盛于河西走廊被封于“河西汪氏”。宋代诏编全国经典《百家姓》，凡姓皆标郡望，新安与河西两地显然不能代表汪氏全体。于事，我汪氏宋代先贤们议定：汪氏郡望应总为平阳，平阳郡始此。
共有十七地称为平阳，久考确认公之采邑并汪氏郡望为鲁之城平阳，而非晋之都平阳，亦非鲁之南平阳和西平阳，理由有三：其一，在当时惟有城平阳已名之而属鲁国，且鲁曾尝试建都如此；其二，诵公实为汪氏别姓始祖，而此前几乎没有分脉，以诵公封地为郡望可一统盖之；其三，汪氏出自鲁国公室，泰山是为鲁邦之望，则平阳可作汪氏之望，宜也。
03世：名芒，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芒是否与兄诵同期改为汪姓？有无后裔，是否姓汪？是否有修编并续著宗谱？他与“汪芒之后”的渊源传说有无关联？悬念、无考，遗憾！
04世：名钺，字智宾，诵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敬王十二年即鲁定公二年癸巳（公元前508 年），周贞定王十一年癸未（公元前458 年）仕鲁至公族大夫（上等爵位），封陈郡侯（豫），居洛阳。妣钟氏──颍川钟思恭之女，生子一──嵩；继妣王氏，生子四──嵩、汶、洙、郁（出绍）。
04世：名铨，诵公次子，仕鲁至司马。其他资料俱缺。
04世：名，诵公三子。哀公十一年，齐伐鲁，与公为（人名，昭公之子）皆战死于郎（地名），时年十九。鲁欲殇而葬，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遂以殡礼葬焉，谥曰“烈”（即孔子赞为民族英烈）。立子一──郁，系长兄四子为祀。
05世：名嵩，字子高，钺公长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周贞定王二年癸未（公元前467年），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仕鲁至中大夫（中等爵位，仕居应在河南）。妣***──济阳（今河南。又曰姜氏），生子一──建。嵩公因功受诏上表修谱。
05世：名汶，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洙，钺公三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郁，公立子，系钺公四子承祧，其他资料俱缺。
06世：名建，字君行，嵩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威烈王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周显王六年戊午（公元前363年）仕鲁至左中郎将（宫廷左卫***统领，仕居应在山东）。妣萧氏──兰陵（今山东）萧亮之女，生子一──考。
07世：名考，字公绩，建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周赧王八年甲寅（公元前307年）仕鲁至司马（将***下的******统领，仕居应在山西）。妣叶氏── 太原（山西）叶恺之女，生子一──欣。
08世：名欣，字仁悦（一曰子悦），考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一年丁未（公元前314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仕鲁至彭城（江苏徐州）戌主（卫戌***统领）以备兵抗楚，次年楚顷襄王伐鲁攻占徐州，又五年楚灭鲁。公认定能困楚者莫若秦，故举家投奔秦国，誓报灭鲁之仇。享年六十四岁，妣姜氏──天水（甘肃）姜俭之女，生子一──永。
09世：名永，字子长，欣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二十年丙寅（公元前295年），秦庄襄王三年甲寅（公元前247年）仕秦至左监门，子承父志蓄势抗楚（仕居应在甘肃、陕西）。妣李氏──舍人（达公贵族之近亲）李超之女，生子一──陈。
10世：名陈，字宇梁，永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秦王***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仕秦至中郎将，助大秦灭六国，征战建功（仕居应在陕西、河南）。妣袁氏──陈郡（河南淮阳）袁义方之女，生子二──量、良。公殁葬长安左冯翊。
11世：名量，陈公长子。仕秦至彻侯（最高爵位），后世居长安，其他资料俱缺。
11世：名良，字文贤，陈公次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秦二世二年癸巳（公元前208年）仕秦至中郎将（仕居地应在陕西、甘肃）。妣沈氏──吴兴（今浙江）沈文之女，生子一──猛。
12世：名猛，字君烈，良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秦王***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汉高祖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仕汉至中***司马，再仕至沛郡（今安徽相县）守。妣吕氏──范阳（今河北，一曰济阴即山东）吕迟之女，生子二──胜、拔。
13世：名胜，字伯勘，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汉惠帝六年壬子（公元前 189年）仕汉至丞相王陵府（今陕西西安）长史，再仕颍川（今河南新郑、禹州）郡守，又封容城（今河北保定）侯。妣李氏──彭城（今江苏徐州）戌主李温之女，生子三──理、重、泰。
13世：名拔，猛公次子。迁居北地，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理，字仲长，胜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高祖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汉文帝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仕汉至清河（河北）令。妣吴氏──琅邪（山东）吴达之女，生子二── 坚、婴。
14世：名重，胜公次子，仕居颍川，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泰，胜公三子，仕居宜阳（洛阳）、汴梁（开封），其他资料俱缺。
15世：名坚，理公长子。仕居清河（河北保定一带）。
15世：名婴，字子雅，理公次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一年壬戌（公元前179年），汉景帝三年丁亥（公元前 154年）仕汉至冯翊（陕西西安西）长史，再仕伏波将***。妣陈氏── 颍川（豫东）陈度之女，生子一──晃。
16世：名晃，字文明，婴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后元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汉武帝元光二年戌申（公元前133年）仕汉北征至中郎将（仕居应在今陕西、山东等）。妣王氏──琅邪（今山东）御史王评之女，生子一──性。
17世：名性，字公静，晃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仕汉至北征中***司马，后为淮阴（江苏）令（仕居应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妣杜氏──河北杜陵之女，生子一──进。
18世：名进，字元涉，性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庚子（公元前81年）仕汉至护***司马（仕居应陕西）。妣李氏──始平（陕西中部）李则通之女，生子三──达、将、勘。
19世：名达，字子通，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昭帝始元三年丁酉（公元前84年），汉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仕汉至中郎将（仕居应在陕西、安徽等）。妣夏氏──谯郡（今皖北）夏汉宗之女，生子三── 雅、、卞。
19世：名将，进公次子，仕居不详，其他资料俱缺。
19世：名勘，进公三子，汪仕居扶风（陕西）， 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雅，字景儒，达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宣帝元康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汉成帝建始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仕汉至猃狁（即凶奴，今陕北、陇北、蒙西）戌主，再仕清河（今冀南、鲁北）太守。妣徐氏──广陵主簿徐宗彦之女，生子一──勇。
20世：名、达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卞，达公三子，仕居淮阴（江苏），其他资料俱缺。
21世：名勇，字伯州，雅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元帝永光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汉平帝元始元年辛酉（公元1年）仕汉至广武将***（仕居应在豫），妣许氏──郡（河南）太守许陵公女，生子一──言。
22世：名言，字公辩，勇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汉成帝永始二年丙午（公元前15年），新王莽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新授广武将***不就，新更始元年癸未（公元23年）从汉授武锋将***，讨王莽有功，任武城（今山东、河南、陕西？）太守（仕居在陕西、山东）。妣张氏──清河（冀南）太守张荣之女，生子一──高。殁葬右扶风（西安西北）茂林马邑山。
其墓碑铭文曰：周公末裔，汉代名贤；英英独秀，沉沉蒿田；麒麟卧地，松柏参天；灵龟万世，华表千年；式刊不朽，视此雕镌。
23世：名高，字元升，言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西汉孺子居摄三年戊辰（公元8年），东汉建武二十年甲辰（公元44年）凶奴侵犯，在天水、上***、武陵、五溪等地抗战中，英勇善战，累建功勋，赞为猛烈将***，授北塞戌主（仕居应在陇西）。妣薛氏──彭城（徐州）薛宏之女，生子三──洪、澄、浍。
24世：名洪，高公长子，仕居河西（甘肃），其他资料俱缺。
24世：名澄，字仕清，高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己丑（公元29年），汉章帝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取武略进士，仕征北***司马（仕居在陇西）。妣河内（今河南）荀氏，生子一──珍。
24世：名浍，高公三子，仕居广平（今河北），其他资料俱缺。
25世：名珍，字子玩，澄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汉安帝永初元年丁未（公元107年）以父勋仕沛郡（皖北、苏北及豫东）长史，后升沛郡侍郎（应居皖北）。妣宋氏──沛郡宋昱之女，生子一──云。
26世：名云，字元汉，珍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汉顺帝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父殁后仕汉至渔阳（北京）太守，鲜卑犯边，久战无援终阵亡。享年五十七岁，妣袁氏──许县（河南）祭酒（最高学位）袁昙之女，生子一──。
27世：名，字伯寄，云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公元92年），汉恒帝建和三年己丑（公元149年）仕汉至嘉平（四川）县令。妣胡氏──太阳（地名无考）县令胡进之女，生子一──。
28世：名，字子始，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安帝永初六年壬子（公元112年），以孝廉献策，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公元170年），仕汉至太子洗马。妣胡氏──***贡（一曰***员？）之女，生子一──广。（一官职无考，两地名无记）
29世：名广，字元洪，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顺帝永建六年辛未（公元131年），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仕汉，破巾***乱有大功，封中郎将（仕居应在甘肃）。妣贺氏──武都（陇西）贺韬之女，生子一──平。
30世：名平，字衡甫，广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恒帝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汉灵帝中平六年己巳（公元189年）讨董卓任徐州行***司马，妣陈氏──颍川（许昌）参***陈通之女，生子二──文、文和。
31世：名文，平公长子，居会稽，立子一──超，系弟文和次子承祧。
31世：名文和，字君睦，平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170），江南始祖。汉献帝初平三年（192），破黄巾***乱授龙骧将***，汉献帝建安二年丁丑（197），中原大乱，从河南禹县南迁，渡江至江南，孙策表授为会稽（浙江绍兴）县令，遂居会稽。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208），孙权遣部平黟、歙二县，与始新、新定、黎阳（今屯溪）、休阳（休宁）六县立新都郡（含浙西、皖南），又举家迁居歙县。遂整撰史料，续修宗谱。妣富春（浙江富阳）孙氏，生子二──轸、超。次子超出继兄文为嗣。公葬新都郡（始新，今千岛湖库区）西九里邵石山。
32世：名超，文公立子，系文和公次子承祧，居会稽。其他资料俱缺。
32世：名轸，字公车，文和公长子。史历东汉-三国。生于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庚午（190），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212），破黄巾贼于故鄣（鄣郡治所，今浙江安吉西北），为弭寇将***、故鄣令。妣历阳（今安徽和县）李氏──李期之女，生子四──彻、远、徐、万春。葬新都郡前都督山。
其碑铭曰：帝喾之胤，姬旦之苗；股肱周室，羽翼鲁朝；源长派远，金声玉条；文波浩瀚，笔海迢遥；烹鲜驯雉，制锦沉巫；既宰他邑，亦赞松榆；燕辞城郭，雁至衔庐；屡华廷槿，匝固荒芜；十年迅速，七尺斯须；茔来元武，兆示青乌；宗支不昧，万载无渝。
33世：名彻，字子明，轸公长子。史历三国-吴国。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211），因累建功绩，吴大帝赤乌元年戊午（238）仕吴至湘东郡（一曰湘都郡，今湖南）太守，居湘东；后封新都（浙西、皖南）候，居黎阳（浙西）。妣始新（浙西）方氏──方信之女，生子三──授、守、谦。葬歙郡（歙县）城东八里吴清山（一曰吴渚山）。
33世：名远，轸公次子，迁南陵（皖东），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徐，轸公三子，迁庐江（皖中），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万春，轸公四子，任庐江郡（皖中）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授，字元德，彻公长子。史历三国-西晋。生于吴大帝黄龙二年庚戌（230），吴大帝太元元年辛未（251），仕吴至射击校尉，宝鼎三年戊子（268），授右将***，仕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妣余氏──新定（地点无考）余丞通之女，生子四──翊、解、演、旭。迁居遂安（浙西），葬邵石山。（汪余方胡是当时新都郡四大姓）
34世：名守，彻公次子，居湘东，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谦，彻公三子，任豫章（今江西锦江流域）郡丞（副郡守），遂居饶州（波阳）浮梁县（景德镇）。
35世：名翊，授公长子，任海阳（皖南休宁）令，居海阳，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解，授公次子，任庐江（皖中）郡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演，字德敷，授公三子。史属三国-西晋。生于吴末帝甘露元年乙酉（265），晋惠帝元康元年辛亥（291）仕晋至仁威将***、散骑常侍。晋惠帝元康四年甲寅（294）夏，因洪水暴涨，原遂安故居被毁，故迁居遂安（浙西）城北。妣王氏，生子一──道献。公葬新都（浙西）邵石山。
35世：名旭，授公四子，先仕晋***司马，西晋武帝时破刘曜有功，拜忠武将***，历任护***司马、丹阳太守、封淮安侯，食邑二千户。晋成帝咸康二年丙午（336），诏索诸姓谱牒，奉表阙下。旭公续修《汪氏大宗血脉谱》。居宣城。
36世：名道献，字君奉，演公独子。史历西晋-东晋。新安始祖。生于东晋武帝太康九年戊申（288），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322 ），仕晋至歙县令，遂居歙县，妣胡氏，生子二──恭、威。公卒葬歙郡城东八里吴清山。
37世：名恭，字伯敬（一曰敬伯），道献公长子。史历西晋-东晋。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壬申（312），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丁巳（357 ），仕晋至除寇将***。生性清高廉洁，不尚财物，居帷书史充栋。居歙南，妣胡氏，生子一──统。享年八十七，葬歙县向杲山。梁大同元年乙卯（535），建向杲院。
37世：名威，道献公次子，繁衍至北野、灵村、辇村、乌聊琶村诸支脉。其他资料俱缺。
38世：名统，字容之，恭公独子。史属东晋-武帝。生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丁未（347），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元年辛卯（391）仕东晋至宁远将***（晋制五品）。妣程氏，生子一──元爽。享年六十五岁，葬向杲山。
39世：名元爽，字克明，统公独子。史历东晋-南北朝-宋国。生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374），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仕宋至富春（今浙江富阳）令。享年七十八岁，妣程氏，生子一──叔举。文学著名，葬乌聊山（休宁庙山）。
40世：名叔举，字鹏远，元爽公独子。史属南北朝-宋国。生于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461）为护***司马（一曰参***司马），领兵镇歙后，勇退不仕。妣***，生子五──皓、泰、志、聘、霸。享年九十八岁，神为扦，葬绩溪登岭山白扬坑东山下“将***踏弩”形。
41世：名皓，叔举公长子，生子一──睦，其他资料缺。
41世：名泰，字亨之，叔举公次子。史历南北朝，宋国/ 齐国/ 梁国。生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辛丑（459），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仕齐征仓曹参***，后不就；后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505），梁欲大举伐魏，授平北大将***，享年六十三岁。娶姚氏，生子五──勋明、然、杰、默、仁。迁居绩溪，葬歙县横品山。因历仕有功，后宋追封基福昭佑侯。
41世：名志，字季道，叔举公三子，迁居葛塘，其他资料缺。
41世：名聘（一曰孺），字季孺，叔举公四子，迁居临溪，其他资料缺。
41世：名霸，字季武，叔举公五子，仕歙县主簿，居长乐乡，其他资料缺。
42世：名睦，皓公子，生子一──宝欢。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勋明，字智叔，泰公长子。史历南北朝，梁国/ 陈国。生于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陈武帝永定三年己卯（559 ）仕会稽令。因历仕两朝有功，封戴国公，后宋追封衍庆灵佑广济侯。妣许氏，生子三──僧莹、僧湛、僧叔。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卒，享年六十一岁，葬歙县云岚山。
42世：名然，泰公次子，生子一──德大。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杰，泰公三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默，泰公四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仁，泰公五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助，志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兴，志公次子，陈太建元年已丑（569）授宣城郡淮安令，妣王氏，生子三──僧繇、僧契、僧奇。其他资料缺。
42世：名起，志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銮，志公四子，生子二──英、昌。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仪，志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崇，志公六子，生子二──绍竺、绍祖。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君卿，聘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君护，一曰君获，聘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滕，霸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凭，霸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陵，霸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标，霸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可，霸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舒，霸公六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宝欢，睦公子，公为隋大将***。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僧莹，字伯玉，勋明公长子。史属南北朝/ 陈国。生于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535），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袭封戴国公，任休宁令，三年壬午（562 ）迁任稷州长史。妣歙西郑氏，生子三──世华、世英、世荣。陈后主祯明二年戊申（588）卒，享年五十四岁。多数谱载于隋大业四年戊辰（608）卒，享年七十四岁。葬歙北云岚山。因仕功显著，后宋追封世惠垂贶善应灵显侯。
43世：名僧湛，字天，勋明公次子。史属南北朝，陈国。陈废帝天康元年丙午（公元560年）仕鄱阳令，妣周氏，生七子──铁秩、铁师、铁佛、铁罗、铁彪、铁环、铁环。公享年八十九岁，卒葬歙县溲山。
43世：名僧叔，勋明公三子。或不显.或未成年，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德大，然公之子，妣X氏，生子一──天，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容，公之子，生子二──明、。其他资料缺。
43世：名蹲，仁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颖，仁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繇，兴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契，兴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奇，兴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英，銮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昌，銮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竺，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祖，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世华，字英发，又字国辅，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略名为华，僧莹公长子。史历隋朝/ 唐朝。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586）正月十八日子时（十七日午夜，属次日凌晨），生于新安登源里（今绩溪淳安大庙汪村）。受世家教诲，并受房叔宝欢的器重并授以兵法，自幼酷爱攻书习武，集大智大勇大德大义于一身。公十五岁尽显高大英俊、机智神勇，十八岁以勇侠自居独步各地，十九岁选据新安，纳勇结邦，且气势相当。时逢婺源寇起，不安逐甚，新安郡府遣兵平乱，力不敌寇而败归，郡守无耐公告全境，召兵募将。公二十岁（605）即率众勇士应征，遂即布兵剿寇，一举灭之，因功获任新安州副将。期间郡将张公妒才藏私，多方迫害，终因赏罚不公，激众将士群愤欲反，张公逃之。公二十九岁（614）受众推任州守将，再平回玉乡（休宁西乡）寇乱。
公三十一岁（616），时逢隋末大乱，公受众官兵拥戴自立为新安州刺史，以镇保一方平安。公三十三岁（618），宣州守将起兵来犯，公亲率众将士反击并攻克宣州，宣州守将请降，公纳降并优待。遂毗邻诸州相继过招，斗谋斗勇，终使杭睦婺饶四州守将均感德摄威，一一归顺。至此公已功德日盛，威誉益隆，统领六州（今浙江、安徽及江西三省近半区域），带甲十万。时至中原大乱，南方割据渐多，隋帝已无能控制，以一州刺史统领六州，恐名威不足，若遇外力入侵极易瓦解，六州诸将忧虑以谋，奉请华公立国称王。众望难推，公三十五岁（620）遂定都歙州立吴邦称吴王，并奉隋为正朔（自定性为大隋朝的诸侯国）。
公三十六岁（621），唐王建国已三年余，尽显强盛且德***誉隆，并传为受隋帝禅让为正统，故汪王视唐帝为真命天子，为促华夏一统，遣堂弟铁佛往西京奉表归唐。唐高祖欣纳并嘉封汪华为上柱国、越国公，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事，并任歙州刺史。在举世大乱之际，汪华主镇新安六州十余载，德惠民众，安居乐业，永世赞颂。公四十三岁（628），唐太宗诏授左卫白渠府（今陕西）统***，居西京（今西安），公五十八岁（643 ）诏授 忠武将***、右卫积福府（今陕西）折卫都尉。公六十岁（645 ）唐太宗征辽东，特诏授九宫留守，辅掌朝***，赐五顶花冠诏一品服于众夫人。
唐贞观二十三年己酉（649）三月初三，公病卒于长安，享年六十四岁。永徽三年（652），诸子护柩回故里，葬于歙县城北云岚山。公功德无量，忠勇盖世，热心安民，忠心护国，徽民讴歌，大朝嘉誉，后代唐王多有加封，宋元明清等后朝大帝亦追封十余次，有“侯公王帝”等各种封号。除汪氏宗祠外，地方民建或少数官建的忠烈庙、汪王庙、越国墓祠等数处，尊为太阳菩萨、汪公菩萨、汪王大帝等，鼎礼奉拜一千二百余年。
越国公汪华先后共娶五房，首钱氏受宋四封为灵惠助善协顺显应夫人，继钱氏受宋三封为协德辅顺昭惠妃，嵇氏受宋二封为柔则淑惠夫人，庞氏受宋二封为柔肃顺济夫人，张氏受宋二封为柔淑顺德夫人。关于诸夫人的生卒年份、接纳顺序与年份、所生子嗣，都有多种版本，但主流不外乎以下两种：
一、综合《越国公垂裕录》、《越国公年谱》、《越国公行状》、《通宗世谱》、《江阴合谱》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至德四年丙午（586）五月十七日丑时生，615年30岁婚，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初二日卯时32岁卒，未育。继配钱氏，名任、大将***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仁寿元年辛酉（601）八月初九亥时生，622年22岁婚，贞观九年乙未（635）十一月十八日辰时35岁卒，生子三――建、璨、达。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公元593年）五月十六日丑时生，624年32岁婚，龙朔二年壬戌（662）二月十一日酉时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593）二月二十七日亥时生，625年33岁婚，贞观十五年辛丑（641）七月二十一日子时49岁卒，生子二――逊、逵。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贞观元年丁亥（627）四月初七日申时生，644年18岁婚，仪凤二年丁丑（677）十月初九日未时51岁卒，生子一――献。
二、综合《越国公墓祠志》、《通宗世谱》、《越国公小传》、诸多老谱、《越国公汪华》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586年生，约605年20岁婚，617年32岁卒，生子三 ――建、璨、达。二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41年49岁卒，生子二 ――逊、逵。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62年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钱氏，名任、大将***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601年生，约618年18岁婚，635年35岁卒，未育。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627年生，约644年18岁婚，677年51岁卒，生子一――献。
华公共生子九──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九子皆如父，个个身名显赫。关于九子的生辰年份及日期和所出生母，诸谱亦有多种记载，但其主要亦不外乎上述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虽然全面和详细，但不尽合理。第二种版本虽然更趋合理，但其史料不够详细和全面。因历史悬疑难以考定，故以两种版本并记。笔者追求“合理为上”的原则，以“建公631年晋职、达公630年晋职、爽公644年晋职”推之，倾向于第二种版本，结合多数谱“僧莹公享年七十有四”的记载，便可基本否定“华公三岁亡父八岁亡母”的谬说，亦可合理支持“华公携七子进京”的传说。（笔者：92世裔九华山汪长富）
44世：名世英，字国英，僧莹公次子。唐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生子四── 畅、操、素、术。公享年五十八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世荣，字国荣，僧莹公三子。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五年（公元622年）上表论功，赐二百疋，袭封戴国公，授清江令。妣鲍氏，生子四──亮、光、良、秦。公享年六十五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铁秩，字于？，僧湛公长子，隋末为堂兄世华裨将，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归唐，诏授金紫光禄大夫，歙州总管。其他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师，僧湛公次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佛，字懋族，僧湛公三子，隋末佐堂兄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左丞相。奉表归唐后，授歙州总管府长史，上柱国宣城郡***公。妣王氏，生子八──伯广、伯密、伯伦、伯廉、伯雅、伯嶷、伯顺、伯当。公族子孙后裔衍居休宁凤亭、溪口等地。
44世：名铁罗，僧湛公四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彪，僧湛公五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环，僧湛公六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珉，僧湛公七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天（即宝之古体字），德大公子，隋末佐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右丞相。奉表归唐后，封淮南郡***公，授镇殿将***，光绿大夫。妣徐氏，生子二──通、近，继妣朱氏，生子二──远、逍。
44世：名明，容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容公次子，生子一──勉。其他资料缺。
45世：名建，字子高，华公长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戌时，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贞观五年辛卯（631年26岁）配左卫勋府，（XX年）诏授沔州杞王府（鄂）咨议，永徽五年甲寅（654）袭爵上柱国宣德郎，朗州都督府法曹参***。 娶黄氏，继娶萧氏，生子六──处修、处约、处***、处冲、处讷、处。高宗永淳元年壬午（682 ，或665）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六十岁，葬岐州岐山县（一曰麋山县，今陕西境内）东北凤凰堆后。 唐宋元历封忠惠公、崇福衍德广右侯等。
45世：名璨，字子遇（一曰云遇），华公次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XX年XX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仕宣德郎，霍王府（皖）户曹参***，（XX年）仕氵费州涪川（渝）令。 娶朱氏，生子二──处嶷、处崇。周圣历元年戊戌（698，或683）卒，享年七十六岁，居涪川，葬涪川县北五里。唐宋元历封崇顺衍惠公，忠利侯等。
45世：名达，字德远，华公三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 ）八月二十一日，钱母（名任）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8年。贞观四年庚寅（630年23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以征贺鲁、龟兹、高昌（这几地多在今***境内）功，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娶葛氏，生子三──处哲、处惠、处澄。仕居陕西、甘肃，唐高宗开耀元年辛巳（681，或664）卒，享年五十七岁，葬白渠府（陕）北二十里。历仕巩昌（陇）汪总帅、巩昌卫官指挥使、麟掌陕西都指挥使，唐宋元历封崇善衍佑公、忠应侯、武义王。
45世：名广，字巨君，华公四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九月十三日，庞母（名实）生。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约生于611年。（XX年）配左卫勋府，（XX年）授飞骑尉。娶氏，生子三──处元、处贞、处节。迁居旌德县新建，周神功元年丁酉（697，或683）卒，享年七十三岁，葬歙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历封崇应衍泽公、忠济侯等。
45世：名逊，字谦夫，华公五子。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626）十月初一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2年。（XX年）补配左卫勋府、授飞骑尉。 娶金氏，生子三── 处筠、处斌、处寂（一曰处宠）。仕居陕西，唐贞观二十年丙午（646，或633、643）卒，享年二十一岁（一曰三十一岁），葬长安积福府（陕）南一里，唐宋元历封崇利衍济公、忠泽侯等。
45世：名逵，字守道，华公六子。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627）六月十九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4年。（XX年）以讨徐敬业有功，授为薛王府（一曰蒋王府）户曹参***。娶王氏，生子一──处则。仕居鲁、豫，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710，或697）卒，享年八十四岁，葬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崇安衍顺公，忠仁侯等。
45世：名爽，字子开，华公七子。唐朝/ 太宗/ 高宗时期。唐贞观三年己丑（629 ）十二月二十九日，庞母（名实）生，唐中宗嗣圣元年甲申（684）六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核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生于武德元年戊寅（618）正月十九日，卒于咸亨四年癸酉（673）六月初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贞观十八年甲辰（644）任右武卫，唐永徽五年甲寅（654 ）配左卫勋府，唐总章二年己巳（669 ），仕岐王府（陕西）法曹参***。爽公仕于陕西等地，家居绩溪。
原配闵氏，生卒育不详；继配戴氏，江阴圭铭公女，唐武元年戊寅（618）二月十三日午时生，唐调露元年己卯（679）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二。生子二──处礼、处贵。公与闵妣先葬云岚山，后与二妣同（迁）葬绩溪登源南十一都三***一大田中心（今属绩溪县瀛川乡仁里村七塔组，昔日的大田今成村庄，爽公墓被民宅所困），土名七塔，世称七王坟。南宋六次追封为忠德侯、忠德顺助侯、忠德顺助广休侯、忠德顺助广休协贶侯、崇和公、崇和衍烈公。
爽公后代繁衍众多，陆续迁徙至婺源、德兴、浮梁、饶州、瓦硝坝、歙县、休宁、祁门、宣州、安庆、桐城、潜山、霍山、金寨、岳西、庐江、太湖、合肥、池州、东至、石台、青阳、常州、江阴、杭州、衢州、婺州、泉州、四明、汉阳、黄冈、红安、麻城、孝感、信阳、南阳、黄梅、湖南、陕西、山东等诸多分派。
45世：名俊，字元杰，华公八子。唐太宗贞观五年辛卯（631 ）四月初八日，庞母（名实）生。（XX年）郑王府（豫）户曹参***。娶萧氏（一曰罗氏），生子五──处默、处方、处忠、处厚、处静。仕地河南，家居安徽绩溪。唐中宗丁酉（685）卒，享年五十五岁，葬绩溪登源里汪村西盘园，世称八王坟，唐宋元历封崇惠衍庆公、忠佑侯等。后人迁居绩溪、旌德、祁门、泾县、金寨、江阴等地。旌德新建后裔曾十世同堂，百余人同食，宋真宗诏嘉“义门神宗”，赐额“江南义门第一家”。
45世：名献，字云锡，华公九子。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四月十五日，张母（名瑾，首胎）生。 自少俊毅有父风，有挥戈走马如飞等神功，曾有“挟弹丸弹射水中鸭，鸭张口衔其丸”之神奇传闻。妣韦氏，无生子，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663）十一月初五日卒，享年一十九岁，葬无考。善后有无兄长为其立嗣子，老谱无记。郡人立庙祀之，显有求必应之灵，历封崇显衍正公，宋元追封忠护嘉应侯。
45世：名伯广，***公铁佛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密，***公铁佛次子，生子一──文惠，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伦，***公铁佛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廉，***公铁佛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雅，字子正，***公铁佛五子，袭封父爵（***公），妣杨氏，生子一──，卒葬休宁汪里村。
45世：名伯嶷，字子思，***公铁佛六子，唐折冲都尉，贞观十二年以父勋为左率府长史。配广平程公女，生子四──元会、元坦、元积、元谈。其他资料缺。
45世：名伯顺，***公铁佛七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当，***公铁佛八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通，天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近，天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远，天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逍，天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勉，公之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9
[关键词]丝绸之路； 石刻资料； 碑刻
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存有大量的石刻，保存了有关各民族***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极为珍贵的文字记录。本文将有关丝绸之路***治、***事、交通特别是民族***权及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碑刻，检其要者略作介绍。
一、汉代石刻
（一）《西峡碑》
此碑在今成县天井山，是东汉时期武都太守修建西峡故道的记功碑。东汉灵帝时李翕任武都太守，鉴于西峡故道乃是通往巴蜀之要隘，但峡中两山壁立，其道险厄，遂决定开通之。因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如对突兀当道之坚硬巨石用火煅烧 ，使之碎散，以改高就低，对转弯危扼处，置木笼填土石以坚固之，收到了良好效果。从此西峡故道宽广可夜行，无拥塞追回之虞，行人称便，民受其惠，遂摩崖镌石以颂其德。碑建造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17），仇靖书文。因此处临江难行，捶石不易，故保存尚完好，实汉碑之良者。碑文不仅涉及当时的***治经济、科学技术，而且书法雄健浑厚，造诣颇深，为历代学者所珍视。
（二）《耿勋碑》
此碑建造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乃武都太守耿勋德***碑。耿勋，扶风茂陵人，字伯玮，熹平二年（173）三月奉调武都郡守。李勋继上任太守李翕续修峡道，完善交通，沟通巴蜀之功不可没。郡人为感其德，摩崖勒石，以颂其功。此碑仍存成县天井山，后人曾有挖补，痕迹显然，亦有讹误出现。
二、唐代石刻
（一）吐谷浑慕容氏王族系列石刻
本世纪初，甘肃省武威市南山青咀湾等地陆续出土不少文物，其中尤以吐谷浑慕容氏王族墓葬王族系列石刻最为珍贵，包括《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慕容忠墓志》）、《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志》（《慕容宜彻墓志》）、《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
吐谷浑为鲜卑的一支，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今甘肃、青海间，传至曾孙叶延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其王吕夸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五里处），雄踞青海等地达数百年之久。丝绸之路有一时期经过吐谷浑辖地，即由今甘肃进入青海后，过青海湖，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到达西域。次段被称为吐谷浑道。隋开皇时吐谷浑甚盛，其王娶隋皇公主。唐初，太宗封其王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勤）至可汗，贞观十四年（640），以弘化公主妻之。时吐蕃强盛，屡侵吐谷浑辖地，高宗龙朔三年（663），诺曷钵偕同弘化公主逃至凉州，其部族随之不断徙居河西，咸亨中，高宗诏徙部众于灵州，以其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武后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子慕容忠袭父爵。圣历元年（698），弘化公主卒，年七十有六，翌年归葬凉州南山。时武则天当***，故墓志题“大周”之名。慕容忠及其子孙慕容宣彻、慕容明等死后均迁葬于凉州南山，可知此地为吐谷浑南迁后诸王族之墓地。自诺曷钵迁灵州后，有关吐谷浑历史史籍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以上各墓志出土，对补正新、旧《唐书？吐谷浑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
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包括《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三碑，藏于敦煌莫高窟，乃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的历史记载。《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建造于武后圣历元年（698），俗称《圣历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建造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俗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建造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俗称《乾宁碑》。此三碑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关系和敦煌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宋代石刻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简称《西夏碑》，是西夏文石刻中的瑰宝，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嘉庆十五年（1810）秋，张澍先生在家乡武威闲居期间，约数友同游城内北隅之感应寺，见寺内有一碑座，前后用砖砌封闭，乃请数人先启开碑的正面，见碑文清晰可读，细视之则无一字可识。张度碑阴必有释文，遂尽去其背面砖封，见果有汉字释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始知为西夏文碑。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天佑民安五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3）刻石建造。此碑西夏文部分最早见录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最早将西夏文译为汉文者乃罗福成先生。其后日本西夏文专家西田龙雄重又做了考释，对罗振玉录文失误处多有改正。近年来西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对西夏碑又做了全面考释，对日本西田龙雄释文又有所改正。此碑是识读西夏文字，研究丝绸之路上西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以及当时河西地区的***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地震等各个方面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四、元代石刻
（一）《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自1933年发现后，县署随即移入文教馆，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此碑残损严重，现仅存其下半段。高仅1.8米，宽1.4米，正面为汉文，为元代著名学者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所撰，虞集《道园学古录》、《元文类》、《（乾隆）五凉全志？武威志》等书均收有次碑之文，然各家录文字里行间稍有差异。乾隆纂修《武威县志》时，此碑尚完好。嗣后，未知其故埋入地下，再次出土时已残缺不全。《元史？巴尔术阿忒的斤传》、邵远平《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等，皆据《道园学古录》碑文写成。此碑背面的回鹘文，已漶漫不清，但其内容与汉文基本一致，近人耿世民先生对回鹘文部分做了考释研究。
此碑乃元文宗命虞集为高昌亦都护帖木儿补花及其父母祖辈所撰，是研究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除前人乌史传取材此文外，须继续深入研究之处尚多，如回鹘族源问题等回鹘是丝绸之路上古老而又重要的民族，曾在丝绸之路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关其族源历史，因无文字记载，则得知于口耳相传。因是口头传诵，难免说法不一，多似神话故事，但传说中却又保存了某些史实。因此，据碑文记载再与各家著述比较研究，则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又如回鹘族西迁问题，据碑文记载，归之于唐人取和林山石所致，但据新、旧《唐书》所载，回鹘因连年遭灾，又遭黠嘎斯攻击，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举族西迁，直至别失八里分五部居焉。又据近代学者研究，早于此之前北庭及西州一带就有回鹘族活动的记载。再如回鹘民族在唐代及其以后，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对丝绸之路上的***治、经济、文化交流曾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深远，史书记载和研究成果颇丰，但据石刻资料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原镶嵌于酒泉东门两侧，上刻直行文字，咸以为蒙古文碑。1943年，向达等人去敦煌考察路经酒泉时，将两块碑文拆下，见该碑背面镌刻有汉文，碑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文记载了成吉思汗西征后，率兵南下再征西夏事。西夏自李元昊建国以来，拥有宁夏、陕北、甘肃及内蒙西部广大地区，立国190余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强大封建***权。成吉思汗初西征时，预谋征灭西夏，因受西夏抵抗未果。遂直接西征花刺子模，当西域诸国平定后又率兵南下，再征西夏首战肃州又遭西夏顽强抵抗，蒙***久攻不下，战斗极烈。时，城内有西夏***项族大户举立沙偷开城门引蒙***入城，全歼守***，举立沙亦战死，成吉思汗为纪念举立沙功绩，封其子阿沙为肃州达鲁花赤，世袭罔替。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碑时，已传五代，任肃州达鲁花赤者十二人。此碑是研究蒙古民族征战史、河西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识读回鹘文字的重要文物。
五、清代石刻
关于汉字的历史资料篇10
人类历史在由野蛮时期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过程中，是以文字的发明为其重要标志的。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对研究古史、校正古籍、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文研究属于古文字学的范畴，因难度较大，以往自然也包括在“绝学”之内，现在则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因为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科学考古依据的大量金文资料。前代学者也为后人研究金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许多方法，留下了不少研究成果。
形、音、义是汉字的三要素，金文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样，如果要学习金文也必须抓住形、音、义这三个方面。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说：“甲骨文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的……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必须追寻其形、音、义的源流。”
研究古文字和金文的不少学者，特别强调辨识字的字体是最重要的。但也同时要注意与义、音的关系，否则就易产生孤立性与片面性，这是在学习和研究金文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六书是汉字构字的六种方法，最早是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在六书中所列前四条是造字的基本方法，而转注与假借则属于用字方法。在造字方法中，以形声字最为重要，它用音符表音，可以造出大量的新字，这样就冲破了象形、会意造字方法的局限性，使表汉语语音的文字更为丰富。因而它是集中造字方法中最为进步的一种方法。金文用形声造字的数量更多，应该说它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
如何辨识金文的形体?在辨识金文中，一定要掌握金文的内涵和发展变化规律，也就是首先要掌握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例如：要注意部首的写法，偏旁位置常常不固定，有的形符常可相互通用，注意繁简字体的写法，因时间与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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