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初秋孟浩然篇1
孟浩然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如果你身在旅途,孤寂难耐,猛然读到这首诗,不管他的作者是有名还是无名,你心中那排遣不了的思亲怀乡之情肯定会更加重几分。你惊讶,一首古诗为何会有如此魅力,令千余年后的你潸然泪下?
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它吧。可是,你却又发现,用不着冥思苦想去索解字词,这只是一首自然平易、浅显易懂的八句四十字的诗和一个同样浅近如话的题目。
诗题中的“早寒”是说人已感觉到初秋的寒气。秋天,对于一个心绪不佳的人来说总是肃杀枯寂的,从诗题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作者心中的感喟。“有怀”,即有所感怀。在这万物凋零的时节,一个飘泊他乡的游子,怎么能不黯然神伤呢?
首联写的是诗人眼中的实景:树叶凋落,大雁南飞,北风渐紧,秋寒凉身,好一幅“早秋寒意***”。这清爽淡雅的十个字,却渲染出了伤感悲戚的气氛。这正是孟襄阳(孟浩然世称孟襄阳)写景的高妙之处,广远之中不失精细,决无笼统空洞之嫌。
颔联仍是平白如话。在这里,诗人的形象浮现了,我们好像看到了浪迹天涯的诗人,满怀感伤,却找不到人来倾诉,终于抑制不住难忍的思乡之情,对着冷落江天自言自语起来:我的家乡就在襄水拐弯的地方,可是却隔着茫茫楚天啊!如此淡雅之笔,却道出了乡思之重,这又是孟浩然之高致。
初秋孟浩然篇2
关键词:《过故人庄》; 咏菊; 意味
孟浩然爱菊。他的田园诗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过故人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最能体现孟浩然的情怀的一首。《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写: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菊花的出现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看似只是一种自然的故人之间约定，好似和咏菊无关，可如果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孟浩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中那含而不露的咏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触怒玄宗，以至终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负难酬，于是他便将兴致彻底转向山水之间，后虽入了张九龄的幕府，或许因为此非其志所在，时日不长就又飘然而去了。纵观孟的一生经历，虽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终彻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
由此可见，菊花是《过故人庄》这首诗的灵魂。和梅、兰、竹一样，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特殊象征意味。因为它有百花凋谢时傲然独放，花期过后败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国诗人赋予了临霜绽放、清操独标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品性，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显得更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自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断地被中国文人热情地歌颂着，例如，李世民(“阶兰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王安石(“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文天祥(“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朱元璋(“忽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曹雪芹(“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对菊花寄予了各个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执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为美好、丰富，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使菊花具有了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
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田园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哭夕短，已复至天旭” (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秋登南山寄张五》)的欢娱。对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隽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泼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与健康。”正是这种差异性，造就了陶、孟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个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质量上的差别。陶渊明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故有《咏贫士七首》之叹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则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听到牢骚和愤懑，但绝无饥寒之哀和“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咏贫士七首·其四》)的凄惨。总之，虽然二者都是因***治的失意而彻底地走上隐逸之路，二者诗的风格在许多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菊花的爱是不一样的:前者爱得深沉，后者爱得从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维护，后者则是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过故人庄》中，不加雕饰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显得异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了。其隐逸思想也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一种神形兼备，内外统一的物我(菊我)两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说唐诗》中评价的那样:“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
参考文献
初秋孟浩然篇3
1、《山居秋暝》
文/唐·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秋夜曲》
文/唐·王维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
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3、《子夜秋歌》
文/唐·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4、《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文/唐·李白
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
雨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5、《宿建德江》
文/唐·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6、《秋登兰山寄张五》
文/唐·孟浩然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
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
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7、《秋夕》
文/唐·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8、《登高》
文/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9、《中秋月》
文/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10、《中秋月》
文/唐·白居易
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
谁人陇外久征戍？何处庭前新别离？
失宠故姬归院夜，没蕃老将上楼时。
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
11、《苏幕遮》
文/宋·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2、《渔家傲》
文/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白发征夫泪。
13、《秋波媚》
文/宋·陆游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
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14、《秋月》
文/宋·程颢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15、《秋夜曲》
文/唐·王维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
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16、《秋风引》
文/唐·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17、《秋词》
文/唐·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18、《秋雨中赠元九》
文/唐·白居易
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
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
19、《初秋》
文/唐·孟浩然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
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
20、《秋晚江上遣怀》
文/唐·杜牧
孤舟天际外，去路望中赊。
贫病远行客，梦魂多在家。
初秋孟浩然篇4
阳春三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静谧的树林里，鸟语声声，不时有可爱的小燕子翩翩起舞；绿毯似的草地上，花儿们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微风习习，风中弥漫着春的气息。
在通往黄鹤楼的小路上，有两个人肩并肩，缓缓地走着，面色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这两人就是李白和孟浩然。可是今天，孟浩然却要与难舍难分的老朋友李白、与风景秀丽的黄鹤楼，到远方的扬州去。
登上黄鹤楼，李白设宴喂孟浩然饯行。宴上，望着滚滚的长江，望着外边美丽的风景，他们回忆起了往事：初春，他们一起散步、赏花、吟诗；仲夏，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谈古论今；中秋，他们共同赏月，弹奏乐曲；寒冬，他们畅饮美酒，观雪赏梅。若是雨天，他们则登上黄鹤楼，对酒论诗，欣赏雨景……这是多么美妙的回忆呀！又想到他们即将分别，李白与孟浩然不禁潸然泪下。李白斟满了一杯酒，递给孟浩然，深情地说：“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会。请仁兄喝下这一杯分别酒，祝你一路顺风！”孟浩然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又回敬一杯，激动地说道：“贤弟啊，今日暂别，后会有期！你一定要多保重啊！我们将来一定会再相会的！”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孟浩然在船公的催促下登上了小船。在临别前，孟浩然从行李中取出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棵拥有挺拔身姿的苍松，说：“贤弟呀，这幅画画的是一棵苍松。我期望你能像这棵苍松一样，傲霜斗雪，树立不倒；也愿我们的友谊它一样，万古长青！”李白激动地接过了这幅画，唤来书童，书童应声而上，手里捧着一盆“九死还魂草”。“仁兄啊，这是我亲手种植的“九死还魂草”。希望你能像它一样，坚韧不屈，百折不挠，勇敢地与困难作斗争。孟浩然含着泪接过了这盆珍贵的礼物。
初秋孟浩然篇5
论文摘要：杜甫、孟浩然同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著名的诗人，由于相似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具有极其相似的诗歌风格，是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是***治理想与心胸抱负的抒怀，是对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的表达，是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的再现，是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等真性情的流露，是隐居生活的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的抒发，是浓郁的羁旅愁情的表白，是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的悲哀，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的倾情陈述。但是，同中有异，表现为：杜甫的名门，孟浩然的清贫；杜甫的真情，孟浩然的狭义；杜甫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孟浩然的超脱现实的清静无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孟浩然的感慨身世的壮志未酬；杜甫的心中有国民的集体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孟浩然的出生贫贱，担忧物质基础的个人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浩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 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 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 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 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
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 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 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 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 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
2.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
3. 同为感叹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却更深刻，因为他更多地是想要为国效劳，抒发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而孟浩然的壮志未酬或许只是感慨自己的身世罢了。
八、浓郁的羁旅愁情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诗人夜泊秋江，客中念友。前四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写景：暮霭、山色、袁鸣、夜幕、江流营造出孤寂凄清的意境。而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受孟诗这四句影响，借孤寂凄清之景，引发诗人的乡思、客愁，怀友之情与漂泊之感，抒发浓郁的羁旅愁情。
九、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
1. 不论是杜甫还是孟浩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始终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入仕还是归隐，仕途的失意与朝廷的腐败使他们丧失了对仕途的信任，他们也一度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黑暗的社会，但是，种种原因却让他们不忍逃避，不忍与唐王朝决绝。
2. 首先我们来看杜甫，从他一次次的落第和仕途失意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可以忍受得住那么多的打击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这样呢？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爱国爱民”，亦可称“忧国忧民”，因为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灾难，濒临崩溃而袖手旁观，他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因为他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②在个人失意的时候，尽管老庄思想抬了头，把自己身家一切事都可以置诸度外，但是一想到“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便禁不得又要挣扎一番。所以杜甫想归隐却又不能归隐，因为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和人民。
3. 其次我们来看孟浩然，和杜甫一样，多次求仕失败，失意愤慨，抒发对朝廷的不满，揭露朝廷压抑摧残人才的黑暗腐败，他甚至想与官场决绝，但是，他想归隐，又苦于家贫，生活困迫，甚至缺乏开辟园林的资金。他的《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就是写落第后的失意和困居长安的苦况，并表现了诗人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孟浩然不是杜甫，他出身贫寒，生活没有来源，要归隐的话，便没有了俸禄，没有了俸禄，岂不是要饿死。他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他很实际，他要的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为个人打算。孟浩然的道家情节浓厚，讲求清静无为，但没有了物质生存资料，没有了生活来源，要“归隐”谈何容易。所以，孟浩然同样面临入仕与归隐的矛盾的纠缠。
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
1. 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的问题上，杜甫把难以抉择的关键定位在“心系国民”上，而孟浩然则把关键定位在“个人生存”上，究其根源，还得分析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
2. 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杜甫从小就为“儒学”思想所熏陶，“儒学”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杜甫从小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观念，国家也提倡儒学，目的是为了禁锢人心，培养忠实于朝廷，为封建专制效劳的庸臣、愚民。所以，杜甫以儒为主的价值观体系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使他无法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个性自然。
3. 孟浩然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出生贫寒，是一个布衣终身的诗人，没有或是很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封建正统的儒学思想无法深入其人心，而却使孟浩然形成了儒、道并重，以道为主的价值观。道家思想追求“清静无为，洒脱自然”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比儒学更愚人，他使人达到一种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超然无我之境。“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③可见，道家的归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孟浩然追求超脱世俗的欢乐而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
注释：
①“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出自（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第9页
②“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出自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9月新1版 第19页
③“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出自（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第3页
参考文献
①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9月新1版
② （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③ 林继中《杜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④ 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初秋孟浩然篇6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腐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
初秋孟浩然篇7
1、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宋）晏殊《寓意》
2、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王维《使至塞上》
3、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4、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5、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唐）王昌龄《从***行》
6、春*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宋）王安石《春夜》
7、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8、大自然在春天曾经显得俏丽、欢乐，像一个眺用将来的姑娘；草地变成金色，秋天的花朵露出它们苍白的花瓣，雏菊现在很少用白色的眼睛截破草地，色调转为浓重，阳光已经倾斜，让橙黄色的和倏忽的微光，让长的闪亮的痕迹溜进树林里面，这些痕迹象向你告别的妇人的拖在地上的袍子一样，很快就过去了。
9、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赵师秀《约客》
10、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11、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唐）王维《观猎》
12、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小池》
13、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宋）苏轼《赠刘景文》
14、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在邻家。（唐）王驾《雨晴》
15、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李白《望庐山瀑布》
16、一鸟不啼山更幽。（宋）王安石《钟山即事》
17、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其五》
18、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唐）杜甫《旅夜书怀》
19、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雪梅》
20、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宋）苏轼《腊日游孤山访勤惠恩二僧》
21、地街大雨润如酥，草色远望远却有。
22、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23、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清）王士祯《题秋江独钓***》
24、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白居易《忆江南》
25、唉乃一声山水绿。（唐）柳宗元《渔翁》
26、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蝶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像世界确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了子玩呢。()
27、初春呈水部驰十八员中唐韩愈
28、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王湾《次北固山下》
29、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韦应物《滁州西涧》
30、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清明》
31、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唐）孟浩然《过故人庄》
32、最非一暮年春利益，尽负烟柳谦皇皆。
33、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王维《山居秋暝》
34、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唐）杜牧《赠别二首》
35、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36、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以胜烟柳满皇都。（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37、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8、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江南春》
39、最先是朝阳的山坡处的雪在融化，慢慢地露出黄黑色的地皮，雪水滋润着泥土，浸湿了去年的草植；被雪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苏醒复活过来，渐渐地倔强有力地推去陈旧的草植烂叶，奋力地生长起来。在同时，往年秋天随风摇落下来的草木种子，也被湿土裹住，在草殖着根须，争取它们的生命。
40、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宋）朱熹《春日》
41、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唐）张谓《早梅》
初秋孟浩然篇8
春秋战国时期，先有五霸，后有七雄，天下失礼，诸侯纷争。秦、楚、齐、燕、韩、魏、赵七雄争霸，逐鹿中原。始建于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距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的齐长城，是春秋战国时间齐国早期为防鲁、晋诸国，后期为防楚国而修筑的***事防御工事，主要用来阻挡防御外敌入侵而修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同时也是中国现存于地面上修筑最早、历史最长的冷兵器时代国家***事防御工程。
据《史记》和《华书纪年》载齐长城修筑时间尚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可能最后完成于周显王年间，即公元前368年至321年。当时齐国大治，国富民足，已成为秦、楚、齐、燕、韩、魏、赵七雄之一。那时这样大的防御工程，不可能成就于一时，当在周显王初年就开始了施工。当时齐国幅员辽阔，疆域宽广，其统治者励精***治，内修***务，外固国防，长城是齐国为防御南部强大的鲁国，后又为楚国的势力向北扩张而筑建。
据史学家考证，齐长城从春秋到战国，先后修建了一二百年之久全部告竣。即始建子齐威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32年)，建成于周赧王初年(公元前314-312年)。《中国历史地***集》第册《战国诸侯称雄形势***》所载：周显王十九年，齐威王七年(公元前350年)齐长城已全部建成。
由于齐长城工程浩大，不可能一时成就，故此，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到了齐宣王之时，才完成和造就了纵横600多公里的巨防工程。齐长城由于构筑年代久远，在古老的长城遗址上早已是杂草丛生，繁衍无限，砌体风雨剥蚀，斑驳残垣，显得格外苍老，但其依然气势犹存地隆起于众山脊背和峻岭之上。据史料载，战国时期，齐长城一筑再筑，自齐桓公至齐宣王等经历了19个国君，越360多个春秋，足以证明工程量之大、之艰苦是前所未有之最。
1997年至1999年，由山东省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泰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研究会组成的齐长城勘察组，在博山区有关部门的全力配合考察后，先后跨越了大小山头150余座，行程200余里，对齐长城进行仔细勘察。结论是：博山(故称颜神)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当齐鲁交界处，齐国长城自西向东纵横全境。其遗迹有12段，宽度约在2至4米之间，高度不等，分主线和复线：齐国长城主线系起经过长清县连环山，沿与肥城边界线东行，从章丘市边界与博山交界点的霹坜尖山入境后，经双咀山、九龙峪、原山、峨眉山、秋谷、荆山、点将台、黑山亮兵台、围屏山、岳阳山、(渝)淄川，跨三台山直至黑虎寨测得遗址7.2万余米；复线：从莱芜市交界点青石关西至博山的729高地梯子山经过桥门至望鲁山东山顶，测得遗址2350米；两条线共计7.5万余米，其中有遗址段8530米，占总长度的21％，全线共历程212座大、小山头。
齐国长城在世间还蕴含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孟姜女究竟是何许人也各有说法：湖南人说是澧县人，陕西人说是铜川人，河北人说是八达岭人
据说孟姜女姓姜而不姓孟，孟是排行老大的意思，因为姓姜的建立了齐国，齐王的长女便称之为孟姜，其原型就是“孟大妮子”。而她的丈夫，在《左传》上说是齐国的将***杞梁。孟姜女哭倒的是哪个城众说不已，《左传》、《孟子》记载哭倒的是齐长城，系在淄博市淄河附近。她哭倒齐长城后便投淄水自杀，据传说最恰当的地址是淄川区口头乡的城子村境内。据推断，齐长城博山岳阳山段由于陡峭坡度在60°以上，故施工难度大，极易塌方，正当孟姜女在此悲痛之时，遇上塌方之患也在情理之中。
初秋孟浩然篇9
语言结构的不同是一个作家独特语言风格的重要表现，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也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孟浩然的诗句中经常使用多个动词构成句子，有时在一句五言诗中会同时使用三个动词。如在他的《早发渔浦潭》中，“饮水畏惊猿”就使用了“饮”“畏”“惊”三个动词，还将“饮水”前置，使用了倒装句的方式。动词在诗句中高密度地使用，充分而又准确地表现出了吟诵对象的灵动和幻化，可以更加细腻而生动地塑造事物形象。使用倒装句也是孟浩然诗歌的一个特点。他的倒装句丰富多样、变化多端。他常常把句中的某些名词前置，而改变成别的假性句式。例如，他在《姚开府山池》的“馆是招贤辟”中将“馆”和“楼因教舞开”中的“楼”字前置，形成了假性句式，让诗句变得更有力量，更具变化性。而将宾语前置，用定语作为宾语的句式更是孟浩然诗句的一大特点。他在《自洛之越》中将“山水寻吴越”中的“山水”提到句首，而将原来的定语“吴越”用作宾语，形成了一个主谓宾完整的假性句式。他有时候会将一句话的某一部分前置，单独成句，然后与剩下的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如《送吴宣从事》中将用作宾语的“平生一匕首”前置，然后与剩下的部分“感激赠夫君”形成一个完整的诗句。而《醉后赠马四》中的“四海重然诺”本来是定语，现在被放在句首，而将主语留下，又省略了系动词和标语，形成了一个主谓宾完整的假性句式:“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意思是我听说白眉也就是马良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这种句式在诗中也很少见到。当然，这是我们按照现代语言的语法方式来进行分析的，孟浩然在当初作诗之时未必是如此构思，我们只是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更简洁明了。然而，把要强调的部分前置，将其放在突出位置，用倒装句的方式来加强语气，也使诗句更有力量，变化更多。这种句式在孟浩然的诗作中运用得非常广泛、精妙绝伦。
二、孟浩然诗词的创作艺术
语言是思想的传递者，是用来表现内心世界的，孟浩然的诗句中运用到很多的语言技巧，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内心，也体现了语言的魅力。运用比兴手法增强语言气势、增加语言的感染力，也是孟浩然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秋登兰山寄张五》中开头就以“北山白云”起兴，进而引发对隐者的描绘。暗用陶弘景“岭上有白云”的意境，又写到隐者的“只可自怡悦”，格调新颖，意境优美，是首难得的佳作。在《赠萧少府》中这样写少府的清明廉洁:“欲知清与洁”，然后用明月比兴:“明月在澄湾”，贴切新颖，歌颂之情流露其中。运用暗用比兴的叙述方式，将正义与比兴巧妙融合，堪称绝妙。他的《临洞庭上张丞相》中，前四句描绘了洞庭湖的美丽景色，用洞庭湖的浩瀚与汹涌表达了诗人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情怀，比兴之妙不言而喻。后面则使用两个比喻句:“欲济无舟楫”和“徒有羡鱼情”，用无船渡河和无钩钓鱼表达了仕途坎坷，为官无门，空怀一身抱负却不能施展，无法报效国家的惆怅与苦闷，也含有希望得到张说的举荐，能入仕为官的意思。比兴，让诗句显得婉约含蓄而寓意深远，是一种巧妙的诗歌语言艺术。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中还经常用夸张和想象，寓实于虚，使诗句更加真实，具有感染力。夸张和想象是诗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表达方式。夸张和想象一般都是言过其实、虚幻缥缈的，但是孟浩然却将它们化虚为实。“云梦掌中小”是孟浩然在《登望楚山最高顶》中的名句，意思是站在望楚山的顶上，看到云梦泽只有手掌般大小，是为了衬托出望楚山之高。其实唐代时期云梦泽早已经不复存在，那孟浩然又是怎么看到它像手掌般大小的呢?这就是一种化虚为实的手法，用以衬托所描写的对象，加强语气。“鲲飞今始见”是他《晓入南山》中的句子，意思是在南山上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鲲飞。而实际上，鲲只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现实中根本没有，这其实是孟浩然运用化虚为实的方法把它描绘成亲眼所见，来加强诗句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三、孟浩然诗词的思想艺术
初秋孟浩然篇10
2、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初夏绝句》 宋·陆游
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相思》
4、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唐·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