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环境伦理学篇1
（一）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环境伦理学最初出现在西方国家，这与他们较为早的工业发展是密切联系的，由于经济发展较早，使得对环境破坏的后果也相应显现出来，因此使一些学者反思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环境伦理也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个过程始于19 世纪50年代，他们更加尊重自然，发现了它自身的和谐，并积极关注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因而成为环境伦理学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展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乃至于在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爆发环境运动并席卷欧美。作为环境运动的理论总结，也就相应而产生了环境伦理学。
在我国，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才开始把环境伦理学当做一门学科来研究，但是90 年代以前，中国都没有出现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专著。直到1992 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了《生态伦理学》，该本著作可以称为是中国史上的第一本环境伦理学专著，此后几乎每年都会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但是直到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8 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之后，环境伦理学才在中国引起了人们更大范围的关注。
（二） 环境伦理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通过研究中外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环境伦理学是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加剧而一步一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始于19世纪中期，那时正是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快速发展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在当时已经看到了工业***带来的繁荣发展背后存在的隐忧，但在那时，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喜悦当中，而且环境问题还处于潜伏期，所以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在二战后，工业发展与自然界的矛盾突显了出来，至此，注重保护环境才成为了西方工业国家的主流思想，而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该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学科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鉴于国外发达国家在环境污染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踏上了研究环境伦理学的道路。不过，当时我国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促进发展经济之上，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因而导致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直到90年代末，那些隐藏的环境问题爆发了出来，国人才提高了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虽然有前车之鉴，但是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总归是不一样，现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成就，我国虽然在此领域存在诸多限制，但是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学习和研究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环境伦理学的两大流派和它们之间的争议及融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环境伦理观，这些伦理观可以分成两派：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说，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两大派别不断斗争的过程，对此，诸多著作都做了研究探讨，资料颇丰，笔者仅做简要论述。
（一） 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处于金字塔最顶层的生物，是自然界的主宰，并以自己对其他生物和资源的需求程度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提出了“发展经济第一、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口号，即“先污染后治理”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类。
人类中心主义者简单的把人类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依靠人类的智慧就可以解决一切的困难、任何的难题，他们不尊重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认为它们根本没有内在的价值，只能服务于人类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确实拥有足够的智慧，并通过实践来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但是，人类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更不能自己创造客观规律，这是必然的。无数的事例表明，人类一旦违背自然规律行事，最后必然将受到惩罚、自食恶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除人类以外，其他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生物和资源也拥有其固有的价值，即生态价值。这种价值不是肤浅的利用价值，而是***于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等人类需求之外的固有的价值，因此它们也应当获得必要的道德关怀。非人类中心论也意识到了自然价值的重要性，并承认人的利益须服从生物圈的更大的利益。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应该像对待人类一样看待其他的生物，人类应该敬畏一切生命，据此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中心论、生物中心论和动物***论。他们把人类看作成自然界中普通的一份子，一再强调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众生平等。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主张中也带有一些消极的色彩，比如，他们大大低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毫无办法的，只能被动的服从自然规律，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对待自然的友善程度还是要远远高于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
（三）相互之间融合的成果
环境伦理学篇2
一、环境伦理思想的变革
（一）远古时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早期的人们是群居性的动物。因为当时的条件极其恶劣，人们不能主宰自然界，反而还要受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支配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自从产生后，从未离开过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而是和自然界发生了“能动”和“受动”的双重关系。
原始先民们借助神话的力量萌生了早期的环境伦理思想，并以神话作为自己的“哲学”和“科学”，并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解释人类自身的来源和历史的发展。后来又产生了***腾崇拜、自然崇拜等意思形态。这些都与当时的生产力极其落后有关，那时的人们完全依赖自然界而存在。人们都是本能的去对自己与环境关系认识，对环境的某些认识也是处于主客不分的阶段。人们对环境的矛盾，只是以退让、崇拜和敬畏为主，根本没有形成理性的环境道德意识。
（二）近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与基本观点
首先，产生了一个派别——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它作为一种关于自然关系和人的价值观，长期占据核心地位。这个观点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他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不存在的尺度，他把人看成是判断一切事物是否存在的评判者。
其次，产生了另外一个派别——生物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该学派认为尊重自然是一种对待的终极道德态度，强调人们不要去严重危害自然界的有机体、种群、生命共同体，不毁灭自然界的万物，也不去干涉自然界生灵的活动。我们应该一切采取“自由放任”的***策，要求人们不打破野生动物对人类的“信任”。不要让它们见了人类就怕，有人去危害它们，要极力阻止。
（三）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伴随着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人们的环境伦理观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种新生的环境观应运而生即生态伦理，又称现代环境伦理。它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种创新伦理形态，以尊重自然及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以实现代际均衡和推动经济社会统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这种观念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人类负起对自然保护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研究。它是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采取的一种整合态度。一方面，它承认自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但它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本身，而是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功劳。另一方面，它承认人类在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中占有“道德人”和环境管理者的地位。这样避免了生物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难，使之更具有实用性。这种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思想观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而且为人类社会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基础和强大动力。
二、环境伦理中的人
（一）坚持的原则
人在环境伦理中，必须充当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等可持续发展，并兼顾当前与未来的总体发展战略的原则。人口要遵循可持续适度的原则，人口不足，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够，经济在低水平下运转。人口过多，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对自然社会系统造成过大的压力，导致经济社会超负额运转，是不可取的。
（二）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
人们要合理地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能忽视道德规范在协调人口与环境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当前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口众多，为了支持经济可持续并稳定发展，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必须把节约资源当成一项巨大的伦理道德规范来提倡。破除旧的人口环境道德观念和行为，破除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重男轻女，摒弃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人们还要倡导适度的消费观念，因为当今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提倡“舌尖上的节约”，发对“舌尖上的浪费”。只有如此，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减缓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以改善和保护。反之，不合理的消费观念，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
尽管在伦理领域把“由己及人”修改为“由人及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扩展和提升了人们的道德境界，但却无法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变，很难应对和消解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挑战。实际上，当今时代人类所期待的生态文明同时面临着两个临界点：一是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自然界本身的运行演化难以持续；另一是人类的生存与世代延续遇到了空前的灾难，以至于人类的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越过这两个临界点，生态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类所追求生态文明的一切美好愿望就会落空。
（四）环境伦理中人的责任
环境伦理学要求人们节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保护和完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机制，开发恒定资源转化为可利用形式的方法和途径，从而爱惜和节约资源。环境伦理学主张人们对周边环境中动植物负责任，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和道德责任投射到自然生命体之上，不去人为的毁坏或残害动植物，不去折磨有痛苦感的生命机体，杜绝以猎杀动物的形式取乐的这种行为。
环境伦理恳请人类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制度，安排法制建设和***策引导，从而去尽力改善和引导人的生存状态。相关***府部门也应当承担环境责任，提升人们的实践批判能力，冷静观察和反思它的可持续性和后续效应，可以形成一种高度的生态环境责任。
三、环境伦理的构建和实施路径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已经是全世界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因此，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将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一旦成功构建环境伦理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不仅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帮助，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生态环境文明建设。这个构建方案将会为世界各国所认可，而且也会被世界广大民众所接纳。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具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由于当前在伦理体系中尚未获得统一的定论，导致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引起了众多议论。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难以用单一的伦理模式去覆盖世界上的全部国家和地区。所以，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将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也一定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逐渐成熟，而且要在长期环境保护实践中逐步探索，并在反复检验中不断提升。
首先要把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教育让人们深刻地理解与自然的关系，提高自己的环境素质和生态价值观，从而使人与自然互动，进而培养对环境的尊重及解决环境的能力。使后来人深刻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密切关系，进而树立热爱自然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并且懂得经济增长本身有限度，不是以科技至上和人的消费水平来判断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的。
让当今大学生在学校中学到如何增设和拓展生态环境教育，关乎实施环境教育的战略决策，保证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热爱自然、优化环境事业，从而使环境教育后继有人，进而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环节。环境伦理的构建并非一朝一日，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这需要人们具备理论自觉和文化情怀，要明确人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角色定位，要明确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内在关联，要明确环境伦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要明确环境伦理建设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规定性，也只有明确地深刻地理解以上几点，才可以更好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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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学篇3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學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环境伦理学篇4
1.研究发轫
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或者说从哲学伦理学角度研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首先是对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科学研宄的生态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加以研宄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地植物和草原生态平衡的问题中国生态学会于1981年底召开了关于生态平衡的学术讨论会，提出“生态系统在人为有益影响下，可以建立新的平衡”的观点，并主张“生态学方法不仅应用于生物科学、地球科学，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态学和伦理学。”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生态伦理学的萌芽观点。很显然，这样的研宄还没有提高到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198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在***召开了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主题的环境战略学术讨论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环境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着手进行研究这次会议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总是认为环境保护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会议认识到，环境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制度的进步，也需要人文的、伦理的参与。
2研究进程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飢90年代以前，中国尚没有自己的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1992年中国才出版第一本《生态伦理学》(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此后几乎每年均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如，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一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90年代中期以前，对环境伦理问题的研宄主要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灾以后，环境伦理才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关注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环境伦理观念在中国的普及现在，每年都有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问世，发表的论文不下百篇，相关的会议几乎每年至少一次。但总的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20余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仍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出现仍需假以时日。
3.研究队伍
起初，对环境问题进行研宄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研宄，主要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生物学等探宄其中的哲学问题，这可以称为环境哲学研宄，这部分人主要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研宄;另一部分人直接从环境保护操作方面开展应用研宄，这部分人主要是环境保护工作者，他们有的从人文角度对环境、生态进行探i寸。随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队伍不断扩大，大专院校、研宄机构的人员大量参与他们既有早先从事自然科学研宄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宄的从事环境保护一线事业的，也有从事哲学研宄的、从事伦理学研宄的与此相应，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呈现两种格局，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专注于数据的分析、状况的描述和实证的研宄;二是以哲学思辨为色彩，偏重于学理的解剖、历史的追宄和价值的阐发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学术团体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态势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这象征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正式、全面启动;自此之后，有关环境伦理方面的论著、论文、会议如雨后春齊。但学术界并未以此
为满足2003年11月8日，自然辩证法研宄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于在清华大学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的另一种范式在强化中国现具备招收伦理学博士生资格的大学研宄院上十个，明确设定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向的至少有3个。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伦理学为研宄方向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是杨通进博士，此后至少有5个人以此为博士论文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题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对象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①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研宄，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研宄，③人和自然关系的机制和功能，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的规律的研宄;④人们对待环境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
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说法：一种是“关系说”，一种是“规范说”。关系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学科。由中国学者撰写且书名相同的三部《生态伦理学》都是从关系说的角度来定义生态伦理学的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研宄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实现了伦理学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拓展”李春秋、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从道德的角度研宄人与自然关系的交叉学科■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从整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学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宄对象，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道德现象生态伦理学中的道德现象是指生态领域中人们的道德关系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生态道德活动现象生态道德意识现象和生态道德规范现象”叶平的《生态伦理学》认为，“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道德方面的学说，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升华和理论论证”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研宄对象”;其研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对其他人应尽的生态道德义务和责任;人对其他生物应尽的生态道德责任和义务;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职责和义务义务说认为，环境伦理学是研宄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科。
规范说的代表人物是余谋昌先生。他认为，“生态化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的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这一定义表明，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道德为研宄对象，首先，这是伦理学知识领域的扩大，它把人对自然的道德作为伦理知识的一部分;其次，它提出人们对待生物和自然界的道德态度问题……第三，它制定人类行为中的生态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5)—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存在物对象上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全新的***性的伦理思潮二，它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环境生态、自然当作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
3.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一是西方哲学基^^西方思想史表明，自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易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此其一;其二，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
二是东方哲学基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法国思想家施韦兹在他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国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人，说在他们的思想中，人和动物的问题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在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说他们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和宣传者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爱万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和“尊道贵德”的思想，“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和“与天地相参”的思想，等等，它们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重要意义。
4.自然价值
人类为什么要尊重和保护人之外的自然?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讲内在价值，就没有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学术界，内在价值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概念，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②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③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余谋昌等人较早对内在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存在内在价值。所以人类不应该只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而应该承认自然界自身具有内在价值。潘家华认为内在价值是人们赋予自然界景观或生物物种的一种不在于直接消耗，而在于品尝或意念满足的一种价值既然自然界拥有内在价值，它也就值得在道义上得到关心和考虑，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积极把伦理道德的概念扩大到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的研宄架起了直接通往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桥粱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属人的价值概念赋予非人的自然，只有承认自然是人与人交往的必然中介，就可合理地归结出环境伦理的基本主张
5.自然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第一，不能依据动物和其他生命没有道德自律而否认它们的生存权利;第二，不能一刀切或无差别地看待人的权利和生物的权利;第三，人类权利与自然界权利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是有矛盾的与西方，尤其是动物权利论者辛格不同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自然权利的平等性，但同时也强调自然界权利的差异性，即人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差异性。
有学者认为自然界的权利是指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权，是自然界的利益与自然界的权力的统一。论者吸收罗尔斯顿的观点，认为自然界的权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权按生态规律持续生存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权利所有者要求它的自下而上利益要受到尊重;(2)这种权利要求是合理的，权利所有者对侵犯它们利益的行为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它是由自然界的利益(福利)和自然界的权力定义的。
有学者认为非人类的生态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物生存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都珍惜自己的生命。(2)生物自主的权利。任何生物都有按其种群的生态活动方式追求自由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应该适应生态系统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自然选择机制，否则，就谈不上生物的自主权利。(3)生物生态安全的权利坚持不干扰和破坏那些生态极限在自然荒野中人应顺应自然的发展和演变;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中，人应承担起谨慎地改造自然管理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既促进生物生态安全，也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6.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世界观、自然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确认了人类在物理空间方位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地球生物共同体中，人类由于居于生物进化序列的最高层次而当然居于自然物种的中心。二是从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人类当代和未来的利益，而是既充分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长期性，又重点突出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既坚持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的基础三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迀而变化，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近现代价值观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考察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成果后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有四种历史形态:①宇宙人类中心主义(也叫古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根据古罗马的“地心说”，由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逻辑地推及人类及万物也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类中心论”，没有或很少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人为神而存在，万物为人而存在，这就在神的旨意下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③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变的情况下，从笛卡儿开始，经启蒙运动伴随理性主义而产生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其核心思想是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的环境伦理学研宄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在本体论层次上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二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认识总是以人类固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的;三是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目的与需要。
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就有三种态度:①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入论。认为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己被日心学说等自然科学所抛弃，同时由于认识对象的生成认识过程和方法以及认识的结果都受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所以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超越的，况且，物种自我中心法则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支点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不能超越走出，反而应当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领域②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走出论(或超越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只单向地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及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归结为只涉及人类自身利益的自我保护而无视生物圈稳定的客观需要。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所以应当抛弃、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③有条件的走入论认为主张征服自然和片面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抛弃，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目的在于建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应当走进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
7.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研宄的兴起，以一种跨时空的恢弘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道德评价，特别是其中所藴涵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意藴和生态伦理思想，确认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挑战“性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环境伦理学的研宄不仅从研宄对象研宄内容等方面有许多共性，而且很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出现尤其从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环境伦理学研宄。徐嵩龄还认为，中国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国策、因而她的环境伦理模式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机。“因此，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界而言，最有实践重要性的研宄，应当是关于制度转型期间的可持续发展伦理模式的研宄”根据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重点及优先问题的这一认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代际伦理问题、代内伦理问题(特别是国际环境正义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伦理问题。
8.环境伦理与国际公正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和环境中心主义伦理观这两种伦理观都试***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事务施加影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西方环境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促进发达国家系统地实施环境保护，改善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国际层面，尤其在针对第三世界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严格地说，是以西方国家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并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因而，这种伦理思想和行动被第三世界视为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而遭拒斥。
环境中心主义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其中也包含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诸如强调权利的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等等但它在运用其理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时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法。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出发，并不区分富裕社会与贫困社会、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而采取“一刀切”。如生态中心主义劝诫第三世界国家不要采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等等。
由此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都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环境伦理观而被第三世界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性。
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首要伦理原则是正义环境正义，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球自然资源消费、使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技术之际，少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名，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权和环境主权，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正当环境利益，承担起超越自己能力的环境义务，这显然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的侵害理应为解决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该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新的额外的资金，以优惠的或非商业性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无害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发达国家履行这样的道德义务，不是“恩赐”，而是对以往不平等的环境权利的“补偿”。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适应能力，决定改善环境的进程，有权根据其发展与环境的目标和优先顺序利用其自然资源。
发展中国家要追求的国际层面的环境伦理观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发展一一尤其是反贫困一一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2)—切资源管理的主权问题;(3)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问题;(4)国际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平等和公正问题;(5)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经济与技术保障等等。
9.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宄竟会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还是会引向伦理地对待的自然的道路?研宄者认为，马恩的自然观是有益于我们保护环境的。马克思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的自然本质，并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将人视为自然界的普通公民生态系统普通一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接受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指导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共识基础。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既指出了人有别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又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制约个性这为克服当今生态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即只承认人的目的价值，认为其他物种若有价值，也仅只是工具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即认为任何物种、生物个体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各执一词的偏见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切入点。以此为理论基点，完全有可能建构起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理解与全面把握的新的生态伦理学。
马克思是把劳动作为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东西来理解和把握的而对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反省一下这种建立于“对自然可无限索取”信念之上的传统劳动(发展)模式为了“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必须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亦即需要建构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建立于地球资源有限性观念之上，并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基本原则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为当代生态伦理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和正确的理论导向。
1.理论与实践
环境伦理学缺乏对环境道德实际的研宄，未能避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中国学者注重对环境伦理的理论研宄，但很少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很少把理论原则规范，影响和作用于具体的***策法规，具体的工程、项目。这种脱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理论研宄难免闭门造车，束之高阁，曲高和寡，使环境伦理成为象牙塔成为少数人的话语游戏，没有成为大众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涉及环境生态的大型工程没有经过环境伦理的审查就可以以经济效益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顺利上马，以至遗祸自然，悔不当初
2.引进与创造
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宄成果，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跟踪和了解西方学者的环境伦理学著作能较快地在中国得到译介。由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宄者的积极努力，从而使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研宄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大大推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但是，在译介和创造方面，译介的积极性和创造的疲软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换句话说，中国注意了“引进”、“介绍”，但却缺少了“自产”、“创造”，即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来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理论。
3.研究与教育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宄方兴未艾，但这只是在理论的学宄方面;在环境伦理的教育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宄虽然有近20年的历史，但目前国家环保部门和***门不但未携起手来落实强化环境伦理道德的研宄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环境伦理研宄者和教育研宄者也没有充分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宄，没有为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教育提供环境道德科学内容和有效的方法设计。大多数学者既没有兴趣于环境道德教育的理论研宄，更缺少将环境伦理推广到教育上的热情。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一些学者己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一方面积极编写自幼儿、小学中学至大学、成人的环境伦理教育书籍，另一方面呼吁***门落实环境教育，一些师范大学己经成立环境教育研宄和推广中心。
4.支持与自立
环境伦理学篇5
雾霾是当今最为关切的一个环境问题。从上个世纪五十年生的“伦敦雾霾”事件，到我国国内目前大范围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据此前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20个省份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的状况。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重度污染国家。它不仅在视度上影响人类，而且严重影响着路面交通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更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像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会造成一定时间内的交通不便，而霾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现象，造成空气质量降低，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交通、供电、生物圈等均产生危害。
二、分析雾霾产生原因
（一）企业对环境治理的责任问题
当前，环境社会责任的缺失现象不断涌现，更大范围、更强力度地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以更大的破坏力动摇着社会对企业信任与诚信。例如：企业无视污染物的排放、废气排放等屡见不鲜。
（二）工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雾霾的出现和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经济快速发展，出现重速度轻效益的现象。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表现出对企业环境伦理的无知。
（三）环境文化滞后
我国环境文化氛围的薄弱和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实现。从目前雾霾现象来看，我国的环境文化有一定缺失和滞后，在建设方面投入不足，相关产业不完善，教育体系没有形成。
（四）科技技术落后
我国的科技技术研发，缺少生态技术。这样的科技技术只会落后，不会延续。虽然科技技术利于人，利于企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反思
雾霾表面看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残破和恶化，生态平衡和净化能力遭到人为的破坏，表面看来是经济、利益、制度等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迷失人的本质规定性，雾霾警示人们在面临环境危机。
目前经济、文化、哲学、科技、教育、管理等学科，都在围绕着如何保护和治理环境展开广泛的讨论，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一股潮流。环境伦理学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恰当行为的需要而产生的。从环境伦理学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界和自然存在物的道德责任，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环境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1、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的新文明
环境伦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其现实根据主要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人类提供新的伦理学的视野。十八大我国将生态文明，并作为国家的发展总战略提出来。正是要从总体上扭转工业文明给人类和生态带来的弊病。这个提法不但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2、环境伦理中的生态视野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学，既要考虑到作为价值理论对于现代人类科技的一个总导向问题，又要深入到经济，***治，社会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细节里头去，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一套策略。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性是要靠自然整体体现出来。在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下，把环境作为伦理思考的对象本身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念
1、人与自然的问题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承认人类的存在，更应该承认自然界的生存，尊重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必须是符合生态规律的，才能共同进化。雾霾是人类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环境破坏的一种现象，人类的活动行为已经违反了生态规律，则这种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相反的，人类活动只是有利于自己，但没有利于自然，因此人类活动产生的雾霾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不是相互作用，而是人类走向灭亡。因此，雾霾的出现，在反思过程中要认识到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实际上是在尊重人类自己。
2、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是环境伦理对处理人与生物关系提出的道德要求，最早是 20世纪50年代，环境论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3、协同进化
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是环境伦理学的一条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能指导我们正确的定位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协同进化比较符合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中要坚持协同进化的原则，坚持用双标尺度的环境伦理标准来衡量。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1、雾霾的特征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
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是连锁效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急速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各地的生态健康被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雾霾天气，发展到最后看到的只是环境问题，我们未必比过去的人们更幸福。
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核心的观念。在如今却蕴藏经济主义。认为发展是必须的，发展是不能停止的，需要谋求发展，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要求停止发展才能解决的。
2、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环境伦理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上来。雾霾作为环境问题，对其进行伦理追问最终也要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入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和物质文明的膨胀，我们要做的是把人类文明的形态看作是以自然整体为存在基础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以身体感官为起点并扩散为人的诸多实践形式对自然进行回馈。
四、治理雾霾的对策建议
通过雾霾现象各方面剖析，可以看出，解决雾霾问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对策：1、转变价值观。从社会入手，确立生态化的科技價值观，倡导绿色科技；企业转变经济价值观，树立社会环境责任观念，建立起担负环境责任的价值观与生态经济发展相应的价值理念；个人转向生态化生活方式，树立环保消费理念。2、环境法完善也是目前治理环境的必要约束和可靠的保障，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与***力度。3、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层面深刻的、全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现代经发展所带来负面的生态问题。4、加强伦理教育宣传。从培养公民的环境伦理观入手，加强伦理教育与宣传工作，提高国民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德性、人格以及良心养成的教育。
五、结语
通过雾霾问题，从环境伦理理论中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是相互的，人类在开发活动行为中应当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也就等于人类尊重自己，只有这样人与人才能在环境思想上达到共识，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友. 雾霾引起的环境伦理学反思[J]. 2011（36）.
环境伦理学篇6
一、环境伦理蕴含的层次性思想
系统哲学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各种类型系统和不同等级的系统所构成的系统世界，即物质世界是系统的，系统物质内存在着无限多的层次。”环境伦理研究对象有三个层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社会与自然。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层次是不断扩大，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出发点，人是在自然中产生的，人通过狩猎、采集等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层次。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使人们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社会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另一环境。由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层次进一步上升为人与社会的层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人是社会关系构成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关系总体又与自然总体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与自然的层次，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伦理的研究对象具有层次性。
1 内部结构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首先表现在内部结构的层次性。一个系统内存在着无数个子系统，自然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子系统，如动物系统、土地系统等，因而环境伦理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动物伦理、土地伦理等。同时各个层次的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研究草原环境伦理，不仅需要对草原的生态系统加以研究，还需要从草原文化精神、草原经济框架等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出发去整体构思。社会系统中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价值观念等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需要环境伦理研究用一种系统哲学的眼光去研究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危机，从而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求共同发展。同时要看到层次不同研究的目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研究动物伦理需要相关生物知识，如基因科学;研究土地伦理需要相关土地知识，如工程测量、数字计算等，这种研究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知识储备的侧重点不同。可见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环境伦理的研究对象的层次性提供了多视野的角度。
2 研究内容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还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层次性。我们知道环境伦理的研究内容由小到大依次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甚至宇宙生态系统，三者从发展的进程，演化的时间顺序构成了各方环境伦理内容的层次性。并且三者协同进化是有序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能够促进地球生态的进步，从而才可能扩展到对宇宙生态的伦理关怀，进而向着宇宙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具体以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来看，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经济系统为第一层次。指导经济系统平稳、快速发展的***治系统是第二层次。经济系统和***治系统的协调发展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又能反过来推动二者的发展。环境伦理研究的自然系统与前面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整个有机的社会系统，自然系统是其它系统的物质基础，而当今世界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要求环境伦理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由此可见环境伦理研究内容具有层次性。
3 文明程度差异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还表现在文明程度差异的层次性。人作为伦理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明差异，这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层次性。如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和谐的;在进入农业文明时期，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劳动分工的专业化，自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但人的活动一定程度上还是符合自然演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和谐;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对自然无节制、无体止的利用导致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其地位是平等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智慧去调节环境伦理对象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共同发展。
二、环境伦理的整体优化思想
1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路径
环境伦理整体论认为整体自然界都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包括自然价值，也包括社会价值。当然这种社会价值体现在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上，但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价值的评判不应该以人的利益得失作为尺度和依据。人类虽然是道德评判者，但不是唯一道德身份的获得者，在人类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都具有道德关怀的权利，土地、动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需要道德关怀。
过去，人们习惯用片面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功利主义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将个人作为伦理思想的出发点，认为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只对自己负责即可，只肯定个人作为生命存在的道德身份。随着史怀泽、利奥波德等伦理学家道德关怀对象的扩展，现在这种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其它生命，并且给予了生态系统其它构成要素以道德关注。现在，人们改变了传统的伦理观念，用整体性的思维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系统整体性思想指的是，系统整体上的性质并不等于它的多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性质的机械相加。系统哲学的整体观念认为生态系统各要素是构成整体的基础，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有机整体。环境伦理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部分，因此人不具有特权，就像黑格尔形象描述的割下来的手就不叫手，人的道德关怀如果只关心自我，或者只关心系统中的某一部分都无法体现它的价值，只有人的道德关怀上升到整体系统的层次才是现代环境伦理整体论的应有之义。现代环境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体现出了整体性路径的走向。
2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原则
（1）整体共生性原则
现代系统哲学认为，整体的共生性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性、内在联系和共生性。“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夕记得高中地理课本当中有一个“草原食物链”示意***:蝗虫一草一青蛙一蛇一鹰。这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系统，草是生产者，蝗虫、青蛙、蛇、鹰是消费者，单独拿出一个环节例如蝗虫一一青蛙一一蛇可以自成一个系统，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发展进化不是靠单一部分的作用，也不是各部分的相互叠加。在草原食物链中，每一个要素都在自己的环节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时每个要素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首先，生产者草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了它系统无从建立，而青蛙作为消费者一方面为生产者“草”能够更好的生长，免于蝗虫的破坏提供保障，同时也为蛇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食物”。这是一个逐步循环的过程，任何要素的排列组合缺一不可，在草原食物链中，草原生态是整体，草、青蛙、蛇的内在联系体现在生产一消费环节，在这一环节他们是相互共生的，缺一整个系统将被破坏，同时它也将失去作为这个系统的要素的作用。
整体共生性体现在环境伦理中就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共同生存和协调发展，人一自然一社会也遵循整体共生原则，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而人对自然的保护也能使自然资源丰富多样，这是一种互惠互存的关系。在现代环境伦理整体性的构建中，整体共生的原则转变了人对自然漠视，一味索取的态度，人们转而重新审视自身的评价尺度，在承认自然的道德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整体共生。
（2）系统的优化性原则
优化是系统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系统的优化是指构成系统的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使整个系统或该系统的某个方面最大限度(或最小限度)接近或适合某种一定的客观标准。”不同系统中，系统优化的表现形式不同:第一，要素优化，整体优化。比如农业耕作中，选种优质、施肥到位、人力勤劳、风调雨顺则农业大丰收。第二，要素优化，整体表现不优化;部分不优化，整体看起来优化。比如一个班级，只有几人成绩优异，全班整体成绩不好;一个班级，没有人成绩突出，但平均成绩优异。这是系统优化的表现形式，环境伦理的目标就是生态环境最优化，生态效益最优化。
在过去，对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环境伦理的价值观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环境危机，环境危机反作用在人类身上造成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人类不得的改变环境思维，工业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有一种最大化的伦理倾向，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则是经济环境综合最优化。“最大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多就怎么做;最优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好就怎么做，”现代环境伦理最优的原则要求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是并存的，短时间内的经济最大化会造成长时间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创造经济利益需要用几倍时间来维持生态平衡这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再陷入反复的用经济利益去补偿生态环境破坏的怪圈，更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破坏，因此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才是现代环境伦理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环境伦理最优化原则为环境***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注重全局利益，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策制定的出发点。
（3）系统的动态性原则
系统中各要素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形成有机整体，只有在运动中系统各要素以及“系统整体才能体现为一定的结构性质与功能的规定性。”大自然的运动变化，产生了动植物、人类，组成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就大自然而言，这种创造性本身就具有价值，大自然的创造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我们的环境伦理观念也因大自然的创造，大自然的动态性得到升华。
系统的动态性创造了大自然的绚烂多彩，给予了人类审美的可能。环境伦理认为生命的价值不是某一物种单一的存在价值，也不是某一物种在某一时刻的某一特性的表现，而应该从生命间的动态联系，生命存在的整个时间段去看待。环境伦理用人性化的方式感受自然的魅力，环境伦理学者投入自身的情感感受生命的奔流不息、血脉喷张，环境伦理随着系统的动态变化逐渐加深对自然的了解，荒野哲学的出现就是现代环境伦理审视自然环境动态性后获得的理论展现。
系统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系统的优化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系统的动态性是在系统整体中各要素有机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系统的整体性是二者的基础。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现代环境伦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更具有科学性，这也是系统哲学对于环境伦理的重要性。
3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价值观
环境伦理学篇7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生态意识；生态道德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damaged seriously. As early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arose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Engels predicted in his work， Dialectics of Nature， that man should be alert to the natural retaliation. Since 1949， the improper development model， such as onesided emphasis on GDP growth， overconsumption of too much resources， draining of too much sewage etc. have made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in a state of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Therefore，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On this premis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taken as the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shows our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hu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awareness; ecological ethics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和***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八大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 [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环境伦理学篇8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是如何为人类中心论辩护的?
为什么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其它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因而我们对它们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古典的人类中心论认为，这或者是由于人“天生”就是其它存在物的目6的①，或者是由于在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人更接近上帝和天使②，或者是由于人具有永恒的心灵③，或者是由于人具有理性④。
在现代世界，用来论证人类中心论的前三种理论都己失去说服力。现代人类中心论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和人的特殊地位的证据主要是理性或理性的某种变种。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是：
1.人由于具有理性，因而自在地就是一种目的。人的理性给了他一种特权，使得他可以把其它非理性的存在物当作工具来使用。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他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弱式人类中心论则试***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⑤。
2.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主观投射，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没有人在场，大自然就只是一片“价值空场”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它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弱式人类中心论则认为，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有的人类中心论者甚至承认自然物也拥有内在价值人不是所有价值的源泉”⑥
3.道德规范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所关心的只是人的福利。最理想的道德规范是这样一些规范，它们能在目前或将来促进作为个人之集合的人类群体的福利，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又能给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自我得到实现强式人类中心论认为，非人类存在物不是我们的伦理体系的原初成员，道德只与理性存在物有关;道德自律能力(用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基础;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道德自律能力，因而认为它们拥有道德权利是不恰当的⑦。自然有机体之间的行为是非道德的，它们对人做出的行为也是非道德的，因而人对自然有机体做出的行为也是非道德的t⑧弱式人类中心论虽然承认人的优越性，但也承认其它有机体也是生命联合体的成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我们有义务从道德上关心它们的根据;作为同一生命联合体的成员，我们与它们(至少是高等动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蕴。弱式人类中心论或者主张套用“贵族与其臣民的关系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要求贵族(人类)承担起保护其臣民(非人类存在物)的高贵责任;或者主张把“己欲立而立人”这一道德金律推广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人希望自然怎样待他，人也应怎样对待自然。
二非人类中心论是如何诘难人类中心论的?
本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家们大都是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来讨论环境伦理问题的，人类中心论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怀疑，人类中心论是否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保隐人类中心论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以动物***或权利论、生物中心论(亦称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中心论(亦称生态整体论)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论伦理学家不仅提出了与人类中心论迥异的各具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理论，而且还对人类中心论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
1.在实践操作层面，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护，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人的知识不完备，理性有限,他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一个物种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破坏宄竟会产生哪些长远的影响;有些自然存在物，现代人可能觉得毫无用处,但谁又能保证这些事物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一种新的资源呢?资源总有稀缺程度的不同;把自然物仅仅当作资源来加以保护，我们就不得不对它们的稀缺性进行排序，把大自然的各个部分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从而使大自然与大自然对立起来。
2.人类中心论往往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视为人类高于其它动物、且有权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在它看来,正是由于人具有了这类只有人才具有、而其它动物所不具有的特性，道德才与人有关，与其它存在物无关。但是，要在人身上找出某种所有人(包括胎儿、婴儿、白痴、精神病患者、老年痴呆症患者)都具有、而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特征是不可能的。像智力、自我意识、使用工具的能力等等,都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为什么具有这类能力的人就有权获得道德关怀(moralconsideration),而具有这类能力的动物就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呢?而像道德自律能力、使用文字符号这类能力，动物虽然不具有，但许多人也不具有，为什么不具备这类能力的人就是“道德顾客”(moralpatient),而不具备这类能力的动物就被排除在道德顾客的范围之外呢?根据规则的普遍性原理和一贯性原理，道德人(moralagent)不应采取“道德歧视”的态度，只对人提供“道德服务'而不对具有相同特征的动物提供“道德服务'否则，他就是犯了与种族沙文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它们都是根据一个人是否是同一种族或性别的成员而决定他是否有资格获得某些权利)相类似的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仅仅根据一个存在物是否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成员而决定他或它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错误。况且/‘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与“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肤色、性别、身高或智商不是一个人应否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同样，腿的数量、骨骼结构的差异、使用符号的能力等也不是决定一个存在物应否获得道德关怀的理由。
3.人类中心论和利己主义遵循的是同一逻辑：一个行为主体(作为个体或整体)只应选择那种对他有利的规则，自利是行为主体所有行为的唯一动机然而，如果以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以人类整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就是合理的呢?在日常生活中，自利并不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唯一动机，他们也选择那些对自己不利但却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他们并不把利己与利他看成是截然对立的1道德以对义务对象自身的尊重为特征。一个人，只有当他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时，他在道德上才是成熟的;对作为个人集合的民族和人类整体，是否也应该作如是观呢?
4.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的进步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人类文明己逐步实现了对“部落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的道德关怀的范围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呢?理性、道德自律能力和自我意识也许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充分条件，但不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许多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如白痴)和组织(公司、社团、国家、联盟)同样也拥有权利，尽管他或它们不能亲自捍卫其权利或用语言来表达其要求对于这些权利主体,我们通常指定或选定一个人来捍卫他或它们的正当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权利”的作法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并承担其维护它们的道德权益的“道德人”的使命3?
三、人类中心论的是是非非
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场争论的是是非非一时还难以断定。在此，我们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供准备参与这一争论的人士参考。
第一，我们要分清言说的层次。人们一般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第一种是认识论(事实描述)意义上的: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环境道德，都是人根据自己(而非，例如，山羊或狮子)的思考而得出来的，都是属人(而非山羊或狮子)的道德*第二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生物，他必然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囿于生物逻辑的限制，老鼠以老鼠为中心，狮子以狮子为中心，因此，人也以人为中心。第三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其核心观念是：其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这一论点暗含的一个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他的利益才能推动他的行为);其二，人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其三，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
第一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任何一种用来反对人类中心论的思想都是由人提出来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的烙印;反对这种人类中心论只能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圏中。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反对不了的，因为，任何一种道德，如果不利于人的生存，不能保证人的延续，那么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依托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生物逻辑的范围内，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在没有自由选择的地方，也就不存在道德。在人的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道德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任何道德都得为人的生存和延续让路。因此,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荒唐的。
非人类中心论反对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因为，只有在价值领域，人类才拥有选择的自由和可能，而且这种自由是以人的生存为前提的。价值王国是人根据其对人的完美形象的理解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而“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塑造、确认和完成“人类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价值王国，人获得了重新选择和确定道德的相关因素的自由。因此，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对人类中心论提出挑战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种挑战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道德之为道德的终极根据，重新确定和编制文明和价值的经纬线。不管非人类中心论对人类中论论的挑战是否成功，它都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深我们在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层面所进行的探索。对于非人类中心论的这种挑战，我们只能站在价值论的角度来予以回应，而不能站在认识论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的角度来加以辩答.目前,在国内关于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中，主张人类中心论的人大多是在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而主张超越人类中心论的人则是在第三种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论一词的。这种言说层次的“错位”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思维混乱。这种局面亟待结束。
第二，非人类中心论主要是从元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角度来反思人类中心论的。非人类中心论在伦理学上的一个***性变革，就是突破了把道德仅仅理解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因而只适用于人类内部的正统观点。非人类中心论彻底地运用了“无知之幕”(借用罗尔斯的一个述语)的分析方法，在设计道德原则时，不仅超越了个人的、阶层的和种族的偏好，而且超越了物种的偏好。它不是站在人类这个物种的角度来设计“道德倶乐部”的规则，而是站在暂时忘记设计者的物种身份的角度来设计规则，以免这一规则在尚未设计出来之前就带有对其它物种的歧视成份。人类中心论反对非人类中心论的一个方法，就是指出，根据其定义/‘道德”这一术语“天生”就是只适用于人类然而，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可以改变的;人们过去曾这样理解道德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只能永远这样来理解这一术语。在人类文化的其它源流中，实际上也存在着把道德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人与其它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规范的观点例如，中国古典文化就把道德理解为“天道”的一个部分，它是从后者那里演绎和推导出来的，是普遍的天道在特殊的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展现;人际伦理关系也只是普遍和谐的宇宙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只站在西方近现代主流伦理学的角度，那么，非人类中心论那种主张把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做法确实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伦理学的“范式”无法理解非人类中心论提出的问题，接纳不了非人类中心论的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人类中心论常常把自己称为一种“新型伦理学”
第三，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和后代的利益许多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还未能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价值樊篱，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策，或为维护既得的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直接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处理场，或只片面强调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窘境，主要不是太以人类为中心，而是还没有真正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要实现真正的人类中心论，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就此而言，人类中心论把人类的福利当做环境伦理学的首要关切点，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还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4由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因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环境伦理学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而且，人一人关系与人一自关系虽然是互为中介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凸现出来，强调人对人的义务对环境伦理学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又一可取之处。
环境伦理学篇9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还是统一
王小锡教授从分析经济伦理的重要范畴——经济自由概念入手，认为在科学、理性的自由观视阈下，经济自由应该是人的理智与深层心理相统一的真正的经济意志自由，是在经济行为主体各自认同公共自由并坚守规律、规章、法律基础上的真正的经营自由；并在借鉴刘湘溶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现经济自由与环境保护是内在统一的，认为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清洁生产就是理性生产，高效生产，是负责任的生产，这体现了真正自由的经济境界。
陈泽环教授阐述了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治来领导是钱穆经济文化观的基本要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观不仅注重以德导利、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精神，而且注重“天人相应”、“物我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追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的生态道德境界。传统经济伦理与传统生态伦理是内在统一的，在当今人们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我们要坚持把经济繁荣富强作为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走一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卢风教授从拷问“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能确保大量消费吗”开始，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与理论佐证，得出了“为走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必须大幅度减量”的科学结论，紧接着又对“市场经济可否自然导致经济非物质化”问题进行了道德发问，通过详实而具体的数据材料论证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的全球经济仍然是物质经济。最后，他论证了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应该是：稳态的、清洁的、生态化的物质经济+逐渐增长的非物质经济，得出了只有“走向生态文明才会有健康的非物质经济”的科学结论。
二、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该负哪些生态道德责任
乔法容教授认为企业是循环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要遵循“减量化”、“洁净生产”、“再循环”、“再利用”、“生态化”等道德要求。
王建明教授认为企业是地球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又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责任者。它对公众、社会和自然均负有不可推卸的生态道德责任。
王小锡教授在指出实现经济自由的路径时也强调企业要确立经营责任意识，认为企业应肩负清洁生产的生态道德责任。
郭建新教授认为，企业的道德责任可分为基本道德责任、条件道德责任和崇高道德责任三个层次，其中基本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排放不能超过《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条件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不应排放或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内最小量地排放。
三、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
郇庆治教授认为中国环境现状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对经济主义“发展”至上性或超价值审视的误判或短视，正是这种无原则或价值中立的“发展”已经并且正在带来诸多的生态、社会与文化问题，要走出这种时代困境，必须从确立发展的边界开始‘寻找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绿色道路，即进行伦理重建、促进社会***治主体的意识觉醒及其变革、强化环境***治及作用。
曹孟勤教授认为，现代人在征服、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同时人为地破坏了物的自由，导致了生态危机。他运用诸多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自由”的经典论述，指出“人自由也让物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认为应从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深层路径去探寻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良方。
包庆德教授则从分析“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人手，认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异化现象，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最现实具体的根源，克服异化消费的出路是建立一种积极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并实行适度的消费方式。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对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特别是消费行为进行生态约束、引领和规范。
田松教授认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下，资本是一切的核心。把自然充分还原成一个个基本构件，对自然进行严格的操控，是最高效获取利润的方式，也是最高效破坏自然主体性，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方式。而在有机自然观中，世界是由生命构成的，这些生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鉴于此，他指出现代性所遵循的机械自然观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主宰与滥用，机械的自然观只有向有机或整体的自然观转化，才能确立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的基础。
周林霞教授认为农村城镇化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广大农村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沉重代价。她指出，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强调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的构建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城乡统筹等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府机构、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生态伦理规导机制。
四、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能否成立，转基因技术对环境有何影响
孙春晨研究员通过对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价值中立”辩护观点的逻辑分析，不但发现了其内在矛盾，而且从中找到了经济学离不开价值判断的有效论据，并结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事实，充分论证了“经济学的价值中立”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肖显静教授认为当今的转基因技术破坏了生物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机体与生活构成了不确定性，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环境影响，并蕴藏着损害环境的巨大风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有悖于生物中心主义，而其应用则又有悖于生态中心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要旨相背，应该警惕。
环境伦理学篇10
[关键词] 西方环境伦理学 价值立场 内在缺失
环境伦理学在争论中前进，其价值立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指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基础，或者说是环境伦理学存在的哲学理论根据；其二是指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问题，即它所服务或服从于某一社会阶级与集团的利益。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与价值指向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基础
西方环境伦理学主要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两大类型，只是在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上人类中心论者坚持以“人的利益”来统一自己的思想，非人类中心论者却以“地球优先”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诉求，因此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价值立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从其总体理论建构上讲，他们力***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的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生物和无生物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正基于此，非人类中心论者以自然价值与自然权利为理论基础，提出自然事物是价值的载体，自然价值主要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决定，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是以事物的真实存在为基础的；其次他们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以生存主体的目的性来定义的，生存是生命与自然界的存在目的，追求生存、实现生存这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人一样是有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种善的、好的，正因为这种客观性与目的性，人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权利论者认为，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内涵与适用范围上是应该不断扩大的，既然自然与人一样存在内在价值，那么自然也应该与人一样具有权利，这种权利主体范围的拓展反映了文明与道德的进步。实际上自然权利提出的目的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与引导。
非人类中心论者提出“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引发了人类中心论者的质疑，生态中心论者主张自然价值的基础在于自然界的内在结构属性，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特性是他们的价值表现。自然价值存在与否与人的评价无关。这一理论正好是混淆了价值与存在的关系，忽视价值的属人特征，如果抛开人的因素就会使环境伦理本身失去存在的基础，自然的价值也只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判断，或是生态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属性而已。在实践中，作为生态个体的人与生态整体的自然之间面临矛盾选择时，自然价值论必然会消解人的主体地位，取消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使人消极被动的适应自然规律，这与将人的主体地位降低到与动物一样的普通生物地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是一种典型的贬损人的价值与尊严，高扬生态共同体的价值与权利的理论，这种理论运用到现实的国际经济与***治关系中很容易形成一种“环境至上主义”，出现以环境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论调干涉别国主权的行径。这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无法有效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引起了人类中心论者的深刻反省，他们认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价值的源泉，这并不符合客观实际。默迪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目前处于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影响并由此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人类应该充分理解人类同生态共同体的联系，处理好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也没有必要像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①总而言之，在人类中心论者看来，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促进人类保护自然的行为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对自然有开发利用的权利，而且对自然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价值立论基础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解决当代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不在是否承认人之外的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与权利，而在于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彻底的贯彻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于人类没有真正的从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来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有的只是一种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这正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在实践中的偏差产生的。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
西方环境伦理学虽然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它们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的价值争论，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①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它是服务与服从于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因此它的价值立场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历史条件。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指向看，其本质是为西方利益或利益集团服务的。
首先，从环境伦理学对环境问题的根源分析看。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资本对资源与市场有一个无限扩大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对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殖民掠夺，这种殖民掠夺破坏了广大殖民地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使环境问题具有了全球共有性。“二战”后这些殖民地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时，由于经济结构本身是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惯性，使这些取得***后的殖民地国家不得不仍然以破坏本国的资源与环境来维持本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另外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环境质量，不仅把一些污染强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甚至向这些国家出口垃圾，这是新时期的“生态殖民主义”。可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却借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捍卫“人类整体利益”口号下，不仅不承担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国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条件下，在生态问题上，如果我们放弃民族利益，实施“全球伦理”只会导致本国更大的生态灾难。
其次，从西方环境伦理学服务的对象上看。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能在实践中不表现出服务的对象来，尽管人类中心论者强调，面对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应该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对人的环境道德价值观的改变来达到对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从来没被践行过，真正践行的只有“阶级中心主义”“集团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将当代的环境危机归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代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他们不仅耗费了人类主要的资源，而且在其现代化的早期与完成时期，通过暴力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他们的环境污染，而在现代化完成后的现时代，他们利用他们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治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本国的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当代环境危机的责任首先应归于发达国家，他们也理应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最后，西方环境伦理学具有明显的环境利己主义倾向。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与义务上，世界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本来应该共同协作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各民族国家在利益争夺中不会真正的遵循这一原则，它最终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对利润的追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世界舞台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原则。在东京举行的联合国关于削减污染排放指标大会上，唯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今天的人类活动具有了全球性，我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在环境责任与义务承担标准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有所不同，这种责任只能采取相同的环境道德责任与义务，不同的环境道德要求才能彼此协作，这种全球协作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代价。①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理解上却不愿意承担主要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环境利己主义思想决定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不可能认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这种价值立场。
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上来看，西方环境伦理学毕竟是西方学者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而创立发展起来的，服务于西方民族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其思想理论体系的后面隐含着对西方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的选择与追求。比如非人类中心论者一味地强调环境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不是人的利益而是自然生物共同体本身的和谐、稳定。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生物共同体利益”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一味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而他们所说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际上是抽象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区中心主义，这就没有进一步揭示被掩盖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中的西方国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事实上，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无论哪一学派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运动的。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对自己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世界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务的事实没有丝毫的反省，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生态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制约，推诿或逃避治理全球性的环境责任与义务，甚至继续半公开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他们企***维持世界现存的贫富格局和生态格局，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状凝固化或扩大化。就人类中心主义学派而言，有些学者赤裸裸的站在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立场鼓吹为维护富国的现有生活方式，不惜牺牲穷国的生存权利。就非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有些西方学者虽然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强调权利平等基本需要的优先权，但是同样包含鼓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至上主义，即以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而不是以全球的环境为中心。例如西方深生态学者主张，人作为一种生态学的“小我”，应和谐地融入整个生物界的“大我”之中，只有全体获救，个体才能得救。生物权利平等论者主张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主张人类对自然采取不干预或尽可能的少干预的原则。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生态伦理时，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自私。①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内在缺失
（一）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根据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宣称自己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人类利益”却是抽象的。因为现实中只有不同利益的具体的、特殊的价值主体与伦理主体，因此人类中心论者主张的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缺乏现实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者企***放弃人类的主体地位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非人类中心论者主张自然生态共同体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自然生态共同体成为价值主体，要求人类为了自然生态平衡而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放弃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样就走进了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了。
不仅如此，人类中心论者与非人类中心论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带有明显的西方主客二分的观念与思想。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把人类的自身价值看作自然界中的最高价值或惟一价值，主张从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出发，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保护自然；非人类中心论者从自然价值与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出发，主张不光应从人类利益出发，更应从自然本身利益出发来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它们却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尽管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提出了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要求，如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但是他们忽略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渗透性和统一性。
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对立起来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又一内在缺陷。这里所说的“人类”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说明的。西方环境伦理学特别是非人类中心论者认为，西方自启蒙以来主客二分的传统的环境伦理思想，导致了今天的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因为人类或者说西方国家总是在资本追求更多的利益与财富的恶性循环中不断的膨胀，不断的破坏全球的资源环境，要想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就只能放弃发展，保护环境用以休养生息。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全球的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西方国家的人要想维持今天的物质生活只能让经济发展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总之，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虽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也存在内在统一性，从而把人类的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对立起来，这种单向性思维当然不可能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
（二）西方环境伦理学价值指向的内在缺失
西方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预设，环境公平性考察的是环境利益和负担的社会分配问题。一个不能公平的分配这些利益和负担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是不公正的，因为一谈到生态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许多西方国家所突出强调的只有一个因素，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才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至于消费问题、污染问题、贫困问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都是由人口问题所牵涉出来的，如果没有过大的人口压力，这些问题都是不会出现的，由此发达国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而引起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抛开人类历史发展实际和社会制度因素来谈论当今的环境问题，本身说明西方环境伦理的环境利己主义性质。哈丁用他的“救生艇伦理”把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事务方面的心态表达得的非常明白。发达国家在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平衡的同时却为自己追求奢侈的生活作辩护，理由是“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都是为维护西方社会的自身“整体利益”发展服务的。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不仅仅表现在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上的不公正立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环境伦理适用上，也存在不公平与不公正。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环境责任与义务的分配与承载上，同样存在不公正地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的事情，常常表现在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如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所以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贾丁斯也指出 ：“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把负担分给了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像穷人和有色人种。这样这类***策更确切地应当属于环境***主义。”①
所以环境伦理学虽然是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建构环境伦理学体系的，但是它忽视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在现实的环境问题上成为服从与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也正因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决定了它不适合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与发展。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应该更多的着眼于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建立一种全社会普遍公认的环境伦理制度与法则，引导和规制人们的环境行为，从而让这种环境伦理作为一种美德与价值观念达到对社会与人们生活的重塑与保有，这才是环境伦理学的最终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李培超：《环境伦理学的正义向度》，《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5期
[3]卢风：《现展观与环境伦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