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上枢密韩太尉书篇1
1、原文：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2、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3、译文：太尉执事：我生性喜好写文章，对此想得很深。我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然而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他的文章，宽大厚重宏伟博大充塞于天地之间，同他的气的大小相称。司马迁走遍天下，广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之间的英豪俊杰交友，所以他的文章，疏放不羁，颇有奇伟之气，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执笔学习这种文章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自己却并没有察觉到。
4、我出生已经十九年了。我住在家里时，所交往的，不过是邻居同乡这一类人。所看到的不过是几百里之内的景物，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观览，以开阔自己的心胸。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无所不读，但是都是古人过去的东西，不能激发自己的志气。我担心就此而被埋没，所以断然离开家乡，去寻求天下的奇闻壮观，以便了解天地的广大。我经过秦朝，汉朝的古都，全国人依靠您而无忧无虑，四方异族国家惧怕您而不敢侵犯，在朝廷之内像周公、召公一样辅君有方，领兵出征，向方叔、召虎一样御敌立功。可是我至今还未见到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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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枢密韩太尉书篇2
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一般而言，字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取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出于礼貌和尊敬。名与字一般由父亲或尊长来取。下面是和大家分享文言文学习知识点资料，欢迎参阅。
人的称谓
【直呼其名】有三种情况：
自称姓名或名。如“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
用于介绍或作传。如“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
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字】
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一般而言，字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取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出于礼貌和尊敬。名与字一般由父亲或尊长来取。
【号】
即别号、表号。号一般由个人取定，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青莲居士、少陵野老、玉溪生、四明狂客、醉翁、、已斋叟、我佛山人、百炼生等等。
【谥号】
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叫谥号。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史忠烈公(史可法)，缪丑(秦桧)。
【斋名】
用斋号或室号来称呼。如杨诚斋(杨万里);聊斋先生(蒲松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籍贯】
如王临川——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柳河东——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顾亭林——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
【郡望】
如唐代韩愈，世人称为韩昌黎，是因为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韩愈实际上是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而苏轼也曾自称“赵郡苏轼”、“苏赵郡”，苏氏是赵郡的望族(实际上苏轼是四川眉州人)。
【官名】
在古代官名用以人的称谓十分普遍，如“阮步兵”——阮籍，“嵇中散”——嵇康，“洪经略”——洪承畴，“孙讨虏”——孙权，“贾太傅”——贾谊;“杜拾遗” 、“杜工部”——杜甫;“柳屯田”——柳永。
【爵名】
如诸葛亮曾封爵武乡侯，后人遂以武侯相称;谢康乐——谢灵运，袭其祖谢玄的爵号康乐公;王荆公——王安石;诚意伯——刘基。
【官地】
用任官之地的地名来称呼。如贾长沙——贾谊，他曾贬为长沙王太傅;陶彭泽——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骆临海——骆宾王曾任临海县丞;柳柳州——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贾长江——贾岛曾任长江县主簿。
【兼称】
如《梅花岭记》“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兼称官职与谥号;《促织》“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事”，兼称官职、籍贯和尊称;《游褒禅山记》“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前两人兼称籍贯、姓名及字，后两人先写与作者关系，再称名和字。
【谦称】有下列6种：
(1)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
(2)古代帝王的自谦词有孤(小国之君)、寡(少德之人)、不谷(不善)。
(3)古代官吏的自谦词有下官、末官、小吏等。
(4)读书人的自谦词有小生、晚生、晚学等，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辈;如果自谦为不才、不佞、不肖，则表示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能平庸。
(5)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舍”等谦词。“家”是对别人称自己的辈份高或年纪大的亲属时用的谦词，如家父、家母、家兄等。“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后者如舍弟、舍妹、舍侄等。
(6)其他自谦词有：因为古人坐席时尊长者在上，所以晚辈或地位低的人谦称在下;小可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的自谦，意思是自己很平常、不足挂齿;小子是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的自称;老人自谦时用老朽、老夫、老汉、老拙等;女子自称妾;老和尚自称老衲;对别国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
【敬称】
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
(1)对帝王的敬称有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
驾，本指皇帝的车驾。古人认为皇帝当乘车行天下，于是用“驾”代称皇帝。古代帝王认为他们的***权是受命于天而建立的，所以称皇帝为天子。古代臣子不敢直达皇帝，就告诉在陛(宫殿的台阶)下的人，请他们把意思传达上去，所以用陛下代称皇帝。
(2)对皇太子、亲王的敬称是殿下
(3)对将***的敬称是麾下。
(4)对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敬称：对使节称节下;对三公、郡守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称阁下，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如大使阁下。
(5)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等。
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
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
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
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
(6)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如“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论语》)。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
(7)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已经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已经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
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称帝王的母亲为太后，称祖父为大(太)父，称祖母为大(太)母。唐代以后，对已死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明太祖等;明清两代，也用年号代称皇帝，如称朱元璋为洪武皇帝，称朱由检为崇祯皇帝，称玄烨为康熙皇帝，称弘历为乾隆皇帝。
(8)对尊长者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等。
(9)君对臣的敬称是卿或爱卿。
(10)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来表敬称，如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等。
【贱称】
表示轻慢斥骂的态度。如《荆轲刺秦王》：“今往而不反者，竖子也。”《毛遂自荐》：“白起，小竖子耳。”《鸿门宴》：“竖子不足与谋!”《孔雀东南飞》：“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特殊称谓】
主要有以下四种：
(1)百姓的称谓。常见的有布衣、黔首、黎民、生民、庶民、黎庶、苍生、黎元、氓等。
(2)职业的称谓。对一些以技艺为职业的人，称呼时常在其名前面加一个表示他的职业的字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的职业身份。
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表明职业。
《师说》中的“师襄”和《群英会蒋干中计》中提到的“师旷”，“师”，意为乐师，表明职业。《柳敬亭传》中的“优孟”，是指名叫“孟”的艺人。“优”，亦称优伶、伶人，古代用以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后亦称戏曲演员。
(3)不同的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贫贱而地位低下时结交的朋友叫“贫贱之交”;情谊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叫“金兰之交”;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叫“刎颈之交”;在遇到磨难时结成的朋友叫“患难之交”;情投意合、友谊深厚的朋友叫“莫逆之交”;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异性好朋友叫“竹马之交”;以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叫“布衣之交”;辈份不同、年龄相差较大的朋友叫“忘年交”;不拘于身份、形迹的朋友叫“忘形交”;不因贵贱的变化而改变深厚友情的朋友叫“车笠交”;在道义上彼此支持的朋友叫“君子交”;心意相投、相知很深的朋友叫“神交”(“神交”也指彼此慕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
(4)年龄的称谓。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不直接说出某人多少岁或自己多少岁，而是用一种与年龄有关的称谓来代替。
垂髫(tiao)是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髫，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
总角是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少年(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
豆蔻是十三四岁至十五六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为“豆蔻年华”)。
束发是男子十五岁(到了十五岁，男子要把原先的总角解散，扎成一束)。
弱冠是男子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达到壮年，故称“弱冠”)。
而立是男子三十岁(立，“立身、立志”之意)。
不惑是男子四十岁(不惑，“不迷惑、不糊涂”之意)。
知命是男子五十岁(知命，“知天命”之意)。
花甲是六十岁。
古稀是七十岁。
耄(mao)耋(die)指八九十岁。
期颐指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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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年龄称谓
襁褓—— 不满周岁
黄口——本指雏鸟，后比喻幼儿，10岁以下。
总角、孩提——幼年泛称。
垂髫(tiáo)、始龀(chèn)——童年泛称。
幼学——10岁
束发——15岁左右
弱冠——20岁
而立之年——30岁
不惑之年——40岁
知命之年、年逾半百、知非之年、知命之年、艾服之年、大衍之年——50岁
花甲、平头甲子、耳顺之年、杖乡之年——60岁
古稀、杖国之年、致事之年、致***之年——70岁
杖朝之年——80岁
耄耋(mào dié)之年——八九十岁的年纪
鲐背之年——90岁
期颐(jīyí)之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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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称谓
【爵】
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
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
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马。”
【太师】
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
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
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
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
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
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
先秦、西汉时是将***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
【参知***事】
又简称“参***”。是唐宋时期最高***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者，犹唐宋之参知***事，实宰相之职”。
【***机大臣】
***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机大臣。***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机大臣。《谭嗣同》“时***机大臣刚毅监斩”。
【***机章京】
参见“***机大臣”条。是***机处的办事人员，***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
【御史】
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
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国要***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马。”文天祥当时掌管***事要务。
【左徒】
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太尉】
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
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
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
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太史】
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
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
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
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
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
“参谋***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参***，《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华州司功曹参***，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
【令尹】
战国时楚国执掌******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尹】
参见“令尹”条。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如《鸿门宴》“楚左尹项伯者”，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
职位次于将***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冏卿】
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
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
唐代总揽数州******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经略使】
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
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
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长官。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孔雀东南飞》：“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
参见“经略使”条。***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事长官。
【巡抚】
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如《五人墓碑记》：“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抚***】
参见“巡抚”条。《促织》：“乃赏成，献诸抚***。”抚***大悦，以金笼进上。”又称作“抚臣”，如“诏赐抚臣名马衣缎”。
【校尉】
两汉时期次于将***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事的副将。唐以后地位渐低。
【教头】
宋代***中教练武艺的***官，《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京城八十万禁***的***棒教头。
【提辖】
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
即“太守”，又称“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
一县的行***长官，又称“知县”。《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
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
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三省六部】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事，相当于现在的***)、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官职的任免升降】
“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3)擢。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3
关键词:宰相制度;演变过程;废除原因
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在中国***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相的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等。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宰相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所以有“百官之首”之称。处理国***,不可能没有辅***机构,辅***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削减相权,使相权不能掌握在一二人之手,同时还要使他们既受到制约又受到监督。宰相机构参议辅***制就是应此而出现,而且不断完善。
一、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丞相之名始于秦”。[1]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成为中央行***体制的***。秦王嬴***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
刘邦建立西汉后,仿照了秦朝的制度,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到了汉武帝时,为了防止权臣专***就将***务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至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逐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有时更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宦者为中人),也使他们与闻***务”。[2] “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或别的头衔来领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3]东汉的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将***;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既有公官也有省官,而且在此时初年公官多省官少,及至末年则省官多而公官少显示出这是一个由公官向省官过渡的时期,也是两种宰相相互交叉设置时期”。[4]三国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只有蜀国的尚书令;而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外,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省官为宰相者既增,则公官为宰相者就相对减少,演变到了隋唐,则尽以省官为宰相,公官便退出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府新体制,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的进步和进一步发展。三省的职权界线划分不明显,因为“隋代虽置三公,以官高不除。其秉国均者惟内史纳言,而尚书令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本之地”。[5]具体来说,三省虽然同时参加运转,但是三省的权力核心却在尚书省。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它与***事堂制度密切相关,是一项宰相集体议事决策的重要***治制度。自贞观之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 [6]“ 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事堂议论”,[7]于是***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国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最高***事领导机关枢密院,地位上升迅速,与中书门下平分秋色,参与国家大***。后梁建立后,把枢密院改为了崇***院,崇***史不由宦官担任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到后晋、后周时期,又重设枢密院,枢密使管理机要,虽次于宰相,但权倾内外。
宋代的中枢机构和设官大多沿用唐制,但机构的职权有很大变化,与唐代体制大不相同。宋代中央实行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的二府制。“宰相中地位最高的兼昭文馆大学士,称上相,次兼修国史,再次兼集贤殿大学士。”[9] “***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没有定数,宋人洪迈说,太宗以降,颇以二相二参为率。”[10]即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事,这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1]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12]。“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13]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诏依法制,以左右丞相代替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恢复了参知***事之名”[14]。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宰相的名称就再也没改变。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和辽国,也吸收了唐宋先进的文化制度,设置了宰相。西夏也仿二府三司制,而辽实行北面官、南面官双轨制。
金、元实行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具体而言分四级:左右丞相,平章***事,左右丞,参知***事。平章和参知***事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15]
明太祖洪武建元以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中书省所有官职尽革,其分权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被废除。
二、明朝宰相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务,决策机要;又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皇帝是国家***,宰相是***府***,没有宰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如果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就很难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的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各有消长。
宰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和地位是其他官僚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君权,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1、相权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甚至威胁生命。
不容否认,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历史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不断涌现出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的权相。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他虽名为丞相,其实汉献帝在他脚下,不过是一只随时可踩死的蛤蟆。他可以仗剑入宫,把皇后从藏身的夹墙中搜出,扯住头发杀掉,皇帝只有打抖的份,一句话也不敢说。魏明帝驾车到尚书门,尚书令陈娇竟然敢以君相分权拒皇帝于大门之外。说明陈娇的权力之大,大到他根本就不把魏明帝放在眼里。
2、相权公然挑战至高无上的君权,引起君主的疑忌。
宰相的权力越大,皇帝必然就会处心积虑压制、削弱相权,甚至杀宰相、废除宰相制度,以尊君权。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封建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实在是太大,便会削弱相权,于是必然导致宰相制度最终被废除。
3、功高震主,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李善长是***第一功臣,在建国以后,朱元璋便任命他为丞相。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作为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抢风头,只知道埋头干活,像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当然是很放心的。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就算朱元璋认为他没什么功劳,苦劳总是有的,但他却只是被封为诚意伯。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众多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比刘基多了十几倍。就是因为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能想到,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能想到。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是不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的,并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变十分有用。对于朱元璋不杀他已经很不错了。可想而知,朱元璋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对自己的皇位有威胁的人。
(二)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
纵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其中一个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威胁皇权,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着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宰相制的废除解除了皇权的一大威胁,皇权得到空前的增强。而废相仅仅是明太祖稳固皇权的一步棋子,朱元璋要在他在位时就为子孙后代从制度上消除对皇权的各种隐患。“朱元璋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6]罢相以后,皇帝就可以将一切大权掌握在手中,中央***府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就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事实上兼任宰相,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相劝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
在封建社会衰落之际,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腐朽,皇帝为了保证自己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方面的蒙蔽和阻碍,干脆废除宰相,实行无相制,从而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句号。
(三)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和意志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4
[关键词]昭慈圣献孟皇后；南宋***权；垂帘听***
[中***分类号]X928.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2
昭慈圣献孟皇后为宋哲宗第一任皇后，元七年（公元1092年）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被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崩，宋徽宗即位，同年5月复后号，称元皇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再度被废，仍居于瑶华宫，长达20余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3月，张邦昌建立“大楚”伪***权改称其为宋太后，后改为元皇后，并垂帘听***。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5月，宋高宗继位，称隆太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苗刘之变，隆太后临危不乱，再度垂帘听***，平乱后的当天还***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4月，崩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行宫，享年59岁。
宋哲宗之孟皇后一生3次被立、2次被废、2次垂帘听***，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入主中原，宋都南迁，史称“南宋”。南宋之初，时局艰困，孟皇后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南宋初期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两宋之际，***局动荡，这位在宋室皇族中未被北掳的幸存者，经历了2次废立、居于瑶华宫近30年的孟皇后，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她本人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她是身不由己、任人摆布还是委曲求全、等待时运、掌握机遇？她是***治牺牲品还是***权缔造者？在此，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探析。
学术界对宋代后妃的研究已很多，其中对于宋哲宗之孟皇后的研究也有所涉及。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为2个方面：一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如纪健生[1]考证了钦圣是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而非宋钦宗；曹照林[2]论述了孟皇后请太常少卿汪藻写迎立康王赵构的诏书，并对此诏书进行了注释。这2篇文章虽然都提到了孟皇后，但重点不在她本人。二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论述的，如黄艳[3]论述了孟皇后2次被废立的原因及与当时***治时局的关系；靳华[4]论述了张邦昌伪***权、苗刘之变时，孟皇后垂帘听***与当时的民族矛盾；吴羽[5]主要以宋代的瑶华宫、洞真宫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皇室女性犯罪入道的问题；毕宝魁[6]主要写了宋代的3个传奇女性――李师师、孟皇后、梁红玉。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研究了孟皇后的一个侧面，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孟皇后的一生。本文将联系孟皇后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对其作全面论述，以期对学界进一步开展孟皇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孟皇后家世及册后始末
1.孟皇后出身
宋代后妃出身复杂，有的家世寒微，如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即温成皇后，“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章惠皇后宫寝”[7]（P8622）；有的出身于衰旧之门，如宋神宗的向皇后，是“故宰相敏中曾孙也”[7]（P8630），到宋真宗晚年，家门已衰替；有的出身于小官门户，如宋哲宗之孟皇后。
元七年（公元1192年）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宗纳后时，曾仔细询问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孟氏的家庭状况，韩忠彦答道：“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无事。”[8]（P11266）《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后祖父孟元的官职是“眉州防御使、马***都御侯、赠太尉”[7]（P8632）。孟皇后的祖父虽曾经担任过眉州防御使，但只是从五品官职，其父亲也只是阁门祗侯，孟皇后出身于低级官僚家庭。
2.孟皇后被册封始末
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宗选后时相当严谨。她不止一次地和大臣吕大防、王岩叟、苏辙、韩忠彦等讨论纳后的事情，并且挑选了一百余官宦之女入宫，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训，于元七年（公元1192年）2月，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8]（P11265）元七年（公元1192年）4月，太皇太后又宣谕：“孟家女入内能执妇礼，可降制立为皇后。”[8]（P11266）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们看来，孟家女“门户静”“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8]（P11266）是符合皇后标准的。因此，孟家女被选为皇后。
宋哲宗册后仪式相当隆重[8]（P11268）：
甲子，诏：“皇后六礼：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摄司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册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右丞苏辙摄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副之。翰林学士梁焘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
参与孟皇后的受册仪式的都是当朝名臣，如吕大防、韩忠彦为正副奉迎使；苏颂、王岩叟为正副发册使；苏辙、宗景为正副告期使；宗晟、范百禄为正副纳成使；王存、刘奉世为正副纳吉使；梁焘、郑雍为正副采纳、问名使。在宋代后妃中，册封皇后用六礼的，宋哲宗孟皇后是其中之一。可见，太皇太后对宋哲宗纳后十分重视。
太皇太后高度重视册后仪式，其他部门官员更是如此。翰林学士梁焘曾这样评价宋哲宗纳后典礼：“诚一代盛事。”[8]（P11267）太常寺宣布在皇后纳采前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祭告天地，“将来皇后纳采前择日告天地，册礼前一日告宗庙”[8]（P11269）。礼部宣布在纳皇后时，文武百官朝贺庆祝的相关规定，“所有册礼依景德元年故事，拜表称贺”[8]（P11270）。另外，宋哲宗也十分重视此次册后仪式。此时宋哲宗17岁，不管他喜欢孟氏与否，都得听从祖母的安排。有云：“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8]（P11285）也就是说，宋哲宗亲自到文德殿发册，并且派使臣奉迎皇后。此时孟皇后20岁。
纳后仪式如此隆重，这在宋代后妃中是很少见的，其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与高太皇太后本人有关。高太后在与韩忠彦谈论迎娶哪家之女时，曾说不想选富贵外戚家之女，认为这些高级官僚家的女儿娇惯，不易教化，“***恐其骄，骄即难教”[8]（P11266）。韩忠彦说：“如孟在等人家自应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8]（P11266）韩忠彦认为像孟在这样的小官人家应当不会娇惯，也容易调教，从小没有生活在富贵人家，必定会小心谨慎，毕恭毕敬。太皇太后听了韩忠彦的话非常高兴，这表明太皇太后对这样的出身极其满意。高太后曾对宋哲宗言：“选得贤后，有内助之功，此非细事。”[8]（P11276）在高太后看来，为皇帝选择一个贤内助，并非一件小事，必须慎重。二是孟皇后本人。《宋史・孟后传》言：“宣仁及钦圣向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7]（P8632）孟皇后天资端靖、婉顺，且不娇惯，因此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欢心。
正是由于孟皇后本人出身于小官门户，不易恃宠而骄，又端庄、娴熟、识大体，深得两宫太后的喜爱，因此，册后仪式才显得如此隆重。
二、孟皇后被废立始末
1.孟皇后第一次被废始末
孟皇后于元七年（公元1092年）5月被册立为皇后，然而在高太后死后3年，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9月被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名真”[7]（P345），此时孟皇后年仅24岁。
（1）孟皇后被废原因
孟皇后被废原由有3个方面。一是孟皇后是宋哲宗亲***的牺牲品。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有复熙宁、元丰之意，因此其内心深处不愿接受其祖母为他安排的婚事。此时废后，无疑是宋哲宗亲***的热身。二是孟皇后在后宫争宠中落败。当时昭怀刘皇后是刘婕妤，“有盛宠，能顺意奉两宫”[7]（P8638）。虽然刘婕妤深得皇上的喜爱也顺应两宫太后的意愿，但称不上贤，她与皇后孟氏有嫌隙，“后不循列妾礼，且阴造奇语以售谤”[7]（P8638）。刘婕妤为了取得正宫之位，暗地里与内侍郝在宫中搞巫术以栽赃、陷害孟皇后。自古以来，古代帝王都痛恨“巫蛊之术”，宋哲宗恼羞成怒，命皇城司审问、侍御史董敦逸记录，结果“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7]（P8633）。董敦逸怀疑有屈打成招的成分，内侍郝威胁之，此事便作罢。于是，下诏废后。三是***争。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以旧***为代表的最高领导者高太后已去世3年，此时旧***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更无发言之权。宋哲宗亲***，重新任用新***人士，而章是最佳人选。章曾经诬陷高太后有废宋哲宗的想法，“诬宣仁后有废立计”[7]（P8634）。因此，章与高太后在***见上是势不两立的，属于***敌，而孟皇后是高太后所立，此时失去了靠山，章便趁虚而入，“迎合郝，劝哲宗起掖庭秘狱……又结刘友端相表里，请建刘贤妃于中宫”[7]（P13712）。章迎合郝，勾结刘友端，与刘婕妤一伙狼狈为奸，最终导致孟皇后被废。
总之，孟皇后被废，是章与刘婕妤相互勾结而形成的悲剧，是外朝与内廷夹击下形成的冤案。在这场悲剧或冤案中，孟皇后充当了***治牺牲品，成了争权夺利者的工具，这是她自己无法左右的。
（2）孟皇后被废有人鸣冤
侍御史董敦逸怀疑孟氏废居瑶华宫是被人诬陷的，并且描述了当时下诏废后天气阴霾、人民哭泣的情形，希望皇帝能够再次细细审问，言：“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7]（P11177）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谏议大夫杨时，在给宋钦宗上奏折谈论高太后被诬谤未明，孟皇后未复号位时，曾说“元皇后废处瑶华，皆缘内侍郝造成，此祸中外冤之，以为非辜，无所赴塑”[9]。董敦逸、杨时为孟皇后鸣冤，并未扭转时局。就连作为当事人的宋哲宗，在冷静下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也只能发出“章坏我名节”[10]的无限感慨，这句感慨颇显宋哲宗的悔悟之意，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孟皇后被废是冤枉的。
2.孟皇后第二次被立、被废始末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春，宋哲宗英年早逝，其弟端王继承皇位，即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5月下诏恢复孟氏的皇后身份，为了与元符皇后（宋哲宗刘皇后，陷害孟皇后之人，孟皇后被废，刘氏取而代之，宋徽宗即位，尊刘氏为元符皇后）区分开，称孟氏为“元皇后”，“诏复废后孟氏为元皇后”[7]（P359），此时孟后28岁。
（1）孟皇后再度被立、被废
孟氏再度被立是有原因的。宋哲宗对废后一事有悔悟之意，“诏瑶华废后，累经大霈，其议复位号”[10]。此诏有复立孟氏之意，只是后来被左正言陈等人拦截，未实现。宋徽宗即位后，“皇太后权同处分***国事”[7]（P358），此时，皇太后为宋神宗钦圣宪肃向太后。向太后垂帘听***，欲复后位，恰巧有一布衣也上书请求复后位。因此，复立孟氏是人心所向。“瑶华废后用犊车还宫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10]宋徽宗把孟氏从瑶华宫接入禁中，恢复后位。
孟氏复位，“中外闻者欢呼”[10]，“自瑶华召还禁中，复其位号，天下无不称庆”[9]（P259）。然孟氏复位在朝野上下也是有争议的[11]：
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与元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伊川先生谓邵伯温曰：“元后之贤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当时有人认为，宋徽宗为孟氏复位是没有理由的，这不符合传统的叔嫂礼法，是逾越礼法规矩的。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起初也这样认为，最后被邵伯温说服。然仍有一些人蠢蠢欲动，最终，宋徽宗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9月下诏“依绍圣诏旨，复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7]（P8634）。这次孟皇后被废，不仅她一人遭殃，也牵连到了朝中一些曾经赞成她复位的官员。宋徽宗治议论恢复孟氏位号、谋划废元符皇后官员之罪，“降韩忠彦、曾布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黄履为祁州团练副使，窜曾肇以下十七人”[7]（P365）。可见，废后不仅仅是废孟氏一人，而且与她有关的17位官员都受到了惩治。因而，孟氏再度被废不仅是简单的后宫争斗，而且也是一场官僚群体、***治派别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以韩忠彦为代表的***治派别不敌蔡京一***。此时孟皇后30岁。
孟皇后仅享受了2年4个月的皇后待遇，再度被废置瑶华宫入道，这次入道长达26年。在宋朝皇室后妃中，后妃犯罪入道者居多，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宋仁宗之郭皇后和宋哲宗之孟皇后。这两位皇后有相似之处：一是她们都是听***太后为皇帝选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出自皇帝本意。这为废后埋下了伏笔。二是两位皇后被废后，都入道，居于瑶华宫。三是两位皇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冤枉的。四是两位皇后被废后，皇有悔悟、欲复之意。
孟皇后在瑶华宫近30年，关于她的生活，史料中记载很少。仅《鸡肋编》中曾提到一个卖环饼的“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12]。卖饼者只是在瑶华宫门口叫卖，就被开封府逮捕，挨板子。可见，孟皇后在瑶华宫里生活得并不好，人身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能与外界接触。
（2）孟皇后再度被废原因
这次被废原因与上次不同，没有争宠一说，更多的是***治权力的纷争。孟皇后又被卷入了***治***争，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她无法左右的。与上次相同的是，从中作梗的仍有内侍郝和元符皇后。元符皇后就是当年的刘婕妤，她看到孟氏重新复位，终日惶恐不安，便与郝再次密谋废后。“郝讽蔡京再废后”[7]（P8634），这次是郝与蔡京合谋。昌州判官冯“首上书乞废元皇后”[13]。侍御史钱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连章上书批评韩忠彦等人相信一布衣何大正的话，钱言：“夫在先朝则曰后，今日则谓之元皇后，于名为不正；先朝废而陛下复，于事为不顺。……宜蚤正厥事，断以大义，无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7]（P11201）钱认为哲宗朝已被废的皇后不能再立，名不正言不顺，希望宋徽宗再度废后，不然一些关于皇室的流言蜚语将源源不断，连累圣朝。尚书右仆射蔡京、门下侍郎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挺之、右丞张商英言：“请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7]（P11201）因此，以御史钱、石豫、左及辅臣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等都希望罢元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宋徽宗听了众臣的意见之后，再度废后。这次废后与上次不同的是法号多加了几个字。
孟后从20～30岁这10年中经历了2次被立、2次被废、2次入道居于瑶华宫，这是她无法左右的，她无形中充当了***治牺牲品。
3.孟皇后第3次被立始末
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孟皇后在瑶华宫已居住26年。靖康年间，可谓多事之秋，就连孟氏居住的瑶华宫也不得安宁。这年年初，瑶华宫失火，孟氏移居到延宁宫，不久，延宁宫又遭火灾，孟皇后侥幸逃出后，居住在相国寺前一民宅里。金人围汴，宋钦宗与近臣商议再次复后位，有意尊她为元太后，但“诏未下而京城陷”[7]（P8634）。她也因祸得福，没有成为金人掳走的对象。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金人掳走皇帝、皇后及皇太子北行，“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7]（P436）。当时六宫有位号者也都被金人掳走，唯有孟皇后已被废，且又居住在民宅里，所以幸免于难，因祸得福。史载：“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7]（P8634）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5月，宋高宗尊元皇后为元太后。不久，尚书省认为“元”字犯孟皇后祖父的名字，请求以所居宫名“隆宫”为后号，并下诏书让学士院拟定，便改称隆太后。这是孟皇后第三次被立，宋高宗尊称她为隆太后。
三、孟皇后两度垂帘听***
宋代垂帘听***的皇太后共有9位，时间最长者为宋真宗刘皇后，长达11年1个月，时间最短者为宋高宗吴皇后，仅1天。垂帘听***多因皇帝年幼或患病，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大多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孟皇后两度垂帘听***的原因并非如此。
1.“大楚”伪***权时孟皇后垂帘听***
金人犯京师，并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3月，立张邦昌为帝，僭号“大楚”。起初，“金人奉册宝至，邦昌但东面拱立”[7]（P13791）。不久，金***退兵回师，张邦昌降手书大赦天下。吕好问对张邦昌说，朝臣内外都知道你称帝，建大楚，是被金人所逼，你那样做也是迫于无奈，现在金人已经退兵，还可以恢复到赵宋王朝的局面，又恰巧康王在外已久，立康王是“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7]（P13792）听了吕好问的建议，张邦昌有所动摇。吕好问又接着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迎立元皇后，如果请康王早日继承皇位，也许你能获保周全。史载：“为今计者，当迎元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7]（P13792）监察御史马伸也主张迎立康王，此时张邦昌已骑虎难下，为保全自己，权衡利弊，他听从了吕好问的建议。同年4月，张邦昌尊元皇后为宋太后，入住延福宫。张邦昌自述，建大楚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并无不臣之心。不久，张邦昌遣吏部尚书谢克家献大宋受命之宝――玉玺于康王，又降下手书请元皇后垂帘听***，以等待康王即位。诏书既下，中外大悦，这表明是人心所向。“太后始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7]（P13792）。此时孟皇后已经54岁，在经历2次立废风波、2次火中逃生、近30年道观生活后，再次被卷入动荡***局中。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孟皇后垂帘听***，她听说康王赵构在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就派遣尚书左右丞冯、李向及哥哥的儿子孟忠厚持诏书迎立康王，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率领部从护卫，又命御营前***统制张俊在路上迎接。“隆太后遣孟忠厚以‘大宋之宝’奉迎高宗。”[14]孟皇后随即颁布诏书，诏告天下，立康王为帝。史载：“寻降手书，播告天下。”[7]（P8635）康王到达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后，孟皇后派遣宗室及内侍奉圭宝、乘舆、服御迎，5月庚寅朔，康王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南宋，并改元建炎，即宋高宗。孟皇后在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当天撤帘，还***于宋高宗，“元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7]（P443）。张邦昌伪***权共执***33天，孟皇后垂帘不到1个月，颇具戏剧化。宋高宗即位当天，孟皇后就撤帘，表明孟皇后不贪权、不揽权，能以赵氏王朝大局为重，深明大义。
孟皇后久居瑶华宫近30年，不谙世事，张邦昌为什么要迎立孟皇后，让她垂帘听***？一是为局势所迫，张邦昌不得不如此做。孟皇后是唯一一个宋室皇族中未被金人掳走的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宋朝最高领导层的代表者。二是为了稳定民心，安抚朝野上下。三是张邦昌为求自保，给自己留条后路。
金人得知康王即位，并还有一位漏网之鱼的废后被尊为隆太后之后，再次南下进攻宋朝。宋高宗采取逃跑的***策，晋升为隆太后的孟皇后依然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跟随宋高宗过上了逃亡的生活。在逃亡过程中，孟皇后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逼宫事件――苗刘之变，再次被迫垂帘听***。
2.“苗刘之变”时孟皇后再度垂帘听***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12月，宋高宗命令孟忠厚护卫隆太后到达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并命令扈从统制苗傅率领8 000人驻扎于奉国寺。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苗傅与刘正彦、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密谋作乱，请太后听***，又请立太子，史称“苗刘之变”。宋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子赵继承皇位，隆太后垂帘听***，改元明受，因此又称“明受之变”。
（1）孟皇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
“苗刘之变”爆发后，宋高宗迫于压力，惩治康履等人，又封苗傅为承选使、御营都统制，封刘正彦为观察使、御营副都统制，但苗、刘仍不退兵。苗傅请求隆太后同听***，并且派遣使者与金人议和，万般无奈之下，宋高宗同意，随即下诏请太后垂帘，但“贼闻诏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7]（P13804），并请隆太后垂帘。宋高宗与大臣再三商议，只好同意苗、刘的建议。作为当事人的孟皇后再次垂帘又有怎样的想法呢？下面是隆太后与苗、刘的对话与结果[7]（P13805）：
太后御肩舆出立楼前，二贼拜曰：“今日百姓无辜，肝脑涂地，望太后主张。”
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贯起边衅，所以致金人之祸。今皇帝圣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已加窜逐，统制独不知邪？”
傅曰：“臣等定议，必欲立皇子。”
后曰：“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儿，何以令天下？”
正彦等号泣固请，因呼其众曰：“太后既不允，吾当受戮。”遂作解衣状，后谕止之。
傅曰：“事久不决，恐三***生变。”
（三月乙未）是日，帝幸显忠寺。甲申，太后垂帘，降赦，号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忠寺为睿圣宫，留内侍十五人，余悉编置。
（2）孟皇后平定叛乱
平定“苗刘之变”的功臣有韩世忠、张浚、刘光世、朱胜非等人，而起关键作用的是隆太后。隆太后一方面曲加奉迎苗傅，以消除其防备之心；一方面暗中调动兵马，选贤任能，平定叛乱。这一事件显示出了孟皇后巧于应变及足智多谋的***治才能。
太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太后“每见傅等，曲加慰抚”[7]（P8635），而“傅等皆喜”[7]（P8635），误以为隆太后是一个傀儡。隆太后的曲加逢迎，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她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时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在苗傅***中，朱胜非使用计谋把她救出来，隆太后召见，梁氏了解苗傅***中的一举一动，隆太后急令韩世忠速来，“以清岩陛”[7]（P8635）。韩世忠、吕颐浩、刘光世、张浚各自率兵从不同的地方前来平二贼，“逆***惧”[7]（P8635）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朱胜非召苗刘二人到都堂谈论***之事，“率百官三上表以请”[7]（P13808）。同年4月，宋高宗复位，“都人大说”[7]（P13808），太后喜曰“吾责塞矣”[7]（P8635），并即日撤帘。
由于隆太后的足智多谋和众位臣僚的配合，“苗刘之变”在内外夹击中被剿灭。隆太后这次垂帘不足1个月。
孟皇后2次垂帘，时间总共也不足2个月，虽然短暂，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南宋影响极大。南宋初期，金兵不断南下骚扰，又加上内乱、农民起义不断，可谓风雨飘摇；在南宋***权摇摇欲坠之际，又发生了“苗刘之变”，可谓是雪上加霜。身处逆境，五旬有余的孟皇后却处变不惊、独当一面，显示出了她的机警理智。她时刻不忘把***权还于宋高宗，高宗复位后，她即日撤帘，显示出了她不贪权、不揽权，不私外家、心系社稷的***治胸怀；她不记恨宋哲宗、宋徽宗的废后之事，反而一心为赵宋王朝着想，表明她不计前嫌、深明大义。这种在***治动荡、国家危亡中临危不乱、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令人钦佩。
四、孟皇后生卒年考
有关孟皇后生卒年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文献中并未明确记载，我们仅能从其卒年进行推测。史书上关于孟皇后卒年的记载有3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孟后传》《宋史・高宗本纪》，享年都是59岁。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但长三岁，然颜殊未及。”[8]（P11265）此材料告诉我们孟皇后比宋哲宗大三岁。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上崩于福宁殿，寿二十有五”[8]（P12356）。据此，可推算出宋哲宗的生卒年为公元1076―1100年，而孟皇后的生年为公元1073年，其享年59岁，可推算出其卒年为1131年。
《宋史・孟后传》载：“后年十六，宣仁及钦圣向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佑七年，谕宰执：‘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7]（P8632）根据此材料，可知，孟皇后比宋哲宗小1岁，因此，可推出孟后的生年为公元1077年，卒年为公元1135年。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7]（P487-504）：
庚辰，隆皇太后崩。……乙酉，为太后制年服。
壬申，册谥皇太后曰昭慈献烈。
乙亥，改昭慈献烈皇后为昭慈圣献。
由此可知，孟皇后在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4月崩，宋高宗为太后制丧服。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6月，宋高宗为其册谥，初谥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4月，又改谥昭慈圣献。由此推算，孟皇后的生卒年为公元1073―1131年。
3种不同的记载，2种不同的观点。孟皇后的卒年到底是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4月，还是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4月？《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后16岁入宫，宣仁高太后和钦圣向太后都喜爱她，并教她女仪。元七年（公元1196年）立为皇后，但并不能确定其入宫和封后是同一年。导致错误判断的还有一条，即《宋史・孟后传》中记载：“绍兴五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7]（P8637）紧接着记载，“四月，崩于行宫之西殿，年五十九”[7]（P8637）。这2处材料可能被误以为孟皇后驾崩的时间是绍兴五年4月，即公元1135年4月。又言：“三年，改谥昭慈圣献。”[7]（P8637）从这里可以推测出，只能是绍兴三年，即公元1133年改谥，这与《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相吻合。
所以，关于孟皇后的生卒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宋史・孟后传》的记载应该有误。孟皇后的生年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卒年是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
孟皇后虽是宋高宗的伯母，但宋高宗却视孟皇后为生母。宋高宗对孟皇后极为孝顺，“帝事太后极孝，……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7]（P8637）。孟皇后生病，宋高宗日夜不离左右。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4月，孟皇后死于越州行宫（今浙江省绍兴市）。史载：“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15]宋高宗极悲痛，数日不上朝。孟皇后去世后，初谥为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改为昭慈圣献。《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宋高宗为孟皇后改谥的原因，“明德有功曰昭，视民如子曰慈，聪明睿智曰献，安民有功曰烈。后改昭慈圣献，备物成器曰圣”[16]。在宋高宗看来，孟皇后对南宋是有巨大功绩的。因此，孟皇后去世后，宋高宗给予其极高的谥号。
五、结语
宋哲宗孟皇后虽出身于小官门户，但深得两宫太后的欢心，因此纳后礼仪也极其隆重。孟皇后第1次被废有冤情，其原因与***争、争宠密不可分；孟皇后第2次被废，其原因与***治权力的纷争密不可分；孟皇后第3次被废，不是简单的后宫争斗的结果，而是官僚群体、***治派别纷争的结果。孟皇后居瑶华宫近30年，生活艰苦，也没有人身自由。孟皇后的两度垂帘听***与当时的***治时局密不可分。孟皇后生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卒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享年59岁。
纵观孟皇后的一生，她是中国古代后妃中三立两废、寿终正寝的极少见的典型代表。从个人角度来说，她是不幸的。当她丰姿绰约时，已美人迟暮，居瑶华宫近30年；当她再次被重视起来时，已是年过半百。无论是元时期的***争、争宠导致的废后，还是宋徽宗时期的两度立废，都与当时的***治时局密不可分。此时的她，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是身不由己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如章、蔡京等的垫脚石，无形中成了***治牺牲品。在张邦昌伪***权时，她能主持大局，迎立康王赵构继位，显示出了她的机警理智；在“苗刘之变”中，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内外结合，平定叛乱，体现了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治智慧。她的所做所为减少了由北宋到南宋过渡时的***局动荡，稳定了南宋初期的***治局面，在稳定民心、安抚官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南宋***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将永远记住她的功劳，宋高宗也视她如生母，最终寿终正寝，风光大葬，“殡于会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怀皇后上”[7]（P8637）。高太皇太后曾说：“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7]（P8638）回顾孟皇后的一生，诚如高太后所言。
[参考文献]
[1]纪健生.《隆太后告天下手书》“钦圣”小考[J].文献，1996（2）：226.
[2]曹照林.词约旨丰 清新晓畅――析宋元皇后《手书告天下》[J].秘书之友，1985（3）：48.
[3]黄艳.北宋哲宗孟皇后的废立与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7）：86.
[4]靳华.两宋之际孟后垂帘听***与民族矛盾[J].求是学刊，1997（3）：95.
[5]吴羽.道教与宋代皇室女性犯罪――以瑶华宫与洞真宫为中心[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5（3）：35.
[6]毕宝愧.宋代名后：孟献皇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7]〔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99：259.
[10]〔宋〕陈均.皇宋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627.
[1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22.
[12]〔宋〕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13]〔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232.
[14]〔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265.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5
关键词:宰相制度；演变过程；废除原因
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在中国***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相的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等。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宰相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所以有“百官之首”之称。处理国***，不可能没有辅***机构，辅***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削减相权，使相权不能掌握在一二人之手，同时还要使他们既受到制约又受到监督。宰相机构参议辅***制就是应此而出现，而且不断完善。
一、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丞相之名始于秦”。[1]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成为中央行***体制的***。秦王嬴***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
刘邦建立西汉后，仿照了秦朝的制度,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到了汉武帝时，为了防止权臣专***就将***务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至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逐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有时更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宦者为中人），也使他们与闻***务”。[2] “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或别的头衔来领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3]东汉的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将***；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既有公官也有省官，而且在此时初年公官多省官少，及至末年则省官多而公官少显示出这是一个由公官向省官过渡的时期，也是两种宰相相互交叉设置时期”。[4]三国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只有蜀国的尚书令；而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外，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省官为宰相者既增，则公官为宰相者就相对减少，演变到了隋唐，则尽以省官为宰相,公官便退出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府新体制,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的进步和进一步发展。三省的职权界线划分不明显，因为“隋代虽置三公，以官高不除。其秉国均者惟内史纳言，而尚书令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本之地”。[5]具体来说，三省虽然同时参加运转,但是三省的权力核心却在尚书省。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它与***事堂制度密切相关，是一项宰相集体议事决策的重要***治制度。自贞观之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 [6]“ 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事堂议论”，[7]于是***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国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最高***事领导机关枢密院，地位上升迅速，与中书门下平分秋色，参与国家大***。后梁建立后，把枢密院改为了崇***院，崇***史不由宦官担任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到后晋、后周时期，又重设枢密院，枢密使管理机要，虽次于宰相，但权倾内外。
宋代的中枢机构和设官大多沿用唐制，但机构的职权有很大变化，与唐代体制大不相同。宋代中央实行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的二府制。“宰相中地位最高的兼昭文馆大学士，称上相，次兼修国史，再次兼集贤殿大学士。”[9] “***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没有定数，宋人洪迈说，太宗以降，颇以二相二参为率。”[10]即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事，这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1]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12]。“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13]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诏依法制，以左右丞相代替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恢复了参知***事之名”[14]。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宰相的名称就再也没改变。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和辽国，也吸收了唐宋先进的文化制度，设置了宰相。西夏也仿二府三司制，而辽实行北面官、南面官双轨制。
金、元实行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具体而言分四级：左右丞相，平章***事，左右丞，参知***事。平章和参知***事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15]
明太祖洪武建元以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中书省所有官职尽革,其分权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被废除。
二、明朝宰相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务,决策机要；又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皇帝是国家***,宰相是***府***,没有宰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如果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就很难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的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各有消长。
宰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和地位是其他官僚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君权，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1、相权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甚至威胁生命。
不容否认，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历史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不断涌现出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的权相。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他虽名为丞相，其实汉献帝在他脚下，不过是一只随时可踩死的蛤蟆。他可以仗剑入宫，把皇后从藏身的夹墙中搜出，扯住头发杀掉，皇帝只有打抖的份，一句话也不敢说。魏明帝驾车到尚书门，尚书令陈娇竟然敢以君相分权拒皇帝于大门之外。说明陈娇的权力之大，大到他根本就不把魏明帝放在眼里。
2、相权公然挑战至高无上的君权，引起君主的疑忌。
宰相的权力越大，皇帝必然就会处心积虑压制、削弱相权，甚至杀宰相、废除宰相制度，以尊君权。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封建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实在是太大，便会削弱相权，于是必然导致宰相制度最终被废除。
3、功高震主，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李善长是***第一功臣，在建国以后，朱元璋便任命他为丞相。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作为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抢风头，只知道埋头干活，像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当然是很放心的。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就算朱元璋认为他没什么功劳，苦劳总是有的，但他却只是被封为诚意伯。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众多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比刘基多了十几倍。就是因为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能想到，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能想到。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是不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的，并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变十分有用。对于朱元璋不杀他已经很不错了。可想而知，朱元璋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对自己的皇位有威胁的人。
（二）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
纵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其中一个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威胁皇权，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着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宰相制的废除解除了皇权的一大威胁，皇权得到空前的增强。而废相仅仅是明太祖稳固皇权的一步棋子，朱元璋要在他在位时就为子孙后代从制度上消除对皇权的各种隐患。“朱元璋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6]罢相以后，皇帝就可以将一切大权掌握在手中，中央***府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就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事实上兼任宰相，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相劝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
在封建社会衰落之际，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腐朽，皇帝为了保证自己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方面的蒙蔽和阻碍，干脆废除宰相，实行无相制，从而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句号。
（三）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和意志
1、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
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寻至元亡的教训，无疑使他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元代宰相的权力很大，比如元仁宗时，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据史料记载，元代有很多位皇帝都是由丞相拥立的。再比如英宗死后，铁失等一些大臣商议另立新君，也孙铁木儿继承皇位，他便是泰定帝。1328年7月，泰定帝在上都病逝，丞相倒剌沙掌握***权，这位回回人没有马上将泰定帝之子拥上皇位，一连几个月都由他处理国***，非常的潇洒。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倒剌沙的潇洒使得朝廷上下的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浮动，最终引起大变。当他得知大都事变之后，倒剌沙这才仓促拥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这便是天顺帝。这可是明代的大事，所以对明太祖来说这个历史教训很深刻。“朱元璋还总结了元灭亡的原因，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17]扬扬止沸，莫若釜底抽薪，根本的办法是消除权臣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
2、现实的***治态势，和朱元璋的性格、能力以及强有力的君主意志，为他采取这一大胆的举措提供了条件。
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奋斗闯荡江湖，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隐隐作怪的自卑心理，低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敏。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臣民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抗争。“尤其是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权利越高，就越想牢牢掌握大权，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这种背景和复杂的心理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18]胡惟庸作为明朝的宰相，和朱元璋之间肯定会存在一定的矛盾。“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年和1377年开始增长，而且已经把他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驱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19]后来，朱元璋察觉了胡惟庸的不忠，还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做出强烈反应。 朱元璋以奸***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我国***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但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不久，便由于他自身的精力不足而设置了殿阁大学士来帮助他处理***务。明成祖在位时，就设置了内阁来帮助他处理***务，内阁虽然没有宰相那么大的权力，但也相当与一种变相的宰相制度。
清朝仿照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阁,以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务,内阁大学士由满汉大员担任，同时还存在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同处理国***。由于议***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太大，所以到了雍正时，便撤掉议***王大臣会议而设置***机处,***机大臣负责处决要务,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名义上仍沿袭前朝,以授内阁大学士为拜相。内阁一直受到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公事。虽然朱元璋因为种种原因而废除了宰相制度，但宰相制度的演变也是受当时客观因素所制约的，客观的社会环境变化往往会要求宰相制度随之变化。社会总是变化和发展的，历朝历代都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对宰相制度进行调整。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权力是空前的集中了，但***府的一切***务都要皇帝去亲自处理，是很难办到的。作为数代沿用不移的一种重要***治制度，宰相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明成祖时期出现了内阁，清朝雍正时设立***机处来辅助皇帝处理***事。虽说宰相制度被废除，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宰相制度，朱元璋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宰相制度。
参考文献：
[1]杨鸿年、欧阳鑫.中国***制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罗辉映.中国古代***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3][美]牟复礼, [英]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杨献民.朱元璋人生布局的九九加一突破,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
[5]邹元初.中国宰相,华文出版社.2007.
[6]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
[7]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治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钮岱峰主编,刘芳、姜明广编著.明祖韬略,昆仑出版社,2003.
[9]杨广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治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10]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1.
[11]李孔怀.中国古代行***制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注释:
[1]通典,卷一九宰相.2004.
[2][3][4]杨鸿年、欧阳鑫.中国***制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78,87.
[5]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三,内阁,1965.
[6]资治通鉴云:“故事:凡***国大事,则中书令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五花判事.”
[7]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贞观之,2006.
[8][13]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第一册,卷一.第二册,卷十三,1986:875.
[9][11][12]罗辉映.中国古代***治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129,130.
[10]容斋三笔·宰相参***数员,2008.
[14][清]万斯同.宋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第六册,1955:7790.
[15]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治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5—316.
[16][17][18]杨献民.朱元璋人生布局的九九加一突破,2006:142,160,143.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6
关键词：词科；取士情形；写作指南
中***分类号：K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115-04
宋代的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它特定的背景：随着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制科，以及后来禁“元学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士子不能为文、空疏的弊端，为弥补，哲宗绍圣元年（1094）另立“宏词科”，以培养词章之士。据《词学指南・序》与《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六，徽宗大观四年（1110）五月，以立法未详，“不足以致实学有文之士”，改为辞学兼茂科，其中，“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且三岁一试。高宗绍兴三年（1133），改为“博学宏词科”，“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但三岁一试如旧。科名的更换，实际上也标示着词科内涵的变更，词科最终要求“学博”，详达“制度典故”，也即王应麟所概括的“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而王应麟的《词学指南》，作为现存保留博学宏词科史料最多和最翔实的著述，无疑能更好地剖析这一词科的特色和时代意义。
一、词科的取士情形及其地位
先看博学宏词一科在宋代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洪迈《容斋随笔》卷十《词学科目》叙述绍兴乙卯（1131）至绍熙癸丑（1193），六十余年，此科取士及任用情况：
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1193），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1190）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思道）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岩肖）兵部侍郎，汤朝（邦彦）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洪适）至宰相，文安公（洪遵）至执***，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周必大）至宰相，周茂振（麟之）执***，沈德和（介）、莫子齐（济）、倪正父（思）、莫仲谦（叔光）、赵大本（彦中）、傅景仁（伯寿）至侍从，叶伯益（谦亨）、季元衡（南寿）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显然，中了博学宏词后，多致身宰衡，也即《宋史・选举志二》所说的“（此科）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致卿相、翰院者”。即以王应麟本人计，中词科前一年，宝三年（1255），仅为从事郎（从八品）、扬州州学教授；考中后即授添差浙江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差是年科举殿试覆考检点查试卷官，极为荣耀。时人自然会极其看重、青睐。《四库全书・玉海附词学指南提要》即说：“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是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
那么，博学宏词科是不是容易考上呢？《词学指南》卷四录有《辞学题名》，即历次录取名单，时间从乙亥（1095）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己未（1259），王应麟的弟弟王应凤被录取，共一百零七人，这比《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四至二五多四人。[1]（P47～49）一百六十六年间录取这么些人，每年平均仅零点，比起当日的进士及第，显然是难得太多了。这也决定了其高的淘汰率。进一步，比较每年的录取，王应麟实际上是区分为三个时段：第一阶段：即从绍圣元年（1094）设“宏词科”的第二年，到乙丑（大观三年，1109）。这正是大观法令改革的前一年。能看出，这一时期每年均举行，每次至少录取一人，甚至在乙亥（1095），一下子竟录用了五人。第二阶段：从辛卯（1111），大观改革的次年，到戊申（建炎二年，1128）。仍是每年一次，每次至少录取一人，一般为三人。第三阶段：乙卯（绍兴五年，1135）绍兴三年改治的第三年，到戊辰（嘉定元年，1208）虽然受战争影响，有所延迟，但已改为每三年一次，每次仅录取一到两人，人数明显降低。但从嘉定元年以后，一直到丙辰（宝四年，1256），近五十年，才有王应麟一人。这显然极不正常，某种情形上也可说中断了。这当然事出有因：
戊辰（1208年）以后，时相不喜此科，主司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纵有记忆不遗，文采可观，辄复推求小疵，以故久无中选者。[2]（P451）
这里的“时相”指史弥远。其“不喜此科”，实际上掺杂有更多的个人恩怨，或者说***争纠葛。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出之，由是无复习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3]（P59）
真文忠公（德秀）、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时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远器，力赞韩氏（胄），二人俱置异等。……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4]（P16）
真德秀、留元刚学宏辞科，据《辞学题名》，在乙丑（开禧元年，1205）。此际韩胄当***，正力主北伐，时风正健。但此后，开禧二年，北伐失败。开禧三年十一月，史弥远奉宁宗杨后的密谋，处死了韩胄，史称“玉津园之变”。史弥远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嘉定元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十月，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而真德秀作为韩、陈一***，亦加上刚直不阿，如嘉定六年，真德秀迁起居舍人，即以“权奸擅***十有四年”来上奏，影射史弥远，这当然不为执***者所容，而肆加排斥，也即上所言的“终不得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执***者以各种理由，一并禁博学宏辞科，也势在必行了。当然，词科从此一蹶不振，还有其他的原因，如祝尚书所言的“其自身存在不少弊端”，“叶适等人对它的批评”。[5]（P37）
二、《词学指南》的编撰
《词学指南》卷一“编题”有注：
所编《题苑》，再加工检点诸经子史，采括无复遗矣。今去试日已无多，某所记已及五七分，将来不患忘出处，但患作文之工少，以此敌他人不去耳。 难题见作《括子记》，颇有条理，第恐场屋仓卒，易于遗忘。[6]（P390）
“今去试日已无多”，“第恐场屋仓卒，易于遗忘”等字眼，都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是为应博学宏词科所做的准备。王氏子孙王厚、王百所撰写的《后序》也称“《玉海》者，公习博学宏词科编类之书也”，[7]（P3795）可为佐证。而王氏考中进士在淳元年（1241），时十九岁。但其志在应举博学宏辞科，未去赴吏部铨选：
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四年（1256）中是科。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开庆元年（1259）亦中是科，诏褒谕之。[8]（P12988）
因此，《词学指南》当是其为备考应试而作。但其后当屡有补充，因为从《词学指南》本身来看，其所录《辞学题名》，录到丙辰（1256），王应麟；己未（1259），王应凤。同时又录了《宝四年（1256）丙辰博学宏辞》，即本人应考的试题。又，其所载的词学科考试“制”题，最后录到咸淳甲戌（十年，1274）；“诏”类录到景定辛酉（二年，1261），也表明其已录到南宋末。这样，保守一点估计，最早，在南宋末，王应麟已编撰好了《词学指南》一书。
但是，《词学指南》是应试的册子，或者说，是指导时文，随考试而存在。元时既已不考词科，编此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估计要从王应麟自身的经历上找。显然，王应麟极为重视博学宏词科，从其十九岁进士登第，一直到三十四岁时学宏词科，十五年间一直介然于怀，矢志不忘。或许，王氏是以这一种特别的形式――虽已过时，弃置无用，但仍编著，以保留自己一生中一个重要记忆，或忆念。这样，王氏就势必会精心、准确地编写，至少，从《词学指南・序》谨严、清晰、有条不紊的叙述，就能看出这一点。毕竟，王氏熟习这些掌故、故实。
三、如何准备词科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条载：
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丽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
又，《词学指南・序》所言的“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都说明了词科看重两方面的才华：知晓故典与能骈俪语。那么，怎么训练呢？《词学指南》有明确、详尽的说明。据卷一《编题》，为迎考，做“编题”的功夫，最初要“须将累举程文熟读，要见如何命题用事，如何作文”，识得梗概，才可方便着手。这是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编题”要分两次，第一次分类因载籍浩繁，难以周全，势必要再次编类，“以详且精为先，不可少有遗缺”，同时也方便记诵，“皆合成诵，临试半年复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
那么，“编题”的范围呢？《困学纪闻》卷二十载学者“当以邵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方式，系统地有目的地读书。应试词科也不例外，王氏首先指明重点：经书中“《周礼》题目最多”，“其次则《礼记》外三经皆有之”，史书中“《史记》《两汉》《唐史》题目最多”。因此，功夫要多在三《礼》上，同时要参考注疏。当仅此还远远不够，如史书，除正史外，唐朝诸帝《实录》、《旧唐书》、《通典》、《唐六典》、《唐会要》、《贞观***要》、韦氏《两京新记》、《集贤注记》等，“皆合参会抄”，甚且“温公《通鉴》亦可证年月，《考异》最佳”，均要涉猎。南北史虽不大出题，但也要知其本末，以备引用。至于子部、集部，王氏同样看重：
子书则《孟》、《荀》、《杨》、《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墨》、《韩非子》、《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缭》、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集则《文选》、《文粹》、韩、柳文、《文苑英华》、《古文苑》、《皇朝文鉴》，虽无甚题，然可以引用处，亦合编录，皆当遍阅搜寻，如前法编类，不可缺略。
总之，“皆当遍阅寻”，“不可缺略”。“编题用工数年，虽不能全无缺遗，然大概备矣”。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载其“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6]其备考之艰辛，可窥一斑。《鹤林玉露》即载杨万里打算应词科，但后作罢，“孟子已不能道其详。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9]（P47）毫无疑问，这个范围相当广泛，过程也极为艰难烦琐，恐怕一般人只能望而却步了。但王氏并非故意高置，而是词科考试逼迫你不得不如此广泛撒网：即以绍兴三年改制论，凡十二体，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均考，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八《人才上》就曾论制科考试之难：“先命有司而试之以莫知所从出之题，既又亲策于庭而杂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李在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十六日也曾上言：“汉自文帝以来，始有贤良之举，不过求其谠言，以裨阙***，未闻责以记诵之学也。后世崇其科目，遴其选取，乃始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10]（P4430）都道出了个中的艰辛。
实际上，《词学指南》所说的“编题”分门，就是编撰类书，其《玉海》二百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但这只是迎考的一个大致范围，还需在作文表达方面苦费心思，王氏认为要做到：一，精心拟作，“皆须意胜语赡，与人商榷，便无遗恨，则能事毕矣”，“多摹仿前人，学之既久，自然纯熟”，“熟读而精甄之，则蔚乎其春荣、薰乎其兰馥有日矣”；二，求人指瑕，“初作文字，须广以示人，不可耻人指摘疵病，而不将出。盖文字自看终有不觉处，须赖他人指出”；三，出新，“唯陈言之务去”，“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语忌”（不触犯忌讳）、“诵书”（熟读成诵）、“编文”（编类）等。
四、试卷样式及文体式
《词学指南》卷四载有宋代词科考试的“试卷式”：
本贯云云。应博学宏辞。具官。姓某。年若干。
一、习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颂、序。
一、出身。
一、无过犯。
一、三代。
一、合家口。
一、今试。如曾试亦开具年份。
奉
试博学宏辞二首
第一首
题限 字以上
第二首
同前
涂注乙
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颂限二百字以上、记、序限三百字以上，凡言祖宗及上字，并别行。言圣恩之类，并空字。箴、铭、、颂，逐句空字。
但对考试的制、诰、诏、表等十二种文体，《词学指南》并非平均用力，“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出题。檄、露布，又***兴方用，皆尚可缓”，并举例说：“平斋洪公（咨夔）曰：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张骁飞点校、王应麟著《四明文献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因此，制、表的写作属重中之重，王氏所用笔墨也最多。这里仅看制的写作。
王氏认为，制的写作要注意：第一，制头用四六，说除授之职，“能包尽题意为佳”。如其所举孙觌《镇洮***节度使除大尉制》“贾藩经武，久资戎翰之良；率阃畴庸，增重本兵之寄”，王氏评“此制包尽前后任，又下语稳”。即用“久资戎翰之良”一语扩尽“镇洮***节度使”，用“增重本兵之寄”借指“除太尉”，因为太尉比节度使官阶高。再如王氏本人1256年应词科的制题《昭庆***承宣使、左金吾卫大将***、荆湖北路安抚副使、兼知鄂州、授武***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夔路安抚使、兼知夔州、兼提领措置屯田、兼控扼泸叙昌合四州边面加食邑食实封制》，共七十四字，涉及官职十个，对此复杂的题目，王氏概述为“建斋旄而镇，密联厢部之班；分帅阃以留田，兼饬边城之备。乃承流之隽，夙参宅牧之权。兵农方急于坤维，表里载更于师律。王言作命，士无哗”，就基本上涵括尽了除授之职，笔力确实不凡。
第二，“具某官”以下用散语，一段颂德，要“看题”，分清对象，不可乱用语词。一段“说新官”，“或引故事，或说大意”。
第三，用语典重，“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如上所举的“畴庸”，就语出《书・尧典》“畴咨若时登庸”。孔《传》：“畴，谁；庸，用也。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由此语意典雅。
第四，官名、节镇须用不同的代语，即记牢一些代语，如尚书为，礼部为仪曹之类，否则，“恐声律、虚实不同，难作对也”。王氏后面就排列了《节镇赋》《国名》《小国》《防御》《***事》等不同称谓，以备选用。
不管怎样，王氏认为要多仿效、训练，“以深厚简严为主”，“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6]也显然，要在其间游刃有余，制词典雅温润，有“朝廷气象”，自非狠下一番苦功不可。
[参考文献]
[1]
徐红，郭应彪.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宏辞总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罗大经.鹤林玉露[M].甲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宏而不博博而不宏）[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6]王应麟.四明文献集[M]. 张骁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7]王应麟.玉海（第五册末：玉海后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
[8]宋史[M].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9]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德行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7.
Research on the Test of Hongci K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Speech
CAO Jia-x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7
后周太祖、世宗二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家、***治家。太祖以保境息民为主，联络南唐，北败北汉，为此后的统一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世宗柴荣继位，临危不惧，力压强敌，取得了高平战役的胜利。他又深知民心所向，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或策划统一，西取四州;或三驾江淮，二次北伐;或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或改革朝***，振伤纲纪;或整顿禁***，调整机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风雨不测，世宗正在大展宏***、力***摆脱贫困、走向统一的重要时刻，朴显德六年(公元959)夏，病逝赞汁京，年仅三十九岁。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在他撰修的《新五代史》卷j‘二《周本纪》中，对世宗有着很高的评价:
其为人明达英果，伟论议然。……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所纳，用人不疑，岂非所拼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程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九四也说: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披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可见，世宗才识过人，气魄出众，深知民间疾苦、时***弊端，具有卓越非凡的才识。
世宗临死之前，曾对身后的***局，预先作过一番布置安排。首先，加枢密使魏仁捕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范质、王溥等权臣一道辅助幼子宗训，使柴氏子孙长久享有统治权。其次，免去殿前都点检、郭威女婿张永德之职，让副将赵匡凤充任都点检。但事与愿违。在世宗死后宗训年幼即位开始，后周大臣根本不服宰相魏仁浦、范质、王溥等人的命令和管理。他们以魏仁浦出身小吏，未经科举而不服其治。他们又以范质、王溥等“忠厚长者”、循规蹈矩、清廉自持而都不服贴。他们对出身行伍、性情刚俊暴决、有勇无谋的侍卫亲***副指挥韩通更不买账。这一切，都对身负重任的赵匡撒及其心腹谋士提供了代周篡权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相反，赵匡撤代张永德当上殿前都点检后，对其部下“恩威并济”，十分有办法驾驭将士，深得他们的“心悦诚服”。再加上赵匡撒历典禁兵、老于兵事、深谋远虑、战功赫赫，在后周统治集团里，声誉地位日增，他篡权野心日益暴露。对此，遭到殿中侍御史郑起的不满和揭露，以期引起后周宰相范质的重视。今据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己亥》条载:以殿中侍御史郑起为西河令。起，不知何许人，轻俊无检操。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起坐左迁。右拾遗浦城杨徽之，亦尝言放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日:“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龄是亦出为天兴令。
显然，尽管郑起、杨徽之以谏官身份向柴荣、范质反映赵匡撒“握禁兵，有人望”，“不宜典禁兵”，极言其事。终因匡撒是世宗的“患难兄弟”，加上匡撤又能掩饰自己，骗取了世宗、宰相的莫大信任，一切不利于他们的忠谏和建议，自然无法被后周统治集团所采纳。入宋以后，郑起、杨徽之遭受“左迁”，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贬杀也是大幸哉!
恭帝即位，韩通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马步***副都指挥使，移领郸州。“振迹戎伍，委质前朝，彰灼茂功，践更勇爵。”***事大权尽归韩通，未免不惬人望。对此，韩通之子韩微“颇有智略，幼病枢，人目为‘真驼儿，。见太祖有人望，常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后太祖幸开宝寺，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邃命去之。”韩微向其父建议早日铲除太祖这个野心家，而韩通却不采纳。结果，死朴匡撒***校王彦异的刀下，这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
赵匡撒典掌禁兵后，在他幕下组成了以他弟弟光义、赵普、李处耘等人为核心的智囊班子。他们为匡撤献计献策，或联络领兵宿将，或制造民间讹言，或策划放密室，或点火般沐京。他们都是一些不甘寂寞的人物。如后来入宋出任宰相的赵普，在世宗亲征淮南进行清流关战役时，匡溉即求教聆他。据《默记》卷上云:“太祖以周***数千与晖遇聆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太祖兵再聚聆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太祖微服往访之。学究者固知为赵点检也，迎见加礼。太祖再三叩之。……太祖历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其赵学究即韩王普也”。不难看出，匡撤功业大显放后周与赵普的出谋献策有着重要的关系。匡撒代周篡权，同样离不出光义、赵普等智囊人物的鼎力相助。
同时，赵匡撤亲自掌握禁兵，在他身边又团结凝聚了一批“知兵善战”、老放兵事的领兵武将。据李饮《宋朝事实》卷九记载，匡撤与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餐、王***忠等，结成义社十兄弟，成为生死之交、患难与共的铁哥儿。这些人又拥有一大批***士的支持。
朝廷之内，由放“主少国疑”，“***出多门”，宗训年幼，不能负担起任何实际的责任，国家大事、重大***治、***事、经济举措，只好交给大臣们处决。而文武大臣中，不是有勇无谋者，即便性情率直的“忠厚长者”，他们均不是乱世中底定狂澜的柱石。而当时的一些握有兵权、拥有实力的宿将武夫，大多与赵匡撒互相勾结，因此，朝廷内外，人心浮动。在这种世宗段没、幼主登极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切都足以增长赵匡撤这个***事野心家野心。一个现***权的巨大阴谋，在加紧酝酿着。施放***治谣言，便是后周***权巨大阴谋中的重要手段。其手法是:
首先，制造“上天授命”讹言。公元九六o年，即后周显德七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朝廷接到来自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的报告。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即在太祖匡j9l临出发的那一天，“***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日:‘此天命也，。”认为赵匡撤当皇帝，这是“日下复有一日’，完全是“上天授命”的预兆。
其次，制造“检点做”的谣言，造谣惑众。世宗率***攻打契丹，无意中检符木牌一块，长约二、三尺多，上面写着“检点做”三个大字。这是赵匡撤一伙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谣惑众的伎俩。时值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典掌禁***，屡建***功。世宗对此倒有猜忌。更兼张永德是郭威爱婿，世宗认为自己死后，对张永德更加难以控制。因此在永德“从世宗北伐，还驻浪渊”时，即“解兵柄”，“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节度”。解除他的***权，而用赵匡撤代张做了殿前都点检。这从事实上兑现了民间讹言，也为赵匡当上皇帝制造了合法的***治舆论。
再次，赵匡撤自己制造“帝王之兴，自有天命”的舆论。据司马光《沫水记闻》卷一云:“太祖初即位，巫出微行，或谏日:‘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生’上笑日‘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一可免乎!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数，日:‘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聆是众心俱服，中外大安。”赵匡撤吹嘘自己“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而不被世宗研杀，乃是“应为天下主，谁能***之”，真是大一言下渐，也是他争做“天子”的***治野心;’纱大暴露。
第四，大***临出征之前，制造京城内策立新天子的谣言。据《长编》卷一《建降元年春正月壬寅》条云:“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先发。时都下灌言，将以出***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五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显然京城内策立新天子的谣言，传遍至汁京城的大街小巷，一时满城风雨，早已乱作一团，民心浮动惊恐。“惟内庭晏然不知”，只瞒了当时后周统治集团的上层领导，他们还处在梦境之中。这种***治谣言的出笼，显然有着十分险恶的用心。
第五，通过道学家之口，散布“赵点检作官家”的谣言。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记载这则***治谣言说:“陈传，字***南，有经世之才，生唐末，厌五代之乱，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能辟谷，或一睡三年，后隐铃华山。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则崛感数日，人有问者瞪口不答。一日，方乘驴游华阴，市人相语日:‘赵点检作官家’。传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日:‘天下这回定朴也。’太祖事周为殿前都点检，拎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看来，都点检赵匡撒“当天子”的谣言，不仅流传在汁京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散布在肚西灼华阴、人迹罕到的山区。这也说明当时道学家陈传也参与了制造后周末年的那一场别有用心的***治谣言。
第六，制造外国贡物有“宋”字的谣言。据袁娶《枫窗小犊》载:“艺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皇宋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上有形如龙，龙形腾上而尾少白，左成宋形，其文即，r字也。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即系之。”看来，当时一些阴谋家为了将赵匡凤推上皇帝宝座，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竟将外国贡物的形制也自诩成l吏咙为“宋” 字，为皇宋受禅制造舆论。
第七，制造所谓契丹入侵的谎言。这是赵姓集团实现阴谋的重要步骤。此事司马光在他的《谏水记闻》卷一中记载得很具体，说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抵御。癸卯日，发师，宿放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日:‘主上幼弱，未能亲***。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甲辰天将亮，将士皆撰甲执兵仗，集聆骚门，罐视突入骚中。太祖尚未起身，太宗时为内殿抵候供奉官都知，入内告诉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放庭中，说:“诸***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朴庭下，大呼万岁。以***治谣言为先导的拥立赵匡撒当天子的一幕，至此结束。后周的临终顾命大臣范质、王博也逼不得已，只好下拜，口呼“万岁”。剩下的“主上及太后”，寡妇孤儿，更是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了。
第八，预先制造禅位制书，鼓吹“天命”之说。太祖黄袍加身，返回沐京后，即至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官就列，班次站定，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此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将早已起草好的禅位制书，“出诸袖中”，用幼主宗训的名义宣布说: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而***，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某，察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烈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愁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狱讼，归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译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只畏天命)一场***治谣言，彻底葬送了富有生气的后周王朝，禅代仪式的隆重举行，正式宣告了以赵匡撤为首的***治集团的胜利。
必须指出的是，后周末年的这场***治谣言，为后来的宋人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迷信符命、使赵匡撤的篡权代周行径，披上“命中注定”、“真龙天子”的合法外衣，起了很大作用。兹举例说明之。
《孙公谈圃》说:“隋开汁河，其势正衡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势以避之，古老相传为留赵湾。至艺祖以宋州节度使即帝位，乃其截也”。《烬余录》说:“宣祖微时，道出杜家庄，避雪门外。庄丁见状貌英伟，延款饮食。久之，主人爱其勤谨，赘为第四女婿，遂生太祖、太宗。庄前旧有窿，名双龙潭，至是乃验。”《古谣谚》弓}《神仙传》说:“初兵纷时，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放篮以避乱。陈传遇之，即吟日:“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
《石林燕语》卷一说:“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栖菱，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为圣菱。自小校而上自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日:“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笺。天命岂不素定矣哉!”
《曲消旧归》说:“五季割据，干戈相寻。有一僧佯狂而言多应，尝谓人日:‘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盖用此僧语也。”《清波杂志》说:“五代时，有僧卓庵道边，艺蔬匈钱。一日梦金色黄龙食所艺葛首数畦，僧惊疮，已而见一伟人丈夫龄梦之地，取葛首食之。……伟丈夫，乃艺祖也。”
以上宋人记载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后周末年的一场***治谣言，导致赵宋王朝的顺利建立。为了使这场谣言变成真理，两宋的封建士大夫为了效忠赵宋新王朝，他们不惜一切笔墨，竭力美化赵匡撤***治集团，制造“上授天命”的理论，愚弄百姓，便朴赵家子孙的永久统治。
第二，散布***治谣言和迷信符命的人，有狂僧、神仙、道学家和庄丁等等，其情节奇异。其中有俄语、符验，也有僧人的预言和神仙的托梦。他们用“圣篓”、:‘留赵湾”、“天子上担挑”、“窿名双龙潭”、“佛光出世”、“黄龙食葛芭”等荒诞无稽的东西，为赵匡)6l、赵光义兄弟二人代周竺权制造合法合理的理论。这是后周末年一场***治谣言的继续和延伸。所不同的是只用诚讼、‘守命、预言、托梦兰类的迷信东西代替当时裸的“点检当天子”的讹言哭了。后周末年的一场***治谣言导致一个封建王朝在很短时间内颠覆，其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著名改革家、***治家周世宗病残后，年仅七岁的幼子宗训即位。在这种“主少国疑”、“***出多门”的情势下，一些顾命辅助大臣必须德高望重，富有权威，恩威并济，在乱世中充当中流砒柱。相反，世宗死后，大臣中的范质、王溥等人都是一些循规蹈矩的“忠厚长者”，缺乏***治敏感性。在突发事变中，既无对策，又无行动。当他们被将士拥至匡清l衙署时，匡撤假装流涕呜咽日:“吾受世宗厚恩，为六***所迫，一旦至此，渐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校罗彦壤已经挺剑上前吼叫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疾言厉色，迫得范、王二位“不知所为”，“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临终顾命大臣，就如此对篡夺者屈服了。后周典掌禁兵重任的韩通，也是一位无谋有勇、刚恒自用武夫。当京城内“点检当天子”的讹言，在每一角落广泛流传时，连这位最有力量制止谣言四起、事变发生的人，也麻木不仁，毫无反应，导致赵匡撤集团的阴谋得逞。
其次，对谣言要有警惕性。后周末年社会上早已流传“点检做天子”的***治谣言，柴荣虽有所察觉，解除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职，但放松了代替者赵匡撤的警惕性，结果铸成大错，造成周王朝的灭亡。当赵匡撒率***出发前夕，汁京城内“点检当天子”的谣言又一次流传各处时，韩通儿子韩微对赵匡撒的阴谋有所察觉，向其父献计，要趁匡溉入府辞行的机会，乘机将他杀掉，以免后患无穷。但韩通不听儿子的忠告，又一次信任了匡撤，让这个心怀诡一诈的人物，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家里。匡撤率***出发时，***校苗训又一次授意炮制看见二个太阳，一上一下，黑光磨荡了很久，对匡撤亲信楚昭辅说，这是“上天授命”的预兆。对焚产生在突发事变中的又一重大***治谣言，后周***府竟置着周闻，不加追查，任其泛滥流传。对于镇、定二州发来的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的报告，实际上赵匡集团向朝廷谎报的***情。后周***府的宰相大臣们，也不细加调查核实，信以为真。结果是一场别有用心的***治谣言，将一个封建王朝了。
再次，必须警惕和识别一些不甘寂寞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恰恰又是后周末年***治谣言的炮制者、组织策划者。如入宋后出任宰柑的赵普，后周时他就是赵匡撤集团的核心人物、幕僚高参。他在匡撒与南唐交战砖淮南清流关时，就结下生死之缘。其人“多智计”，逗得“太祖再三叩之。”王锉在他的《默记》卷上说:“其学究即韩王普也。实与太祖定交放滁州，引为上介，辟为归德***节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为宗臣，比迹于萧、曹者”。竟与西汉刘邦时的萧何、曹参相比美。可见其人在后周末年是位不甘寂寞之人，他竭尽全力地要将赵匡撒推上皇帝宝座，而自己“卒为宗臣”。李处耘者，更是一位非等闲之辈。据《宋史》卷二五七本传说，“会太祖出征，驻***陈桥，处耘见***中谋欲推戴，逾白太宗，与王彦异谋，召马仁璃、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诸***大操，入骚门，太祖不能却。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太祖嘉之”。这里的“临机决事，谋无不中”，正是对这位阴谋策划者的最好评价。至于匡撒兄弟光义，更是一位十足的阴谋家。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8
如今一走进书店，占据畅销榜的多是生活实用类书籍，不是身体保健类的读物就是职场竞技类的作品，就连小说，也是官场、职场类小说最为火爆。思想、哲学、文化类的人文读本已经很难销售上榜了――社会竞争、实用至上的思想日益延伸到了出版。一个时代人文作品的创作与传统经典的阅读往往与其时代精神状况密切关联，行走在实用凸显、人文消退的书的丛林里，阅读之惑油然而生：人文何用?
人文是什么，是人由历史、现实而提升出来的精神气质，它呈现、凝结于文化之中。就像人皆有骨架身体，但人的修养体现在他的精气神中。但现实发生的倒置是：人必须以生理需求作为第一要义然后再满足精神需求。生理需求一旦满足后，精神需求反而无所适从。所以，人文润泽恰如生理需求，是人快乐生活之两翼。阅读与此同理，我们不能只迷失在知识丛林的获取中，还要体会阅读带给我们内心的安静。
人文涵养缺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忽略了本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涵养最基础的部分。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出身的文化环境，所以对事物理解的视角与自身成长环境密切联系。同理，人们无法逃离母体文化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因为一国之母体文化不仅表现在书籍上，还表现在典章制度、器物风俗、行为礼仪、风俗习惯上。读书不仅要读书本，还要读山川、读风物。确实，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临河川而叹逝水，其中蕴味，大可玩味。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言山川之登临，可使所读之书与事理情景相接通，与此同理。所以，提高我们的人文涵养，要从学习本国的文化精要开始。
当前面临的一个困惑是：知识界通晓传统的大家很少，一提倡学习本国文化精要就容易陷入利弊之争；而通过学习浅尝传统之妙的人又在某种名利驱动下去大讲传统，面临理论质疑又难以回应。日益分歧的多元主张使大众无所适从，人文涵养之提升可谓难矣。在竞争之余思考一下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趣味，在忙碌之余放一把椅子在阳台看看十五的月亮，而不是只在八月十五才看一眼圆月。在不断获取的时候尝试一下放弃，把眼前的得失放到长期的规划中去考量。通过阅读获得先贤们关于生命和生活的主张，也许你能得到整理个人身心的积极启发。因此，从畅销榜杂乱的实用误导中走出来，阅读人文，丰富情趣。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9
北宋时期，普遍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情况，或皇帝、太子娶将门女为后妃，或将家子尚公主及宗室女为妻。这一独特的***治联姻绵延于北宋各个时期，形成一种突出的现象。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而对此问题加以探讨，无疑将有助于深化宋代***治史的研究。
一
在中国古代史上，专制帝王作为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其婚姻往往具有较强的***治色彩。如汉高祖刘邦死，汉惠帝即位后，主宰朝***的吕太后便为其安排了一场***治婚姻，所谓：“宣平侯（张）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1]刘秀称帝后，其女内黄公主出嫁功臣大将窦融长子窦穆，涅阳公主嫁窦融侄窦固[2]；汉明帝娶功臣大将马援女为后，汉章帝娶窦融曾孙女[3]。WWw.133229.CoM唐高 宗为晋王时，唐太宗为其娶并州大族王氏女为妻[4]；唐高祖女丹阳公主、衡阳公主分别出嫁大将薛万彻和阿史那杜尔；唐太宗女南平公主、东阳公主、合蒲公主分别出嫁文官大臣王珪子王敬直、高士廉子高履行和房玄龄子房遗爱；唐高宗与武则天爱女太平公主先后所嫁武承嗣及武攸暨，则为当权派武氏家人[5]。因此，班固即承认：“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6]但是，在宋代以前，总的说来皇室在与大族、高官通婚时，却并无明显倾向于文臣或武将的现象。秦汉时期，因文臣与武将之间原本便不存在鸿沟的情况，自不用说，即使在唐朝，考诸《两唐书》后妃、皇子、公主及有关传的资料，不难发现与皇室联姻者，文武臣僚皆有之。
北宋建立后，最高统治者在处理皇室婚娅问题时，开始出现倾向与武臣结亲的独特现象。在此，首先就北宋历朝皇帝娶将门女为皇后的例证列举如下：
赵匡胤于后晋时娶***校贺景思女，但在入宋前贺氏已死，后被追为皇后。后周显德五年，又娶彰德***节度使王饶女。宋太祖登基后，王氏被册为皇后。乾德初，王皇后死。宋太祖再立前节度使、左卫上将***宋偓之女为皇后。
宋太宗在后周时娶滁州刺史尹廷勋女，但早死。再娶五代时强藩符彦卿女，符氏卒于宋太祖开宝时。尹、符二氏后同被追为皇后。宋太宗李皇后，为宋初枢密副使李处耘女[7]。
宋真宗为太子时，宋太宗为其娶大将潘美女为妃。端拱时，潘氏卒，后追为皇后。再娶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女，宋真宗登基后为皇后，景德四年，“以疾崩”。宋真宗刘皇后，则出身低贱，本人原为蜀中歌舞女。但刘氏为皇后之后，便为自己营造出身将门之后的说法[8]。
宋仁宗郭皇后，为平卢***节度使郭崇孙女。据记载：天圣初，故骁骑卫上将***张美曾孙女与郭氏同入宫，尚未亲***的宋仁宗属意张氏，但临朝主***的刘太后却立郭氏为后[9]。以后， 宋仁宗废郭后，有意立富商陈氏女，却遭到群臣的反对[10]。遂立故枢密使、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宋英宗后高皇后，为宋太宗、真宗朝著名将帅高琼后裔、节度使高继勋孙女[11]。
宋神宗居太子位时，娶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即位后，立为皇后。
宋哲宗孟皇后，为已故侍卫马***都虞候孟元孙女。宋哲宗废孟后，立宫女出身的刘氏为皇后。
宋徽宗在端王府邸时，娶武臣女王氏为妃，其父官德州刺史。及至即位，被册为皇后。
宋钦宗朱皇后，“父伯材，武康***节度使。钦宗在东宫，徽宗临轩备礼，册为皇太子妃，钦宗即位，立为皇后”[12]。
由上可见，北宋九朝皇帝中除了宋真宗刘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及宋哲宗刘皇后三人，无武将家庭背景，其余十四位皇后皆为将家女，而宋真宗刘皇后和宋哲宗刘皇后又是在原皇后或死或废的情况下续立者。
其次，北宋太子及皇子娶将门女的情况如下：
据有关史料可知，宋太祖有子二人，但生前未立太子。兴元尹德芳妻室情况不详，武功郡王德昭 先娶武将陈思让之女（《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后再娶故相王溥女。查《宋史》卷二四五、二四六《宗室传》，宋太宗诸子娶妃情况明确者有二人，即许王元僖，生前曾被视为皇位继承者，“上为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为夫人”。雍王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女。宋真宗六子，除宋仁宗外，“皆蚤亡”。宋仁宗三子、宋哲宗一子及宋钦宗在位期间一子，亦皆早亡未娶。而宋英宗、宋神宗及宋徽宗诸子，其妻室情况则不详。
由上可见，在已知北宋太子及皇子婚姻情况中，有两人娶武将女，有一人娶文官大臣女。宋太宗所云：“朕尝语诸子，今姻偶皆将相大臣之家”[13]之语，大致更多的体现在与将帅的联姻上。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家族迎娶公主及皇室女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此依前后顺序列举如下：
宋太祖称帝后，大将高怀德以拥戴之功，被提拔为殿前副都点检。宋太祖出面将其妹燕国长公主嫁于高怀德[14]。宋太祖有六女，除早亡三人外，其余皆出嫁武臣高门。石守信位列宋太祖功臣大将之首，其子保吉娶宋太祖女延庆公主；功臣大将 王审琦长子承衍，尚宋太祖女昭庆公主。宋初枢密使魏仁溥子咸信则娶宋太祖女永庆公主[15]。
宋太宗七女，一人早亡，二人出家为尼，其余四女中郑国公主嫁故相王溥孙贻永，王贻永本人为武官，授安德***节度使，至枢密使；蔡国公主嫁 宋初枢密使、节度使吴廷祚子元扆，吴元扆后拜节镇[16]；柴禹锡为宋太宗亲信，先后出任知枢密院事，授镇宁***节度使。其子宗庆娶宋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历地方长吏，终节钺[17]。宋初宣徽北院使、枢密使李崇矩，其孙遵勖娶宋太宗女万寿公主，屡迁节钺。值得一提的是，“太祖欲选尚公主，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李崇矩之子）亦自言不愿。崇矩亟为继昌聘妇，太祖闻之，颇不悦。”[18]
宋真宗一女，出家为尼。宋仁宗诸女中除早亡外，兖国公主嫁外戚李用和子玮，李玮至建武***节度使；许国公主嫁吴越王曾孙、右领***卫大将***钱景臻；鲁国公主嫁曹彬后裔、左领***卫大将***曹诗；魏国公主则出嫁开州团练使郭献卿。
英宗四女，一早亡，其余徐国公主嫁宋初大将王审琦曾孙、左卫将***王师约[19]；蜀国公主出嫁宋初大将王全斌后裔、侍卫马***副都指挥使王凯之孙诜，王诜官至留后[20]；祁国长公主嫁张敦礼，授左卫将***、驸马都尉。后拜宁远***节度使[21]。
宋神宗十女中，早亡七人，其余者：唐国公主嫁故相韩琦子嘉彦；康国公主嫁王遇；徐国公主嫁故将潘美曾孙意。宋哲宗四女，二早亡，其余陈国公主嫁石端礼；韩国公主嫁潘正夫。由于资料记载不足，王遇、石端礼和潘正夫出身不详。
宋徽宗三十四女，早亡十四人，其余可知婚嫁者九人。其中三人嫁武将（宋邦光、曹晟、曹湜），两人嫁外戚向氏子弟，两人嫁宰相曾公亮和蔡京之子，另外两女所嫁田丕、刘文彦情况不详[22]。从文献记看，宋钦宗无女。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北宋诸帝公主所嫁对象二十八人，其中明确为将门出身者十六人，明确为文官后裔者四人，外戚子弟三人，其余五人则出身不详。显而易见，武臣之家占据绝大比例。
二
北宋时期，之所以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突出现象，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因袭祖宗传统的原因，又是其特殊武将***策的产物。
宋太祖在登基伊始，为了结束中唐五代以来武夫跋扈、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恢复专制皇权的统治秩序，遂实施了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但赵匡胤没有像西汉初那样采取杀戮的办法，而是运用了“赎买”的手段，对武将上层进行了拉拢、收买，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典型的例证便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在罢免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将帅兵权之时，一方面给予这些功臣大将家族诸多经济上的优待，另一方面则宣布与其联姻，所谓“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3]于是，皇室诸公主先后出嫁石守信等一批将门。这种***治性的联姻，无疑增强了武将上层的支持，从而在动荡的***时期加强了赵宋统治。宋人对此安抚手段大加赞赏：“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24]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以上联姻手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了赵宋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如果结合宋太宗时代对待武将的态度，还能发现这种联姻也成为当时武将***策的组成部分。
以阴谋手段篡位的赵光义，对武将群体始终抱有极大的猜忌心，因此对将领采取了种种防范、压制甚至打击的措施，倡导“崇文抑武”之风。但一味的打压，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宋太宗继续实施拉拢和收买上层武将的另一手段，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甚至放纵其战场上的失败。这便构成了当时打压与拉拢相结合的武将***策。如宋人 苏洵所云：“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饮，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25]而 张演更深刻地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26]宋皇室与武将通婚乃成为这一 武将***策的构成部分。事实上，在整个两宋时期，外戚之家只能获得武臣的待遇，也成为一种惯例。典型的例证如：向经原任虞部员外郎，因时为 颍王的宋神宗娶其女为妃，便改为武职性的庄宅使。宋神宗即位后，再迁光州团练使[27]。如此以来，既笼络武将，给其联姻及优厚的待遇，允许其统领***队，又可防止外戚干预朝***。据宋哲宗时朝臣范祖禹称：“自英宗以来，不用外戚管***……今陛下初听***，而开外戚管***之渐，示人以私，非所以为后法”云云，可知外戚在北宋长期统***[28]。宋代史家李心传便指出：“祖宗盛时，率用外戚典兵马。”[29]所谓：“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富之可也，贵之可也，然不可任以***事。”[30]。
从宋真宗以后，统治集团在***治上日益保守，祖宗之法往往成为施***的指南，以往的武将***策继续得到贯彻和放大。而与将门联姻的做法也自然被沿袭下来，并且大致成为一种定制。仅从皇帝立皇后，或太子娶妃的情况来看，惟有个性突出的宋神宗在藩邸时，娶了前宰相的后裔为妃，以后被册立为皇后。宋真宗和宋哲宗的两位刘后，则都是在原皇后不存在的情况下续立者。而宋仁宗看中富商陈氏女，却只能听从群臣安排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三
在上述***治联姻下，北宋赵氏皇室收到了拉拢武将上层的效果，特别是得到了一些重要将帅家族的支持。与此同时，还不断培育出长期参与统***的联姻将门，如石守信、王审琦、吴廷祚、曹彬、李处耘及高琼等等家族。他们 长期把持高级将领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赵匡胤时代，便已用王皇后胞弟继勋权侍卫步***司公事。宋太宗期间，石守信长子保兴，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带兵。石保吉升迁更为迅速，宋太宗朝已授节镇。宋真宗出巡河北和北上亲征时，石保吉承担率***护驾重任。石保兴之子元孙则是宋仁宗朝的侍卫步***和殿前都虞候，继续充当陕西前线***事将领角色[31]。 王审琦 长子承衍，在宋太宗朝授彰国***节度使，为河北驻***重要将领；次子承衎先后出知澶、延、代、并、秦州及天雄***等，“皆兼兵马钤辖”[32]。王承衍之孙克基，在宋仁宗朝仍为禁***将领[33]。吴廷祚长子元辅曾任定州钤辖；次子元载，以武官身份先后守秦州及成都府等；吴元扆因有驸马背景，拜节镇。后出知潞州，“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戎事，委元扆专总之”[34]。石、王及吴氏第三代后裔中，仍有不少人拥有中级武官头衔。但最突出的还是曹彬、李处耘及高琼三家。
曹彬为宋初著名大将，不仅多次指挥大规模***事行动，还两任枢密使，颇得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的信赖。死后又与已故宰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可谓极武将之荣。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据 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35]记载：曹彬七子：璨、珝、玮、玹、玘、珣及琮，惟有玘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曹彬诸子以璨、玮及琮在***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在宋太宗时代，曾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出任边将。宋真宗朝，曹璨历侍卫马***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为当时高级将领的代表。史称：“璨起贵胄，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曹玮在宋真宗时代长期镇守西北前线，历知秦州兼泾原仪渭镇戎缘边安抚使、鄜延路副都部署以及环庆秦等州缘边巡检安抚使等，为一时名将。天禧四年，曹玮入为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事决策，后拜节镇。曹琮也有与乃兄相同的经历，在宋仁宗朝出为西北前线大将，入为侍卫步***及马***副都指挥使，成为继曹璨之后的禁***三衙将帅[36]。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然不算少，但已不完整，并且其事迹也多不详。现据有关史料考证可知，曹氏第三代中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可称为武将并有事迹者主要有仪、僖、偀及修几人。据记载：曹仪曾出知邠州等，为对夏前线边将，迁***职至侍卫步***都虞候。景祐元年，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职，而易廉车之任”[37]；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知西北前线的仪州事，可见为边将无疑；曹偀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西夏的战争中；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等武职，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38]。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死于宋哲宗时期[39]；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40]。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41]。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曹佾之子评至平海***节度使，在宋徽宗朝曾任侍卫马***副都指挥使；另一子诱至安德***节度使，曾在宋徽宗时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侍卫马步***司公事。曹诱之孙湜，尚宋徽宗女崇德帝姬，继为武职。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期，曾任侍卫马、步***司主官[43]；曹琮之孙诗，又娶鲁国大长公主，继为武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曚仍以外戚身份为禁***大将[44]。 郭倪《侍卫马***司题名记》又作曹濛。还有史料记载：靖康元年正月，“李纲充亲征行营使，侍卫步***副都指挥使曹矇充亲征行营副使”[45]。据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46]可见曹矇当为曹曚之误。如作曹曚，便意味着曹彬一门在北宋为将五代，若作曹濛，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从曹彬到曹曚数代统***，曹氏将门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李处耘在宋初出任枢密副使，曾多次以监***的身份参与领兵作战。其次女为宋太宗皇后，诸子皆继世为将，深受重用，而以继隆、继和兄弟最为出名。宋太宗即位后，李继隆以外戚身份继续武将生涯，历定州都部署、河西行营都部署及灵、环十州都部署等要职，又先后出任侍卫马***都虞候、都指挥使等三衙将帅之职。李继隆死后，作为唯一的武臣与已故宰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庙，由此可见其被视为一代最重要的***事将领。杨亿遂在为李继隆所修墓志铭中称“公二纪宿卫，四换节旄”，“功臣之号，凡三加焉”[47]。李继和历知镇戎***及并、代钤辖、殿前都虞侯，领端州防御使。李继隆另一弟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李处耘的第二代后裔仍继续为将，其中李继隆之子昭亮，在宋仁宗朝至侍卫步***及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要职，授节钺，成为又一代统***大帅。李昭亮之子惟贤，则长期守河北前线要地，授团练使[48]。
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禁***大将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也颇为突出。《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中列高琼七子：继勋、继宣、继忠、继密、继和、继隆及继元等。其中高继勋在宋真宗、仁宗朝长期领兵，历侍卫步***及马***副都指挥使等要职，先后出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等，授节钺。可谓继乃父之后又一位禁***高级将领。高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知渭州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又据王珪于熙宁九年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为将情况概略为：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继和，崇仪副使；继伦，西头供奉官；继密，内殿承制、閤门祗候；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继元，东上閤门使、嘉州刺史；继荀，右侍禁；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继顒，左侍禁；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继敏，内殿承制；继昌，西头供奉官。当时高琼孙辈情况为：“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孙辈：“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孙：“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来孙：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49]。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高琼孙辈以下后人的情况，仅为王珪于熙宁时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级别更高者也不能显现。如高遵裕为宋英宗高后从父，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知镇洮***及熙州等，加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长期在西陲前线领兵作战。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为东上閤门使，曾随康王赵构出使河北，充参议官，至华州观察使[50]。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
注释：
[1]《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2]《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3]《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
[4]《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
[5]《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
[6]《汉书》卷九七上 《外戚传》序。
[7]《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8]《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中华书局1989点校本。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三月丁巳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0]《涑水记闻》卷一。
[11]《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12]《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13]《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传》。
[14]王称《东都事略》卷二一《高怀德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16]《隆平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7]《东都事略》卷三三《柴禹锡传》。
[18]《宋史》卷二五七《 李崇矩传》。
[19]《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20]《东都事略》卷二《王全斌传》。
[21]《宋史》卷四***《外戚传中》。
[22]《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
[24] 王曾《王文正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5] 苏洵《嘉祐集》卷四《论衡上·御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6]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中华书局影印本。
[27]《宋史》卷四***《外戚传中》。
[28]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六《论曹诵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9]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官制一》，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30]《 东都事略 》卷一一九《外戚传序》；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1]《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
[32]《宋史》卷二五《王审琦传》。
[33]韩琦《周历边塞陈利害奏》，载于李之亮等《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二，巴蜀书社2000年版。
[34]《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
[35] 载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37]《隆平集》卷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二月己未。
[38]《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七二皇 祐 四年六月丙戌。
[39]《宋史》卷四***《外戚传中》。
[40] 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载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41] 王安石《曹武穆公玮行状》，载于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42] 郭倪《侍卫马***司题名记》，载于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六、七，中华书局影印本。
[44] 李纲《梁溪集》卷五《乞种师道听节制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45] 《靖康要录》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6]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7] 载于杨亿《武夷新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8]《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卷四***《外戚传中》。
上枢密韩太尉书篇10
关键词：蔡京；父亲；兄弟；子孙
中***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74-02
蔡京，字元长，福建莆田仙游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正月五日。卒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七月二十一日，终年八十岁。宋徽宗时四次出任宰相，时间分别为崇宁元年（1102）、大观元年（1107）、***和二年（1112）、宣和六年（1124）。是六贼之一，但在六贼中是唯一自然死亡之人(其在位时设安济坊、漏泽园、居养院，对贫苦民众多有恩泽故)。其书法位列宋四家之一(后因其恶名而更为其同乡蔡襄)。
按：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鲁公生庆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时为辛亥。”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一：“大观改元岁复丁亥，东都顺城门内有郑氏者，……偶以正月五日亥时生一子，岁月日時适与魯公合。”可知蔡京出生的准确时间为正月五日。
蔡京父蔡准，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历都官郎中、秘书丞，官终仕郎，赠太师。准与坡交友，曾同游西湖，东坡作《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又曾同游杭州大涤山，蔡准作《咏大涤山诗》，东坡亦有诗。
蔡京弟蔡卞，字元度。生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卒于宋徽宗***和七年（1117），终年六十岁。出生与去世均在高邮。
蔡卞与蔡京同于熙宁三年（1070）三月，中进士。调江阴主簿。深得王安石喜爱，王安石妻以女，封福国夫人。官至知枢密院事。***和七年（1117），回老家上坟，在归途中病死。赠太傅，谥文正。
蔡京子八人，可考者七人：蔡攸、蔡翛、蔡鞗、蔡儵、蔡修、蔡絛、蔡鯈。
蔡攸（1077-1126），蔡京长子，字居安。生于熙宁十年（1077）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娶宋乔年之女为妻。
蔡攸深得徽宗喜爱，官至领枢密院事。宣和四年（1122）、五年（1123）随宦官童贯与辽人作战。辽亡后，金人南下攻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辛酉，徽宗让位于长子赵桓，即钦宗。自此蔡攸接连被贬。
靖康元年（1126）十月甲辰，赐死。当赐死之诏到达，蔡攸不知如何是好，左右拿授绳，攸自缢而死。
蔡攸子蔡行、蔡衍、蔡卫、蔡衎。
蔡行，领殿中监，宠信倾其父。至大学士。靖康元年，亦被贬。
蔡衍，***和五年（1115）三月二十三日中进士。
按：《仙溪志》卷二：“***和五年何榜 衍（攸子）。”《宋史》卷二一徽宗三：“***和五年三月己卯，御集英殿策进士。癸巳，赐礼部奏名进士出身六百七十人。”故蔡衍中***和五年榜应为三月二十三日。
蔡卫、蔡衎，均为直学士。
蔡翛（？-1126），蔡京次子。
按：宋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蔡唯以其说传中子翛。”可知蔡翛为蔡京次子。
大观三年（1109）三月乙丑，中进士。
按：《仙溪志》卷二：“翛，大观三年贾安宅榜进士。”《十朝纲要》卷一七387页：“大观三年三月，赐进士贾安宅等及第。”《宋史》卷二0徽宗二“大观三年三月乙丑，赐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六百十五人。”可知翛中进士在大观三年三月乙丑。
以恩幸至保和殿大学士。
钦宗立，蔡翛上计策，劝在陕西募兵，并愿亲自亲持此事。钦宗深以为然。在要实施之际，却遭到其兄长蔡攸的妒忌。蔡攸假借徽宗圣旨，让蔡翛守镇江，改为资***殿大学士。而流言却说蔡翛将拥徽宗在镇江***。钦宗赶紧接徽宗回京师。贬蔡翛为昭信***节度副使。靖康元年（1126）五月一日，蔡翛移潭州；十月甲辰，被赐死，饮药而亡。他死得比其兄长攸从容，认为自己误国，是罪有应得。
按：《宋史》卷四七二蔡翛传：“攸之诛也，御史陈述且行，帝取诏批其尾曰‘翛亦然。’于是并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十月，渊圣皇帝数蔡攸罪。甲辰，与朱勔并杀之。”《清波杂志》卷二“蔡攸、蔡翛亦赐死。翛闻命曰：‘误国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饮药。”可知翛与兄攸同时处死，均在靖康元年十月甲辰。
蔡鞗（1106-？）,蔡京子。至宝和殿直学士。赐进士出身。《靖康稗史。开封府状》记靖康元年蔡鞗被金人掳走时年21岁。妻茂德帝姬年22岁。可推知蔡鞗生于崇宁五年（1106），妻生于崇宁四年（1105）。
重和元年（1118）十一月十八日，尚徽宗女茂德帝姬。靖康元年，与妻一起被金人掳走。至少活至绍兴三年（1133）。
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丁未，沂王樗、驸马都尉刘彦文在五国城告变金人遣使按问金人初欲邀二帝过河驸马都尉蔡鞗力辩其诬。”可见蔡鞗至少活到1133年，即28岁。
蔡鞗子蔡愉。
蔡鞗与茂德帝姬长子名愉。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五日，愉依例奏补武节郎，补授通直郎。
蔡鯈,蔡京子。
蔡儵，蔡京子。至大学士。在八个儿子里，儵死得较早。不过至少活到了宣和二年（1120）。
按：《十朝纲要》卷一八：“宣和二年四月癸巳，车驾幸蔡京第，诏京八子、十三孙、四曾孙可并于寄禄官上转行一官。”宣和二年皇帝还给蔡京八子转官，可见此时蔡儵还活着。
蔡修（？-1126），蔡京子。
《东都事略》卷一0一蔡卞传，称蔡修为卞之子，误。蔡修应为蔡京之子。《宋会要》乐三之二八：“大观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诏燕乐新成，颂行内外辅臣。蔡京二子鯈、修可并除集贤院修撰，改提举宫观。”明确指出蔡修为蔡京之子。又《宋会要》职官六九之二五：“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诏修、鞗……并勒停，并京已下子孙等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得量移。可布告中外。”把蔡修列入蔡京子孙，亦可证修为蔡京后代。另外《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靖康中帙：“昔在蔡京门，见京与其子修论事。时而各为语言，士大夫皆道之以为口实……”也可证修为京子。
靖康元年十月甲辰，蔡修与蔡攸及蔡翛同时被处死。
按：《拾补》卷五六：“靖康元年九月壬申诏（攸）移万安***。攸行至岭外，上遣使以手，随所至赐死。并诛其弟修及朱勔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一记攸死于靖康元年十月甲辰，则蔡修亦死于此日。《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中载京子八人，其中蔡攸与蔡翛被诛。其实蔡京八子中有三人被同时处死，即长子攸和修及翛。又据曾慥《高斋漫录》，蔡京第一次罢相后，客有过之者，京泣曰：“京若负国，即教三子都没前程。”好事者戏云：“两行珠泪下，三个凤毛灾。”“三个凤毛”即以后被处死的三个儿子。亦可为一证。
蔡絛(1097-？)，蔡京最小儿子，最受京宠爱。字约之，自号百纳居士，别号无为子。官至徽猷阁待制。娶妻韩氏。
按：蔡絛著卷三：“大观末……吾时年十四。”大观年号由1107至1110年，大观末应为1110年，知其生于1097年。
按：《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蔡絛）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可知妻为韩氏。
赐进士出身。(P4404)宣和七年、靖康元年接连被贬。
蔡絛著有多部作品，除《西清诗话》外，还有《铁围山丛谈》、《北征纪实》、《国史后补》。不过仅前两本流传下来，在其他作品中可零星见到后两本书的一些内容。因为蔡京作品没有保存下来，故蔡絛的作品为研究蔡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福建通志(卷三三)［M］.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
［3］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八)［M］.上海：上海书店,1990.
［4］(宋)胡宿.文恭集(卷一五)［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5］(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仙溪志(卷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宋)释惠洪.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9.
［9］(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10］(南宋)王明清.挥麈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南宋)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36.
［13］(南宋)周煇.清波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5］(南宋)王称.东都事略［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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