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袁老师10篇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1

一、积累与运用(27分)

1.下列加着重号的词语中注音完全无误的一项是()。(2分)

A.滑稽(jì)确凿(záo)

脑髓(suǐ)思量(liāng)

B.嫉妒(jí)气氛(fèn)

荒谬(miù)肿胀(zhàng)

C.默契(qì)字帖(tiè)

炽痛(chì)强迫(qiǎng)

D.祈祷(qí)窥视(kuī)

讪笑(sàn)惩罚(chéng)

2.下列词语中书写完全无误的一项是()。(2分)

A.人迹罕至 人声鼎沸 兴高彩烈

锋芒毕露 锲而不舍

B.扑朔迷离 鲜为人知 鞠躬尽瘁

马革裹尸 义愤填膺

C.家谕户晓 妇孺皆知 当之无愧

群蚁排衙 寻欢作乐

D.兀兀穷年 一拍既合 迥乎不同

气冲斗牛 可歌可泣

3.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①他厌恶别人打扰他,他要的是孤独和____________。

②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声音总是很________,句子也很温和。

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_______。

④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________。

A.镇静 肃静 安静 平静

B.肃静 平静 安静 镇静

C.平静 安静 镇静 肃静

D.安静 平静 镇静 肃静

4.阅读下面的短文,按要求答题。(6分)

①从“红心蛋”到“多宝鱼”,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并非偶然。②其中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③对于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回辟。④有关部门必须尽快建立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安全防犯机制,同时必须提高依法处罚的力度。

(1)文中有两个错别字,请你指出并改正。

(2分)A:___改为___B:___改为___

(2)第③④句有语病,请改正。(4分)第③句改为:________。第④句改为:________。

5.分别用三个四字短语扩展下面的句子。

(6分)

校园是美丽的,这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是可爱的,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__。老师是令人尊敬的,他们____,________,______。

6.填空。(7分)①峨眉山月半轮秋,________。②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________。③成语“扑朔迷离”出自“________,________”诗句。

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请你选取有关黄河的两句诗写在下面:________,________。

⑤古人曾留下与学习有关的许多诗文佳句,请你写出其中的名句。(写出连续的两句)________,________。

7.绿色奥运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出的重要理念之一,右***是北京奥运会环保标志,仔细观察,回答下列问题。(4分)

①请以形象鲜明的语言介绍这幅标志***案。(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简要说明这幅标志***案所包含的意义。(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理解(43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1题。

(13分)

孙权劝学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8.解释下列各句加着重号的词的意思。

(4分)

①蒙辞以***中多务 辞:_____

②但当涉猎 涉猎:_____

③及鲁肃过寻阳 过:_____

④蒙乃始就学 乃:_____

9.请用“/”给下面句子断句。(每句断一处)

(2分)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10.翻译下列句子。(4分)

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吕蒙就学”的事例对你有什么启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分)

(二)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2~15题。

(14分)

那个蠢女孩儿是我

张爱玲

起初我并不愚蠢。记得七岁上学时教室很大,稀稀落落地坐着二十多名同学,梳辫子的只有七位。老师看了看那怯生生的“半边天”,先让大一些的琴做了学习委员,却选不出文艺委员领着课前唱歌,后来慧眼识珠,发现我嗓门儿挺大又挺大方,便委任了我。

我不知道嫉妒心是何时潜入体内并随着身体一天天长大的,反正我开始嫉妒琴,正像琴一直嫉妒我――因为我们的成绩太相近了,每次读完考试分数,老师如果表扬女生,常常表扬我们俩或者我们其中的一位。势均力敌就有了敌意,有了敌意的琴先拉帮结伙,她拉着那五个女生课间高高兴兴地玩,放学亲亲热热地走,我形单影只地呆在操场或闷头回家时,恨琴恨得咬牙切齿。

有一天傍晚,我和高年级同学玩跳格。跳到天黑才想起书包,书包早被锁在教室了。我急得团团转时发现教室玻璃刚好坏了一块,拨开闩就跳了进去。

拿了书包正要出来,我突然想到琴,偷着锁门说不定就是她干的,那天她值日。我拿不出书包做不成作业自然要挨老师训,她早就盼着这天呢。旧恨新仇忍无可忍,我想报仇了,一回身看到讲台上有截粉笔头儿,还是给她起个绰号骂她一下吧。少年时代给人起的绰号往往并无道理,想了半天胡乱起了一个,借着教室里最后一点儿微亮写在琴的书桌里。写完了就报了仇,我跳出教室就把这事丢脑后了。

第二天早自习一进门,琴正骂人,看到我音量提高了一倍。我知道我的报复手段不仅偷偷摸摸不那么光明正大,而且惹了麻烦。最麻烦的不是在学校,琴知道老师要来了便早早住口;最麻烦的是路上,琴用她的骂声对我实行围追堵截。我像灰溜溜的小老鼠,琴成了打鼠的英雄。

琴很能骂人,指桑骂槐,破口大骂全会。在她的骂声中,我来不及想自己的愚蠢,原有的嫉妒却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恨。

五年级时新来了两位女生,其中就有我的表姐,为了考入市重点特地从林区转来重读。加入了新成员,“半边天”不但没多云转晴,反而阴雨密布了:表姐的成绩开始遥遥领先,琴很不服气,私下里便说她是重读生。话被传过来,表姐便立场坚定了,女生阵营里从此有了两个帮派,彼此虎视眈眈。

我们常在一起挖空心思贬低对方,以示敌弱我强。有一天发现琴“长着满脸横丝肉,一看就不像好东西”,令我们狠狠开心了一阵子,尤其是那常形容坏人的横丝肉让我出了许多怨气。

我们(包括琴)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作所为理所当然,考中学成绩时大家都傻了:老师认为最有希望的几个甚至表姐,都没有考入那所向往已久的重点中学。

多年以后我慢慢聪明过来: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遇到对手。我们太喜欢把对手列为敌人,太喜欢嫉妒甚至诽谤,一个人真正长大却是从真诚地欣赏对手开始的。

(有删节)

12.解释下列成语在文中的意思。(4分)

①势均力敌:__________________

②指桑骂槐:__________________

13.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故事?请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本文给了我们怎样的人生启示?(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文章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请任选一个方面简要分析评价。(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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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6~20题。(16分)

一颗伟大的种子

佚名

①袁隆平,一个名扬世界的中国人,一位农业科学上的巨匠,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②我们这样赞誉袁隆平,不是因为他曾获得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不是因为他高票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是因为他的水稻科研成果惠泽了中国和世界的万千百姓,以致于有农民给他真身塑像,以致于外国的农民高呼“中国人万岁”!美国一位学者这样评价袁隆平:他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际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使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

③我们这样赞誉袁隆平,源于他的杰出贡献,更为他的科学精神所折服。在四十多年的科研活动中,他不仅为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培育了杂交水稻的优质品种,更具感染着人们走向高尚纯净的精神世界。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一头扎进水稻田中,保持着对科学内在、执著的热爱。当时他34岁,一口气干到今天77岁,这期间无论是***治风云还是经济大潮,无论是默默无闻还是功成名就,他都没有停滞过自己的科研活动。袁隆平有句话广为流传:“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花甲之年,他对科研的紧迫感愈发强烈。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和执著,是全世界科学大师的共同品质,也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科学家的根本所在。

④我们这样赞誉袁隆平,还因为他是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楷模。历史进入了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需要世界级的科技领***人物。袁隆平无疑就是这样的人。正是他创造的杂交水稻、超级水稻的高产神话,世界新科技***的舞台上,才有了中国人的身影。正是他掌握了自主创新的水稻技术,才赢得了全世界为中国人的喝彩。可以想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各个领域,如果不断涌现出袁隆平式的科技巨匠,中华民族将会更加扬眉吐气,繁荣富强!

⑤袁隆平,你在自主创新的征程上树起了丰碑,你是中国人世界级的骄傲!

(《科技日报》2007年第523期有删节)

16.第②段中,哪些典型事例说明了袁隆平院士的伟大形象?(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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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作者开篇盛赞袁隆平,从文中找出相关理由,用简洁的语言概括。(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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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袁隆平院士描述他的人生梦想时曾说:“不仅要让中国人民吃饱、吃好,而且要让全世界的人民吃饱、吃好!”从这句话看出袁隆平院士怎样的品质?(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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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章以“一颗伟大的种子”为标题有什么含义?(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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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袁隆平院士的成功,对你有怎样的启发,请用简明的文字谈谈自己的感受。(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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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50分)

21.题目:在_____中飞翔(风雨、爱的天空、书、音乐、名人世界、梦……)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2

老师您是园丁,教诲了祖国的花朵;老师您是蜡烛,照亮了我幼小的心灵;老师您是启明灯,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伍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是您手把手地拉住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画画,教我画这边,画那边。

袁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有一次,我的脚受伤了,被您看见了,你硬要拉住我去搓油,让我的脚快点好起来。

苏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是您经常在班里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经常对我嘘寒问暖,问这、问那。

李老师,怎能把你忘记呢?是您对我使用了鼓励式的爱与批评式的爱,两种爱共同交挤在一起,督促我进步,帮助我提高作文水平。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3

说到民国四公子,就会说到他们的八卦。八卦也是新闻,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当事人是故意的,即使不是故意,也有某种程度的默许。至于他们的“***治情怀”,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要在***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担当。

在我看来,够称得上民国四公子的,一是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还有张学良,的儿子。还有一个人们知之甚少——袁克文的好友张伯驹,他后来留在大陆。还有一个是满清后裔溥侗。

溥侗:曾伴天子做陪读

在晚清这一段,溥侗大概是最风光的,他是光绪皇帝的陪读,年龄比皇帝小一岁,因为长在天子身侧,接受的教育也是和皇帝同等的。

光绪是满清12帝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但现在却被妖魔化了。戊戌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告诉大家慈禧太后欺负光绪,让我们觉得小皇帝就是窝囊废。其实这个故事是假故事,结果更加深了我们的误解。在晚清,这位皇帝其实影响历史很深,而他的同学则给过他莫大的帮助。溥侗的祖上是康熙的直系一支,凭借这一点,他必定能在***治上有所作为,也正是因此,我们会把他列入本文之中。

溥侗在***治上最显山露水的,有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同治皇帝病死后,慈禧选择继承人时的事,根据罗振玉在《拳变余闻》里所述,皇室近支亲贵中最具备资格就是溥伦、溥侗兄弟俩。

死了的同治帝叫载淳,是载字辈的,溥侗是溥字辈的,比载字辈低一辈。如果立溥侗,那么慈禧就当不了皇太后,如果要垂帘听***,那也是溥侗的母亲出来,慈禧就要靠边站。所以慈禧为了揽权,就立了光绪,光绪叫载湉,虽然只比溥侗大一岁,但却和同治是平辈,这样慈禧就可以继续专权了,而溥侗则失去了成为天子的机会。

尽管如此,溥侗这个人,反而是个很狷介的人,1900年八国联***侵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到了西安以后,生活上还是维持着一个皇家的架子,慈禧准备在生日时铺张大办。溥侗听说后,跑去和提议办大寿的人很不客气地讲:“国家败坏到了这步田地,听说连东陵都让八国联***占了,还办生日做什么!你们一定要办,我就一定会阻止!”结果那年慈禧的生日办得异常凄凉。

另一件事是“九一八”前后,纷传溥仪要到东北***。溥侗听说了,特意跑到天津去,劝溥仪不要上当。虽说他后来被拉去当“国府委员”,抗战结束后被判为***,但他天天称病不参加会议。所以不少人说他其实是冤枉。

晚清民国尽管离今天不是很远,我们能够讲的,能够真实的东西太少,溥侗的故事不能捕风捉影去讲,大家能知道的就很少。

张伯驹:千金藏宝献国家

张伯驹的情况有点和溥侗相似,张伯驹出生在1898年,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兼姨表兄弟,从小和袁家就有很亲近的关系,而其父张镇芳,无论是袁世凯掌管北洋的时候,还是后来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晚清和民国的***治就是家族***治,当直隶总督的,安排亲戚就很正常。张伯驹他爹很快级别做得很高,成了河南都督,就是省长。他也接触了很多高官和大家,也和这些高官的子弟们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张镇芳因为和袁世凯有特殊的关系,他在袁世凯几次重要的活动当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15年,走向帝制,这时候的主要策划者,我们原来知道一个是广东的梁士诒,一个是湖南的杨度,我们都这么讲的,而真正给袁世凯料理内部事务的就是他的表兄弟张镇芳,其关系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张伯驹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家庭的光环下成长,因此他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自然不同凡响。

大家世族的公子哥总是有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不能把金钱看得很重,不像今天有些高干子弟,见到穷人一分钱都不出。张伯驹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穷自己、穷全家,为国家收藏了不得了的艺术品。我们今天故宫里面藏品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张伯驹个人的收藏。

我能够知道名字的,中国最早的书画,最早的绘画,都是唐朝,甚至比唐朝还早的纸本能传到今天,已经不得了了。晚清民国一卖都是几百两黄金,张伯驹用家里面传下来的钱把它收购回来,最后捐给了国家。

捐给国家,当然也和50年代的整个***治气氛有关。故宫就是清朝的皇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还不叫故宫,叫清宫。1912至1924年,清代的废帝溥仪在里面,当时有很多作品从清宫流往民间,主要是溥仪的弟弟溥杰从里面带走很多。溥仪想出去留学,怎么办呢?从里边拿走一幅画将来可以换钱,当自己的学费。溥杰是溥仪的亲弟弟,溥仪就把画送给他,让他带出宫来,变换成钱。溥仪就通过这种方式从宫里陆陆续续拿走了很多珍贵书画。

在1924年之后,冯玉祥一下子把清帝赶出紫禁城,这些作品都流散到民间。很重要的作品就跑到了外国,特别是日本。日本的文人确实对中国古典的文明非常喜爱。在中国历史上,在日本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日就是一家的感觉,日本人觉得我就是中国一部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国家,因此就收藏这个作品,把故宫流出来的很有名的作品,日本的有力量的文化人收购起来。

张伯驹觉得不能把这些故宫里面流出来的东西都流出中国,他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认为这些文物不能流出中国,就想办法收购这些艺术品,收了之后一直珍藏。经过了20年代、30年代的***,经过了整个中日战争,再经过了后来的***战争,一直到1949年之后,几乎都无偿捐给国家了。现在都在故宫里。国家给他发了一个证明。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和我们今天的感觉不一样,我们今天捐给国家得作价,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么想。

袁克文:兄自曹丕我曹植

袁克文是四公子中经历最值得玩味的一个。他的父亲是袁世凯,近代最著名也最复杂的***治人物之一。他是袁家老二,老大就是袁克定。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袁克文是袁世凯在朝鲜当商务督办的时候,在朝鲜收的贵族姨太太生的。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是白手起家,其实不对。袁家三代受朝廷重用。尽管在清代官没有袁世凯做得那么大,但也在官僚体制中占一席之地。

我是平民出身,但是我对他们这种官宦家庭出生的,真是高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见多识广,我们后来读书才知道很多东西,人家都不需要读书,从小就见到,感觉就和我们不一样——平民出身和贵族出身差别大概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都讲到袁克文非常聪慧,这和他的家教有关。袁世凯的地位很高,给袁家子女请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现在高干当中没有听说给自己的子女请最好的老师,我们最好的学者也没有服务于高干子弟,但袁世凯确实请的是最好的学者。女老师中最有名的就是吕碧城,她是晚清到民国最重要的女学者之一,女侠客秋瑾是她的朋友,她和人艺的老院长英若诚的爹、晚清《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也相谊很深,和严复也交情匪浅。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严修也是袁家的老师。严修这个人的作用今天被大大低估了,1897年11月,严修上折子改革科举制度,他在中国教育界就相当于民初的蔡元培一样。

袁克文在这种成长过程中很讨人喜欢。小时候被人喜欢或不喜欢,可能对一个人的后来非常重要。袁克定就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心事重,总想着***治。袁克定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介入***治太多。

大概从1908年开始,袁克定成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这一年,袁世凯被清廷削职赶回河南安阳养病。在过去观念中,袁世凯一回去后就被管制,一无所有了。其实全非如此。袁世凯只是养病,他和朝廷之间,和南北方的***治家、教育界、文化界、***界,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袁家有电报,当时靠电报联系。

这个过程中,替袁世凯对外联系的最主要就是袁克定。他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袁公的话。袁世凯很称道的杨度、梁启超,也不是说随时都能见到袁世凯,真正和他们打交道的是袁克定。

1911年武昌起义,袁世凯复出;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袁克定骑马在老家安阳摔倒了,昏迷了两天,当地的医生也没给他把腿接好,成了瘸子,这就使他的***治前途一下子暗淡了。

袁世凯在此之前对袁克定非常欣赏。儿子的腿断了,当爹的一时的确不会厌恶,但慢慢地,他会想到老大将来发挥起来有点难,所以就去培养老二。袁克文恰好才十几岁,所以地位慢慢提升,结果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兄弟之争。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再有就是曹丕和曹植。尤其是曹操的两个儿子和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性格特别相象。都是老二具有过人的才华。

更麻烦的是,老大老觉得老二想颠覆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地位,长子继承制,中国从三千年前的周礼就已经规定了,家里老大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袁克定摔伤后发现他的地位在动摇,老二的地位在提升,这就导致兄弟俩之间有了很重的心结,这对后来的历史解读非常重要。

1915年就是个关键点。正是这一年,中国由共和走向帝制。民国到1915年只是个三岁孩童,却惹下了一堆麻烦。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强迫袁世凯签订21条,索取山东权益。而此时中国***府还面对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蒙古***。

这件事情非常复杂。1911年、武昌起义结束后,严复给《泰晤士报》写文章,其中有一个很详细的分析,说如果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蒙古就要解体。他的分析是这些地方对满洲皇族有一种认同,贵族联姻把纽带越拴越牢。如果帝制,皇室没了,他们就找不到认同感。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蒙古果然要脱离中国,这是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首先毕竟国内有丰厚的帝制土壤,当然也有私心,但山东、蒙古问题则是燃眉之急。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的主要原因,还是要拢住蒙古,并解决山东问题。

当皇帝就要有皇太子,就要有皇后,妃子等等。1915年的中国很搞笑。这一年的下半年,皇宫(即***)里到处是裁缝在做龙袍。太子角逐战也到达白热化。袁克定怀疑他的大弟弟袁克文要抢他的位子。恰在此时,大家都推戴袁克文,但越推他其实就是越害他。袁克文于是开始求退身之策。

这个时候北洋一起走过的老哥们,像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都不认为1915年的中国应该走向帝制。但毕竟大家都是兄弟一场,让这些人去反袁世凯是做不到的,于是这几个老哥们都请了病假。此时的袁克定已经垄断了袁世凯所有的消息渠道,而且用蒙古问题和山东问题不断忽悠他爹——我们只有解决了帝制,才能维护堂堂中华的领土统一。

袁克定有件事情手段相当恶劣——他在特殊环境下利用***治手段,专门印了一份鼓吹帝制的报纸给袁世凯看。我们讲很多领导人英明神武,但他就是家贼难防。现在来讲就是坑爹,真是把他爹往坑里面埋。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迷迷糊糊推向帝制了。老哥们不再提意见,他也看不到真报纸,因此,袁世凯始终没弄清事实真相。

直到1916年,袁世凯才如梦初醒。他有个非常疼爱的女儿,回家时带着包瓜子,用报纸包的。这张报纸被袁世凯看到了,上面登着日本***府抗议中国走向帝制,英国***府也抗议,袁世凯一看就蒙了。这时候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是袁克文,袁克文也给袁世凯上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的意思是很隐讳地告诉父亲不要动帝王之念,但可悲的是,其父理解能力有限,很不愿意去琢磨这里面的深意。毕竟,我们做家长的,孩子写得再好,你也不会觉得很好,大概你都不会去深究其中暗示了什么。

1916年的帝制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即使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悬崖勒马,也已勒不住了,因为已经产生了一批靠帝制捞好处的人。社科院近史所藏的档案中有一大堆都是推举袁世凯当皇帝的推戴书。你不能讲这些东西都是虚情假意。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只有帝制才能让中国好。这种情势下根本刹不住车了。

1916年,袁世凯死了,帝制没有了。袁克文在1915年帝制不可阻止的时候,离开了***。因为袁克文在这个过程当中提过意见反对帝制,使他哥哥很恼火。袁克文没法在***呆了,他就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袁克文加入了青帮。后来人简单地把青帮看成黑社会,但这个看法实际上不对。孙中山被洪门奉为洪棍,就是黑社会的头头,和青帮大佬杜月笙拜把子,也是黑社会头头。所有近代***者大概都和黑社会有关。

青帮、洪门,和今天很多慈善组织类似。它们的起源都不是黑社会。而是一种下层社会的互助组织。它保护着清朝中期以来最重要的运输管道——运河。河上的船夫,开小餐馆的,包括那些,如何不会受到无端的伤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青帮就是这么出现的。

我们过去对中国社会治理不理解,以为像今天一样靠城管、警察。中国的警察直到1901年才出现,之前只能靠组织。在农村,有乡绅,至于另外一拨就是青帮、洪门。

青帮当然有内部的组织,就像我们现在的慈善机构的内部组织一样,有董事长,理事长等等。青帮也有老头子、帮头,一辈辈往下传。这是一个道理。这时候袁克文被推举为青帮的首领,就是做一个非***府组织。在这个非***府组织中,我也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应该这样来理解。

袁克文的后半生,从上海到天津,主要是青帮的首领。他有一个同母的妹妹,也是青帮的首领,在上海开山门收弟子。他们兄妹俩都在上海、天津,而且做得很大。天津、华北的地面,哪儿出了问题,袁克文都可以一言而定。

在后半生,袁克文一直想着1915年的事情,此时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像五四时期的苏曼殊,完全自虐,不是多日不食,就是敞开大嚼,恨不得自己早死。

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阴影在他脑子里转不开,那就是他爹袁世凯在1916年的死亡。今天很温情地想一想,袁世凯死得很悲壮。他死之前,很多老朋友都开导过他:这事和你有关,但你不是主要责任,因为别人骗了你。但袁世凯到最后非常明白,他说:说到底,责任在自己。他没有推托,认为千错万错都在自己,不管谁建议,毕竟决策是你,你是总统,袁世凯这一点讲得很悲壮。他的这种悲壮,恰恰给他的儿子戴上了一个精神上的枷锁。

袁克文的后半生始终有两个问题:一是我要是不写那首诗会怎么样?二是我要向哥哥阻止帝制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因此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在这样一种折磨中。一方面他要通过给社会做事来从情感上、道德上补偿自己。另一方面他内心煎熬无法解脱,袁世凯的死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不能因为我写了首诗就逃脱了道德上的责任。袁克文的后半生很受折磨,42岁就死掉了,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

袁克文的***治情怀,不能确定是一种现代***治的情怀。他的***治情怀是一种担当,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他敢说话,而且比较正确。应该这么来理解,他是四公子当中很重要的人物。

张学良:论功数过费思量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中分歧最大的。现在好多人都认为四公子当中不该有张学良。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西安事变。关于这个人,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探讨。

多年来,张学良完全被标签化了,我们只讲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浪漫的爱情故事,只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推动了二次国共合作,我们不知道张学良真正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贡献在哪里。

他作为一个公子哥是五毒俱全,年轻的时候没有他不干的事。但是这个人也不得了,当他发誓戒毒之后就戒了,发誓信天主就成了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看看当年的报纸会发现,张学良和很多影星都有往来。《北洋画报》封面女郎赵四小姐跟张学良时才16岁,但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真的是红袖佳人慕英雄,无论是张学良身陷囹圄,还是在家软禁,她都陪着他,一直走到100岁。这个时候你再讲什么叫爱情,这才是爱情,没有因为没买房子就离婚,终身相守、矢志不渝,这是半个多世纪的爱情。

张学良很喜欢大讲情史,晚年更好满口云烟。他说自己一生阅女无数,暗示有很多高官太太喜欢他,***跟他也好过,甚至有的主动投怀送抱。但我看来,这不过是落寞英雄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单看他对于凤至,对赵四小姐,我们可以说他风流而不下流,对爱情的忠贞很值得我们称道。他故意炫耀的东西和真实是有差距的。

他在国家***治舞台上的“有效生命”并不长,如果我们讲他最重要的、在中国***治当中发挥功能的时间段,是从1928年他爹被炸死之后,一直到1936年,加起来只有8年时间。张学良活到一百多岁,但是他***治上的“有效生命”只有这8年。很多人认为有几个罪,张学良是不能被原谅的,最不能原谅的是放弃东北。

但其实这个事情很复杂。东北的问题,要从近代说起。近代以来,中国和亚洲都面对西方压力。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心冲向世界,而冲向世界,就要“借道”中国。日本“国民之父”福泽渝吉在《脱亚论》中讲得很明白,要与西洋诸国同进退,同时对邻国中国要除去同情,用西方人对他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日本人长时间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它认为它的竞争对手是欧美,希望作为东亚盟主和欧美一争高下。东北亚,特别是东三省,就成为近代一个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朝鲜被迫脱离中国***,东北这块土地就暴露在外。1900年,俄国以中国内乱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一下子堵住了日本往大陆发展的路。日本当然不干了。1904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东三省就成为日俄争夺中心。这种争夺直到20年代还在持续,只不过一个主角换成了苏俄。

1928年,领导的北伐结束之后,中原大地都被南京国民***府统一。就在此时,张学良的父亲,号称东北王的被杀身死。究竟是被谁干掉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一直来讲是日本人,也有说法是苏联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去苏联大使馆,把馆里的“贵客”,中国***的创始人给抓走杀掉了。

死了之后,张学良就成为东北王,继承了他爹的衣钵,修大学,建银行,发展经济,引进外资,他把东北治理得相当不错。

在1928年这个时候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能否重建完整的国家,能否回到动荡之前的统一状态,可以说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1928年12月29日,就在北伐成功之后的一个星期,张学良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东北绝对不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最后障碍,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重建统一。

193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决定了1931年的事情。这年春天,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挑战中央领袖的地位,两边打得一塌糊涂,两边都请张学良调处。

张学良口头上讲两家都是兄弟,大家不要打了。但实际上,他跑到葫芦岛,在那儿静观其变。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张学良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为了中国的未来,只能支持的中华民国***府,不能支持阎、冯。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趁蒋、阎两***胶着之时,率12万东北***进***中原,联蒋反阎。阎锡山猝遇夹攻,一触即溃,双方平衡迅即倾斜。取得绝对胜利。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4

在科举考试中,两次不中的人有的是,但袁世凯却觉得丢人,干脆一把火将随身诗稿文章全部烧掉,跑到上海与苏州名妓沈氏过了一段情笃甚密的落魄生活,科举功名的路子再无心问及。

后来,袁世凯浪迹到了山东登州,淮***统领吴长庆收留了他。吴长庆是袁世凯父亲的故友,收留袁世凯后,又为他捐了个“中书科中书”的名分,委任一个帮办营务的差使,从此,袁世凯开始了安身立命的***旅生活。

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名为保护国的清***府派吴长庆率***平息。袁世凯在老师张謇保举下,以水师帮带办理前敌事务,先期渡海入朝。这时,淮***纪律散漫,奸杀劫掠,眼看要误大事,袁世凯冒着胆子正法了七人,恩威并施,竟然把先头部队给稳住了。随后,吴长庆的武官无故伤及韩人,又被袁世凯诱而杀之;有人偷食鸦片,也被袁世凯砍头示众。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吴长庆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大加赞赏,称他“不愧将门之子”。

其实,袁世凯的父亲靠银子捐的官不过是一地方乡绅,而叔父袁甲三却官至总督,声名显赫,同辈中的兄弟袁保恒、袁保庆也先后出任过内阁中书和道员,所以,吴长庆才这样说,目的无非就是树立袁世凯的威望,也显得自己是“伯乐”。后来,***中有人就编了首打油诗讽刺袁世凯:“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如今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但讽刺归讽刺,袁世凯在朝鲜确实帮助将侵朝日***击溃。不仅这样,袁世凯又时常代吴长庆出面与日本、帝俄等国使节办理外交事务,博得外国使节的赞许。为此,吴长庆回国后向朝廷请功,拟提拔袁世凯为五品同知。

袁世凯得到这一消息真是喜忧参半。为啥?自己当官可以光宗耀祖了,当然是好,可是自己连秀才都不是,倘若一步登天,一旦被吏部和朝廷察觉,定然会兴师问罪,吴大人受责难不说,他本人的前程也就完了,闹不好脑袋还可能搬家。

这天,忧心忡忡的袁世凯来到老师周家禄家问计,周家禄听后哈哈一笑,一语点破了其中奥妙:“花银子呗。现在的世道,没有银子办不成的事。”袁世凯拜谢过老师,一次领回来五个月的俸禄,拿着印票来到徐世昌的府上。

袁世凯为啥不找别人单找徐世昌呢?原来,徐世昌在落魄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又曾资助他中了举人,袁世凯算是徐世昌的恩人。所以,徐世昌见袁世凯来到府上,赶紧摆酒接风。

看着袁世凯无精打采的样子,徐世昌问:“贤弟这次出使朝鲜,战功赫赫,马上就要官及五品,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徐兄又不是不知道小弟的家底,我连秀才都不是……”

“这有什么。”徐世昌端起酒杯,“咱兄弟们靠的是真本事,不就是缺张表明身份的纸吗?这事交给为兄了。来,喝酒。”

袁世凯一听这话,心里有底了。他马上掏出准备好的银票,说:“小弟这里有一些碎银,徐兄尽管去打理,不够我再凑。”徐世昌客气了一番,将银票接了过来。

第二天,徐世昌就开始在京城找关系,几天后,就联系上了吏部文选司一个姓何的山西蒲州人。

这天,徐世昌将此人请到胡同的“怡春院”,找了一个当红作陪,又将银票塞到那人手里,很顺利地就把事情办妥了。

“我知道徐兄手段通天,但没想到会如此快。”袁世凯往徐世昌的杯子续了点酒,“不知徐兄用的什么妙计?我心里也好有底啊。”

徐世昌嘿嘿一笑道:“我虽然用了不少劲,但多亏你有一个好堂弟啊。”

“徐兄是说堂弟世保?他也帮忙了?可他能帮上什么忙?”袁世凯不解地问。

徐世昌笑着拿出一张纸递给袁世凯,说:“贤弟看看就明白了。”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5

这一概括是与另一知识分子群体——“七月”派诗人相对而言的:“他们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气质很狂放,有吉珂德先生的勇敢与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

在这里,唐是以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来概括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这两个诗人群体的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是非常精辟的,其中蕴含的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中国新诗派诗人群体身上严重的“哈姆雷特气”呈现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一统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

首先,在对待现实的态度,处理文学与现实***治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们有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矛盾”特色: 一方面,他们主张介入现实,不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宗明义地宣称:“诗从现实来,又回现实去”,认为诗歌不可能离开现实。

另一方面,他们又试***保持文学的***性,反对当时盛行的把艺术降为第二性的附庸论,主张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捆住。因而他们总是在文学与现实(包括***治)之间试***“折衷”和“平行”,袁可嘉的“平行观”是颇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绝对肯定诗与***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因而,他们既反对“艺术为艺术”学说的“虚幻”目的,也反对“艺术为***治工具”的“具体”目的。

这种平衡与折衷,当然是颇合辩证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总结“五四”以来新诗各个流派创作得失经验的结果。然而,却留下了两边不讨好的“阿喀琉斯脚踵”:不但***因其“***”要刁难查禁,进步的主流文学又嫌他们进步不够。在编《诗创造》时,他们委屈地申述:“近来又常听到朋友们的责备,说我们这个小丛刊不够‘前进’。这,我们除了愧怍之外,想顺便在这里谈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多难窒息的地方,有感觉的人都难免想呐喊几声,但有时我们却不能不把将自喉咙里吐出来的声音咽进肚子,这种苦衷,每一个的读者都想知道。我们觉得装‘前进’的幌子并不困难,问题是我们叫的喊的是不是由衷之言,住在华贵的大楼里高喊‘人民’,在我们看来多少是滑稽的。”

其次,在个体与群体社会,启蒙知识分子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矛盾激化,面临两大***治势力的决战,“将宇宙和我们/断然地划分”(陈敬容)的时刻,任何人都不可能超然于现实并中立于两大阵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新诗派诗人自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他们毫无疑问是进步、“***”、向往光明的。他们的办刊,甚至得到当时在上海担任地下***的文委委员的蒋天佐及许洁泯、袁水拍、戈宝权等***员同志的指导与帮助(这些***员同志甚至也是刊物的积极撰稿者)。

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所疑惧与保留。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多疑又使得他们预感到未来的工农新时代与知识分子个性精神的某种必然矛盾,因而,未免矛盾和犹豫。正如唐是在评价陈敬容时指出的,她诗中所凝望的,正是一代新旧交替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诗人不免时时徘徊咏叹,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曳……” 。这是因为他们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然本性上还是追求艺术和诗歌的***性的,其基本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对文学自身价值、意义及独特的发挥效果方式的坚执,继承的还是五四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个性主义立场。而袁可嘉、唐是更为接近“自由主义文人”的论调,他们与愈益强大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及相应的“人民派”文学,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不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怨言。

唐是的表露了具有代表性的,富于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自由***的精神传统的观点:“的出现便是一个辩证的现实。它要求从真挚的人民生活(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生活,没有知识分子的自卑感,也不特别奉承小私有者农民的烂疤)里获得力量,逻辑地提高并纯化人民的生活意识,正视一切痛楚的呼喊与绝望的挣扎……” 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精神及身份的自矜、启蒙立场的坚执都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相背。唐是甚至以他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敏锐而预感到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它不得不陷于孤***苦战,与伪作的民歌一样跟广大人民隔绝的悲惨境地,它在目前不能不忍受孤寂者在坚忍中的痛苦,一个先觉者不能不有的痛苦。” 袁可嘉旗帜鲜明地悬拟“新诗现代化”,并把“现代诗”与“现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而诗的“现代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会与民族性产生矛盾的。他指出,“我们尽可以从民歌、民谣、民间舞蹈中获取一些矫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活力与粗野上面,文化进展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现代。”

不难想见,类似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和“现代化”取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饶有意味的是,这一场算不上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之间,仿佛是一场发生在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相煎何太急”。

七月诗派的诗人兼批评家阿垅在 中,以七月诗派固有的乐观、昂扬的激情,进步的立场(并多少带有小集团习气),尖锐地批评穆旦的诗集:“没有足够吸引我的那些很强的东西。”“和他底诗集同名的另一个诗集(指七月同人孙钿的同名诗集——引者)对比起来,他是根本缺乏孙钿底那种坚实的行动性和坚毅的乐观主义的。”阿垅指责穆旦诗集表露了“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冰冷的虚无主义”。

这与中国新诗派同人如唐是、陈敬容、王佐良等对穆旦的推崇备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分歧与论争的焦点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矛盾问题。这个当时相当敏感的问题其实包涵或折射了诸如个体与集体,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的矛盾,文学的功用、目的(为谁和如何为)等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

朱自清曾在中以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忧思过于强调“人民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病: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新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这种担忧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倾向进步,但又不愿或尚未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和情趣的民主主义作家的矛盾的文艺思想。

阿垅在中对此作了激烈的辨诬。认为不能把罪过推给“人民性”。“是的,‘人民性’是严肃的。但是,严肃并不等于不许欢乐,那种乐观主义的光采,那种战斗和胜利的狂欢与光荣,那种理想和行动的春情和歌曲!严肃并且是为了欢乐的。”阿垅批评了某些诗人的缺少“人民性”:“那种‘格律诗派’呀,‘象征诗’派呀,在那里面,却更无从寻问什么‘人民性’的;就是说,在那里面,‘公众世界’是连影子也不存在的。”

袁可嘉较为系统地阐述他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之构想,且几乎是明确地针对讲求”人民性“的***文艺界的。袁可嘉认为这两支文***流,构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本体。他对这两支潮流的描述,是不无感情偏向的:“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就眼前的实际的活动情形判断,前者显然是控制着文学市场的主流,后者则是默默中思索挖掘的潜流。”而在基本精神上,这两者都“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人的文学”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人民的文学”则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它活动(特别是***治活动)相对照说”,“人的文学”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人民的文学”则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显而易见,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矛盾冲突的。

虽然袁可嘉倡言“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而“敬向人民的文学进一言”:“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但作者的侧重点在“坚持”二字,他是以抽象的普泛的静止的“人”的标准为依据的,他的基本立场是立足于“人的文学”和“艺术的立场”的。他在根本上是主张文学的***性,文学与其它活动的“平行性”,而反对将文学当做“***治斗争的工具”,“尽宣传的功用”。

袁可嘉的另一些文章如、等也都是径直把矛头对准“浪漫派“、“人民派”的。袁可嘉批评这一派“纯粹以所表达的观念本身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力的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讥之为“流行眼前的强人相信诗足以引起***变,改善人民生计的洪流”。

此外,唐是针对当时对的一些严厉批评,曾经撰文进行了激烈的反批评。对的这些批评并非全来自七月诗派,唐是也作了一定的区别等待,但从中还是颇能发现两种文艺观的明显分歧的。唐是称“目前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诗作与他批评中有两种貌似而截然不同的方向或流派:清教徒风的严肃,较偏狭,也因而有生命的高突的诗与批评如绿原阿垅的,与他们的拙劣的模仿——乡愿风的产物……”正是这些“乡愿们”,在等杂志上严厉地批评中国新诗派的创作,讽刺杂志为“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并“把穆旦、郑敏与杜运燮们诬为‘沈从文集团的精髓’,想用白帽子把他们一笔抹煞”。唐是愤怒地称之为“无耻的诬赖与栽赃”,声称:“以后当然还要尽我们的力量继续下去的,用不到乡愿们卑劣地诅咒与无知的担忧,我们不怕孤独,对于低能的乡愿们,那些俨然以未来的‘权威’自命,用了婢妾争宠的无耻手法与无赖敲诈的下流技术甚至特务手法的人们,我们的坦白与真挚是有权力骄傲的。” 三

如上所述中国新诗派诗人表现出来的思想特色及发生的文艺论争,其实可以引申出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新诗派文艺思想与京派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我们早已不难从袁可嘉的诗论中嗅出浓重的“京派”的气息。既使从文学活动和现实实际情况看,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也颇多纠缠不清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颇具规模的京派文学阵营离心而星散。但一个小中心则形成于随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南迁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京派文学的一些重要成员或一定程度上具有“京派”文艺思想的冯至、朱自清、朱光潜、卞之琳、沈从文、闻一多、叶公超等当时均在西南联大任教。而中国新诗派诗人中的“西南联大三星”郑敏、杜运燮、穆旦及袁可嘉则在西南联大就学,辛笛、陈敬容也都有北大、清华或南开的背景和经历,这形成了他们与京派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或师承或私淑等的直接间接联系。另外,他们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的许多诗文,除在、上集中发表外,还颇多见诸朱光潜、沈从文等典型的京派文人所主持的刊物,如、、文学周刊等。袁可嘉后来说过,“自己的诗论写作,首先要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作,并亲手为我发表习作的前辈著名作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先生……”

不难发现,以袁可嘉为代表的这些文艺观念与当时通过国统区***文艺界、香港、延安***的文学批评家所传达与阐扬的主流文艺观念的严重冲突。就此而言,这一文艺思潮之被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归之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而加以严肃批评,是势所必然的。正因以上种种原因,有论者直接把四十年代“九叶诗人”归入了宽泛的后期“京派文学”:“九叶诗人在抗战胜利后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标志了京派文学经由挣扎和分化之后的生命力;他们在深巨的时代主潮的冲击下,是一股精致的洄流,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对京派文学的明显呼应。”

概括起来,这二者之间在文艺思想方面的相近或相似之处有如下几点:

首先,他们都是承续五四启蒙理想和个性主义精神,坚执现代知识分子精英姿态,仍然顽强地以“反封建”作为他们的启蒙主题的。正如唐是指出的,“与口头上红得发紫的‘人民诗’的不同不止在于文学技术或表现手法的运用,而更在于本质上的存在意义的差异:后者是要求一时的虚浮的功效,为了这,他们甚至公然向封建文化的意识与趣味投降……” 这表明,他们与提倡“大众化”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根本的,无法避免的。就如唐是们所已经感觉到的那样,他们只能忍受“现在的孤寂与坚贞”,至于“将来”能否“获得人民的爱情”,他们也似乎信心不足。

其次,在表现论和再现论的对峙中,他们实际上偏向于文艺的表现性。他们自觉地承认对、这一“支流”的承续,“接受了一部分它们的技术上与抒情文字的影响”,而对三四十年代成为主流的现实主义反映论和典型论则不感兴趣并颇有微词。他们虽然也提倡介入现实,但这种介入是以诗人个体的感觉经验为基础的,需要通过诗人主体艰苦细致的工作而在诗歌文本中实施艺术的转换,把现实感受转换为艺术经验。

再者,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禀有抽象的“人性论”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有的诗人并因而有着超越偏狭的意识形态的努力。正如王佐良在论及穆旦时指出,“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是***治的庸俗。”

当然,两者的相异处及作为学生辈的中国新诗派诗人对作为老师辈的典型的京派文人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明显的。

首先,中国新诗派诗人的主体意识结构更为复杂了,在他们笔下,城市的景象是:“冬夜的城市空虚得失去重心/街道生长如爪牙勉力捺定城门……”(袁可嘉);“走进城就走进了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袁可嘉);自然和农村的景象是:“自然是一座大病院/春天是医生,阳光是药……”。“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显然,.全无如废名笔下的桃园菱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长河,芦焚的果园所洋溢着的诗情画意和美感。“沈从文式”的单纯、明净,“一点牧歌的谐趣”和“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的理想不再可能。相比之下,他们更具复杂性和“现代性”(modernity),即“强调对于现代诸般现象深刻而实在的感受:无论是诉诸听觉的,视觉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的。” 他们无疑有着更为大胆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精神。这是因为四十年代无法逃避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渗透了大量的现实因素,充满了现实性和时代感。

其次,他们虽然也持守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绝不“奉承小私有者农民的烂伤疤”,因而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难免龃龉和矛盾,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他们也禀有了作为他们的师辈的“京派”文人所缺乏的“反讽”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可贵的精神和进步立场。他们尖锐地反思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软弱、势利的劣根性。如杭约赫的,唐是的,杜运燮的都是这一类主题的诗作。尖锐地讽刺了某些知识分子“一片月光、一瓶萤火/墙洞里搁一顶纱帽”式的书斋生活,揭露了他们被“旧长衫拖累住”,“空守了半世窗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甚至反省自己作为“白手”主人的“不幸”,因为“你不会推车摇橹荷斧牵犁/永远吊在半醒的梦里”,因而,“从今我要天天地打你/打你就是爱你教育你”(辛笛),体现了非常严格的自我解剖的精神,寄寓了“痛苦里我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唐是)的理想。

再次,由于文化成长环境和教育素养的差异,他们身上“西化”色彩更为浓厚,更少传统的负累,也更具有反传统的文化精神,对“现代化”更少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穆旦认为,“现代人的许多思想情感用农业社会的传统语言来表达是不够的” 。作为理性表达欲望异常强烈的一批诗人,他们的一些诗歌就很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传统观。如穆旦的写道:“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郑敏则写道:“太多的骄傲已被西方/的风吹醒,土地不再献出果实,等待新文化的施肥/哦,你们可仍在蹉跎,迟疑/让自己成为这样的民族,营养于旧日光荣的回忆?”(>) 对照郑敏目下的颇不乏“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言论,其中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然而,在当时逐渐走向统一的,愈益强调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方向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新诗派诗人不愿放弃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和立场,与他们所师承的“京派”思想一样,必然难免于被批评排斥的“边缘”的位置及命运。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6

到了二月,北京依旧很冷,不过风小了许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北京城里竟还有袁崇焕的祠墓。对袁崇焕始终是个很模糊的印象,先查明了地址,是在广渠门中学附近的东花市斜街。于是在广渠门附近下车,问明广渠门中学的位置后,就走到了一个街口。附近楼房林立,并不像传说中的巷子,靠大街就是一幢新的大楼。打听之下,才知道因为修建楼房,原先的小巷子早就不见了。顺着巷子往里走,大约一百米,就看到了广渠门中学,中学周围,是新盖的大楼。

无奈之下,只好继续找人询问。原来,只要右拐,走十几米,见一小区铁门,进去就可以找到。小区很旧,老式的北京筒子楼,估计是还没有拆。穿过小区的花园空地,就看到青灰色的大门了。大门是一个孤单的门架子,过了这个门架子,才是真正的大门。这里就是今天要跟说的袁崇焕纪念馆,也就是原广东义园旧址了。

抗金名将袁崇焕

迈门槛,进大门,两边陈列着一些材料,记录着袁崇焕的生平事迹以及有关墓地的一些文字。

袁崇焕是明末最著名的抗清将领,祖籍广东东莞。后落籍广西藤县。他于明万历年间中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明末风雨飘摇,各地农民起义让朝廷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而边患频仍,已经崛起的后金不断进犯,更令朝廷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袁崇焕心系辽疆,毅然投笔从戎,因抵御后金***屡战屡胜而官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并出任蓟辽督师。这就相当于现在的***长兼***副部长的官衔,蓟辽督师则类似于东北总督的职掌。可以说,明朝廷在东北方阻挡后金进犯的重任,都落在袁崇焕身上了。而他在任辽事期间,也曾多次击败后金***的进攻,获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在与努尔哈赤的一次决战中,用炮火把努尔哈赤击伤致死,非常有效地阻遇了后金***的南下。

明末代皇帝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袁崇焕在辽西的关锦防线进攻北京,袁崇焕闻警后即率师勤王,星夜驰援京师,在京郊获广渠门大捷和左安门大捷,独自力解京师之危急,再次显示了他的果敢坚毅及***事谋略方面的才能。

短短数年间的几番较量,皇太极深知袁祟焕的厉害,于是听信其汉人谋士所献反间计屯兵北京城下,不与袁崇焕交战,却诈信约与袁崇焕做内应定城下之盟。自命“非亡国之君”而视满朝“皆亡国之臣”的崇祯皇帝,果然中计,听信了谗言,终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也造就了一出自毁长城的巨患。袁崇焕以身许国,空有“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的壮志和情怀,仍然脱不掉封建皇朝里正直的忠臣常有的悲惨结局,终于祟祯三年受磔刑(一种***肢体的酷刑)处死于西市。

袁崇焕被祸后,他的一个佘姓部下冒着被满门抄斩的危险,将袁崇焕的尸骨偷偷运回下葬,当年所埋葬的地址,就是今天带您参观的广渠门内的原广东义园里。

袁崇焕纪念馆瞻拜

这左袁祟焕纪念馆为三间的通房,大院里,前面是祠堂,后面是墓碑。都是新建的小房子,不起眼的某一面墙,刻着前人的字,看来是以前祠堂的残留。祠堂两边的小屋内,是一些书籍和资料,如袁崇焕老家的照片,其父墓地的照片等。而另外一间小房间内,陈列着袁崇焕抗清时士兵用的兵刃,锈迹斑斑,犹能反映当是的铁马生涯,刀光剑影。

中间的祠堂里,挂着一副袁崇焕的画像,很像农村家里的陈旧年画,两边写一副对联:杖策只因***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两句大气磅礴的诗句,挂在这有点荒凉的室内,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现在想起来,袁崇焕能够打败皇太极,勇敢是一方面,还有他的不守旧。说一个例子吧,当时袁崇焕的困难很多,在他之前抚顺丢了亲河丢了,开原丢了,铁岭丢了,沈阳丢了、辽阳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带领***队来打宁远,宁远以北所有的***队都被魏忠贤的阉***撤了。在袁崇焕之前,明朝在辽东战死的总兵死了15人,明朝总共有21个总兵,现在只有袁崇焕自己还守着宁远,就是用西洋的大炮。

西洋的大炮是葡萄牙人发明的,很多人以为是英国发明的,葡萄牙造的西洋大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通过澳门买回来的,运到了山海关。在当时,这个新的东西别人不敢用,也不会用,冷兵器持续了几千年,根本没有人相信这种东西。他用了,就把西洋大炮运到的宁远省,来保卫宁远,可能是广东人的原因,因为广东人比较开放,后金骑兵往上冲,被大炮打得人仰马翻。

佘姓传人守墓四百年

回到纪念馆,再往后面走,是通往墓碑的小口,后面的空间比前面小很多,当年把袁崇焕尸首偷出来的佘姓义士就埋葬在旁边,墓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佘家后代一直为袁崇焕守墓,到佘幼芝女士,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老人家。问管理人员,说目前墓地归***府管理,老人家已经搬到金鱼胡同去了,但是老人家每周会过来一次打扫墓地。老人家有一子一女,前些年,儿子赴广东处理有关袁崇焕事宜时遇车祸而亡,为督师守墓下去的愿望怕是无法实现了。持续将近四百年的义举,或许就此断绝。

龙潭公园设立袁崇焕庙

真正为袁祟焕洗雪沉冤的,是在其被祸后152的乾隆皇帝。乾隆下渝告额驸(即驹马)尚福,让其通知时任广东巡抚的尚安说:“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谙***昏,不能磬其比,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可曾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乾隆作为清朝的皇帝,对自己祖先打天下人鼎中原时的死对头所受的奇冤,能有如此通达的胸环和态度,在封建社会也实在难能可贵了。

到了新中国,随着袁崇焕祠墓的不断休憩,龙潭湖公园也设立了袁督师庙公游人参观。

我们《名人故居》栏目组也随即来到龙潭湖公园,寻访有关袁祟焕的记录。龙潭公园很大,有孙敬修的雕像,还有时传祥的。问及袁崇焕的庙,很多人都模栅两可,说,是有一个庙。于是,在询问的时候,就改问公园里是不是有个庙,在什么地方。辗转反侧,终于找到了。袁崇焕庙很小,处于公园西面,旁边有个早冰场,还有块空地,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这三间青灰砖房是做什么用的。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7

真正有一双“属于自己“的冰鞋,还要感谢我的三姐。大约是在1980年,三姐找了个对象,因为比我大不上几岁,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沟通。听说我喜欢滑冰,又买不起冰鞋,就带着我到他哥家,在吊铺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双已经破旧不堪的冰鞋。因长时间不用,冰刀已锈迹斑斑,而且还大两号,不合适。可这也把我乐得要命啊,拿在手里看来看去,爱不释手。

也是从那一年的冬天开始,我自豪地背着这双旧冰鞋,去明泽湖滑冰了。因为积极性高涨、又有时间,几次下来,也能趔趔趄趄滑上几圈,当然跤也没少摔。那时,滑得好的人看到后,总是鼓励我说,小心一点,没什么人想学会滑冰不摔跤的。所以自己也在一次次的跌到中不断进步。

要说我结交的第一个冰友,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是1982年的事了。那年我从机车技校毕业,在车间认识了爱运动的孙师傅。孙师傅不到40岁,1.73米的个子, 五官棱角分明,很有阳刚之气。滑冰时,孙师傅喜欢穿一身黑色的毛衣毛裤,在洁白的冰面上,他潇洒地滑行,是那样优美和谐,在当时的滑冰爱好者里孙师傅也算是高手之一呢。

那时我们厂星期六休息,我就拜孙师傅为师开始较正规地学习滑冰了。什么单脚平衡,重心移动、如何蹬冰、弯道技巧等等让我大开眼界。但一周滑一次不过瘾啊,正好有倒两班的,我就与别的师傅或小兄弟换班,这样滑的时间就多一些了。还别说,在孙师傅的指导下,我也可以跟着师傅滑上几圈。正是通过拜师学滑冰,我与孙师傅也建立了感情。原来他不仅爱滑冰,还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别说后来他的这些爱好都对我有很大启发。

这双借来的旧冰鞋,拉开了我滑冰这一业余爱好的帷幕。但毕竟是双旧冰鞋,又不合适,我开始有点不满足了,萌生了买一双新冰鞋的想法。但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每月工资38.9块钱。而一双新冰鞋要51块钱啊。况且工资都交给母亲,每月就5块零用钱,真是可望而不可即啊。也是凑巧,有一天一个工友说看到有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处理冰鞋,我就立马去了。一看是库存的冰鞋,还是名牌“黑龙江”的,质量也不错,但价格也不便宜,要38块,正好是一个月的工资,我犹豫了。这时与我一起来的工友说买吧,没有钱我先借给你。于是,我向工友借了30块钱,背着母亲买了这双真正属于自己的梦寐以求的冰鞋。后来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将钱还上。

俗话说得好,“三分手艺,七分架式”。新冰鞋就是感觉不一样,自穿上新鞋后,在师傅的指导下,加之自己的努力,我的滑冰水平还真提高不少哪。

每年我都盼着冬天的早日到来。滑冰已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乐无穷。尤其是通过滑冰我结交了一批冰友,而且以中老年冰友居多。

大器晚成的是冰友董师傅。董师傅今年70岁了,是个非常干练的老人。他是跑远洋的,年轻的时候没时间,从52岁才开始学习滑冰。目前他可以称得上是大连冰上爱好者中年龄最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人之一。十几年前,刚学滑冰时董师傅可下了一番苦工夫,那是风雪无阻。每天第一个来到明泽湖,到中午才走。而且经常是上午练完了,傍晚再来滑一阵子。由于训练刻苦董师傅的滑冰技术提高很快,而且体力非常好,有一次他在明泽湖二百多米长的冰场跑道上滑了一百多圈,用时1小时5分钟,震住了好多人。而且在六十多岁时,他还代表大连参加了省里的比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我对他的这种刻苦精神和执著劲很是敬佩,常开玩笑说你就像广告说的: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啊。

学无止境的是冰友袁师傅。袁师傅是退休职工,1952年开始学滑冰,今年67岁了,是目前仍在冰上飞舞的大连市冰龄最长的冰上爱好者之一。袁师傅的口头禅是滑冰必须要找“感觉”,要滑到老学到老。袁师傅滑冰时包里老是放着几本学滑冰的书,有一本书是60年代出版的,虽然书面已发黄,但保存依然完好。在滑冰的空闲时间里,袁师傅总爱与冰友交流滑冰的体会和技术要领,尤其对如何滑好弯道有独特的见解。看到滑得好的冰友他会大加赞赏,看到有不足之处的冰上爱好者他不厌其烦给予指导,我就从袁师傅的指点中受益匪浅,现在冰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袁指导”。

桃李遍冰场的是冰友曹老师。曹老师名气可不小,他有体委颁发的正式的速滑和轮滑教练证书。曹老师今年66岁,十几岁就开始学滑冰了,基本功非常扎实。他最爱打冰球,经常参加区、市组织的冰球比赛。曹老师不仅技术全面,精通速滑和冰球,而且在滑冰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加之曹老师又是热心肠,愿意传帮带,所以五十多岁以后,曹老师的主要精力是教学生。从三四岁的小孩到五六十岁的老人,男的女的,十几年来,他培养了一大批冰上爱好者和轮滑队员。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8

大明王朝天启七年七月,远离北京城200里、戍边镇守宁远城的辽东巡按袁崇焕等到皇上的嘉奖圣旨 。眼含热泪的众将士簇拥着袁崇焕跪倒在地,听京城而来的太监宣读皇命。当圣旨宣读完毕后,众将士没有按照规定山呼谢主隆恩,厅堂上一片寂静。旋即,几名目露愤怒的偏将缓缓站起身来,厉声呵斥太监:我家元素(袁崇焕的字号)将***带领妻儿***,6年戍边要塞,为了大明社稷出生入死,而今,只获得区区30两银子奖赏,未免过于寒酸了吧?!几名偏将一步步逼近瑟瑟发抖的太监,意***撕毁圣旨,跪在地上的袁崇焕回身喝退手下,仰天长叹后拂袖而去。

太监刚刚站立的地方,50天前曾经是袁崇焕的总指挥营。他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生生将一向战无不胜、数倍于自己的满族骑兵打得满地找牙。刚刚登基的后金大汗皇太极,因为数日攻宁远城不下,气得执马鞭痛打士卒,吃饭的时候一连摔碎了18个酒盏。然而无论他如何气急败坏,也不论“四尊佛”(努尔哈赤四位能征善战的儿子)如何骑射了得,前线的满族骑兵只要一听袁崇焕三个字,个个体如筛糠、半步不得前行。宣称可“盏茶工夫取袁崇焕首级”的几名后金大将,带领500名弯刀手悄悄绕开宁远大门,准备奇袭明朝城外屯***。然而当谍报传到袁崇焕耳朵时,他朗声大笑,随即命令2门红夷大炮调整准星。两声炮响之后,后金的500名弯刀手死伤过半,四名战功卓绝的后金将领尽数见了阎王。

事实上不仅仅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不是袁崇焕的对手,就连他们的父亲努尔哈赤也成为袁崇焕的手下败将。宁远激战时,不信邪的努尔哈赤宿命般成为袁崇焕炮下的死鬼。宁远、宁锦两场战役仅仅相差6个月,然而这6个月却成为后金满族骑兵的噩梦。这场噩梦里只有一个人:大明王朝的辽东巡按、年仅40岁的袁崇焕。不得不说的是,这之前袁崇焕仅仅是一名七品芝麻官,而且是一个没有摸过刀***的文官。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文弱的书生袁崇焕毫无疑问是努尔哈赤的克星。那么袁崇焕有没有克星?他的克星又是谁呢?

内外事务皆归忠贤

就在山海关外10万戍边将士为袁崇焕30两白银“嘉奖”, 而痛骂朝廷昏庸时,大明王朝首都里的阉***魁首魏忠贤却正在为自己的三个孙子庆功。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三个孙子都是5岁以下的幼儿,其中一个孩子还不会走路。而他们的“功”竟然是宁远和宁锦大捷,所获的朝廷封赏居然是“侯、爵”之位!魏忠贤所获的封赏更为丰厚,数万两的黄金、白银、数千亩的沃土封地、数以千计的美女家仆…… 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家们甚至找不出来天启皇帝为何如此行事的理由。

天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杰出的不是他的皇帝作为,而是木工活。一位号令天下、威仪八方的君王却对朝***不理不问,专心在后宫潜心研究木匠技艺,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天启皇帝的木工活到底有多好?《明实录》记载说,他可以将乾清宫缩微至3米见方,雕工玲珑剔透、栩栩如生、令人惊叹。醉心于木工活研究也许是天启帝最大的爱好,还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最大理想。但是,朱由校(天启帝)身体里毕竟流淌着皇家血液,是大明王朝名正言顺的皇帝。当一个皇帝痴迷于市井手工技艺时,阉***爪牙也就没有理由不出来祸患朝纲了。阉***,顾名思义由吞噬皇权的太监和太监的附属权力,逐步编织起来的朋***势力。此时阉***的最大势力代言人毫无疑问是魏忠贤,而魏忠贤则是通过朱由校的***母客氏打入皇权,并且逐步取得皇帝的信任,最终成为天启帝高度信任的阉***头目。

魏忠贤和他罗织的阉***势力究竟有多大?《明史・魏忠贤传》记载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外大权,当然包括***事指挥权。魏忠贤目不识丁,出身地痞流氓,父母是京城的杂耍艺人。未入朝时,还是一位极其好色的人。然而他的过人之处常人不敢望其项背:自阉入宫。通过与后宫客氏的勾结,魏忠贤祸患后宫不已 ,多名皇妃、甚至皇后都遭到他的残忍迫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到威胁,魏忠贤后来逐渐不满足于在后宫生事,而是把权力野心放大到朝廷组阁大局。几经周折后,原来坐镇朝纲的东林***人悉数被魏忠贤残害、流放或削职。最后阉***势力把持了包括宰相、六部尚书等在内的所有中央机关。至天启后期,与其说大明王朝姓朱,莫如说姓“阉***”。兵部尚书被替换为阉***要员后,魏忠贤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各地凡有***队驻扎处,必安排一名太监做监***,“代表皇上”指挥总兵,甚至直接指挥底层***官。当战功累累、脾气暴戾的将***们一个个被阉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拉尿而不敢反抗时,***队指挥之混乱可见一斑。

辽东巡按袁崇焕听到此消息后,暴跳如雷,以头抢地。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荒唐的“皇命”,甚至一脚踹在面前太监的裆部,险些要了这名阉人的命。而此时他没有更多的选择,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一条:辞职。

平台召见和五年复辽大业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9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令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14],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后金“造炮自此始。”[15]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士,组成汉***,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二、掘壕长围

袁崇焕死后,明廷命孙承宗为督师。他深知八旗兵善于奔袭,不可轻敌,所以仍采取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命祖大寿,何可刚等率***修筑大凌河城(辽宁锦县),以加强宁锦防线。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五月三日,自锦州来归后金的汉人张士粹等三人,“俱言,明人修筑大凌河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云。”[16]六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议奏:

明人若果修城,我兵即当速往,不知皇上庙算如何。臣等愚见,此次出兵,彼若出战则已,倘彼遁入锦州,我兵不可引还,恐往返之间,徒疲马力,非计也。且彼已畏我,不战而退,我又何为还***,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倘蒙允行,则宜令多备糗粮,以充***实,至围城之事,秋不如夏之便也。[17]

皇太极对此议没有立即表态,可是二十九日得白布赫报告,率兵至十三站,“会祖大寿兵千余,自锦州来援,我兵寡不能支,故引还,阵殁者十一人。”[18]皇太极一方面得知明***修筑大凌河城,另一方面又见明***出锦州城北上,因此引起他的重视。六月十一日,皇太极“遣叶努十六人,往觇大凌河明人筑城之事。”[19]二十日,叶努还奏:“明筑大凌河城未果,止于四隅造台云。”[20]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议设统兵将帅。“其随营红衣炮,大将***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21],这是炮兵首次出征。二十一日,皇太极“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因统大***往征之。檄归附蒙古贝勒头目,各率所部兵,来与大***会。”[22]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贝勒杜度等留守盛京,自率大***西进。二十八日,皇太极在行***途中召集诸将曰:

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械,使得完备,岂能使我等安是耶?命及於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足惧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统观我***,为数众多,若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就所属,分别诚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欲效死于尔诸将之前面耶?[23]

八月一日,蒙古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率领两万余人前来会师,随之亦晓谕***令,不得违犯。八月二日,后金兵过旧辽阳河,***分两路并进,命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皇太极自将大***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约六日两***会于大凌河。此日凌晨,两路***俱至,并擒获一汉人供称:“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24]

大凌河城,在大凌河西,小凌河东,离锦州四十里。明时称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属锦州守备管辖,明宣德三年建城,周围三里十二步,阔一丈。嘉靖四十二年,巡抚王之浩重修,筑高二丈五尺,门一四角更房各一,明末被毁。[25]祖大寿等率领明***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围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随之召集诸贝勒下令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①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率护***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戴红衣炮、将***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26]

皇太极做了以上严密布署后,各旗分赴汛地,环城四面掘壕,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27]并在“各山遍野,共扎大小营盘四十五处,营内有马槽、碾盘、辘轴、打造铁炉。”[28]皇太极为了迅速而准确的了解明***动态,又命每牛录派护***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侦察敌情。明***守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因城中粮草不足,极盼援***解困,但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试探。八月九日,明***百余骑出城被歼。十日,明***又有马步兵五百余人出城,后金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击败,追至城壕。同日,明人出城刈禾者被杀六十三人。十二日,明***出城诱战,***赖轻敌,未得命令,却率***突入,随之额驸达尔哈也率兵继进,两黄旗一动,“四面***士见之,亦各进战。两蓝旗兵径抵城壕,舍骑步战,逼明兵入壕。壕岸明兵,与城上兵,炮矢齐发,两蓝旗兵乃退,”[29]结果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及士卒多人阵亡。当时镶白旗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也领护***冲入。这一违反***律行动,致使后金兵战败,皇太极得知大怒,自此后金兵不再进抵城壕与明***交战,以免伤亡,而是加紧包围大凌河城。因此三十日,当大凌河城明***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镶红旗固山额真努臣、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镶白旗固山额真***尔格、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等,“各率兵出营,齐进夹攻,大败之。敌兵奔入城,我***追击,至城壕而还。”[30]可见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恋战。

三、坚决打援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打援却毫不懈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清除墩台。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土石木夯筑的墩台,内有驻***,相互策应,此时它一是可以出兵支援,二是则起牵制围城作用。因此皇太极以文武兼施,将其瓦解或摧毁,致使犄角失势。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记载统计,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十四日,招抚3台,归降4台,攻克5台,共计12个台。后金兵在攻打墩台时,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如十月九日,“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及旧汉兵全***,载红衣炮六位、将***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31]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32]于是后金兵清除3大凌河城的四周墩台,该城如同海中孤岛。

2.阻歼援***。明廷闻祖大寿等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命关外诸城出兵援救。督师关外兵马的孙承宗由山海关来到锦州,组织明***前去解围,但是辽东巡抚邱禾嘉“恒怯、屡易师期”,又和总兵吴襄、宋伟“不相能”,[33]这就给皇太极围城打援提供了有利条件。八月十六日,明松山有二千人马前来支援,被负责侦察锦州、松山敌情的阿山、劳萨、***鲁什等率领的后金兵击败。皇太极见明***开始出动援救大凌河城,必有大***到来,二十三日,命贝勒阿济格及硕托“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五十及蒙古敕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而且“亲往指示立营、了哨之地。”[34]二十六日,锦州有明***六千来攻阿济格、硕托营地,被击溃逃回城。十二日,皇太极闻明由关内增兵来援锦州,他以贝勒阿济格***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35]十六日,皇太极率亲随护***,贝勒多铎率所部护***二百、营兵一千五百,佟养性率领炮兵和车盾,往击锦州援兵。他留车兵在后,而己前往,见锦州城南尘起,命前哨***鲁什、劳萨率***察看,令众***停止前进,自己与多铎率护***同往。这时锦州明***七千,追击***鲁什等至小凌河岸。皇太极见此情形,率亲随护***二百,冲入明营,将明***击溃,逃回城中。贝勒阿济格所部和留后***俱至,锦州明***再次复出,步***列车盾大炮鸟***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列阵。后金兵向明***发起攻击,“敌兵望风远遁”,“斩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于是收***。”[36]十九日,皇太极利用祖大寿等明***将领盼援心切,“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37]大凌河城明***见锦州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援***将至,因此祖大寿等领兵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占之台相呼应。“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38]此时,祖大寿等方“知堕计,奔入城,……闭城,不敢复出。”[39]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二十五日,明***渡过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炮,整列甚严”。皇太极得到探报,立即分***为二,亲率其半先往,亦布列车盾,与明***对阵。他“见明兵壁垒森严,此***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欲俟彼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还。”[40]二十七日,张春、吴襄等率领明***四更拔营起行,直趋大凌河,距城尚有十五里。此时皇太极集中兵力打击援***,留部分队伍守壕监视城内明***动静。他与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两万大***前去迎敌;“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炮,以备接战。”[41]皇太极见此情景,认为“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可是“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42]右翼兵冲在前,左翼兵紧随在后,与明***展开激战,右翼首先冲入张春营,明兵溃逃。战败的明***复聚顽抗,被左翼兵击溃,截杀大半。这时总兵吴襄等收溃兵立营迎战,皇太极命佟养性的炮兵部队,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据《满文老档》记载,“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反被火燎。”[43]这场火攻战后,皇太极“先遣精锐为伏兵,扼敌归路,而列营兵车盾于前,护***及蒙古兵于后。于是行营兵推战车迎敌,纵骑兵发矢冲阵”。可是明***“阵坚,施火炮鸟***力战”。后金兵发动猛烈进攻,明兵终“不能当,遂溃走”,又遇“伏***发,悉歼之。”[44]当明援***与后金***进行激战时,大凌河城中的总兵祖大寿等,“复以此战为诱赚之计,故城中无一人出者。”[45]结果明援***战败,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三十三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总兵吴襄、钟纬等皆逃走;前来解围的四万明兵生还无几。自此关外明***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也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只好任凭大凌河城的祖大寿等将领处置。

四、积极招抚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后,便不断向城内祖大寿等致书招抚,八月十一日,皇太极首先致书城内的蒙古将领,以求内应,同时也希望明人归降。书云: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46]

十四日,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其后,获尔哨座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惟将***思之,若愿议和者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47]九月十八日,皇太极又致书给祖大寿曰: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今议和既绝(指明金议和),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长驱直入。幸遇将***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妤,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幕将***,因我起身东陲,惟知***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倘将***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惟将***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48]

十月七日,皇太极击败张春等率领的援***后,“命阵获明文武官二十三员,各以己意为招降书,遣千总姜桂,赍往大凌河,遗祖大寿。”姜桂见到祖大寿等将领,告知援***“俱被满洲大兵截杀,今被擒众***各修书令我送至”。祖大寿见众将怕皇太极诱骗而屠戮,不从者居多,所以对姜桂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49]

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等曰:

姜桂还,言尔等恐我杀降,故招之不从。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一经归顺,我即加恩养,尔等定未之闻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共***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支饰之言耶。倘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幸勿迟疑,伫俟回音。[50]

由上可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等招抚是有诚意的,始终坚持招抚的***策。此时,祖大寿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无援兵,内无刍糗,***民危急已极,”[51]城中“粮绝薪尽,兵民相食”[52]。于是祖大寿等企***突围求生,十四日,皇太极命参将姜新前来招抚,祖大寿便率领众官出城相迎,随之遣游击韩栋从姜新回营,观察虚实。韩栋回城后,将目击后金兵“纪律,及堵守状,料一人不能潜脱,还白大寿。”[53]祖大寿感到突围很难成功,“降志始决”。[54]二十五日,祖大寿命义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出,“言令石副将(即石廷柱)来,亲与面议。”[55]二十六日,遣副将石廷柱,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觉罗龙什、参将宁完我等前往城南台下,令阵获千总张卫入城联系,城内明***游击韩栋偕张卫至,并对石廷柱等人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于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达海怕有诈,对韩栋说:“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韩栋明白其意,便直言:“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于是韩栋回城,果领祖可法前来,至贝勒济尔哈朗、岳托营中,行抱见礼,受到热情款待。随后,库尔缠、宁完我等人立于城外壕边,石廷柱独自过壕与祖大寿相见。祖大寿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欲进***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56]当石廷柱返回时,祖泽润从城中射出书两函,这可能是祖大寿授意写的,其内容是对姜桂携书劝降未从的原因,及与石廷柱所言内容的解释和补充。石廷柱等回营后,向皇太极奏报了祖大寿言和祖泽润书,出城归降的条件,一是要求不要杀戮,二是进取锦州解救其眷属。皇太极得知后,关于前者在上书中已经言明,绝不杀害降者,有关后者则遣石廷柱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57]当夜,祖大寿命祖可法、张存仁、韩栋前来,皇太极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58]祖大寿闻言,自知皇太极对其归心有疑虑,不愿出兵攻打锦州,因此只好计取。次日,他遣施中***往后金营曰:“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59]二十八日,祖大寿与诸将“合谋归降”,何可刚反对,被推出城外处斩。随后祖大寿遣副将四人,游击二人前往后金营盟誓。皇太极与诸贝勒誓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凡归降将士若坏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60]祖大寿等誓曰:“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毫无猜疑。归顺以后,官***人民家口,俱获保全。若大寿等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汗以计诈害,亦惟汗自知之。”誓毕,皇大极派遣库尔缠等前往城内,问祖大寿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祖大寿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61]当晚,便出城至皇太极营中,受到热烈欢迎,行抱见礼,“遂定取锦州之策。”[62]二十九日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率领换穿汉装的四千人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63]二更,大凌河城内突然炮声隆隆,两***起行,不巧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识,怕自相厮杀,便收兵而还,此计未成。十一月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放祖大寿回锦州,组织旧部,起兵献城。于是派人告诉祖大寿说:“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寿回答说:“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成。”[64]皇太极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祖大寿带领二十六人,步行返回锦州。直到九日,祖大寿方遣张有功携书来到大凌河,奏曰:“先蒙盛意,常识于心。独相约之事,昼夜踌躇,难以骤举。且所携心腹人甚少,各处调集之兵甚多,众心怀疑,不胜恐惧。巡抚、巡按,防御甚严。又有陈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机事渐露。是以迟误至今。……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xī@②,俟来年相会,再***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断不为失信之人也。”[65]皇太极见此书,并没有责怪祖大寿违背诺言,相反给予体谅和安慰。他复祖大寿书曰:“相约之事,将***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徐为***之,尚须勉力。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信息。至于将***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66]

皇太极考虑到官兵离家三月,思亲厌战。同时也想到祖大寿的处境,及归降诸将眷属的安全。因此,他不愿这时攻占锦州,于是下令毁大凌河城,率领诸贝勒大臣和归降官兵凯旋而归,十五日回到沈阳。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对明的宁锦防线是个沉重打击。

五、结语

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

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而这批人往往为了名声,宁死不愿合作。因此,皇太极则以策略用人,使其归降,大凌河之战就是一例。如对祖大寿,皇太极致祖大寿书中,既自谦,又尊重对方,书曰:“因我起自东陲,但知***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指示。”[67]当祖大寿归降后,要求潜回锦州聚所属旧部夺城,这样可能一去不回。皇太极认为“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令人入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进取,庶几有济也。”[68]祖大寿果然一去不返,皇太极并未责怪。又如监***道张春被俘以后,不肯剃发,誓死不降。皇太极感叹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69]没有杀之,令与白喇嘛同居沈阳三官庙,一住十年,始终不降。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没有杀戮,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八旗的著名战将。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选择生活道路,皇太极以策略用人,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70]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71]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72]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和清初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注:

[1]《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癸酉。

[2]《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3]《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

[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

[5]《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6]《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钱仪吉:《碑传集》卷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0]《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大铳。

[14]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以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15]《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1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8]《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我的启蒙袁老师篇10

前言

当今天的企业家们不断地讨论如何打造百年企业的时候,许多人都忽略了,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已经在回首、思考自身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这就是招商局。

它成立于1872年(同治11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冬天。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领袖们经过多年摸索,终于认识到实业救国、洋务兴邦之道,招商局应运而生。在过去的一百三十余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这家企业的名字和许多个第一联系在了一起――它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

伴随着国家***局的震荡,招商局在诞生之后的六七十年之间,几乎经历过所有的产权形态,多次被不同的***权收归国有。而在1949年后的30年,这家公司只剩下微弱的一支在香港的港口旁边艰难维持,几乎为公众遗忘。

直到1978年,那个不同寻常的春天之后,袁庚出任这家公司第三十二任掌门人。这家公司奇迹般地复活,蛇口实验带来的改革效应扩散大陆,形成风潮。其后招商局走向全国。到现时形成了管理2.2万亿元资产的规模,成为中央直属企业之中的一支劲旅。

由2006年12月开始,因为一个机会,我得以深入研究招商局的历史和现状。这家公司在历史上屡遭重创,却能够一再上演败部复活、由小到大的企业传奇。事实上,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在历史转折关头,招商局往往是能够把握先机,“于无隙寻有间”,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然后又鬼使神差一般地,通过房地产业务的形态,将其收益固化与保存下来。这就非常耐人寻味。

在晚清和民国上半期,动荡的时局之中,虽然招商局以航运为主,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招商局的经营现金流和分红来自于它的房地产业务。1914年2月,招商局正式成立积余产业,实行航产分业。这是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专业房地产大运营商。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招商局成为当时的主流企业,其江湖地位的盛衰,恰好与其在外滩的五座大楼的际遇同步。

在香港,招商局于上世纪90年代资产膨胀,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投资规模带动。而在香港开发了西港中心和参与公共居屋开发。则是招商局房地产在这个地产立市的特殊地区的绝唱。

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在深圳蛇口的二次创业,招商局雄心万丈的实验之中,也包括一个愿景,就是将一片荒芜的蛇口。建设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在蛇口发轫的住房体制改革,更是影响到+几亿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原来蛇口工业区的主体上市公司招商局蛇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6月更名为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选择房地产为主营业务。

今天的招商局,拥有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与服务(港口、公路、能源运输及物流、修船及海洋工程)、金融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三大核心产业。

梳理与再现这家百年企业在深圳、上海、香港以及重庆的经历。或许更加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公司在大时代动荡之中的命运际遇。

五月底的蛇口,标志性的工业大道在烈日下明晃晃一片。而在这条大路的西侧,则是绿树成荫的南山。在掩映的树林之中,则是一众红墙白瓦的别墅。陪伴我来到此地的蛇口年轻人小陈,指着游泳池旁边的一栋别墅说,这就是袁老现在的居所。

他说的袁老,就是改革开放之中的急先锋袁庚。1978年,还没有彻底的袁庚,被任命为***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那一年,袁庚已经61岁。原本已经打算放马归田回家养老的他,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到,从此,他会率领招商局在蛇口、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大展宏***,带领这家百年企业走向另一个高峰。

袁庚的一生充满波折和争议。有人说他是问题极为严重的人,香港特区***府却授予他金紫荆勋章。有人骂他是李鸿章。可也有更多人称他“中国改革之星”。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招商局是一艘航行于“历史三峡”中的大船,第三十二任“船长”袁庚,重新启动了招商局的百年奇妙旅程。

香港・上环

由蛇口码头,乘坐飞翔船,45分钟就能到达香港上环的港澳码头。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职员,很精确地为我提供了蛇口与香港恢复航线的准确时间。那是1981年11月20日,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一艘60个客位的飞翔船从九龙大角嘴码头首航蛇口,9时30分出发,10时15分抵达蛇口港。途中仅航行45分钟。从此,停航31年的香港一蛇口航线得以恢复。

很多游客到过香港,都会按捺不住拍照的豪情。在维多利亚港,由北向南拍摄香港岛的照片里面,无论是那个角度,几乎都能看到一栋高楼上的“招商局”这三个苍劲有力的楷书广告牌。这个广告牌就立在两栋海水蓝色玻璃的40层高楼信德中心之上。

由澳门赌王何鸿家族在香港上环地区开发的信德中心,位于熙熙攘攘的港澳码头的上盖。信德中心的二楼三楼,是许多挂着旅行社和俱乐部牌子的贵宾室。其实,这里不是旅行社和俱乐部的写字间。而是各家澳门公司在香港的前哨办事处,提前接待乘飞翔船前去娱乐的客人。

信德中心的37到40层,就是这家招商局的集团总部所在。在32年前的夏天,61岁的袁庚身负重托重振招商局之路,就是从香港开始的。那时候,招商局在香港的业务相对局促,从1949年过后的接近三十年岁月,资产积累不到2亿元,只相当于2010年招商局净资产的千分之一。

1978年10月9日,袁庚以******组的名义,执笔起草了一份请示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在这份请示报告中,袁庚写道,“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要求,我们认为今后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综合性大企业。我们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

这份报告没有太多的阐释和分析,然而61岁的袁庚想做事、想做大事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甚至他很直白地在报告中提出,“鉴于潜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万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这位出生在广东宝安、曾经在“”期间因为康生罗织罪名而蹲过5年半秦城监狱的老人,在1978年踏上香港的土地时,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壮心不已,就像1872年的李鸿章意识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时一样,按捺不住自己急切的豪情。

这份文件,代表着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起点,第一次。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底向清***府呈上的《试办轮船招商局折》。

一栋平凡的大厦与一句风靡大陆的标语

上环,属于香港十八个行***区之中的中西区,是19纪初期内地人

士来香港发展时的一个据地。如果你想要探寻香港旧时的面貌,那么上环绝对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区,相较于中环的繁荣。上环的街道多出了一份恬适的复古味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一种行业成行成市了,反而生意更好做了,于是很多地方都有各式各样的“某某一条街”。在上环。就有很多这样的街道,如药材街、古董街、印章街等。据说港产动画片《麦兜故事》里的幼稚园,其实就在一栋上环的旧楼中。

这个炎热的五月,上环相当安静。招商局香港物业管理总部的刘鹏总经理带着我走过有几十年历史的上环永安百货,隔着马路和巨大的高架桥,他指着一栋陈旧的高层大厦说,“历史就是由那里开始了。”

即使你再认真观察,这栋一楼正在装修的物业和上环的其他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旧楼也实在没有太大分别。管理处的老伯已经接近70岁,他身穿花衬衫,和香港的亚热带感觉很接近。他带着我们乘坐电梯到达天台,为我们一一指出附近的旧楼,哪里是当时的某家公司宿舍。哪位省长到香港招商引资时住过那段七层楼的宾馆。他说已经很少有机会介绍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仔细看过昏暗的大堂的“水牌”,现在的租户之中,公司名称大都是某某贸易公司,有一些明显带着内地色彩的名称,相信是二三线城市的窗口公司所在。

不过不要小看这家如今相当平淡的小楼。在这里,30年来,几乎入驻过所有派驻香港的中资窗口公司。而其中一些如华澜集团与中国海外发展等公司,今天已经在香港社会声名显赫。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1978年,再度发力的招商局还处于家底薄弱的起步阶段,袁庚受命到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第一单生意,就是买下干诺道中152~155号这座当时全新的24层大厦――经过谈判,该楼售价为6180万港币,首次交付定金2000万――而围绕这栋大楼,招商局香港的几乎每位员工,都会讲述一个直接牵动中国改革开放观念的故事。

双方商定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2时交付支票。招商局方面以为,庆祝交易成功,从联络感情的角度,双方最好先一起吃顿饭,香港方面却坚持要先如期交付、签字。下午2时交易,双方办完相关手续后,对方除老板留下与袁庚洽谈外,另外三个人匆匆下楼奔向银行。原来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休息――假如卖家星期五下午三点钟之前不到银行交支票。就要损失2000万存款三天的利息。

二十多年后,袁庚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还专门提及此事,他说当时的年利率为14厘,2000万元三天闲置的话,损失的就是几万元的利息。如果是在内地,财务人员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而香港资本家却如此重视。他深深体会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后来,袁庚在蛇口树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标语,为此还引来无数风雨。

当时的招商局虽然是改革开放排头兵,但是发展未几,公司规模不大,办公场地用不完,故将部分楼层出租。由于价格较为实惠,加上宾主声气相通,所以大量的中资公司都租用过该办公楼,青岛啤酒公司还一度买下两层。后来由于招商局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也由于有些公司发迹,有些公司被淘汰,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大楼基本上由招商局收归自用。

而上环,见证了中资企业在香港的浮沉。中资公司在上环解鞍稍驻初程,最后又纷纷杀到中环和金钟一带香港真正的CBD去了。

上环和招商局,更大程度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为后者推广了在香港商域打拼的平台。

1000平方米开发赚了几亿元

这栋现在还叫做招商局大厦的旧楼,只是招商局香港奇妙旅程的开始。接下来,离这栋平凡高楼不到五百米外的另外一个项目,一度改写了招商局的历史。

在一间茶餐厅之中,曾任招商局集团地产事业部负责人的郑炳俊,介绍了当时激情澎湃的房地产故事。这个中午,我们点了茶餐厅的特餐,198港元,三人,有鸡有鱼有菜还有冻饮。大家都说,三十年来,这些茶餐厅都是这个口味,很怀旧,很复古。

1990年,招商局收购了德辅道西9号地块,并在此地块上修建了商业大厦。由于当时香港可以进行楼宇预售一也就是俗称“卖楼花”,故招商局在1992年开始预售该项目,一路顺风顺水,到1994年年底,该项目的销售收入就已达到了15.4亿港元,平均每平方英尺售价8800港元。高达数亿元的利润,在其时的中资企业之中相当可观,相当于过去十几年招商局航运等各种业务的利润总和,这大大激发了招商局集团在香港以及内地大城市大搞房地产的雄心。

那时候航运业不景气,招商局资产庞大而利润有限,所以在集团董事会上,一位高管兴高采烈地表示,房地产生意这么好做,“我们要弃船登岸了!”

接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招商局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43个项目,高峰时候总投资达到150亿元,几乎是当时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商。这个数字在十多年后,按照可比价格估算,相当于今天的300亿元,足可以跻身2010年开发商的前五强。

香港有句俗语一“输钱皆因赢钱起”。这非常适合香港大起大落的地产市道。

房地产的高涨,往往伴随着泡沫。接下来,招商局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来消化房地产退潮之后的苦果。

“1997年之后,我们真正感到骄傲的,是搞了西港中心。”郑炳俊说。

1998年落成的西港中心,现在的名字是“中央人民***府驻香港特别行***区联络办公室大楼”。它是港岛西区罕有的智能型甲级商厦。拥有“香港上环第一地标建筑”的美誉。

由招商局起家的德辅道西9号步行到西港港中心,只有五分钟路程,会经过一批五金器材商铺和食品店。其中一家的腊肠据说是香港岛最“正点”的之一。

在天星码头搭乘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再到上环这一程,是最能饱览香港迷人景致的游览路线。一路上不仅能一睹维多利亚港的绰约风姿,还能欣赏到与它隔海相望的香港摩登建筑。而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招商局的西港中心。

西港中心得以从维多利亚港对岸众多高楼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等边梯形的建筑外型。这种浓郁的几何味道,让它极富生气与动感。

“这栋大厦,代表了招商局在香港房地产开发的最高水准。招商局本来是想把它作为招商局21世纪总部,后来整栋出售给了中央人民***府驻香港特别行***区联络办公室。”郑炳俊在这栋有警察站岗的***建筑物之前感叹。

他们带着我进入这个中央***府在香港的行***办公大楼,介绍其中高挑的大堂和独特的设计,如数家珍,爱不释手。即使是12年之后,与香港的其他中心区建筑相比。这栋楼的设计也毫不落后。

当初的出售理由我是知道的。1997年,香港经济大滑坡,上市公司招商局的业绩也很不好看。于是,管理层不得不忍痛割爱,出售这栋楼给中央***府,套现数亿元。恰好使得公司的财务年度不报红字。

告别上环

香港又有俗语,“马死落地行”,对于经济周期的起伏,香港的公司大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式。“招商局的地产业务,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式。”20年前就派驻香港工作的刘鹏。现在任

招商局地产物业公司总经理,他对于招商局在香港的房地产生涯可谓烂熟于心。他说,招商局参与居屋开发,哪怕利润只有5%,也是赚钱之道。

近年,因为房价高企,内地公众津津乐道于香港的公屋和居屋计划。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招商局是第一家参与香港公共房屋开发的中资房地产公司。上世纪90年代,招商局集团下属的招商局置业与他人联合开发香港***府的一个大型居屋项目――宏景花园(Grand View Garden)。我专门来到这个位于九龙区黄大仙附近的项目一探究竟。这里的户型有两房两厅和三房两厅两种设计,建筑面积44-63平方米,是香港中产阶级的标准住宅。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超高层的小社区,也有多项康乐设施,包括网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以及休憩公园等,屋苑内设有超级市场和各种商铺,可谓应有尽有。

其后,招商局还搞了码头、厂房,但是留守在香港进行物业管理的刘鹏说:“招商局最得心应手的发展,还是在上环。”

然而九七金融风暴的阴霾久久未能消散,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也遭受沉重打击。经过反复思量,1999年,招商局终于决定战略撤出香港的房地产业务。当时在招商局总部房地产集团的林少斌调回蛇口,担任招商地产的总经理。此后,就有了招商地产成为蛇口控股公司主体的变迁。但是招商局大厦依然俯瞰着维多利亚港湾繁忙往来的船只。在香港的航运业,招商局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深圳・蛇口

袁庚生于1917年4月,刚刚在位于深圳蛇口的别墅里度过他93岁的生日。他已经退休整整18年,但是对于蛇口以及深圳30岁以上的人来说。他是一个时代和一种精神的代表符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栋别墅,并非属于袁老的私人物业,他76岁退休的时候,也只是和普通蛇口人一样,拥有一套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普通公寓。前几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考虑到他年事已高。需要更好的休养,才安排他以较为低廉的租金入住。

在他出生的时候,中国的版***上还只有宝安县而根本没有深圳这个地名的踪迹。宝安于公元831年东晋年间设郡,历史文化根源深厚。明朝时候,这里,包括它所辖的今深圳、香港地区,因为饱受倭寇侵扰而改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直到1913年,因与河南新安县重名,才又改回宝安。

1949年10月,袁庚作为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率部攻打大、小铲岛和伶仃岛,***了蛇口周边地区。这是蛇口的第一次***。第二次“***”这个区域的人还是袁庚,时间在1978年。袁庚意欲在香港重振招商局航运业,苦于香港地价奇贵,而将目光投向了与香港毗邻的内地,打算在广东找个地方,发展与航运相关的工业和后勤服务项目。

最终,他把这个地方选在了蛇口。蛇口位于南头半岛东南端,东临深圳湾,西濒珠江口,南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连接香港的西部通道跨海大桥落脚于蛇口东角头。

一个厕纸免费提供的地方

1978年12月26日,袁庚再一次走进蛇口。那时候,蛇口是个公社,海滩上一片杂乱的平房,腥浓的海风里苍蝇盘旋在荒寂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房门紧闭,据说当时偷渡香港的人大多从这里下海,隔三差五地就会有尸体被海浪推回到岸上来。《招商局与深圳》的作者张后铨这样描述当年蛇口给第一批拓荒者的感觉――“悠悠数千载,时光已仿佛停滞,这里依然是衰草黄砂、乱石孤坟的荒瘠渔村。”

1979年1月31日,一份“广东省和***上报***的关于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放在了***的案头。当天上午9点30分,一辆黑色红旗轿车载着***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穿过长安街,直奔***。10时至儿时45分,***副******、谷牧接见彭德清和袁庚,听取关于招商局筹建蛇口工业区的汇报。

***首先询问了招商局的有关情况,彭德清、袁庚逐一作了汇报。***指出,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地连起来考虑。

袁庚赴京时揣了一张繁体字的《香港明细全***》。这时,他摊开地***,向***介绍香港与大陆边境线上的情况,请示能否在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笑着说:“给你们一块地也可以。”当他寻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刻站起来,从***案头的笔筒里抽出一枝铅笔递过去。***大手一挥,在地***上南头半岛与陆地交界处,用铅笔画了粗粗两条线,说道:“就给你们这个半岛(指南头半岛)吧!”

***还提起笔在报告上写下:“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袁庚是急性子,他不顾“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官场规则,早在1月12日就在招商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即将成立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在地方和中央的一路绿灯之下,最早一批的1000亩基础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而在蛇口引爆开山炮破土动工之前,袁庚就在制定建设方针、巡视勘测现场的同时,延请了规划专家制定工业区布局草***。在当时的一片荒芜之上,袁庚就提出,要把蛇口建设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区。

这一年,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春风真的吹起来了。

和袁庚一起再造蛇口、听他说要把这里打造成全世界最适合居住之地的第一批蛇口人,当时并不太相信袁庚的话。他们在半信半疑之间,以较高的起点着眼于规划、服从于规划,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规划,殊为不易地保持了全区的均衡发展。

招商地产现在的掌舵者是1959年出生的林少斌,2001年5月28日至今,他一直担任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还有一个职务,是蛇口工业区首席规划发展顾问。在林少斌眼中,“今天蛇口能有如此宜居的独特环境,和八十年代初期袁庚的开放意识和坚持态度密不可分。”

林少斌毕业后即分到蛇口工作,他记得,当年蛇口建设指挥部只有几条国内的长途电话线,外商初来蛇口,对于当地的电讯条件很不满意。袁庚亲自给***有关部门写报告,为蛇口取得了一个800路程控电话交换机的直通香港的出口――最后惊动了很高级的领导才解决。

1983年,当时已经37岁的上海社科院实习研究员过永鲁,受“中国的起飞可能就从蛇口开始”这句话的激荡,从大都市上海奔赴至天涯海角的蛇口。在他眼中,“当年的蛇口就像***时期的延安”。聚集了一批像他一样受袁庚感召而来的“有胆有识”的青年。

刚开始的时候,过永鲁经历了一场磨难。多年后他跟我回忆:“说老实话,刚到蛇口的第一周我哭过一回。一到这儿被安排在泥土和海沙垒的营房宿舍里。房间到处都是洞。两人一间房,里面有一个上下铺,两张凳子,一张桌子。蚊子多,蛇也经常在房间里出没。”

不过,过永鲁很受到了改革试验田的魅力。他说:“在上厕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新奇。你想象不到,那个年代,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的厕所里,手纸是随便用的。我是从上海机关出来的,那时候很多人上厕所还是自己带手纸,或者用报纸、废纸的,哪有公用的手

纸?我后来听说,厕所放手纸也是袁庚推动的。刚放的时候,还常被人偷偷拿回家,有人主张,为了节约,不放。袁庚说,改革一定有困难,关键是要坚持、顶住。人家把手纸拿了,我们就要再放,直放到拿的人手软为止。蛇口的改革就是从厕所里放手纸这样的国际惯例开始的。”

袁庚对于早期的蛇口公共厕所管理问题也非常关注。他要求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一定要按国际化标准做好清洁卫生工作:“要坚决改变中国人不是靠眼睛而是靠鼻子找厕所的习惯”。

国际化的“蛇口街道”

今天的蛇口,行***区别上只是深圳市南山区的一个“街道”,但是这个曾经云集了改革精英的特殊地区,还是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形成了以招商局系统企业为主、众多港口物流和石油企业驻扎的企业群落,形成了依托山海资源、富于现代气息和国际化氛围的人居环境。

袁庚安度晚年的鲸山别墅区,是深圳乃至全国最早开发的大型别墅区,从1986年持续开发至今,完成了八期工程。在招商地产副总经理胡建新眼中,这个别墅区几乎是中国别墅区发展的活体博物馆。

“站在这里,隔海看到的,就是香港元朗高密度的公共屋村。”胡建新说。他对于蛇口的宜居环境相当自豪。白色的西部跨海大桥三年前落成,蛇口与香港之间车马之声相闻。鲸山别墅的山间小径上,不时能够见到挂着香港和深圳两地车牌的奔驰与宾利轿车徐徐驶过。

这个住区也是深圳乃至中国不多的只租不售的别墅区。承租人大多为开发南海油田的世界各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长期居住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外籍人士。每逢周末社区居民聚会的时候,场面如同“小联合国”。

“类似这样的住区,在蛇口还有多个。不仅是别墅,即使是数十平方米的公寓乃至当地城中村的‘农民房’,都有外籍人士入住,总数估计超过五千人,这是北京和上海之外的城市之中非常罕见的。”胡建新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没有电梯、没有落地窗、没有木地板,在这里,你能随处嗅到低碳的气息。

2007年的夏天,我在鲸山别墅区遇到过一个攀岩墙的故事。一位美国青年打算将区内教堂的一面墙改建为攀岩墙,动员大家出钱出力,应者云集。可是攀岩墙还未建好,他却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于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愿望,他推迟了回国的日期,直到建成了攀岩墙。于是,鲸山内又多了一个有趣的运动场所。在今天的烈日下,教堂一侧的攀岩墙显得非常真实和炽热。

外国石油公司的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的到来,不但需要住宅。而且需要学校、医院,还需要教堂做礼拜。袁庚耐心地一次次与中字头的有关部门协商,一一解决了这些问题。

蛇口的酒吧街,在1980年就开始形成,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个国际化的娱乐区。后来先后当过发展研究室主任和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的过永鲁,陪同袁庚经历过诸多风雨。他清楚记得,“为了酒吧街和教堂,袁庚不知道多少回遭受口诛笔伐,一次次被质疑立场和路线有问题。”

世界闻名的ARCO石油公司董事局***劳德柯卡对蛇口的环境赞不绝口。担任过多家跨国公司高管的叶莺也认为:“外国石油公司是最挑剔的,但对蛇口没有抱怨,说明石油公司对蛇口的工作效率是满意的。”

一位从别处迁来的石油公司的老板说,蛇口有两大优点:一是环境好,基础设施好,像美国的某个小城镇,离香港也近,来去方便;二是在蛇口办事比较接近国际惯例。彼此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进入21世纪,蛇口工业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作为深圳市南山区的一部分,洗尽铅华。那些惊天动地的话语体系已经和这个具有国际色彩的社区关系不大。

对于“80后”与“90后”而言,蛇口是另一种符号――它是深圳住房环境最好、也是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有着浓郁的小资风情。

今天的蛇口已经进入“二次发展”的阶段。深圳的地铁二号线即将延伸到蛇口半岛的最南端。曾经很有公众知名度的“海上世界”附近也已经填海围地,昔日袁庚调来为游客提供住宿的明华轮已经成了陆上行舟。而问蛇口的新地标,很多年轻人会告诉你,要去看看“很特别”的“南海意库”。

招商地产总部所在的南海意库,就在太子路上,离“海上世界”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

外墙和内饰都和一股商业大厦截然不同的南海意库,是蛇口自豪的“厂房改造产业置换”的作品。它原来是位于“海上世界”片区的华建工业大厦,长期以来有一个很俗的称呼――“三洋厂房”,由六栋四层工业厂房构成,占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十万余平方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外来的制造商日本三洋株式会社购买了六栋厂房里面的四栋。当时招商局制定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策:只卖房子,不卖土地,土地只有25年的使用期,使用期结束后,房子、土地全部收回。二十多年来,先后有近百家不同性质的企业入驻这片厂房,其中入住最早、时间最长、最著名的是三洋株式会社,这也是“三洋厂房”称呼的由来。随着劳动密集工业外移,这几栋厂房已不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2007年的春天,我看见的这几栋厂房,刚刚被腾空,等待施工。说实话,看过很多房地产项目之后,我对于厂房变身不抱太多期望。不料,招商地产对其分阶段进行了改造、更新,竟然能够成为甲级写字楼,不仅使其重生,甚至有麻雀变凤凰之感。

招商地产的总部就在南海意库的第三座。在盛夏的深圳,这个建筑物因为独特的排风和绿植设计,办公空间可以做到不需要空调,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在三洋厂房变身为南海意库的过程之中,还有趣事。几家当地的广告公司看见改造,以为是北京的798一类工业厂房改造,希望此处日后能够成为创意或者设计公司的集中营。不料改建完毕,一问租金,是他们心理价位的好几倍,而再问改建的造价,据说也不比新盖一座楼便宜多少。年轻人们也只能叹息,除了国际大公司。估计其他人很难租得起这些新潮厂房……

没有人会忘记先有蛇口再有深圳这个事实。而袁庚在这一次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甚至有人说,这一场改革,实际上由袁庚发起,是一次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变革。已是耄耋之年的袁庚。坐在那座产权属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别墅花园里。仰着头吸一口微咸的海风,淡淡地说,“在过去来讲,这可是犯天条的大罪。”

他从不肯承认自己个人的作用,他永远不忘记强调这是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随着他的渐渐老去,他开始慢慢被年轻人忘记。可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南海大道和工业六路交界路口的广告牌至今提醒着人们,蛇口有过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开始。

上海・外滩

1877年,轮船招商局成立的第五年,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中国本土的新式轮船企业不可思议地击败了之前的航运霸主美资旗昌洋行。迫使其退出中国航运市场。进而并购了它的全部航运和房地产资产。招商局在上海滩的百年沉浮,正式上演。

上海外滩,英语称为Bund,指的是从延安东路到外白渡桥的滨江大道。外滩之所以蜚声中外,不仅仅因为它见证过上海的繁华旧梦,

堪称百多年前的CBD,还因为它聚集了上海乃至全国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这些建于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至30年代早期的建筑,代表了当时世界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的一流水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

外滩的开发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之初。那时候延安路还是一条浑浊的小河。1843年,上海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辟为通商口岸,上海道台宫慕久在北部设立了西洋商船盘验所,征收进口货税银。这就是目前所知外滩最早的建筑物。与此同时,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也看中了外滩。经过半年多的交涉。清***府同意将商船盘验所以北沿江一侧约三十公顷的土地租赁给英美商人。1845年,外滩被正式划入英国租界,自此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外侨社会。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馆长乐俊人对我介绍:“根据现有资料,在19世纪80年代,外滩的房屋已有了固定的门牌号码,从1号到33号。不过,现在外滩只存在24幢建筑物,其中有九块门牌号码已经在外滩百多年来的社会巨变中被兼并掉了。在这24幢大楼中,有两幢曾经是招商局总部的所在地,这就是5号和9号。”

除此之外,另有三栋建筑物也与招商局有着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商业史上。可谓世无其匹。

外滩9号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的一天,原旗昌洋行大楼花园门前锣鼓齐天,一片喜庆。这天招商局总部乔迁至此处。这是招商局在外滩的第一幢办公楼,它所处的位置就是外滩9号(今中山东一路9号)。

在沿江铺展开来的建筑群里,这座占地约1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的英式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四层小楼,在今天看来并不算突出,但是在当时的外滩,它却是一栋最体面最拉风的西洋建筑。

建造之初特地从英国买回来的清水红砖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也是万国建筑群里独有的一抹红。它见证了外滩一百多年来的风云际会,从最初江边码头的喧嚣。到十里洋场的歌舞升平,从兵荒马乱的动荡,到如今的繁华与荣光,它沉淀了几个时代的总量,让时间突然缓慢了下来。

在这栋建筑物之中,出现过多位招商局历史精英的身影:有创办招商局过程中以身家作抵的第一任责任人朱其昂;有主持招商局三十余年、领导招商局创办多个“中国第一”的唐廷枢;有担任招商局第三任掌门人、史称“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有担任过招商局总经理、在近现代工业史赫赫有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有李鸿章的重要部属、袁世凯的心腹杨士琦;有当过董事会会长、犯下招商局历史大案的李国杰(李鸿章之孙)……

而陈其美、虞恰卿、杜月笙、杨虎、史量才等上海滩的众多风云人物,也都在这个小楼附近驻足过。

1949年后,该楼产权几经易手。1999年,***下发文件将此楼划拨招商局使用。2001年,招商局终于办妥了产权证,使这幢老楼在百岁生日之际回归了招商局。

招商局投资千万元对它进行了彻底修缮。招商局驻上海办事处聘请了西洋建筑学权威专家罗小未先生担任重修的设计顾问,采用“修旧如初”的修缮方案,力求不改变原状,完整地再现这座外滩建筑的历史风貌。

要修复一幢百年老楼――而且是只保留外壳,里面全部拆除,重新打桩浇框架――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程。何况,外滩建筑都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文物保护法的限制。要修复一幢老楼,需要得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相关单位的批准。

据说,修复初期仅仅打地基一项就让专家们伤透了脑筋――要在狭小的面积上打98根桩,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在拆除内部结构时,为了避免外墙倒塌,专家们更是想尽了办法,最后连撑带箍才将墙体固定住。

为了找回这幢楼的厚重感,使之与历史的原貌吻合,专家们在修复过程中,去除了外面的附加赘物,恢复凹廊,拆除柱廊间附加的墙体:以分块切割、剔除打磨的方法去掉了外墙表面的水泥砂浆,使原来的红色清水砖墙壁重新出来;同时采用了德国修复砖墙的专业技术,对每一块红砖、每一条砌缝进行修复,对入口处各层的线脚、装饰进行修整,再现东立面竖三段构***,复原它南北两端的山花屋面。

他们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将这幢楼恢复原貌。

外滩5号、6号、7号和16号

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八年(1895-1919年)是近代建筑业在上海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行***、金融、商业、交通、教育、娱乐等新的建筑类型陆续出现,工业建筑出现了大跨度钢结构车间。随着上海人口的增加,里弄住宅数量剧增,钢结构得到应用,开始向多层建筑发展。出现了五层以上的大楼。

民国九年至二十六年(1920-1937年),近代建筑业在上海发展到高峰,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大型饭店、高级影剧院以及花园洋房、高层公寓。这一时期,欧洲现代运动波及上海,导致这里的建筑风格也从古典主义转向现代主义,钢框架结构成为高层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民国十二年所建的汇丰银行大厦、民国十四年所建的海关大楼,都是西方复古主义在上海建筑界的顶峰之作。民国二十三年建成的国际饭店,保持了远东最高建筑的纪录达48年之久,是现代派的代表建筑。这一阶段还有一批“大上海计划”建筑,是上海市***府自20世纪20年代筹划、民国二十年动工、民国二十三年初步完成的。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诸如大新公司和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等中西合璧的建筑。这些建筑多为中国建筑师设计。

与招商局有关联的上海外滩其他4栋各具特色的大楼。即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招商局在外滩的第二幢办公楼。是原属于目清轮船公司的外滩5号(今中山东一路5号)大楼。这幢大楼由日清公司与一名犹太人合资建造,双方各建三层,日方负责建下面三层和地下室。因此,该楼下三层外貌较为简洁,而犹太人投资兴建的上面三层装饰比较讲究。五、六层间有较深的挑檐,檐下窗框上有浮雕***案,凹凸感很强,属欧洲复古主义风格。一、二层,三、四层及五、六层间划分出明显的三段式。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府接管了日清轮船公司大楼,改为招商局办公大楼。

外滩6号(今中山东一路6号)原是一家拍卖行,3层砖木结构,东印度式房屋。后来该楼由一位名叫奥嘉(Algar)的外国人买下,并继续经营这些房产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1893年,奥嘉在这里开工建造了一幢当时外滩最高大的四层楼房,并命名为奥嘉大楼,专门用于商业出租。1897"年,由招商局推动创办并作为最大股东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曾将这幢楼房作为办公营业用。1g06年中国通商银行因业务发展,决定拆除旧房,另建新楼,委托英商马礼逊洋行设计。翻建后的大楼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698平方米,建筑面积4541平方米,是具有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市***厅式建筑,装饰上带有欧洲宗教建筑的色彩。

外滩7号大楼是现在盘谷银行上海分行和泰国驻沪领事馆(原大北电报公司大楼)所在。该楼的旧址是旗昌洋行,建于19世纪50年代。后来大楼重建,由英商通商洋行设计,1906年开工,1907年建成。招商局将它买下后,即归属下的电报总局使用,故称电报大楼。1949后

此楼为长江航运管理局使用,20世纪90年代被泰国银行置换,并使用至今。

外滩16号是原台湾银行大楼。20世纪90年代,招商局属下的招商银行置换了此楼50年的使用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迁入外滩金融街的银行之一。

再回上海

上海是招商局的发源地,但是,在1949年之后,整整40年,招商局在上海都没有用武之地。

1990年,中央***府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当年9月,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和董事总经理江波等人受时任上海市长朱基的邀请。考察上海的投资环境,重点考察了浦东的陆家嘴金融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

胡***,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漳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他曾任蛇口工业区的***书记。是力主招商地产走出深圳、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他几乎经历了招商局各个重大的业务转折点。他清楚记得。1990年下半年,正值招商局要在内地寻找时机开发房地产,而招商银行也有意向在上海建自己的大楼,所以招商局仔细分析了形势后,决定先行一步,为上海金融区带个头。

不过,当时的投资环境实在算不得好。此项投资酝酿了近一年,双方终于在1992年初签订了协议。招商局获得了一块7300平方米的土地,与招商银行合作,在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起一座标志性的办公大楼――招商局大厦,总建筑总面积74652平方米。由于该大厦是在浦东第一块商业开发土地上兴建的,所以在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这座总投资1.8亿美元的建筑一直被称为“浦东第一楼”。

在1990年,招商局也作为金桥开发区和外高桥的开发区的发起人。各参股10%。在其后的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之后,招商局战略性转让了金桥和外高桥的股份,投资也有增值。

2003年,招商地产重返上海,购买郊区的九亭地块。到了2010年,招商地产建立的上海管理总部,管辖长三角的各个项目,已经成为该公司除了华南之外的第二大利润中心。

后记・回到重庆

招商局系统内部,称呼带着国企的特色。

被称为“王曦总”的王曦现在是招商地产的新生力量。他带着我在他主力参与改造的“南海意库”上上下下。解释他的绿色植物外墙的创意,是如何在日本一家旅馆失眠时候获得的灵感。而王曦的父亲,在招商局系统里面被称为“志宏总”――也就是落实蛇口住房改革的蛇口房地产公司的第三任总经理。和父亲王志宏对于蛇口以及漳州开发区情有独钟不一样的是,王曦对我讲述的,则是招商局在重庆的特别遭遇。

2008年9月,在全国楼市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招商地产在重庆推出的“招商江湾城”项目逆市飘红,在首次公开认购之时就被抢购,认购金额超过一亿元。重庆市民对招商地产的热情,有点超乎寻常。

作为重庆西南片区的高端项目,王曦没有详细介绍设计和规划的精美之处,而是非常耐心地讲述起“江湾城”的案名来历。

“在江湾城之前,重庆就没有一个地产项目允许叫作城的。”王曦透露,“江湾城”的案名,最后是到了当地常务副市长那边,才特批通过。

“为什么会特批呢?是因为招商局和重庆有着特殊的渊源。”王曦拿出一副“沉船抗日”的油画,讲起1937年,招商局将一条条重金购置的巨轮自沉长江阻挡日***进攻步伐的壮举。

在招商局的***介绍中,重庆被誉为“招商局的第二故乡”,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挽救民族危亡,招商局慷慨应征,先后在江阴、九江等要塞沉船24艘――这几乎是招商局所有的轮船――延缓了日***的进攻速度,为抗日作出了重大牺牲。

而在重点保卫重庆的同时,招商局也将公司内迁,不远千里,汇集在重庆,设立了总管理处,调度资源,为全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上了年纪的重庆人,还会记得招商局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王曦一再提起。在他看来,这是招商地产在重庆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招商局回到了重庆,它变身成了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地产商。而源于这个伟大公司成立时(1872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依然没有完成,依然航行于“历史的三峡”之中。

秦晓:探索现代性

马国川

2001年,秦晓来到了香港,接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当54岁的秦晓接手这家李鸿章创办的企业时,它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正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得一塌糊涂。秦晓提出“再造招商局第三次辉煌”,经过重组、调整和发展,招商局恢复了元气,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力量。

在领导香港招商局的过程中,秦晓意外地接触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面: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现代性转型对中国来说,最后被等同于民族***、民富国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特殊性。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诞生了招商局这样一家特殊的企业,形成了一家企业和一个国家现代化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招商局的几度兴衰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而秦晓认为,中国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以下是对秦晓先生的访谈摘录。

改革开放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近现代史上,这并非第一次。

不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先后发起了三次现代化社会变革运动。第一次是洋务运动,大约三十多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也是三十年,没有成功。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三次现代化运动,目前正在行进之中。这三次,中国都是现代化压倒了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是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丛中三个最重要的词。“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7世纪起在英语中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昧、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

如果按照现代性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最早是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然后是

20世纪初由***、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具有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追求经济和物质层面,也就是追求现代化。从严复的启蒙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概括吧?他认为近代史上总是救亡压倒启蒙。

对。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也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八十年代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府主导的,以批判、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中国的近现代化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你是说,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不能。如果说前两次现代性的中断是不得已,那么今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以现代化取代现代性。事实上,今天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就是现代性被异化、被简单化为现代化的结果。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是否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

这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

在中国实现现代性社会的转型,绝非易事。

不是易事,将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它们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破坏力很大,和现代性是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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