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柳永原名篇1
柳永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兄均是进士。柳永自幼饱读诗书，很有才气，族人对他充满了期望。他雄心勃勃地进京赶考，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定然魁甲登高第”。结果他到京城后没有温习功课，而是被烟柳繁华迷住，“y花渐欲迷人眼”，整日流连于烟花柳巷，与歌妓们打得火热，早把四书五经扔到了九霄云外，结果在第一次“国考”时名落孙山。
自视甚高的柳永无法接受落榜这个现实，他认为是主考官不识高才，有眼无珠，觉得自己未被赏识，明珠卖成了璞石价，于是将满腹牢骚写成了一首《鹤冲天》词，以泄胸中不平之气――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柳永怨气冲天，一骂社会黑暗：我这个才子词人、白衣卿相居然怀才不遇，未被赏识，真是天道不公！二叹命运多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爷去烟花柳巷“发展”了！暗含对朝廷的不满与愤怨。
骂归骂，怨归怨，其实柳永内心还是向往功名的。其实他首次“国考”失利而牢骚满腹是没道理的：当时柳永刚刚进京，尚未“出名”，还属于“生荒子”一枚，考官们犯不着和他这个无名小辈过不去，当然也就更谈不到嫉贤妒能了。另外，“考场无常态”，不见得满腹经纶就一考即中。
柳永原名篇2
柳宗元是当代永州***大力打造的文化品牌，大街小巷常常可以闻到柳文化的气息，以柳子命名的酒店，步行街的塑像，异蛇酒的广告，无不显现着柳宗元的身影。说起来也许有点可笑，居住在永州城里二十年了，作为永州文化象征之一的柳子庙，我竟然从来没有去游览过。虽然心里隐隐有些遗憾，但游山玩水逛名胜倒底属于闲逸之事，于衣食奔忙一族并无裨益。这种聊以自慰的理由虽然有些牵强，但大概也是可以成立的吧？深究起来，如此想法其实是永州民众普遍的一种心态，永州人并不把柳侯当成菩萨或者关公一般的神灵随时祭拜。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而所谓“文化”原来与普通民众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民间集体对“柳子文化”的冷漠与***大张旗鼓宣扬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云壤有别，完全是两码事情。
令我怠慢了柳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零陵与冷水滩之间五十华里的物理距离拉开了两区之间心理的距离。自从一九九七年永州撤区建市以来，零陵古城和冷水滩新城名义上同属一市两区，但缺乏交集，分明就是两个地方，没有浑然一体的感觉。冷水滩在***前还是一个茅屋小镇，因为湘桂铁路从这里经过，也不乏湘江贯穿南北的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抢占了古城零陵的风光而快速发展起来。随着市委市***府两套班子从零陵搬迁冷水滩，工业尚不发达的零陵便遭到了遗弃。尽管零陵区***府竭力打造零陵古城的文化品牌，依然无法挽回她走向衰落的命运。相对于冷水滩的繁荣，零陵古城像一个失宠的怨妇，默默地呆立一隅，在时光的洗濯下黯然失色。更有那愚昧的决策者放着上好的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品牌地名不用，把老零陵命名为莫明其妙的“芝山”，在长达十余年的时光里，更是雪上加霜，将古老的城廓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下了大桥，沿江行进两百来米，便到了“柳子街”。街口立着一块铁牌，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子庙”等字样。于是我们泊车步行前往。“柳子街”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古街，丈余宽的路面当中铺着麻石，两旁辅以卵石。麻石当为古迹，这些卵石像是新近镶嵌上去的。小街两侧的房子最高不超过三层，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上覆青瓦，多有飞檐，山墙和破烂处辅以砖石修缮。这样的结构让人依稀看到江南小镇古旧的遗韵。但是在大兴土木的今天，在宏伟明丽的现代建筑的映衬下，斑驳的小街勉强保存着古貌，却很有一点强将皮球按在水里那种刻意扼制历史前行的执扭的意味。这种执扭既是为了保持柳氏虚渺的哀荣，也是为了打造“文化”品牌留下最后一块材料。
我之所以说它是材料，是因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柳子庙所在的小街并未如它的盛名一般热闹起来。整条街道看上去非常冷清，古旧的房子里都是住户人家，没有一处贩卖旅游纪念品的铺子。目之所及，老人和妇女居多，粗衣陋饰，不修边幅，与“文化”几无牵涉。有的屋子里聚三五闲人在打麻将，噼里啪啦的倒也怡然自得。有的门前横陈一二板凳，上面坐着几个迟钝的老人，幽怨的目光射出来，盯着寥寥无几的游客。街道曲折漫长，转了一个S弯，顺街现出一条小溪，那就是著名的愚溪了。溪上横跨一座石拱桥，桥头对着的这边有一栋兽脊飞檐的建筑。当街一面高大的青砖牌墙，两端像石碑似地翘起来，便有了祭祀似的味道——柳子庙终于到了。
柳子庙为砖木结构，面对愚溪，背靠青山，庙门上镌有“柳子庙”三字大字，两边饰以花纹。我们首先在石拱桥上逗留了一会儿，对着柳子庙和愚溪拍照，然后从青砖牌墙当中一个石碑形状的大门口进入庙内。门的右侧有一个类似柜台的东西，一个五十来岁的守门人暂且放弃了和熟人聊天的机会，笑眯眯地卖给我们每张25元的门票。于是我们取得了瞻仰柳子遗风的资格，继续向里面走去。
柳子庙不是很大，为前后三进房屋，前低后高，每一进套着一个院落，条石台阶相连。台阶两边，上首对称摆放两盆苏铁，下面罗列许多草本盆花，其尊卑序列，像领导正在对着群众训话。进大门的地方就是前庙的下层，到了庭院，回头仰视，二楼是一个不大的戏台，突出庭中，两边有曲尺回廊，屋脊三重飞檐。在二重飞檐的中间，一字排开十来个小型戏文人物雕塑，浑厚古仆。戏台正中一块牌匾，上书“山水绿”三个大字，为柳宗元寄意山水的遗迹。
从院子拾级而上便是中殿，是为整个庙宇的核心部分。中间是阔大的过堂，两边厢房为介绍柳宗元生平事迹的展厅。展厅里整洁明亮，却显得有些空荡。这里没有柳氏日常的遗物，只有一些镜框挂满墙头。这些镜框除了几幅古色古香的书法手迹，其余全部为柳子生平事迹的简介及其文学作品的展览。午后的斜阳从木格子窗户投射进来，静静地洒落地面；两三个游人在空旷的展厅里走来走去，显得异常寂静。
我从门首开始，一个个镜框看过去，对柳宗元的生平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素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个凄冷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抑郁寂寞的一代大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客死任所，享年四十六岁。
柳宗元深恶***治上的黑暗腐败，成为革新派主力。***治革新失败后被贬，又在文化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作品涉及散文、词赋、诗歌、哲学、杂文、寓言、传记等各个领域，尤以散文游记见胜。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江雪》、《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作品，现在许多人能够琅琅上口地诵读出来。
游罢展厅，再往后走是第三进正殿。殿中有白色石质雕刻的柳宗元坐像。小院周边历代碑碣甚多，但年代久远，大部分都字迹模糊，不易辨认。最为突出的是一块《荔子碑》，它在正殿的后墙上，碑文为韩愈所撰，由苏轼书写，内容是颂扬柳宗元的事迹，所以亦叫三绝碑。此碑首句为“荔枝丹兮焦黄”，故名荔枝碑。
看完这些东西，我在空旷的后院转了一圈，再无别的去处，心里顿生失落之感，隐隐觉得缺了一点什么。据说，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时期，清朝光绪年间重建过一次，近年做为文物保护单位又多加修缮，才有了目前这个样子。它的身上虽然加进了许多现代元素，但依旧散发着古仆的气息，于繁华都市的一隅默默地诉述着悠远的往事。我忽然明白了产生失落情愫的原因，来自于其诉述缺乏听众的憾恨。在全国大兴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甚至争抢曹操墓权的火热时代，是什么原因让一代大家柳宗元遭受如此尴尬的寂寞呢？
既然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那么我们就从文化上去找找原因吧！
零陵是湖南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陆游、徐霞客笔下描绘的神奇地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上古时代，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从遥远的北方迤逦来到九嶷山，找到舜帝的陵墓，悲恸哀号，泪洒斑竹，在返回中原的途中，投湘水而溺。人们感泣湘妃多情，改舜陵为“泠陵”，是为零陵。
舜倡德***，教民明德，却崩殂于永州这块南蛮之地。难道华夏的历史注定这块神奇的土地要永囚蛮荒，不得开化么？那种从奴隶社会一直传承下来的严酷吏治和对应的忍隐悲伤，在这块土地上沉淀浸润了五千年，其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永州人的基因是忧伤的。这种忧伤既可以从文人的胸怀里抒发绵绵深情或慷慨悲歌，也可以在沉默的大众心灵间转化为坚韧的生命力。这种忧伤既是温良恭善的源泉，也是愤怒抗争的苗头。要么忍隐不发，保持长久的沉默；要么尽情渲泄，丰沛有如梅雨。悠远的历史已经漫暗模糊了，过去的苦难不得而知，但柳宗元笔下“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记载，却清晰如昨地昭示了永州峥嵘的历史。远的难以叙说，近年来连续发生的珠山事件、朱***事件、小悦悦事件，以及不时当街扯起横幅的集访事件，无一不是这种情感暴发的写照。而与之对应的一连串贪官的暴光，正好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要把这种文化从远古的蛮荒岁月延伸下来，带进我们未来的命运里，令人怅恨不已！
作为一名文学家，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做为一名***治家，柳宗元极力强调民本思想，体恤民情，力主善***。这和封建仕大夫“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为官理念显得格格不入。柳宗元的笔下，除了寄情山水的游记和《渔翁》、《江雪》等绝唱以外，其《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哀溺文序》和《蝜蝂传》等作品无一不对那些暴戾贪婪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作为一个清正廉明的官吏榜样，柳宗元像一柄达摩克斯利剑悬垂于贪官污吏的头顶，令其颤栗惊悚不止；他又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竖立在尸位素餐者的面前，一般无二地照出其卑下鄙陋的人格，让他们心里非常不爽。权力场的角逐，无非为了升官发财，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在雄心勃勃的官员看来，柳宗元做为一名遭遇贬斥的官吏，身上充满了晦气。他们为了应景，难免公开宣传他两句，内心里却唯恐避之不及，不愿意沾惹他带来的霉运。既恶之，且忌之。这，大概就是柳氏遭遇寂寞的更深层的原因吧？
柳子庙，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多年来连续获得“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的荣誉称号。但是这些殊荣只像标签一样贴附于永州文化的表层，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永州人的文化心理，没能有效地提升永州人文化参与的热情，也未能改变柳子庙门可罗雀的悲凉时运。
柳永原名篇3
历史上有很多天才好像横空出世的流星，他们璀璨无比。却又倏忽即逝。世人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宋代大词人柳永正是一位这样的文学天才。他的作品在当时极为流行，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然而，这位享誉古今的词人生前却没有显赫的功名，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
父兄叔侄都是进士
柳永原名三变，后改名永，字耆卿，在家中排行第七，所以又称柳七。他生活的时代，大致在宋太宗雍熙年间(984年987年)到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
柳永出生于福建著名的官宦人家。他的祖父柳崇，以儒学著称，虽名扬天下却终身不做官，史书上说他平生“以行义著于州里，以兢严治于闰门”，名声很好，柳永的父亲柳宜本是南唐高官，也以刚正严直著称，为国主所器重，一度为监察御史。后来宋***攻打南唐，成功过江，柳宜于是弃暗投明，效忠大宋，后来还参加了宋朝的科举考试，荣登进士，最后官至工部侍郎。
柳永众多的叔叔，也个个功成名就：柳真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进士；柳宏是宋真宗成平元年(998年)的进士，官至光禄寺卿(掌管祭祀、朝会、酒宴等事宜)；柳案官至礼部侍郎；柳察当上了翰林院学士。除了功名赫赫的父辈，柳永的两个哥哥柳三复、柳三接，甚至哥哥的儿子们也是进士。
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中，柳永本人也梦想成为一名“公卿”，他夜夜燃烛苦读，希望有一天能和父兄一样光耀门楣。
年轻时的柳永，已经展现出天才式的填词才华，但他从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专门的词人。因为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做官，词填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消遣。于是柳永不断参加进士考试，可惜却一次次失败。
在漫长的科举岁月里，他经历了很多失意与煎熬，这些痛苦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完成了大量的词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
宋仁宗景祜元年(1 034年)，50岁左右的柳永终于高中进士。然而，人到老年才正式踏入仕途的他并没有时来运转，而是在各地辗转，最终只做到工部屯田员外郎(是当时官阶最低的京官，主要掌管农田稼穑等事)。
仕途坎坷
柳永的遭遇不禁让人们产生疑问，像他这样有才华又有名望的人，为什么仕途如此坎坷?难道文学天分无助于科举考试？而坊间流传的柳永“奉旨填词”的故事似乎对此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
故事要从柳永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写的一首词说起。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和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曾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考上。自命不凡的他对于接连不中的结局感到非常不公平，于是愤然写下了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盛传一时，从中可以看到柳永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科举失败的挫折，一度纵情于“烟花巷陌”，放荡不羁。词里面所说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都是有悖于传统道德的呼喊。
当时正是宋仁宗在位，他是个比较严肃的皇帝，不喜欢轻浮的文章，而柳永《鹤冲天》里偏偏写道“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甚至最后连功名都“换了浅斟低唱”，轻薄之极，也狂妄之极，这不免引起宋仁宗的强烈不满。于是在之后的考试里，即使柳永已经成功考中进士，宋仁宗也故意不录取他，而且在试卷上批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得知宋仁宗如此对待自己，柳永索性自称“奉旨填词”，从此流连于烟花地，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词艳曲”。
倘若这个故事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话，倒也不失为一段文坛趣事。可惜以笔者看，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杜撰的传说而已。宋仁宗在位41年，是历史上少见的宽厚君主。他在位期检，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等著名文人。老百姓很可能只是需要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才华横溢的柳永始终不能当官，才杜撰了这个故事。不过，居然能把皇帝请出来当理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柳永的名气之大和他的词的影响力。
那么，柳永的词主要写了什么?他又为什么会获得这样大的名声?
孤独离别和男欢女爱
柳永一生怀才不遇，他的词作涉及了人生悲喜的诸多方面。然而，无论是谁，都会感受到柳永作品中所蕴含着的强烈孤独感。他总是在漂泊，千山万水中独来独往，羁旅生涯中的极端寂寞和孤独，就成为他词作的永恒主题。
柳永年轻时在家苦读，20岁左右到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开始他的游学生活。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叫《戚氏》，描述秋天里的一次寂寞旅途。在旅馆里，度日如年的柳永想起往事，不免容颜憔悴，伤感无边。在寒冷的秋夜里，他只能停灯向晓，抱影无眠。在别人看起来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柳永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却是一片“蝉吟败叶，蛩(音同“穷”，蟋蟀)响衰草”的衰败气息，在这种气息里，孤独的感觉油然而生。
柳永说过，“寒灯畔，夜厌厌、凭何消遣”(《阳台路》)，又说，“最无端处，总把良宵，只恁孤眠却”(《尾犯》)。可见，旅途中的孤独经常让柳永彻夜无眠，愁肠满腹，呆呆地一个人坐到清晨。
年岁越长，寂寞越容易让人胡思乱想，柳永也是如此。他再三追怀往事，美好的青春岁月，不停地在他眼前浮现。他偷偷地想起年轻时与情人的约会，可惜随着自己逐渐陷入功名，开始四处奔波谋生，这种天堂般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自己不断行走在孤单的旅途之中，而心爱之人却不能一起踏上旅程。柳永在他的词作中不断讲述他与心爱之人分离时的恐惧和后悔，还有那悠长的、无穷无尽的怅然之情。
柳永是一个到处留情的人。无妻无室的他与各地青楼女子的感情和生活，是当时文坛的一道风景。古时青楼女子一般都精通音乐和文学，柳永对填词谱曲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在寓居各地时，一有空闲便遍游妓馆。而青楼女子听说柳永谱曲填词都特别好，便时常央求柳永对她们的作品加以品评。时间久了，随着柳永在填词上的名声越来越大，如果哪位青楼女子的作品得到柳永的好评，那么她在行业内的身价立刻就得到10倍的增加。据说当时青楼女子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青楼女子还经常赠送柳永大量的金银财物。在他潦倒贫困之际，这些女子慷慨解囊，才让柳永得以勉强度日。
柳永的词作中，有许多关于当时青楼女子的描述和记载，有名有姓的如“心娘自小能歌舞”、 “佳娘捧饭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音同‘诺’)腰肢袅”，等等。柳永毫不吝惜他的笔墨，大胆地记载了他和青楼女子欢爱的缠绵场景：“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风栖梧》)。“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昼夜乐》)。在《合欢带》里，他夸赞了女子姣好的腰身、肌肤：“身材儿、早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斗百花》里描绘的是女子的羞涩：“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扛，却道你先睡。”还有《蝶恋花》里所写的女子痴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将自己对青楼女子的发自内心的爱恋、爱护、同情以及男女之情的快乐等，都一一记载了下来。
这些大胆的作品，在当时强烈地冲击了世俗观念。
死后葬在何处是个谜
放纵于男欢女爱和音乐文学的创作，只是柳永报国无门之下不得已的自我放逐行为，作为有志干天下的儒家读书人，柳永依然关心民生疾苦。
考中进士之后，柳永曾在一个盐场担任监官。盐是历代***府都会垄断的专营商品，利润极高。它的生产地点一般都在海边，那里的土地因为不能耕作，老百姓为了活路，只好靠煮盐度日。然而煮盐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刮盐泥、晒盐、煮盐，风吹雨打，没日没夜。如此艰苦，老百姓家里却穷得揭不开锅，因为要交官税。年成不好时、官税不够交，就要靠借高利贷度日。年年岁岁，老百姓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柳永目睹如此惨景，写下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煮海歌》，发出了“鬻海之民何苦门，安得母富子不贫”的感慨。
不过，作为一名底层官员，柳永的力量是渺小的，对于现实，他根本没有改变的能力。虽然有很高的***治热情，但他却一直没有机会真正展现他的***治才干，一生沉沦，并带着绝世的才华慢慢变老，最终归于尘土。
关于柳永的晚年，比如他最终死在何处、葬在何处，我们都无法确认。有一种说法是柳永死于旅途之中，棺材寄放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一个庙里。死后20多年，当地有个钦慕柳永的官员王守礼，在找不到柳永后人的情况下，自己出钱安葬了柳永。
因为柳永和青楼女子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历史上还有另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即柳永流落襄阳，并死在那里。因为家无余财，群妓筹钱把他安葬在襄阳城的南门外。
在明末清初文学家冯梦龙所编的《喻世名言》中，有一个故事叫《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讲的就是柳永去世之后，青楼女子们凑钱买了一块坟地安葬柳永，送葬之日，不但当地官僚来送葬，满城妓家，没有一个人不来，哭声震地。自此以后，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名妓们都不约而同地各自备好祭品去柳永坟前祭奠，唤作“吊柳七”，后来竟然形成一个风俗。直到北宋灭亡，这个风俗才逐渐消失。
柳永原名篇4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参考文献
[1]潘宝明，中国旅游文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2] 秦方，浅析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J]，知识经济，2008（5）：164-165
[3].hntj.gov/sxfx/yzfx/200706120 013.htm
[4] .yzta/wh/Index.html
柳永原名篇5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
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柳永原名篇6
关键词: 俯视型受众 柳永词 传播 审美观念
对柳永词之传播,古人笔记里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1]其二,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c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2]说明的问题有二:一是柳永词传播的范围很广;二是喜欢柳词的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不仅一般的百姓喜欢,甚至连皇帝也喜欢。宋词的传播是宋代社会***治文化生活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虽然柳永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的词作的传播犹具特色。综观有宋一代,没有哪个人的词作像他的词作那样,得到皇帝“歌之再三”的待遇,士大夫们对其词又争议极大,那么,皇帝对柳词的“特殊待遇” 及士大夫们的争议对柳词的传播究竟有何影响?其意义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俯视型受众与“柳永热”
“俯视型受众”是传播学上的概念。邵培仁先生在《传播学》一书里指出,受众就是接受信息的人,它既包括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接受群体――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和电视的观众,又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中的个体――参与者和对话人。其中,他提出受众类型划分中的第四种类型是“俯视型受众、仰视型受众与平视型受众”。具体地说,“俯视型受众”就是“在接受信息和对待职业者传播者时,常以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心理和面貌出现”;仰视型受众是“指以一种尊敬、仰慕、狂热、遵从的心态对待传播者及其所传信息的人群”;平视型受众则指“既不把职业传播者看‘低’,也不把他们看‘高’,而是将他们看做与自己平等身份的人”。[3]这些观点虽然是现代传播学的理念,但对于我们研究柳词的传播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柳永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传播的中间媒介,即歌者演唱的需要及词作音乐特点,而且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据此分析,“平视型受众”与“仰视型受众”主要指都市中一般的市民阶层,包括向柳永“乞词”的歌妓和在瓦肆里听歌的人群,听的主要是柳之妓情词,而关于歌妓与柳词传播之关系,李剑亮先生在《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述。[4]因此,我们不将这两部分人群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把重点放在“俯视型人群”的讨论上。
“俯视型人群”,在宋代,从理论上说,只要地位与学识等比柳永高的人,都可以归入这个群体,也都有这个资格,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甚至包括其他自认为学识比其高的一般文人士大夫。“柳永热”的形成,与这些“俯视型受众”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柳词的态度影响了柳词的风格及对其词作的评价。
柳永在功名一途上确实是命运多舛,为了博取仕途上的利益,他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手段――作词,进献给当时的各级官吏,甚至直接进献给皇帝,希冀以此获得赏识并获得一官半职或加官进爵。
在献给各地方官员的词作中,以《望海潮・东南形胜》最为有名。《词林纪事》云:“钱塘遣(遗)事,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之句。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予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5]其后还有一段是关于柳永让歌妓楚楚在孙何面前演唱,帮他引荐给孙何。当时的杭州太守是否是孙何,目前学界尚有很大争议,但这首词成为柳永进献给各地官员的代表作,其余进献给各地官员的词作风格基本上与此相似,多先大量描摹当地的风土人情,再以此歌颂所进献的对象,最后祝愿官员能够早日当上朝官。这类词作的创作范式是柳永为了投其所好,对进献对象进行歌功颂德的目的自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提携,内容上虽为歌功颂德,但艺术成就比较高,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金主完颜亮都能闻之,说明柳永的这首词传播范围极其广泛。同时,虽然这类词作对当事的官员态度如何没有很明确的材料记载,但各类笔记所记,基本上以赞扬为主。
献词给当朝统治者,是柳永在汴京时不能免俗的必然。国家升平日久,国力蒸蒸日上,作为一介文人,用他自己最美妙的语言进行歌颂,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柳永献给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词作,考之《乐章集》,至少有八首词是直接进献给皇帝的。另外,《倾杯乐・禁漏花深》亦有可能是进献给皇帝的。而组词五首《巫山一段云》,薛瑞生也认为是写给宋真宗皇帝的。[6]柳永作词年代是真宗与仁宗二朝,那么这两位皇帝对柳永词作的态度如何就成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在真宗朝,由于宋真宗佞道,粉饰太平,制造了轰动天下的“天书”事件,柳永与其他文人士子一样作词对当时的“天书”事件进行歌颂,对王朝永世太平进行祈祷,希望能够得到皇帝赏识。可惜,真宗根本就不欣赏他,终真宗朝,柳永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在仁宗朝,柳永进献给皇帝的词作主要是祝寿词,比如他的《送征衣・过韶阳》。宋仁宗对柳永的态度,各类笔记记载比较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两个典故:其一,关于“奉旨填词”,柳永词名在仁宗朝已盛,自己也因此颇为自负,可他参加科举的结局却一再名落孙山,于是填《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表达无奈与愤激,仁宗就让柳永“且去填词”,[7]这是他及第前的事情;其二,关于他的《醉蓬莱慢》一词,这首词是柳永为庆祝“老人星见”而进献给仁宗皇帝的,可结果因柳永没有摸透仁宗的心思,使得“久困选调”的他“自此不复进用”。[8]这两个典故似乎都说明仁宗不喜欢柳词,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前引陈师道之语已经充分说明,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仁宗“歌之再三”的词作究竟是柳永哪一首词,另外,仁宗在朝堂之上也应该曾经歌咏过柳词,否则,朝廷不会把柳词作为赠品送给外国。据考证,流传到高丽的宋词共有六十多首,其中作者可考的词作有十五首,而柳永一人独占八首。[9]关于皇帝的喜好,柳永在进献之前是必须考虑的。综观柳永进献给皇帝的词作,在内容上都是对上天降瑞、国力强盛的直接歌颂,祝寿词则加上了对皇帝本人的歌颂;在艺术上也写得雍容典雅,并不低俗。
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还有一人的态度很有典型意义,那就是宰相晏殊。《画墁录》所描述的他对晏殊的拜访颇能说明晏殊对柳词的态度:“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0]晏殊是当时词坛的领袖,所作词以雅著称,故有所引之语。晏殊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最高统治集团对柳词的态度。事实上,柳词并不是只有晏殊所说的“绿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内容,晏殊只是找一个借口,不让柳永升官罢了。实际上这是柳永未能摸透统治者的心思,他们喜欢柳词之调,否则也不可能“歌之再三”了,他们不喜欢的是柳永词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柳永必须写的是“颂太平之歌”, [11]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
其他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最早对柳永表达不满的当属苏轼,在“我词与柳词何如”和责备秦观的“公却学柳七作词”的两段对话中,可以明确看出,苏轼对柳词的矛盾态度――既羡慕柳永的词名,又不满柳词的流俗。从各类笔记的记载看,文人士大夫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歌颂柳永的,如黄裳;一是褒贬俱有的,如苏轼、李清照;一是贬柳词为“野狐涎”,如王灼。但这些人物中,谁是“俯视型受众”不好区分。我以为,褒之者多属“仰视型受众”,而只要敢于贬之的,多属我们定义的“俯视型受众”。他们的不同态度与争议,产生了很鲜明的对比,使得柳词的风格与地位千年来也一直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他们对一个问题或现象的态度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越是有争议,争议越热烈,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使柳词的传唱也更加广泛。
“柳永热”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治、文化等是密切相关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那些仰视型与平视型受众更多的是口耳相传的动态传播方式,对“柳永热”的形成似乎更直接一些,他们喜欢的更多是柳永的歌妓词,内容上是与他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俗词。俯视型受众,除了口耳相传的动态传播方式外,还可以是刻本与手抄本的静态传播方式;从词作本身方面看,他们除喜欢柳词新声之调外,在其内容上就可能要求其雅正一些,前引各类人物的态度足以证明。
二、俯视型受众对柳词传播的意义
如前所述,俯视型受众对柳词的不同态度兼之他们内部对柳词的争议,以及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学识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直接对柳词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他们对柳词在传播方面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意义呢?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使热者更热
仰视型与平视型受众对柳词的追捧犹如当今一般的社会大众对明星的追崇,俯视型受众的态度一如当今的***态度,上下相呼,使得本已在民间流行的柳词,扩大到了宫廷庙宇。柳词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广度上――“天下咏之”
柳词在宋家王朝天下的传播自不必言,前述叶梦得之“凡有井水饮处”就是“西夏归朝官云”,传播的境域在西夏;而金主完颜亮欲起“投鞭之志”的典故,说明柳词传播的境域在金国;另外,柳词作为赠品赠送高丽、日本两国,也使得柳词传播到了这两个国家。可见,柳词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宋***权的管辖范围,从广度上说,真正达到了“天下咏之”的程度。
2.深度上――成为统治集团的喜好
广度是从横向上看,而深度是从纵向看。柳词的传播不仅在市井平民中间,而且进入了宫廷庙宇。前引的关于柳词在皇帝和在士大夫们之间传播的典故即说明了这些士大夫与帝王不仅平时听柳词,而且在庙堂之上也歌柳词。柳词已成为统治集团的一种喜好。
3.成为文化象征
柳词深入宫廷庙宇,成为统治集团的一种喜好,使之为统治集团以一种***府行为作为赠品赠送外国使者,这表明柳词已经成为当时王朝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个象征。
(二)促进审美观念的转变
1.欣赏柳词成为都市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时尚
北宋都市的文化娱乐消费异常兴盛,听词是当时都市娱乐文化消费方式之一。柳词在都市里得到了广泛传播,词人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深受大众喜爱的词人,他的喜好与创作深深影响着大批喜爱词的这一群体,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都市市民(包括最高统治集团)的审美趣味,同时引领时代潮流的柳词也成为北宋都市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时尚。
2.歌咏太平盛世成为一时风气
国家升平日久,国力蒸蒸日上,作为一介文人,柳永用他自己最美妙的语言对社会的巨变进行了歌颂,柳永大量描写了都市风光及都市风俗的词作并进献给当时的各级官吏,直接进献给皇帝的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词作多为歌咏太平盛世之作。它们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兴趣,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俯视型受众。由于俯视型受众对国家变化最为敏感,国家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国家实力的逐渐强盛,牵动着他们的神经,在柳永词作的带动下,他们也积极地投入到此种变化中,用他们手中的笔把这种巨大变化描写出来。宋代的周紫芝在《太仓米集》卷六十七《书陵阳集后》中说:“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12]这种歌咏太平盛世之风在词作里的表现,并不仅限于北宋最繁荣富庶时期,在南宋时期,也还有很多歌咏太平的词作,即使在北宋灭亡,宋王朝南渡之初,词作亦多摹写汴京之繁华,但多的是追忆,且多了一把伤心的泪水。而歌咏太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皆始于柳永。
3.促进慢词词体的成熟
歌咏太平盛世所用词体,使得原有的小令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摹写太平,需要的是一种容量更大,更能全方位描摹国家和时代巨变的词体。柳永顺应这一时代需求,在他的词章中大量运用慢词,遂改变了令词一统天下的格局,慢词逐渐兴盛起来,词体也逐步运用成熟,使柳永本人及其后者喜爱运用,慢词遂行于天下。
4.促进都市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
宋代都市审美观念是“以俗为雅”的。从词为“新声”这一维度考察,又能深受都市市民的喜爱,宋词确实是俗的,而“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拆桐花烂漫》),说明都市市民喜爱“新声”的审美观念已然形成,都市以“新声”为尚。都市中的文人同样是喜爱“新声”的,普通市民喜欢柳永的妓情词,而文人则更喜欢柳永那些一抒怀抱与襟怀的词作。柳永的那些深受俯视型受众喜爱的词作,对其后的文人审美观念及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之“以诗为词”正是继柳永的这类词作而来的,最终使词走上了“诗”的道路。宋词的角色功能亦由此发生变化,使词的功能由原来的佐宾宥欢,逐渐回到了载道工具的性质上。
总之,俯视型受众的喜好,对于柳永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柳词不断雅化与诗化,另一方面也使柳词的传播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陈师道,孙克强.后山诗话.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121.
[3]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96-201.
[4]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85-86.
[5]张思岩,张宗.词林纪事.成都古籍书店复印,1982.
[6]薛瑞生.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75-82.
[7]吴曾.能改斋词话.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王辟之,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八).中华书局,1981.
[9]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50-151.
[10]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柳永原名篇7
关键词: 元杂剧 浪子形象 矛盾 疏狂 软弱
郭英德先生在《元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中把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分为三类:“辗转风尘的失意文人,放浪山林的隐逸文人和纵情花酒的风流文人。”[1]其中的风流文人亦即浪子的形象是元杂剧中较为特殊的,所谓浪子有多种含义,在此专指元杂剧中那些沉沦下僚的儒士,他们大多放浪不羁,不拘礼节,汉唐宋以来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浪荡形迹中消失殆尽,但在这表面现象之后,我们又会看到浪子们在对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反叛时,其骨子里却是最容易妥协屈就的,他们用游戏人生来证明个体不容忽视的价值和隐藏其内的软弱本性,这些浪子在元杂剧中并非少数:《金线池》中的韩辅臣,《救风尘》中的安秀实,《曲江池》中的郑元和,《百花亭》中的王焕,《西厢记》中的张生,《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等等,无不风流倜傥,放浪行骸。在此,笔者主要就柳永的形象进行分析。
柳永事迹鲜见于诸史传,散见于宋人笔记,后世的戏曲小说著作多据此而作,按故事情节的不同可将它们分为三类:一是柳永与谢天香的故事,如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一是玩江楼的故事,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一是吊柳七的故事,如《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但《玩江楼》仅存残曲,吊柳七的曲文已不存,在此,我们也借鉴元杂剧中的其他作品来探究柳永的浪子形象。
一、浪子的疏狂
首先从我们所深知的社会原因来看,元初严重的民族歧视和科举的废除,使文人在遭受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不得不收起昔日的优越感和矜持,向生活妥协。《录鬼簿》记载的作者中大多屈官下僚,更多的则未记官历,正如钟嗣成自序所云:“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地位的低下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来说直接导致了生活的艰辛,戴表元的文集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无愿于仕也,而不能无愿于禄。”家贫年老,偃蹇无依,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这一切无疑使他们的心志受挫、尊严遭损。王显在《稗史集传》中介绍陆友仁时言:“(友仁)父以市布为业,(友仁)独能异其所好,苦功于学,邻里多窃笑之,虽其父亦不乐其子之习传也。”元代的社会风气如此,大量的文人在失意后选择了避世,成为隐者或浪子,表面上看二者截然不同,一为淡泊名利的出世,一为浪荡不羁的入世,但其根源一样,郁郁不得志和巨大的社会压迫感,“使他们以戏谑为排遣,重佛老求超脱,玩世不恭怡然自乐,形成厌倦功名而又企慕功名,退避世间而又眷恋世间,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2],这些在其作品中自然会体现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张生在刚出场就云:“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玉壶春》中的李斌道:“谁待夺皇家龙虎榜,争如占花丛莺燕场。”《救风尘》中的安秀实“自幼颇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但贫困潦倒。看到他们在已知功名渺茫的情况下来往于烟花柳巷,张生于游殿时“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于是便道:“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金线池》中的韩辅臣本为科考,却为迷恋杜蕊娘而滞留他乡;《百花亭》里的王焕于百花亭中遇见贺怜怜随即说:“他把我先勾拽,引得人似痴呆。”在这里功名因其无效性已被搁浅,穷其所能得到佳人的芳心成了他们的最大追求。同时,在元代瓦舍文化的影响下,在市民思想的熏陶下,他们更是具有了风流的资本:“通晓诸子百家,博览古今典故,知五音,达六律,吹弹歌舞,写字吟诗,又会射箭调弓,弄***使棒”(《百花亭》第一折)。
柳永作为宋代著名的词人却一生仕途坎坷,纵游于***馆酒楼间,以填词为业,其遭际不能不令元代文人感同身受,但奇怪的是,在现存的元代戏曲中,柳永常常是一个功名在手,佳人在侧,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风流才子。
在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关于柳永的戏剧,只有关汉卿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讲述柳与谢天香的故事:才子柳永因应试而流寓汴京,迷恋歌伎谢天香,因此无意于科考。其友钱大尹是开封府尹,为使柳永不再沉沦于烟花柳巷,就设法娶谢天香为妾,以此绝柳眷恋之情。三年后,柳高中状元归来,钱于是就说明一切,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里,柳永的上场是同歌伎谢天香一起的,开场即云:“本***平步上青云,直为红颜滞此身。老天生我多才思,风月场中肯让人……平生以花酒为念,好上花台做子弟。”[3]明知科考已近却久久逗留,钱大尹不得不设法令其去考取功名,而柳临行前仍对佳人念念不忘且以[击梧桐]一词相赠,至此,一位多情的风流浪子形象跃然纸上。虽然,这里的柳永不同于上述的王焕等人公然宣称将功名置之不理,但其疏狂放浪却如出一辙。
当然,文人寻花问柳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风流,更成为一种风尚,甚至对此举赞赏有余,唐宋两代的文人与歌伎成为历史上独特的风景线,但在这里,功名是明显高于爱情的,更何况文人只是把歌伎当作自己闲暇或郁闷时消遣的工具,歌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附属物,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中性别地位的天平严重失衡的结果。而到元代,不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亦不会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时机,文人处于九流之末,混迹于陋巷瓦舍中,在不得不屈尊后,他们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反而表现出来,即对“情”的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已相当的市民化,为了得到佳人的芳心他们甚至不惜屈膝下跪,如《西厢记》中的张生,《金线池》中的韩辅臣,等等,在此,传统士子的清高早已不再,他们在面前的主人面貌消失殆尽,在“七匠八***九儒十丐”的混杂社会中,他们只能以理想化的爱情来弥补慰藉功名地位的缺失,在爱情的赛跑中他们永远是最终的胜利者,剧作家也是对这些浪子持赞许态度,对“情”的颂扬成为杂剧所表现的主要内容。
二、浪子形象的回归
元杂剧的浪子形象多出现在恋爱剧中,现存元婚恋剧有四十三种,才子佳人(包括才子)有三十八种。任中敏先生《唐戏弄》曲谐卷二曾说:“自元以来曲中播咏最盛者有三大情史,一为普救西厢,一为天宝马嵬,一则为豫章茶船也。”其中所提到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在情史中占大多数,前者如《西厢》、《墙头马上》等,后者如《百花亭》、《金线池》等,二者的叙述模式基本相同,所表现的浪子形象无本质上的差别,仅仅是所遭遇的阻力不同:前者是封建家庭,后者是富商和***母,但产生阻力的根源则是因为功名的未遂,于是在《谢天香》里我们看到虽然二者的爱情没有了封建家庭、富商与***母的阻挠却依旧无法完美,直到柳永衣锦还乡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而此时的浪子形象早已消失殆尽。
在残存下来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我们可以看到柳永形象的变化,戏文存佚曲三十三支,故事情节与《古今小说》卷十二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同,叙述了周月仙的故事:周月仙是余杭官妓,同本地的黄秀才两情相悦,但秀才很穷不能娶她,月仙自此发誓不接客,每夜渡河和秀才约会。同县的刘二员外得知此事,买通舟人,乘月仙夜渡时玷污了她,次日宴请她到家中并将她夜间所咏绝句题于扇上,月仙无奈只得依从刘二员外。柳永时任余杭令,得知此事后,将月仙除去乐籍并使她和黄秀才结为夫妇。当然,此事尚有其它说法,如《清平山堂话本》等中将刘二员外换成了柳永,在此,仅就残存的戏曲分析。残曲人物缺失,但从曲文中不难看出人物心态,如[仙吕入双调过曲・么篇]:“听启:春色三分,怕一分尘土,二分流水。向花前共乐,莫负良时。歌伎,低低唱小词,双双舞《柘枝》。可人意,间竹桃花,相映小桥流水。”[4]还有[锦衣香]:“芳草池,鱼游戏。翠柳堤,同游戏。我只见士女游人,幕天席地,高挑一架闹竿儿。深深步入,杏坞桃溪。对良辰美景,想蓬莱也只如是...光阴迅速,人生能几。”[5]虽然其中略带陈抟逍遥出世的自在心态,但依旧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浪子形象,趁良辰美景之时及时行乐。接下来又出现[中吕过曲・马蹄花・驻马听]:“深感皇恩,肃绶银章为令尹,叮咛公吏,第一休教,贿赂徇情。当官三善要廉能,于公仁***须为本。”[6]又有[石榴花]:“省刑罚,薄税敛,安百姓,家无事国无征。”[7]显然,柳永在此成为一个上感皇恩浩浩,一心为国为民的父母官,回归正统,得到大家一致的赞美。
至此,柳永的形象出现一个回归:刚开始他应该是十年寒窗希望夺取皇家富贵,俨然儒教的捍卫者、苦行僧的形象,接着是全剧这里刻画的浪子形象,最后他又从偏离的轨道上步入正统性的困惑,但此时他不再是不名一文,而是有权有势的长官,这一“正统―发生偏离即超越传统道德的叛逆性―正统”的环形模式,以及大团圆的结局也体现出剧作家的困惑:一方面对这种离经叛道的爱情成功的困惑,一方面是剧作家自己出路的困惑,浪子本身性格的矛盾性也表现出来。这在《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尽管在花柳巷中转了一圈,到底回归到了客寓汴京的起点,即正统社会所要求的功名。
同时,从柳永在现实和戏曲中的差异,并结合当时文人心态可以看出,剧作家其实将自己化身为柳永,在柳永的历史中写下自己的情趣和梦想:隐于闹市放浪自身之时,并未真正忘记儒家入世为民求取功名的思想。
三、浪子对富商的胜利
元代文化是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混合,市民思想泛滥,商人也开始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他们拥有大量的钱财,并因此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他们的地位更是在“九儒”的士子之上,因此,当他们双手携带大量的钱财混迹于烟花柳巷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母的青睐,并且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更容易得到普通的认同,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元杂剧中,文人笔下的商人常常是一位“暴发户”的形象,并且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些杂剧如《玉壶春》、《百花亭》、《金线池》、《青衫泪》等,往往有一套固定化的模式:浪子和先后出场各自夸耀一番,再述说对双方的忠情,然后当浪子再次到妓院时已是身无分文,更糟糕的是***母正在想法设法将浪子逐出大门,因为挥钱如土的富商已经出现,他们财大气粗,在见钱眼开的***母面前迅即成为座上客,于是浪子与这爱得死去活来的一对只能“孔雀东南飞”,但这只是暂时的失败。而浪子在人财两空之后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念远走他方,或是在科举中一举成名,或是在沙场上功勋赫赫,而这时此“浪子”已非彼“浪子”,他们的地位不再是“九儒”,而是“一官二吏”,于是在强夺佳人的富商的面前终于有了复仇的资本,他们衣锦还乡高官厚禄,最终使富商和***母遭受惩罚,浪子与欢喜团圆。
残曲《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刘二员外在《古今小说》中身份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既然以“员外”二字称呼,其多应是富贵乡里的,因此,将刘二员外假设为商人之家的纨绔子弟并不为过,而他也正是一个阻挠才子佳人美好婚姻的绊脚石,并且终未能抱得美人归。而在这里身为仲裁者的柳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依靠手中的权力。
在这里富商是可憎的、粗俗的,并且他们自己有时也会在满腹经纶的浪子面前自愧不如,可以说在这些文人的笔下他们依旧对科举存在着幻想,依旧认为读书是最佳选择,现实中的失意使文人耽于自己创造的梦境:爱情的如愿和功名的顺遂。浪子所钟情的往往同他们一样是才、色、情三者皆备,同时多有对自己的身世之叹,她们不愿流落风尘,同浪子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又成为浪子的知音,且俨然一位大家闺秀的形象为了浪子而恪守,她们已不是轻薄桃花而是有情有义,但是要想得到最终的胜利单靠“情”是难以实现的,于是,文人们再次幻想功名的顺遂,不过此时浪子的形象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颇值得玩味。
一般在杂剧的结尾中,浪子或金榜题名,或立功沙场,于是得授高官,权柄在握,地位获得根本性的转变,而此时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的维护,与的私下之约也成为合理合法的,而商人们尽管付出了万贯家财并且已将明媒正娶纳入家门却依旧得不到承认,并且还要遭受惩罚。此时的浪子已成为正统权力的维护者,是***的代表,生杀予夺皆由自己作主,他们以往疏狂浪荡的形象不再,蔑视功名的士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面孔,上层社会的捍卫者,这一矛盾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表现,一方面是现实,一方面是梦想,二者是难以协调的,同时又说明了真正的浪子是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
四、浪子的时代色彩
当然,在明清传奇中也不乏迷恋佳人的浪子,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桃花扇》中的侯方域等,但他们已不同于元杂剧中的疏狂浪荡,不再是因功名的渺茫而失意困惑的浪子。可以说,元杂剧中的浪子是情种,他们活得洒脱,爱得率直,呼唤着“情”的价值,“爱”的地位,士子功名的顺遂只是为其最终的胜利提供权力的保障,使其婚姻合法性,在功名与爱情、国家与个人的选择中,他们更注重后者,而到明清时因时代不同,以及文人地位的重新提升,浪子颇类似唐宋传奇中的形象但又有不同。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除追求爱情外还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第一出“听稗”中刚出场的侯生已是心忧天下,讽喻当***:“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他因误认为柳敬亭是阮大铖同***,愤而不愿去听他说书;他也为李香君的“妙龄绝色,平康第一”所醉心,但不回避对国事的关切,最后在道士“国在哪里,家在哪里”的一声喝斥声中顿悟,侯李二人双双入道。《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在“拾画”“玩真”等出中是一“痴情郎”的形象,沉迷于香阁软枕间,但并未忘却功名,当得知考期将至举子皆已去赶考时,当即匆匆而行。在这里二人注重的是国家与功名,他们对情的忠贞并不亚于与杂剧中的浪子,但却是戴着镣铐行走,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得到回归,爱情也变得沉重,进一步说,他们比元杂剧中的浪子更具社会责任感,却同他们一样痴情;比唐宋传奇中的浪子用情更专,却同他们一样以功名国家为重。
参考文献:
[1]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08.
[2]同上:204.
柳永原名篇8
关键词：柳永；宋词革新；慢词与词调；审美情趣
柳永是开一代词风的宋词名家，他是北宋词坛上第一个卓有建树的词人。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到了柳永那个时代，已经走向了一条艰难的窘迫小路。词坛上小令占据着主导地位，题材僵硬，思想感情有待于深化，表现手法也有待于创新，形式、题制、语言等等都有待于丰富和完善。而就是柳永，通过对慢词的探索创造，突破了此类种种诟病，为宋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宋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柳永对宋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1、慢词的发展和词调的丰富
如果说苏轼通过“以诗为词”的途径，建立了豪迈词风，从而使作为“艳科”的词提高了文学地位，并与传统文学并驾齐驱。那么，柳永则通过“以赋为词”的方式，使慢词得了到长足的发展。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柳永生活的那个年代，慢词只在市井艺人口中传唱，柳永勇于摒弃传统的偏见，大量创作慢词、填写慢词。有数据统计，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起头并进。
慢词扩大了篇幅体制，也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含量，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玩赏冶游、都市风光、歌姬情感、咏史怀古、羁旅行役，在柳永处皆可入词。将自身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生融入词中，词的题材着实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可以说，宋词流经柳永之手，体制基本完备了。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改变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
宋代有冶游的社会风气，许多知识分子都好尚声色之乐，而且还留下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大多数作者都是一种士大夫型的心态，追求单薄清高的虚无境界，给人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这与普通市民的世俗心态是不能接轨的，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则愈显老态龙钟。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2.1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
在柳永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同类题材词作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作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如他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享单。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该词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坦率真诚。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2.2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
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如《慢卷绸》：
闲窗烛暗，孤帏夜永，欹枕难成寐。细屈指寻思，旧事前欢，都来未尽，平生深意。到得如今，万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对好景良辰，皱著眉儿，成甚滋味。
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犹睡。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又争似从前，淡淡相看，免恁牵系。
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生动传神。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
2.3表现了下层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
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以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伤心。”（《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妓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词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出一种人格观念的变化。摘去有色眼镜来对待歌妓，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曾大兴说：“把歌妓当人看，这就是最大的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中，歌妓只是一种，好听的会说“尤物”，但终究是不会被当作人来看的。而柳永置她们于平等的地位，并与之产生过强烈真挚的爱情。它排开了***治经济关系的考虑，排开了“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意义。
2.4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的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
对于贵族词坛所缺失的，柳永首先在词里发扬了平民风格和平民意识，扩大了词的社会基础。他深切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在他笔下，歌妓们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矛盾、有痛苦，更有热切的理想和追求。将歌妓视为普通人，对之人性人格大肆挖掘，这不能不说柳永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
3、语言表达方式的大胆革新
柳永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怎”、“争”、“伊家”、“阿谁”、“看承”、“消得”等等通俗又富表现力的词，从而显得生动、活泼、亲切。既使词的语言大为丰富，又让读者亲近，易于理解和接受，贴近市民大众口味。
为适应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表现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如《雨霖铃》中，作者用铺叙衍情法，将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
柳永还巧妙地利用时空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创造出独特的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浪淘沙》（梦觉）和《慢卷绸》（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与铺叙相结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是直抒胸臆。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4、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把词的审美趣味方面带向了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他还把词的题材朝着自我化的方向进行了拓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柳永在仕途上屡受挫折，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宦游干谒。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不仅如此，为了追逐利名，不得不远离亲人：“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苏轼就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的。
5、结语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宋词的转变和发展以及对后来词人的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有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
柳永本来也是积极进取的仕子，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厌恶功名，成为耽于世俗之乐的浪子，将自己融入市井之中。长期与市民交往，使他深刻地认同市民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从而走出了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分子与市民群众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隔阂，沟通了作家文学和市民文学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也拓宽了作家文学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整个文学的审美风貌。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3]王定璋.宋词寻故［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4]赵长征.柳永［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
[5]谢桃坊.柳永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谢桃坊.柳永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7]刘占召.张海凤.柳永词赏读[M].北京：线状书局2007年.
[8]薛瑞生.柳永词选——古典诗词名家[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柳永原名篇9
关键词: 柳永 “唐人高处” 苏轼 豪放词风
柳永、苏轼词风是伴随着北宋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而形成的。在柳永前,词只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很多诗人写词还沿用写诗的手法,有的词很像诗,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张志和的《渔歌子》,都与诗没有什么区别。温庭筠虽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作家,但是,他的词题材很窄,以描写妇女生活为主要内容,如《菩萨蛮》十四首、《更漏子》六首等。到了南唐二主,词有所变化,像李煜的《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冯延巳的《鹊踏枝・谁到闲情抛弃久》,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等,词有了新的气象,传统的花间艳曲的风格有了变化。至于北宋初期的词,仍沿袭五代余风,婉丽风气盛行。但是,一部分有***治抱负的文人,则另辟蹊径,表现出新的风格,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边塞词,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的即景抒情,已有了清新俊美的韵味。当旧的文学形式不能满足实际生活需要时,便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取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安定与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吟唱小令和短调。时代呼唤能够更完整表达人们思想的新词,柳永的慢词和苏轼的豪放词便应运而生。
花间鼻祖温庭筠在晚唐开创并形成了***的风格,南唐后主李煜也以抒发亡国之恨而扩大了词的题材。柳永首创的长调慢词能更细腻、更充分地抒发人的情感,词作以婉约风格为主。苏轼词风是随着宋代中叶改革之风而形成的,他以其过人的文采,坦荡宽广的胸怀,坎坷的仕途经历独树一帜,词作一洗婉约香泽之气,给人以登高望远,昂首高歌之感。正如轶话载:“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见柳永和苏轼词作在当时词坛各自的影响。
柳永在苏轼之前的创造性开拓,对后起的苏轼有多方面的启发和影响。试比较柳永在词坛上独树一帜的怀古词《双声子・晚天萧索》和苏轼豪放词代表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两首词,虽然苏轼的胸襟气魄横绝一世,其旷逸超脱不同于柳词的孤寂寥落,但是,二词的结构格式如出一辙:“写景―叙事―抒情”,时空上“今―昔―今”;同是凭吊古战场,同是缅怀历史上风流儒雅的英雄人物,同是描绘“云涛烟浪”、“江山如画”之壮美景象,同是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甚至于篇章的起承转合和遣词造句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应该是苏轼受到柳词的影响而有意学习、借鉴和超越前人的结果。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这是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序中的一段话。像《密州出猎》这样的小词没有“柳七郎风味”,并不是说自己不屑于“柳七郎风味”。他以“自是一家”而。苏轼不曾鄙薄过柳永,相反,倒是力排众议,替这位优秀的前辈词人说过公道话。据赵令《侯鲭录》卷七载: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词有俚俗的一面,但在苏轼看来是不俗的。因为他从中发现了“唐人高处”。正是这不俗的“唐人高处”,给了苏轼的豪放词以重要的影响。我们试从以下几点的比较来分析苏柳词作的相通之处。
一、疏狂不羁与傲然***
柳词不仅具有俚俗的特点,而且有着想彻底挣脱封建“儒雅”正统的反叛意识。下层社会的生活使柳永认识了自我价值的分量,觉悟到个体人格的力量,上层社会的排斥更激起了他的叛逆情绪,原本不驯的个性也更加狂放不羁。《鹤冲天》一词,充分地展示了柳永的狂傲性格。他以放纵狂浪的行为表示不屈和抗争,发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呐喊。他看透了世事功名,认为“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柳永,《凤归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基本准则。当柳永谙尽宦游漂泊的种种苦况,对功名利禄公然表示反叛,这种狂傲,在“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轼词中也有表露。由于坚持己见,苏轼屡遭打击,九死一生,但他仍然能够“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在逆境中超然处之而自安。在东坡词中,多表现一种志节,一种沉毅,不失风度,卓然自立。面对惨淡的人生,面对精神上多次打击,苏轼不是自怜自叹,不是穷途之哭,更多的是勃郁不平的愤慨之情和冲破尘世荣辱哀乐的超旷情怀。正如其《水调歌头》中所写的“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这何尝不是对黑暗现实迫害的傲视和对污浊尘世的不满呢?对于功名,苏轼认为:“蜗角功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乾忙。”(苏轼,《满庭芳》)与柳永相同,逆反心理公然与正统潮流大唱反调。由于放浪形骸,柳词格调不免卑下,苏轼则以一种不愿流俗的傲然***精神和坚毅人格为词注入更高的审美理想。
二、表现自我与张扬自我
在宋词的发展进程中,柳永和苏轼都是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四库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苏柳之间,有“关西大汉”和“十七八女郎”之喻,“豪苏腻柳”之说等,用来说明雅俗之辨和豪放婉约之别。柳永对词的革新,表现在题材的开拓,大量长调慢词的创制和词的俚俗特征。柳永在仕途失意后,留连于秦楼楚馆,深入下层歌女生活,写作了大量的情爱词;五十岁后高登甲第,又写作了大量的羁旅行役词。这些词作以自身生活为第一表现对象,大力抒写自我情怀,反映作者的襟抱。柳永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其抑郁、痛苦、无奈、激愤之情不是花间词作中的闲愁。像《雨霖铃》、《八声甘州》等代表作,在内容上都像叶嘉莹女士所说的在“春女善怀”的传统主题中融入了“秋士易感”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把先前的娇声细语转为失意文人为命运而痛的长歌。柳永的一些词作中已渗透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将仕途奔波与情场离合浇注于笔端,层层铺叙、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离愁别恨的情感,将一己之私情,上升为封建社会落魄文人共同的内心情怀。苏轼以诗为词,用广阔的视野、奔放的热情、旷达的性格、精博的学识和真挚的感情,写出了为数众多的雄豪俊爽的名篇,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他的词包罗万象,像咏物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借孤鸿寄托自己的处境身世和心情;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句句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作者一时的豪兴,更树起了他“自是一家”的旗帜。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性情豁达,这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即折射出苏轼宠辱不惊,泰然自若,笑对人生的态度。苏轼在词的领域中表现自我,张扬自我,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使词逐渐摆脱了“小道”、“艳科”的地位,成为真正可以用来言志抒情的***的抒情文学样式。
三、浪子境界与学者兴象
柳永为表现浪子的天涯行踪,必然要从狭窄的小庭深院花前月下的境界描绘走向开阔绵远的山川境界。《乐章集》中的“唐人高处”并非只见于《八声甘州》,它如《望海潮》中,“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香雪梅》中,“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留客住》中,“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佳人醉》中,“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滟无际”。这些词句所展示的形象与画面,无不显出博大、苍莽与浑厚的特点。柳词中一些数字词组的使用,或实或虚,均带有夸张语气,造成壮观豪迈的气势。如《望海潮》中,一连使用了“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词组。这些因素都是对苏轼等词达到更加壮丽境界的预示。前人评柳词“尤能以沉雄之魄,清雄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诚非虚语。这些“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对苏轼的创作影响很大。苏轼建立了“新天下人耳目”的豪放词风。何谓豪放?唐人司空***的《二十四诗品》曾有过生动的描述:“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可见豪放一格,至少包括形象的博大苍莽,气势的恢弘豪放这样一些基本特征。苏轼继承并发展了柳词的“不减唐人高处”,进一步把唐诗兴象博大的特色融入自己的个性创作中,越发显得气象恢弘。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中,“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念奴娇・中秋》中,“凭空眺远,见长空万里,云留无迹。桂魄飞来,光照处,冷浸一天秋碧”;《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这些形象和画面同上举柳词确实有相似之处。苏词豪放词风的建立,也正是从柳词的“不减唐人高处”中汲取了精华。
柳永和苏轼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前者是沉沦下层的浪子,在词中流露的是疏狂不羁的一面;后者是上层社会文人集团中的学人,多在词中抒写傲然***的人格。柳词是在苏轼之前,这位浪子词人,仕途失意,深入市井,以赋为词,抒发悲情,在词中充分表现自我,为苏轼的学者之词作了开辟道路的工作;苏轼仕途坎坷,以旷达的性格,豪放的词风,以诗为词,包罗万象,抒怀,张扬自我。柳永突破花间词的窠臼,在词作中时时描绘“不减唐人高处”的境界;苏轼不弃“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开豪放词格,“新天下人耳目”。从柳永到苏轼,其演化发展有迹可寻。正是经过柳永和苏轼先后相继的创造革新,使词摆脱了“小道”、“艳科”的地位,大大拓展了词的歌咏范围,丰富了词的艺术内涵。
参考文献:
[1]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9.
[2]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1996.7.
[3]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柳永[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柳永原名篇10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中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被打成“黑帮”，被逼写检查。但是他写出去的检查大字报，总是浆糊未干就被人偷去，这检查总是交代不了。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他终于在47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
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销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900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