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说,焦虑是我们的“良师”,当新的可能性浮现时,焦虑就在那里。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两句话:“金钱是人们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人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一名哲学家。”这两句话的语境各有不同,却可以成为切入当下中国集体性“焦虑”的断面。
不妨先来看一些数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了60倍,当下中国每17人拥有一辆汽车,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人均6.7平米,增长到2012年的人均36平米。中国人,从没像现在一样,拥有如此富足的生活,特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新富阶层,生存在社会顶层的他们,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我们先看一看两个人的遭遇。
一位经常和新富阶层打交道的高尔夫球会老板(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曾对笔者这样描述过自己相熟的会员的一天:临近中午时起床,洗漱上班;下午两点开会,解决公司的所有问题,这种会议通常会持续到晚上10点以后;散会后,他还要和朋友聚会、吃饭、喝酒、KTY……也许,还要其他服务;这样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更晚,才能上床睡觉。天亮后,又是相似的一天。
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罗先生,一身清爽的休闲装扮的他已界中年,拥有自己的企业,生活无忧,注重养生,对放松与放纵之间的界限保持警惕。当他面带微笑讲述自己的生活时,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其实我每天都很焦虑,尽管上班很自由,每天都很晚去,去了也无非是泡泡茶、聊聊天,心情却总是没法放松,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公司的问题,想要放松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球会会员”和罗先生的处境很具有代表性,似乎在为我们描绘,一个生存在特有时代和特有社会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群像剪影,他们与社会中每个人的遭遇,都有着共同的背景。
作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超越,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文心理学者卡伦·霍妮,发现了人的“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固然与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生物学基础及个人经验有关,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造成了人与人潜在敌意的增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内心中对家庭、家族依赖的集体无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形成之间,存在更为严重的撕裂。
当一个人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总会产生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组成的焦虑。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事业成功、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获取爱和事业,人们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更加深了自己的焦虑,形成恶性循环。
人们面对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为了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都比导致人格的全面崩溃更“安全”,神经症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对此,卡伦·霍妮作出了一个不免悲观的判断:“基本焦虑”的强烈压抑若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人的自我升华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文明的成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患上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财富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中延伸并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对生活品质、事业乃至梦想的追求提供最基础也是最有力的支撑,但它只有在人的心理产生意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不然就会像那位“球会会员”一样,激发人们心中无限的欲望,把人变成财富的俘虏。
金钱尽管伟大,却只是一种工具,它既可以带给我们幸福,也可以摧毁我们的身体、生活乃至生命。财富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摆脱生存的压力,在精神的升华方面再次“拓荒”,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平衡。所以,人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一名“哲学家”。他们必须在解决生存之后,重新审视自己与身体、生命、世界的关系,并决定以何种态度与之共处。
焦虑和内心冲突并不意味着精神疾病,它是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同样要面对的,在二者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但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个人是否感到这些冲突已经成为自己的桎梏和障碍,他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直接地应付和解决这些冲突。
已经生存在现代社会之中的我们,终究无法逃脱集体“焦虑”的命运,但是,生活中没有焦虑只是一个幻觉。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说:“面对焦虑能够使我们不再无聊,使我们的心智敏锐,而且使我们确知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
焦虑是有意义的,尽管这层意义可能有毁灭性的成分,但也另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面对焦虑。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曾说过,原始人最初的焦虑体验,是来自野生动物的尖齿利爪的威胁警示——在人类祖先发展思考能力,以及运用象征与工具来拓展保护范围方面,焦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下,我们不再是老虎和***齿象的猎物,却受害于财富的窠臼,被自己的族群孤立,或在竞争中丧失利益的威胁。
面对焦虑,能够使我们不再无聊,使我们的心智敏锐,只要我们持续与焦虑持续征战,建设性解决方案就便有可能出现。当焦虑不再,争战结束,忧郁可能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克尔凯郭尔说:焦虑是我们的“良师”,当新的可能性浮现时,焦虑就在那里。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当一个人意识到焦虑的困扰,它就跨出了远离精神疾病、达到内心平衡的第一步,此时的他已经深刻确知:自己想要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些自我分析和完善,以及适当的心理辅导、自我修炼,来解决内心的冲突,以达到人格的重建。
生命永远是一个过程而非思想,即使我们面对身体之“轻”,做好所有的准备,充满活力、心态平衡地度过一生,终点仍然是死亡。生命的重量并非只是简单体现在长度之中,更是高度、宽度和密度的立方体。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命,全由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