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秦时明月汉时关篇1
第一章：秦时明月汉时关
睁开眼睛，白玉兰发现自己躺在了两个峡谷之间。“这里是哪里啊？”蓝儿站起来，向四处望了望，看到有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蓝儿走过去：“大叔，请问这……”【天啊，是盖聂?健D歉龊⒆泳褪翘烀骺?俊俊澳闶歉悄簦磕悄闶翘烀鳎俊崩抖?戎钢改阍僦钢杆?L烀骺纯蠢抖??愿悄羲担骸按笫澹?飧鋈耸撬?。?┑谜饷垂殴郑??趺粗?牢业拿?郑俊蹦舸笫蹇纯蠢抖??运?担骸扒胛收馕还媚锎雍味?矗?质窃趺粗?牢液吞烀鞯模俊薄靖貌换崾俏矣錾狭四奈缓眯牡奶焐瘢?盐宜偷搅苏飧鍪澜纾俊俊班拧??医邪子窭叮??1世纪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跌跌撞撞来到了这个世界，反正你们也是到处旅行的，不如就带我一程吧。”蓝儿说得话弄得天明头脑直发胀：“那，大叔你就带她一程吧。”天明看蓝儿长得这么漂亮，身材好，头脑也好就求聂大叔。“虽然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嬴***的手下，可看你也不是坏人，就带你一程吧。”这时，在峡谷两头，都有一群铁甲兵冲了过来，而盖聂和天明却显得如此镇定，好像这种事常常发生一样。
蓝儿从手中“变”出了冷月。“大叔，她那来的剑啊？”“白姑娘……”戈聂才说白姑娘，就被蓝儿打住了：“我姓白玉。”“白玉姑娘，你会用剑吗？”“当然，我还是个高级剑手呢。”话一说完，战斗就开始了，只有天明在那儿呆站着。
他们两人一下子就干掉了300多人。【以故事发展，嬴老头子一定很生气吧(*^__^*) 】打完战后，蓝儿就跟着盖聂。“盖叔，”蓝儿和天明并排走着，“你受伤了。”“…………”蓝儿见盖聂没有回答，就继续往前走，她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原来她的手臂被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之滴。这时盖聂突然倒在了天明身上。【果然和故事情节一摸一样】她帮天明把盖聂拖到地上，天明看着她说：“你也受伤了，不要紧吧，白玉姑娘。”“我没事，叫我蓝儿就行了。”蓝儿一边把扎在头上的丝巾扯下来，一边说。扯下丝巾后，蓝儿将它包扎在自己的伤口上。长长的蓝发批了下来，不像别的女孩子的头发脬脬的，她的蓝发亮亮的直直的，显得蓝儿更高雅了。“哦，那好吧，我去抓几只鸡。”天明向山上跑去。蓝儿坐在盖聂旁，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百步飞剑》里的内容了。【完了，我最近一直在看《夜尽天明》，忘了《百步飞剑》里的内容了！】
很快，天明就带着3只鸡回来了。其实真正应该是2只鸡，只是因为多了她这个并没有的角色而已。天明口水直流的烤着鸡，蓝儿坐在旁边看着，她的右手臂受了伤，一动就会巨痛无比，疼得蓝儿直掉眼泪。
这时，“嘭！啪！”两声。蓝儿心里在想些什么。突然，一群人从山下跑了上来，很快就困住了她们。天明立刻放下烤好的3只鸡，拔出盖聂的渊弘：“你们是谁？！”话刚问完，就有三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一个白头发白胡子，板着脸；一个棕头发棕胡子，也板着脸……“就是他们么？”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吸引了蓝儿的视线，不用猜，也知道他是谁。【是楚国项士一族吗？】“你看他手里的那把剑。”梁叔说，她似乎看到了剑上的字。少羽向天明走去：“把你手上的剑借我看看。”“不要！”天明连想都不想就脱口而出。“就看一下，”少羽还是不放弃，“看一下就还你。”天明听后立刻向少羽刺去，幸好少羽躲开了。接着，天明就用他那还称的算是“剑术”的剑法和少羽打了起来，少羽很容易就抢走了剑。那些人喊道“好！好！真不愧是少主啊！”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2
一、1949年之前的秦汉史研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代表人物是王先谦。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著作。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著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标志秦汉史研究实质性进步的迹象并非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其他方面相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简牍文物资料的发现，中国学术界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王国维不仅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振玉对流沙坠简的考释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①。在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积极从事汉简研究工作，其中劳榦对居延汉简致力尤勤，完成《居延汉简考释》②。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这一时期对秦汉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强调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并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之中。他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治和历史》一文 ③，对康有为、崔适的刘歆伪造说提出质疑，揭去经学对秦汉历史的神秘化陈说，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李季等人认为，秦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此外还有秦汉是“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讨论的具体情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设专篇详述，可参看。
与秦汉社会性质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人们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已与传统的“食货”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重要著作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版）等。
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史学观念的激发下，以往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也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9年版）、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对婚姻和丧葬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许多判断至今价值仍存。
具体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为通贯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到本世纪40年代，两部具有学术深度并对后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秦汉通史著作相继问世。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这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征各种文献以及简牍、汉画像砖石、碑刻、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治制度、社会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富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在凸现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并非史学专业的读者。次年，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秦汉史》。这部逾60万字的著作采取以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的编写体例。前半部分11个段落讨论秦汉***治史，并附三国始末；后半部则依次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专题探讨，从而立体地呈现出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明显带有清代学者赵翼的治史特点，立论严谨，于细微处每有发现。不过，仅以正史为基本史料，出土文献和其他文物资料阙如则是这部著作的不足。
总起来说，本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者自觉运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探讨历史，完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继承，构建起当代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1949年至1966年的秦汉史研究
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主要围绕秦汉社会性质、秦汉经济和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
虽然已没有30年代复杂的社会***治背景，但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似乎仍然可以被看作30年代社会史论战在学理上的继续。基本观点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秦汉之际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和以尚钺、何兹全为代表的秦汉奴隶社会说。其中战国封建说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在秦汉史范围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
按照战国封建说，商鞅变法和战国时期的其他变法活动一样，属于封建制变革。多数学者同意这种观点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通过废除公有制残余，促进了奴隶的使用和买卖，进而保存了奴隶制度 ④。
2.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按照战国封建说，《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封建租佃制是秦汉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这种租佃关系排挤了奴隶劳动，而不受奴隶劳动所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汉代经济包括商人奴隶主经济、贵族奴隶主经济和小所有者经济三种类型。加之专制主义国家赋役的沉重压力，自耕农大批破产并转化为债务奴隶。由此决定，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⑤。无疑，秦汉时期存在着奴婢阶层。但关于奴婢人口数量的估计却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两汉奴婢的最高数字不过十余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00⑥；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汉代奴婢有一千数百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25％ ⑦。关于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和工商业的主要承担者，也存在不同意见。翦伯赞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劳动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与此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汉代农业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工商业中广泛使用属于奴隶的“徒”，则导致汉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的出现 ⑧。由此引发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参比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 ⑨。对“徒”身分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3.汉代的生产力水平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汉代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估计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这里也存在见解相左的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农业、冶铁、纺织、陶器等产业部门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汉代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北方地区牛耕尚不普及，南方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冶铁业也不发达，这种生产力水平只能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适应 ⑩。
4.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
郭沫若在《汉代***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中指出，汉代***权采取的抑商***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表明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重农抑商是否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汉代商人是否就是奴隶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⑾。何兹全从阶级矛盾和斗争变化过程的角度，强调秦汉时期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过程和商业发展、土地集中、小农沦为奴隶过程的历史。反对者则指出，秦汉时期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农业小生产者对皇帝、贵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抗只是次要矛盾，因此汉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 ⑿。
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颇为严重的教条和片面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加之受某些***治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到60年代前期基本住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类讨论的再次出现则是穿鲁缟之弩，难有更大作为。作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社会性质的探讨兼成绩和教训于一体，对它的倚重和淡漠都是不足取的。我之所以反对这两种倾向基于历史认识的工具和目的。就前者来说，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认识历史，乃是获得真确知识的基本与必要条件，用或明或暗的注经方式解读历史，离开具体研究的支撑，最终只能将学术引入死胡同。就后者而言，零散、局部不仅不能替代整体，而且只有在整体之中细枝末节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总之，森林和树木各有其价值，不同研究个体自可按照其兴趣和特长有所选择，但作为一门学问，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合则双赢，离则两亡。
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备受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三联书店1957 年和1958年先后出版的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从通史和专题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经济状况作了有益探讨。其中，《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了影响。此外，刘毓璜、韩连琪、李祖德等对庄园制度、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屯田等重要课题进行了讨论 ⒀。
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进展。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是以往研究不足的领域，这一时期有两部著作问世，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开展。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尽管当时尚缺乏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作者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十余年后，竺可桢发表的名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年来学界对秦汉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人文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的延续。谭其骧等学者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⒁。少数民族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在宗教史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在阶级斗争史研究方面，有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和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汉代乡、里、亭之间有何种关系，传世文献多有抵牾之处，以往论者也未曾明辨。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组织结构的重要问题细加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通史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何兹全《秦汉史略》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不过，可能出于用作大学教材的考虑，较之4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些通史显得平易单薄。
文献整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和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颇为精到的校勘，并予以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年、1962年、1965年和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大便利了研究工作。需要提到的还有杨树达、陈直、石声汉等学者对《史记》、《汉书》和《四民月令》等文献进行的考证和辑补工作⒂。
转贴于 三、1978年以后的秦汉史研究
尽管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被相继发现，为秦汉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地下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期间，科学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这种局面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变。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并预示下一世纪秦汉史研究可能取得的持续性进展。从1978年至2000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和考古资料二百余部，论文和考古发掘报告近五千篇。研究范围涉及***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至1999年共召开8次年会，并不定期出版《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后更名徐州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均设有秦汉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季刊），以及《西北大学学报》（季刊）、《人文杂志》（双月刊）、《史学月刊》（双月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年刊）几乎每期都刊载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学术园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秦文化论丛》，则是秦史研究成果的总汇。该馆还组织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至今已出版十余种。上述这些机构、刊物和丛书对秦汉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1982年地***出版社公开出版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集》，第一分册为原始社会至战国时期，第二册为秦汉时期，这两册历史地***集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工具。
秦汉史的通贯研究继40年代再度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撰写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不仅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也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元材）以数十年时间撰写《秦集史》，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撰述《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勾勒出秦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秦汉时期***治
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是研究的重点。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三种看法。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他指出，小农经济不能构成一种***的生产方式，因而对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形式不可能起决定作用；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土地所有制诸形态中不占支配地位；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80年代中期以后，对秦汉***治制度的探讨转向官制、法律制度、兵制、***区地理、***治变动和社会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官爵、户籍、上计制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 4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绍侯《***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公布，秦法律制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其中的代表作。黄今言和胡宏起讨论了汉代***事制度 ⒃。在***区地理方面有周振鹤《西汉***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晓杰《东汉***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陈玉屏《西汉前期的***坛》（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和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分别对汉武帝晚年***治、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西汉前期***治和建立西汉王朝的***治群体进行了考察。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8年）《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的出土引起学界对社会基层组织“弹”、“单”或“僤”的讨论。宁可较早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单”是古代公社的一种残存形式。俞伟超也有类似观点，并进而指出汉代的“单”是和“里”并存的一种公社组织。林甘泉则认为汉代“单”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结社，大都由里中居民自愿结合组成 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对理解汉代许多***治和社会行为应能提供某些必不可少的线索。
第二、秦汉时期经济和人口状况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这部80万字的专著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徭役、经济***策、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和资产及其生活消费和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意见，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具体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汉代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推算 ⒅，虽然意见尚不一致，但从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入手考察农业，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和《秦汉时代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振宏：《西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祖亮《两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校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秦汉社会和文化
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不仅社会群体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50年代以后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研究也开始受到注意。在地主阶级研究方面，值得提及的论文有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秦汉史论丛》第3辑）、杨一民《汉代豪族地主的历史地位》（《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刘华祝《试论两汉豪族地主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睡虎地秦简屡见“隶臣妾”，隶臣妾的性质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奴隶说、刑徒说、国有奴隶和刑徒说三种意见是这方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⒆。对闾左身分辨析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主要观点有闾左是七科谪之一的逋亡人、是贫民、是封建依附农、是里佐、是迁徙者、是***等 ⒇，意见的相左说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佃客、儒生、方士、游侠等群体（21）。
对秦汉文明的考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和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依据文物资料，分111节讨论汉代生活状况，多有创见。在秦简《日书》反映的俗信、汉代区域文化、汉代乡村社会、汉代婚姻家庭的著作主要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试性整合。
第四、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对传世文献的校释、校注和点校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特点是覆盖面宽阔，尤以史类和子类书籍最为着力。重要著作有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直《三辅黄***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奇遒《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游《八家后汉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李发舜等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铎《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81年版）、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等。
此外，秦汉史学、经学诸子、科学技术、周边民族、中外关系以及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介绍。秦汉简牍和帛书不断出土是本世纪秦汉史研究中极具意义的事件，现已形成相对***的简帛学，关于它的研究脉络和学术流变应另有专文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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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 914年版；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学术丛编》1916年第1期。此外王氏还著有《流沙坠简序》、《流沙坠简后序》等文，均收入《观堂集林》。
（2）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考证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版之部，台湾史语所集刊第21份（1957年）。
（3）文章初刊《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后经修改，先后以《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和《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为题出版。
（4）罗祖基：《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5）日知：《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说到汉代***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
（6）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7）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
（8）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兼评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9）参见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 58年版。
（10）杨伟立等：《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戎笙：《说西汉牛耕的普遍使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1958年2月3日。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1）日知：《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金兆梓：《汉代***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12）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张恒寿：《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
（13）刘毓璜：《论汉晋南朝的封建庄园制度》，《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韩连琪：《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李祖德：《西汉的屯田》，《复旦大学学报》19 64年第1期。
（14）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
（15）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陈直：《史记新证》（该书完成于1958年，197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胡宏起：《两汉***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7）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俞伟超：《中国古代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林甘泉：《“侍廷里父老僤”与古代公社组织残余问题》，《文物》1991年第7期。
（18）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徐扬杰：《汉代农业生产水平问题初探》，《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赵德馨等：《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
（19）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很多，代表性的有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高敏、刘汉东：《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880年第2期；杨剑虹：《“隶臣妾”简论》，《考古与研究》1983年第2期。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3
【关 键 词】封泥 秦汉 宦官制度 宦官机构
【 正 文】
研究秦官制，常恨史料奇缺，尤其是有关秦宦官制度的史料，在传世史籍中更属凤毛麟角。最近，一批对研究秦官制极具重要价值的封泥重见天日，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此批封泥中，即有不少关于秦及西汉初期宦官制度的重要资料。
一
中国古代宦官制度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就秦而言，早在春秋时期即已有使用宦官的记载[1]。
至战国时代的秦国以及统一后的秦代，系统化的宦官机构则已建立。汉承秦制，西汉（特别是西汉初期）的宦官机构大多是承秦而沿置。关于秦及西汉初期宦官机构的情况，《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虽然有所介绍，但却语焉不详。此批新发现的封泥中，与宦官机构有关或者可能与宦官机构有关者数量甚多。这对我们进一步考察认识秦及西汉初期的宦官机构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有关封泥计有：“永巷”、“永巷丞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中府丞印”、“宫臣丞印”、“寺从”、“寺从丞印”、“居室寺从”、“内者”、“御府之印”、“御府丞印”、“私府丞印”、“中厩”、“中厩丞印”、“中厩马府”、“中车府丞”、“中羞府印”、“中羞丞印”、“北宫宦丞”、“北宫私丞”、“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尚衣”、“尚浴”、“尚浴府印”等等。现就上述各封泥分别考释如下。
关于“永巷”、“永巷丞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系秦官，其属官有永巷令丞，汉武帝时将永巷更名为掖庭。《后汉书·百官志》云，东汉时永巷掖庭分为二官，永巷“典官婢侍使”，掖庭掌“后宫贵人采女事”，两者的令丞均由宦官担任，同为少府属官。秦及西汉时期的永巷，无疑也是宦官主领的机构。据颜师古注，永巷的本义乃是：“永，长也，本谓宫中之长巷也”[2]。《三辅黄***》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这就是说，永巷系指宫中之长巷，同时又是一个宦官机构的名称。既然永巷的本义是指“宫中之长巷”，因各宫均可有长巷，所以设置永巷宦官机构的场所不一定只有一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除少府属官有永巷令丞之外，皇后宫官詹事的属官中亦有永巷令丞。此前见诸著录的汉代宫印有“长信永巷”、“楚永巷丞”，可知皇太后宫及诸侯王宫同样设有永巷机构。作为“宫中之长巷”意义上的永巷，秦史文献资料中已见记载。《史记·范睢列传》云：范睢“乃得见于离宫，详（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此即指秦离宫之中的长巷。作为宦官机构意义上的永巷，以往史书虽多认为秦已设置，但此前并无发现具体实例。上述“永巷”、“永巷丞印”封泥的发现，适足印证秦时确有此官。
关于“宦者丞印”。宦者系当时对阉人宦官的一般泛称，同时又是一个宦官机构的名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宦者令丞，汉武帝太初元年调整少府机构时，进一步明确了宦者令下有七丞。作为宦官泛称的“宦者”，屡见于有关秦国或秦代的史籍之中。例如，战国秦昭王时期，范睢求见秦王时佯作不知而闯入永巷，招致宦者发怒，范遂与“宦者争言”[3]。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死于出巡途中，丞相李斯决定暂时秘不发丧，“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上述几处“宦者”，均是泛称阉人宦官。至于作为宦官机构的宦者，虽然见诸于汉代及战国时赵国的有关记载，秦则无明确的实例。曾有学者指出：“战国及汉有宦者令官，秦容亦有之，但各书未显言秦设此官”[4]。此次“宦者丞印”封泥的发现，显然可以弥补“各书未显言”的缺憾。“宦者丞印”封泥，此前亦见著录。《封泥考略》卷一录有“宦者丞印”封泥。恩师陈直先生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宦者令有七丞，“此封泥仅有一丞，为武帝太初以前官制”[5]，所见十分确当。此次新发现的“宦者丞印”封泥，在年代上更要早于《封泥考略》所录的“宦者丞印”封泥。
关于“中官丞印”、“中府丞印”、“宫臣丞印”。中官，作为宦官的一种泛称，屡见于有关史籍。如《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官用权，自（郑）众始焉。”又如《后汉书·何进传》：“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但是，此处之“中官丞印”中的“中官”，则显然并非宦官的泛称，而是一个宦官机构的名称。作为宦官机构的中官，未见文献史籍记载。在此前见诸著录的秦汉官印中，则有“西宫中官”、“中官府印”、“中官徒府”等。置丞与设府，均说明了此处之中官显系机构名称。“中府丞”、“宫臣丞”亦未见记载，顾名思义或与宦官机构有关。
关于“寺从”、“寺从丞印”、“居室寺从”。“寺”通“侍”字，“寺从”应即为侍从。侍从多作为一种泛称，作为一种机构或职官名称则未见史籍记载。上述封泥之“寺从”，无疑并非泛称，而是一种机构和职官的名称。先秦时代“寺人”曾是一种常见的宦官官职名称，后亦将寺人作为阉人宦官的泛称。未知此处封泥之“寺从”，是否与寺人职官的发展演化有关。故宫博物院藏有“寺从市府”秦印，罗福颐先生认为：“寺从当是宦者。”[6]从上述封泥可知，寺从不仅是一个单独的机构，而且在一些其它机构（如居室）中也有寺从职官设置。
关于“内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内者令丞。有关西汉内者的职掌及设置情况，曾有学者依据文献及文物资料进行过考证[7]。然而，秦是否设有内者，则史无明文。此次“内者”封泥的发现，说明内者机构确系西汉由秦承袭沿置。
关于“御府之印”、“御府丞印”。汉代少府属官有御府令丞。据《后汉书·百官志》本注，御府令丞均由宦官担任。秦御府亦数见于史籍记载。据《通典·职官八》：“秦汉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属少府。后汉又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根据其它文献资料，御府的实际职掌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还包括金钱、珍物等方面的管理。
关于“私府丞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皇后宫官詹事的属官有私府令丞。《后汉书·百官志》载，皇后宫官大长秋的属官有中宫私府令丞，均为宦官，其职掌为“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就私府的性质、地位及职掌范围而言，大致与御府相当。只是御府系少府属官，主要为君主服务；私府则系詹事或大长秋（西汉成帝省詹事官，并属于由将行而更名的大长秋）的属官，主要为皇后服务。在皇太后宫官系统，也有私府机构的设置。《封泥考略》卷一录有“长信私丞”封泥，私丞即为私府丞之省文。私府，又有中私府、私官、中私官等名称。秦私府未见史籍记载，此次“私府丞印”封泥的发现，无疑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说明私府机构秦已设置。
关于“中厩”、“中厩丞印”、“中厩马府”。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皇后宫官詹事的属官有厩令丞。“皇后称中宫”[8]，所以此厩又称中厩。“中厩，皇后车马所在也”[9]。中厩之名，除见于文献记载之外，又见于云梦秦简。“中厩马府”未见记载。此前见诸著录的秦汉官印有“中马府”。
关于“中车府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有车府令丞。秦代宦官赵高曾任“中车府令”。有学者认为：诸书“均称秦官为‘车府令’，而赵高独称‘中车府令’者，盖以高为中人故也”[10]。意即赵高就任车府令的官职后，因其阉人宦官的身分而在车府令的官名之前加“中”称作“中车府令”。但是，现据“中车府丞”封泥可知，在太仆属官车府令丞之外，当另有中车府的机构。中车府应与中厩一样，同属皇后宫官系统。中厩，或以管马为主；中车府，或以管车为主。
关于“中羞府印”、“中羞丞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属官有御羞令丞。御羞初属少府，后属水衡，有两丞。如淳、颜师古诸注家均以“御羞”为地名，陈直先生疑其注“恐未确，御羞即为御馐省文”[11]。此批新发现的封泥中，有“御羞丞印”，又有“中羞府印”、“中羞丞印”。其文“馐”字均为“羞”字。这就证明了陈直先生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御羞，所掌管的是君主帝宫的膳馐原料事务。中羞府，则当是掌管皇后宫膳馐原料事务的机构。中羞府未见文献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皇后宫官詹事属官有食官令丞。中宫之食官令丞当主管中宫的饮食事务，而中羞府则应主要掌管中宫膳馐原料供应事务，两者之间的分工似有区别。此前见诸著录的类似秦汉官印，另有“中行羞府”、“中厨印信”等。
关于“北宫宦丞”、“北宫私丞”。此批新发现的封泥中，有“南宫郎丞”、“北宫”等记有南宫、北宫官署职官名称的封泥若干。其中“北宫工丞”、“北宫弋丞”等北宫某丞的封泥有五种，应与宦官机构明确有关者即“北宫宦丞”、“北宫私丞”。据有关文献资料，秦时已有南宫、北宫。西汉未央宫东北亦有北宫。此处之“北宫宦丞”，当为北宫宦者丞之省文，“北宫私丞”则为北宫私府丞之省文。北宫宦者丞与北宫私府丞，均未见文献记载。见诸著录的秦代官印有“北私库印”，或即为北宫私库之印。既云“私库”，当属皇后宫官系统。
关于“高章宦者”、“高章宦丞”。高章显然是宫名，但高章宫名未见史籍记载。“宦丞”系宦者丞之省文。
关于“尚衣”、“尚浴”、“尚浴府印”。据有关文献记载：“秦置六尚，谓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12]。另据《汉仪注》云：“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帐、尚席。”见诸文物者，还有在此类官名前加宫名的实例，如“永乐尚冠”封泥、“南宫尚浴”印、“未央尚浴府”烛盘等。陈直先生曾推测省中五尚“疑属于大长秋”[13]。此类职官的职掌当与其宫名字面上的意义相符，但是否完全由阉人宦官担任此类官职则难以断定。
二
此批封泥材料的发现，对于进一步考察探讨秦及西汉初期的宦官制度，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些材料更加印证反映了秦统一前后宦官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根据文献记载及以往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秦统一前后宦官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为：宦官的人数规模逐渐扩大，与宦官有关的机构不断新设增置，上层宦官的权势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14]。秦法网严密，刑罚残酷，遭受宫刑的阉人数量众多，宦官队伍的扩张有着充足的来源。秦统一六国后，大规模地筑建宫室，从而大大增加了内廷对阉人宦官的数量需求。由于宦官机构的大量设置，阉人宦官的任职场所和范围随之扩大，职掌性质发生变化，一批上层宦官的身分已经由“刑人”向官吏转化。自战国以降，宦官在秦***治舞台上日渐活跃。秦惠公死后，即位的新君出子年幼，其母执***重用宦官，引起广泛不满，“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15]，结果引发了一场兵变。秦献公时的宦官监突、秦孝公时的宦官景监，均曾就当时的***国大计发表过重要意见并被国君所采纳。在《秦律》有关驿传饭食供给标准的规定中，“宦奄如不更”[16]。这一方面反映出宦官的身分地位已如有爵者而非刑人罪隶，另一方面也表明一般宦官的地位仅与第四级爵不更相仿佛。战国末期乃至秦统一后，上层宦官的地位又有重大变化。假阉人嫪毐以宦官的身分而得以进封“长信侯”，一时“事无大小皆决于（lào＠①）ǎi＠②”[17]。曾被视为“***”的“内官之厮役”宦官赵高，亦先后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郎中令等职，后竟官拜“中丞相”，爵封“安武侯”，同样也是“事无大小辄决于（赵）高”[18]。秦宦官制度的上述发展情况，在文献资料中屡见记载。此批新发现的封泥材料中，包括有众多的与宦官有关的机构和职官名称，其中许多为以往文献所未载，这些新材料也从一个侧面更加证实了当时宦官机构不断增多、宦官势力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
其次，这批新发现的封泥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秦及西汉初期少府下辖的宦官机构的设置情况。据以往已知的资料，秦汉时期尚无建立类似唐代内侍省那样的统一的宦官主管机构，宦官机构的隶属系统比较复杂，多数宦官机构主要隶属于中央朝廷九卿之一的少府系统。少府充当着内廷大总管的角色，但本人并非宦官，目前尚无发现有秦汉宦官充任朝廷少府的记载。少府的下辖机构非常庞大，其中有些机构一般与宦官无关，有些机构则例由宦官主领。《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介绍少府属官时，采用了以类相从的方法，虽然该表没有明言何者为宦官机构，但从其排列分类情况来看，少府的下述属官基本上应是宦官机构，即该表中的后两类：“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汉书》中零星反映的一些宦官有关任职的实例以及《后汉书·百官志》中的明确记载，均可证实上述推断无误。《汉书·百官公卿表》曾笼统指出少府系秦官，然而却没有明确说明少府的各个属官是否全系秦官。历代的典章***书大多认为少府所辖的上述宦官机构亦是秦时所建、汉因秦制。如《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在论述古代宦官机构沿革变化过程时即指出：春秋之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而官号之次即无闻焉”。“战国之际，赵有宦者令之职”。“秦并天下，并建官号。少府之属，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其詹事之属，又有中长秋、私府、永巷、宫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官皆属焉。又有将行为皇后卿及中常侍之职。汉因秦制。”上述看法虽然明确，惜无秦时实例佐证。在进一步考察少府所辖宦官机构的设置情况方面，此次新发现的封泥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一是诸如永巷、内者、御府、宦者等宦官机构的名称，虽然见诸汉代史籍，但尚难绝对肯定为秦官，或史书未曾显言，或缺乏实例佐证，此批记有上述诸官名称的封泥材料的发现，显然为我们推定上述诸官的设置时期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二是此批封泥中还有许多为以往文献资料所未载的宦官机构及职官的名称，例如“寺从”、“寺从丞”、“中官丞”等等，根据各种情况推测，这些新得知的宦官机构亦应是少府的属官。
再次，此批新发现的封泥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秦及西汉初期皇后宫官系统的宦官机构的情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秦汉时期，皇后宫及皇太后宫均有各自的宦官机构。秦有将行，为皇后卿，汉景帝时更名大长秋。秦又有詹事，亦是皇后卿，汉成帝时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作为皇后宫官系统的高级职吏，或因无须亲自侍奉后宫，故对其的阉人身分要求并不严格。西汉时期，皇后宫卿（詹事、将行及后来更名合并的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19]，皇太后诸卿（如长信太仆、长信少府、长乐卫尉之类）亦是或用阉人或用士人。东汉时期，皇后宫卿与皇太后宫卿虽然“常用宦者”[20]，但仍参用士人。至于上述宫卿的佐属官吏，则因与后妃生活起居关系密切，所以悉用阉人，“职吏皆宦者”[21]。此种情况，秦当大抵如之。战国末期秦王赢***在位时，王太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宠用“大阴人”为宦者。太后“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22]。这段记载表明：当时的宫禁制度严格，只有阉人宦***能入宫接近侍奉后妃，且宦官的阉人身分须经验证，否则嫪毐便无须经过“诈腐”的程序。“拔其须眉”，正是为了使其符合阉人的体貌特征，以便遮人眼目。秦汉皇后宫卿及皇太后宫卿下辖的各内廷官署，基本上都是宦官机构，其设置情况文献史籍已有大致记载。此批新发现的封泥材料中，“中厩”、“私府丞印”等封泥所反映的皇后宫官系统的宦官机构及职官名称，已见文献记载。“中羞府印”、“中羞丞印”、“北宫私丞”等宦官机构及职官的名称，则以往未见记载。它们的发现，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皇后宫官系统的宦官机构有了更多的认识。
又次，这些封泥材料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宫宦官机构的设置分布情况。秦汉时期的宦官机构及职官，多有在其名称之前冠以某宫宫名者。例如，皇太后宫官的官号之前均冠有太后所居之宫的宫名，见诸史籍零星记载者有长信少府、长信太仆、长乐少府、永乐少府、长乐太仆、永乐太仆、长乐卫尉、长乐太官丞、长乐五官史、长乐谒者、长乐食监、长乐尚书、长乐从官史等，见诸文物者有“长信少府丞”、“长乐太仆丞”、“长信私丞”、“长信宦丞”、“长信永巷”、“长信仓印”、“信宫车府”等。又如，皇后宫官的官号之前则多冠以“中”或“中宫”字样，所以有中太仆、中宫卫尉、中宫谒者令、中宫尚书、中宫私府令、中宫永巷令、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中宫署长、中宫药长等官称。以上两种情形，均是以皇后所居之中宫或皇太后所居之宫的宫名冠在所辖宦官机构的官称之前。此批新发现的封泥材料则反映了不同情况。“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北宫宦丞”、“北宫私丞”等封泥，反映出高章宫与北宫亦有宦者、私府等宦官机构的设置，但其宫本身的情况并不明确。这只有两种可能：或是高章宫和北宫均与皇太后宫或皇后宫有关，所以设有宦官机构；或是说明了当时除皇后（皇太后）固定的居宫之外，它处之宫也同样设有单独的宦官机构。
最后，此批新发现的封泥材料对于今后秦汉宦官制度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例如，“寺从”、“中官”、“宦者”，均系阉人宦官的泛称，又都是一个同类性质的机构名称。此三者倘若是同时并存的机构，其间分工情形如何？倘若三者从设置时间上前后相继，只是异名而同实，其演变过程又是如何？再如，皇后宫卿及皇太后宫卿的地位与朝廷正卿少府大致相当，其宦者机构各成系统而互不隶属。那么，此批封泥所反映出的诸如高章宫、北宫等它处之宫所设置的宦官机构，究应隶属于哪个系统？又如，北宫置丞甚多，且有“私丞”，应如何正确把握北宫的性质与地位？总之，此批封泥资料的发现，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又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必将会进一步促进秦汉宦官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注释：
[1]参见余华青著：《中国宦官制度史》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
[3]《史记·范睢列传》。
[4]《秦会要订补》附录金少英《秦官考》。
[5]见陈直著：《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
[6]参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7]参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并见陈直《汉书新证》。
[8]《汉旧仪》。
[9]《汉书·戾太子传》颜师古注。
[10]《秦会要订补》附录金少英《秦官考》。
[11]见陈直著：《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
[12]《通典·职官八》。
[13]见陈直著：《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
[14]参见余华青著：《中国宦官制度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5]《吕氏春秋·当赏》。
[16]《秦律·传食律》。
[17]《史记·秦始皇本纪》。
[18]《史记·李斯列传》。
[19]《汉书·百官公卿表》。
[20]《后汉书·百官志》。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4
“秦”——缘于一种牧草名的国名《史记·秦本纪》：嬴姓祖上受分封“邑之秦。”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国号为“秦”。关于“秦”的由来，过去民间说法不少，其中有一种说法是 “始皇帝”嬴***想“春秋万代”，所以国号取一个“秦”字。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秦”字是“春”字头、“秋”字旁，既有“春”，又有“秋”。实际上，这是后世拆字先生的附会。“秦”这个国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古今史家都曾做过研究。
就“秦”字本义而言，是一种牧草——草谷的名字。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秦”字归入“禾”部，并释称：“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伯益，也写作“伯翳”、“柏翳”等，他是嬴姓的始祖性人物。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生前是舜帝的臣僚，主管畜牧业，因为工作很出色，舜帝赐为“嬴”氏。舜帝当年还作出预言，称伯益的后代必将兴旺发达，即所谓“尔后嗣将大出”。果然，在二千多年后，嬴姓后代中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伯益为其氏族获得了“嬴”姓，但与国号“秦”字无关。让“秦”字成为嬴氏家族封地的，是名叫嬴非子的人。伯益之后，其后裔承继了祖业，到嬴非子时，中国历史已进入周朝。嬴非子负责给周王室种秦养马，是当时出名的“养马专业户”。嬴非子因为马养得好，得到了周王的赏封，嬴氏家族首次分封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此即《史记》中 “分土为附庸”一说。正是这次分封，最原始的秦国出现了。
这块封地在哪里呢？在嬴非子的马草种植基地——今甘肃天水境内的犬丘一带（另有一说，在今陕西境内的“秦亭”周边），此地为“汧渭之会”处，水源丰富，盛产“秦”这种牧草。嬴非子受封后，遂用“秦”来为这块封地命名，《史记》中说的“邑之秦”即指此事。
古代国号多从封地名、封赐号中选字，给嬴氏家族带来莫大荣耀的“秦”字，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为国名。此时的秦国很小，连诸侯国都不是，仅是诸侯国下面的附庸小国，大小顶多相当于现代的三线市级小城。然而，小秦国却为日后的大秦帝国预备了国号。公元前221年，嬴***在“灭六国”、建成“大中国”后，自然而然地继续延用早已威震天下的“秦”字为国号。
“汉”——刘邦起初不喜欢的国名《汉书·萧何传》：“语曰‘天汉’，其称甚美。”
封建中国的第二个国号，是汉高祖刘邦所定的“汉”。
嬴***开创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国，但短短15年的时间即告灭亡，被汉朝取而代之。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甲午日），***皇帝刘邦在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汜水之阳称帝，定国号为“汉”。
对于“汉”这个国号，刘邦当初很不喜欢，甚至觉得是一种屈辱。如果不是***功臣萧何做他的思想工作，很可能就没有“汉”这个国号了。刘邦之所以讨厌“汉”字，与西楚霸王项羽有关。
秦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最后能够问鼎天下的，只有刘邦和项羽两位起义***首领。说起来，刘邦和项羽还算是“苏北老乡”，刘邦老家在徐州沛县，项羽老家在宿迁，相邻着呢。
据《汉书·萧何传》记载，当时实力占上风的项羽，与刘邦达成“君子约定”：“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意思是，谁的***队先开进函谷关，打到秦朝的老窝，谁就称王。项羽没想到刘邦占先。按约定，刘邦应该在关中当老大，封为“关中王”什么的。但当时由于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实力占上风的项羽自然不愿拱手相让，但又不能说话不算数。于是将汉中、巴蜀让给刘邦，立其为“汉王”。
刘邦对项羽的做法十分恼火，当即要向项羽开战。萧何劝他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萧何的意思是，虽然在汉中称王不如在关中那边好，但总比去死好吧？为使刘邦打心眼里信服，萧何还引经据典地说：“汉”这个字太好了，很伟大，立你为汉王是天意。
《汉书·萧何传》中记述了萧何的这段原话：“《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古代天文学上的“汉”，代指的是天河。皇帝自认为“天子”，也是天上人。所以与“天”搞到一起的“汉”字，对想当皇帝的刘邦来说，绝对是一个好字。唐人颜师古曾注称：“以汉配天，此美名也。”
到刘邦称帝建国前，“汉王”称谓已闻名天下。所以，在建国时选用这么美好的“汉”字作为国号，显然已水到渠成。后来的事实证明，“汉”确实不错，连东汉在内，给刘姓王朝带来了长达400多年的国运。
“隋”——本应该是“随”的国名《能改斋漫录·事始》：隋文帝“恶之，遂去‘走。’”
在西汉末年，中国还曾短暂出现了一个国号——“新”。
这是王莽篡位后，启用的国号。为什么看中了“新”字？王莽曾在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被封为“新都侯”，因为“肇命于新都”，所以“应作新天王”。无奈，王姓新朝也国运不济，头尾算在内，与秦朝一样，也历15年而亡。
此后，中国进入了长达370年的***割据状态，出现了第一个国号兴废的频繁期。这一时期，包括南朝、北朝在内，出现的国号有近20个，“魏”、“蜀”、“吴”、“晋”、“宋”、“齐”、“梁”、“陈”、“周”等，都曾被用作国号。一直到杨坚取代北周建国后，中国才重新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号“隋”。
“隋”这个国号的由来，源于隋文帝杨坚的“随王”。为何国号不是“随”字而是“隋”？原来杨坚忌讳“随”字中间那条“腿”，即“辶”。他认为“辶”不吉利，国运会“随之而走”，于是将“随”字的“腿”砍掉，成了“隋”。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中“古无隋字”条记载：“‘隋’字古无之。文帝受禅，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
需要指出的是，“隋”字并非吴曾所说的“古无之”，在先秦时期已存在此字。《周礼·春官·守祧》中便有“既祭，则藏其隋与其服”的说法。
杨坚去“辶”取“隋”，初衷是想借“隋”字给新朝带来好运，延长国运。但很快有人发现，“隋”字还不如“随”字，并不吉利。《说文解字》称：“隋，裂肉也”。所谓“裂肉”，就是用手撕好来祭祀神灵的肉品。试想，一个王朝是一块“祭肉”，国运还能长久吗？隋王朝在建国38年后，真的成了李姓唐朝的一块“祭肉”。
“唐”——历史上最“牛”的国名《白虎通》：唐“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
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国号当数“唐”，存在时间长达289年。这也是至今唯一一个有资格与“汉”相提并论的国号，史学界习惯合称为“汉唐”。
“唐”是李姓所建王朝的国号，***之君是李渊。“唐”字与李姓结缘可上溯到李渊的祖父李虎这一代，李虎在北周初被封为“唐国公”，地盘就在今太原一带。从此，“唐”字成了李家的符号。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接到朝廷这个安排后，李渊“私喜此行”。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炀帝干脆让李渊待在太原，敕其为太原留守。李渊这下更高兴了，“私窃喜甚”。
李渊为何这么兴奋？他私下对二儿子、日后的太宗李世民说的话道破了天机：“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原来，太原是李家的吉祥地、发迹地，而且还是块“风水宝地”，曾作“帝王都”，是尧帝的封地“唐国”所在，史书上称尧帝为“唐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唐尧曾居陶地，又称“陶唐氏”。
此外，李渊在留守太原的当年，还发生了一件奇事，在李渊反隋的起兵地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挖到一块大青石，这块青石像龙形，上面有4个红字“李渊万吉”。据唐李璋《太原事迹杂记》，当时留守的四子、齐王李元吉赶紧把它拿给李渊看，李渊更坚定了称帝的决心。
显然，所谓奇事都是附会出来的，甚至是李渊本人“策划”的。但“唐”字对李家来说属祥瑞字却是毋庸置疑。日后大功告成，用“唐”字为国号，当然就是不二的选择。
李渊定“唐”字为国号，据说还因为这是个好字。汉班固《白虎通·号》称：“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说文解字》亦称，“唐，大言也。”可见，早在秦汉时期，“唐”就被公认为美字，引申为“大”的意思。
什么才算大？“惟天为大”，这正是一个王朝的国体所在。事实证明，“唐”确是很“大”，国运绵长近三百年，为中国古代最强大最昌盛的国家。
“宋”——“天地阴阳 人事际会”的国名《释名·释州国》：“宋，送也……送使随流东入海也。”
国号用字自然都是选能带来好运、喻义美妙的字。当年武则天改唐称帝，当了女皇后，一度用“周”字作为她新的国号。因为她认为“周”字“义美而气壮”，不输于“唐”。
“唐”之后，中国又进入了第二波频繁更换国号时期。在70余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是北周大将赵匡胤结束了中国的***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的南北统一，建立起宋朝。
宋朝建国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五（乙巳日）。《宋史·太祖本纪》称：“定有天下之号，曰‘宋’。”赵匡胤取“宋”字为国号，通常认为因他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境内）节度使，赵姓由此地发达。用宋真宗在《升宋州为应天府诏》中的话说，宋州“乃帝业肇基之地”。
一个国号的选用，往往因素并不单一，赵匡胤选“宋”为国号也是这样。原来上古时期宋州就是一块“龙兴之地”，先秦时期曾诞生过宋国。更重要的是，上古商朝远祖高辛氏（帝喾）的长子阏伯曾迁居于此，并担任唐尧的“火正”，负责火种。“五行”说认为，赵匡胤命属“火德”，宋朝因此也被称为“火宋”。试想，一个将“火”奉为吉祥物的王朝，与幸运的“火神”相遇，自然是大吉大利的事情。再者，商朝又称“殷朝”，或“殷商”，而赵匡胤的父亲名叫赵宏殷，两个跨越历史时空的“殷”字，又神奇地碰到一起，这是“天地阴阳人事际会”。种种机缘巧合决定了赵匡胤要选“宋”字为国号，因为这是“天意”。
可是，事实上“宋”字并没有给赵姓江山带来多少好运，相反一直被北方的辽、金、元欺负，逼得割地送钱求和。最耻辱的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徽宗、钦宗竟然让金兵掳走了。之后偏居临安的南宋也未能安稳多久便被蒙古人灭掉，宋朝终从历史上消失。
所以，民间早有一种说法，赵匡胤选定的国号“宋”并不吉利。如东汉训诂学家刘熙便没有看好“宋”字，他在《释名·释州国》中称：“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也。”如果赵匡胤和他的臣僚当年能考虑一下刘熙的意见，或许宋朝将另有国号？或许不会早早把江山也“送”人了？
“大元”——首次“以义而制称”的国名《易经·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蒙古***队在灭了南宋后，历史出现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这个中国于公元1271年十一月启用“元”为国号，史称“元朝”。
其实，元朝的国号并非单字“元”，而是双字“大元”，这也是古代中国首次起用“双字”国号。以前的所谓“大汉”、“大唐”、“大宋”，仅是国号前加“大”的尊称，并不是定称。在元朝以后，用双字或多字国号成历史潮流，如“大明”、“大清”。
元朝早期国号使用的是蒙语，汉语音译叫“也可蒙古兀鲁思”，简称为“大蒙古国”，可能觉得名字太长使用不便，后又改称为“大朝”。再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颁布《建国号诏》，放弃蒙语国号，采用汉语国号，“建国号曰‘大元’。”
这个国号取自《易经·彖传》，首卦“乾”卦的断语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大元”就是从“大哉乾元”四字中抽取来的。显然，如此气象万千、气势非凡的国号是忽必烈不能想到的。从史籍记载来看，“大元”确非忽必烈原创。《建国号诏》出于精通汉学的女真人徒单公履之手，而奏请启用“大元”二字的是汉臣刘秉忠。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的“秦”、“汉”、“唐”、“宋”等国号，都是从封国、封号、官职中选字，元朝国号的命名方法突破传统，纯是取字面意义，是一种全新的国号命名概念，即所谓“以义而制称”。
不过，“大元”这个国号意思是重叠的，“元”也是大的意思。元朝只***“大”，却未多考虑如何让国运绵长，长治久安，因此只历98年而亡。
“大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国名《大明初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
元朝亡国后，朱元璋夺得了天下，定都应天（今南京）建国，国号“大明”。
“大明”，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国号，这也是大一统中国的国号中惟一一个与宗教有关联的国号。“大明”到底是何意？这要说到反元起义***中韩山童领导的“红巾***”。
韩山童出生于***世家，其祖父就是利用***来“惑众”，从而动员了大批民众跟着他造反，拉起了“红巾***”。在韩山童成为***的新教头后，他抛出一条成元预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韩山童把自己当成了出世的“明王”但没“王命”，被捕杀后其子韩林儿继位，尊为“小明王”。公元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在迎请小明王到应天时，密令手下将小明王沉毙江中，朱元璋顺利排除了日后登基障碍，成了“明王”。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将国号确定为“大明”。
明人孙宜在《大明初略》中称：“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这说明，明朝国号“大明”是受到了***的影响。***源于佛教净土宗，信诵《大阿弥陀经》，经称阿弥陀佛是“诸佛光明之王”，意即“明王”，他是无量寿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朱元璋小时曾遁入佛门，当过和尚，称帝后自然更相信“明王出世”一说，对“大明”格外看好。朱元璋很聪明，他选“大明”为国号，既符合教义，又容易取得***权的合法性，赢得信众的拥护。
现代明史专家吴晗也认为明朝国号涉宗教，但他称“大明”出自“明教”（摩尼教）的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中。
“大明”国号中最核心的字是“明”，对于此字，当时的“理论界”解读为“日月相依”、“交放光辉”。进一步考证，朱元璋的远祖为先帝颛顼之子祝融，祝融又叫“朱明”，是个火神，而朱元璋被认为与赵匡胤一样，是“火德之君”，崇尚火一样的红色。这般巧合被当时的学者大加渲染、附会，认为朱姓建立明朝，上古时就“注定”了。
“大清”——专克明朝之“火”的国名《钦定满洲源流考》：“天造皇清，发祥大东。”
“明”代表“火”，而能灭火的则是“水”，即所谓“水克火”。这个说法，竟然真的应验了，灭掉明朝的，最后真是从东北水边走出来的满人。
虽然这是巧合，但满人在入主中原住进北京紫禁城后，新国号选了一个带水的“清”字，不能不让人往“水克火”方面联想。
满人是曾建大金国、与宋朝对立的女真人后裔中的一支。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于今辽宁境内的赫***阿拉建国时，即定国号为“金”（汉译）。但是明朝并不把这个金国当回事，认为明朝的“火”能克掉“金”。
公元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继位，并决定改国号，易“金”为“大清”，不仅国号“去金化”，族名“女真”也改叫“满洲”，开始与明朝“平起平坐”。
国号里有“水”，族名里有“水”，明摆着是要浇灭朱姓明朝之“火”。但是，这样的推测是汉人的思维。满人起国号“大清”，到底出于什么考虑？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不过，后来乾隆皇帝在《钦定满洲源流考》的御制词里曾透露出一点信息：“天造皇清，发祥大东。”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5
洛阳固然物华天宝，胜迹多多，而其辖下的新安县，在我看来同样文脉迁延、久负盛名。不说诗圣杜甫的《新安吏》早已光耀诗史，也不说近人张钫的“千唐志斋”典藏书法碑刻精品，单是唐代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所咏之“关”，即汉函谷关，便可名重古今，享誉内外，令人神往。
金秋时节，假洛阳笔会之机，我们遂有新安之行。当地朋友热情而又隆重地推介并陪同我们一睹汉函谷关的雄姿，据说这里已被国家确定为丝绸之路东起点河南境内“申遗”四项目之一。这让我们游兴大增。
恕我孤陋寡闻，此前只知道灵宝有座函谷关，乃先秦时期在崤函咽喉要塞处所筑，史称“秦函谷关”，为兵家必争之地。老子骑青牛出关，留下著名的《道德经》，指的即是“秦关”。原来，我省有秦汉两座“函谷关”，伟哉！
新安的汉函谷关，距灵宝的“秦关”约150公里。汉武帝时楼船将***杨仆是新安人，功勋卓著，但“耻为关外民”。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函谷关东迁，而“武帝亦好广阔”，有开疆拓土的雄心，杨如愿以偿并主其事，公元前114年迁建到新安城东，仍袭用原名。史称“汉函谷关”，简称“汉关”。近代名人于右任有“送千年客去，移一个关来”联，端的大家手笔，一个“移”字，点睛般写出了汉关的由来。
汉关屡经兵燹洗礼，最后大型修葺在1923年，那时关楼高近百米，分上、中、下三层。顶部为四角亭阁，飞檐画栋，高耸入云，气势磅礴；关上四周有护关女墙。风雨岁月剥蚀，关楼早已破败凋蔽。唯两侧鸡鸣、望气二台残迹尤存，相对而立。当年左右关塞横亘，南贯洛水，连接宜阳散关，北越丘陵，直抵滔滔黄河。可昔，那绵延百里的壮观气势，规模宏大的屏障形迹，早被萋萋荒草所掩没。
高高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汉关，依旧气象非凡，城垛错落，正中一门洞开，宽约四米，为东西交通之中枢。门上方嵌有“汉函谷关”四个大字，为南海先生所书，字体雄浑，笔力遒劲。关门东西两侧各有楹联，东门为“功始将梁今附骥，我为尹喜谁牵牛。”西门为“胜迹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读之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联中用典除将梁侯杨仆为“本事”，尹喜与老子的故事都在秦关。不过，写在这里并不突兀，因为在作者乃至后人眼中，秦汉两关本就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望气竟能知老子，弃何不识终童”，“终童弃”故事则发生在这里。弱冠少年终***西京应试，过汉关时关吏给“”作凭证。终***说“大丈夫必取功名，何用此物”！弃而去。后来果取功名，东巡至汉关，关吏说这就是弃的后生。
历史的回音穿越而来。我们眼前幻化出成群的商队，熙攘的车马，操“胡音”的商贩，“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带着来自神秘东方的丝、绸、绫、缎、绢等，从这里穿行而过，络绎不绝。两千多年倏忽而过，月色依旧，空留关门。但它浑厚得如黄土般的身姿，记载着曾经的丝路花雨、西域风情、中外往来，以历史见证者的独有身份，向世人尽情展示其神话般的魅力。
“雄关西控接长安，向晓凭临月半残。满地霜花冰影合，五更人迹马蹄寒。”诗句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写出了大汉关作为两京故道上的***事要塞，见证了自汉以来，铁马奔腾风云变幻，兵火连结逐鹿中原的历史。殊不知，除看得见的古隘关楼、青山碧水，更有历史烽烟下，车马舟楫穿流，兵勇弓箭在腰，一幕幕铁马冰河、攻城略地的历史话剧，在关内外轮番上演。汉关，成为罕有的大汉雄风的鲜活坐标。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6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经济区的划分，曾经指出“碣石、龙门”一线是标定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其实，秦汉时期“龙门、碣石”一线与长城线在相当长的区段相互重合。事实上，也可以说，秦汉长城是划分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界线。
确如有的学者所说，“农区和牧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界线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多次变动。”对于划分农区和牧区分界的指标，意见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主张“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为界”，又有幅度为降水量400毫米保证率20-50％的地区作为过渡带。有的学者提出，在有的地区农牧气候分界值应以年降水量450±30毫米作为主要指标。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地区应当以春季≥8级大风日数为主导指标，年湿润度0.3为辅助指标；或以农业气候积温1500℃为主导指标，一月平均气温-30℃为辅助指标。有的学者则以年湿润度0.6线及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3000℃等值线作为划分界线。[1]尽管指标有所不同，但是所划定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农区和牧区分界进行考察时，或许以年降水量为主要指标较为可行。
王毓瑚先生曾经指出，战国至于西汉时期，“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2]这样的分析，是符合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的。
对于长城以外地区的生态形势，《汉书·地理志下》关于河西地区的如下文字可以看作具有典型性的描述：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艸宜畜牧，故涼州之畜为天下饶。
显然，这一地区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有相对适宜的生态条件。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塞外“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匈奴等游牧族，即基本经营单一的畜牧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騨騱。”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3]，或称“沙漠”[4]，或称“沙幕”[5]，或称“积沙之地”[6]。《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霍去病传》写道，汉***与匈奴作战，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形象地记述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由于气温分布特征和热量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塞外生态条件也不适宜发展农耕。这些地区冬季在蒙古高压控制下，寒潮侵袭频繁猛烈，每遇强大寒潮袭击时，出现的低温和极端低温常常达到内地农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河西汉简资料中多有可以直接体现这一情形的例证。如居延汉简所谓“盛寒不和”（494.4B），所谓“苦候望春”（45.6B），所谓“始春未和”（435.4），所谓“始春不节”（E.P.T43:56），所谓“方春时气不调”（E.P.T50:50）等，以及敦煌汉简所谓“春时风气不和”（779），所谓“方春不和时”（1448），所谓“莫乐于温莫悲于寒”（1409A）等简文，大多作为民间书信用语，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当地的气候条件的感受。
近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收获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
（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警折死
Ⅱ0215④：71
（2）县泉地埶多风塗立干操毋其湿也
Ⅱ0211②：26
（3）敦煌酒泉地埶寒不雨蚤杀民田
Ⅱ0215③：46
简文的释读，应当作：（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惊折死；（2）悬泉地势多风，塗立干燥，毋其湿也；（3）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早杀民田。[7]也都反映了当地气候条件的恶劣。
秦汉长城的规划和修筑，是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的。人们甚至在长城局部区段的走向上也可以发现有关例证。比如，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秦昭襄王所筑长城时曾经注意到，“最能显示当时实际从事施工的劳动人民的才智的，莫过于现在固原和环县间的一段。这条长城由岷县始筑，迤逦趋向东北，但在过了固原之后，却斜向东南，绕了一个很不小的弯子。为什么如此？现在这个弯子以北的自然条件就足以作为说明。前数年我到这里考察时，这里正是一片盐碱地带，深沟浅壑往往尽呈白色，水草也相当缺乏。这当然不是近年才有的情形。长城到此绕个弯子，就可把不利的自然条件留给攻城的对手。”[8]
所谓“不利的自然条件”，推想当时规划者和施工者的心理，首先是“不利”于发展农耕的“自然条件”。
当然，我们说长城可以看作畜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只是基本形势大略如此。
我们看到，实际上西汉时期北边长城防线，其西段已超越现今年降水量400毫米线及通常所划定东部季风区域与西北干旱区域之区界250至720公里。[9]这一情形，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与现今有所不同，较今温暖湿润的因素有关。[10]
长城以外的匈奴活动区域，其实也有经营谷物种植的历史记录。例如《史记·卫将***骠骑列传》记载：“汉***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又如《汉书·匈奴传上》也写道：“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病，谷稼不孰。”颜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长城以北其实并非绝对的纯牧业区。
长城以内当然也有集中发展畜牧经济的适宜的条件。汉王朝策划所谓“马邑之谋”时，匈奴入塞，“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11]，或谓“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12]，即说明塞内也有广袤的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汉书·叙传》说，秦末以来，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已财雄边。”颜师古注：“楼烦，雁门之县。”典型的例证又有汉景帝时匈奴入上郡取苑马事。[13]据《汉书·地理志下》，当时长城以内的***马基地，有北地郡灵州的河奇苑、号非苑，归德的堵苑、白马苑，郁郅的天封苑，西河郡鸿门的天封苑等。又辽东郡“襄平，有牧师官”。[14]
不过，长城以内临边居民的经营内容，往往是农耕和畜牧并重的，如《后汉书·马援传》所说，“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建造史上的重要时期。
秦长城虽然利用了战国长城的基础，但是许多地段已经再向外拓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当时那里还是多半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长城的修建，对于“开发边区，发展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15]
班彪曾经沿长城而行，作《北征赋》，其中写道：“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彊秦乎筑怨。”张衡《东京赋》以所谓“人力殚”记述秦始皇征用民力过度，薛综注：“天下之力，尽于长城……。”[16]也指出长城工程曾经迫使众多役人远至塞上艰苦劳作。伴随长城工程，又往往有大批移民北上实边。秦始皇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贾谊《过秦论》于是写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徒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7]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内地移民基于本身的生产生活行为惯性，很自然地将中原传统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了长城沿线，从而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条件。虽然畜牧易以致富[18]，***府也有对于畜牧业发展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帮助的***策[19]，但是畜牧业经营除投入成本昂贵外，又难以在当年见效。于是长城移民的选择，可能仍然以农耕为重。
而执***者的长城规划，其实也是考虑到在长城地区发展农耕业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徒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推广源生于中原地区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看来确实成为北边移民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内地农民来到长城沿线，“作有所用”，“种树畜长”，于是改变了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活的秩序。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原有生态条件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等文物资料[20]，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了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21]，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2]
以水利灌溉为条件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23]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测所，内中多积有粪肥[24]，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25]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于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26]。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27]，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反映庄园经济的壁画如农耕***、园圃***、采桑***、果林***、畜牧***、网渔***、谷仓***、酿造***等，也体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28]。
除了来自内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长城的***人往往也同时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是《盐铁论·和亲》所谓“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
秦汉时代在北边长城地区的大规模屯垦，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北边长城地区原本草木茂盛，禽兽繁衍，匈奴以此为主要生存基地，看作“园囿”一般。秦汉经营北边，动员***屯与民屯，移民规模有时一次就数以十万计，一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起初当地水土保持条件远较现今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观，因而司马迁曾经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述，新垦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然而过度的开发，可以导致原有生态条件的破坏，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出现的汉代垦区后来衰落乃至废弃后，“逐渐沙化，而且愈往后风沙危害愈严重。”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大多废毁的情形。有的学者经过对朔方郡垦区遗址的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绝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流动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盖。”个别地方，“沙山之高竟达50米左右。”[29]
史念海先生曾经分析说，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二十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一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七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风防沙的森林被破坏，沙漠于是可以因风扩展而外，草原也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30]
有的学者认为，过度的开垦，甚至也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逐渐增加。“秦汉时期，由于大批的士兵、农民移入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开垦，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了原始植被自然灾害增加，这个时期全内蒙古旱灾增加到27次，其中鄂尔多斯地区就有5次。[31]
对于河西居延边塞戍守和屯田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学者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古代弱水沿岸有良好的森林植被，胡杨（又作梧桐）和红柳组成为森林的主体，它们都是极耐干旱的植物。汉时，在弱水两岸修筑了一系列的烽燧，在烽燧之外又修筑了塞墙，所谓居延塞是指这种***防体系而言。在这种***事工程的修建中，都要大量地使用木材。在城障中（如破城子）和烽燧中，至今仍可以发现木材的残存。因此，居延塞的修建，砍伐了大量的森林。”“额济纳河沿岸现在是戈壁沙漠景观。然而在薄薄的沙砾下面却是黄土层。在黄土层之下则是深厚的沙砾层。当地的主风向是西北风，全年平均风速为4.2米／秒，春季平均风速为4.8米／秒，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37次，持续52天，年平均沙暴日数21天。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1.3毫米。年平均蒸发量3706毫米，蒸发量为降水量的90倍。在此情况下，黄土层一旦遭到破坏，地下的沙砾便在烈风的作用下飞扬移动。掘土方堆烽燧、建塞墙挖沟壕以及修筑城障等项活动，都要破坏黄土层，导致地下沙砾出露，被暴露出来的沙砾，顺西北风向东南移动，恰与额济纳河道呈垂直相交的状态。由于河东岸处于迎风坡，便具有沙障的作用，风沙在此产生涡流现象，纷纷下落堆积形成沙丘。日久天长，流沙的堆积越来越多，最后便在河的东岸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沙丘。”论者还指出，“额济纳河东岸沙丘的堆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汉代即已开始，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而增强。”[32]
这样的分析，具体地总结了长城沿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因素。这一情形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以这样的思路认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3]，“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里，乘塞列隧”[34]的秦汉长城地区生态条件演变的共同形式和共同原因，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导致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发生若干变化的生态因素，又称作生态因子，即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大致可以区分为：1.气候条件，2.土壤条件，3.生物条件，4.地形条件，5.人为条件。
影响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形势的主要的生态因素，应当说大致以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为主。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的影响，有时也对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和地形条件发生作用。
气候条件对于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显然是经济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条件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影响，也作用于***治景况、***事形势和民族关系。
历史上的生态条件是有所变化的。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确实与现今不同，据竺可桢先生所绘“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35]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在两汉之际，曾经发生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36]
与气候的变迁相应，两汉时期移民的方向有所变化。秦王朝与西汉王朝连年组织大规模的***队屯戍、移民实边，都为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北传播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新筑长城往往在旧有长城以北，如秦始皇长城就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二者之间即著名的“新秦中”垦区。“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地在当时是十分肥沃的，其肥沃程度几乎可以和渭河下游相媲美。渭河下游当时为都城所在地，称为秦中。这个地区既然仿佛秦中，所以也就称为新秦中。”[37]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不仅土壤条件适宜农耕的发展，气候等因素无疑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在秦始皇长城筑成之后，秦昭襄王长城的防卫作用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了。然而后来又发生秦始皇长城也失去效用的情形，匈奴人不仅入居秦始皇长城以南，甚至又入居秦昭襄王长城以南。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受到汉朝的保护，而入居于西河美稷县。美稷县位于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由那时起，历秦及西汉，匈奴人殆无能超越过这条长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才改变了这个局面。”[38]
东汉以后，农耕区的北界南移，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与《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9郡人口[39]，可知这一地区东汉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6.46％，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减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是北边人口减少最典型的郡。[40]与这一地区汉族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有匈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归者，如：“章和元年，鲜卑人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41]长城沿线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势必会对地区经济生活的形式有所影响。有的学者指出，在建武年间北边边民大规模南迁，有的边郡已经完全撤销之后，“汉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河曲一线”。[42]在这样的形式下，战国至于西汉经营的北边长城在这一区段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民族迁移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然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贵族遂有“降汉”之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匈奴大虚弱”，“兹欲乡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者诣渔阳求和亲。”匈奴往往于“秋，马肥”时则校***力，有“攻战”之志[43]，而汉***“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44]，也都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匈奴内附和边民南迁，都使得长城的功用有所销减。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地节年间曾经废止阴山以外长城的防务[45]：“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施行这一***事举措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匈奴因遭遇气候突变而国力大减：“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虛弱，诸国羈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茲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有的学者否定长城是“农业平原与游牧草原”的分界的说法，指出“北方各民族人民的迁徙流动，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以及“古代北方许多民族的文化分布都是地跨长城内外的”这一历史事实。这一论点，是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根据的。由于塞外部族留居塞下，臣服中央***权，长城的***事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学者指出，“自汉武帝以后，阴山以外的长城一直是汉朝***队驻守的地方。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迎娶王昭君，约定和亲友好，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汉中央王朝才从这里撤退大***”，于是，“作为***事工程的长城沿线，变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枢纽地带。”[46]
在有的地方，战国至秦代的长城竟然在后世长城“以北千里之遥”[47]，“以北千里之外”。这一情形，也体现了这种历史变化。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北部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经常接触，频繁交往，共同开发我国北方和东北这块广阔的领土，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48]有的地方在长城内发现古代匈奴族的遗物，有的学者也认为可以说明“长城内外，匈（匈奴）汉杂居，他们之间互通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以长城为界”。[49]
所谓“并不以长城为界”，所谓“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所谓“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等，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某种外国历史文化观的带有***治色彩的说法。然而这种论点，也大体符合历代长城作为空间存在，在一定的时间环境中作用有所不同的事实。而我们在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诸因素时，显然不应当忽视生态条件的影响。
[1]参看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中国牧区畜牧气候》，气象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页至第7页。
[2]王敏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3]《史记·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4]《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5]《汉书·李陵传》，《陈汤传》，《匈奴列传下》，又《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6]《盐铁论·通有》。
[7]***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5页至第66页。
[8]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第461页。
[9]参看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版，第55页***12；席承藩等：《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74页；《中国自然地理***集》，地***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0页。
[10]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11]《史记·韩长孺列传》。
[12]《史记·匈奴列传》。
[13]《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58），“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14]参看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70页。
[15]李孝聪：《秦始皇长城》，《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页。
[16]《文选》卷三。
[17]据《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
[18]《史记·货殖列传》：“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19]《史记·平准书》：“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1]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3期。
[22]“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23]《史记·平准书》。
[24]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5]《氾胜之书》。
[26]如简73.30。
[27]如简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
[2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至103页。
[31]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2]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33]《史记·蒙恬列传》。
[34]《汉书·赵充国传》。
[3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
[36]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37]史念海：《新秦中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2页至第138页。
[38]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2页。
[39]其中酒泉郡《续汉书·郡国志五》只有户数12706，不记口数。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全国产户均口数5.068核算，估定其口数为64194。
[40] 19郡中仅渔阳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口数249000，显然是估算结果。辽东、辽西两郡口数完全相同，均为81714，亦颇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渔阳郡口数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难以确定的。
[41]《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56页。
[43]《史记·匈奴列传》。
[4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5]《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之郎中侯应答汉元帝问：“北边塞至遼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又说到“前以罢边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熢火而已”情形。
[46]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7]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9页。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7
【关键词】战国秦汉时期 “上计”制度 会计思想
“上计”制度是地方郡县官吏将自己管辖区域的人口、户籍、赋税等情况，定期编订成册，上报给朝廷审查的制度。古代君王依据该制度可以了解到地方的收入支出情况，也可以将其作为对下级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史学界对“上计”制度的研究有很多，如“上计”制度的来源，“上计”制度的特点和上计制度的弊端。管理学界也在史学界的研究基础上对“上计”制度的性质进行过探讨。而本文将创新性的从现代会计思想的视角来研究，通过古文献的记载，分析“上计”制度在不同朝代中体现的会计理念以及这些不断深化的理念对中国会计史发展的意义。
一、不同时期“上计”制度的发展
（1）战国春秋时期的“上计”制度。春秋末期，“上计”制度开始萌芽。它通过对西周岁计、大计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后被正式命名为“上计”制度。其“上”字一是指皇上，二是指上报；“计”则表示计簿账册、会计报告。
古文献对此的记载很多。齐国有“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的说法。这是早期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的会计思想。周王朝《国语·周语》记载：“日完、旬修，月会”。这说明当时的周王朝开始重视日记录和月报告。这一思想在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里也有体现，即各企业要切实加强财务月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财务月报工作。
到了战国中后期，评定各级官吏***绩的上计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齐国已采用以田赋征收数量的增减作为上计制度的主要内容。
各国官吏在每年年初将本年各项租税收入的预算数字，写在专用的木券上，木券从中间一剖为二，分为左券和右券，君主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末上计时，臣下将各个项目的实际收入和各项费用开支写在竹简或木券上，然后如实地向君主报告。君主则通过右券的预测数据来进行考核。从上计的实施过程来看，战国时期并未设立专职人员负责上计事务，郡、县长官都是自行逐级上计，直至中央***府。中央***府也未设专门长官，是有君主直接过问的。早期国家不设立专门机构是因为上计内容少的缘故。君主认为亲力亲为的方式有利于中央专制集权的需要，还可以减少机构运作产生的财***支出。但随着上计制度内容的扩充，这种简单的运作方式必定不再适用。专业机构的设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2）秦朝“上计”制度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进了战国时期的“上计”制度。从睡虎地秦简的相关记载来看，其改进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各级计吏机构的健全。《秦简·效律》记载：“尉计及尉官史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令吏坐官计劾然”和“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其中“掾计者”、“尉计”、“苑计”都表示专职官吏。这说明秦朝的主管部门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计吏机构也相对健全了。
秦朝采用直线型的计吏机构组织形式。如《秦简》中规定县令上计于郡守，郡守上计于君主，层层上计。其还特别规定由丞相收阅各地的“上计”文书，御史大夫有复查权。与战国时期君主直接“受计”不同的是秦朝增加了御史和丞相的审查工作。于是，它通过管理层级的增加，有效地减少了君主的控制跨度和工作量，提高了管理的效率。此外，因为直线型组织结构是一种单一命令源的形式，所以它不会影响君主的集权控制力。可以说它是现代的会计机构体系的简化。
具体规范性要求的提出。秦朝对“上计”提出了具体规范性要求，并将这些具体规定写进法律条文，初步实现了“上计”制度的法律化。《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上计”的相关规定更是具有现代会计准则的思想。比如：
会计分期的概念。因为秦朝将十月份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因此它规定各郡、县及各部门应该在九、十月间“上计”。如：睡虎地秦简《内史杂》中就记载道：“上会九月内”；《仓律》中记载：“到十月碟数，上内史”。为了确保各年度统计数据的可比性，秦简中对一些可能跨年度的活动，也相应做出了具体规定，并首次提出“以其年计之”的原则。《秦简·金布律》中有：“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着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谬。工献输官这，皆深以其年计之。”这段话是说官府输送物品，应该将其出账年份以文书的形式通知接受者，让接受者能够在同年入账。其在8月、9月输送的物品因为时近年终，所以应该估计所运处的远近，看是否能赶上运入处所（年终）结账。如果不能在年底到达的概率很大，官府应该将其改计入下一年帐内。通过这样的方式，记账双方的账目将不会产生矛盾。对于工匠向官府上缴的产品，则要按照它的生产年度来入账。
会计核算数据的准确性要求。为了确保各地方上计数额的准确性，秦朝***府除了通过主管农业的农官监督农事外，还通过上计吏进一步核实各地的农事活动以及自然灾害情况。秦简中有关于农事方面的课督要求。如《秦简·田律》中要求计吏要确切的记录受水、旱、蝗等灾害的农田数目和该年度的降雨量。《秦简·厩苑律》则对播种的谷物数量有明确规定。
上计制度中计吏的稽核制度，保证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它也反映了当权者对上计报告数据准确性的要求。而秦朝首次授予上计吏监察之权的行为也是中国审计事业发展的一个创新。
账实相符的要求。《秦简·仓律》中记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其“计偕”指计吏上计时应将与账有关的物一并送至“大内”。
（3）西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完善。西汉对上计制度的完善体现在以下二方面：
第一、“上计律”和上计簿的出现。西汉时期的君主进一步加强了“上计”制度的法律地位。这使得“上计”制度以一种单独法的形式被写进了当时的法律条文中，也称“上计律”。《上计律》中明确规定了上计报告的编制与报送的法律程序，并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吏察使一旦发现贪污舞弊等不法行为，可以当场做出处理，轻者降职、罢官，重者入狱、问斩。该项惩罚措施一方面可以确保财***收入集中由中央掌管和支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法律处罚的方式震慑下级官吏，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
汉朝正式定义了“计簿”的概念。《通典·职官》有云：“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薄。”当时的上计簿一般分为正副两册，年终时由下而上逐级编制并汇总上报，它是上计机关对任期内各项工作如户口、垦田、赋税收入等情况的总结，也是中央***权对地方部门***绩进行考核的依据。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计簿是现代账簿发展的早期形式。
第二，“上计”内容的扩充。西汉时期地方官吏需要上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钱赋收入、户籍、垦田、服劳役情况、粮食仓储、费用支出、地方治安。其中钱赋收入和户籍是上计的最主要的内容。因为在封建社会户籍是***府征收徭役的直接根据。
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尹湾汉墓在1993年出土了“集（计）簿”。它作为东海郡上报地方情况的底稿记载有行***区划及人员、户口、田地和钱粮这四大类，近60项统计指标。例如关于地区面积和***策机构概况，《集簿》中有如下记载：“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四十八里”。
此外，西汉地方郡县“上计”的数据中出现与上年数据的对比情况。如该“集（计）簿”中记载：“户二十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二十九。”这说明地方郡县每年除了将郡内情况统计上报给朝廷外，自己也要存档备案。
二、“上计”制度的会计意义
“上计”制度的会计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管。
（1）会计核算。从春秋到西汉，虽然“上计”制度经过了不断的完善，但是其本质的核算问题却一直没有改变。从县吏将管辖范围的各类数据（钱粮、人口、税赋等）进行统计后上报给郡吏，郡吏核对无误后在上报给中央，中央将“计簿”的记录数据和实际上缴物资以及去年预测数据进行对照后对上计吏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虽然“上计”制度的核算思想与现代的会计核算有很大程度的差距，但是“上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为封建君主制的帝王了解民情提供了数据支持。
（2）会计监管。监督思想在每个朝代的“上计制度”中都有体现。以前的学者曾把它当作早期的审计工作，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国家作为会计主体的话，审计这种外部的监督手段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上计”制度的监督思想。相反会计监管作为一种内部的监控手段和方式倒是比较符合其实质。综上所述，笔者将“上计”制度中的监督思想定义为会计监管，认为其体现的是会计控制的思想。虽然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控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实施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尽一致，但是其为保护国家所有者权益的目的从未改变。
“上计”制度中的监管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的舞弊行为。对于东汉时期“计”吏的勾结对它的冲击，我认为是历史发展对会计控制提出的新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会计控制思想不断的深化过程。
会计控制职能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逐步走向深化和完善。事实证明在以强化会计内部控制和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今天，现代会计的控制职能早已今非昔。因此，我们更应重视对现代会计控制职能的研究，深化企业和***府的会计控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徐心希.“上计制度”的历史考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
[2]贺红亮.论上计制度的演进及启示[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3]康均，王涛.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J].财会学习，2006.
[4]张桂萍.汉代的上计制度[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
[5]吉家友.论战国秦汉时期上计的性质及上计文书的特点[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8
一
《后汉书》、《三国志》，皆有关于“大秦国”的记载。前者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后而徧”。“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1。后者卷三《东夷传》引《魏略》：“大秦国，一号黎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2。
以上“大秦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系前、后奠都在罗马（Rome）、君士坦丁堡城（Kostantinpole）之“罗马帝国”。不过，细细考校相关的研究著作，以上的文字几乎很多都是属于“似是似非”、没有准信的性质，诸如关于幅员、商业，“地方数千里”，“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3。除去模棱两可的内容，尚有部分说法，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不着边际。其一，居民，“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中国人”为蒙古人种、黄色人种，“罗马人”为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检照威尔·杜兰（Will Durant）《恺撒与基督》（Caesar and Christ）所附《***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装饰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浮雕》等相关的“实物”照片，这种结论已可证明4。二者差别甚大，何以可说“类”、“似”？《太平御览》卷三八二：“繁钦《三胡赋》：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馀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仰鼻”5。即“莎车”、“康居”、“罽宾”等古代中亚白色人种，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已是“奇型怪状”，丑陋无比；何况是更在其西极远的古代南欧白色人种，怎么会有“长大平正”的感觉？
其二，在产业方面，“人俗力田，多种树、蚕桑”。可是，直到六世纪中叶以前，“罗马人”尚不知道如何饲蚕得丝。赫德逊（C.F.Hudson）《欧洲与中国》（Europe and China）第四章《偷运来的蚕》：“据普罗柯匹乌斯（Procopius）说：由印度人的国土来的几位僧侣听说查士丁尼在丝绸，贸易上的困境以及他希望摆脱中间商的剥削，于是就来到宫廷并准备把蚕卵偷运到帝国来，把蚕卵孵化成蚕，从而使新罗马能自己生产丝。他们说他们曾长期生活在一个有着印度各民族很多人的国家里，那个国家叫Serinda。他们在那里曾学会了全部的养蚕技术。皇帝答应给以足够的报酬以后，他们就回到印度，从那里把蚕卵偷运出来，然后着手孵化成蚕，把蚕放养在桑叶上。提奥法尼斯（Theophanes）对同一事件做了略为不同的叙述。据他说，偷运蚕卵的是某一波斯人，蚕卵是由丝国人的国家运来的，藏在一根空心的棒里，大概是一根竹竿里”。“我们假设那些僧侣是波斯的景教徒，而则是印度东部靠近中国的某个部分，那里也养蚕，或许就是柬埔寨或占婆”6。所称“Serinda”，应该是今斯里兰卡的“师子国”、“细轮迭”的转写。赵汝适《诸蕃志》卷下《细兰国》：“有山名细轮叠，顶有巨人迹，长七尺馀，其一在水内，去山三百馀里”7。
其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无论“弱水”、“流沙”和“西王母”，都是位于今******自治区南部“昆仑山”所在地区的“地名”、“国名”。《尔雅》卷七《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注：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8。《竹书纪年》卷上、卷下：“舜九年，西王母来朝”。“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至于青鸟所解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三危山”9。《穆天子传》卷二、卷三：“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归，是曰乐池”。“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10。而“大秦国”特产之一“火浣布”、即用石棉制成的布料，正是出产于同一宇域。《列子》卷五《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11。干宝《搜神记》卷一三：“昆仑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长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12。
注释：
1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八七年，页2919、2020。
2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八七年，页860、861。
3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章《罗马帝国的基本概念》、第二章《农业的进步》，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黄宜思、黄雨石中译本，一九九七年，页26、53、54：“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和北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二千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超过三千英里。面积估计不少于一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巴比伦的地毯和其他一些东方的手工艺品销路很好，但最为重要却鲜为人知为一种国际贸易却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从东方来的都是些旧款的玩艺儿，丝、宝石，其中除了钻石，价值最高的便是珍珠。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在宗教仪式或铺张的葬礼上燃烧的香料”。“一位勤于钻研但勇于提出批评的作家估计，每年流出的白银足有八十万磅”。
4 北京，东方出版社中译本，二三年，页265、266、267、268、274。
5 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涵芬楼影印宋刊本，一九六年，页1764下。
6 北京，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王遵仲、李申、张毅中译本，一九九八年，页93、94。
7 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杨博文校释本，一九九六年，页52。
8 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页2616中。
9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平津馆刊本，页3下、5上、下。
10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平津馆刊本，页20上、下。
11 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校刊明世德堂校刊本，页20上、下。
12 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汪绍楹校注本，一九八年，页165。
二
无独有偶，在上古东方的记载中，处今亚洲大陆腹心帕米尔以东，似乎曾存在着所称的另一个“大秦国”。《三国志》卷三《东夷传》引《魏略》：“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13。《水经注》卷一《河水》：“《释氏论》佛***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祖以佛***调传也”。“河水出其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之山，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14。“河水”，今塔里木河及其上游支流叶尔羌河；“赤水”，今塔里木河支流克里雅河；“白玉山”、“昆仑山”，分别在今和田市、莎车县西南。“修流沙”，今墨玉、叶城二县沙漠。至于“大夏”、“月氏”等“国”，则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地15。而所称“西王母”，应为当时栖息于今和田河一带的部落。
透过“神话”般的文字，可以窥知：“昆仑山”下“大秦国”的居民，具有身材异乎寻常“修长”的特点。《汉唐地理书钞》《山海经注》引《河***玉版》：“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身长三十丈，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人，长十丈，皆衣帛”16。《太平御览》卷三七七：“《河***玉板》：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国，人长十丈。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佻吐凋国，人长三丈五尺。从北以东千里，得中秦，人长一丈”。“《外国***》曰：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猿臂长胁，好骑骆驼”。“辛氏《三秦记》：敦煌西尽大秦，土人贤直，男女皆长一丈，端正”17。暨，《金楼子》卷五《志怪》：“大秦国人长十丈，小秦国人长八尺。一足国人长九寸”18。“大秦国人”曾经栖息的区宇，犹有躯体异乎寻常“矮小”的居民，要靠这前者守护，才能免除大鸟的吞噬。《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集解》：韦昭曰：僬侥，西南蛮之别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国北也”19。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20。
在相关的记录中，“大秦国”又以物产丰富而遐迩著名。在值得称道的“天然”物品中，见有“玉石”、“水精”、“金刚”。《太平御览》卷五一：卷一八一：卷一八八：卷八一三：“《魏略》：大秦国石为城郭，山出九色玉石”。“《广志》：大秦国以青水精为屋”。“《南州异物志》：大秦国以水精为舄”。“《大秦记》：大秦以水精为瓦”。“《玄中记》：金钢出天竺、大秦国。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铁刀削木，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时，当作大金环着手指，可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内环中以刻玉”21。犹如“火浣布”即“石棉”一样，“玉石”、“水精”等也是“昆仑山”所在富蕴的矿藏。《汉书》卷九六上《于阗传》：“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22。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晋天福中，平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採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緑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緑玉河西七里。源虽一，玉随地变，故色不同。每歳五六月，水暴涨，玉随流至，多寡由水细大，水退，乃可取”23。《太平御览》卷一七九：“《海内十洲记》：昆仑山有水精阙”24。
从所记“大秦国”生产的工艺品来看，其中不乏“东大秦”所在中、西亚地区独具，而非“西大秦”亦“罗马帝国”所在南欧地区能有者；如：含有“野茧丝”的“氍毹”，而当地当时并无任何蚕种。《太平御览》卷六九六、卷六九九、卷七七、卷七八、卷八一六：“吴时《外国传》：大秦国人，皆着袴褶络带”。“《魏略》：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又以明月夜光珠为帐”。“《魏略》：大秦国，出五色枕”。“《魏略》：大秦国以野蠒作丝，织成氍毹，文出黄、白、黑、緑氍毹”。“《魏略》曰：大秦国以羊毳、木皮、野丝作之氍毹之属，有五色、九色氍毹，其毛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吴时《外国传》：大秦国、天竺国皆出金缕织成”25。《魏书》卷一二《龟兹传》：“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又出细毡、饶铜、铁鈆、麖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犎牛等”。“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棃、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毾毲、赤麞皮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犂勒、无食子、盐緑、雌黄等物”26。
注释：
13 页862。
14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断句本，一九五八年，页12、13。
15 《汉书》卷九六上《罽宾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八三年，页3884：“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徃徃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16 北京，中华书局刊本，一九六一年，页36。
17 页1741下、1742上、1743上。
18 《四库全书》本，页18上。
19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五年，页1913。
20 北京，中华书局重印《万有文库》《十通》本，一九八四年，页1041下。
21 页249上、881上、912下、913上、3614下。
22 页3881。
23 北京，中华书局《唐宋笔记史料丛刊》张茂鹏点校本，一九八一年，页46。
24 页871下。
25 页3105下、3119上、3149下、3157上、3628下。
26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四年，页2266、2270、2271。
三
迄于张骞“凿空”之际，在信息确切的相关报告中，不闻“昆仑山”下的“大秦国”。不过，善于“穿井治城”的“大秦国”臣民亦“大秦人”、“秦人”，倒是仍然依稀可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李广利）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母寡。母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必矣。***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2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后二年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卷九六下《西域传》：“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曰：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汉***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槖驼负食，出玉门迎***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欲以为使者威重也”28。
当东汉再肇以后，“秦人”由其并非“华人”而被呼作“秦胡”，成为“凉州刺史”管下***队中的主力兵员。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汉刘平国治关路颂跋》录《刘平国治关颂》：“龟兹左将***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共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至｛七日｝［皆］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丁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所作也”29。《东观汉纪》卷八《邓训传》：“［邓训］为护羌校尉，诸羌皆喜，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雁谷，迷唐乃去。既复欲归故地，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箄上，渡河掩击，多所斩获”30。《后汉书》卷六五《段熲传》：“建宁三年春，征［段熲］还京师，将秦胡歩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至拜侍中”。卷七二《董卓传》：“中平六年，征［董］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絶，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31。
除了融化在“华人”中的“秦胡”外，部分故“大秦国”臣民集结于“西、北印度”。《太平御览》卷七九七：“支僧载《外国事》曰：护蜜，小国耳。在舍卫之西，国王、民人悉奉佛，地土寒。罗汉道人及沙门，到冬月日未中前饮少酒，过中后不复饮酒，食果。国属大秦”32。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至那仆底国》：“至那仆底国周二千馀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藩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东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汉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曰：是我先王本国人也”33。“至那”，即“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国》：“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远则麻里拔国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36。
囊有今恒河三角洲的“东印度”，也有所称的“大秦国”。《水经注》卷一《河水》：“恒水又径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法显曰：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靬国，即是海口也。《释氏西域记》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袟，属天竺”35。《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吴时《外国传》：从加郍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36。“迦那调洲”、“加郍调州”，即今缅甸丹那沙林（Tanintharyi）沿岸的丹老群岛。“枝扈黎”、“天竺江”，即今恒河三角洲之主干河道。而所称的“犂鞬”，正是“多摩梨靬”、“耽摩栗底”之简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仰蒙三宝之远被，赖皇泽之遐沾。遂得旋踵东归，鼓帆南海。从耽摩立底国，已途室利佛誓，停住已经四年，留连位及归国矣”37。《大唐西域记》卷一《耽摩栗底国》：“躭摩栗底国，东印度境，周千四五百里，国大都城，周十馀里。滨近海陲，土地卑湿，稼穑时播，花果茂盛，气序温暑，风俗躁烈。人性刚勇，邪正兼信。伽蓝十余所，僧众千余人，天祠五十馀所，异道杂居。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38。
注释：
27 页3177。
28 页3782、3913。
29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彭林整理本，二年，页608。
30 《四库全书》本，页4上、下。
31 页2153、2322。
32 页3542下。
33 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季羡林等校注本，一九八五年，页365、367。
34 《四库全书》本，页10上、下、11上。
35 页11、12。
36 页3419上。
37 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王邦维校注本，一九九五年，页208。
38 页806。 四
在公元一、二世纪的西方著作中，皆有被称为“Thinai”、“Sinae”的民族或国家。《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七《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一八托勒密《地理志》：“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过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穆利。要进入该国，并非易事，从那里来的人也极为稀少罕见。赛里斯地区恰好位于蓬特（Pont）和里海对岸的毗邻地区（即东方），在里海的一测便是莫蒂斯低洼地（Palus Maeotis），里海海水由这里注入了大洋”。“秦奈（Sinae）的位置：秦奈人的边界如下：北部是赛里斯（Serice）国的一部分，东部和南部是未知之地，西部是外恒河流域的印度，沿着已经指出的一条路线一直延伸到大海湾本土以及与它联系的其馀海湾，即所谓泰利奥德斯（Theriodes）湾，秦奈人的海湾居住着以食鱼为生的埃塞俄比亚人”。“首都秦奈或秦尼，据称那里既没有铜墙，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一片未知之地从卡蒂加拉（Kattigara）开始一直向西延伸，直抵普拉索湾，环抱着普拉索德斯海（Prasodos）”39。
“Thinai”、“Sinae”，及其北境的“Serice”，长期以来，都被勘同为“中国”的别号。名称的来源，众说纷纭。张星烺先生《支那名号考》一文已将主要的勘对胪列，如下。“一、德国李希脱和芬（Richthofen）之说：西汉时日南郡，中国与外界海上交通，悉由此处。东汉桓帝延禧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亦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故支那之原音，为日南二字。二、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之说：古代滇国地土广大，国势富强，居中国南方。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二方诸国之贸易，皆为此国人所独揽。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趾国。交趾即拖雷美（Ptolemy）之Cattigara 港也。故西方所盛传之Chin、Sin、Sinae，乃由滇国转音而来。三、法国鲍梯（Pauthier）之说：梵语之支那（Cina）实由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一千年时，已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之得闻支那，即由此国。而雅各比（Jacobi）着论文反对此说，谓公元前三百馀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时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着有《***论》一书，书中载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故支那原音为秦之说，不攻已破矣”40。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秦”并不实指当时的“中国”。
东方的记载提及“大秦国”人身材修长、寿命缅久，而西方的记载也提到与“Thin”为近邻的“Seres”人的“so tall”、“live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Colonel 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引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作家Ctesias、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Florus的叙述：“It is said that the Seres and the Northern Indians are so tall， that one meets men 13 cubits high; they live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Even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hich were not subject to the imperial sway were sensible of its grandeur， and looked with reverence to the Roman people， the great conqueror of nations. Thus even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sent envoys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Rome. Nay the Seres came likewise， and the Indians who dwelt beneath the vertical sun， bringing presents of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and elephants， but thinking all of less moment than the vastness of the journey which they had undertaken， and which they said had occupied four years. In truth it needed but to look at their complexion to see that they were people of another world than ours”41。由此可见，无论“Thinai”、“Sinae”还是“Seres”人，最初都不指居住在更东地区的“中国”人。
不仅如此，在六世纪前西方的有些记录中，“Thinai”乃是位于今恒河口“东印度”的“大秦国”。《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六赫拉克勒斯的马尔希安《外海航行记》、《秦奈湾航行记》：“在外恒河两岸的印度，有一金洲地，接着便是大海湾，外恒河两岸的印度和秦奈（Thinai）领土之间的边界就位于此海湾的中间。然后就是秦奈民族，其国都叫作秦奈（Thinai），这是已知地与未知地的分界处”。“经过萨迪尔（Satyres）角之后便出现一个叫作秦奈湾的大海湾，该海湾一直延伸到南部未知地，东部的未知地后来又与南部未知地连成了一片。我们已指出，东部的未知之地由秦奈人居住。从萨迪尔角开始一直到注入了秦奈湾的科提亚斯（Kottias）江江口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节，继科提亚斯江之后便是秦奈的港口卡蒂加拉与已知的和有人居住之南部地区的边缘”。“秦奈地区的长度最多为三千节，最宽为一万七千二百五十节。该地区共包括五个部族或省、七座城市或名镇、一座名山、四条名江、两个著名海湾：泰里奥德斯（Theriodes）湾和秦奈湾，以及两个著名的岬角”42。根据以上描述，这个“秦奈”的所在，大致涵今孟加拉湾北岸、东岸，而以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为北部的“极限”。
注释：
39 北京，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耿昇中译本，二一年，页18、44、45。
40 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北京，中华书局刊本，一九七七年，页453、454。
41 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914，p.14、18。
42 页89、91。
五
即使就极有限的资料分析，“昆仑山”迤北出现过“大秦”的部落集团或***权，应该没有问题。透过扑朔迷离的文字，可以勾勒出轮廓如下：早在“大月氏”被迫西迁之前，今***东南部生息着身材修长、擅长农商的“秦人”或“秦胡”。当匈奴冒顿单于***、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引起中亚民族大迁徙之时，创有辉煌文明的“大秦”王国罹难败亡。部分臣民散落于“葱岭”东西，又被收罗进入东汉的***队，消失在民族的“融合”中；部分臣民在南移的过程中集结，分别在“西、北印度”、“东印度”开立家园。在东方的古籍中，缘亦名“罗马”帝国为“大秦”，径将东、西方的二个“大秦”混而为一。而在西方的史书中，也因不明东方“大秦”的“继绝”，误将“昆仑山”北、“恒河口”东等二个同名异地***权合而为一，又以称呼后者迤东“未知名”地区，从而张冠李戴，遂使“秦”、“Thin”、“Sinae”成了远在千里外“中国”的代名词；实际上，在不少希腊、罗马人的相关知识范围里，不清楚边际的“秦尼”远不如“印度”来得大。《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九三《地理大纲》：“印度人占据了大陆的全部剩馀部分，一直到达秦尼”。“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印度是真正最大的国家”43。“秦尼”亦“真丹”、“震旦”，在“印度”人的词典里可能有类似的变化44。
认“大宛”等地出现的“秦人”为“汉人”，当今的学人多持否定态度。李铁先生《汉刘平治关刻石小考》一文强调：“秦人即汉人的称谓，应当有时代界限，不能一概而论。而在汉朝建国三百馀年后的刘平国时，再称汉为秦，则是不可思议的事。还有种情况值得注意，在焉耆龟兹出土的文献中有秦人和秦海民的称谓”。“再从刻石中提到的六人姓名上分析，如当卑、万羌、阿羌者，也都是以族别为名，姓为汉姓，这正是受汉文化影响后渐慕华夏之风，改为姓中国之姓的缘来”45。“秦海”，《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絶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46。《资治通鉴》卷五《汉纪》：“余（胡三省）按蒲类海在唐庭州界，盖此时北匈奴虽微弱，然东畏鲜卑，不敢还故地，但结连车师、鄯善以扰河西，故呼衍一部常为河西患。若［李］贤注以大秦海西之国为秦海，则约言之耳。西海广远，甘英之不能越，北匈奴兵威所未尝役属，言展转二海间，特当时上书者张言之耳”47。从发兵今的“车师后部”即可避免“蒲类、秦海之间”的“寇钞”来看，“秦海”当是今博湖县东的博斯腾湖。
再创于“西北印度”、“东印度”的“大秦国”，在记载中多有显现。《后汉书》卷八八《天竺传》：“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48。《新唐书》卷一二一上《天竺传》：“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49。以上诸“大秦”，盖“继绝”于“西、北印度”者。《后汉书》卷八六《哀牢夷传》：“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50。《云南志》卷一《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大秦婆罗门国，界永昌北，与弥诺国江西正东安西城楼接界，东去蛮阳苴哶城四十日程”5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杜石笋行》：“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眞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52。以上诸“大秦”，乃再造于“东印度”者。“僬侥”，即“小人国”。
说来难以置信，中国所记“大秦”，大多不是那个遥远“地中海”帝国的内容。就是从相关的动物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太平御览》卷七六六：“《魏略》曰：大秦国出骇鸡犀角”53。郭宪《别国洞冥记》：“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辇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54。《初学记》卷二九：“鱼豢《魏略》曰：大秦国有辟毒鼠”55。“花蹄牛”、“骇鸡犀”、“辟毒鼠”，分别为“印度瘤牛”、“印度犀”、“印度獴”。除前者为常见家畜外，后二者都是南亚次大陆有代表性的哺***动物。Fascinating World of Animals 之Ten Wildlife Regions of the World：“The single-horned great Indian rhino， 14 feet long， 6 feet high， and weighing two tons， is the largest of the Asian species. It is only marginally a forest-dweller， since it usually grazes in reed beds and swamps.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is its extremely thick hide， covered with studlike granules， which falls in stiff， heavy folds and resembles a suit of armor”。“The mongoose can overcome a large cobra， seizing it by the head as the snake rears to strike. If bitten， the mongoose often survives， having a partial immunity to venom”56。
注释：
43 页43。
44 释慧皎《高僧传》卷四《康法朗》、卷六《释道融》，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汤用彤校注本，一九九二年，页154、241：“朗云：但朗功业尚小未纯，未得所愿，当还真丹国作大法师”。“俄而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辩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
45 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页205、206。
46 页2911。
47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八二年，页1625。
48 页2921。
49 页6236、6237。
50 页2851。
51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向达、木芹补注本，一九九五年，页130。
52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一九七九年，页190。
53 页3400上。
56 上海古籍出版社《說郛一百十弖三種》影印原刊本，一九八八年，页3086下。
57 北京，中华书局句断本，一九八年，页718。
58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Pleasantiville，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Canada) LTD.， Montreal， 1971， p.182、131。
Graet Qin Kingdoms both in East and West，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9
王昌龄是历代交口赞誉的边塞诗人，他的反映西北边地戍卒的艰苦生活和强烈感情的诗篇，脍炙人口，他没有实际生活是写不出这些诗来的。据考证，他早期是到过西北的，他到过甘肃固原一带，到过玉门关，可能还到过李白的出生地碎叶……这里只举他的一首《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一开始，写到秦汉时的明月照着边关，秦汉时的关隘戍卒把守着，一下子把时空感写了出来，使得“万里长征人未还”更有悲壮气氛。从秦汉以来，边塞战争不停，征人戍卒没有多少能平安而返的。三、四句又写到汉代名将李广，威震边塞，而目前没有李广这样的名将，战争更是艰苦，胜利相当遥远。
这首诗因为起句不凡，有史诗意味。他不仅写当前，还概括了历史。把现实与史实相照应、相比较、相联系，就有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内容也就更丰富了，胸臆气魄也更宏伟了。说它内容更丰富了，是因为此诗既写了戍卒归期遥遥的艰苦，又写了盼望李广这样的名将守住边关的豪气；说它气魄宏伟，是因为它历史的时间感和“万里长征”的空间感，气势浑厚。
试想，没有“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联想，使它植根到历史的土壤中去，是不可能有如此的境界、氛围、气魄、深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联想、构思，是这首诗的特色和成功之处。这样的联想、构思，给了它巨大的时间和空间，使它不同于一般的边塞诗，使得它千年以来，盛传不衰。
唐代诗人中，写过不少咏史的诗。这些诗想象飞动，概括力很强，也善于把现实和历史紧紧绞到一起，赋以时空感，赋以大胆的想象、串联、跳跃和哲理。下面看几首描写金陵六朝遗迹的诗。先看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今，南京还有朱雀桥、乌衣巷。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作朱雀门、立朱雀桥。乌衣巷内住着东晋大贵族王导、谢安的家族。曾几何时，衰落了。刘禹锡差不多在王谢盛世后的五百年，才写这首诗。经过宋、齐、梁、陈、隋、唐朝代的更迭，王谢早在几百年前就衰落了，沧海早已变为桑田。“旧时王谢堂前燕”，五百年后，“飞入寻常百姓家”，照常理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什么燕子能活五百年？但刘禹锡这样写了，而且写得很有特色，很生动，很有诗味。刘禹锡通过“旧时王谢堂前燕”，深入了历史变革，描写了盛衰更替，既是哀怨，又是提醒，写历史也是为写现实。这种把艺术根须伸进历史土壤的写法，使作品深厚沉郁。这样的写法，也表现在杜牧的《泊秦淮》中：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花》。
秦时明月汉时关篇10
［关键词］丝绸之路；陕西凤翔；千渭谷道
［中***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26-05
陕西凤翔古称雍，是成周兴王之地，嬴秦创霸之区，历代州、郡、府、路之治所，关中西部重镇。上古时代就有“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史记・封禅书》）春秋战国时期凤翔为秦都长达294年，唐代时玄宗、肃宗、德宗、僖宗、昭宗五位皇帝均西行幸驾凤翔，凤翔一度称“西京”、“西都”。凤翔境内古道纵横交错，大多为秦汉时期重要的官道和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特别在以长安为国都的时期，凤翔是都城的西大门，是南通汉中、四川直至湖广的必经之路，西北通甘肃、宁夏的主要道口，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古人以“南控褒斜，西达伊凉；岐雍高峙，千渭争流”来形容凤翔当时交通的便捷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据考证，由于历史变迁，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共有五条，均在秦汉和唐宋时期承担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
一、千渭谷道
F河谷道又称F水道，即水道与河谷并用的通道。因陇山山地路径陡险，相比之下，F河河谷至渭河平原、渭北台原的通道比较平坦和便利，应为古人开辟最早的西行通道之一。从交通角度讲，以河谷作为交通要道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因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而且可随时取水捕鱼，补充给养。古代先民们进行交流迁徙，没有水是不行的。逐水而行，择水而栖，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
F河谷道为水陆并用通道，具体路线走向为从长安溯渭河西行至F河口，沿F河河谷向西北行进，经今陕西凤翔境内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至千阳境内，北行至陇县，再西行经陇关到今甘肃境内。
F河谷道的开辟与秦人东迁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商周之际，秦人就在陇山以西先后为商周王朝“在西戎，保西垂”，西周孝王时，非子被封召于F渭之间为周王室牧马，这是秦人第一次越过陇山东行的记载。虽然秦人为周人创建并管理畜牧业基地，但当时秦文化的重心仍在西垂旧地。周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文献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秦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在F河上游及其以西的戎人聚居区。①年代当于公元前820年左右的不其簋就记载了西周末年秦庄公昆弟五人率兵七千同西戎作战的事实。周王朝西部受到狁侵扰，周王命伯氏不其抗击，追至于西。西，当指“西垂”一带，秦汉时为陇西郡西县，地当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礼县、西和等地。不其随伯氏对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兵车继续追击，搏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纪》云秦庄公任西垂大夫，从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②
秦庄公驾崩之后，子襄公代立。是时西戎、犬戎与申侯攻伐西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周王朝赠其“岐以西之地”，秦襄公在今陇县东南建立“F邑”，公元前770年受封享国后的秦襄公又“备其甲兵，以讨西戎，伐戎而至岐”。此后秦文公逾陇攘夷狄，“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F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候。’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建立了“F渭之会”，“F邑”和“F渭之会”两处都邑均在F河之畔。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陇山一带自然植被很好，到处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受自然条件限制，开辟一条在原始森林中行进的山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利用天然的F河河谷不但平缓，而且沿途都是“周余民”和部分秦人先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但地形地貌比较熟悉，***队在行进中不容易迷失方向，而且经长期经营，生活给养有保障。选择这条道路行进，应是最明智和最便捷的。秦人自非子为周王畜，秦仲为大夫到襄公始国，直至文公东猎，这个逐步壮大的部族往复活动于西垂与F渭之间，正是经由F河谷道完成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跃进。
著名的石鼓文《F》和《雨》就描述了秦君在F河流域渔猎游乐之事。《F》中写道：“F（也）沔沔，A皮（彼）淖渊。”《雨》则直接写道“舫舟自廓”、“隹（唯）舟以行”。③郭沫若认为上述所记就是“追叙（秦君）初由F源出发攻救周之时事”。④由此推测，此前文献中记载的周穆王西巡也可能就是沿此道西行。F河西北岸有黄梅山，位于今凤翔与陈仓区交界处，俗称黄米山，又称马迹山、马脊山。山下有马迹泉，相传为周穆王西巡马死所葬之处。⑤今陇县原子头、店子、千阳冉家沟等地的考古发掘也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开始，经仰韶文化及周秦，F河流域与渭河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别无二致，表明陇山与关中一带的沟通早已存在。⑥
F河谷道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利用漕运作为辎重及后勤保障，秦文公初到“F渭之会”时，其后勤的给养补充当有一部分就来自西垂，而通过F河漕运则是最好的方式。古时F河水量较大，大多季节可以行船，其上游今陇县境内蒲峪川古时称“弦蒲薮”，就是有名的大湖泊。《禹贡》载：“天下九薮，此其一也。”隋代《九域志》载：“F源县有弦蒲薮，经长期淤积，决口变湖为川。”F河上游有大湖泊，可见当时F河水量不小。另据《陇县志》载，唐武德八年（625）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于陇州F源县修五节堰，许之。后遂引F水通漕灌田，并始行水运。⑦《新唐书・地理志》亦载：“F源（今陇县）有五节堰，引陇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开，后废。”唐代许棠《题千湖》诗云：“偶得湖中趣，都忘陇坻愁。边声风下雁，楚思浪舟移。静极亭连寺，凉多岛近楼。吟游终不厌，还似曲江头。”可见，F河在唐时水量较丰，可以形成湖泊，且已有行船历史。宋代仍以F河筏运陇山木材。《陇县新志》载：“宋初，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F）河达渭，历砥柱以集京，设官监市，其利甚溥。陇河渠在唐、宋固有益于国，非只利民田也。”今F河河谷建有冯家山、王家崖和段家峡三座水库，其中，冯家山水库库容达3.89亿立方米，至今水量亦不小。⑧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队联合组队，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发现了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大型漕运码头仓储建筑基址，为研究凤翔境内古丝绸之路和汉代漕运、仓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该仓储建筑基址建于F河东岸300米处的台地上，由三组南北相连的仓储建筑组成，东西宽33米，南北长216米，建筑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墙垣、柱础石、道路等遗迹。仓储建筑基址东约600米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蕲年宫遗址，此宫是秦汉国君、天子祭祀五或先王的斋宿之宫，秦始皇的加冕典礼就在蕲年宫举行，汉代也有多位帝王来蕲年宫举行过祭祀等活动。此大型仓储设施可能为蕲年宫举行盛大国事活动时的重要物资储备库，也是东西水上运输的中转站。这一处大型遗址的发现证明了F河当时水运能力很大，也证明孙家南头一带曾经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要塞。当时的夏秋两季，从西部东去长安时，此道当为首选之路。过去曾有人在此处发现过有“百万石仓”字样的文字瓦当，由此推断这处仓储设施极有可能就是该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⑨
关于大型漕运最早的文献记载当属秦穆公时期的“泛舟之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荩菰唬骸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荨⒐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泛舟之役”。当晋遭到粮荒时，秦向晋两次输粟以解饥荒，雍城附近只有利用今凤翔孙家南头的F河码头作为渡口，再进入渭河东去经黄河入汾河直达山西新绛，才能体现“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的景象。⑩
北宋时，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负责“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苏轼《凤翔到任谢执***启》）苏轼到凤翔后了解到当地百姓最沉重的差役之一是负责押运官物的衙前之役。衙前之役根据户等高下轮流当差，为了降低户等，逃避此役，许多地区的农民不敢多植一株桑、多养一头牛、多织一匹绢。服役的老百姓职责是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如果被盗或者损毁要赔偿损失。凤翔一带百姓每年都要在西山砍伐上好竹木，然后编成竹筏、木筏，从F河、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考虑借大水之力好放筏，所以规定每年衙前运竹木的时间恰巧就在河水暴涨期间，谁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但是，正因为河水暴涨，经常发生竹木筏颠覆事故，衙前水工被淹死无数，而且造成的损失还要由他们来赔偿。每年因此而致许多服役百姓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于是苏轼就主持重新修定了衙规，规定衙前之役可“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此项改革实施之后，取得了“衙前之害减半”的效果，受到凤翔官民称赞，他的改革也得到了朝廷的默许。11苏轼改革衙前之役再次表明在凤翔境内有大型漕运码头，也印证了秦穆公“泛舟之役”事件的真实性。可见至少在宋代以前，F河流域水流较大，漕运发达，F河谷道也成为陇西至长安和乃至东方货物运输的首选要道。
此外，孙家南头村南相邻的马道口村，村南亦有村名“官路沟”，也正好位于F河谷道内，从村名来看，此道可能就是古时官道，孙家南头村和马道口村一带极有可能为古代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口。与此道关联的还有地处太昌村F河西岸的通天河与晾经寺，晾经寺侧有一片空地，相传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回京时晾晒经书之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后传》就曾在此取景拍摄。千阳境内的F河北岸也有一处晾经台，传说亦为唐僧晾晒经书处，南岸还有九妖十八洞，为传说中的妖精住处，与《西游记》中的故事接近。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境内也有一处晾经寺，《丝绸之路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300年前，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真是在天水僧人孝达陪同下，离长安，翻陇山，抵达秦州的。”玄奘是不是真的从此经过，就无法考证了，但这些晾经寺的存在，与玄奘取经的路线必然有着某种联系。
二、雍城―陇州道
雍城―陇州道（陆路）为长安―陇州道的一部分，较F河谷道之开通稍后。长安―陇州道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礼泉、乾县、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之后入甘肃境。该陆路道路在西周时称西方干道、西方大道，西汉称长安高平道。从周秦至明清，长安―陇州道是历朝京都通往陇西、西域的主干道之一，在历代***治、***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的溯渭道。秦穆公伐戎、秦始皇加冕和秦汉多位帝王至雍祭、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和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可能就行经此道。这条道路为沟通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路段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通道，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历史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西征，“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秦在西方的霸权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列传》作“八国服秦”，《李斯列传》作“并国二十”，《文选》卷39《李斯上秦始皇书》作“并国三十”。总之，通过这场战争，秦人取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汉书・韩安国传》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秦国这一战略的胜利，使西北地区成为秦后来向东方作战的大后方，秦穆公的成功显然是以陇山通道的畅通为基础的。12从此，关中至陇西的陆上通道得以打通畅行，为雍城―陇州间的通行便利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此时，一部分戎人逃往西亚和欧洲，使“秦”这一称谓早在公元前4、5世纪就被西方国家所闻知。古代印度、罗马等帝国的人，均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译成中文即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后四种都是“支那”的异译）等，这些名称都是“秦”的外文对应发音。13此外，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都雍城宗庙遗址内发掘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一些“H、X”等符号，据专家推测，这些外文符号可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在长安―陇州道沿途的扶风县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古代西亚人形象的雕塑，这些史料和发现证明，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开始。
秦代时已有道的设置，14与雍城―陇州道有关的地区，目前已知的就有陇郡出道、狄道、氐道、羌道、予道；天水郡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o道；安定郡月氏道，不能排除这些道为秦时设置的可能。即使对西汉时道的设置，似乎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秦人对这一地区交通特殊重视的历史遗痕。
唐宋时代长安―陇州道沿途建有多处驿站，具体走向为从长安出发，经临皋驿（今西安市莲湖区潘家村乡枣园村东南）、咸阳陶化驿、兴平槐里驿、武功县驿、美阳驿（今扶风法门镇）、岐山石猪驿、龙尾驿，再经横水至凤翔府治所雍县（今凤翔），由雍县经千阳县西行至陇县，过大震关，逾陇坂至甘肃境内。1986年出版的《公路交通编史研究》第4期对唐蕃古道的走向说：“其主干道大致是：从长安出发西行，越陇山经今天水、陇西、临夏，在炳灵寺附近渡黄河入青海。”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大臣送到距长安百里的兴平，其行色必壮，所经道路进一步开拓无疑。唐两公主进藏，使丝绸之路的使吏往来更加频繁。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记叙了唐代长安―陇州道的繁忙与兴盛。
雍城―陇州道在今凤翔县境内具体走向为：由岐山县城西行入境凤翔，过横水镇尹家坞村、横水镇、田家庄镇寺头村、纸坊街、县城、柳林镇亭子头村、彭祖原村西入千阳境内。
唐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沿丝绸之路送波斯王子回国，行至今凤翔境内柳林镇亭子头村附近时，忽见路旁蜜蜂和蝴蝶纷纷坠地，遂命郡守查访缘由，方知为附近村落一坛新开启窖藏陈酒的香味所致。凤翔郡守即将这坛美酒馈赠裴公，侍郎官饮后欣喜，即兴吟诗一首：“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泰，美哉柳林酒。”《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亦有“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的记载。亭子头村为古丝绸之路行经凤翔的实物例证。
雍城―陇州道在今千阳至陇县境内又称F陇道。在千阳境内具体走向为：由崔家头入境，经南寨至千阳县城，再沿F河河谷经寇家河、草碧进入陇县境内。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千阳县南寨乡走马棱村发现一处秦汉宫殿遗址。2008年11月4日，考古工作者又在千阳南寨乡千河北岸附近的尚家岭，发现了一处战国至西汉时代的大型宫殿遗址，从这两处遗址所处的时代分析，此遗址可能是秦始皇所经回中道上的帝王行宫。这也是雍城―陇州道行经千阳境内的实物例证。
雍城―陇州道在今陇县境内因陇山天堑阻隔而称为陇坂道，又称为陇关道、陇道、逾陇道、陇山道、秦F道。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南北走向，是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线，在古代也曾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15《通典・天水郡》载：“郡有大坂，名曰陇坂，亦曰陇山。”《读史方舆纪要》卷52载，陇坂“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千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陇山为六盘山南延之余脉，海拔高度2000米左右，自宁夏南部向南延伸经甘肃平凉地区，直至陕西宝鸡以西的渭河北岸，与秦岭西段群峰夹渭对峙，闭合了八百里秦川的平原旷野，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东汉初此段道路已明确称陇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六年夏四月，遣虎牙大将***盖延等七将***从陇道伐公孙述”。陇坂道具体走向为：由今东风镇入境，经杜阳至县城，西经高佟⒙榉黄獭⑸袢、曹家湾、固关，过关山，通往天水、陇西。
隋大业十三年（617），陇右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起兵，遣子薛仁杲沿陇坂道东进，在F源县（今陇县）袭并农民***唐弼部后，势力大增，遂沿陇坂道围攻扶风（今凤翔）。李世民率兵沿陇坂道追杀至陇右（今陇县），将陇右诸地归唐所有。
唐大历年间（766～779），为防御吐蕃东进，朝廷令马燧在陇州西部的通道上立石植树，陇关道一度阻塞。元和二年（807），局势缓和，疏于防御，林木被伐，陇关道又开通。大中（849），秦州复归唐朝统治，陇关道重新畅通。宋元时期，陇关道仍为驿路，明代时因驿路改在萧关道上，陇关道通行渐少。
三、凤翔―平凉道
即由今凤翔县城西北方向经董家河乡张家店村，沿枣子河越老爷岭，入麟游县麻夫镇，北经酒房、中湖、花花庙入今甘肃灵台县境内百里镇，经盘口（今甘肃泾川县境内）到泾川，沿泾河至平凉。今麟游县酒房乡以北的山巅上仍有古代烽火台遗迹，麻夫镇唐时建有南、北二寺，残留古钟一口，毁于1958年“”中。16或越老爷岭经千阳境内沈家十字、高涯、双庙、四十里铺达平凉，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两线均长约160公里。凤翔―平凉道为凤翔通泾（今甘肃泾川）、原（今宁夏固原）主要道路。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关陇农民起义***首领万俟仇奴率***围岐州（今凤翔），左大都督贺拔岳率***迎击，万俟仇奴弃岐州，北走安定（今泾川）时行此道。唐末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时，此道为通泾、原两地之主要道路。清代和民国时，商旅西来驮运皮毛、青盐、大麻、药材等在凤翔落庄，换驮京、津杂货和棉花、土布、白酒运至平凉，向陇东地区销售，行经此道。17
四、凤翔―d坞道
为长安至雍县道中一段，先秦褒斜道开道后，雍县与d坞有交通联系。据《凤翔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74）来雍祭祀五时就行经此道，汉武帝行至凤翔境内的彪角镇时，“获一角兽，若（biāo）然”。（《史记・孝武本纪》）汉武帝因此改元“元狩”以示庆祝，此后他每年到雍祭“”一次，而此地也因此而改名为“彪角”，延用至今。此道在凤翔境内由城东塔寺桥向东，经田家庄镇寺头村、北小里村，过雍水河，经彪角镇、杏园村、虢王镇四冢洼村，至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宁王村，东至蔡家坡、d县，后沿渭河直达长安。其中，由凤翔向东南辐射，经瓦窑头村、三岔、礼包务，至彪角，亦可通达。18虢王镇南的宁王村为秦武公时所建平阳宫所在，其东蔡家坡宋家尧村亦发现有南北朝时期一处窟龛雕像群，19均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遗址。
五、凤翔―灵台道
即自今凤翔县城东北过狼沟桥，经萧史宫、竹园、上石佛寺顶，沿五曲湾到汤房庙，穿骆驼巷、大峡，越羊引关（古称羊峪关），经麟游县两亭、水磨沟过天堂到达甘肃灵台，皆沿河觅道，线形适顺。此道为古时甘肃陇东地区与凤翔相通的一条便道，与丝绸之路北线相接。麟游县天堂镇唐时建有规模宏大的佛殿，残留三尊金身佛像，现迁于河西“西台山”。羊引关曾建防卫设施，有楼名“望蜀” 。20道中凤翔境内北部山区有石佛寺和宝玉山庙，古时碑石颇多（今无存），为古时商旅停靠和求佛祈祷之处。凤翔北去灵台的古道上，1976年灵台县镇康家沟村枣树坪村民曾发现274枚波斯铅饼（货币），铅饼正面有似龙非龙形状像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一周，中有方形印记。21这些外文铅饼为汉王朝时期中亚、西亚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货币，属古丝绸之路货币体系，可见汉代西域与西方联系频繁，商贸交流畅通，此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佐证。
［注释］
①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②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③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佳雨、和风：《宝鸡旅游文化大观》，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⑥张天恩：《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线路考略》，《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⑦《陇县志・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林劲松：《冯家山水库排沙运用及水库淤积分析》，《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2002年第1期。
⑨杨曙明：《陕西凤翔发现西汉皇家水陆物资转运站》，《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7日第二版。
⑩刘明科、辛怡华：《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F渭之会路线蠡测》，《秦文化论丛》，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11田亚岐、杨曙明：《凤翔东湖》，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12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13杨曙明：《秦文化解读》，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4骈以骞：《秦“道”考》，《文史》，第9期，中华书局版1980年；罗开玉：《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张焯、张东刚：《秦“道”臆说》，《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曹学群：《县“有蛮夷曰道”质疑》，《求索》，1996年第1期；杨建：《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
15李健超：《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中国境内的自然环境及变迁》，《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16《麟游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18《凤翔县志・交通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陈亮、古小龙：《专家勘察岐山窟龛雕像群》，《宝鸡日报》，2008年2月14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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