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篇1
就像栗宪庭提出的艺术的当代性,诗歌作为一个分支肯定也是存在其中的,只是我没有关注这方面,但一直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作一探讨。
首先是“当代”一词的理解,这是涵盖时间和空间表象的一个词,活在当下我们眼前的万物,它也有一定的推移性,是很不稳定的直至一个生命的结束,往前和往后的推移都是不同流派不同分支的延续,更直接的体现当代的才能统一于当代诗歌范畴。
“诗歌`肯定是精神性的,把诗和歌放在一起,我一直不得理解,古代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他们谱曲赋词甚至起舞吟唱,这都有可能,目前的"文人`知识结构都有限,能有一样拿得出手就是什么家了,现在诗歌都讲究的朗诵,这可能是一个划时代的落后。西方哲学体系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它比作一条河流,现在的哲学从主流上分下来已经发展到潺潺小溪了甚至像水龙头,那也是哲学家。这可能是文化发展规律。诗歌在我国能用在一起的我所了解就是一些做民谣的,原舌头乐队的吴吞诗写的很好,西方的鲍勃迪伦也是一个很好的。但对于大多数大多地方还是把这个词分开的好。
我就分开说了,我看到的文章很多总像是按照中学作文写作大纲来写的,诗也是像八十年代朦胧派的风格,我们可能都太怀旧了,还是压抑着不敢突破,还是一想到诗,就一个框架出现在脑海,像主耶稣的圣言一样,照耀着指引着我们,我承认我是一个怀旧很严重的人,我也也时常想放弃写作,我不甘寂寞和孤独,不配做一个诗人,我的感受力被喧闹之声日益的削弱,我无论如何走过坟场和山林即使是黑夜也无法感受新的力量。那就这样吧,众神保佑
中国当代诗歌篇2
关键词:关键词:流行歌曲;诗意化;人文精神
歌曲是人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歌词是流行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曲谱一起表达思想感情。流行歌曲需通过歌曲的传唱特别是对歌词的流传完成其传播,塑成其流行性。歌词情感内敛通过歌词的考究化来实现,歌词意象的精致化和意境的整体化增其意蕴,人文精神的大众化协同歌词诗化特性建构歌词的美感。
一.语言的考究化
歌词的语言和歌曲的关系密不可分,乐曲通过旋律的组合来诠释情感的变化,歌词把抽象的情感细化成一种话语,流行歌曲更擅长把这种话语大众化,以引起群体性的共鸣。乐曲是音符组合的有机整体,在连续性、反复性的音符演奏中显示了情感的波动起伏,而歌词的间歇性和语言表达的有限性都要求浓缩语言。部分流行歌曲不加节制的情感宣泄和语言的随机组合弱化其诗性,诗化的歌词更注重语言的锤炼。
流行音乐的大众化,“即对多数人的关怀和关照,是归宿人的音乐表达”(1),要求歌词在语言精炼的基础上表达情感,需运用各种修辞方法,或追求形式上的押韵、整饬、排列整齐等,以辅助歌曲曲意的表达。比如《一人一花》歌词反复用“爱上......”的句式,回环往复增添柔情的力量,凸显女子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渴盼。用凝练的语言传达出某种情愫,歌词的古典韵味和朦胧感增强其婉约情致。比如《东分破》里“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短短的几句写清楚了一段身不由己的残缺爱情,“枫叶染色”用了比喻的方式,“古道外走过”剪影的方式回放过往,“荒烟蔓草”以比喻的方式显示出过去混乱的时代,分手以沉默的方式就更显得沉重。
二.精美的意象和意境
流行歌曲在商业化炒作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之下显出泛滥之势,我国明星众多,流行音乐的产量很大。流行歌曲要真的流行起来,并显示出独有的传播力量,意象的选取和意境的营造十分重要。“从意象的选择来看,诗同词有许多共同性,比如都要求意象的新颖、形象,富于寓义性。但由于诗同词的艺术特征及审美效应的差异,二者又不完全一样,歌词意象不同于诗的地方主要表现为‘诗求意象新颖离奇,反俗避熟;词求意象俗中生新,熟里见巧’”(2)。歌词创作要有创新意识。流行歌曲是流行于普通民众间的歌曲,其歌词不宜曲高和寡,应是接近民众生活的通俗化表达。歌词写作要贴合实际但又需要避免落入俗套,即需“陌生化”的创作方法,在能够表达清楚歌词意义的情况下,对词中选用的意象进行处理,使之以“熟悉的陌生人”的状态出现。“熟悉”是因为流行歌曲所咏唱的内容和诗歌有相似之处,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陌生”是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将屡次出现的意象以新的面貌展示出来。
(一)意象的精致化
当代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随意化,以歌曲的节奏带动无逻辑的歌词,歌词建构混乱、意义表达模糊、感情基调低下,这类歌词缺乏诗意的美感。诗意化的歌词剥离了诗歌的晦涩意象,用适当的语言建构出具通俗之美的意象。
化用典故或者引用诗词是词作通常运用的手段,增添了歌词古典的韵味。首先,述说历史表达情感。比如歌手Tank的《三国恋》和周杰伦的《菊花台》歌词内容相似,都运用了三国时期的典故,重点不在打仗,多数是儿女情长。其次,谈古说今吟唱爱情。爱乐团的《半面妆》化用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徐妃昭佩“徐娘虽老,犹尚多情”的典故,此处已变其历史本态来表现女子对爱情的期待和惆怅。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还泪》则借用了林黛玉还泪的典故。再者,借用典故言人生感悟。比如朴树的《生如夏花》在直接借用泰戈尔的诗的前提下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看法,“惊鸿一般短暂如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传达虚无人生、世事变幻、悲欢离合等思想。最后,对普通意象的沿用及创新。比如卓亚君的《洛丽塔》化用了名著的名字,变其内涵而用海边、野菊花、舞台、红舞鞋等意象都表现了一个女孩的爱情心理。优美的意象增添意境的雅致,意境的构建则从整体上呈现歌词之美。歌词在意境和意象方面的诗意化延长了歌词的审美长度,给人深入体会歌词独特美感的机会,从而增强了歌词的生命力。
(二)意境的整体化
歌词因其短小性重写曲中必达之意,歌词意境的营造显得艰难。乔羽在《歌词短扎一则》中说“歌词最不容易写好”,“其最易写在于简短,,其最不易写好也在于简短。不足百字,却要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的世界,有声、有色、有境界、有性情、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谈何容易。”(3)歌词和诗歌相似,也需要营造意境传达思想。歌词需造境达到情景交融的整体化状态。比如《独唱情歌》中“下弦月星满天像谁泪涟涟”,在月夜清风之下一个人开始思念,然后借景抒情,表示“独唱情歌最苦涩管不住的离愁赶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是对往昔真情的惋惜和追忆,歌词前后是一个整体的思念流动的意境。
同时,歌词和诗歌一样有节奏跳跃、虚实相生、想象丰富的特点,真与幻、虚与实、过去与未来相互融合。比如《身骑白马》中把主人公与王宝钏联系、历史和现实对应、虚实相交,言明主人公对爱情的宣誓。《G大调的悲伤》一开始是回忆,“去年圣诞腾空的烟花刚好一场大雪也落下”,接着是“转眼又是北京的炎夏什刹海又开满了荷花”,过去和现在相对比,四季的变换暗示时间的流转,人来人往的变换与之相对应,渲染物是人非的悲凉。意境在虚实相生的基础上蕴含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而情感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增添了歌词的意境韵味,在这个过程中静与动的交流为增添了意境的意蕴。比如王菲的《红豆》“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歌词中对人世间天长地久的情感的歌颂,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歌词,丰富歌词的意蕴。整体性的意境传诵出浑然天成的情感,以达移情动人的目的。
三.歌 词人文关怀的大众化
好歌词不能只抒发个人情绪,应该更多关注人生情感中共性的东西。当下歌词多止于表现“小我”情感,而忽视了“大我”精神,富有精神感召力的作品越来越稀缺。有些歌词有“反诗性”,为了满足一些听众低俗的审美趣味,歌词呈现出苍白无力、无病呻吟、欲望化写作等现象。
歌词与诗歌一样会传达人对世间万物的看法,总体来看,我国当下流行歌曲的歌词多表达被人们认可的观念,比如珍惜时光、爱情、友情,追求美好的东西等。爱情是流行歌曲中的不老主题。方文山作的《千年之恋》歌词意象精美、意境凄美,前世的蓦然错过与今生的浪漫期待,执着而优雅。对真善美的追求给流行歌曲注入精神力量。同时,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使人更热衷于追求生活的快乐,比如感叹容颜易逝的伤感《落花》、感慨人世变换的流转《G大调的悲伤》、宇宙间不可知的宿命《杀破狼》等。忧伤的歌曲往往更易感染国人,美好事物的弥足珍贵也时时警醒人们享受现世。“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4)好的歌词也需要进入到人的心里、构成其流行性需要人的倾听和感受。
流行歌曲歌词的诗意化倾向还表现在歌词的节奏韵律、押韵、建筑美、画面感等多方面,好歌词应当吸取戏剧中“潜台词”之长,听之即懂,思之有味。借助于歌词的诗意化,不直接指明意象的内涵与意境的旨意倾向,可以任凭听者去自由猜测,这种方式符合诗意化的艺术欣赏规律,运用得当可以大大扩展词义的内涵,充分发挥歌词的社会效应并实现流行歌曲的流行目的。诗歌和歌词的结合拓展了诗歌的生存空间。流行歌曲对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食粮;诗词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作者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歌词创作中一条重要的道路。
参考文献:
王磊,《和谐与断裂: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5期,第52页.
《歌词意象的选择和运用》,许自强,《词坛丛文》第37页.
中国当代诗歌篇3
【关键词】现当代诗歌;非诗化;传统诗歌;倾向
中***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264-01
诗歌的诗化是指在内容上、思想上、情感表达上的传统模式,而现当代诗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本文将通过介绍诗歌的定义、现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比较、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表现及弊端等,对我国现当代诗歌的特点做出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
一、什么是诗歌
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丰富情感、反应社会现实,且具备一定韵律和节奏感的文学体裁。诗歌独特的韵律增强了其可读性,从最初孔子及其弟子编撰的《诗经》到《楚辞》、汉乐诗、唐诗、宋词、元曲,最终成为近代诗、现代诗。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很多优秀的诗歌被流传下来供人们诵读。诗歌在推进我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出现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的原因
(一)现代人对诗歌的要求逐渐增多。现代社会正处速发展状态中,单一的表达方式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因此,当代诗人便在作品中使用了各种创新技巧,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要。
(二)时代不同,反应的社会现实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断发展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不同时代背景,人们思考的问题也不相同。现代诗歌反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三)人们思想上的转变。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人们在思想上多了许多包容性,传统的含蓄内敛的性格逐步改变,由保守的性格慢慢增添了开放性与创新性。这些特性被直接表现在了现当代诗歌的创作中。
(四)学习西方现代诗歌学派的结果。西方现代诗歌学派起步比我国早,发展较为成熟。在我国早期的现代诗创作者中,很多都借鉴了西方诗歌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技巧。因此,纵观目前的现代诗,多数具有西方诗歌的特色。
三、现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比较以及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表现
(一)由文言文逐步向白话文过渡。现代诗在语言上与传统诗歌有很大区别。古代诗歌大多使用文言文的形式,而现代诗歌多使用现代人通俗易懂的语言。因为在抒发作者情感的同时还要便于读者理解,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语言形式上的差别是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最显著的区别。
(二)文体格式不再统一。传统诗歌绝大多数要分段、分行,一般采用四言、七言等较为统一的文体格式。而现代诗歌的形式比较随意,不拘泥于格式的要求,没有严格规定,作者可以自由发挥。
(三)诗歌内容由含蓄转变为开放。由于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的不同,传统诗歌注重含蓄的表达方式,常常通过具体的事物、情景来抒发感情。而当代诗歌在内容上比较自由随意,开放性强,表达的情感更加强烈。
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写到“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不直接写内心的愁苦,而是通过“黄花”的凋零来抒发自己悲伤的情感。曾经繁盛的花朵美得令人驻足观赏,如今却如此破败,无人理会。前后鲜明的对比令人唏嘘。传统诗歌会给读者留下很大的遐想空间,以物抒情,以景抒情,情感含蓄,诗歌的衔接韵律感强,句式紧凑,使人回味无穷。这些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化。
现代诗歌的感情表达较传统诗歌更为直接,比如宫辉的《清明雨》中写到“一个青年酗酒后喊着要喝水,一个伤兵正用舌头舔着岩山的青苔”。通过生活安逸的青年和征战沙场的伤兵进行对比,体现出作者对不懂得珍惜生活的人们的哀叹。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是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的主观原因。
四、现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的弊端
现当代诗歌虽然在内容、语言、表达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也存在着不足。现代人创作出了许多新新题材,只是丰富了形式,在内容上却欠缺不少。把白话文稍加改动就变成了所谓的诗歌,这是现代人急躁的表现。只求结果不注重内涵,只会造成诗歌繁荣的假象。当下有关部门应当针对这些现象做出整改方案,不能让“假作品”滥竽充数,要提高现当代诗歌的档次,使现当代诗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五、结语
现当代诗歌的非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文体格式、表达方式上,这与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以及人们思想的改变有很大关系。非诗化倾向淡化了传统诗歌的特点,使现代诗歌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需要引起关注。
参考文献:
[1]高燕.当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研究[D].四川大学,2004.
[2]胡艳琳.文学现代性中的生态处境[D].北京大学,2012.
[3]赵彬,崔煜杨.论当代女性诗歌艺术变革的叙事化倾向[J].华夏文化论坛,2013,(1):247-254.
中国当代诗歌篇4
摘 要: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之瑰宝,古典诗词歌曲则是将文学和音乐进行了精彩的结合,给人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启迪,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探索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角度将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概括为三条脉络,并对当前古典诗词歌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良好发展趋势进行简要阐释。
关键词: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发展脉络 发展现状
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有着精深的内涵和超高的艺术价值的古典诗词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古典诗词,从第一部传承至今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典诗词从起源到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由于古诗词的格律性与音乐有着天然相近的亲联关系,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受到诗词的意境,在诗词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韵律美。音乐与诗词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华彩乐章,那么以古典诗词为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则可以说是中国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人词调音乐,在古代是配合着词进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这类歌曲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所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歌词大都采用历代文人的诗词佳作,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文人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许多文人所撰写的古典诗词在历史上都有入乐的传统,其中大部分即是中国古代词调音乐所遗存下来的歌词。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第一部把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因此也可以称它为最早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集。它包含了上古时期各类歌曲的精华。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作品的入乐歌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许多诗人的诗作都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传唱。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曲子词,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文词高雅并且易于传唱,其与音乐的结合比诗句更为自由灵活。元曲则是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利用音乐曲牌来叙事、写景、抒情的一种清唱形式,倾向于通俗化。
其实以上所述皆可以概括为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的第一条脉络。即由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我们知道从公元前周代的《诗经》,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相和歌》,到唐代的格律诗、绝句,宋代的长短句、曲子词,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种种古体诗诗词,皆是可以读、吟、诵、唱的。但由于记谱法的滞后,以及各朝的战乱变迁,社会动荡,绝大多数优秀的音乐歌谱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更多的仅是限于文字的记载、徒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现今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极为少数。其实,唐宋时期的姜夔、何满子、李龟年、田顺郎等文人均可称之为音乐人。他们懂得音律,自行按词牌或自己读词谱曲,谱写出的歌曲作品音韵优美,格调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由近现代作曲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世纪初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运动随之而来,效仿西方创造新音乐的趋势明显增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留学德国的作曲家青主运用西洋作曲理论技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向艺术歌曲创作的转变。这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正因与古诗词的结合,使之具有浓了厚的韵味和特点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此后,黄自、刘雪庵等一批作曲家也尝试并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歌曲曲词来源于古典诗词,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诗),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诗)等。此外,冼星海1944年《古诗十首》歌集的创作完成,黎英海1982年《唐诗三首》的创作完成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又一发展。它的创作,彰显出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极大重视。
第三条脉络则是由作曲家借用古典诗词体裁加以谱曲为现代人而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相交融的形式。当代作曲家们在继承前辈对古诗词歌曲良好创作的同时对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手段加以运用,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声、韵律等元素融入作品中,独创性的创作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很多词作家尝试结合历史内容创作古体诗,在曲作家的配曲下,呈现出中国味儿十足的现代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如韩静霆、徐沛东的《梅花引》,姚明、付林的《孔雀东南飞》等等。这些当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成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
虽然当代社会流行音乐相当盛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杰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毕竟有着上千年的深厚历史,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母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找到了美妙动听而又能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的旋律及其演唱来表达时就会很快的为欣赏者所喜爱,并且能够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浏览与欣赏,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身音乐修养与内涵。同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也给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一股古朴的清香。一些流行歌手发行的歌曲专辑中借鉴了古典诗词歌曲的元素,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浓郁的古典韵味及丰富的文化蕴含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而这些新型的古典诗词歌曲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也更加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百花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这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艺术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艺术的发展没有穷尽,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也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必会拥有一片宽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歌曲论》李曙明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概念问题》郝建红 古典音乐(1994一2007)
中国当代诗歌篇5
“青春回眸”意在不忘青春
中国作协***组成员、副***、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高洪波在“青春回眸”诗会开幕式说,诗歌本质上是属于青年的,因为年轻人拥有才思如泉涌般的诗情。因此,我们要对青春回眸,要对人生、自然、命运甚至宇宙有所思考。他还以“青春岂堪再回眸,折柳赋诗几春秋”、“青春不负登临意,唯叹诗友皆白头”、“人虽老去关山在,来路细察自扪心”等即兴创作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感慨之情。
雷抒雁、王燕生、唐晓渡、刘希全、周所同、王小妮、徐敬亚、张学梦、大解、杨牧、孙晓杰、贾真、郭新民、华万里、孙武***、刘向东、张新泉、车延高等参加了本届诗会。《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介绍说,“青春回眸”诗会意在不忘青春,与“青春诗会”相呼应。参加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曾经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另一部分是虽未参加过“青春诗会”、但现在保持着旺盛创作力并在诗歌领域卓有建树的诗人。通过回眸青春,30年来的诗歌发展轨迹将得以展示,老中青三代诗人队伍亦将借此得以凝聚。据悉,“青春回眸”诗会今后将每年举办一届,诗刊社希望将其打造成为继“青春诗会”之后又一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诗歌活动。
当代诗歌30年值得回顾
本届“青春回眸”诗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举行了当代诗歌30年座谈会。与会者愉快地回顾了当年自己参与“青春诗会”的情景,并就诗歌现实与青春的关系、当代诗歌30年的发展变化等话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的参与者,王燕生谈到,当代诗歌的30年是值得回顾的。“青春诗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聚会,标志着中国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中国诗歌的创作队伍开始向知识化转移。他希望诗人们能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写出自己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同时继续倡导诗歌传统中美好的因素,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暖意。孙武***表示,无论是回眸还是前瞻,诗都使人青春无边。当年的诗人们对诗歌虔诚的热爱、对思想的追求、对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这一切永远都不会过时。杨牧认为,当代诗歌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是吻合的。我们对诗歌要充满期待,但诗歌创作一定不能急躁,要再认真一些、慢一些、稳一些。王小妮着重论及社会环境对诗歌发展的重要性。她认为只有保护个体、保护不同、保护异己,才能促进诗歌的发展。
中国当代诗歌篇6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治追求(救亡***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时期,***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鼓吹个性***,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国***和中国***》。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中国当代诗歌篇7
我开始新诗研究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知识信念与学术热情暂时受挫,全民下海经商,人人做着发财梦的年代。我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到海南,奔深圳,豪迈悲壮地告别学术,告别讲台,我却被学校派遣北上,去北京大学进修,作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孙玉石,这样就跟着他作了现代诗歌研究,在一个人们远离诗歌的年代,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就是孙玉石给我定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起步不久,也是一个正好开发的领域,北大的资源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每想到别人去开发财源,自己在故纸堆里开发“知源”,心理并不安静。北上培养的做学问的兴致便压倒了发财的欲望,老老实实坐起了冷板凳。到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终于修成了正果,很快被我的老同学程继松看中,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拙著在1995年10月出版后,的确是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学术界的师友刘纳、李德尧、李怡、宋剑华等先后发表评论肯定、推介。特别是九叶派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研究专家袁可嘉专门撰文,给与了拙著较高的评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引用了拙著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风气好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受到普遍关注,1998年拙著得以再版,起到了一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与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行进后,又跨入了一个相对冷滞的时期。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物欲化的消费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成为了精致文化消费萧条的典型佐证。追随物质享乐的潮流让我们疏忽了心灵的滋润。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氛围,延展传世的千古美德,我们多么需要清新爽朗的人文空气,高尚雅致的精神营养。诗歌,永远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致文化,人类的生命需要她的滋养。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出现了困惑,这种困惑是文化转型与诗歌变革时期新质的孕育与思考。我们从大量的民间写作与校园诗歌写作中,已经感受到了新的诗潮涌动的青春气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到来。这部过去了10多年的诗歌研究著作的再版,希望对喜爱诗歌的年轻朋友们有所裨益。
在这部著作再次以新的面孔(换了一个更大气的包装)问世时,我的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这10多年来研究现代诗歌的又一部作品,其中融入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线的检讨与未来方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三千多年中国诗歌的新形态,它行走过的轨迹,是在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诗歌元素的过程中呈现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是四点:
一是要坚守与发展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诗歌的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核心元素,它是中国文人用文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思维方式,又是诗人用来传达内在情感与心理的寄托物。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构造功能都具有意象意义,语言本身具有隐喻功能。有的年轻诗人主张抛弃意象,召唤诗歌回到语言本体的主张是不可靠的。当然传统诗歌过多关注意象,意象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等是可以改造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影响了我们现代诗歌意象形态。我们现代诗歌意象比之传统,尽管不成熟,但是在传承中更加开放多元,形成了自身的意象形态特征,中国诗歌的未来形态是离不开诗歌古今意象传统的。这是我在《中国诗歌意象论》中探讨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进一步丰富、发展诗歌的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中国现代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主要是自由的诗体对古代格律诗体的替换,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尽管自由体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新诗体,白话语言没有了文言的精致含蓄,但是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从根本上适应了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的表现,顺应了现代人开放自由的心理向度,更能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形式的局部关注转向整体诗意的建构。同时它们能更便利地容纳与改造多元化的外来文化思潮与诗歌形态。白话诗歌导致的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趋向,也带来了诗歌芜杂、散漫的弊端,这些弊端有待我们在今后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的锻炼中去规避、去改造。
三是不可忽视诗歌的现代节奏。诗歌的节奏是诗歌的血脉的流动,是诗歌葆有乐感之美的重要元素。现代诗歌的乐感已经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韵律,它把中国古代诗词主要遵循平仄的韵律规范打破了,把诗歌乐感建立在以现代汉语音节和谐为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包括音节节奏、现代汉语韵律节奏、诗歌内部的情绪节奏、诗歌整体的外部构造节奏的现代节奏艺术。是一个较多借鉴了外来诗歌节奏艺术,又继承了传统、改造了传统的开放性现代节奏形态。当然,有人主张诗歌不要节奏,读屏时代的诗歌可以不需要像古代诗歌那样吟咏口传或唱和作为传播的工具,把诗歌转向诗意的内敛与诗境的深发,这是一条完全可以继续开展的诗歌途径。但是,诗歌的现代节奏是可以有效地凝练诗意,提升诗意表现力的,它兼具传统之美,又不为传统所限,具有散文化语体之长,又扬弃了散文化语体之短。失去诗歌节奏的诗歌,诗歌的美感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
中国当代诗歌篇8
在翟永明看来,中国80年代以来的女性地位在退步,女性诗歌的自由创作也受到了限制。“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人对物质的欲望追求更多,对精神追求就少很多,过去一些比较糟糕的价值观又回来了。现在性别歧视也比80年代更严重。”而文学本身“已经都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最核心的是***像,这个状态只会越来越厉害,不会走回头路”。面对诗歌的现状,翟永明承认自己有些悲观,但诗歌的小众化是一个国际趋势,“外国诗人有的时候到中国来参加诗歌活动,中国每次参加活动的年轻人那么多,他们都要吓一大跳。我去了国外参加一些诗歌活动以后,才感觉到中国真的是个诗歌大国,它有诗歌传统”。这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乐观之处。
上世纪80年代想要寻找一点精神生活,那就是阅读。
我在上大学期间接触的还是西方的古典文学,大学毕业以后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文学。当时我们那个年代也不太容易找到那些书。要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新华书店开始可以卖一些古典的、50年代他们有翻译的那些世界名著,属于重印,但在1981到1984年之间,那会儿基本上没有现代文学。所以一般都是通过朋友之间传阅,有一些是手抄,有些是朋友的书借来看,当时接触的西方现代诗歌基本上是手抄的。我现在还保留了两本过去手抄的诗歌,因为朋友借给你看,但人家要拿回去,所以你自己把它抄下来 。
那时候写诗的朋友在一块聚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外地来了一个诗人,大家就把成都的诗人都叫到一起,大家一块认识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那时我们谈论的话题也非常严肃,大家在一起就是谈论文学,诗歌写作,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到电影和别的艺术。
有一个说上世纪80年代的段子,说那时候拿一本书或一个砖头在街上随便一砸,就能砸中一个诗人,为什么呢?
上世纪80年代(的状况)你们年轻人都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我们整体上思想也比较匮乏,精神生活也很匮乏,读书是最大的欲望。电影很少,进口电影基本上没有,所以人们基本没有什么娱乐。人对精神的渴求是远远大于今天的。
因为在这之前有十年的,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空白,你连书都没的看。当时我在上大学,给我印象还很深。结束各个出版社开始出版世界文学名著,在新华书店卖世界名著的时候是排长队啊,你们都不能想象,完全是蜿蜒曲折的一个长队,大家早上很早就去排,我们班同学全去排队了,喜欢文学的人也都去。
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第一次买到文学著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东借西借,拿到的都是已经翻得很烂的书。要知道那些出版的书曾经都属于文科学生之间偷偷看的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选择,如果你想要寻找一点精神生活,那就是阅读,包括诗歌。
与上世纪80年代比,今天女性在中国的地位退步了很多
1986年,我被邀请去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那时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诗刊》社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诗歌刊物而且是部级的,很不容易能在上面发表,另外就是说当时你选择发表的途径也很少,不像现在的诗人或者是作家可以自我表达,在网上发表。那时如果是能够在《诗刊》发表东西,就算对你的写作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我当时发表了一组诗叫《女人》,性别身份在你的创作里是不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女人》当时也是我在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上最重要的作品。
中国的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其实是一个比较繁荣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女性写诗,她们参与写作,并且在整个写作中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她们能够自由表达,而且能够表达得很充分。
但是随着90年代到来,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整个诗歌都被推到一个边缘的状态,另外可能女性她在这个社会中担任的角色更多,比如说她有可能也是母亲,她有可能也在婚姻中,在那样一个状况下,女性诗歌就不像80年代那样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80年代那些女诗人,她在90年代可能就到了一个关口,有点像普拉斯表现出来的家庭或工作的矛盾,又遇上更大的环境里对诗歌的排斥,很多人就没再写作了。
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人对物质的欲望追求更多,对精神追求就少很多,过去一些比较糟糕的价值观又回来了。比如说在80年代,绝对不会有人说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价值观在80年代是不可能有的,或者大家都会比较唾弃。女性都应该***,这是我们追求的。
当时女性在80年代也受西方思潮影响。现在性别歧视也比80年代更严重,因为80年代不可能说你找工作要看你的身高,要看你的外表。这种退步导致女性自身也发生很大的改变,有很多女性她认同这样一种价值观,这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压力。
实际上那一套价值观是男性规定的,但她们不会觉得这样不好。这个跟80年代是特别不同的。为什么大家要说到80年代,是因为80年代,它有一个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一代的女诗人里有很多没再写作。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后,又有新的女性诗人开始出现,而且有很多是很优秀的。尤其是最近几年,还有90年代的女诗人出现。她们当然更是女性写作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90年代的时候所有出版社都不会出版诗集,他们只出版赚钱的书。当时也有很多私人出版社,他们也把出版当成一个比较赚钱的事情,所以不会有人来出版诗集。像诗歌刊物,这些就根本没有人去读,人们也不去读诗也不读文学作品,可能后来读一点畅销小说。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发表诗歌就更困难了。没有地方发表诗歌,也没有地方出版诗集。我应该是九四还是九五年出过一本诗集,后来就没有出版,因为也没有人读,出版社也就不出。
80年代也是一个很压抑的年代,它有复杂的一面。但是那可能反而会给内心带来一种张力。到了90年代后面,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把握。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写作,如果还是沉浸在内心里的80年代那一套,它就跟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关系了。
我们80年代的写作,虽然说它更是一种内心的表达,但实际上和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有关系的,实际上呼应了那个时代的趋势。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很复杂,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不是你身处这个时代之中来观察这个时代,那你根本就是完全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任何的判断,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可能去触动别人。
中国当代诗歌篇9
正如威廉·伯恩(Willard Bohn)所说,“帕洛夫使20世纪诗歌语言为大多数读者理解,这方面她作出突出贡献”。语言哲学作为贯穿帕洛夫学术生涯重要线索便起源于《维特根斯坦的梯子》一书。《维特根斯坦的梯子》与以往作品不同,此书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帕洛夫高度评价维氏语言诗学的同时,突出强调语言的日常性以及陌生化效果产生的距离美,提倡日常语言反对语言霸权。帕洛夫以意象梯子为题是对维氏语言诗学的高度认同。在大卫·克林格(David Clippinger)看来,维氏文学研究的核心便是“审美集中”。而审美之于帕洛夫和维氏是接近思想、形式的方式,或者不同事件并置之后产生的疑惑。琳达·芒克(Linda Munk)则在爱默生和维氏之间找到相关性。他认为此二人皆“鼓励人们接近日常的,卑微的和下层的事物”。
《21世纪现代主义》中帕洛夫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做了重新界定。先锋诗歌作为勇于革新的先驱成为帕洛夫终生诗歌研究课题。帕洛夫重读艾略特经典作品,并以全新视角将关注的焦点从《荒原》转移到《普鲁克的情歌》,将先锋诗学追溯到艾略特的《普鲁克的情歌》,从而向读者展示先锋诗派谱系关系。在《21世纪现代主义》中,帕洛夫声称当代实验诗歌已经被先锋诗人如Charles Berstain, Susan Howe 和Lyn Hejinian代替。现代诗歌的最佳欣赏方式是从外往内看,而非从内往外看。任何时代,诗歌都只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语言。后现代主义诗歌其实是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建,是诗歌自身的重生。
《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是另一部广受欢迎的着作,国内已有聂珍钊主编的中译版。这本书主要讲述诗歌与现代媒体的相互作用。通过大量列举***片,广告语,从而例证大众媒体是一种诗意语言,大众媒体与经典诗歌之间呈互文关系。现代科技改变了人们表达方式,引用、转录和复制日益增多。诗歌采用自发创作方式,关注本文形式而非内容,强调感觉和直觉。具象诗和视觉诗歌以前置诗歌语言物质性引起帕洛夫的注意,最终被引入读者视线并成为广受欢迎的诗歌形式。除了媒体和科技对诗歌形式的影响外,还有数字。帕洛夫指出现代诗歌关注数字的回归。
中国当代诗歌篇10
中国当代打工诗歌正是当代打工诗人内心情志的表现,它反映了当代打工诗人这一特殊群体独有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诉求。第一批打工诗人大都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和农村,随着南下淘金的民工潮,走进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珠三角的工厂。从内陆落后的乡村到沿海发达的城市,从散漫自在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到高度封闭的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从充满田园牧歌气息的乡村文化到繁华而冰冷的都市商业文化,这一系列的境遇变迁与碰撞,在敏感的打工群体中造就了这一时代的打工诗人。“打工”,这一沧桑的词语,它链接着沧桑的“打工诗人”和沧桑的“打工诗歌”,它使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底层身份”与“底层写作”第一次对接。“打工诗人”出生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在现代化的城市生产环境中又处于都市社会的底层。这种双重底层的身份使打工诗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往往处于碰撞和裂变之中。由于社会转型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作为打工者的打工诗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困惑。他们出行难,找工难,做工难,维权难,回家难,感情难,子女难……然而,亲身遭遇的不平与困境并没有使这批有文化有梦想的打工诗人自暴自弃或者以暴制暴;相反,他们将苦难的遭际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在紧张的劳作的间隙,打工诗人通过“打工诗歌”的“书写”活动,舒缓、稀释和转移了打工的痛苦、紧张和愤懑。“打工诗歌”,不仅是一代打工者生存性的证明(柳东妩《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而且,还将这种形而下的生存性转化为形而上的精神性(张未民《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关于打工诗歌的思考》)。正是这种源自内心的不自觉的打工诗歌的“书写”活动,让打工诗人暂时忘却了身受的苦难与不平,进入了一个精神上的寻求与探索。“打工诗歌”由初期“愤青”式的痛感抒发升华到成熟期的“为漂泊的青春作证”(《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打工族》2002年12月下半月)。打工诗人在业余的打工诗歌书写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与出路,他们在“经济淘金”失败困境中意外地走上了“精神淘金”之途。改革开放30年来,在广东这片热土上,一批背井离乡的有文化的打工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的“打工诗歌”创作,到90年代“显山露水”,进入新世纪“树旗组团”,打工诗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打工诗歌越来越红火。2001年夏天,打工诗人自发结合在一起,在广东惠州自费创办了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标志着多年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分散的打工诗人开始团体的呐喊,显示了打工诗人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的“打工者”身份决定了他们与体制之内的职业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即使是所谓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肌质”和功能的不同。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诗人的精神“肌质”,不仅抚慰了打工诗人的痛苦,引领其精神追求,而且,作为真正打工群体的代言人,在建构社会和谐文化功能上,满足和引领了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市场经济语境中,“打工诗歌”破土而出,逐渐显山露水,是与它背后庞大的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分不开的。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切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形象、昂扬的情感,给予与打工诗人同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2007年一部命名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诗集出版不到25天,1000册即销售一空。“打工诗歌”以其满足了庞大的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而获得了存在的依据,同时对打工群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打工诗歌”以其特有的文化建构功能逐渐赢得了主流文学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肯定。2002年1月,《北京文学》辟出两个专版刊发“打工者之歌”。同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报告文学《为千百万打工者立碑》,报道“打工诗歌”作者生存状态和办刊历程。2005年1月,面向打工族的“全国鲲鹏文学奖”设立并评奖。2006年11月上半月,《诗刊》首次以“打工诗选”的名义,推出20位作者的“打工诗歌”。
在20余年的打工诗歌历史演进中,打工诗歌抒情主体经历了由“小我”到“大我”,由个体自发到群体自觉的转变,打工诗歌逐渐成为打工群体的一面精神旗帜。正如一首打工诗表白的: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罗德远《我们是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