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古城文化论文第1篇
1民风特色：移民文化是安庆民风之魂。安庆建成700余年，屡遭战乱侵扰，人口流失严重，至明初，大半为外来移民，清乾隆二十五年，安庆为安徽省治，八省通衢，更为官绅云集，碰撞交织，构成安庆民风的独特色彩。
2.文物古迹特色：安庆上百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数量繁多。目前城区范围内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近百处，列为各级重点文保单位的有50处，现存历代古建筑410处。迎江寺、振风塔、敬敷书院、谯楼、焚烟亭、钱牌楼、倒扒狮、***墓园、***文物陈列馆、玉虹街古城墙等及其他重要的文物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3.区域事件活动：安庆作为皖省首府，近二百间发生了不少事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如陈玉成安庆保卫战失利，是太平天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1907年徐锡麟起义，为辛亥***会***起义第一***；1908年马炮营起义，为新***起义第一***；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械所，次年建造成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台机动船，为中国近现代机械工业、***事工业之源头；之后求是学堂、安徽大学、安徽银元局、安庆飞机场等，在安徽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些也赋予了古城安庆新的生命内涵和历史价值。
4.交通区位优势：安庆与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交界，有“四横五纵”的高速公路网和“二横二纵”的铁路网、4D级天柱山机场、对外港口长江水道和建设中的安庆铁路大桥等，现已初步形成集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和管道运输为一体、四通八达、有着明显的交通区位和地理优势的交通网。
5.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安庆石油化工、轻纺、建材、机械四大支柱产业的形成与支撑，目前安庆已拥有安庆石化、华茂、曙光、海螺、胡玉美等多家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近年来，安庆市GDP增长仍不断增长，2013年跃进安徽前三甲并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和安庆市《关于推进旅游经济强市的意见》等相关***策法规的出台，给安庆带来新机遇，发展安庆旅游业，宣传安庆文化，力求将安庆打造成长三角经济圈文化旅游休闲产业示范基地，进一步促进安庆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当前安庆古城景观文化传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府建设、房地产开发都在努力追求和打造地域性、文化性和特异性。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传统景观文化元素和符号的滥用、片面的认识和对传统园林文化的词汇和语言的推广，使得真正能够代表新时代对传统景观文化理解和诠释的作品少之又少。安庆古城景观环境建设也不例外，可说的多，可看的少；记载的多，存在的少。
1.特色不鲜明，缺乏创新思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城市景观环境的建设变得越来越趋同，天南地北，千城一面。安庆古城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优美的山水环境，但在城市的不断进步发展过程中，安庆古城缺乏历史的继承性和时代的超前性，景观的外延和内涵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或旅游城市，城市特色不够鲜明。这里面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城市设计者与管理者缺乏创新的、超前的、发展的、系统的理念。对于安庆古城景观发展，需要不断在学习中批判的继承和宏扬宜城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同步，建设山—水—城—文富有宜城特色的城市环境，那将是安庆城市景观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2.内涵不足，手法单一。优秀的景观设计必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是在不经意中的自然暴露，使人们在无意中就能感觉到。在现代安庆城市景观环境发展建设中，安庆景观地域文化与地域历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其景观表现手法单一，缺少艺术提炼，文化内涵体现不足，缺乏文化内容的设计，显得呆板，缺乏品味，还有许多中不中、洋不洋、新不新的设计让人无奈，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历史的历练，这些使得安庆古城中的历史建筑、历史古迹、古街古巷与城市现代景观环境格格不入，没有由点串成线、由线连成面的衔接和融合。这些作品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忽略了景观本质，从而影响了景观作品的整体质量。
3.一味模仿，粗制滥造。只有精致、精美的景观质量，才能有力的表达文化，质量较低的文化景观，不但不能传播文化，反而会影响到文化的优越性。从南到北，很多城市景观在形式、色彩、材料上大同小异，相互仿效，少有特色鲜明、意味深长的作品。肤浅、缺乏内涵和质感的作品，不仅对城市的发展，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产生很大的影响。安庆现有城市景观设计缺乏对古城历史文化、地理区位、传统风俗、社会变迁、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深入透析，缺乏对自身特色的深层次认识，景观艺术停留在表面，没有体现出精髓和本质所在。有些城市建设还暗箱操作、生搬硬套、偷工减料，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低质量的设计和施工，更谈不上文化产品人文精神的体现了。
4.资金缺乏，保护、开发和利用不力。由于资金短缺，自然和人为破坏严重，导致对文物、土地、景观环境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太平天国英王府、谯楼、江西会馆、大观亭名胜保护区等地方的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或难以展开，使安庆古城建设困难。与此同时，天后宫片区文物也面临着大规模的拆除，安徽省立第一监狱、安庆唯一保存的老当铺、最精美的西洋大门楼等将不复存在。虽然安庆已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但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城中的各种古建筑、古街区正在慢慢消失，怎么担负得起“文化城市”的称号。
5.宣传力度不够，公众环境意识淡薄。景观环境意识的宣传和教育的力度不够，市民缺乏爱护和珍惜文化遗产的意识，没有形成全民参与，让安庆古城文化的精髓真正的融入广大市民的生活中。生活在安庆古城中的人们对古城景观的敏感度、关注度不高，显得无动于衷，破坏古城风貌的行为时有发生。
三、安庆古城景观文化传承与发展对策
1.加强***府领导。明确目标责任，增强安庆***府部门的责任感，把名城建设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成立安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保护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等机构和部门，主要解决在理论和实践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府相关部门切实规范责任行为和文物古迹的审批、保护、修复、处罚等制度与原则，统一规范，统筹协调，推进名城建设与发展工作。
2.建章立制。编制、实施和全面落实《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安庆重点文物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各专项规划，明确保护对象、内容和原则，加强古街、古巷、古镇、古村落、古宅保护，加强大观亭、英王府复建与整治，朱家坡—迎江寺、清真寺—大南门等历史地段的保护与整治；严凤英、邓稼先故居等保护工程。建立点、线、面统筹兼顾的保护范围，坚持保护与利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促进安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体化发展。
3.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庆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安庆优势资源和公众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分布散、规模小、利用率低、系统不完善、设施不足等问题。安庆市***府应以规划先行，引导城市各项建设，避免重复拆建，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完善其功能，适当其规模，先进其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有效地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4.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按照“***府带头、部门组织、公众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降低信贷门槛，创新金融产品，鼓励民营、外资、合资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安庆古城的景观环境建设中，鼓励私人及其机构建办博物馆、陈列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同时把城市土地、道路、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及其他城市资源作为商品业务，做好城市经营的文章，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实现主体企业化、资源利用的商业化、***府行为方式的规范化。
古城文化论文第2篇
（一）城池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首先表现在其城池建设上。事实上，中国古代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紧密结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温州、福州、常熟、绍兴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经典案例。但若论其天然形势于人居环境建设之便利，永州却是颇为突出的！永州古城的选址——此处不论在大尺度区域地理格局中基于***事、交通等原则的战略性选择，而仅论在下一尺度上对城市基址（天然条件）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首先，潇水绕城几乎环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其次，在潇水环抱的东岸台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狭长的东山，与潇水一起限定出一个适宜聚居的范围，并构成东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潇水与东山之间，又恰恰有一北、一南两座山丘，成为历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坐标（或“生长点”）。此两座山丘，北为万石山，南为千秋岭，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确记载，其残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见。但以往研究中对这两座小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兴建的汉代侯国城，虽然目前尚缺乏准确的考古发掘证据，但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就在万石山一带。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地形推测，也约略就在东山、万石山、千秋岭与潇水形成的天然围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扩展，向东沿着东山山脊筑城，向西沿着潇水筑城，因为地形狭长而南北收束呈枣核型，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优势，减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吴之道的文章中早有总结：称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①——说的正是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再看城内建设对天然地形的利用。汉代资料太少姑且不论。从唐代开始，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庙等）都选址在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带，依山势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来用地不足才逐渐向山下平地发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纵五横（或七横）。横向（即潇水与东山之间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潇水岸线和滨水界面的表现。历史上临水城门曾多达5座，现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这也说明了古代永州城内的生活与潇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永州城规划建设的特点正是“随形就势”、“依险设防”、“因山为城”、“凭溪为阻”。之所以称其巧，就是因为它以最少的财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禀赋与优势，来实现最大的效果。这种巧，是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也是因为在规划营建过程中，人们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改造和修补自然；虽朴实无华，却真可谓大智慧也。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区下属诸县城——如祁阳、宁远、江华、道县、新田等——的规划建设也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对名城申报相关工作的其它建议
古城文化论文第3篇
【英文摘要】thecausesof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havelongreceivedattentionfromscholarsathomeandabroad.particularlysince1980smoreandmorepublicationsonthissubjecthaveappeared.however,mostofthemfocusontheinfluencesofslavery,slaveryeconomyanddemocracyup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greekculture,therelationbetweenancientgreekcultureandancientorientalculture,andsoon;fewofthemapproachthesubjectfromcityperspective.takingclassicalathensforanexample,thisthesisaimsatexpoundingonthefollowingcityfactorswhichengendered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1.itisinthecitythatbusinessesgather,whichoffermaterialbasisfortheprosperityofclassicalculture,thecityisthecenterofindustrialandcommercialactivities;2.theboomofculturerequirescorrespondingtalentsandrichculturalresources;itisinthecitythatknowledgeandintelligenceassemble.athensisthesignificantstageforthepolistocarryoutcultural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activities.3.itisinthecitythattheinstitutionsofthepolisdemocracyarelocated,whichprovidepoliticalensurance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theestablishmentandoperationofthepolisdemocracyareinseparablefromthecityfromthebeginningtotheend.hencecityisthebasis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withoutcity,itwouldbehardtoimaginesuchabrillianceinthehistoryofclassical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culture/athens/city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治基础——民主***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公共建筑如市***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治和宗教***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事、***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治集会的地方——市***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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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第4篇
一、钓鱼城的城堡防御体系与布局特色
1. 城堡坐落地势。钓鱼城坐落在嘉陵江、涪江和渠江环抱的钓鱼山半岛、比高约150米的山顶，海拔高程为391米。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06度15分15秒；北纬29度59分35秒。它所处地势虽不算太高，但临江地势多为陡坡和悬崖，可资防守方利用。
2. 城墙防御体系。防御城墙是钓鱼城的主体建筑，其构筑原则是着眼于充分利用险峻地势来增强抗攻城能力，故其走势呈不规则的蜿蜒崎岖状，可谓用尽了山势和水利。（***一）钓鱼城防御城墙（含环山城墙、部分南北一字墙）的总长度约为8000米以上。环山城墙基本建筑尺度为：城高6.9-10米，城顶宽一般为2.5--5.2米，最宽处达14米。构筑方式为，城墙及城垛的向外和顶部表面，主要由当地岩石打凿成的工整条石加石灰粘合材料砌成，其内由条石或卵石加黏土填充夯实。
作为城墙防御体系，钓鱼城的重大的创新在于南、北一字墙的设计与构筑，这也是宋元时代四川临江古城堡建筑的共同特点。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封锁城堡临靠嘉陵江的南、北缓坡；二是防护连接嘉陵江航道及补给码头的通道；三是阻挡三江航道防其被敌***利用。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南一字城墙由东、西两道墙构成，两墙内控制缓坡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全长约750米。（***二）南水***码头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上全部由条石构筑。新查明的北一字城墙，从出奇门顺山势直抵嘉陵江边的北水***码头，全长约850米。（参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钓鱼城南一字城遗址考古报告》）另外，在南一字墙与环城墙交汇处，还构筑了类似于伦敦塔古城堡的内外双城墙，以期加强薄弱部位的防御稳定性。
3. 城门和城楼。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2011年钓鱼城考古发掘中，新发现了以前未知的南一字墙的东、西两座城门及建于其上的城楼。至此，钓鱼城的城门及城楼由原先已知的9座增至11座。与城墙结为一体的城楼，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通过扩展加固城墙某关键段，使之成其为防御体系的主要支撑点；二是控制管理进出城堡的通道；三是设楼充当驻***、警戒和指挥所。其作用与欧洲古城堡的塔楼大致相当。考古专家对此的评价是：“设计精巧，结构完善。”（出处同上）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护城壕沟、引桥和吊桥，这类欧洲古城堡常见的辅助防御设施，钓鱼城及川渝地区的宋元古城堡一般都省略了。究其原因是，后者在建设选址时，高度重视依托川渝各地的险峻山势和汹涌江河来增强城堡的防护力，同时还可大量节省资源投入，令此类附属防御设施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钓鱼山半岛临江山脚周长约20余公里。坐落于山顶环形城墙内的古城堡，可屯粮聚兵的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据史书记载最多时该城堡曾容纳8万户共17万人，控制地域为方圆40余里。（参见刘道平：《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依据学界共识，古城堡是以防御为第一功能的建筑群，而古城市则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兼顾防御的更大建筑群。钓鱼城内的建筑遗址显示出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是：“官治民享，***民联防，平战转换便利，持久攻守皆优”，表现为下述诸项：一是建有官衙、兵营、庙宇和大量避难民居；二是筑有朝各方向快速机动兵力的跑马道；三是设有武器作坊和仓库；四是建有供量充沛并能养鱼的水源设施；五是开劈了能供给部分食物的农地；六是构建了能充分利用三江航道的交通设置，等等。总之，钓鱼城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独特、精彩和深邃的。
二、伦敦塔的城堡防御体系与布局特色
1. 城堡坐落地势。伦敦塔的***正式名称是“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矗立在著名的伦敦塔桥桥头，海拔高程接近零，其地理坐标为：西经0度04分32秒；北纬51度130分18秒。所处地势不高的城堡三面为伦敦城市拥抱，另一边紧靠泰晤士河，既可扼守航道，又可助守***防守。
2. 城墙防御体系。伦敦塔的防御体系，由内、外两道带二十几个塔楼的城墙，围绕自成堡垒的白塔构成，均由石灰岩或花岗岩凿制的石块精砌而成，墙体厚度约为4-6米，墙体最高处距地面约为10-15米。俯瞰内外城墙，两者的水平间距只有20-30余米，皆成近似正方形，面北城墙的走势向外凸出，构成双闭合环形防御建筑。这种双重城墙设计的着眼点，很可能是重在防范外城墙被攻城抛石机击破后，出现不可挽救的城堡陷落危机。
3. 城门和塔楼。伦敦塔只设有一个进出城门。整个城堡最高最显眼的建筑是成群耸立的塔楼。其中，内城墙设有13个塔楼，外城墙设有6个塔楼和2个棱堡，作为该城堡建筑群核心的白塔四角设有4个塔楼。白塔的形制为诺曼底式三层建筑，因亨利三世时期被涂成白色而得名。其尺度为东西长35.9米，南北宽32.6米，高27.4米。塔楼是该古城堡的特色所在，与钓鱼城的城楼比较，两者的共性都是充当城墙防御体系的支撑点，差别在于前者系多层石材建筑而且设置密度大，外观华丽，具有欧洲风格。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距伦敦塔城墙之外数十米处，挖有引入泰晤士河水的护城壕沟，其目的是为难攻城作战的敌***，尤其是将其笨重抛石机阻挡在最佳架设位置以外。为强调这些附属防御设施的重要性，伦敦塔今天的管理者仍在城墙下摆放着几台抛石机向游人示意。而这些困扰守***的防御问题，钓鱼城都通过利用山势的智慧使之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伦敦塔的占地面积为17英亩，合计约为6.9万平方米，不及钓鱼城内城占地面积的3%。伦敦塔建筑群保存完好，所显示出的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表现为：一是围绕中央堡垒——白塔，建有内外两道套装式环形闭合防御城墙，形成经典的欧洲古城堡平面布局；二是实行城墙与塔楼融合的欧版城堡建筑形制，诸多造型奇异典雅的塔楼不仅有较高观赏美学价值，而且提升了城墙的防御能力；三是古城堡内建筑密度极高，并以宫殿为主体，突出了为皇室服务的功能；四是城堡的附属防御设施齐全，既有护城河，也有桥梁和缓冲设防地域；五是该古城堡充分利用了依托泰晤士河的优点，通过临河城墙、桥、堤、码头和引水口等诸多建筑设施，解决了引水、交通等加强城堡防守能力方面的许多问题；等等。总之，作为欧洲中世纪较早建成的古城堡，伦敦塔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独特、精彩和厚重的。（***三）
三、两城堡建设运行背景和历史地位
在川渝与欧洲间，钓鱼城和伦敦塔这两座经典古城堡的建设年代大致相当，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但两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差异极大。
钓鱼城位于合川城东5公里处的钓鱼山上，该古城堡主要建设时期集中在公元1240年——1254年间，前后历时仅约15年。
钓鱼城乃是中国宋代向元代过渡时期王朝更替战争的产物。为抵抗无度杀戮破坏的蒙古铁骑，南宋***民在四川广筑实施全民防御的城堡，钓鱼城是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坚守钓鱼城长达36年的南宋***民不负重望，依托世界顶级的城堡防御体系，镌刻下抗击蒙古铁骑只胜不败的光辉记录，创造了当时世界的***事奇迹。
至于建设伦敦塔的历史背景则是：公元11世纪下半叶，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率***渡海征服了英格兰，自封为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并于公元1078年开始建造“伦敦塔”的核心建筑“白塔”，其目的是通过该城堡可持续的扼制伦敦城，进而统治英格兰。直至亨利三世时期的公元1225年，该城堡的主体即拥有13座塔楼的内外城墙才基本建成，距兴建钓鱼城的时期仅早15年。
尽管伦敦塔的外表远比钓鱼城的形象来得坚固和华丽，但直至冷兵器时代落幕，前者却始终没有经历过严酷战争的考验。
总之，若以古城堡本身发挥的历史作用及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论衡，古代四川的钓鱼城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未必逊于英国的伦敦塔。可是在当今时代，前者却陷入贫寒悲凉的处境，后者以华贵显赫的地位著称于世。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的主因，是否与两地在对待中世纪古城堡文化遗产方面的认识差异有关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论衡
先谈伦敦塔。由于保存完好又位于闹市，该古城堡的文化遗产价值表达非常充分，令世界瞩目。伦敦塔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古城堡建筑群，另为陈列在其中的历代英国王室珍品和财宝，就此被誉为“英国的故宫”。就文化影响力而言，王室珍品和财宝们虽与城堡本身关联度不高却名气远甚，搬去哪里陈列皆可招引游客如织。就古城堡建筑的文化遗产而言，伦敦塔的价值在于，将双层城墙防御体系与众多塔楼和宫殿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以至可称其为“城堡式宫殿”。这种围绕王权需求创立的古城堡建筑形制，对其后的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奠定了它的经典地位。但如何评判伦敦塔的***事防御的实际效能？由于其未经像样的战争检验，也就只能进行不能纳入文化遗产价值的推测。这是两座古城堡文化遗产论衡中的一项重大缺憾。
在人类古城堡文化遗产中，钓鱼城遗址承载的文化遗产元素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有许多恰巧是伦敦塔所欠缺的，如同后者的“城堡式宫殿”特色是前者不具备的一样。但若以同一历史阶段两者发挥的、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实际效用，作为衡量文化遗产各项元素价值的标尺，那么钓鱼城所代表的优势文化遗产，至少包括下述诸项：
第一，在险峻地形上建造大规模坚固城堡的文化遗产。钓鱼城的建造规模比伦敦塔大三十余倍，且坐落在三条江河环抱的山头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要构筑成当时世界最凶悍***队也一直无法攻陷的城堡，无疑必具“因地制宜、严密规划、坚固构防、万无一失”的高超筑城艺术和智慧。
第二，创造出以全民防护为首要功能的城堡建设文化遗产。针对战争灾难，将城堡构建为临时民防避难所，为包括官府、百姓和***队在内的当地全社会提供安全共享、长期坚守的可靠防护，不仅需要独特的筑城术，也必须发展出相应的城堡管理文化。在中世纪农耕时代，四川***民想成就和管理如此浩大的事业非常困难，涉及如何解决许多相关的***事、社会、经济和技术难题，并非各国各地都能做到，故这些业绩可以视为对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直到当今，这种以“民为贵”的精神，仍然借助凋零的城堡遗址闪耀着人道的光辉。
第三，创造出常胜不败的防卫城堡***事文化遗产。在距今近八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蒙古铁骑素以“攻无不克”著称欧亚大陆，惟独在钓鱼城脚留下了“攻则必败”的耻辱。在长达36年的城堡防卫战争期间，基本上陷入孤***奋战的守卫者们，不仅在***事上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相机处置***事、***治、经济和战时社会管理及相互关系等诸多大***问题上，未有重大失误。这当是源自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四，除上述与古城堡建筑本身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外，钓鱼城遗址还是承载和记录创造它的那个时代若干文明进步功绩的历史丰碑。这些历史功绩或记录包括：***民团结威武不屈孤城奋战的自卫精神；击毙蒙哥汗从而阻绊蒙古帝国继续侵扰世界的历史贡献；迫使蒙古贵族集团调缓欺压被征服民族***策的业绩；防守者效忠国家及中央***府的***治意志；城防将领在保民前提下顾全国家统一大局的献城活动等等。
五、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对比及意义
对文化遗址的有效保护，是充分利用的前提。这方面钓鱼城与伦敦塔间存在巨大差距。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原四川地域内为数众多的宋元古城堡遗址中，钓鱼城在保护和利用方面达到的状态尚属顶级，而金堂云顶山古城堡遗址的保护、利用则大有不及。
如果可以将川渝地区和欧州保护和利用古城堡文化遗产的事业，视为当展文化产业的竞争，那么在这方面少有作为的四川则处于全面落败地位。由于重庆管辖钓鱼城后，大力改善了对其的保护和利用状况，反使四川面临的内外竞争态势进一步恶化。造成上述不利状态的因素有多种，除认知问题外，历史原因也很突出。这一点还可以拿钓鱼城与伦敦塔的现状对照予以说明。
自上世纪80年代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伦敦塔的人气持续走高，在价格不菲的游览成本限制下（门票约19英镑，合人民币188元），全球每年前往的观光客都在250万人以上，使之成为英国旅游业的王牌景观之一。伦敦塔吸引游客的观赏资源非常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古城堡建筑；二是王室宝藏；三是与古城堡相关的著名历史故事的现场情景展示。可见保护得完善的古城堡建筑本身，乃是招揽世界游客的首要物质基础。
应该承认在保护和利用方面，伦敦塔享有天赐的历史优势，主要表现在：近千年来，这座古城堡从未遭受战争的摧残，也未承受内讧的毁损；直至17世纪时这里一直是英国皇宫所在地，迄今仍为皇室管理处直辖，这就以王权保障了对古城堡的顶级维护与管理，杜绝了内部破坏。
而在原四川地域内所有宋元古城堡遗址中，钓鱼城的保护利用事业已是公认做得最好，也是唯一并获“部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殊荣的文化遗址。该景区门票价从30元提升到60元后，2011年游客量约为20万人，其中3％来自境外。（数据引自重庆合川区旅游网）钓鱼城的观光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古城堡建筑遗迹，如古城墙残垣、考古发掘出的南水***码头、炮座遗址，及历代碑刻和佛教造像等；二是修复的古城堡建筑，包括城墙、门楼、跑马道、古校场等；三是现代仿古建筑及陈列其中的故事展品，包括护国寺、忠义祠、石照县衙等；四是自然景观，如三江环抱城堡的胜景、***、飞檐洞、观景台等。须要强调指出，该古城堡主体防御建筑——城墙城楼的复建只是局部的，而且复原质量不高，多属敷衍了事；许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观光题材未能开发，如击毙蒙哥汗的现场设置及纪念（可能陷入***治性争议而未着手）。如果仅从古城堡的保护和利用层面评估，钓鱼城做出的主观努力远逊于伦敦塔，经营文化遗产的主要差距或许就在于此。
古城文化论文第5篇
【内容提要】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治保障——城邦民主***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英文摘要】the causes of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have long received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particularly since 1980s more and mor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have appeared.however,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influences of slavery,slavery economy and democracy upon the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culture and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and so on;few of them approach thesubject from city perspective.taking classical athens for an example,this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following city factors which engendered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1.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the city is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2.the boom of culture requires corresponding talent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it is in the city tha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semble.athens is the significant stagefor the polis to carry ou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3.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 political ensurance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hence c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without city,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ch a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 culture/athens/city 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治基础——民主***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公共建筑如市***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治和宗教***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事、***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治集会的地方——市***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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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第6篇
【内容提要】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治保障——城邦民主***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英文摘要】the causes of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have long received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particularly since 1980s more and more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have appeared.however，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influences of slavery，slavery economy and democracy upon the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th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culture and ancient oriental culture，and so on;few of them approach thesubject from city perspective.taking classical athens for an example，thisthesis aims at expounding on the following city factors which engendered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1.it is in the city that businesses gather，which offer material basi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lassical culture，the city is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2.the boom of culture requires corresponding talents and rich cultural resources;it is in the city tha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semble.athens is the significant stagefor the polis to carry out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3.it is in the city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located，which provide political ensurance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s democracy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c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hence c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boom of classical greek culture.without city，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such abri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 culture/athens/city 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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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88年，柏拉***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治基础——民主***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公共建筑如市***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治和宗教***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事、***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治集会的地方——市***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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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文化论文第7篇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着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建 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着名***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着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着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着。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着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 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 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 、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 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 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着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 ,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 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治基础——民主***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公共建筑如市***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治和宗教***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事、***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治集会的地方——市***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 凡享有***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