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四大石窟篇1
2、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3、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Maiji Mountain Grottoes）：世界文化遗产，国家AAAAA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4、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因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铿锵的回声，传名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大小造像5000余尊，它是河北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的石窟，现为国家AAAA级景区，四星级森林公园。
中国四大石窟篇2
[关键字]义县万佛堂石窟 渗水 凝灰岩 造像
[中***分类号] TQ531.6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4-68-2
0前言
义县万佛堂石窟建于北魏太和、景明年间（公元499～502年）。1988年被***公布为第三批第四十五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被誉为北方石窟造像艺术宝库。石窟凿于悬崖峭壁，下临宽阔的大凌河水。分为东西两窟，石窟长期受风化病害影响，造像大部分已风化脱落，现共存窟（龛）22个，造像430余尊。
石窟位于万佛堂村东南约一公里的福山山上，保护区范围内，海拔高度在77～120m之间，地形高低起伏，大致为北高南低，属低山丘陵地貌，大凌河水紧贴石窟下方，由西向东流过，万佛堂石窟保护区附近大凌河的海拔高度在66～68米范围。
1义县万佛堂石窟风化病害
渗水是诱发义县万佛堂石窟风化病害的主要因素。
义县万佛堂石窟位于万佛堂村东南约一公里的福山山上，属低山丘陵地貌。石窟区岩石出露，局部见上覆土层且较薄，其厚度在0.2～0.6米，未见明显潜水或上层滞水分布，区域内岩性为晶屑凝灰岩，少见裂隙水发育，仅大凌河水紧贴石窟下方，自西向东流过。调查区域范围内水体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
石窟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白垩系浅黄褐色或浅灰绿色火山灰沉积的、砂砾及碎屑结构火山凝灰岩，局部窟顶上覆第四系松散冲洪积或残坡积成因的土层，上部发育有植物及植物根系。第四系全新统（Q2 el+dl）残坡积物：黄褐色，主要为粘性土或含砾石粘性土，稍湿，松散～稍密状态，主要分布于窟顶，见植物或树木生长的地方，厚度一般在0.3～0.6m左右。白垩系（K）晶屑凝灰岩：黄褐色或浅灰绿色，主要由晶屑、火山灰及粘土矿物组成，晶屑主要为长石及云母，胶结物由粒度小于0.05mm的火山灰及粘土矿物组成，轻微沸石化。质软多孔隙。层理发育，黄褐色晶屑凝灰岩呈薄层、中厚层或厚层，浅灰绿色晶屑凝灰岩呈巨厚层。在万佛堂石窟山体上取风化程度相对较弱、较完整岩块进行室内岩石的物理、水理及力学性质试验，岩石的颗粒密度介于2.49～2.54g/cm3之间；饱和块体密度介于2.10～2.14g/cm3之间；膨胀率介于1.86～2.67%之间；自然吸水率介于7.34～10.06%之间；饱和吸水率介于11.63～13.03%之间，软化系数介于0.38～0.44之间。取典型岩石样品，采用X射线衍射仪，在电压：40Kv；电流：40mA；靶型：Cu靶；起始角：5°；终止角70°；扫描速度：0.5秒/步；积分时间：0.02条件下，岩石主要矿物成分中蒙脱石含量介于20.1～21.7%之间。从上述实验数据可以看出：万佛堂石窟区域内出露的火山凝灰岩软化系数较小，为易软化岩石，其岩石耐风化、耐水浸能力较差，饱和系数介于0.63～0.77之间，其耐冻性较差，吸水性较强，矿物成分内，蒙脱石含量较大，蒙脱石的水含量因环境湿度的变化极大，具有较高的吸水膨胀能力。
2石窟渗水病害
造成石窟渗水病害主要为直接渗水和凝结水。
2.1直接渗水病害
东窟为围绕着一小的突出山体开凿雕刻而成，原石窟为两层，现存的石窟整体窟顶较薄，上覆土层较少，岩石，岩体长时期受阳光、空气、雨水等外营力作用下，风化成片状或鳞片状。本区域内的裂隙主要是层面裂隙，产状大致与本区域的岩层产状相同，同时，也发育着几条小的卸荷裂隙。渗水源头主要为大气降水沿着东窟窟顶较发育的层状裂隙或卸荷裂隙渗入窟内，造成石窟渗水。
西窟为万佛堂石窟中受渗水病害影响最大的区域，上部浅黄色薄层～厚层晶屑凝灰岩与下部巨厚层晶屑凝灰岩间见一较大角度不整合面，其主要在西一窟、西五窟及西六窟窟内窟壁距地面1.0米左右高处出露，造成石窟内渗水病害。较明显的角度不整合面出露为东窟东侧圣水洞即由此因素形成。 其余大部分为受层面裂隙及卸荷裂隙影响而产生的渗水裂隙，窟顶外面最上部为现代的地砖铺平，地砖下部及中间间隙未做处理，且地砖下部土层吸水性较强，表层岩石风化严重，裂隙极发育，大气降水沿着极发育的风化裂隙渗入，之后再沿着向窟内发育的层面裂隙、卸荷裂隙、构造裂隙等渗入窟内，造成病害，局部裂隙沿产状发育至窟外斜坡处，大气降水沿着窟外斜坡渗入窟内。西二窟-西四窟窟顶面平台虽现代进行过水泥砂浆薄层加固处理，但由于时间较长、温差变化较大、东北地区的冻胀因素等影响，局部水泥砂浆与原岩分离、脱落。大气降水沿着水泥砂浆与岩石脱离处及窟顶裂隙渗入进窟内，造成石窟渗水。西一窟、西五窟、西六窟后代的窟前檐与原岩脱离，也是造成其渗水病害因素之一。
2.2凝结水病害
区域内主要河流为大凌河。古称渝水，北魏时称白狼河，明代始称大凌河。大凌河发源于建昌县西南的老山垛东北，流经喀左、朝阳、北票市转向东南，由九关台门入义县境，经县城北门口外东流经复兴堡汇细河在张家堡乡木厂堡流出县境进入凌海市，流经面积23048平方公里，最大流量1500m3/s，最小流量0.54m3/s，枯水年平水期2.02m3/s，最长持续85天，河水含砂量70公斤/m3。大凌河在义县境内全长66.5平方公里，汇水面积1750平方公里。
大凌河水紧贴石窟下方，自西向东流过。受季节及温差影响，早晚大凌河上方水气环绕，水气进入石窟内，在石窟表面凝结，被石窟表面岩石吸收，引起石窟岩石矿物体积的膨胀与收缩，致使石窟表层岩石疏松、脱落。进入石窟内，日光未照射部位，可明显感觉到石壁上凝结的水气。
渗水及凝结水对万佛堂石窟文物本体的影响较大，主要因素为，其地里位置地处东北，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早晚温差较大，同时石窟岩石吸水性较强，吸水膨胀率较大，渗入石窟内的水份及大凌河水气在石窟表面形成的凝结水，被石窟表面岩石吸收，使石窟表面岩石产生膨胀，水份蒸发后，岩石收缩，如此反复，使得石窟表面岩石产生无数细小裂纹，同时，受东北地区，冬季冻胀的影响，石窟表面岩石呈鳞片状开裂及脱落，本区的渗水病害水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多集中在5～10月份降水比较集中季节。大气降水沿着裂隙渗入窟内，冲蚀造像，加重岩石风化，水份蒸发，残留的盐份在岩石表面结晶，形成泛碱现象。影响石窟整体美观，本区最大佛像—交脚弥勒，佛像头部残留有黑色水蚀后的痕迹。
渗水病害对于义县万佛堂石窟是影响其岩石风化脱落的主要因素，石窟内造像现以较快的速度风化脱落着，造像逐渐脱落及缺失。作为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义县万佛堂石窟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
中国四大石窟篇3
甘肃炳灵寺石窟保护条例
2017年6月8日省十二届人大***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的保护管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炳灵寺石窟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应当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维护炳灵寺石窟及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省文物行***部门主管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工作。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炳灵寺石窟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府应当将炳灵寺石窟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保护范围之外，根据文物保护实际需要可以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人民***府划定并公布。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当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损毁。
第七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的对象：
(一)构成炳灵寺石窟整体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二)石窟建筑、窟前木构建筑、寺院建筑以及古塔、碑刻等遗址遗存;
(三)窟龛内壁画、塑像、题记以及构成窟龛整体的其他部分;
(四)文物藏品和其他重要资料;
(五)地下、水下文物;
(六)其他依法应当保护的对象。
第八条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府应当制定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预防地震、暴雨、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府有关部门、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
第九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文物安全、自然灾害、人员流量、环境、水体、生物危害等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文物本体监测，发现异常情况或者危险因素，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盗、防火、防雷、防水毁、防生物危害等设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一条 炳灵寺石窟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出租，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改变炳灵寺石窟用途的，应当由省人民***府报***批准。
第十二条 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开山爆破、钻探、挖掘、采沙、采石、取土以及其他可能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二)擅自占用或者破坏河流水系和道路;
(三)放牧、砍伐树木、破坏植被;
(四)携带、运输、遗弃或者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
(五)露营，攀岩，野炊，焚烧树叶、荒草、垃圾;
(六)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保护设施及旅游基础设施上张贴、涂写、刻划、攀登、翻越;
(七)其他损害或者破坏历史风貌、自然环境和文物的活动。
第十三条 在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不得进行任何建设工程;在炳灵寺石窟一般保护区内，不得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工程。因特殊情况需要在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人民***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文物行***部门同意。
第十四条 在炳灵寺石窟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相应的文物行***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事先报省级文物行***主管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级文物行***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大发现的，由省级文物行***部门及时报***文物行***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 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炳灵寺石窟及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安全及环境的活动，对已经造成污染的要限期治理。
第十六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管理需要，划定禁止拍摄区并设立标志。
复制、拓印炳灵寺石窟文物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批。
第十七条 在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的管理，并在指定区域内经营。
第十八条 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不得新设宗教活动场所，已有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扩大范围，开展宗教活动应当符合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炳灵寺石窟的利用应当做到公益优先、可持续性和合理适度。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科学核定游客承载量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同有关科研单位和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对炳灵寺石窟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其提供资料制作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由省文物行***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省文物行***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由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新建与文物保护无关的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由省文物行***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由有关部门依法拆除。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当地宗教部门会同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第二十五条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各级人民***府及其工作部门、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上级人民***府或者省文物行***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四大石窟篇4
尊敬的各位游客：
大家好！
很荣幸能为大家做导游！我们今天游览的景区是龙门石窟。我想，您也许游览过风景秀丽的颐和园，观赏过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可今天游览的龙门石窟，会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龙门石窟始建于498年，也就是北魏时期，虽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经过后人的修整，至今仍保存得很完整，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请各位在遵守规则、保持清洁的前提下细细观赏。
现在，我们已来到西山石窟脚下，前方的洞穴叫万佛洞，两旁洞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无数个小佛，说它是万佛洞，可真是名副其实。这些小佛大的有三四厘米高，小的却只有两厘米高，别看它们个头小，却都雕刻精细，排列整齐，虽然数目很多，但却排列得井然有序。这些精美的艺术品，都是古代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大家一定要慢慢地欣赏，细细地品味。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龙门石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奉先寺，这里有九尊佛像，中间一尊最大的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他的雕工极为精湛，大佛坐姿端正，面容慈祥，双耳垂肩，就连衣服的褶皱，皮肤的纹理都雕刻得清晰可见。其他八尊佛像也都身材高大，形态各异。总体看来，奉先寺洞穴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再加上周围淡淡的薄雾，更是显得神秘莫测，真不愧是神来之笔呀！
龙门石窟有佛像十万余尊，佛洞两千多个，我们已经欣赏完了。再回头看一看这美丽的景观吧，是否还有些依依不舍呢？
关于龙门石窟导游词400字（二）
尊敬的各位游客们：
大家好！
今天，我很荣幸能陪同大家游览龙门石窟。
为使各位游客能对洛阳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古迹有初步的了解，我将洛阳的历史及龙门石窟的大致情况，途中向大家做简单的介绍：洛阳在历史上曾是众多朝代建都的城市，素称“九朝古都”.龙门石窟距市区13公里的龙门是洛阳南面的天然门户，这里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水中流，远望就象天然的门阙一样。“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南北长约1公里。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开始营造，经过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延至北宋，累计大规模开凿约四百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70余座，造像近11万尊。其窟龛、造像和题记数量之多，居中国石窟之冠，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1年确定龙门石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龙门石窟脚下，我们下车，首先沿着伊水西岸游览西山。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千佛窟。千佛窟只有一间屋大小，高三四米，两旁石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无数个小佛像，说他是千佛库真是名副其实。这些小佛像大的有三四厘米，小的却只有两厘米，可别看它们的个头儿像个小不点儿，但都雕刻的很精细，虽然数目众多，但是排列的却非常整齐。
中国四大石窟篇5
大家好!
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员滑新宇。今天我将陪同大家一起参观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那么也欢迎各位游客来到这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相信各位朋友来到大同，来到云冈，一定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确实，从2008年起，云冈石窟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治理区域达22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7亿元。经过治理之后呢，现在云冈石窟不仅在规模上突出了皇家园林和佛教胜地的恢弘气势，在规划布局上也有了全面的改进。营建的新景区包括：地堡式游客服务中心，“昙曜广场”，“礼佛大道”，“帝后礼佛***”，“山堂水殿建筑群”，演艺中心和陈列馆，和主石窟群，组成串联式游览路线，形成新的云冈石窟国际型大景区。
现在咱们参观的云冈石窟是约在公元460年的北魏文成帝时期开凿的大型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存主要洞窟45个，佛教造像5.1万多尊。它与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那么同时在2001年1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好了朋友们，现在大家就随我进入云冈石窟的山门，在我身后的便是云冈石窟的参观示意***。
因为石窟开凿在武周山的山崖上，而武周山的最高处称云冈，故名云冈石窟。根据武周山势的自然起伏，云冈石窟又自然的分成东区、中区和西区三部分。其中第1~4窟为东区，5~13窟为中区，14~45窟为西区.
今天咱们参观的对象主要是第5.6窟和昙曜五窟的18.20窟。
请大家跟我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五窟，五窟和六窟为一组毗连在一起的双窟，也是云冈石窟种最精彩壮观，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五窟分为前后两室，为椭圆的穹窿顶马蹄状。那咱们进入5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尊盘坐的大佛，这种吉祥式坐姿表示着释迦牟尼佛进入标志的静思维修行状态，是佛的坐，立，行，卧4个庄严的身姿之一。这尊大佛高达17米，为云冈石窟第一大佛像。可能这么说，大家觉得还不够形象，那它到底是有多大呢，具体的说大佛的膝上可容纳120人， 一只脚可站12人，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这尊大佛给人一种端庄，肃穆，慈祥之感觉。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窟中的佛像布局为三世佛，中央的坐佛为释迦牟尼佛，佛像的右侧为未来佛，由于立佛身上的泥装脱落，我们得以目睹当时石刻技术的精湛。主佛的对面有约1米的8尊佛教造像，衬托着主佛更加高大雄伟，拱门东侧菩提树和树下二佛对坐的造像，都十分精湛。请大家注意，石窟大佛后面有一条狭长的隧道，你们猜这是做什么用的？对了，
这是佛教信徒们礼拜绕行的诵经道。
好了，在我们参观第5窟后，请大家跟我来，我们去看因雕刻技术精湛，雕刻内容丰富而被称为云冈石窟第一伟窟的第六窟。大家可以回忆第五窟的风格来对比参观。第6窟平面呈回字形，窟正中凿一方形塔柱。环绕塔柱下层四周和东南西三壁的中心，是工匠们精心雕刻33幅表现释迦摩尼本传的故事***。这是中国现在最早最完整的宗教石刻连环画珍品。整个洞窟雕饰富丽堂皇，几乎找不到一点没有雕刻的空间，真是一座热闹拥挤，玲琅满目的佛国世界。窟中石雕造像有3000多尊，主题以歌颂佛母和表现释迦牟尼一生的成佛弘教经历为主，因而也称之为佛母洞，其实此窟也是孝文帝为其祖母冯氏开凿的一个祈福洞窟。
接下来咱们再来重点参观昙曜五窟的18.20窟。请大家跟我来。
第18窟的主佛像是一尊披着千佛袈裟的释迦立佛，之所以称之为千佛袈裟，是因为袈裟上刻有无数的小佛像，属世界罕见。既然这么独特，那么大家也应该想到了这其中必有内涵。请大家仔细观察。佛像左手将袈裟扶在胸口，手势呈忏悔状，给人深思忏悔的感觉，其实这尊佛代表太武帝拓拔焘，在昙曜造佛像时，一边考虑到太武帝曾经灭过佛法，一遍又想他也完成了北魏统一大业，于是合情合理地设计出此千古独有的一尊造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参观第20窟大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佛就是被誉为云冈石窟外交官和代表作的露天大佛，我想大家之前应该在很多明信片、宣传片中都一览过它的容颜。露天大佛是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发生坍塌后，露天而坐的。关于他有两种说法，一说它是文成帝的化身，是昙曜为报答知遇之恩而造，那么另一说它是完美的佛的化身，不论哪种说法吧，都有着很好的涵义。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在露天大佛前拍照留念，愿大佛炯炯有神的双眸，略带微笑的嘴角，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回忆，带来美好的福音。那么朋友们，好了，咱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大家自行观看，半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关于云冈石窟的导游词二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将参观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请大家在参观示意***前稍事停留，让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云冈石窟的概况。云冈石窟位于塞外古都、煤海之乡的大同市。
石窟开凿在武周山的山崖上，武周山的最高处称云冈，故名云冈石窟。我国******自治区天山南麓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最早的石窟。
好了，请大家跟我来，我们去看因雕刻技术精湛，雕刻内容丰富而被称为第一伟窟的第六窟。大家可以回忆第五窟的风格来对比参观。其窟平面呈回字形，窟正中凿一方形塔柱。环绕塔柱下层四周和东南西三壁的中心，工匠们精心雕刻33幅表现释迦牟尼的故事。这是中国现在最早最完整的宗教石刻连环画珍品，整个洞窟雕饰富丽堂皇，几乎找不到一点没有雕刻的空间，真是一座热闹拥挤，玲琅满目的佛国世界。窟中石雕造像有3000多尊，主题以歌颂佛母和表现释迦牟尼一生的成佛弘教经历为主，因而也加佛母洞。也可以说是孝文帝为其祖母冯氏开凿的祈福洞。
第六窟的总体布局，造像风格，雕刻手法等，代表了北魏传统石刻艺术的最高境界。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孝文帝时期开凿双窟?而且洞窟风格截然不同?这其实和北魏的历史有关系，下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故事)
第18窟的主佛像是一尊披着千佛袈裟的释迦立佛，之所以称之为千佛袈裟，是因为袈裟上刻有无数的小佛像，属世界罕见。那么这尊佛像有什么内涵呢?请大家仔细观察。它左手将袈裟扶在胸口，手势呈忏悔状，给人深思忏悔之感，其实这尊佛代表太武帝拓拔焘，他曾经灭过佛法，但昙曜考虑到他完成了北魏统一大业，合情合理地设计出此千古独有的造像，第18窟也是有唯一笑佛的石窟。
中国四大石窟篇6
关键词：莫高窟第285窟；饕餮纹；天福之面
中***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102-09
一 词 源
佛教造像产生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印度，这时的造像中还没有佛像的雕造，以圣树、佛座、佛塔等象征物代替佛像。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主要有巴尔胡特和桑奇（Sanchi）大塔，其中又以桑奇大塔四门的雕刻最具代表性。关于桑奇大塔的研究，以英国和印度学者的研究为多，其中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约翰・休伯特・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的巨著The Monuments of San-
chi[1]，这部著作是马歇尔在系统的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考古报告，是我们研究桑奇大塔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在The Monuments of Sanchi（中文《桑奇遗迹》）一书，有“kritimukha”一词。“krit-
imukha”是梵语名词，“kriti”为荣耀，“mukha”为面之意。在汉语中可翻译成“天福之面”[2]，人们又称其为“魔兽之面（monster mask）”或“无名魔兽（the creature without a name）”[3]。
二 天福之面由来及其在石窟中的位置
1. 天福之面***像的释义
天福之面产生在上古时期的印度。在印度古典文学《吠陀经》（Veda）中的《室犍陀往世书》（Skanda purana）中有这样一个传说，罗T（Rahu）是古印度神话中的阿修罗。他向湿婆？q？的妻子雪山女神帕尔瓦蒂（Parvati）表达爱慕之情，使得湿婆非常生气，湿婆用第三只眼睛变出了一个有着狰狞的面目、尖利的触角、外凸的双眼、巨大的嘴巴极为贪食的怪兽。湿婆命令此怪兽吃掉罗T，罗T惊恐万状向湿婆忏悔[3]。湿婆原谅了罗T，而此时怪兽极度饥饿，问湿婆我吃什么？湿婆回答道吃你自己。怪兽竟吞食了自己，仅剩下下巴及以上的头部。湿婆惊讶怪兽的服从，对怪兽说我很高兴与你在一起的感觉，从今以后你会被称为“Kirtimukha（天福之面）”，你的脸将出现在每一个拱道上，位置甚至高于神，并封之为门神专司门户。人们又称其为“魔兽之面（monster mask）”或“无名魔兽（the creature without a name）”[3]。
2. 饕餮***像的释义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也有与天福之面相类似的纹饰，其名为饕餮。饕餮纹也称为兽面纹，《山海经・北山经》中说：“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鹗，是食人。”[4]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说：“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5]东汉末年服虔注《左传》卷20曾引用《神异经》，服虔按：“《神异经》云：杌状似虎，毫长三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6]
说饕餮食人，有着血盆大口和利齿獠牙，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饕餮有着“吃人”的特性。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尤其是双目和双角，夸张且多变化。饕餮纹饰的构成特点是，以鼻梁为轴线，在鼻梁的两侧和上方，对称布置额、眼、口、眉、角、耳等躯体，多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商周的如鼎、爵、小⒆稹⒇盏戎匾的青铜礼器上（***1）。与天福之面相比，两者都有着贪婪和令人生畏的特性，都是将猛兽的口鼻或双角极度夸张后创造出的兽面。但是在印度，天福之面多作为建筑的部件出现，多用于门楣或廊柱上。而饕餮在我国，多出现在礼器上。饕餮纹和天福之面在***像的构成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其起源及其背后隐匿的宗教学上的思想特质却完全不同。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兽等动物的特征，由目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等组成。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组成暗含着包容融合原则，作为构成成分的动物变化显示了包容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可以化为多种具体指示动物纹样，具有宗教意义。商代时期的各类鼎上，均有饕餮纹饰样。鼎是先民用来祭祀的最常见而神秘的器皿，其宗教意义浓厚。
3. 古印度石窟中的天福之面
古印度是宗教的王国，并以其精美的雕刻著称于世。天福之面或出现在佛塔、寺庙等宗教建筑物的门楣中央，或出现在拱道和廊柱上。
（1）巴米扬石窟
位于阿富汗中部喀布尔西北方的兴都库什山中，一般所指的巴米扬石窟是主区石窟。石窟所在山崖东西长1300米余米，洞窟700余个，东西两端各有1尊大立佛像。巴米扬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7世o。在巴米扬的第605窟[7]的三叶形列龛的狭小空间内装饰着浮雕形式的天福之面，此形象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耳朵呈尖形（***2）。此处最明显的特征是面部的各处都具有刚出芽的嫩叶形的主题纹饰，鼻翼下方与下颚的胡须呈嫩芽形，沿着眉线、面颊、口的周边都有嫩芽形主题纹饰，呈现出滑稽的样子[8]。
在第626窟[8]的两龛之间也有天福之面的形象。此形象和第605窟的天福之面的形象极为相似。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耳朵呈尖形。
（2）阿旃陀石窟
第1窟属于阿旃陀第二期开凿的洞窟，大约开凿在公元6世纪初叶。窟室大致呈方形，由正面祠堂、主室回廊、左右壁禅房以及前室外廊构成。窟室为平顶，中央20根承托天井的圆柱将主室分割成左中右三个部分。圆柱上方接近天井的部分呈八面形，八面形上方为四个面，天福之面就雕刻在与天井相接的四面体上（***3）。
如***4所示，天福之面有两个***案化了的角、圆形的鼻子、怒视的双眼和一排整齐的牙齿。牙齿衔着四条花N，花N呈美丽的弧线，被两身飞天扯向画面的两端。在这里，天福之面没有了原始宗教所赋予的狰狞和贪婪，而是跃动中带有宁静，给人以强烈的装饰感。
（3）桑奇大塔
桑奇大塔位于印度中央邦的首府博帕尔，是印度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建筑群以桑奇大塔为中心，建于山坡之上，里面矗立着各个时代的佛塔、佛寺等各种佛教遗迹。在The Monuments of San-
chi（中文《桑奇遗迹》）一书的108b***中，有一身着腰布，佩戴手镯、耳环以及镶有珠宝项链的雕像。该雕像戴着天福之面头饰。此天福之面还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张大嘴巴，以及上扬的双角（***5）。康宁汉姆和梅西认为此雕塑为公元5世纪的作品。另外在属于早期密室里的角壁柱上也有三身天福之面。此天福之面依然有大眼睛、大嘴巴，以及上扬的双角（***6），和上述描述的天福之面的形象极为相同。
天福之面是跨宗教的纹饰，不仅出现在佛教的寺院和石窟中，而且在印度教、耆那教等宗教建筑上，也可以看到天福之面的身影。天福之面作为印度教的神o多见于毗湿奴头冠上。不仅如此，在佛教广被的中国、尼泊尔、泰国乃至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天福之面或者与之相类的纹饰也出现在佛教建筑的门楣和廊柱上。
三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天福之面***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四至五年（538―539），是莫高窟最早有造窟纪年的洞窟。窟室正壁开券形大龛，龛两侧画摩醯首罗天、毗瑟纽奴天及四天王诸天众，南壁画五百强盗成佛缘，北壁画七佛说法***，天井中心画巨大的莲花，在四披的结合部，画以怪兽为中心的垂饰（***7）[9]。第285窟是一个佛教洞窟，但是在天井上，除了少数飞天之外，多数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神o，如伏羲、女娲、雷神、飞廉、霹电、飞仙以及开明神兽等，怪兽垂饰纹就画在天井四披的分界处。此怪兽面目狰狞，外凸双眼，虎头兽耳，在巨大的嘴巴的两侧，各画一条象征正法和吉祥的下垂流苏***案。长长的流苏正好将天宇划分为四区，各有主题。在下颌中央悬垂着珠串，上面还有石磬（磬是古代一种片状石制打击乐器，使用时悬挂在架上，用锤敲击发声）和风铎（即风铃，风动体鸣的乐器，古代寺庙、塔的檐下所悬之铎，大风吹动铎舌碰击铎体而发音）和法螺（象征佛陀宣说法音，如螺声远扬四方，广传天下利益众生，永世不息）样的垂饰。此神兽***案特征与天福之面更为吻合。天福之面具有抵制恶魔的功能，设立在莫高窟第285窟窟顶华盖的四角，成为环绕四周的守护门神。
敦煌莫高窟第248窟开凿在西魏时代，洞窟前部是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各开一龛[10]。中心柱东向龛外两侧各塑一天福之面形象（***8），以高浮雕手法塑出，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吐出舌头，耳朵呈尖形。此处的天福之面的上方龛梁装饰鳞纹，体现了天福之面具有可以随意变形的特点[11]，常常和摩羯鱼、龙王、白象、雄狮以及牝羊等瑞兽相互组合出现在佛座的背屏上，即我们常说的六具[12-13]。
莫高窟第249窟开凿于西魏时代，洞窟形制为覆斗顶，西壁中央开一龛，龛内塑一佛二菩萨。南北两壁中央有两铺说法***，在说法***中佛的头光上部华盖正中饰一天福之面形象（***9）。此天福之面眼珠大而突出，鼻子呈三角形，双角上扬，嘴大且含有羽葆。
四 其他石窟中的天福之面
1.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第30窟，位于石窟群西部，东临第29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在西壁上层长方形垂帐龛内，有一坐佛，着宽博冕服，内着僧o支，内衣结带下垂。大衣下摆作平行密纹，披覆方座上[14]。坐佛两侧各立一身胁侍菩萨。龛楣雕三身天福之面（***10），一身天福之面出现在两个弧形下垂纹之间的中央位置，另外两身天福之面衔帐面垂于龛两侧，一侧垂帐已残毁，天福之面有著狮子的面孔，眼大而凸，张嘴露齿，有下弯的尖角。此处天福之面又多了一份威严之感。
北魏时期的第7窟和第8窟菩萨宝冠正面雕有天福之面（***11）。此天福之面双眼圆睁，张嘴突出双舌。第3窟后室西侧有一佛二菩萨，左侧的胁侍菩萨宝冠上也有一天福之面（***12），其双目圆睁，大嘴獠牙。有趣的是，在天福之面的额头上有日月***案。同一时期的第12窟后室，南壁西侧的J形龛帷幕的挽结处也有几身双目圆睁、獠牙突出的天福之面。
2. 龙门石窟
在古阳洞弥勒龛北壁中层的J形龛楣中亦刻有天福之面。龛楣分成若干格，每格皆刻飞天，龛沿下垂帷幕[15]，上刻天福之面，口含璎珞，双目圆睁且凸出，厚唇露齿，头上有尖利的角。此处天福之面的形象略显呆板（***13）。
3.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为崖墓式大型洞窟，开凿于北魏晚期，此窟有十几个大小不等佛龛，在第11龛的龛顶上有一组影塑山水，画面四周是高低起伏的群山，有苦修的禅僧，正中的佛在两个胁侍菩萨相伴下正在为跪在地上的弟子说法。远处一个身着宽袍的长者由两个小孩搀扶着正步履蹒跚地向佛走来。巧妙地运用了“人大于山”的夸张手法，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16]。天空中两个天人也由高而低飞向这幽静的山谷。龛楣正中以及两侧有浮雕的天福之面，此处天福之面有着狮子的面孔，眼大而凸，张嘴露齿，有写意特色（***14）。
4.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楼底村第1窟，开凿于北魏，在中心柱北面下层龛楣中雕一尊善跏趺坐佛像，佛像两侧各雕三身高髻瘦面、长颈大耳、双手合十的供养菩萨，在佛像后雕十身坐佛及二身供养菩萨。此处的菩萨衣纹密集，雕刻技法粗犷奔放，富有装饰趣味[17]。在中心柱北面下层龛楣中央有一天福之面，双眼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厚唇露齿，尖利的双角上扬（***15）。
5. 北齐菩萨
在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保存着一尊北齐菩萨塑像。在菩萨腹部正中位置雕刻有一天福之面，以高浮雕手法塑出，眼珠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大而钝，厚唇露齿吐出舌头，耳朵呈尖形（***16）。有趣的是，此天福之面口含项饰。
6. 隋代菩萨
在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有一尊隋代菩萨塑像。在其身上腹部正中雕刻一圆形莲花***案，莲花的下端垂饰为天福之面，此天福之面双眼大而凸出，鼻子呈三角形，厚唇露齿，尖利的双角上扬。上扬的双角两边各有一条绳索缠绕，在头顶上方有两片对称的树叶作装饰，最为有趣的是，口含嫩树叶。此形象和巴米扬石窟第605窟的形象极为相似（***17）。
7. 东千佛洞
在东千佛洞第2窟的东壁南侧画文殊五尊曼荼罗，曼荼罗中央画四臂文殊，各持弓、矢、剑和梵k，左右两侧画四身菩萨像，天福之面就画在文殊菩萨头光的上方。如***18所示，天福之面也是状若虎头，虎头上长着一双鹿角，血红的眼睛，蓝色的火焰眉，血盆大口里是一排锋利的牙齿和下出的犬牙。也许这就是印度的天福之面，给人以凶残和望而生畏的感觉。
8. 榆林窟
榆林窟第4窟开凿在元代，窟室中央设方形曼荼罗坛，坛的顶端塑如来坐像，稍下一层的四面塑四尊如来像，四隅设四身明王。窟室四壁画满了文殊、观音、多罗菩萨曼荼罗等密教***像。天福之面就画在多罗菩萨曼荼罗的上方（***19）。天福之面也是头上长着鹿角兽耳，怒目圆睁，獠牙外露。与东千佛洞第2窟不同的是，口唇部为好似鸟喙一样的尖嘴。此外，在缠枝卷草纹的上端画三瓣宝珠，在它的中部画四个菱形的饰物，在它的两侧画象鼻神。在多罗菩萨的上方，缠枝卷草将天福之面、菱形饰物以及象鼻神等有机地组合到了一起，在背屏的上方，形成了一个以天福之面为中心巨大是装饰体。
通过以上系统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期的第285、249、248窟，敦煌以外北朝期的山西云冈石窟第7、8、12、30窟以及第3窟。河南龙门石窟古阳洞，甘肃麦积山石窟第133窟和庆阳北石窟寺楼底村第1窟，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藏北齐菩萨，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馆藏隋代的菩萨身上，还有上海市博物馆藏的一身唐代的石造天王雕像腰带的上方，瓜州榆林窟第4窟、第15窟及东千佛洞第2窟中，都有此纹样。除了在石窟寺中发现这样的例子外，在北周史君墓的墓门上（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陕西省博物馆藏唐代的地砖上，甚至在瓦当上也出现了此纹样。这类纹样与传统的饕餮纹还是有区别的，但在***像特征与功能上和天福之面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此类纹样应解读为天福之面更为恰当。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天福之面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其功能也不同。天福之面在莫高窟第285窟的顶部出现，和中世纪印度佛教艺术的复兴有关，因为在此时，印度教神秘主义大为兴盛，达罗比荼的民间信仰兴盛，密宗演化为印度教密宗，与印度教密宗同时期的佛教演化为佛教密宗[14]，因此佛教的崇拜对象转向宇宙生命。在第285窟顶部的四披，我们所看到的腾跃于天空的风神、雷神、雨师、霹电、伏羲、女娲等各种神o都是宇宙生命，而此处的天福之面在栩栩如生的流苏带动下，仿佛天空中的侦察兵巡视着浩瀚的宇宙。在佛教密宗宇宙生命暗示和象征的需求下，天福之面在四个主方位的表现具有抵制恶魔的功能和象征繁衍富饶的寓意，深得佛教和印度教艺术的喜欢，作为环绕在佛塔寺庙建筑之外的建筑题材，寓意佛法永存，佛法不移，这与和吠陀经中所描述的天福之面的功能及作用相吻合。此天福之面又和洞窟四周的壁画内容紧密相连。从莫高窟第285窟艺术风格角度来说，最显著的特征是西壁佛龛两侧画有印度教色彩的摩醯首罗天（湿婆）、毗瑟纽天（毗湿奴）、帝释天（因陀罗）、毗那夜迦、***摩罗天神o***像，均为早期密教的形象[18]，与其他三壁截然不同。10世纪之前“印度绝大部分地区菩萨崇拜已经与印度教神o结合在一起”[19]。这是因为佛教中的诸神形象，有些是来自印度教的诸神形象。究其原因，无论是佛教还是印度教“都出自同一个印度母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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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石窟篇7
[关键词]北凉时期;石窟艺术;金塔寺石窟
[中***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26-03
一、金塔寺石窟的地理环境
金塔寺石窟是马蹄寺石窟群的组成部分之一,位于甘肃张掖肃南自治县大堵麻乡李家沟村西面的红砂岩崖壁上,身处祁连山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两山相夹,溪水潺潺,石窟距地面60余米,一条211级石梯攀岩而上,山崖上凿有两个中心塔柱窟,分别称为东、西二窟,且二窟相距约8米,又称为双窟。
二、金塔寺石窟的基本形制
在我国广袤的河西大地上散布着多处石窟,主要有酒泉文殊山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等,肃南金塔寺双窟是保存较好的早期石窟之一。在早期石窟的基本形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雕塑。金塔寺石窟属于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式:塔庙,平面作长方形,前部有“人”字坡屋顶,横梁两端有木质斗拱承托,完全仿照中原木质建筑,后部有中心方柱,这和敦煌莫高窟第254、257、251窟等早期洞窟属于同一形制,适合善男信女右旋绕塔巡礼观像。由于年代久远、地质灾害等原因 ,木质结构的“人”字坡屋顶早已不复存在,仅留双窟内正中一中心方柱。双窟皆坐北朝南,方柱分塔身和基坛两部分,上下一致,直达窟顶,四面分三层开龛造像,窟内四壁不开龛,东窟规模较西窟大。东窟窟宽9.7米,残深7.65米,高6.05米。窟顶为覆斗顶盖平顶。西窟窟宽8米,残深3.25米,高约4.2米。
从开窟规模和基本形制看,原有壁画内容很丰富,但由于温度、湿度以及北凉以后无修缮补充的原因,现在已所剩无几,难以辨别。现在壁画主要有部分千佛、飞天、说法***、供养菩萨等内容。东窟四壁共有三层壁画,层次布局基本保持原貌即千佛形象,里面两层可能还绘有其他内容,现已不详,最外层局部还保留一些千佛。在西窟顶部左面平顶部分纵向画两排飞天,每排七身飞天均头朝窟口,形体较大,披巾繁多且飞扬,手托香炉,衣饰、发式各异。这组飞天以土红线起稿,间夹石绿,动势各异。在西窟顶部左边底层绘有两排供养菩萨,上排八身,下排十一身,上排供养均斜披络服,披巾绕手肘下垂,下层供养均束发,着右袒袈裟,双手托举贡品,绘画线条简练劲道,施色淡雅明快,在早期石窟壁画中别具一格。
金塔寺石窟的研究价值重点在于塑像,塑像是金塔寺石窟的主体,一般多为泥塑像、石胎泥塑像,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红砂岩的采用有直接关系。可见统治者开窟之前在选地、选材上颇费心机。金塔寺早期的石窟塑像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佛、菩萨像,如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中心柱四面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等所谓“四相”、“八相”等内容。建造于北凉时期的金塔寺石窟造像内容主要为佛、菩萨、弟子、飞天、化生等形象,其中佛包括结跏趺坐佛、倚坐佛、交脚佛,菩萨包括胁持菩萨、思维菩萨以及供养菩萨等。北凉时期的彩塑相对于之后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显得题材范围狭窄,单独佛的造像很常见。在金塔寺石窟中已有一佛二菩萨的实证,说明在北凉时期就已出现以上提到的菩萨形象。北周时期,阿难、迦叶二弟子和力士等形象才陆续出现。可见,佛教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也是通过时间和地域风俗的考验代代相传、逐渐积累融合而来的。
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开凿于北凉时期420~439年,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建国23年后出兵敦煌而建造的,其家乡张掖临松一带的金塔寺石窟很可能在敦煌莫高窟之前就已经建成,后又不断完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两地的石窟造像和壁画特色有很多共同点,除此之外不同之处也很突出。由于两地风俗、地域特征的不同,金塔寺石窟造像真切地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容貌和衣着特征,这也是当时该地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
三、金塔寺石窟的造像特点及艺术特色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石窟艺术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从中也能发现其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金塔寺石窟与河西诸石窟的造像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塑像方面,佛像面目丰圆,细眉长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嘴小唇薄,而佛像头上的肉髻,不似犍陀罗式的多作卷曲状,是根据汉人头发平直的特点多作磨光高肉髻,身体健壮,佛与菩萨体现的是北方民族强悍的性格。身着两种服饰,一种是通肩,另一种是右袒,内穿僧支,右肩有偏衫。衣纹处理有贴泥条式和阴线刻、按捺式多种,龛外胁持菩萨一般面相浑圆,服饰自由,有左或右袒式袈裟、通肩式袈裟、披发、披帛、着裙以及穿犊鼻裤等多样风格。金塔寺最具特色的是形态各异的飞天形象,其飞天的塑形方法和表现风格较之“中国四大石窟”中的飞天形象是绝无仅有的。其形体比较浑厚,一般呈“U”、“V”字形,高肉塑圆雕,立体感强,形象上接近莫高窟275窟左壁绘制的飞天。金塔寺飞天塑像主要集中于东窟中心柱四壁主佛上部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龛楣周围,飞天均为彩塑,衣纹服饰施以石绿、菁蓝、朱红等色,面部和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发髻、眉毛、眼睛则用黑色。其装束也是各具特色,或头戴宝冠,或梳头挽,或披发垂肩,或袒露上身、下身着裙。飞天均颈饰项圈,胸系华绳、璎珞,臂饰臂钏,腕饰手镯,掌心都盛开着一朵莲花。形态上大多相对作凌空飞舞势,大部分面朝外侧,体态活泼可爱,面带微笑,神态安详恬静,双臂舒展,充分体现出对佛国极乐世界的满足感。金塔寺石窟的飞天和菩萨装饰多达六七种之多,并且很少有相同的。这些新形式的出现,对于研究河西诸石窟艺术造像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常书鸿先生曾援引***摩罗什的言语这样描述飞天形象:“飞天见舍利佛,于佛前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中欢喜踊跃无量,各个脱身上所著上衣,以供养佛。”因此,金塔寺石窟飞天袒衣裸胸的形象就可以理解了。但在早期石窟中飞天多以壁画形式出现,如阿富汗巴米羊石窟、西域龟兹石窟等,包括后来的敦煌莫高窟及河西其他石窟都是如此。金塔寺的悬塑飞天则极为少见,由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风格特点,不仅在整个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中独具风采,而且它还是东方古代雕塑艺术中表达运动着的半裸人体美的杰作。20世纪50年代,史岩在其发表的《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内的石窟群》一文中提到,金塔寺和千佛洞的北朝石窟中所见高肉雕的大型飞天、千佛、菩萨和莲花生童子等,富有创造性,又是接受了影塑的传统形式更进一步的发展,它给人们的感受力大大超过影塑,艺术家具有更健全的想象力、更高度的表现技术、更丰富的造型经验和大胆的构***设计能力。
除了以上关于佛、菩萨、飞天的论述之外,位于东窟中心塔柱的东龛主佛两侧的龛楣上雕刻的有翼龙形象尤其值得关注,在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的历史长河中,北凉时期最早出现的翼龙就在金塔寺东窟,这种说法和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一文中提到的“北魏时期龛楣两端已出现翼龙,凤首装饰,凤的敏捷,龙的矫健,各有不同特点”有共同之处。金塔寺石窟翼龙***案的出现说明翼龙最早应出现于北凉时期,而非北魏时期。龙的形象出现并非偶然,它同佛教教义有直接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见于李怀顺、魏文斌、郑穆国所撰《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像辨析》一文:“龙,八部众之一。群龙之首,称为龙王或龙神。一般谓龙为住于水中之蛇形鬼类(或谓属畜生趣)具有呼风唤雨之神力,亦为守护佛法之异类。在印度神话中,乃人面蛇尾之半神,种族有一千,为迦叶波之妻歌头所生,住于地下或地下龙宫。在印度自古以来即称为那伽之种族。其种族有多数种外,散居于现今印度东北阿萨密及缅甸西北部等地,崇拜龙蛇。龙及二龙常出现于佛教典籍之中。天龙八部,略称八部众,指天神,龙蛇等护持佛法的八种守护神,此八部众系佛之眷属,受佛威德所化而护持佛法。因此,在大乘教经典之中,彼此也往往是佛陀说法时的会众。《舍利佛问经》等载‘八部’是: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法华经》云:‘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
以上经典和文献记载都说明,龙作为八部众之一,与天众一样,同属八部之首,自然承担着护持佛法的重任。因此,出现于佛教石窟造像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早期石窟中,窟龛的装饰题材较常见龙饰***像,以“双龙龛楣”的形式为主要表现形式。敦煌石窟中,一般绘塑于中心柱东向龛的上龛沿,也有少数在中心柱的其他面向的龛沿或壁龛。其结构形式为:以一龙身连接两龙头,呈口向下的半椭圆状,在上部龛沿绘塑,龙头一般对称地位于龛的1/2或1/3处。莫高窟北凉272窟西壁龛上所绘的双龙龛楣是最早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的龙***像。河西金塔寺东窟中心柱东向面底层佛龛龛楣塑龙首,被认为是石窟中出现最早的龙首装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双龙龛楣源于凉州且与毒龙石窟的意向有关。金塔寺石窟的龙呈浮雕状,泥塑彩绘,龙首向佛,颈部及前足趋向外侧,龙首作扭转状,有飞腾呼啸之势,龛楣两侧皆对称,有翼,这和段文杰先生所称翼龙符合,龙翼有鳞,首及颈部皆有龙须,创作手法简练概括,直线造型,绘以菁蓝,龙首间有朱红,和佛、菩萨、飞天色调一致,冷暖色交接和谐,丰富而统一,呈现出北凉时期的简朴、沉着、庄重之感,具有很高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价值。
四、北凉历史概况和佛教的发展
北凉时期为397～439年,历时43年。除由汉族段业持***4年外,其余39年则为沮渠蒙逊父子主国。《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云:“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世焉。”卢水胡,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其汉化程度很高,沮渠蒙逊其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魏书•释老志》记载:“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亦记:“沮渠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道。”佛教自西域传来首及河西地区,魏晋以来,河西的***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武威,即凉州,凉州僧人多西行求法。《魏书•释老志》记载:“河西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的,其旧式村蚁嗍,多有塔寺。”沮渠蒙逊统治时期的凉州都城初期位于现在张掖区域,亦是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由此可得出马蹄寺石窟群之金塔寺石窟是皇家寺院的结论。北凉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修造佛塔方面。北凉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文献记载***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始于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兴造的凉州石窟。可以说,佛教在北凉时期由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以及地域优势,使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今天,河西一带遍布的石窟群,尤其是从敦煌莫高窟遗存足以看出当时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和辉煌。毋庸置疑,沮渠蒙逊统治的43年对佛教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当然在当时用佛教来***和统治汉族、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必然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也成为后来统治者们惯用的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的主要途径。石窟寺的兴起说明佛教的发展之外,从另一层面上讲,它亦是统治者呈现其权威的象征。佛即统治者,拜佛就是在拜统治者,人们在拜佛的同时祈求佛赐予他们安定的生活、来年的丰收等一切美好愿望的实现。石窟寺的开凿是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统治者用视觉语言传达佛教教化教义,通过造像、壁画、建筑等方式在制造一种神秘感的同时使人们更加相信佛的力量和佛能决定一切的谎言。总之,沮渠蒙逊的统治理念与北凉石窟的兴起和佛教的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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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石窟篇8
关键词：华州；安武县；南北石窟寺；安武道；乌氏道
中***分类号：K870.6；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120-07
众所周知，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与泾川南石窟寺第1窟均是北魏建造，窟内均以七佛造像为主体，并以半圆形排列，在全国早期石窟中实属罕见，不同的是北石窟寺造像高8米，南石窟寺造像高6米，北石窟寺规模大于南石窟寺。
《魏书》卷73《奚康生列传》载：“康生以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青、华、泾、相），皆有建置。”[1]《南石窟寺之碑》有“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事、平西将***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男奚康生造”文字[2]。北石窟寺保存有宋代残碑一块，载：“……寺者达千百年矣，究诸寺额……有本县令柳公***云，厥寺案***年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据此，邓健吾在1963年《文物》第7期上发表的《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一文中，肯定了北石窟寺第165窟的创建年代是北魏永平二年（509），南石窟寺第1窟的创建年代是北魏永平三年（510），认为“南北石窟寺为奚康生所营造无疑”[3]。这一研究为北石窟寺的断代奠定了基础，后来董玉祥《庆阳北石窟寺》[4]，张宝玺《陇东石窟》都肯定了这一观点[5]。杜斗成和宋文玉在《南、北石窟与奚康生》一文中也重申这一观点[6]。南北石窟寺均为奚康生所建，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
《庆阳北石窟寺》认为：奚康生在镇压泾州沙门刘惠汪反叛以后才任泾州刺史的，他在出任泾州刺史后，为了安定泾州一带的民心，加上他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立即着手筹划了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与修建[4]40。作者提出奚康生在镇压泾州沙门反叛之后，为了安定民心以及其对宗教的虔诚，是其修建南北石窟寺的动机。检索奚康生一生，大战无数，镇压泾州沙门刘惠汪的反叛的杀戮，与其一生征战比较起来，不足挂齿。加之据奚康生个人品格，镇压一次沙门反叛，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所以修建南北石窟寺当另有动机。
奚康生的任职地泾州的治所以及所辖安定郡、附郭县临泾县均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笔者在《历史时期临泾县地望变迁研究》一文中做了考察[7]。从方位上看，南石窟寺在泾州以东7.5km处，北石窟寺在泾州以北45km处，南、北石窟寺以哪里为地理坐标而命名，学界深感疑惑。有必要就南、北石窟寺的地理问题做进一步考证，尤其对奚康生任职的华州、受封地安武县的地望和古城遗址进行野外考察，以解决南北石窟寺的修建时间和南北石窟寺的命名问题。
一 奚康生任职之华州地望与
北石窟寺修建年代
1. 奚康生任职华州的时间
《魏书》卷73《奚康生列传》载：“及寿春来降也，遣康生领羽林一千人，给龙H马两匹，驰赴寿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内旧老，宣诏抚赉。俄而，萧宝卷将桓和顿***梁城，陈伯之据硖石，民心骇动，颇有异谋。康生乃防御内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乃至。康生出击桓和、伯之等二***，并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迁征虏将***，封安武县***男，食邑二百户。”[1]1630此次战事奚康生力挽狂澜，固守寿春，又夺得梁城、合肥、洛口三戍。北魏在与南朝梁争夺中，奚康生取得寿春、合肥等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因而迁征虏将***，封安武县***男。不久，奚康生“出为南青州刺史”，看来对受封的安武县是遥领，奚康生并未就藩。后，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平西将***）”[1]1631。奚康生任职华州的时间史无明载，但从任华州刺史，“颇有声绩”推测，任职当有三年以上，任华州刺史当开始于正始二年（505）左右。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8]根据《南石窟寺之碑》，奚康生在泾州官职为“使持节都督泾州诸***事、平西将***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男。”[2]永平二年春正月以后，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兼领华、泾二州刺史。
2. 奚康生任职华州的地望与北石窟寺的修建
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平西将***）”[1]1631。前已述及，北魏的泾州治所在今天泾川县水泉寺。北魏华州治所在哪里，对于奚康生修建北石窟寺至关重要。
查阅《魏书・地形志》，北魏曾有两个华州，一是：“华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华州“领郡三，县十三。华山郡（领县五：华阴、郑、夏阳、敷西、合阳）、澄城郡（领县五：澄城、五泉、三门、宫城、南五泉）、白水郡（领县三：姚谷、白水、南白水）。”[9]这个华州太和十一年置，其地理位置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魏书・地形志》记载了另一华州：“豳州，皇兴二年（468）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州，二十年（496）改焉。”皇兴二年（468）为华州，太和二十年（496）改豳州，其治所即今甘肃宁县。中间曾改三县镇，北魏护***与镇戍的统治方式是不同于郡县制度的，它是具有***事色彩的******合一、以***统民的制度[10]。2004年7月，在今甘肃宁县县城出土了《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其碑记载了北魏正始元年（504），持节、督豳州诸***事、冠***将***、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附有豳州地方官吏[11]。证明正始元年（504）这里为豳州，原华州在太和二十年（496）改豳州的记载，确为可信。
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华州应当是后来改名为豳州的华州（甘肃宁县），其证据有七。一是，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这个华州如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属于洛阳首都圈的，从地域范围来看，平西将***不宜设置在京都的，应在北魏的西陲。二是，《魏书》卷8《世宗纪》记载，永平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8]207华州（改名豳州）与泾州相邻，命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伐泾州沙门聚众反，可能性较大。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叛一事对于战事较多的北魏来说并不算大事，要从远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调集平西将***、华州刺史镇压，似乎没有必要。三是，北石窟寺所在地在北魏属于彭阳县，属于华州更名为豳州的西北地郡管辖，如果奚康生是从今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华州任职，“转泾州刺史”后，在豳州管辖的西北地郡彭阳县修石窟，可能不大方便。四是，如果永平二年春正月奚康生才淼轿髭铮一年内要修成规模较大的北石窟寺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认为，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就在其治所即今甘肃宁县的豳州（华州）任职。也就是说奚康生先任华州（豳州）刺史时，就在华州（豳州）治下西北地郡的彭阳县修筑北石窟寺，“转泾州刺史”后，方修建南石窟寺，所以我们从出土资料考得的结论是，北石窟寺建成于永平二年（509），南石窟寺建成于永平三年（510）。五是，南石窟寺碑落款“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事、平西将***兼华泾二州刺史、安武县***男奚康生造”。奚康生兼华泾二州刺史，就控制今天整个陇东地区。如果华州在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奚康生不可能兼任不相邻二州的刺史。六是，奚康生任职的华州，如果在陕西大荔县一带，南北石窟寺只能是奚康生在永平二年（509）正月到达泾州以后，才能动工，北石窟寺第165窟规模较大，在永平二年（509）完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是奚康生在华州（改名豳州）任上，就开始在华州（改名豳州）属县彭阳县境内修建北石窟寺。七是，奚康生一生任过征虏将***，出为南青州刺史，与南朝萧梁进行了多次大战。后又为平西将***，出任华州刺史，转泾州刺史，这个华州如果是今大荔县一带，当不符合北魏朝廷对奚康生委以大任的做法，奚康生任职多事之秋的西北，才符合平西将***的称谓。之后奚康生还担任抚***将***、相州刺史、安西将***，领步骑三万取四川绵竹，这些都是关乎北魏国家战略的***事举措。
有理由推测，治所在今甘肃宁县的华州，按《魏书・地形志》的记载，在皇兴二年（468）设置华州，延兴二年（472）为三县镇，在太和十一年（487）改为班州，太和十四年（490）改为州，太和二十年（496）改为豳州。名称几次改易，给人们带来不便，百姓和官员恐怕连名称都难记得，人们可能习惯上使用最初的“华州”之名。可能是《魏书・奚康生列传》也将华州与豳州混淆，或者当时普遍认同华州、豳州互换的叫法。
在泾州，奚康生“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1]1631当是指奚康生随便使用官家的炭、瓦，被所劾，削除官爵。不久“遭父忧，起为平西将***、西中郎将。是岁大举征蜀，假康生安西将***，领步骑三万邪趣绵竹，至陇右，世宗崩，班师”，“除卫尉卿，出为抚***将***、相州刺史。”《魏书・奚康生列传》说：“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9]1633奚康生一生多所杀戮，但所任四州：南青州、华州、泾州、相州，都曾修建佛教寺院。
二 奚康生封地之安武县
北魏安武县是奚康生的封地，安武县治所在哪里，值得研究。
1. 北魏安武县地望
北魏安武县治所当与汉代安武县治所有一定的联系。《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属县，其中有安武县。但仅六字：“安武，莽曰安桓”，再无记录。安武县东汉废，北魏复置，属西北地郡，隋省。2006年12月15日，笔者在镇原县城东南25km的曙光乡川口村发现一座汉代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遗址虽然没有保留城墙，但保留了以绳纹瓦片为主的文化层2―3m，遗址东西长300m，南北宽240m，符合汉代县城之规模。这个位置，正符合清代《平凉府志》关于“汉临泾城，在今县东南五十里”的位置。但依据唐宋人的记录，汉代临泾古城在今泾川县。依据《元和郡县***志》泾州条：“临泾县，县界兼有汉安武、安定、彭阳、抚夷四县之地。”[12]唐代的临泾县所辖范围在今镇原县境，可知汉安武县治所亦应在今镇原县境内，确定该遗址为汉代安武县遗址。汉代安武县的确定，为在附近寻找北魏安武县提供了依据。
《庆阳北石窟寺》认为：北石窟寺的位置正是修凿在安武县境内的蒲、茹两河的交汇之处[4]40。张宝玺亦认为，北石窟寺之所以早于南石窟寺而且规模大于南石窟寺，证明了南、北石窟寺的开凿过程中首先重视了北石窟寺，而北石窟寺选择在安武县附近的蒲河岸边，这与奚康生封安武县男有密切的关系[2]908-914。他们均认为北石窟寺在安武县境内。但据《魏书・地形志》记载：“豳州，领郡三，县十。西北地郡，领县三：彭阳、富平、安武。赵兴郡，领县五：阳周、独乐、定安、赵安、高望（今正宁、宁县一带）。襄乐郡，领县二：襄乐、肤施（今宁县北部、合水一带）”[2]2618，2621，2627，2628。彭阳县，治所应在北石窟寺西5公里的镇原县彭阳古城；富平县，治所在西峰区彭原乡庙头嘴北遗址[13]。综合北魏郡县分布，北石窟寺所在地，当属于豳州西北地郡彭阳县管辖。安武县，应在甘肃省镇原西部一带。审之奚康生任泾州刺史时，开凿南北石窟寺，而今南北石窟寺，不在泾州（今泾川县北5里水泉寺）南北位置，当应处于安武县的南北位置之上。在今南北石窟寺的中间有一条古道，遗迹尚存，李红雄、张耀民、宋文玉都曾做过报道[14-15]。笔者也考察过这条古道，今天遗迹历历在目，在原区多表现为深3―5m的槽形地貌，当地人称“胡同”。在南北石窟寺故道中间的位置，万俟沟圈正好有一遗址，王荫槐先生认为万俟沟圈遗址，是北魏时的泾州治所[16]。笔者于2006年12月15日，踏勘万俟沟圈遗址。该遗址坐落在镇原县上肖乡杨城村，这里位于黄土塬区两面侵蚀的崾岘处，崾岘宽500m，在万俟沟圈西沟沿边发现布纹瓦片、灰陶片剖面，其南北长150m，东西长度100m，文化层厚1.5―2m，周长500m，不足县城规模，据地形来看是扼守崾岘的一处关隘遗址，据此可遏制镇原县屯字原与泾川县荔堡原的通道。李红雄在《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一文中，亦认为此遗址为北魏泾州治所[14]151，误。该文还认为此遗址是万俟丑奴反魏起义和称王的地方。当有可能。因为当地保留了“万俟”这一地名，笔者曾访当地村民，有人说沟圈东面的庙宇原来墙面上镶嵌一块石碑，“”时破坏了，记得上面有“万俟”等字样。李红雄还说万俟沟圈北有北魏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的祖墓，证据是当时有两个■冢，20世纪70年代平田整地时挖毁。胡国珍是临泾人，封安定公，北魏安定县遗址在今镇原县新城乡原峰村，这座古城，今城墙不存，但其文化层范围200×300m2，具县城规模，村子有城隍庙一座，虽为新修，但在信仰问题上当地居民不会随便将阎王、判官代替其他神o供奉。当为北魏安定县遗址，胡国珍的祖墓不在临泾县，就在安定县，不会在安武县。
听当地居民说在距万俟沟圈3km的马家沟圈，有一城隍庙，2007年8月5日，笔者前往考察。上肖村村主任赵其义接待，并做了简单介绍。隍庙位于上肖北庄村，上肖村有一古城遗址，北距万俟沟圈3.5km，村部院内有城墙高4―7m，北墙残长30m，西墙残长20m，夯层11cm，墙体棱角分明，外有城壕，北城壕宽22m，长100m，村委会南有一剖面，文化层厚1m，多为布纹瓦片，东西约500m。据地下文化层复原古城，其规模约在300×400m2左右，是一个较大的县城遗址。联系文献，此遗址当是北魏安武县古城。
上肖遗址为安武县古城遗址，是安武县***男奚康生的封地，南北石窟寺的命名，正是以安武县为地理坐标，南称南石窟寺，北称北石窟寺，这里南距南石窟寺23km，北距北石窟寺22km，距离基本相等。
奚康生取得寿春、合肥等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因而迁征虏将***，封安武县***男。奚康生死后，其子“定国袭康生安武县***男。”奚康生“出为平西将***，华州刺史。”[1]1631安武县即是豳州（华州）所辖之县。奚康生来到授封地任职，必然对封地有特殊的感情，到任华州后，奚康生就着手开凿北石窟寺，在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8]207之时，已经初具规模，永平二年（509）完工。永平二年（509）奚康生兼任华泾二州刺史，有了在泾州附近修建石窟的便利，着手南石窟寺的修建工作，永平三年（510）南石窟寺完工，故有《南石窟寺之碑》。
2. 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道路
奚康生修建南北石窟寺，完全是出于对于受封地的深厚感情和对佛教的虔诚。特别重要的是，奚康生任华州刺史开凿北石窟寺，任泾州刺史开凿南石窟寺，而开凿北石窟寺早，开凿南石窟寺晚；地处华州的北石窟寺规模大，地处泾州的南石窟寺规模小。这些都说明南北石窟寺不是以泾州为中心开凿的，而是以奚康生的受封地安武县为中心开凿的，南北石窟寺也是以安武县为地理坐标命名的。南北石窟寺都在丝绸之路的要道上。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过陇东地区，有两条主干道。一条是由关中出发，经今天的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分两路：一路经长武至泾川县泾明（汉代阴县、唐代长武城）下原入泾河河谷；一路沿泾河经泾川（汉临泾县，唐宋元明清泾州）、平凉（瘪家沟有汉代月氏道遗址、十里铺有秦汉乌氏县遗址、安国镇有秦汉泾阳县遗址）[17]，由弹筝峡至固原，在木峡关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哈思堡渡河，经汉媪围县进入河西走廊，我们称为“泾河道”。南石窟寺在这条道路上。另一条是沿长武县相公乡（汉代大要县治所）至宁县***平（唐定平县治所）渡泾河，经早胜（唐宋早社驿）、宁县（秦汉泥阳县，唐宋宁州治所），至董志原，从今北石窟寺下原[18]，渡蒲河，溯茹河，经镇原县（汉彭阳县、唐宋原州临泾县、开边有汉安定县遗址）、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为秦汉朝那县[19]），度萧关至固原（古高平），我们称为“茹河道”[20]。北石窟寺在这条道路上。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道路由于以安武县为中心，并成为南北石窟寺之间的通道，连接泾州与华州（豳州），并连接丝绸之路两条主干道“泾河道”与“茹河道”，对于北魏布局西部地区行***、***事、贸易至关重要，我们将其命名为“安武道”。原平凉市博物馆馆长刘玉林先生提醒笔者，在玉都附近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笔者果然发现在泾川县北泾河与茹河的分水岭之间，经泾川县的荔堡乡，渡过洪河，过丰台乡、太阳墩、玉都乡、***原乡，进入镇原县中原乡、平泉乡，至平凉市崆峒区草峰乡，有另一条古道，今天这条古道遗址深2―3m，宽5―15m不等，清晰可见。《旧唐书・肃宗纪》载：“安史之乱”发生后，太子李亨至安定郡（治所今泾川县），斩新平、保定二太守，随后“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马以助***。”[21]彭原太守至乌氏驿迎接，即走这条道路，我们将其命名为“乌氏道”（见***1）。
3. 南石窟寺与胡太后的关系
如果说南北石窟寺与灵太后胡氏有关，胡太后是泾州临泾人，北魏临泾县治所在泾川县水泉寺，南石窟寺正在临泾县地，南石窟寺规模小于北石窟寺，当与胡太后无关，否则不会太小，况且永平二年胡氏尚未生子，其地位尚且低下。胡太后是孝明帝元诩之母，元诩于永平三年（510）三月丙戌出生，延昌元年（512）十月乙亥，立为皇太子，延昌四年（515）正月丁巳继位，二月尊母为皇太妃，七月丙子，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壬辰，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22]。从时间上看，南北石窟寺修建之时胡太后势力尚未兴起，但南石窟寺建造时胡氏是皇亲国戚，《南石窟寺之碑》碑阴题名的有：安定、平凉、新平、赵平、陇东五郡的郡太守、郡丞、内史、曹吏、参***、主簿、从事等各级官吏；泾州各郡属县有安定、临泾、石堂、朝那、乌氏、白土、三水、爰得、鹑觚、阴密、祖厉、抚夷、阴、高平、泾阳等十五县的县令[2]914。署名的还有胡氏4人，皇甫氏（胡太后母舅）2人，正如***燕妮所说，胡氏、皇甫氏等大族都支持和参加了南石窟寺的修造。胡氏、灵皇后母舅家皇甫氏在泾州均是世家大族，奚康生联合这些权势家族，并动用全泾州人力、财力兴建南北石窟寺[23]。
三 北魏泾州属县与胡太后籍贯
一些学者意识到，南北石窟寺命名的地理坐标应在南石窟寺、北石窟寺的中间位置，王荫槐《浅议泾州遗址与北南石窟寺的关系》一文，提出这个位置就是北魏的泾州治所，并提出万俟沟圈遗址为北魏时泾州城[16]169-171。李t雄在《北石窟寺古代交通初探》一文中，亦认为万俟沟圈遗址为北魏泾州治所[14]143-151。这样北魏的泾州城就到了今泾川县北20km的镇原县上肖乡杨城村东西宽不足0.5km的一个崾岘――万俟沟圈，谬甚。
关于西汉临泾县、东汉临泾县及安定郡治所，北魏泾州、安定郡、临泾县，均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的观点，笔者在《历史时期临泾县地望变迁研究》一文中做了论证，现就有关问题再做一强调。
北魏临泾县、安定郡、泾州遗址在甘肃泾川县水泉寺，除了文献记载外，近年来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2005年泾川县博物馆在泾河南部距县10km的太平乡三星村清理一座北魏墓葬，出土墓志砖3块，铭曰：“恭惟大魏正始四年（507）十一月五日，临泾民王明生/积业精微，二尊并背，不能损没，偷徙秋仰/先灵坟域，分散府悼，不孝罪男……诚迁众栖，集葬中原……刊石立铭，记之云尔……”？q？说明北魏时泾河南属于临泾县管辖，北魏泾州领郡六，领县十七，其中安定郡就领县五，北魏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行***制度，今泾川水泉寺既是附郭临泾县县城又是安定郡城，还是泾州治所，跨境20km才到镇原县万俟沟圈，一般治所处于行***区划境域的几何中心位置，万俟沟圈如果成为临泾县治所，其统辖区域还会向北部延伸，他就与北魏郡县密集的现象不符。况有其他证据证明，北魏临泾县治所当在今泾川县水泉寺无疑[24]。泾州安定郡其他各县安定、临泾、朝那、乌氐、石堂现在均有遗址为证。北魏胡太后是安定临泾人，其籍贯当在今甘肃省泾川县，胡太后与甘肃镇原县没有关系。镇原县是在唐代以后设置临泾县的[4]。
汉代实行郡县制，《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有郡国103个，县1587个。三国以降，州、郡、县三级***区成为正式制度。北朝时郡县设置增多，出现“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25]，西晋前期，全国共19个州，172个郡国，1232个县，到了南北朝，郡县倍增，共有220州，999郡，比之西晋，州膨胀11倍，郡膨胀10倍[26]。故此，我们有必要对北魏时泾州郡县设置情况进行一下梳理，为北魏历史研究提供地理坐标。
关于北魏泾州的建制，《魏书・地形志》记载：“泾州，领郡六，县十七。”笔者近十年来在陕甘宁蒙毗邻地区考察古城遗址300多座，对北魏泾州所辖各郡县，大多找到古城遗址。安定郡，领县五：安定（遗址在今镇原县新城乡原峰）、临泾（遗址在泾川水泉寺）、朝那（遗址在镇原中原乡武亭）、乌氐（应为乌氏，遗址在泾川玉都镇太阳墩）、石堂（遗址在泾川县荔堡）；陇东郡，领县三：泾阳（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北遗址）、祖居（宁夏彭阳县）、抚夷（镇原县三岔）；新平郡（当在今彬县一带），领县四：白土（陕西长武县）、爰得（泾川县黑河）、三水（陕西彬县）、高平（泾川县高平遗址）；随平郡，领县二：鹑觚（今灵台邵寨遗址）、东盘（今泾川县窑店遗址）；平凉郡，领县二：鹑阴（华亭县一带）、阴密（灵台县）；平原郡，领县一：阴盘（今平凉崆峒区四十里曹湾遗址）。
《魏书・地形志》载泾州，领郡六，县十七。《南石窟寺之碑》碑阴题名有泾州所辖五郡十五县，缺平原一郡和东盘、鹑阴二县。张宝玺认为，“碑文采自当时的建置，有更大的可靠性。”此论甚是。但又曰：“地形志录武定时制，期间有所变化。”当有误。武定（543―550），是东魏孝静帝年号。《陕西通志》卷四《建置第三》北魏：“新平郡，属泾州领县四。”有东盘县，“东盘，属随平郡。后魏明帝熙平二年（517），析鹑觚县置东阴盘县。周地***记按：东阴盘即长武地。”东阴盘县即东盘县，明确记载了东盘县设置于明帝熙平二年（517），东盘县的设置晚于南石窟寺建成的时间509年。东盘遗址在今泾川县窑店古城遗址，地处长武原，行***建制属于今天甘肃泾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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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石窟篇9
一、庆阳石窟造像是在全国上下倡扬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的，并随着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庆阳自秦以来就归于中央王朝的统治和管辖之下，此后其历史文化的兴衰必然受到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庆阳地处古代长安西北，据今西安市200多公里。古代便形成了北控河套，南卫关中的边塞要地，故境内留下了秦长城、秦直道、第二将城等***事城塞和诸多重要文化遗迹[7]，它们都是庆阳历史兴衰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庆阳的传播也不例外。从佛教传播的历史来看，佛教在印度产生以后，随着其自身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北传佛教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进入现在的***地区，并以这里为中转站，沿丝绸之路向东挺进，扩展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只活动于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之中，还没能广泛地普及于民间。另外，当时朝廷禁止中国人出家，所以汉代僧人，大都是一些外籍（天竺、西域）译师，佛教寺院也很少。此后，在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中，佛教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不断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和信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盛行起来。据史书记载，北魏之世（公元386-534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佛教在这一时期的盛行，除佛教教义本身所宣传的内容能够迎合和吸引普通老百姓希望摆脱痛苦的心理以外，中国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异国宗教可以用于“敷导民俗”，是维护其统治的理想的精神工具，所以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在加上当时频频东来的僧侣们的锲而不舍的努力，使佛教终于在这块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异国他乡扎下了根。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其蔓延、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抗争与融合，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在南朝，宋、齐、梁、陈四朝的历代皇帝，都是崇佛的。在北朝，除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反佛的以外，其余诸帝，也都是崇佛的。北魏时期，最高统治阶层特别推崇和笃信佛教，佛教被立为国教，朝廷上下开窟奉佛空前盛行。《魏书.释老志》云：“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为了倡扬佛教，统治者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开凿石窟，建塔造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等，都保存有这一时期的窟龛和造像[8]。庆阳地区北魏时期属豳州、泾州辖区，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有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庆阳北石窟、马勺场石窟、千佛砭石窟等，还有保存下来的大量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碑[9]等，正是在这种全国上下倡扬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开凿的。之后，庆阳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随着全国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唐、宋、金、元、明、清各代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石窟造像，成为庆阳佛教文化发展的见证。
二、庆阳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庆阳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和影响的重要地区，因而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兴盛起来，佛教寺院、石窟和其它佛教艺术品，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而佛教石窟和石窟造像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石窟艺术的传入途径，一般认为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即由今***到甘肃沿丝绸之路向内地传播，所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大小石窟，这些石窟由***地区的拜城、库车，到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岗，河南洛阳的龙门等地[10]，联结成一条辉煌的佛教石窟艺术锦带，这条锦带继续延伸，在中国形成了石窟艺术网，泾河河谷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支。处在泾河河谷区域的庆阳地区保留下来的石窟和石刻造像非常丰富，北魏、唐、宋、金元、明、清时期均有，仅大小石窟就有十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莲花寺石窟、庆阳北石窟、玉山寺石窟、石空寺石窟等。另外，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各时代的单体石佛造像、佛教造像塔、经幢石碑，寺庙石造像，泥塑佛像、金属造像等佛教文化遗物[11]。这些，足以说明庆阳地区的佛教文化盛况，说明庆阳地区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因此，庆阳石窟和石刻造像群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既是庆阳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庆阳地区丰富的石窟造像对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庆阳北石窟作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张家沟门石窟，是陇东地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石窟，位于庆阳境内葫芦河（泾河支流）支流平定川口的“张家沟门”西岸石崖上，东据合水县太白乡18公里。石窟为北魏时期开凿，造像风格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 号窟同类造像十分接近。现残存8龛，窟龛都是圆拱式，龛眉两端凤头反上，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在2、3龛之间的岩面上，有阴刻的两行题记：“太和十五年太岁在未癸巳朔三月十五日佛弟程弘庆供养佛时造石坎（龛）佛一躯”[12]。铭文的“太岁在未”使用的是岁星（木星）纪年，相当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干支纪年“辛未”。在5号龛外左侧供养人身下，残留铭刻“太和`”字样。说明5号龛供养人雕像完成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据史书记载，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据《魏书 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此后，中原汉族衣冠逐渐流行于北方广大地区，这次服饰改革在许多北魏服饰造像中都有表现。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前的石窟造像多为胡服，迁都改制后，胡服便在一些北魏石窟造像中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是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服装，明显地受到了中原皇室开窟造像风格的影响。据张家沟门石窟约10公里的保全寺石窟[13]、庆阳北石窟165窟七佛造像[14]就体现了这种造像风格的变化。而张家沟门石窟造像的服饰则保留了早期鲜卑服饰的特点，5号龛外左侧供养人服饰，男长袍，细腰，窄袖，腰系带，长筒靴。女供养人长袍下著裙，裙曳地，不露足，袖手，完全是鲜卑族未改制前的服饰。说明到太和`年，北魏的服饰改制还没有完全影响到庆阳石窟造像。张家沟门石窟确切的纪年题记以及典型的北魏早期石窟造像特征，为我们探索佛教文化传播和石窟艺术源流及分期断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莲花寺石窟，位于马莲河（泾河支流）支流葫芦河北岸平定川口，据张家沟门石窟约4公里。石窟开凿在凹凸不平的红砂岩面上，全长19米，高6.4米。岩面下部内凹，雕凿小龛18个。上部岩面雕凿的是佛涅后八百罗汉集结场面和“八亿八千众生”赶来集结的场面，刻画了佛涅横卧，罗汉们悲痛欲绝的各种神态，和众生们长途跋涉，历经艰险的生动场面。整体造像依崖面自然形态而就，布局巧妙，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其中1号龛内雕“三教诸佛”，佛结跏趺坐居正中，两侧各有着汉装，结跏趺坐者一人，其中左侧人物双手持笏。龛侧有铭文：“庆州合水县王口惠家庄弟子惠文发心于绍圣二年口月拾日癸亥岁自发心向面前石口内修盖造石素五佰罗汉毕三教诸佛毕终施主惠文妻高氏男惠惟玉惠端惠玉地主惠方石匠史俊行者似道能”[15]。根据铭文所记，此龛和五百罗汉向均雕凿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为庆阳民间造像。“三教诸佛”应为佛教的释迦牟尼、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从儒、佛、道三教的历史发展来看，曾表现为一个既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过程，宋明理学就是这种融合的体现，至明清时期，儒、道、佛三教趋于合一，受这种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征的影响，使中国民间信仰形成了教别模糊，偶像并列的现象，佛教、道教、儒教的崇拜偶像往往出现在同一寺庙或窟龛之中。莲花寺1号龛的“三教诸佛”造像，正是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征在庆阳民间造像中的典型反映。另外，“三教诸佛”的左侧人物双手持笏的形象。反映了民间造像的世俗化特征。
庆阳地区保留下来的金代造像也很多。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金发生了富平之战，宋***败退，金先后占领了宋西北五路，之后环庆路（今庆阳一带）就长期处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之下[16]，但佛教石窟艺术并没有就此中断，开窟造像数量有增无减，仅合水县一带发现的金代石窟造像就有龙王庙沟安平寺石窟，瓦窑背石窟，太白清凉寺禅院石造像，太莪乡三里湾石造像，太白镇老庄寺石造像[17]等。这说明庆阳的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停止传承，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局的动荡不安，民众避祸求福，祈求平安的心理。
总之，庆阳地区自北魏开始，经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的石窟及石刻造像，以其独有的形式，反映了庆阳历史文化的发展，对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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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四大石窟篇10
关键词：龟兹研究；考古；研究意义；***地区
中***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经济、***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主义的谬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1世纪
起，***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事、***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吐鲁番地区），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务，又建有***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人，其中***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20世纪70年代在***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务。当时***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治地位很高。《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二千石是汉朝***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一级的行***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镇），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库车县城中），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府在***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府的***策法令。《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其次是不知牛耕。《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6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民共同兴建的。”[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100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3）代表汉朝中央***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长官。
所以，“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务。***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
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资治通鉴》卷216有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孔目司贴》，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府的行***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是一个***事单位，“都统”就是它的最高***事长官。“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府在西域地区***事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功攫升为“都统”，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并记“僧正秩同侍中。”在中原的汉唐时，“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号石窟有“大宝寺”，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49号窟亦有“金沙寺”，《西域考古***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北大象”，今天的敦煌石窟第96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96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这条史料明确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府管辖下的一个行***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唐朝的中央***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对于此类“五铢钱”，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根据该词条上的***示，“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89-3号窟的“五铢钱”，“铢”字隐约可辨，“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36号窟、98号窟、新1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5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1枚”。[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8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治、经济、***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不是哪个
民族的***，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动。
克孜尔石窟第212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长692米，宽07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频繁，葱岭西操印欧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吐鲁番盆地定居下来，使这一带的民族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考古发现的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书写这些语言的文字，应该主要就是他们的遗留；壁画雕塑中出现的白种人形象也应该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反映。”[11]（P18）这样，白种人在***民族历史的形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正壁有可辨认的岩画94幅，基本以马、鹿、羊、牧人骑马和射箭等形象为主。[12]（P159）为了明确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我查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但是在95号窟的说明上没有注释该窟的时代背景，只是在题记一中注出：“西壁中部有了横列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13]（P61）可见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中刻画这些岩画的人很可能是古代的龟兹牧民，这就是他们所留下的物证。
克孜尔石窟第131号窟正壁刻画有马、驼、鹿、羊、禽鸟、人和人骑马、驼的形象。马的身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驼皆双峰，背部载物或人；鹿的头部很小，双角粗大，生出排叉，四肢修长，劲健有力；羊的数量较多，皆有大角，尾短而上翘；禽鸟可辨认的仅两只；人物较复杂，共有6个，其中4个站立，1个伸双臂，有尾饰，另一个手臂有动作但不清，有尾饰。吴焯先生对这幅岩画做断代时说：“对比最近在***且末昆仑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发现的岩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动物中大角羊和鹿的形象，二者完全一样；且末岩画中的人物亦有尾饰，尾饰的装饰方法和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称且末昆仑山麓的岩画是古代羌人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还可以研究，但它属于古代羌人的作品这一点，基本是可信。”[14]
其实，羌人在龟兹地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达格山的岩壁上保存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中，记录着当年在此劈山开石的劳工中就有万阿羌、程阿羌两人，此两人应是古代羌族人无疑，因为“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15]
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也大量地记载着羌人居住在西域各地的情况。《汉书·西域传》中说道，楼兰东南有若羌、于阗，南有若羌、西夜、蒲类、伊耐、无雷，“其中类羌氏行国”，可见羌人居住之广。这一切都说明古代***居住有羌人，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为古代***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在龟兹石窟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汉人曾经大量地、频繁地在这里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光在克孜尔石窟就有一批窟中留有汉文题记：有汉族僧人留下的，有汉族百姓留下的，有汉族官员留下的，如第105号窟的“官王进”。其中最早的有105号窟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四日”，有220号窟的“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一”，有220号窟“大历（公元766—779年）四月”，有222号窟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而在库木吐拉石窟则存在着一批汉风洞窟。这是指在壁画题材内容、布局构***、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技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的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5]（P287）初步统计，此类汉风洞窟约有24个之多，这些汉风洞窟共同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变画的出现。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其构***形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完全一样，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如出一辙，加之这些经变画中多标有汉文榜题，一望便知是出于汉族画工的手笔。二是尊像***的出现。这些尊像***大多是佛与菩相间成组次地出现，形象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三是观世音菩萨像的出现。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代表人物，它能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它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只要念观世音的名号就能得救。这是中原汉人最崇拜的佛教神仙，她也出现在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之中。四是汉化的装饰纹样的出现。如汉式朵云***案，这是中原汉族画工用来表现天上景观的，在汉化绘画中又称为行云、祥云，成为中原地区绘画中衬托天空天景的一种常见的纹样，如今也被用到了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五是汉式供养人像的出现。如库木吐拉石窟第46-1号窟壁画中残存的四身女供养人像，她们束髪于顶，绕成一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木梳。衣服宽博、交领。左手握拳，似擎一花。供养人像前有竖写的长条汉文榜题：第一身为“赵什四”，第二身缺，第三身为“新”，第四身为“宝妹梁 宝妹”。供养人的服饰、发型和插梳装饰完全是汉式，题名中的“赵什四”、“宝妹梁”也应是汉人。
那么，为什么在库木吐拉石窟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汉风洞窟呢？这与当时的龟兹与唐朝中央***府之间十分密切的***治、文化联系相关。据史书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击退西突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又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派汉兵、官吏，还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僧人和商人，他们巡礼佛教石窟而留下的汉文题记和题名数量极多，不下数百。除已经介绍过的克孜尔石窟外，库木吐拉石窟中就有“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大顺五年”（即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已是唐代末年的纪年了，可见汉人在龟兹地区活动时间之长，特别是有些汉僧就在龟兹居住下来，建造寺庙，在当地安居传教了。
综上所述，龟兹石窟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历史上存在过的多个民族在龟兹以及***土地的活动情况，他们与龟兹以及***人民在一起，共同开发与耕耘了这片土地，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文明以及西域文明，为古代***的开拓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 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先于
***教文化传入***公元4世纪时，中原的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行，说到彼处王欣寺有青年沙门***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正好在长安，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请当时前秦王朝统治者苻坚迎他来中原。但此事几经波折，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长安的统治者已是后秦王朝的姚兴。***摩罗什到长安时，年已五十八岁，姚兴对他十分器重，待以国师之礼。很多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后来他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国西明阁，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先后译经35部，294卷。著名的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在总结***摩罗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时说：“***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他把之归结为五点：（1）从***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2）***摩罗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3）由于***摩罗什的影响，后秦王朝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历北魏至隋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4）参与***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500～800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两三千人，他们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5）***摩罗什的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6]
从***摩罗什的一生业绩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化不仅在龟兹地区已十分繁荣，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还强烈地影响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公元4世纪前后龟兹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
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起，龟兹的佛教徒去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诚的居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二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论，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又据同一佛典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由于白（帛）姓为龟兹的国姓，所以白（帛）姓的佛教人士应该都来自龟兹。
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晋书·四夷传》说龟兹有“佛塔庙千所”，而梁《高僧传》中说***摩罗什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汉书·西域传》中记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说的是公元1世纪时的龟兹人口，到公元4世纪，经过三百年多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循。
而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一个印度僧人锁喃嚷结来中国传教的事，他在路过龟兹时是这样写的：“王号木文毱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季羡林先生说：“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了），龟兹佛教文化流传时间之长可见一斑了。”[17]
正是龟兹佛教的兴盛才造就了龟兹石窟的繁荣。目前，在古龟兹地区尚保存着佛教石窟遗址9处，现存洞窟573个。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建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反映了龟兹地区人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在龟兹石窟建筑的延续时间上，最早的数克孜尔石窟，其第118号石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18]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最晚的数库木吐拉石窟，其第79号窟约建于公元10～11世纪，[5]（P329）相当于中原的宋朝时期。也就是说，龟兹石窟持续存在了九百年，创造了佛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曾经传遍了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
仅根据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高僧法显传》、《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和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古代西域各地佛教文化的传播情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整个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概况。与此相应的是现在***各地都保存着一批佛教遗迹。以佛教石窟为例，吐鲁番地区现保存着雅尔崖石窟、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共有洞窟165个，还遗留着大量古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塑像；焉耆地区有西克辛石窟，保存洞窟12个，而霍拉山沟南北的石窟中则保存着大量古代的佛教文物，光佛头就有80余件。另据考古发掘，在和田地区有著名的热大寺，寺中有高塔，寺院的壁上塑着40余尊彩色的佛和菩萨像，北墙上还绘有一组壁画，画出佛、比丘、供养人的***像；在若羌地区有三座佛寺和八处佛塔的遗址，佛寺的壁龛上塑有佛像和天王像；在吉木萨尔地区有回鹘王朝时的佛寺遗迹。寺内塑有一尊九米长的涅槃佛像，涅槃佛在侧而卧，神态安详。还有二十余尊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中确实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佛教文化存在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的宗教文化，如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等文化。
古籍《酉阳杂俎》中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斗畜的风俗，是拜火教萨迪火节的遗俗。[19]（P71）而日本人羽田亨所著《西域文化史》中也记载着：“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今甘肃敦煌）、伊州（今***哈密）地方的地方志残卷中有关于哈密地区的火祅庙记有‘火祅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的‘素书’为‘素画’的误写。‘素画’指彩画塑像。”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古代西域地区存在过拜火教文化。
摩尼教本来是波斯地区流行的宗教，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打击，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纷纷外逃，大概在公元5—6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的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龟兹乐中的《善善摩尼》就是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古代龟兹语文献中还发现了《摩尼赞美诗》残卷。据薛宗正先生说，摩尼教早在隋朝就已传入龟兹。
基督教约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西域，唐时已在西域各地流传。日本人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道，在高昌（今***吐鲁番）附近一小寺院的废址中发现有关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即“圣枝节”（Palm-Sunday）情景的壁画断片以及与此有关的别的断片。还说：绢画的小断片上残有持十字杖的坐像的一部分，应为基督教绘画，也发现于高昌。而据薛宗正先生说：“13世纪***作家卡兹维尼（Kazwini）记载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徒在那里定居生活。他还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佛教、摩尼教与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相互矛盾不大。其中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19]（P82）
所以，古代***文明就是在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而***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在隋朝时称韦纥，在唐朝时称回纥，又称回鹘，原居住地在漠北，建有强大的回鹘汗国，但由于长期与吐蕃征战，国势逐渐衰落，后来漠北强邻黠戛斯人乘机进攻，烧毁了回鹘国都喀喇巴拉噶逊城。失去国家和土地的回鹘人纷纷向西四处逃散，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天山南麓的龟兹地区，后来历史上称之为龟兹回鹘。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叶，从此龟兹的历史进入了回鹘时期。
回鹘人在漠北时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信自然灵力，以天为上界，诸神所居；以地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有四名摩尼教传教士来到回鹘国，并获得了回鹘大汗的信赖，允许其在国内传教。《佛祖统记》卷41中记：“（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旧唐书》卷195中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纥摩尼八人，令至中书省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赞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可见此时摩尼教在回鹘国内已很是流行了。到回鹘人西迁到西域后，除信奉原先的萨满教、摩尼教外，同时也信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说：“九月二日，西行四日，迭屑头目来迎。”据俄国人伯雷狄斯考释：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迭屑。[20]（P469）刘义棠先生说：“唐末回鹘西迁后，除信奉其原先之摩尼教外，同时亦信奉景教。”
回鹘人于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到龟兹定居以后，就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由于龟兹人信奉佛教，回鹘人在长期接触以后也逐渐信奉起佛教。这些都在龟兹石窟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被称为“回鹘窟”，因为这个洞窟是由当时居住在龟兹的回鹘贵族建造的，窟内的壁画中绘出了好几个回鹘供养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在龟兹回鹘时期由回鹘人开凿和供养的一个佛教石窟。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这类被称为“回鹘窟”的佛教石窟还有第75号窟，汉文榜题中有“骨禄”、“思力”的回鹘人名字，而第70号窟中则留有回鹘文的题记。
所以说，***族人民在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教只是其众多信仰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教因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而传入中亚地区。公元10世纪在葱岭西部出现了一个由回鹘人和突厥人葛逻禄部共同建立的一个***权称喀拉汗王朝，最强盛时期其领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河中地以及今***西部，***治文化中心在八拉沙衮（唐碎叶故域东）和喀什噶尔。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信仰***教的王朝。这时西域的基本形势是容纳多元宗教的高昌回鹘，传统的佛教国于阗与信奉***教的喀拉汗王朝鼎足三分。但是，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21]于是在西域就出现一场***教讨伐佛教的战争。信奉***教的喀拉汗王朝与信奉佛教的于阗国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圣战”或“护法战争”的宗教冲突，双方对抗了40年，结果以于阗国的失败告终。这已经是公元1001年了。这样，***教初步由今喀什噶尔推进到了和田，而与继续信仰佛教的龟兹、焉耆、高昌三国形成佛教与***教东西对峙的历史格局。
公元14世纪时，蒙古族察合台汗国首领秃黑帖木儿改信***教，并利用***教的“圣战”口号进行武力扩张，征服了龟兹，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迫害佛教僧侣，引起当地万余名佛教徒的反抗，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著名的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的毁坏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据明朝旅行家陈诚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中谈道，公元15世纪上半叶，吐鲁番等地仍有佛教信仰，只是已在衰微之中。到公元15世纪后半叶，吐鲁番等地才改奉***教。而***之***族人民完全皈依***教应在公元16世纪时。刘义棠先生说：“目前，***族人仍为单一***教信仰者，其习俗，虽不无夹杂教外之遗风，然其整体而言，则仍为***教文明也。”[20]（P515）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化，古代***文明就是由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交汇而成的。
（三）龟兹的佛教文化曾经强烈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1.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先河
中国的佛教石窟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但是我们如果作一个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都是发轫于龟兹石窟。这有三个原因：首先，龟兹石窟是古代西域地区的最大一处石窟群。尽管在古代疏勒、于阗等地也曾建有一些石窟但数量极少，其影响和价值决不能与龟兹石窟同日而语。其次，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先是传入到龟兹。而龟兹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于公元2到3世纪，中原地区最早的石窟则开凿于公元4世纪，在时间上是晚于龟兹石窟的。可以说，中国的佛教石窟文化滥觞于龟兹。当然，这只是从历史角度来说的。再次，中原石窟文化以龟兹的石窟文化为嚆矢。比如说，在石窟建筑上，中心方柱支提窟这种窟形被称为“龟兹窟”，因为它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的原型而有所发展变化。而敦煌莫高窟第19号窟、西千佛洞第4号窟也都为中心柱型支提窟，与“龟兹窟”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而成的。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龟兹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显示着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季羡林先生曾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而实现的”。[17]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龟兹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2.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民族信仰或者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信仰是祖先崇拜。《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这是说，要领先公先王的庇佑而发达兴旺，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以上说的是商代，到了周代则发展成宗法制度。据《说文解字》释：“宗，祖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其本义是宗庙。”这是说周人有共同的祖先与宗庙，有特定的祭祀仪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今，黄帝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年年清明节都要在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丰富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以至于工艺美术，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特别是雕塑，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在地面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属于佛教系统的几乎占绝大部分。
3.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
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我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个体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平面基础，是在平面上展开的。
佛教传入后，受龟兹石窟建筑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向外发展的立体形建筑物。如敦煌莫高窟是沿着岩壁向高处立体地一层又一层地开凿的。先开凿最低一层，开完后就向高处的第二层发展；又开完后再觅更高处的第三层发展，以此类推。当整个建筑完工后便形成了一个立体形建设物，看上去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从绘画艺术上来讲，凹凸法是表现物体阴阳明暗的一种透视法，它来自印度。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的人物画就采用了这种技巧。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龟兹石窟的人物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对人体的眼窝、手臂、胸部、腹部和双脚作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凹凸法的巧妙运用，使龟兹石窟艺术更为绚丽夺目。龟兹石窟壁画中使用的晕染法也传入到敦煌。但是晕染法传入敦煌后至少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晕染已变成更富有象征意义的粗单线，例如当胸和胸下只剩下纵横两条单线；二是这些单线已经变形而程式化了，例如腹部和膝盖只是用一个圆圈以显示过去曾有表现筋肉隆起的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三点：（1）佛教文化在***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主导性的重要作用；（2）***古代文明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结合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和***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教文化进入的时间虽晚，但却起过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
最后，以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的一段话为本文的结束语。季羡林先生说：“在古代***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信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况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22]（P97）这是科学的结论，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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