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贵族白领篇1
日本历史平清盛家族灭亡原因在距今大约850年前的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盘踞各地的势力都对日益没落的皇室贵族虎视眈眈。在此乱世之中有一位集各种权势于一身的武士——平清盛，但是以平清盛为首的平家一族把持朝***不到30年，并最终在坛浦之战中灭亡了。为什么位高权重的平氏一族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灭亡？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将结合历史事实，从其权势的增长、日益骄奢以及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权势的增长
保元元年（1156）发生了一场大战乱——保元之乱，围绕***治的主动权归属，后白河天皇与其兄崇德天皇互相对立，最终在京都发展成为一场战争。这时，平清盛所带领的平家一族加入了后白河天皇的阵营，由于平家的突出表现，胜负在4小时之内便见分晓，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权之争，凭借武力在瞬间得到了解决。日本国反乱既起之日，便是武士之世到来之时，从此武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武力控制一切的时代到来了。其后的平治之乱中，平家的武力再次解决了***权争斗问题。在战争中胜出的平家成为当时最大的武士集团。经过了这两次战争，平清盛迅速跻身贵族行列，在朝廷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平清盛在贵族社会中崭露头角，并为能够跻身于贵族***治中枢而努力。为此他先后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嫁入位于贵族最高点的藤原家。紧接着又为自己的同族迎娶后白河天皇的亲信作为妻子。就这样利用***治婚姻，平清盛得以左右***事的决策。此外，平清盛对天皇家也进行了经济援助。位于京都市的三十三间堂，就是平清盛赠送给后白河天皇之物。通过这种经济援助手段，平清盛被天皇委以重职并获得了遍布全国的庄园。保元之乱后仅仅过了11年，平清盛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就任贵族最高官职——太***大臣的武士。同时，他的亲族也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官职。武士是服侍贵族的人，武士的职责是守卫、保护贵族。原本是武士的平家一族，在经过两场之后，踏入了贵族社会，转型成为贵族统治阶层。这使得平家有了拓展自己势力的机会，平清盛也抓住这个机会，并在他的扶植下平家日渐贵族化，结果平家因此产生了骄傲蛮横的心理，为之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二、日益骄奢
在保元之乱前，平清盛官阶从四位，但他仅用了11年的时间，就把其他贵族甩到了身后，登上了从一位太***大臣的官职。相当于今天日本首相的位置，可以说是站上了***治界的顶点。这样一来，平清盛既掌握了***权又控制了兵权，在当时短时间内将如此大的权利集于一身的平清盛，必然会变得骄傲自满的。
就任太***大臣的第二年，平清盛出家，辞去了朝廷的官职，但他对于权势的欲望远没有休止。承安元年，平清盛的女儿德子嫁入高仓天皇的后宫，如果女儿生下幼子，即位成为天皇的话，平清盛就可以以外祖父的身份继续掌握***权。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和儿子们的势力也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并逐渐进入了***界的中枢。这段时间，平氏一族中得到上层贵族公卿之位的有6人。平清盛得到了***权和***权之后，开始四处张扬自己的权力。其中之一就是令当时震惊的秘密警察制度。为了支配平民，他采用了如下的做法。他召集300多名称为“秃发”的14～16岁的少年，让他们散布在首都各处进行巡逻。一听到关于平清盛的坏话或者批评平家的言论，他们就会记下谈论者的相貌并默默离开，然后叫同伴一起回来逮捕那个人。首都的人们开始害怕“秃发”的幕后主使者平清盛，不敢再随便说平家的坏话。平家的傲慢之心也愈发高涨起来。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是上流贵族，也毫不留情地施以暴力，渐渐地他们就转变成了平清盛权威与傲慢的象征。治承元年，在东山的鹿谷对平家不满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密谋，他们认定不能饶恕独占高位为所欲为的平清盛。众人统一意见后，决定制作讨伐平家的白色大旗，密谋的参加者中，就有之前提拔过平清盛的后白河法皇。但是因为有人告密，平清盛得知了贵族们在鹿谷的密谋，所以密谋以失败告终。平清盛将密谋的参加者全部定了罪，拷问之后判罚了死刑或者流放。虽然他没有对后白河法皇下手。但处死了他的近臣，减弱了后白河法皇的***治影响力。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制约平清盛了。
三、建立新王朝的野心
治承三年（1179年）11月平清盛率领着数千名骑兵发动了***事，解任了包括关白、太***大臣在内的40多名贵族，由平家一族继任这些职务。此外，没收反对势力贵族的领地，并将领地交给平家一族管理。***事前，平家的支配领地有17国，后达到了32国。终于，平清盛对最高掌权者后白河法皇也动了手，他软禁了后白河法皇，切断了其***治根基。第二年，德子生下皇子，平清盛将其立为安德天皇并使其即位，建立了平家支配下的新王朝。然后为把王朝更替的消息昭告天下，随即平清盛把王朝迁往福原，也就是今天的神户。但是新天皇的即位和迁都，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天皇家的意志来进行，平清盛触犯了这个禁忌。的半年之后，法皇之子以仁王向各地了讨伐平家的“令旨”，在“令旨”中平清盛被指为夺取王位之辈，并将其在后的恶行一一列举。平清盛依靠武力建立了新王朝，但其在此前后的表现，引来了不少反对平家的势力，将平家引上了灭亡的道路。的第二年，各地的源氏为了讨伐平家而起兵，遍布全国的战乱开始了。平家陷入苦战的战报接连传来，平清盛在为平家的战事殚精竭虑中离世，享年64岁。4年后的元历二年，平家在坛浦之战中灭亡。幼小的安德天皇也投水自尽了。源赖朝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在平治之乱中，曾经救过他的性命的正是平清盛。源赖朝此后在镰仓建立了幕府，开创了真正的武家***权。他把平清盛的失败作为反面教材，从中吸取教训，建立了属于武士的***权。
四、结语
平家的终结之地关门海峡，现在是每天都有800余艘轮船往来的海上要塞，为了守护航海安全，面朝大海有一座非常醒目的朱红色神社——祭祀安德天皇的赤间神宫。在神社的两侧，坛浦之战中死去的平家一族的墓碑如同守护安德天皇一般树立着，平清盛终其一生守护的家族，最终在此得到了永恒的团聚。
参考文献：
[1]佚名，王新禧.平家物语[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日下力.《平家物语》的历史意蕴[J].日本研究，2005，（2）
贵族白领篇2
14世纪的南欧是蕾丝的天下
蕾丝，一种古老的手工艺制品，其确切的发源时间和地点如今已无从考证。曾有考古学家发现了一颗形似缠线管的古罗马圆柱形小骨，于是蕾丝起源于古罗马的呼声鼎沸一时。但新证据赫然揭示：蕾丝发源于14世纪佛兰德斯（现在比利时和法国交界处）的贵族女眷中间。几乎所有比利时的蕾丝手工作坊至今都坚称自己是蕾丝工艺诞生的摇篮。
真正的蕾丝制作，始于15世纪初的意大利――中世纪的贵妇们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玩味起这种“感官艺术面料”。之后，她们又把这项技艺辗转传给了修道院的修女――蕾丝既不妨碍嬷嬷们寄托信仰，又可以为她们赚取一定收入。于是，这一皆大欢喜的“拇指运动”很快扎根于每一座意大利修道院中。
充满童话色彩的“蕾丝岛”便诞生在那个年代。“蕾丝岛”原名“布拉诺岛”，是威尼斯东北部外海的一座小岛。在意大利蕾丝产业鼎盛时期，“蕾丝岛”上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为蕾丝痴狂，纷纷加入以编织蕾丝为主的“沙龙俱乐部”，借以消磨她们漫长的深闺时光。这座小小的岛屿上至今保存着世界上最顶尖最精致的蕾丝技艺。
关于“蕾丝岛”，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岛上的渔民们常年出海捕鱼，思念丈夫的妻子们闲来围坐一起，仿照渔网的样子用棉线进行编织，再缀饰在衣服的边缘上，以此表示自己与丈夫的心灵时刻相伴。一针一线牵着思念，粗糙的渔网竟演变成了美丽的蕾丝花边。
第一个明确提出在比利时兴办蕾丝学校和蕾丝修道院的人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1337-1381），他在位期间正值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蕾丝从此被牢牢绑定在了时尚领域。确切地说，使用蕾丝是为了取代刺绣――作为女性服装的点缀物和边角料，蕾丝可以轻轻松松地从一件衣装上替换到另一件衣装上。蕾丝可以让女性轻松变换裙装风格，这也是欧洲贵妇为之痴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直到中世纪末期，蕾丝还鲜为人知。那时下层阶级女性的服装常以白色肥大长衣和连袖外套为主，朴素简单，珠宝首饰则捐给基督教会。而蕾丝的出现打破了服饰单调的局面。随着精致繁复的网状结构和立体花形愈演愈烈，棉质面料充满时尚感和创意感，让南欧贵妇们迷恋于蕾丝的灵动魅力之中。
法国宫廷的灵魂所在
由于制作繁复、价格高昂、费时费力，蕾丝很快从意大利民间流传到整个欧洲上流社会，成为贵族们的专属。在洛可可风（在巴洛克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表现在室内装饰上）盛行的18世纪，大片蕾丝已经成为宫廷女装中必不可少的装饰。而在法国沙龙女王――蓬皮杜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在她富丽的寝宫里到处都是极其安逸、舒适的风雅艺术品）的手中，蕾丝清透飘逸、纯净柔美的特质被发挥到了极致。她身体力行地发扬着这一时尚，让宫廷贵妇们深陷蕾丝风暴不能自拔。在洛可可时代，蕾丝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衣服上使用的蕾丝越多，表示着装者越高贵。有趣的是，蕾丝的使用是不分男女的，男性贵族普遍在袖口、领襟、袜沿处使用蕾丝。
英国女王引领蕾丝张力范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是蕾丝控，她十分偏爱西班牙风格的轮状褶皱蕾丝领，还喜欢把蕾丝翻领穿得很高。为了保持蕾丝领的高度，花边针织、刺绣和梭结花边等工艺在当时广泛流行。
这种夸张的领式被叫作“拉夫领”，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标志物之一。“拉夫领”硬朗、繁琐，立体感十足，特别吻合巴洛克风格。它曾无数次地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领口上。那时最大的“拉夫领”的宽度达22.86厘米，尽显贵族气息。不过，这种领式直接影响着装者头颈部的运动，可谓得失参半。据说，“拉夫领”让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在吃饭时不得不使用特制的长柄勺。
关于“拉夫领”的制作，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当时，制作一个长1米、宽22.86厘米的“拉夫领”，需要40米布料（宽约90厘米），再加上3240个工时。换句话说，制作这样一个“拉夫领”，需要一个蕾丝女工每天编织10小时，编上足足一年才能完成。实际上，当时的贵妇们常常自己也编蕾丝玩，是否会编织蕾丝甚至成为当时检验贵妇美德的标准之一。
据史载，由于偏爱蕾丝，伊丽莎白一世还解除了一些有关限制奢侈的法律条文，让蕾丝一族能顺利获取高档进口蕾丝制品。这也让女王本人看起来就像是偷窃了苏格兰玛丽女王（法国王后，后被伊利莎白一世以谋反罪处决）的私人物品，而这些物品正是被玛丽女王从苏格兰发送到英格兰监狱的法国顶级蕾丝。
蕾丝工艺
有两种重要的蕾丝工艺。一是针绣蕾丝，又名文艺复兴蕾丝或布鲁塞尔蕾丝（因为它主要是在布鲁塞尔出售），出产自阿尔斯特地区，至今仍有生产。二是梭心蕾丝，出产自布吕赫（比利时西部小城），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蕾丝，至今仍不以商业为目的进行生产。
布吕赫是全球手工蕾丝产量最大的城市。尽管工业时代机器的出现曾让蕾丝成为廉价和恶俗时装的符号，但在布吕赫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手工蕾丝小作坊。普通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手工制作的蕾丝了，但在布吕赫还有可能有幸一观。哪怕巴掌大的一张蕾丝小桌垫，也要足足两周才能完成。每一款都限量生产甚至独一无二。如今，这种价格昂贵、数量稀少的蕾丝，大多只用在高级时装或皇室用品上。如果你想去布吕赫旅游，千万不要指望能在当地找到那种能雇佣上千名蕾丝女工的工厂，因为它们早已被淹没在时光的流变中。
贵族白领篇3
近些时，中国突然流行“丝”。何为“丝”？与《水浒》里的“鸟人”有无渊源？有无有辱斯文？还没等到彻底弄清楚，“土豪”一词横空出世，连苹果手机的外壳颜色，也被冠以“土豪金”。一时间，土豪一词风行，或嘲人，或自嘲。
据说，“丝”就是矮锉穷，如工厂的打工者、公司小白领。他们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在地位上处于边缘。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富帅”。“丝”对于“高富帅”，多处于仰视位置。现在，“丝”们突’然发现，如果把对方定义为“土豪”，自己立马获得了一种优越感。“土豪”，有钱但却土气，你有钱又如何？于是，心里平衡多了。
被标识为“土豪”的中国新富阶层，心中不服。他们在努力将自己打扮为贵族。回到中国，看到最多广告词就是“贵族”：贵族楼盘，贵族学校。望文生义，“贵族”不就是贵吗？于是，三等土豪购物，不挑最好，只挑最贵。二等“土豪”多了点品味，打高尔夫，喝法国红酒（但却是中国式一口闷的牛饮喝法）；一等“土豪”多了点风雅，到哈佛听课，到好莱坞客串。
贵族也许要有富贵，还要有特权，但更重要的是高贵，荣誉，还有牺牲，奉献。他们不仅是财富的，更是精神的承载者。与欧洲不同，中国早就无世袭的贵族，文化与精神承载群体是士大夫，扩充一点，就是乡绅。但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其实当时打的不是土豪，而是乡绅。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成为“土豪”，也只能成为“土豪”，穿上带有商标的西装也成不了贵族。而大部分人比过去有钱多了，但还属于“丝”族群。于是，中国社会从一个阶层，变成两个阶层：“丝”与“土豪”共存的社会。
在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精英阶层，塑造民族的气质，引领社会前行。在欧洲，扮演这个角色的过去是贵族。法国大***后，第三等级取而代之。第三等级中，有“土豪”（富商），也有“丝”。第三等级也许没有贵族的优雅、高贵，但法国大***给了他们平等、进取的精神。
在美国，一开始就没有贵族，也是“丝”横行。但这些“丝”，还是带来了清教徒的理念，与公民精神融合，转型成为社会的中坚，如今由中产阶级承担起精英旗帜。最典型的是牛仔。在美国，西部牛仔本是一群“丝”，也许个体高大，却口袋没钱。牛仔们的生活并非如西部电影那么浪漫，但坚毅、吃苦，还有诚实、乐观，与清教徒的精神相融合，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这也是“属丝”逆袭成功的典型。
贵族白领篇4
关键词：黔西地区；彝族；习俗；影响
中国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1-0172-06
在多民族杂居区，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民族人口多、发展程度高，对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框架下，居住集中、势力又较强的民族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其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都会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的黔西地区民族成分较为复杂，自贵阳而西，以彝族为主，尤以黑彝为悍，其次为宋家、蔡家、仲家、龙家等。据清代文献记载，大定府有黑、白彝族、仲家、花苗、蔡家、侬家(即龙家)、仡佬、六额子、羿子九种。清初新设的大定府包括明朝水西宣慰司和乌撒***民府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明代至清初改流前的黔西地区，彝族人口较多，彝族贵族势力强大，加上明朝廷“踵元故事”，继续推行土司制度，任用当地彝族上层首领为土司，代表朝廷对黔西地区的各民族进行统治，彝族土官也就成了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拥有控制和管辖其统治区内各族人民的特权，因此作为主体民族的彝族在婚姻、经济、宗教等习俗方面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婚姻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一)抢亲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古代彝族的抢亲习俗是建立在家支制度之上的一种婚俗形式，只是不同的地区在抢亲方式上略有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彝族社会中，不同的家支都有各自的领地、属民，各家支之间在实行家支外婚的过程中相互结成亲家，但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建立的姻亲集团很不稳定，经常反目成仇，亲家又成了冤家，彼此进行械斗和争夺，这就是彝谚所说“亲家即冤家”，因而在彝族的婚俗中也打上了亲家即冤家的烙印。其表现形式为：两个同等级的青年男女虽然已经相爱，但在婚礼上，男方为了炫耀本家支力量的强大，要将女方抢过来才算是硬汉，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本色。而女方家支也不甘示弱，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不让男方轻易得逞，以抬高自己女儿的地位和身价。于是在婚礼上就演绎出了奇特的抢亲闹剧，有泼冷水、抹锅烟灰、用短棒击打等形式，此时的迎亲者都要勇往直前，表现出毫不退缩之意。这种婚姻习俗对男女双方及其家支都各得其所，使男女双方不仅成就了一桩婚姻，而且男方家支过足了英雄瘾，女方家支也在抬高自己女儿的地位和身份中得到满足，并含蓄地告诫对方，女儿是父母的心肝，到婆家后是不能随便被欺负的，从而使女儿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能有一定的地位和特权。二是同一等级内可以通婚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不受父母的反对，但由于经济条件、社会状况等原因而被女方家长拒绝，以致不能通过正常的婚姻缔结程序来完婚。在这种情况下，论及婚嫁时，男方往往请求家支成员及姻亲相助，通过武力手段赴女家抢走女友以造成夫妻事实，抢婚者通常是明目张胆地到心仪的女孩家中或途中强行将其带走，任凭女孩叫骂，抢婚者却无不以此为荣，然后再经过家支进行调解，择吉日迎娶，达到完婚的目的。也有某男得知某女业已许人，但因其漂亮而想占为己有，于是率亲友和姻亲成员在女家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强行抢走。三是男女双方都觉得婚姻缔结程序过于复杂，花钱又多，于是经过协商后，采取抢亲的方式进行。四是男方或女方是已婚，但配偶死亡，在续弦时往往通过抢亲的形式来驱凶化吉。
由于彝族习惯法赋予了抢亲行为的合法性，所以这种现象在古代黔西地区彝族社会中较为普遍。明清史籍中也不乏相关记载，(民国) (溃州通志・土民志二》引《安顺府志》载“倮罗，郎岱之怯里、平租诸寨，永宁之沙营司、偏坡寨、吴家庄皆有之。……娶则当门以为笑，谓之打亲”；同卷引遵义府怀仁县《访册》时说“倮罗婚娶，迎亲时以柴棒击媒，谓主夫妇和睦”。土民志二《清稗类钞》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其又一法，则至婚期，妇家招宗族亲友行话别之式。其时，令侍郎悲歌一曲，女欧欷呜咽。若不胜悲，强放声歌而和之，其歌意略言孝道有亏及生别离也。句之短长，各随其意。既而新郎之兄弟亲族等来迎新妇归家，亲族侍婢等悉持棍棒以拒之。男家亲族乃撒面粉、木灰，藉以表亲迎者敢于前进之意。新郎人，负新妇于肩，使乘马疾驰至家。”
黔西彝族盛行的这种抢亲习俗对与其杂居的其他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蔡两家本系中原汉族遗裔，相传在春秋时期就进入贵州。但据研究，宋家并非春秋时期就进入贵州，而是北宋开宝初年(968年)宋景阳因平定贵州少数民族民族叛乱后留镇其地，并设大万总管府(今开阳县境)管理当地各民族，从此便世有其爵，世领其地，因此这个民族共同体是既有汉族血统和文化特征，同时又融合了当地各民族而称之为宋家。随着宋家势力的不断扩展，至明朝时期，其控制范围南至今贵阳市，东南至今龙里、贵定县，西南至今安顺与云南滇东彝族地区相连，向西越过鸭池河和三岔河，进入水西安氏直辖领地，与彝族杂居；蔡家进入贵州的时间更早，在宋景阳人贵州时，就有苏、赵、周、高、蔺、蔡、南容七姓“举族附焉”。此后，蔡家便是宋家统治下的一部分，其居住范围与宋家大致相当，但以底寨和养龙坑两长官司为主要聚居点，底寨长官司驻今息烽西南之底寨，养龙坑长官司驻今息烽北部之养龙司。自贵阳以西，则同宋家一样，延至水西宣慰司和乌撒***民府辖境与彝族杂居。
由于宋家和蔡家是移民贵州定居的汉族集团，他们进入贵州后，仍沿袭着中原汉族传统的儒学遗风和伦理道德。据(弘治) 馈州***经新志》卷三《人物》记载，宋昂(宋景阳之后裔) “好学公文，服勤持俭，爱民礼士，惟日不足”；宋昱“性颖悟好学，善属文，诗格清丽，有魏晋风致，被服朴素，操行雅饬”。由此可见宋家的汉文化素养很高，与同时期的汉族封建官吏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婚姻方面，在贵阳一带的青年男女也严格奉行“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原则，无恋爱自由可言，而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沿袭中原汉族的文化特色。尽管宋家和蔡家都是汉族移民集团进入贵州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后裔，但居主导地位的是宋、蔡家两家的中原移民后裔，其生活习俗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且两家又世代联姻。因而从常理上讲，他们在婚姻习俗上也应该遵循汉文化习俗。然而明清史籍记载，大定府宋家、蔡家在婚姻习俗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以文墨著称的宋、蔡两家却引入了彝族的抢亲习俗，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如嘉靖年间田汝成撰《炎徼纪闻》卷四记载： “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往往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为夷，二氏风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汉语，或识文字，勤于耕织。男子帽而长衫，妇人笄而短袒。将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则率亲戚口楚迎者，谓之夺亲。既归，旦则进盥于姑舅，夕则锾狼朐。三日而罢。”道光《永宁州志》卷十 说：“蔡家，即蔡国人。……男子善擀毡，遂以毡为衣服，妇人短衣长裙，婚用媒妁，聘以牛酒财礼，与龙家同。女子将嫁，男家遣人迎之，至则女家率亲戚中之女子十余人当门，捶以为欢笑，入门乃止，与倮罗同，名曰打亲，谓之不打不亲也。翁媳不通言。”土民志六(道光)《安平县志》记载蔡家“与宋家及大定之彝族同，名曰打亲，谓不打不亲也，旦则进盥于姑，翁媳不通言语”。同时，居住在大定府彝族辖区境内的宋、蔡两家青年男女恋爱还非常自由，他们在仲春或秋月夜里通过歌舞表达爱意，选择自己的意中人。然而宋家和蔡家既不存在彝族那样的家支制度，也没有彝族社会严格的等级婚姻，从常理上讲不可思议。其实，只要弄清这一时期的史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明代以前，进入贵州的汉族较少，特别是两宋国家***的情况下，云贵地区与中原联系较少，本来人口就有限的宋、蔡两家尽管他们在汉文化特征等方面比当地民族先进，但只能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贵阳一带继续保持，而在黔西地区由于与彝族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因而在生活习俗上逐渐受到当地主体民族彝族的长期影响而趋于同化。而且，同一民族因居住地方不同，其风俗习惯往往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同是宋家，居住在贵阳东南部龙里卫的那部分有“俗亦丑陋，间有合于汉礼者”之说，表明在龙里地区的宋家，由于与仲家、龙家等主体民族杂处，因当地经济文化较为滞后，夷化程度较深，只偶尔留有中州遗风；蔡家也一样，居住在底寨的蔡家因与宋家杂居，其生活习俗与宋家同，而居住在养龙坑者则与苗族的婚俗相似，即吹木叶求偶，与底寨蔡家又有明显的不同，这正说明了在某一区域内的主体民族总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周围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
此外，遵义府的仡佬族也存在类似的习俗，仁怀县仡佬条《访册》记载：“仡佬，婚娶亲迎时。无论冬夏，必以冷水淋媒人，后日夫妇方和睦。新妇至，以小木瓢一柄曰马匙，置于大门下，令新妇践之，谓能祓除不祥。”仡佬族是从汉晋时期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明清时期仍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随着内部经济文化不同程度的发展，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加上在各地与不同的民族杂处，因而各地的生活习俗也不尽相同。居住在仁怀县境内的仡佬族因与彝族杂居而受其影响，以致在婚娶时以水淋迎亲媒人。
明代的黔西地区，水西安氏势力强大时能控制整个贵州西部，宋家、蔡家位于鸭池河以东，但有很大部分越过鸭池河和三岔河与彝族杂居，得靠水西安氏的庇护生存，而水西安氏也须借助文化水平较高的宋家出谋划策，以期有效地控制黔西地区，因而双方关系极为密切。相比之下，水西安氏利用中央王朝给予的特权和作为土著的优势，对宋家、蔡家施加的影响更大一些。随着明朝中后期对彝区改流的进行，至清初，水西宣慰司虽被废除，但仍有部分土目存在，其特权受到严格限制，对周围民族的控制和影响也就逐渐减弱，改流后宋家、蔡家在生活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汉族没有什么区别了，即“尽变为华，不复可识别矣”。因而(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六》引《瓶水斋集自注》说： “宋家在贵阳，颇通汉语文字。夺亲之举，俗诚可笑。”但接着又说“然今人嫁女之家，有索开门钱者，竞至攘臂请益者，则其异于苗子者也几希。”这表明清初以后，尽管宋家、蔡家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即“亦尽变而为华，不复可别识矣”，但仍被视为少数民族，黔西地区也由于彝族土目的大量存在，他们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其他各民族，因而他们的婚姻习俗仍得以长期地延续下来。
(二)聘礼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多居山区和半山区，其经济形态因居住环境而有所不同，至元代还多以畜牧业为主，并辅之以农业，因此，牲畜的多寡，便成为财富多少的象征，正如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说“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这种财富表现在婚姻习俗方面就是青年男子在结婚前交付给女方家的聘礼通常是以牛、羊或马的数量来计算，即婚姻以“牛马为聘”或以“牛羊为聘”。女方为了显示自己地位的高贵，或是自身条件优越等因素，往往索取数量较多的聘礼，男方同样也要显示自己的富庶和强大，在行聘礼时大摆排场。但这仅限于上层贵族，而对绝大多数彝族来说，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家支的力量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男方家支所有成员一起行动起来，有羊送羊，有牛送牛，共同承担了这项职责，因此，家支的力量有时会制约着一桩婚姻能否圆满完成，也使彝族极力地维护着家支的利益，防止内部人员外流，实行同等级的氏族外婚和民族内婚。
与彝族居住在一起的其他民族因受其影响也存在这样的习俗，(弘治)《贵州***经新志》卷九记载永宁州《风俗》时说仲家“婚姻以牛马为聘”。仲家是今布依族先民，明清时期仲家主要集中在黔中和黔东南，在黔西的部分则散居在其他民族群体居住地带，尤其是以彝族为主的地区。黔中和黔东南地区的仲家居江畔湿热地区，且与内地移民接触相对较多，受汉族影响而勤于耕织，务农为本。而从清镇、开阳、修文、普安往西，仲家则散居在彝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彝族土司统治，与彝族共处，因而彝族的习俗对仲家的影响较大，即以盛产的羊、马、牛为聘礼。
秦汉以来，就有汉族向今贵州地区移民，到西汉末年，这些移民在融合了当地民族后出现了一些大姓，龙家即是龙姓先民的近亲及其统治下的各民族。明朝中期以前，龙家和仲家“同俗而衣尚白”，但随着明初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其他民族的迁移，使龙家民族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黔中和黔南的那部分龙家，成了仲家中的一部分，而散居在黔西的那部分龙家，却发展成为与仲家不同的另一个民族群体。龙家在黔西绝大部分地区与彝族居住，虽然各民族都实行民族内婚，但在婚姻习俗方面却受到彝族的影响。如毕节县“苗有倮罗、龙家、蔡家、羿子、花苗数种，而倮罗为盛，无土司管辖，以田主为头目，尊曰某官，尊其内曰官娘，婚姻议牛马多寡为财礼。”卷二十六定府境内的蔡家婚礼既定，“仍以牛马为聘”；平远州的仡佬族“婚娶尚财礼，或牛或马，多寡不一，媒妁议定，然后允诺”。
二、丧葬、节日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支系繁多，分布较广，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一样，因而其丧葬习俗及仪礼也不尽相同，反映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和支系特点。但在丧葬上却大多实行火葬，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贵州彝族“人死，以牛马革裹尸而焚之”，(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水西彝族“死则集万计，披甲胄，持***弩，驰马若战斗状。以锦缎、毡衣裹之焚于野，而掷散其骸骨”，到清代，关于彝族的火葬习俗记载更为详尽和完备，《黔南杂记》、《黔南识略》和《贵州通志・土民志》对黔西地区水西、毕节、威宁、平远、黔西、怀仁等地的彝族丧葬也有相似的记载，其中最为详尽的是《贵州通志・土民志二》引《大定府志》记载大定府彝族的丧葬习俗：“将死者，衣蹑草履，屈其膝，以麻绳缚之，乃杀羊取其皮。既死，则以覆尸，覆已，用竹席裹之，用木二，长丈余，横合之，以短木若梯状，别为竹编，以柴为经，竹纬。织之，广二尺许，长若梯，置其尸于上，男则面左，女则面右，不葬而焚，族***咸来则为翁车，亦日瓮 车。……瓮车之次又有一架，鬼师披虎皮坐其上作法念咒，谓之作戛。杀一豕，令人负之，随死者之子哭泣绕车三匝，群媳披袍立其旁而哭泣，朝暮行之，即朝夕莫也。……至焚所，又有跳脚之俗。将焚之前，姻***群至，咸执大火来，至则弃火而聚其余炬于一处，相与携手吹芦笙歌唱达旦，谓之跳脚也。及焚之日，鬼师祝告，椎牛数十头以祭。”
彝族的火葬习俗对其他民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兴义府西部的仲家“男妇不信医，用巫禳之，其巫名日报暮，死则火化，今知用棺矣。婚丧一踵陋习，苟简从事。”这部分仲家与云南东部彝族地区相连，且兴义府境内本身就有彝族居住，因此在生活习俗上与彝族更为接近，如“死则火化”，与黔中和黔东南地区的仲家“葬用棺，以伞覆墓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冢”不相同；“巫名日报暮”可能即彝族中的巫师毕摩，只是同音异写而已，也是明显受到彝族的影响。《大定府志》载龙家“将死，预砌石为基，死后作高架停尸，延鬼师念经咒，亦作戛焚尸，惟焚后又葬之为异于罗鬼耳。”蔡家也是“丧亦跳脚作戛，惟不焚而葬，为异于罗鬼耳。”弘治《贵州***经新志》记载安顺府境内仡佬族“死葬不用棺，积薪焚之”。仲家、龙家、蔡家等民族群体由于在***治上受到彝族土司的统治，在很多方面会受其影响，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习俗。
火把节是彝族等氐羌系统民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几天进行，节日期间，彝族合村穿上节日的盛装，杀猪宰牛祭祖、祭神，乞求全家平安、来年丰收、畜牧兴旺。作为彝族特有的节日，其内容丰富多彩，有斗牛、摔跤、赛马、选美、对歌、射箭等娱乐性活动，正所谓“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这种浓厚的节日气氛和对丰年的期盼感染了蔡家、仲家、苗家等其他民族，并被他们接受，如郎岱厅(驻今六枝县) “苗有蔡家、仲家、花苗、倮罗、革佬五种，……惟六月二十四日必以糯米作饵，杀鸡泡酒，各宴于家，仍其土俗”。
三、着装习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彝族服饰多种多样，多以自己纺织的麻布或棉布制成，男子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短衣大领，袖长齐膝，腰系蓝裙，出行则披毡戴笠，大布缠脚，踵蹑草履。女子分发为二，亦用青布缠之，结髻如盘大，用银作梅花以饰额，耳戴大环垂至项，长衣，大领袖，裙细褶无数，用布30余幅，下垂至足，无T裤，多赤足或布P草履。由于彝族分为不同的等级，有黑贵白贱之分，因而在服饰的色彩上也各不相同，有尚黑与尚白的习俗，对当地其他民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记载“青苗，修文县、镇宁州、黔西州皆有之。衣尚青，妇人以青布一幅着于首，男子顶竹笠，蹑草履，出入必佩刀。性强悍好斗，颇同于彝族”；大定府境内的蔡家“男子青衣，著草履，行则披毡衣。略似罗鬼”；永宁州的仲家男女皆“着青布短衣，科头跣足，好佩弓弩，女人细褶长裙”；大定府一带的龙家“青布束发结髻，衣青衣，妇人衣发为二青布束之；而安顺一带则衣尚白”，即黑龙家为上等人，白龙家为下等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彝族中黑贵白贱的影响；六额子是清朝乾隆年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民族群体，其分布地域主要是在贵州省西部的大定府境内，由于长期受到大定府境内彝族文化特点的影响，也分黑、白两种。
另外，作为彝族装束的制作技艺也影响了其他民族。黔西彝族居住地区盛产羊、马，因而其羊毛制品早在宋代就进入广西，说明其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岭外代答》记载大理国地区与内地在邕州交易的情况，“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马所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其中有一部分披毡应来自水西。至元代，披毡曾作为水西地区的贡品，如“大德元年六月甲寅，罢亦溪不薛岁贡马及毡衣”。发展到明初，其产毡规模大，数量多，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令派兵征讨云南，“霭翠备毡一万领”，披毡还是朝廷向西南彝族征收的赋税之一，洪武十七年规定“乌撒岁输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输八百石，毡衫八百领”。披毡用羊毛擀成，既可防潮、防雨，又可御寒，是彝族人民的重要服饰，对于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彝族来说非常实用和方便，因而披毡是彝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绞徼纪闻》说水西彝族“荷毡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张”；弘治《贵州***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等书记载其“以锦段毡衣裹死者尸焚于野”。
贵族白领篇5
盛装游戏
古人喻马称其 “引重致远，堪托生死”，这种充满灵性的动物从古至今一直充盈着人们的生活，从远古战场到今日赛场，相伴左右，不离不弃。唐代的马球不可不说是东亚马术运动的缘起，从皇室到将士，甚至连仕女都以习练马球为乐，更有甚者因球技精湛博得皇帝欢心而做得将***之位。在西方，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人已经开始了骑马竞赛活动。1174年，首次在伦敦出现了赛马场，王公贵族盛装参赛，由方便的猎装转变而成的利落率性的骑马服装，逐渐成为贵族们骑马的特定装束。后来到了16世纪，奥地利、瑞典、意大利等国先后成立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马术训练学校，带着“王者运动”的烙印，现代马术从此在欧洲开端。此后直到18世纪末，马术才成为了一个***的体育项目。
马术从诞生起就带有着贵族的血统，从服装上也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如今，在1900年即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的马术，在服饰的严谨和高贵上保留了贵族气质。马术运动与欧洲中世纪贵族和骑士活动的血缘联系，使它在漫长的时间沉淀中，越来越凸显出其中的人文气质。现代马术比赛包含障碍赛、三日赛、盛装舞步，每一种比赛要求的服饰都有所不同。 障碍赛的骑士服有点像紧身的休闲西服，是由猎装演化而来，穿起来特别有绅士派头。男士一般内着浅色衬衣、白色领带，女士一般着高领衬衣、无领带。一般深色上衣的骑士服最常见，至于红色的骑士服，有的国家的马术组织规定必须获得过全国性大赛个人冠***的才可以穿着。 三日赛的骑师必须穿防护背心，这种背心在肩部和腰部有搭扣，后腰有一块背板保护腰椎。国外也有规定未满12岁的儿童在骑乘时要穿防护背心。 盛装舞步的骑士服则最有宫廷意味，最讲究也最有仪式感。骑手和马匹都装扮得非常漂亮，马的皮毛被洗刷得像缎子般闪亮，马鬃还梳起别致的小辫子，赛马者则身着黑色阔檐礼帽、燕尾服、白色紧身马裤、高筒马靴。
王室秀场
伴随着舒缓的旋律，骑手驾驭马匹完成各种连贯动作，变换着多彩多姿的舞步，无论动作多么复杂多变，人与马却显得那么气定神闲、风度翩翩，表现了骑乘艺术的最高境界。人着盛装、马走舞步，优雅且充满力量。 昔日的王者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大众运动项目，却仍由服饰的严谨来展现力与美，张力与韵律，协调与奔放，以及绅士淑女的高贵修养。
贵族白领篇6
摘 要：布依族服饰是聪明智慧的布依人在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田土肥沃、诗情画意的真正写照。从布依族内部服饰来看，威宁布依族的服饰可谓丰富多彩，相较于大部分地区的独特，古老得多，颇具研究价值，纵使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却能延续并保存此独特的穿着，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不易是可想而知的。
关键词：布依族;服饰特点;形成原因;文化
一、概况
布依族是贵州的世居民族之一，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民族，布依族人的衣服被褥的布料，都是自种自收、自纺自织、自染自缝的。贵州布依族服饰多用青、蓝、白几种颜色。建国前，男子包头巾，穿对襟短衣或大襟长衫及长裤。老年人多著长衫。近来男子服饰与汉装无异。妇女服饰多种多样，镇宁、关岭、普定、六盘水一带是目前保存布依族最古老服饰的地区，妇女着大襟短衣，领口、盘肩、衣袖和衣脚边沿，皆用织锦和蜡染各色几何***案镶制。下穿百褶长裙，用白底蓝色蜡染花布缝成。只有老年人为了庄重，才用赫红布作裙身，上面再接一段蜡染花布。布依族服饰朴实无华，典雅大方。而威宁县新发乡布依族受周边民族彝族的影响服饰颜色较为艳丽，并且青、白、蓝等冷色调甚少，多用暖色调。
二、新依族的服饰特点
布依族妇女几乎都是纺织和刺绣的能手。一个布依族女孩在母亲的指点下，从种棉（麻）、纺线、织布到染布、缝衣，几乎很快就可成为这方面的能手。至于刺绣，更是布依族妇女擅长的传统工艺。妇女们常把自己精致的刺绣品（包括衣襟、袖口、花边、绣花鞋、帐沿、枕套、围腰、背带等）作为珍贵礼物或美好的象征。而威宁县新发乡的布依族由于受周围彝族的影响，一部分散居区的服饰有彝、汉族服饰的某些特征。所以在服饰等文化方面已有相近，但在变化中仍然保存固有的特色。《旧唐书・西南蛮》载：“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女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布依族的传统服饰是男着衣衫，女穿衣裙，妇女衣，裙均有蜡染、挑衣、刺绣***案装饰。新依族传统服饰有三种格调，东部新发等地以青、蓝、白色为主体色;西部以粉蓝、青白色为主，杂居地区受东、西部其他民族的影响，而不尽相同。
1、男子
男子包头帕，长约五尺至一丈，一般为白色、蓝色、黑色等。对于男子的衣服一般有;布征大襟长衫，排钮对襟短衣，。裤子有：大腰大裤脚，旧时还有花裤脚。脚穿花耳花绑布底鞋，腰系长带或花腰带。从年龄上看，老年人喜穿青、蓝或麻布长衫，青年人多喜穿对襟短衣，外套白布镶花长尾褡褡，过去还穿花布边的宽裤。现代改穿普通裤子，脚着花耳布鞋，腰系挑花腰带。
2、女子
（1）已婚
已婚女子头包白色或黑色长帕，身穿黑色或蓝色叉襟短衣，外套白布无袖短褂，下穿百褶青布裙子，腰系蓝色长腰带，前系白布围腰。花耳布鞋，喜庆场合时除头帕、裙子、围腰外，上着外套花礼服。若是参与赶嘎穿的礼服，则要花衣服外套一件，黄色镶边短褂，裙子下边则有红、黄两色相间的花边，这是区别于其它地区布依族的。
部分布依族妇女还尤其喜欢穿单层的大襟短衣或双层白布褂。单衣制作与汉族的大襟衣相似，为小圆领，右拓布钮。双层衣有内外两层，内层以青、蓝布为料，外层用白布花布制成，领如和尚衣领，从颈后延伸胸前，止于短衣下沿。袖筒略粗于单衣，穿时卷袖于手腕。衣长前到肚脐，后至腰部，与裙口相连。白布褂长与衣相当，胸前正中有三四寸未含接，无纽扣。胸部以下缝一层三寸左右的布条，成口袋状。下着青色、粉蓝色裙子，前系与裙子一样长的白围腰，又系蓝色腰带，于腰后打结，留带尾在裙子后摆上。脚穿细耳绣花草鞋或绣花胶底鞋。
（2）未婚
未婚女子的服饰除头上的“勒条”外，其他与已婚女子普通服饰相同，勒条的色彩构成一般是以红、黄、兰、花、青布做成，长3-3.5尺，宽1.5-2寸。长短依人而定，中段以白布做底，绣成七字花，最里层的一条正前方绣花并镶工艺锡花装饰。上面的几层是绣花布条，每一条的两端各有几条花飘带显尖状。飘带的条数与岁数相等，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岁，两端各增加一条花飘带。西部红岩一带，未婚姑娘包帕子，出嫁后包粉蓝色帕子。
（3）小孩
小孩男女服饰差异不大，由小短襟衣、小裤子、帽子等组成，最具特点的就是花帽，帽顶和幅围帽耳，都是精心挑绣的花朵。帽的前沿镶六个彩吊，后沿部分镶嵌彩色排须。
在布依族的服饰中，背衫也很有特色，特别是一对夫妇在第一胎孩子要出生之前，妇女都要为未出世的孩子精心挑绣背衫的配件，如背衫心、金褡、半褡、背带，其型如八仙桌的摆设或八卦，绣有鸟兽花草，内容丰富，寓意深刻。背衫做成后，宽一尺二寸、长二尺。
三、新依族服饰特点形成原因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而新依族服饰形成此特点那是因为受周边民族的影响，并且威宁是一个以彝，回，苗为主体民族的，而新发是这个大县中唯一的一个布依族乡镇;众所周知传统服饰技艺都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逐渐改变有的甚至消失。特别是青年人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加上自纺自织自染自缝的传统工艺遭遇严重的挑战。并且现在外出打工和读书的中青年人，服装与时俱进，为了赶潮流，变化极大;除了在家劳作的中老年人，除走亲访友，赶集交易要礼节性地穿本民族服装外，平时皆着便装，昔日辉煌的布依服饰于今有濒临消失的危险。它的服饰变化无可厚非。
布依族服饰所遗留的原始审美意象是与本民族先民主客不分、物我融合、个体消融于群体的原逻辑的物象思维一脉相承的，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艺术一方面是直接由于人类在生理上需要一种情感上的经验：即声、色、形并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有一种重要的完整化的功能。……审美的动机在不同的文化水准上，都会使知识统一化和完整化。”布依族服饰这种导源于先民原逻辑物象思维的原始审美，就具备统一化、完整化的整合功能，它使主服饰文化客、物我、个体和群体相融洽，把巫术、***腾、宗教、生活习俗、神话传说、地域特征等全都在服饰审美意象中整合为一，积淀成为干百年来布依族极为稳定的、统一的“集体无意识”。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开化，生活环境的改变，面对生活的审美需求，再加上周边的环境特征，布依族的服饰就会随着其变化;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
也就是说，新依族的服饰的形成特点主要是由于周边的居住环境，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他们相互学习和借鉴好的文化，在服饰上看到别的民族的花样、款式、颜色等，感觉很好就会相互借鉴并将其赋予在自己的民族服饰上。
四、新依族服饰特点的人类学分析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发展变化的，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不断变化。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永久因素，文化的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相对的。
1、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变化。美国历史学派博厄斯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的影响。而新依族的服饰文化正是在内部不断要求发展变化，外部的各方面的影响而造成的服饰特点;首先，根据新发的地理环境来说相对闭塞，经济水平低下，布依族服饰文化有一种原始、朴拙、粗犷而神秘的原始审美意象;服饰系统适应的是布依族依山傍水、气候温热湿润、物产丰富多样等因素所带来的生活、劳作习俗，同时云山雾水、绚丽幽邃的地理环境和本民族悠久人文生活内容也及季候风服饰陶冶出布依族淡雅洁净的生活情调。在新依族她们发现周围的民族的花样、颜色很有借鉴性，在自己的服饰中没有这样的款式和颜色，觉得放在自己的服饰中也很好，所以在内部不断的要求下，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就形成现在的服饰文化了。其次，与当地的***治制度相关，当地是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相关的***策大多针对主体民族彝族等，所以在此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就可能会效仿他们的相关的文化，在以前新依族的衣服颜色是没有如此艳丽的，而且是属于端庄、素雅，以白、青、蓝、黑为主的;随着周边民族的影响进而来补充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在文化变迁中文化的传播也是主要的特点，文化传播指的是“强势文化朝着弱势文化的方向流动，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最后，当自己的民族内部发生了文化的变化，接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了文化变迁，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依族的服饰文化的变迁缘由。文化的变迁，既可以是主文化也可以是次文化。
2、涵化
赫斯科维茨在《涵化――文化接触的研究》（1938）一书中，重申了他和R.林顿在《涵化研究备忘录》（1936）中对涵化所下的定义：“由个别分子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这一定义也就是说，涵化指不同民族接触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涵化研究是研究不同民族的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及其结果的。《贵州***经新志》卷一风俗记载：“仲家（布依族古称）皆楼居，好衣青衣。男子戴汉人冠帽，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肩，细榴青裙多二十余幅，腹下系五彩挑绣方幅如缓，仍以青衣袭之。”这描述已粗略向我们展示了布依服饰的整体概貌，如细加描绘的话，传统布依族妇女服饰如下：头缠蓝、青包布，包头饰均有各类花纹***案的耍须（缨）;身着青、蓝色的圆领大襟短衣，身大袖宽，沿右枉无领衣襟镶绣一道两寸左右宽花边，上衣的下角边部还镶绣各式彩色滚边。内衣袖口较外衣长而小，外衣袖口大而短，内衣袖口绣织精美的花纹、***案，外露的花色层次重叠和谐、醒目，与外衣的短袖协调相配。腰系半截绣花围腰，上有绣着各色花纹***案和耍须的飘带。下身或为裤子，多深青、蓝色，裤脚较宽大，滚有栏杆（花边）;季候风服饰或为百榴长裙，料多用白底蓝色的蜡染花布。脚穿青布绣花鞋。正如至今，新依族的服饰已有了其他民族的一些特点，更多的是接触了周围彝族的影响，百褶裙的样式与彝族有些类似，比如颜色的选择上，这里的布依族就增加了一些较为耀眼的黄色、中国红等，而彝族的服饰就有黄、红等看着大气的颜色，原本布依族的服饰颜色就较深沉、灰暗、端庄、没有那些太刺人眼球的颜色，正因为与彝族的不断接触，人的审美观的改变及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不断的在发展中传播从而造就今天新依族的服饰文化。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由于新文化的进入，文化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
五、新依族服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服饰文化中，布依族服饰文化是一块资源富绕的领地。无论在形制、纹样、工艺、色泽、配饰、发型等诸方面，具有汉族服饰所没有的鲜明民族特色，而新依族的服饰也在其中，它也有它的内涵，也是一份难得的宝藏，“衣食住行”着衣为首，是理所当然的。服饰文化不仅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具有时代的特征，服饰既是社会***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结果，又推动着社会***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开发意义，也包含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从布依族内部服饰来看，威宁布依族的服饰可谓丰富多彩，相较于大部分地区的独特，古老的多，颇具研究价值，纵使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却能在不断变化、创新中保持此独特的穿着，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不易就可想而知了。服饰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蕴，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心态都于长期发展变化过程中积淀、固化于各自的服饰之中。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用他们的智慧所创造的、传承的、产生了久远影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和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意识、行为举止。美是使人愉悦的造型，有自然存在和人类创造两种形态。其价值取向在当代有着现实意义。当然，民族文化发展必然跟随历史和时代的演进，需要吸纳时代和其他民族文化及其审美观，新依族服饰文化也如此。但是，出现与布依族文化审美渐行渐远的服饰特色，应该引起重视。同时也表达布依族人民的精神、观念、心理、情感、意志、审美等深含的内容，布依族人正是通过其服饰给人质朴自然之美。怎样才能保护和发展新依族服饰文化，与时俱进地推进布依族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威宁布依族百年实录》、主编 苏文清 副主编 安天荣 苏介华 罗光华[J]《布依族百年实录》编委会，2009
[2]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布依族篇》作者 禄智义 马永兰 王庆华[M]《威宁自治县民族志》编篡委员会，1991
[3] 《布依族史》作者 黄义仁[M]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4]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作者 黄淑娉 龚佩华[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 《毕节地区布依族》作者 罗剑[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9
贵族白领篇7
第一章
又一个大金
在我国的北方，“白山黑水”之间生活着一群人：女真人。这个民族挺有名气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宋朝时候的金国，就是这帮女真人建立的。原先女真人根本没有建立过什么国家，顶多也就是个大部落吧，是被辽国统治的。但辽国很不厚道，只是优待自己民族的人，非常排外。女真人在辽国的统治下生活得很不好，因为辽皇帝压根儿就不把女真人当做一回事儿，叫女真人年年给辽国交贡品，还必须缴纳数量超多的杂税。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完颜阿骨打的女真汉子不能忍了，带领寥寥两万个女真人士兵和辽国的十多万个士兵打起来了。女真人心底儿就憎恨辽国人，打起仗来特别卖力，很快就打败了辽国的***队，抢来***需，一鼓作气攻下了辽国的都城。辽国那个昏庸腐败的天祚帝，就是亡国的耶律延禧一听到这消息，哪顾得上抵抗啊，马上带着老婆孩子，叫上王公贵族，卷着铺盖连夜跑了。完颜阿骨打总算给女真长长出了一口气，女真人站起来了！完颜阿骨打又想，得给自己的民族建立一个国家，不能老是让女真人过部落游牧生活呀。叫什么呢？大金吧！从此，金国建立了，女真也开始出名了、强盛了。
前面这些话都只是引子而已。现在呢，我们要说说完颜阿骨打，不不，是女真人的好子孙努尔哈赤了。说实话，努尔哈赤的奋斗过程都可以当做励志典型给少年们看了。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最终把女真精神发扬光大，把中华民族再次兴盛起来。
努尔哈赤出生在嘉靖三十八年。这嘉靖皇帝啊，也真是不争气，不管***事，光管宗教，努力炼丹，努力成仙，把中国道教发扬光大了。结局也倒悲惨，只活到六十来岁，据说死时体内已经重金属含量超标，是吃仙丹吃的。不过他也警示了我们：不要迷信仙丹***那一类玩意儿，很多仙丹里面都加了水银、铂、液态金属这种金属，反正也吃不死炼丹的道士，他们只要能糊弄过吃仙丹的人就大功告成。嘉靖统治时期，***治腐败，这也为努尔哈赤将来起兵创造了良好条件。甚至有史学家说，明朝不是真正亡在崇祯皇帝手中，而是亡在这个嘉靖皇帝手里。
这努尔哈赤，如果仔细算算，也能算是官宦贵族出身了。他爸叫塔克世，是原元朝左卫都指挥使。他家里的六世祖宗叫猛哥帖木尔，是元朝的万户侯贵族。这么说来，努尔哈赤也有个贵族的祖先了，算是家境显赫了。
女真人在原始社会氏族时期，就出现了一种制度，叫“牛录”（汉语“箭”的意思）。这“牛录”是干啥的呢？原来，古女真人在打猎或小规模战争时，把10名士兵编制在一起，按规定每人出一支有象征性的箭，这10名士兵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平时不打猎也不打仗，牛录里的士兵就回家去，根本得不到系统的训练，也无法统一武器和有效抗击敌人。牛录是原始女真人部落涣散、***纪不严、兵力脆弱的象征，甚至后来能够导致女真人的***。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牛录制度不但没有消失换以汉族兵制，反而日渐壮大，很多女真贵族都把牛录制度用在了自己的***队中，不系统地训练兵将，也不把十人小组结合成大部队。但努尔哈赤把牛录制利用得很好。他把“诛申”（就是自由民的意思）编到牛录里面并扩大牛录，规定300人为1牛录。5个牛录是1个“甲剌”，5个甲剌是1个“固山”，就是“旗”。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开始建立清朝的专有部队：八旗***。八旗***的八旗是这八旗：正白旗、镶白旗、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努尔哈赤是这八旗的统领，并亲自统领正黄旗和镶黄旗。其他六面旗呢，还是让自己的子弟亲属统领比较放心一点儿。反正也是自家人，不大可能不听话，再说八旗都听自己的，真应该给同甘共苦的那些子弟们***队作为奖赏。
努尔哈赤的***队就这样建立了。努尔哈赤现在的目标并不是攻占万历皇帝统治的明朝，现在的女真***队也没那个能耐，建立自己的国家才是当务之急的事儿。反正努尔哈赤占领各个地区后也都把民心、资源这些基础给弄好了，现在只剩下起一个国号了。叫什么？“女真国”？不不，那样会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净是些女人。女真人的祖先建立了金国，那么这个国家何不叫“后金”呢？沿用祖先的国号，并发扬祖先的精神，这个国号合适！努尔哈赤就这么建立了后金。
贵族白领篇8
《云南地方沿革史》载：至洪武十四年（1831年），明王朝已建立14年之久，内地汉族地区乃至邻近云南的四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都已基本安定下来。于是，朱元璋乃派遣***队向盘踞云南的梁王进攻。朱元璋对率兵前往云南的将领傅友德、蓝玉、沐英作出指示，要他们在进攻云南时兵分两路：一路自永宁（今四川叙永）向乌撒（今贵州威宁），吸引住滇东北与黔西地带的彝族土司兵，防止他们在主力部队进入云南后截断交通；主力部队自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而入，至普定（今贵州安顺市）之后，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曲靖是云南的咽喉要地，梁王的***队必然集中到这里进行争夺，可在曲靖出奇制胜。攻下曲靖之后，分一部分***队北上乌撒（威宁），应援自永宁（叙永）南下的一路；主力直捣昆明。在攻下昆明之后，分兵趋滇西的大理和滇南的临安（今建水）。靠内地区既平定，则边疆的部落，“可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也”。
傅友德等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向云南进兵，由郭英、陈恒率偏师5万由永宁（叙永）南下趋乌撒，把乌撒、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的土司兵吸引住；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主力***自辰（沅陵）、沅（芷江）经贵州（今贵阳市）而达普定（今贵州安顺市），占领要地之后，便沿今安顺晴隆、盘县、沾益（今宣威县城东郊）一线公路而指向曲靖。在曲靖北郊的白石江战役中，出奇制胜打垮了梁王派达里麻率领前来抵御的10万蒙古兵。傅友德即率领部分***队由曲靖循孤格山北上应援永宁南下之师；沐英、蓝玉率主力直指昆明。
沐英等率领的主力***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自湖南辰、沅而入，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即占领昆明。之后，又从昆明分兵两路：一下临安；一向大理。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明***便把澜沧江中游以东个、红河以北的云南靠内的彝族、白族地区全部平定，并越过澜沧江而于1832年三月占据了保山和腾越。于是，以傣族为主的边疆各民族地区，便如朱元璋所说，“可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也”。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前后，怒江以西的潞江、南甸（今梁河县与腾冲县交界处的芒东西北，亦称大地）、干崖（今盈江县旧城）、麓川（今瑞丽）、木邦（今缅甸北掸邦之新维）、孟养（今缅甸克钦邦孟拱西南之莫宁），澜沧江下游的车里（今西双版纳景洪州）等土司，都纷纷投向明朝，并在元朝的基础上改设了府、州。
水西，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易溪部，原名 “亦奚不薛”。《元史?地理志》载：原易溪部（在今黔西、大方、织金、纳雍一带）即水西，曾改设亦奚不薛宣慰司，亦属云南行省。《元史本纪》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七月，立亦奚不薛宣慰司。”“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以亦奚不薛隶云南省。”后废宣慰司而以其地属湖广省八番顺元宣慰司（驻今贵阳市）。
《明史?地理志》载：“水西宣慰司：元为顺元路***民宣抚司，属八番顺元宣慰司。洪武四年（1371年）废八番顺元宣慰司，宣抚司更名贵州宣抚司，直属湖广行省，五年（1372年）改属四川行省，六年（1373年）升为贵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属贵州布***司；崇祯三年（1630年）更名水西宣慰司，自贵阳府城徙治水西城。明代，以鸭池河为界，将鸭池河以西彝族同胞居住的广大地区称之为水西，将鸭池河以东各族同胞居住的广大地区称之为水东。水西的***治、经济、文化中心水西城驻大定府（今贵州大方县城）。其土司主要有霭翠家族及安氏家族等部落。
《大方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载：“水西”之名，始于“亦奚不薛”（蒙语）；是以鸭池河水为界，水之东称“水外”及“水东”，水之西为“水内”及“水西”。水西区域包括现今的毕节、大方、纳雍、织金、黔西、金沙、水城及“水外六目之地”的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的大部或一部。
永宁，即今四川叙永县、古蔺县一带。历史上曾经置永宁府和永宁州。《滇志?羁縻志》载：“永宁府，土官卜都各吉，洪武中以故元永宁州各部民来归，授土知府。（卜都各吉）死，子各吉八合嗣。永乐三年，率香罗、革甸、瓦鲁之、剌次和四部番夷火头板必他、布郎、吉分、阿只苴等入朝，上嘉之，升为永宁府，授各吉八合中顺大夫，赐金带，镌四子曰‘克笃忠诚’更以香罗、革甸、瓦鲁之、剌次和为长官司，授板必他等副长官。后八吉老疾，替袭于其子卜撒，为四川盐井土官剌马非所侵，父子俱被杀。卜撒妻诉于镇守三司，逮剌马非赴京，道卒。因疆理其地，以卜撒弟南八嗣其职。正统中，盐井诸酋侵占之，土官不能制，乃请设流官同知，经历各一，治置于澜沧卫，握郡符遥制之。其地密迩丽江，故数以侵渔为辞，然永、丽以金沙江为界，画地而处，原自分明，经幕府委勘后，争端稍息。今在永宁称土知府，曰阿铨。”
《明史?地理志》载：“永宁州，元为普定路。洪武十八年（1385年）升为直隶州，属四川布***司，二十五年（1392年）复降为散州，改属四川都司普定卫，后自州偏北寄治普定卫城，正统三年（1438年）复升为直隶州，属贵州布***司；嘉靖十一年（1532年）徙治安南卫城，万历三十年（1602年）复降为散州，改属安顺***民府。东偏北有盘江巡检司。”其土司主要有奢氏家族等部落。
水东，即水东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载：“水东长官司，元为水东蛮夷***民长官司。洪武五年（1372年）改置水东长官司，后废，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水东长官司，直属贵州都司，后复改属贵州宣慰司同知，崇祯三年（1630年）改属贵阳府。水东的***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贵阳。其土司主要是宋氏和刘氏等部落。《明史?贵州土司》：“洪武初，(霭翠)同宣慰(宋)蒙古歹来归，赐名钦……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今宣慰安氏亲领夷罗民四十八部(谓部长曰头目)，宣慰宋氏亲领夷汉民十二部(谓部长曰马头)，同知安氏领夷罗民一部(谓部长曰头目)；共领长官司十。”
贵族白领篇9
藏族服饰的流变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这也许是藏族服饰文化的先声吧！
到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园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为培养效国尽忠的风气，还把狐尾垂在临阵畏缩之士的头上，作为耻辱标记，这是后来藏族男子狐皮帽饰的来源。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曾提到：“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纹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织的，花纹***象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
吐蕃是一个***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它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耳环）。足穿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园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社会一直处于***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其铠甲多为钢片甲，是用细皮条串结钢片而成，串结方法颇为复杂，武器中的盾牌，系用藤条编织为园形，直径八十厘米，正面镶有铜质加固件，铜件上雕刻有细密的纹饰，故亦可谓是铜饰件，背面有四个铜环，环间可用皮条相连，作握柄之用，无论这些服饰和兵器，是本地生产，还是外来流入，都说明其时的武士服饰已具鲜明的本土特征与个性。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上张伞盖，身衣锦缎……”。早期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代，正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藏语意为莲花纹样的蒙古袍）。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项围穗蒙古帽）等等。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的另一特点是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到了明代，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
日渐完善的藏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层次多样，既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又有许多等级和地域性的差别，还有一些特定的服饰制度。
藏族服饰的最基本特征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长靴、编发、金银珠玉饰品等。由于长期的封闭性生存，藏族服饰发展的纵向差异并不大，其基调变化亦小。藏族服饰的形制与质地较大程度地取决于藏族人民所处生态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与古羌人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这几乎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而无论是古羌人中的发羌，还是卡若、曲贡等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都生活在地势高，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的世界屋脊上，以牧业、农业为主，这就决定了藏族先民们服装基本特征是厚重保温，宽大暖和的肥腰、长袖长裙。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牧业生产的流动性，逐渐形成了大襟、束腰，在胸前留一个突出的空隙（酷似袋子），这样外出时可存放酥油、糌粑、茶叶、饭碗，甚至可以放幼儿，天热或劳作时，根据需要可袒露右臂或双臂，将袖系于腰间，调节体温，需要时再穿上，不必全部脱穿，非常便当，夜晚睡觉，解开腰带，脱下双袖，铺一半盖一半，成了一个暖和的大睡袋，可谓一物多用，当然，这些穿着方式和使用功能不可能一日俱备，也不必详考。然而藏族的这种基调形成久远却是不难想像的。有人曾研究过西汉前后的青铜器***像及古代壁画，发现古羌人与今天的藏族服饰极其相近，都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束腰、露臂、以毛皮制衣等，惊人的相似，说明藏族服饰有着很强的稳定性，这正是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决定服装形制的最好说明。
在等级差异方面，贵族藏袍与民间藏抱的结构并没有根本区别。差异主要表现在质地和花纹上。贵族服饰质地精细，花纹讲究。一般有蟒缎袍，由黄、红、蓝、绿、白、紫等色作基调，上面有“间希”纹祥（龙、水、鱼、云等纹）。此袍常是四品以上的官员朝见***，或重大节日举行礼仪时穿用。“寸扎白玛加加”袍（莲凤锦缎袍）是一种有莲花、凤凰纹祥的缎袍，它和“寸扎花尔白玛”（莲花缎蒙古袍），是四品以上官员过年过节的普通藏袍。另外还有团花锦缎袍，“曲巾”袍等等，都是拉萨日喀则等城市高级贵族的珍贵藏袍。史籍对十八世纪的噶伦颇罗鼐的服饰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上层贵族及地方***府办事官员服饰的珍贵材料。从该书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贵族的上装，平时穿五色锦缎质地的大领无衩小袖衣，以皮为里。重大的节庆日，则穿蟒纹袍，披貂皮披肩，下穿大褂，腰束金丛缎腰带，上别小刀荷包等装饰品，足穿牛皮靴，头蓄发，左耳带珠坠等耳饰。冬天戴狐皮帽，夏戴高六七寸、卷边宽二寸、边镶水獭皮的绵帽。其下属官吏、办事人员除头发披垂肩后，戴平顶帽外，其余装束与颇罗鼐大致相同。此外还手带骨板指，拿念珠，识字者腰间多插一个象刀鞘一样的铁简，内装竹签笔、藏式墨水瓶等文具。节庆时，这些下属官吏把头发绾成一髻或两髻，戴无翅白纱帽（唐代进士帽），左耳戴金镶绿松石耳坠，右耳坠珊瑚，身穿獭皮镶边的大领窄袖短锦衣，袖口由五种颜色的锦缎相接，下穿黑曷毛百摺裙，腰束大红花缎带。上述这些贵族服饰，除无翅白纱帽和装文具的铁筒外，其它服饰今天仍然普遍流行。
从《志》的记载看，当时的平民男子服饰是着大领无衩藏袍。质地有氆氇、绸缎等不拘颜色，都戴平项帽，手上有骨板招，腰束皮带或毛曷毛带，手拿念珠，也戴小刀等饰物。在着装方式上，贵族与平民有些差异，贵族男子衣袍长坠至脚背，而且紧身；而一般老百姓的长袍一般上提至膝，上身宽松，便于盛物与活动。劳动时则将大袍两袖脱下，结于腰上。
这一时期，贵族的妇女的盛装服饰较为华丽，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曾记载颇罗鼐之妻婚礼上的服饰是：贴身穿着光滑柔软的玄青色裙子，外面罩上帝青色的外袍，蓝色的波纹皱褶上缀着孔雀领花朵。脚上穿着缕花织锦的筒靴，腰间系着宝石镶嵌、丝穗婆娑的腰带，手臂带金钏和海螺镯。中指和无名指套宝石镶嵌戒指，颈上佩红色的琥珀项饰，胸前悬着层次分明的珊瑚、瑰玉、琥珀的短项圈和珠玉穿成璎珞的长项链。头发是对半分开，梳在两旁，当中是珠璎顶髻，披散在身后的一股股小辫，缀满金银、珠玉、珊瑚、宝石。此外，还带着三角形的巴珠头饰，顶譬上有一颗硕大的松耳石，真可谓满头的珠光宝气，灿烂夺目。这类服饰在卫藏的贵妇节日盛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此外，其时妇女的平时着装一般是：头戴帽顶有红绿色绒饰的尖顶小帽，下穿黑红色相间的十字花纹毛裙，着邦垫。上衣是齐腰间的小袖短衣，质地有毛、缎、布等。披方形缀绒披肩，手带银镶珊瑚戒指，左手戴银钏，右手戴宽二寸的砗磲圈，据说此圈是从小就必须带的，以使死后魂不迷路。耳环多是金银镶绿松石质地，耳环上有钩。以上连珍珠珊瑚串挂在发上，下接珍珠珊瑚串垂于两肩，与今天卫藏妇女头饰基本相似。另外，无论贫富，都要戴两串念珠，富者戴大蜜蜡珠，胸前除挂银镶珠石胸饰外，必戴佛盒，富者还头戴“巴珠”，价值千金。
从上述服饰状况看，卫藏地区的阶层性服饰差别的表现已逐渐由等级性差异向贫富差别方向转化。这种趋势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颇罗鼐传》记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日喀则地区贵族和平民的服饰时说：“当时，百姓安居乐业，保持了古时的风尚……循规蹈矩，日喀则的官员，头戴迦尸迦织巾帽，耳坠美得象莲花池中的回影……平民们则打着顶譬，或者是散披发辫，衣服的下摆满是皱褶，”而接下来作者又说“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服饰上争奇斗艳，竞相仿效。正如清水一旦遭到污染，马上就失去原有的光泽。”作者对这些所谓“礼崩乐坏”状况的忧虑正说明了当时各阶层间的服饰差异正在日趋缩小。所以，上述颇罗鼐新妇的华丽服饰在今天藏区妇女服饰中屡见不鲜，俯首皆是。特别如“巴珠”这样豪华的头饰也成为现代藏族妇女的常见服装之一。这种风尚一直持续下来，而近现代日渐发展的服饰的商业化更加强了这种趋势。和平***前，德国人海因德里希曾记载拉萨街上服饰商业的繁荣“（拉萨城里）商品种类繁多，从针线到胶线都能买到……毡帽式祥很象欧州人戴的宽沿礼帽。……民族形式的鸭舌帽同他们的民族服装穿戴在一起倒挺自然和谐。”这种服饰商业化的状况无疑也是与服饰等级差异的日渐缩小互为因果的。
除阶层性、节常性和时令性差异外，近现代藏族服饰还存在着极大的区域性差异，而又特别表现在妇女服饰上。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藏族女子的服饰较男子复杂得多，也许各民族人们都把对美的喜好，甚至家庭的富有与骄傲皆体现在妇女的服饰上。使妇女的服饰成为民族服饰特色与差异的主要表征之一。
卫藏地区藏族妇女服饰除上文述及的日喀则、拉萨的服饰外，较主要的尚有工布地区类型和阿里地区类型等。工布地区服装的最典型特征是男女皆穿“谷休”，即宽肩无袖袍。男子的“谷休”从腰部束扎，下摆不过膝，女装谷休却不垂至脚面。此外，女子头饰多椎售。
阿里普兰地区盛行羔皮袍，制做精细、装饰典雅，羔皮袍的加面料以毛呢为主，领、袖、襟底镶水獭皮，外套绸缎，这在整个藏区都是较具特色的，然而普兰服装的最精美、最独特的却是妇女的“孔雀”服饰，它与阿里孔雀河的美名紧紧联系在一起，孔雀河源头似孔雀，它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为了使孔雀般的美丽和吉祥永生永世地存在于这块土地上，妇女们的装饰便模仿孔雀而流俗于今。妇女戴的帽子叫“町玛”，是棕蓝色彩线氆氇制做的园简帽，帽的底边截一段为留辫子处。妇女的耳坠以珊瑚及珍珠连串而成，长约15厘米。独特的帽子及耳坠象征孔雀的头冠，妇女背部系“改巴”，即背部围裙，“改巴”用毛色纯白光滑的山羊皮制作，正中部镶嵌带有园形花纹的氆氇粗条线，显示出孔雀的背部，周边镶嵌带有园形花纹的棕蓝彩色氆氇，是婀娜多姿的孔雀翅膀，底部开的三道叉口便是孔雀的尾羽。有的“改巴”皮面夹有色彩绚丽的绸缎，更具有非凡的风姿，犹如开屏孔雀临观眼前，美丽多姿。
四川阿坝、甘南夏河和青海等地的藏族妇女头饰多为“碎辫子”，将头发梳辫成效十根细辫，下接黑丝线或咖啡色丝线，直坠至脚踝。自头部起坠一宽寸许的硬布块，上缀真假琥珀、玛瑶或银碗形饰物。自臂部起有一尺许的硬布块，垂及踝部，缀有碗形银质饰物或银元、铜元数行，多至数十杖。未婚女子，梳两根辫子，辫子上缀有红布块，上排缀红珊瑚数行。部分妇女在顶脑门处饰以较大的绿松耳石串。腰带上挂一银钩或铁、铜钩，叫“雪吉”，原是挤奶时挂奶桶之用，后遂变为装饰品。腰带两侧旁又有一个叫“隆果”的园形或桃形银饰，下部有一长孔，缚一红绸绿带，颇为雅致。
藏北妇女的藏袍用许多条宽大的色带饰边，并排饰于后面。一般是黑、红、绿、紫色等，数量大多为五至七条，也有的把皮面饰满，黄南藏族妇女多穿园领长袍。袍长垂至脚面，腰系绸或布料彩色腰带。甘南卓尼、不洮河沿岸妇女多戴石榴帽子（园顶，后部有一个石榴形的头）和“烟筒帽”（顶部似烟筒，帽沿分两瓣，能遮风雨。）着装似满族的旗袍，外穿一件马夹，腰带上复系一条自织的几何***纹青白花腰带。而最突出的是招珊瑚结成帽子状戴在头上的珊瑚斑玛，颇具特色。
甘肃舟曲地区因气候较暖，妇女常着薄而宽大的黑长袍，上穿一短上衣，腰束黑色或蓝色宽幅长腰带，长袍下摆挽在腰带里，裤子很宽，裤口束起，有些还扎裹腿布，大都头缠折叠成二寸宽的头帕，胸前及上腰部饰以串连的整块珊瑚，胸前戴一个很大的园形银盘子，绘饰民族***案。
有些地区的服饰有明显的历史遗迹，如四川阿坝州农区的嘉绒藏族，因长期与羌族毗邻生活，互相交往，今天的妇女服饰也保留了一些羌族服饰特色。如普遍穿长衫，并以蓝黑色为主，下身系围腰，腰间扎丝织花带，冬天穿羊皮褂子或羊毛织成的无领短褂等。
约略而言，由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的不同，藏族服饰异常丰富多彩，差异颇多，不胜枚举，有些地区，县与县、乡与乡之间都有较大区别。目前已发现的服饰类型已有200多种，居中国少数民族之首。
此外，藏族的服饰制度除了前述的等级差异外，还主要表现在妇女服饰在节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仪礼时的服饰变化上。节日服饰都较平时着装富丽、盛重。这一点众所周知，而成人仪礼和结婚前后妇女的服饰有较大差别却是藏族服饰制度的一大特色。青海农区藏族姑娘到十五、十七岁时，要把童年型的辫套改为成年型辩套。并要选择吉日进行，称“戴天头”（即姑娘成人礼），要请僧侣先举行宗教仪式，再由成年妇女为姑娘更新装，拜佛、祖先和父母，这时女眷们唱《跪拜天·祖歌》。海族姑娘在十五岁要佩挂“马尔顿”（发套）它用布或绸缎制成，上面饰以许多银盾、珊瑚。果洛藏族新婚女子要穿大袖大褂和华丽的背心，大褂袖口镶有一圈彩虹式贴边。同样，天祝藏族未婚女子的发套比已婚妇女发套短得多，而阿坝州藏族女子十六岁后才开始蓄发结辫。甘肃卓尼未婚少女把三根辫梳编起来，已婚妇女则中间编着，两边不编，但从腰以下又都编串起来。
有些成年服饰还保留有古风，如阿坝州松藩农区藏族妇女成婚后，头上要盘镶有琥珀的小管粗布袋，这类头饰据说是阿里地区古代妇女才有的头饰，在今天整个藏区已少见。
贵族白领篇10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因男子都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北的南丹县八圩、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省荔波县朝阳区瑶山乡一带，总人口约3万。白裤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自称“布诺”，因男子穿齐膝白裤，故他称为“白裤瑶”，主要聚居在广西西北的南丹县八圩、里湖瑶族乡和贵州省荔波县朝阳区瑶山乡一带，总人口约3万。憨厚、朴实、勤劳、勇敢的白裤瑶山民，在长期求生存的实践中发展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山地民族，以其独特的婚俗、葬礼、服饰等各种浓郁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倍受世人关注。
白裤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白裤瑶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生活形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民族，至今仍遗留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信息。在婚前的两***往上，母系社会文化遗存最为突出。
恋爱中，女子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主动选择，大胆追求，女子挑选男子，支配男子，男子处于从属地位。结婚之后，女子从夫居住，绝对服从男子的领导。白裤瑶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很多古老的习俗。
白裤瑶民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大石山区里，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与自然环境搏斗的艰难生活中，白裤瑶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铜鼓舞最具有代表性。
据统计，在近三万人的白裤瑶人口中，就保存有三百多面铜鼓。铜鼓在战争年代作为战鼓使用。铜鼓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一般在每年秋后的农闲时节为五谷丰登或重要节日、逢老人过世时敲打。
白裤瑶自从有了铜鼓以后，就把它看成是本民族的象征，人气兴旺的寄托。铜鼓舞不仅是一种文体活动，它还与白裤瑶青年的爱情紧密相连，白裤瑶族青年中，很多青年男女都是在跳铜鼓舞后的晚上结成称心如意的伴侣。
来源传说
南丹最具吸引力的就是那里的白裤瑶民族风情。那么白裤瑶源于何方呢？据白裤瑶鬼师念词中说：白裤瑶的老祖宗从江苏糯米街来到贵州独山，而当地人说，他们的祖宗先到独山，并在水塘中沉藏磨刀石作记号，白裤瑶人下水摸磨刀石，只好作罢，搬迁到荔波县的小七孔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