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1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方学者,打破了荷兰学者佛克马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西方)观点。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着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在传播到东方不同的国度内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色彩,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王晓平从亚洲同质文化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着手,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展开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断代史作出了系统描述,具有拓荒性意义。其《佛典?志怪?物语》一书,则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说为抓点,追溯中印文学中的佛典关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语中的投射。王晓平特别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个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从而梳理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因缘关系。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人合着)一书中,审视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接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西方“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系统性总结;结合俄苏汉学研究,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流传的轨迹。有意识地对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发展作了开掘性的探索,与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观点形成了呼应,为比较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孟昭毅主张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东方”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强调既对过去西方中心论作反拨与突破,也有意识避免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要善于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樊篱,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不仅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而且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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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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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初兴阶段
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唤起民众,在引进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使发轫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始被引入了中国,这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2发展与滞缓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问世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和很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以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49～1965年,主要受前苏联“一些思潮”的影响,致使比较文学发展处于阻滞状态;1966～1976年,“”时期,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况,根本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
1.3复兴阶段
1978年,中国大地万象复苏,这为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条件。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1979年的出版为标志的,从此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揭开了比较文学复兴的序幕。中国的比较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发展蔓延,其队伍的人数与素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
1.4蓬勃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探讨和研究。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曹顺庆等专家积极呼吁建立“中国学派”,并且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和方***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第二,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扩大了与国际的交流。
2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除了对学科的常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外,特别在以下几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2.1文学人类学与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发展最充分、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学者在治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后写出不少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系列丛书、专著和文章,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价值、发展进程都有了更为准确的评价。在以后的研究中必须更加重视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文学和口传文学,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礼俗等的文化整合功能,逐步完成从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和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式,走向对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范式的演化。
2.2比较诗学的新进展
世界进入后现代时期,比较诗学有了根本的改变,新的比较诗学力求突显原创。诗学、国别诗学、民族诗学在理论及美学价值上呈现出来的共通性、普遍性与世界性的同时也要追寻不同诗学的差异性、特殊性与民族性,进行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最终汇入到多元化的流动性的世界诗学的潮流之中,形成以本土特色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新诗学。
2.3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
海外华人文学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和侨民文学创作群体。“流散”一词原意最初是指犹太人被动流散世界的现象,中国学者将“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将其视为比较文学研究之新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界聚焦诸如华人流散文学的文化身份追寻、中华文化意识及其与当地本土文化意识的碰撞与交融、华人流散文学的边缘性与世界性等的研究,数以百计的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深化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话题。
2.4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观念的更新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由于有了译介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使人觉得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对象、目的、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从而可以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规范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的途径。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发展本土的语言。
2.5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从西方学者借用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剖析阐发作家、作品、情节与人物形象,从中得到颇多启发。多卷学术辑刊已陆续出版,其作者队伍扩展到宗教学、哲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业绩显著。
3发展中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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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57-007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有文化、文明层面的，也有诗学层面的，跨学科自然不在话下。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成熟？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层面、视角、方法和范式是否得到广泛认同。其实，当下的争议是使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和例证，其学术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是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在文化、学科方面进入整合、创化阶段，步入文化诗学的历史时期。
一、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形态及其
在批判继承中的整合与超越
王向远先生曾指出，“学院化”是一个现代学科成立必须经历的过程。[1]他从学科史的视角，证明比较文学在学科生成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先后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特征、文化研究的特征，后来出现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与方法。在17—18世纪盛行的是“比较文学批评”，到19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派”，他们努力使比较文学学科走上学院化的道路。波斯奈特教授的《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不再仅仅看作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鉴赏和文学主体研究，他在文化史、文明史的视野里，将比较文学“史学”化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是以史料为依据的文学史研究，他只是要将比较文学从“文学批评”中摆脱出来，实现比较文学对文学批评的超越，本质上是要求审美判断服从于实证的、科学的、历史的判断。假如没有实证研究，就难以使比较文学成为真正可靠的科学研究或成为一门学科。
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批判了将比较文学“史学化”的法国学派。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视作是比较文学的又一次否定、超越与丰富。韦勒克站在“文学性”角度，提出比较文学要摆脱实证主义与“唯事实主义”，要能够帮助读者从整体上看待、观照和理解文学的意义，可见，他注重比较文学对知识的整合，并进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研究宗旨大异其趣。不仅如此，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大不相同，由文献学转变为平行比较方法。由此，出现了王向远先生总结的三重突破：一是从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到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性”的平行比较研究，二是从文学范围的研究，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三是从“西方中心”到全球性的东西方比较文学乃至比较诗学。[1]这一突破的核心是以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比较文学新阶段的来临。从此以后，比较文学的视阈走向理论概括、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文艺学”。同时，它又汲取了法国学派脚踏实地的方法，并不脱离文学史的研究，可见，它并没有对法国学派彻底颠覆，而是使比较文学涵括文学批评，但又不是还原已有的比较文学范式，他们的新范式就是整合文学批评及审美判断，建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的基础。
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横向平行研究也是有缺陷的。比如，其研究范式缺乏历史感，为了纠正这一不足，苏联学者提出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概念。其意***，是想整合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不足，一方面，试***以“文艺学研究”取代“文学史研究”，这一点与美国学派一致；另一方面，在强调比较文学的“历史”属性上，与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又有契合。正如王向远指出的：“‘比较文艺学’比现在通行的‘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更能揭示这门学科的‘文艺学’性质。因为‘比较文学’可以包含‘文学比较’、‘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形态，而‘比较文艺学’指称的则是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所进行的‘文艺学’研究，所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文艺学属性，亦即现代比较文学的学术属性。”[1]
近3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努力改变上述西方的学术话语形态，批判和超越西方各国的主要比较文学范式，使比较文学生成为一种包容性、世界性的学术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形态。
“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是格林布拉特较早提出来的。中国学者回避了西方各种学说的理论缺陷，以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姿态，在各个文化话语、各种学派分歧之间寻求超越和融汇，力求贴近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将文学的诗学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结合起来，而且，涵盖以往学界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学范式、不同研究方法的“大跨度”的视野。它一方面超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因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仅仅关注所有国家、所有历史文化阶段的文学，它的焦点在历史和语际，忽视了文学性的视角。另一方面，文化诗学又超越仅仅关心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在文化诗学看来，单纯的审美分析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它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把文学性从比较文学中剔除出去一样，也是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美国学派曾出现的偏向就说明这一问题。美国学派无论是过分强调“文学性”，对具体文本的语言形式与话语结构过度关注，造成历史维度的缺失；还是主张“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失去学科边界，走向文化的比较，“文学”被“文化”淹没，都是思维方式单一的结果。可见，以往的比较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文化”与“诗学”两者的背离和悖论。
二、 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翻译过来。整个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界掀起了“韦勒克、沃伦热”，甚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言必称韦勒克和沃伦，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过去对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的关注仅仅是对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很少注意“文学性”等文学的本体问题。于是“内部研究”成为时尚，文学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小说修辞迅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但也就在此时，西方文学研究已经悄然转向，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兴起，外部研究成为西方最前沿的问题。它启示我们，文学研究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摆动，是正常的状态。因为文学是各种类型文化、文化的各个层面的综合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虽然指向不同，路数各异，旨趣也千差万别，但都能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文本的内部，发现文学世界的真相。
因此，建构一种能够涵括不同指向的文学研究范式和比较文学形态，就成为众多中国学者追寻的梦想。文化诗学在沟通和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历史时代、某一个文化层面、某一个学科之内的研究，它具有广大的包容性，主要包括以下视点：一是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研究从历史文化视角切入，一方面关注“文本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关注“历史又是文本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是要在世界文学视野内，以有效的方式和视角，把文本置放到生成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如此，还要将文本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文化现实语境中进行考察，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当下意义。二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用合适的方式和视角从文学文本中发掘、反观不同文化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体创造的文化内涵。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从文化视野进行文学阅读有两种层面，一是“品质阅读”，二是“价值阅读”，涉及阅读文本的方式和取向。“品质阅读”是首先关注语言及其要素，如，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蓄等等，然后以此为立足点，观照人物、事件、情节、主题等等。“价值阅读”是要在作品中发现各种层面、各个方面的价值。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应该类似于“价值阅读”的成果。三是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研究。也就是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品种的关系，大致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宗教、语言、神话、科学、历史、***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的关系等等。这是把文学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将之和相关的文化样式加以比较研究，寻找文学之外的参照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就是一种自觉的整体的文化诗学研究了。
由于对文化诗学的内涵和理解出现差异，文化诗学在近30年来也遭到批评。一种批评来自坚守文学性的一方，在他们看来，文学性是需要坚守的，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会使研究跨出学科边界，文学研究变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形成研究对象的泛化和诗意性的消逝。一种批评指责文化诗学固守在文化精英意识形态中，无视当代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缺乏文化民主精神。[2]这两种批评对作为比较文学形态的文化诗学缺乏理解和信心，其实，中国文化诗学一直注重文本的阅读和意义发现，在方***上注意文化性和审美性的双重建构。
其实，西方的文化诗学也是在文化和文学之间跨界批判。新历史主义流行之后，1988年在欧美学术界被称为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文学，但新历史主义诗学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批判方面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取向，同时英国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不少人受到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新历史主义诗学中的文化概念，成为理解新历史主义历史概念的核心。[3]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内涵不完全一样，文化诗学在生成的过程中，包涵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影响下而产生的诗学研究，表现出将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的研究。众所周知，几乎与西方文化诗学同时产生的，还有两种理论。一种是以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为代表，将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关注文本自身的语言及其运用，而排斥该文本之外的所有文学或文化因素。另一是传统诗学的历史研究。它假定了文本之外的东西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作为文本批评的参照。作为对上述两种诗学的***，“文化诗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理论和方法，打破纯粹诗学批评传统停留于文本内部形式和修辞分析的堡垒，将文本分析放到文化语境研究之中，分析、批判建构文本的力量、建构策略和建构过程等；悬搁实体性存在，以话语实践及其物质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整合等复杂关系的分析、阐释，打破实体和文本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与不可逾越的界限，将之转化成文本界限的建构和跨界、文本之间的共谋和裂缝、话语权力的实现和抵抗、同质化的战略和异质化流动等动态过程。”[2]可见，文化诗学视野本身包含着当下比较文学应有的学术范式、学科规定性和理论归属，不仅如此，它给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具有非同寻常的超越意义。
三、 和而不同：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化诗学一直在批判与否定中前行。在文化诗学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或理论派别参与了建构或解构。就我国国内出现的理论形态看，参与文化诗学建构和解构的理论家或理论派别大致就有：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福柯和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互文理论等等，几乎所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都参与其中。可见文化诗学的建构一直杂语喧哗，一直合纵连横，在各种理论中摆动和艰难选择或一定程度的整合。西方文化诗学的建构历史，使西方文化、诗学中众多传统和现实问题，集中、汇合起来[2]，其基本特征是去同一性话语实践，根本难以生成主流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权力，要想某一理论表述获得较大认同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难以形成比较文学较为稳定的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就在这一杂语喧哗语境的启发下，在众多诗学话语实践和话语建构中，运用“和而不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和整合文化的方式或理念，寻求比较文学的普适性路径，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范式。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先生通过对新时期中国诗学的梳理，提出在审美论、主体论和语言论三次转向之后，开始了文化诗学的第四次转向。[4]随后，文化诗学研究成为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内涵、方***、批评实践、学术争论等方面，带动和引领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5]此后，文化诗学成为中国诗学研究和建设的重要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范式运用“和而不同”的方式，以中西传统和当下的各种诗学作为参照，在整合各类诗学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和吸收并重，反思和建构同行。我国文化诗学面临的传统既有文化的传统，又有诗学的传统。概而言之，有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这些传统在现代性的生存过程中互相交叉，有时互相排斥、有时互相融汇、有时又互动，生成新的诗学理论，呈现极其多样的形态与局面，要想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整合创造出新的诗学范式，是极其艰难的。同时，我国文化诗学形成的语境正如上文提到的，又具有异常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为文化诗学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丰富的资源和已有的理论缺陷中找到问题却并不困难。“这些传统资源规定了中国诗学可能的提问方向、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构以及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的选择等”[2]。不仅如此，还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和创造，形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特有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学科建设思路。
首先是文学性在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地位问题。大约10年前，文学死亡问题、文学何为、文艺学何为、文艺学边界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还是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文化和诗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类似西方文化诗学所面对的文本与历史关系问题。其次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一问题的有效资源不仅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语境，因为中国传统与现代资源的当下形态，已经夹杂或融汇了西方的各种理念和方法。因此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或价值重建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几乎在同步摸索前行。本世纪初出现的新理性精神[6]，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相统一[7]的学说都是文学价值问题的深层次追寻，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先导。与这些理论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由此带来比较文学学科视野的巨大变化。这从其关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关注话语权的建构，强调文本和语境间的各种关系，重视建构诗学阐释学，在学科跨界和学科边界的论争中寻求学科定位，重视诗学的审美品格和人文属性，强调诗学的现实品性和中国特色，另外还有诗学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寻求文化诗学的总体性等等。
可见，中国文化诗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试***在诗学与文化、文本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文化诗学结合当下中国文化语境，提出一系列现实性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泛滥，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张扬，在与之展开批判性对话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当代的文化语境建构之中，在诗学和文化语境的互动性批判关系中反思文化与诗学问题。可以说，文化诗学在面对中国文化转型时，坚持批判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的立场，以审美乌托邦、扎根现实的社会立场、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来抵抗大众文化的霸权。一方面，在面对国内多样文化时发挥文化建设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诗学和文化，以超越性的品格对之进行整合。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过程，和亦此亦彼的方法结果，使得中国文化诗学理论建设的结构，超越了文化和诗学的传统界限，在文化和诗学的互动关系中，建设起文化与诗学、语言和社会、文本与阐释、文本与语境、历史与当下、语言和意义的张力关系和方***路径，在建构诗学意义的同时，也重建文化意义，使诗学与文化双方皆具意义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凸显了中国文化诗学对人文危机和精神重建的忧虑和关怀，它以不断反思与重建批判空间和意义建构的可能性，渗透到中西方文学研究之中，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 从比较、对话到融汇：
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回顾中外交流史，其实“比较”无处不在，它是异质文化间发生碰撞后的基本存在状态，也是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几乎中国近百年的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避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及中国与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影响、误读及比较等问题。例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地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不清楚西方的影响，不清楚从马克思文艺思想到苏俄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不研究从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到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搞好文艺学研究，至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界，曾有人以为与比较毫无关系，殊不知中国现当代的‘西式’话语已经几乎无人可以避开；当人们在津津乐道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屈原的‘浪漫主义’品格，或者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文心雕龙》‘风骨’的‘内容/形式’或是‘风格’等之论述之时，其实早已陷入了不自觉的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和交汇之中。而研究外国文学者，因其本身就是在‘汉语经验’中对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他们实质上从一开始就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8]曹顺庆先生的这段话说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语境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中外碰撞的层面，二是中国传统与当下的交汇，三是古今中外互动下的现实语境。
可见，文化诗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取向，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因为文化诗学一方面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土壤，同时与外来的理论资源又发生各种关系，要想使它们融合，中间必然会有二者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中国比较文学新的理论内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它们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而是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它能够反映比较文学的“当代”学科特色。而随着对话内容和方式的改变，比较文学学科形态也会不断变化。就当下而言，比较文学及其学科是在中外古今的对话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国学者对中西超越的学术追求，决定它的生成语境是一种以“超越”法国、美国和俄国比较文学范式为目标的学术取向，因此，也就决定它在研究方法、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上的一系列整合和超越特点，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作“融汇”范式。这是文化诗学理论或比较诗学建构的基本路径。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概括地说，文化诗学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寻求融汇。一是将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作为整体，放到它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通过文学文本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结合型研究，将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结合，揭示文本的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这其中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还是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既承载着中国传统的、现代性的和当下的文化元素，也汲取了西方古今的文化因素。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它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边界。它融汇的是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不是抹去不同文化类型的界限。虽然文化诗学注意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但这不等于文学研究就是文化研究，它仍然是文学研究。它在建立起文学和文化的文本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就失去了界限。再次，在研究的范式方面，文化诗学研究的不是文学活动的具体问题，它力求建立文学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成有三个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用内与外、中与西、古与今三个维度来阐释文学和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以跨文化的视野，以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时空维度来研究文学活动。
当然，国内的文化诗学虽然得到较大程度的重视，但目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核心在于所持的理论取向不一致。就主要来说，一类关键词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或泛文化，目的是借助诗学进行文化批判。另一类的关键词是诗学，文化被当作诗学阐释的语境。两种文化诗学的理论诉求和旨趣是有较大差异的。虽然如此，但两者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构成却是惊人的相似。只是目的不同，旨归不一。撇开学科边界的纷争，我们仍然清楚看到无论重点在文化还是重点在诗学，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汇性的方法和范式，它与以往古今中外的诗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一学科性质的核心和关键，是其具有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
中西融汇的路径，中国人已经摸索了100多年。自晚清开始，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人尝试走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融合”、“全盘西化”的道路，为什么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呢？宗白华先生说得清楚：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 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 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 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东西两种 文化总汇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 新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 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 新学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 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 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9]
宗白华的这段话虽然指出文化发展的最好路径是吸取—融化—创造出新文化，基本方法是“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超越”，最终目的是对世界文化作出中国新学者应有的贡献。其间也包含中西平等的立场、科学合理的态度、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几乎一个世纪之后，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大家发现，可供中国学者挑选的路虽然很多，但最无法驳倒的，便是“中西融合的创新之路”。“它是在中西对话、古今沟通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和综合创新。‘五四’以来的学术大师，可以说多半都是自觉的中西融合之路的实践者。”[10]这一路径与“全盘西化”和“西方理论中国化”的两种路径比，可能对中国学术的生长和现代化更可行，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更有效。
走“融汇”之路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新理性精神”。钱中文先生说：
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 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 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的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中国）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11]
这段话确立了文化诗学建构基本路径的三个关节点：一是当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现代性”与新人文精神，这一取向决定文化建构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视角，寻求古今中西的融汇。二是融汇的基本范式是新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和兼容并包的方法。三是文学的现代性是不断生成的过程，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则和固有的范式，中西古今比较永远不会停止，所以要有“开放的实践理性”作为支撑。“开放性的实践理性”，我的理解是，既不是无度的开放，亦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不断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发展现实，确定文化融汇的模式和操作范式。比如融汇时，中和西各自的比例权重，融汇的方法，融汇的机制、时机等等，它是历史理性的另一种面目。
文化诗学的提出，本身就包含中西融汇的基本路径。它的目的是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创造文艺研究的新形式，它是在西方文化诗学进入中国后，面对中国文学活动出现偏离和缺陷之际，在向内转和向外转都可能陷入困境的历史语境中，寻求拯救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和合情合理的方法，开辟文学理论建设的新境界而提出的理论范式。文化诗学的跨文化视野，以及（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62页）由此滋生的跨文化的各种方法，基本回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哲学基础、价值原则、理论资源、创新路径、研究模式。这样，以中国文化诗学为范式的比较文学，才能够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各种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在实际上参与世界文学理论的重构工作。于此可见，跨文化的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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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5
中***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220-01
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认知也就是对国别教育比较研究的认知，因为他们把对别国教育的研究贯穿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始终。在朱利安和库森时代，基本上是以输入他国的教育制度为使命。到二十世纪，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康德尔反对当时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单纯描述”的传统，开始了对比较教育研究理论的探索。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探索转向方***研究阶段。
一、建立在不同价值取向之上的单纯描述
（一）国际主义取向上的描述借鉴
朱利安在《比较教育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中提出了四点建议：（1）组织一个国际教育协会，聘请常任公务人员，承担比较教育资料的搜集工作；（2）用问卷的方式向各国收集资料，以便国际教育委员会提出适当的教育改革建议；（3）建立师范学校网，用最新的方法培训师资；（4）发行各种语言的教育定期刊物，传播教育改革的经验。在朱利安的《建议》中无不体现“国际”一词。朱利安将普遍的人类教育作为各国教育的共同基础的理想和设立国际教育机构的构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但一个世纪后日内瓦国际教育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证明了朱利安的远见卓识。
（二）民族主义取向上的描述借鉴
1831年法国教育家库森受法国***长之命考察普鲁士教育之后，撰写了一本《普鲁士教育报告》，书中描述了普鲁士的教育行***，家长和社区的教育责任，教师的培养、人任命和薪俸，课程的内容等。库森与朱利安不同，朱利安满怀国际合作的希望，库森主要是以外国的范例作为发展法国教育制度的借鉴。他曾经说：“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他认为借鉴的领域必须是法国国民认为有必要改革的领域，借鉴的经验必须是预示该领域改革能够成功的经验。
二、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教育理论研究
（一）强调意义理解的国别教育比较研究
20世纪后，国外的国别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朱利安时代是基于法则的分析，而以萨德勒为代表的时代则强调意义理解。萨德勒认为“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发现那些能从一国照搬到另一国的机制，而在于证明某种外国制度之所以崇高和伟大的精神实质”。康德尔和汉斯是继萨德勒之后的强调意义理解的学者。康德尔提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教育上存在哪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阐述这些问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被解决的，并发展教育哲学或教育原理。”
（二）以历史主义为支撑的意义理解
20世纪早期到中期，强调意义理解的比较教育专家大都是历史功能主义者。他们认为，学校教育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社会和***治因素有关，教育应该在历史、文化、***治诸背景中加以审视。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是不能理解教育的。康德尔曾说：“如果不走到教育制度的背后去发现促进这种教育制度形成的因素，那么，就不可能了解任何教育制度以及各种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异。”汉斯更是从历史的视角建立了比较教育理论。汉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历史之中的，深受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影响的。
三、20世纪60年代后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认知
（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在相互交错中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国外比较教育学者方***研究主要是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视角构建各自的方***体系。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可以用平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表述，即通过对概念之间数量之间变化关系的研究，表达为定律或规律性的一般化陈述，强调的是定量的研究。在实证主义辉煌发展的年代，以埃德蒙・金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因素分析时代比较教育学家的思想，其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张力，使得当时的比较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方***争鸣与论争。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比较教育研究也在挫折中发展。在全球化、学科交融、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国外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认知逐渐多元化。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6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如果还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某一国家的文学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从全球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当今国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上升到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层面，并且这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发展情况来看，很多研究还存在表面的研究上，泛论比较多，对于中西方原有的古典文献研究不够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较少，因为要深入研究外国文学，就要有较高的语言功底要求，这就限制了很多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如果只是通过阅读译本来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研究效果难免会大打折扣。因为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虽然大部分译者努力想要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但受到跨文化和跨语境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译者自身的用语习惯、文化、教育背景等，都会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掺入自身感情。所以，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阅读译本就失去了一手资料的优势。这种现象也就促使研究者开始逐步把研究点放在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上。
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如果只是把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放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内，就很难将比较文学本身应研究的跨文化跨语言等综合性内容的优势显示出来。因此，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要把比较文学的灵魂还给比较文学，从学科定位上给予比较文学肯定，让比较文学真正体现出跨学科的一般特征。并且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应该完全认定比较文学究竟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定位就应当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方面。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但从语言来说，如果深入掌握某一门外语的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日常的听说读写，而是要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某一个句子、短语或是词组的含义。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也已经从最初的普及阶段走向了提高阶段。在这种研究的新时期，更需要外语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二、学科建设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需要互相交融
全球化语境已经在很多场合被人们提到，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语境更是人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来说，如何加强二者的学科建设，提高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成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从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来说，高校中的外国文学往往会放在外语院系中加强学科建设，具体课程一般都有语言教学、语言学及语言学理论三方面。但从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更具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方法就是进一步打破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阻隔，让二者互相交融发展。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具有跨文化的连通性，通过比较文学可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从而将我国原有的外国文学研究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加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国际学术界希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外国文学研究，如果我国学者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对已经有研究成果的东西继续研究，而又没有新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国际学界也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为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
目前，在我国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中，例如：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中，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在当今欧洲文化的背景下，国际上的德国文学研究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别文学的范畴内，而是更加强调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结构本身出发，不仅仅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有意识地增强本国文学功底，以此为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中国思路。在教育学界，很多大学教师也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加入比较文学的内容，更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在我国的高考模式下，很多学生虽然可以很好地应对考试，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缺乏人文素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引入比较文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从而让让他们在未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更好对比中国文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往往过于注重对语言本身的教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文化的教育。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其本质上都是文学的研究，而文学的根本在于文化。缺乏文化素养的文学研究是失去灵魂的研究。
三、在互识与互补中推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o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这种良好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互动作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始终存在一种互识与互补的关系，甚至有些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理论。笔者虽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也确实能从这种说法中获得启发，因为从长远的研究目标看来，二者确实是在互相交融、补充中发展的。
比较文学的理论革新方面给予了外国文学很多启发，同样也拓展了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从近年来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开始稳步发展，在众多成果中，无论是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还是翻译研究，抑或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文学与宗教研究等多种领域，比较文学始终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外文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半。而到21世纪初期，中外文学的双向研究著作则明显开始增多。很多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有外国文学的学术背景，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翻译在文化中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者的研究点往往不在于翻译的一般过程，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翻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层面的研究。针对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外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积淀，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仍旧在不断发展，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原因有很多，而双向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根本原因。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7
外国文学可谓是纵横五大洲、上下数千年，以其广博性而闻名。即外国文学教师常常说的两大块四大段：两大块——西方文学即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即亚非文学；四大段——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教师多采用的授课顺序是依循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文学讲起，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为止；课时分配上明显会偏重于西方文学、轻东方文学，而西方文学又多以英国文学、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的讲授为主。这就造成了学生除了对东欧文学较为熟悉，对北欧、南欧和亚非国家的文学可谓是知之甚少。这种认知模式，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平等，***治经济决定论，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并非是指表层的不同文化的共存，其深刻、本质的意义在于要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更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在这一主题的指引下，观照外国文学教学，就会发现当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多元文化缺失的现象。下面将对其进行具体的阐释并尝试给出解决途径。
一.授课对象的文化多元化性缺失
由于课时设置有限，为了保证外国文学的经典得到足够时间的阐释，必然会使北欧文学、南欧文学和亚非文学的讲授无法做到充分具体，有些甚至直接省略。那么该如何完善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的设置呢？简单、易行而又有效的途径：主干课和选修课的合理结合；在设置课程以及讲授的过程中，要做到主干课的经典性与选修课的多元性。
首先，外国文学单独设课，足够的课时课保证外国文学经典的深入解读，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外国文学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奥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教学效果更好，使学生的参与性更强，并为选修课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应在开课前列出基本书目，分为必读和选读。必读为经典阅读，即基础阅读；选读为扩展阅读，即补充阅读。例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是经典阅读的必选，为了让学生认识到狄更斯的多面性，可选择其《圣诞欢歌》作为选读，体味狄更斯的圣诞精神。再如哈代，将《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作为其代表作品，已足够体现哈代的创作；但若能同时阅读其《还乡》，必将有助于深化对哈代创作的理解：《还乡》中生态主义色彩更强，生态主义又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
其次，选修课程要体现多元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与之相比，外国文学在中国高校开设的时间更久远，其学科体系也更加成熟，但缺少更高视域的透射。学科合并后的十六年间，大部分的高校所做的事情是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基础之上，只是加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就变成了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界与教育界虽已经有所关注，但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选修课程的开设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不仅要设置《亚非文学研究》这样的专业选修课，作为外国文学主干课程的有益补充；还需要加设《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类理论性更强的专业选修课，打通文化、文学、理论的壁垒；某一经典作品或作家研究也是很好的选择，例如《〈圣经〉文学研究》，《圣经》作为西方文学的一大源头，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精髓，若能结合目前的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就能形成宗教、神话、意识、禁忌、礼俗等多方面的研究专题。多元选修课程要求高校外国文学教师要将日常的科研研究更多地融入到教学中，这样才更能体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整合性、融合性以及跨越性。
二.授课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当前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但真正地平等对待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并非易事：能平等对待异文化，不自诩文明中心；能积极向异文化学习，而又保持保持本民族特色。外国文学的讲授就应该建立在尊重不同文化，推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能够平等对话的平台之上。纵观目前的外国文学教学，情况似乎并不如意。
1.西方经典文化的缺失
无论是具体的授课还是学科建设，离开文化，就没办法谈外国文学。要做到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文化转向，其实是对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提出的极高要求。外部要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俗、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内部要关注各流派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域间文学的关系。
而且外国文学教师，大多是通过翻译文本来认识作品的，没有读过英文的莎士比亚的四大名著、德语的歌德的《浮士德》、西班牙语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俄语的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但若以阅读原著为外国文学教师之必要条件，恐怕无一人可担当此任。译著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失掉源文化的某些内容，而加入翻译者所在文化的某些特点，这也是翻译文学的缺陷与价值所在。所以，只有加强对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的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文本的真正内涵。例如，讲授古希腊文学要结合古希腊文化，讲授中世纪文学更要介绍犹太教、基督教的相关情况，讲授弥尔顿不能不提清教文化等等。
2.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
首先，表现为授课内容中东方文学的被忽视。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了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秩序等级结构。这是一种对立的霸权话语：与民主的、理性的、进步的、道德的西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不仅处于边缘地位，被冠以专制的、落后的、非理性的特征，而且只能被动接受。如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大部分的院校在课时设置时，均有西方文学一头沉的现象，东方文学所占课时极少，甚至被完全忽略。
其次，表现为授课思维中的中国维度的缺失。外国文学虽然是讲授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文学作品的解读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文学文本。而且基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思路、理论是适用于整个世界文学的。所以，加强学生对本国文学的体认，是学好外国文学的基础。在讲授外国文学过程中，不仅要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例如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比较研究；更要注意介绍中国文学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与前者相比，后者是被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更为忽略的。例如，在讲授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伏尔泰时，都会着重介绍其思想及作品，但很少有外国文学教师会提及伏尔泰曾将我国戏曲家纪君祥的著名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于像伏尔泰、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中国文学曾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外国作家，为了体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其身上的中国影响应为必讲内容。
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虽然表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但都说明了外国文学，无论作为“教”者还是“学”者，对本国文化重视不够，而且这种缺失还会直接影响到外国文学的“教”与“学”。只有进行这种深层的相互关系的辨证探究，才能真正认识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特点和差异，也才能获得如钱钟书教授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内在规律。
三.教学理念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就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已无质疑、讨论的必要。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不仅采用“类比”和“对比”基本的比较研究手法，“审美评论”、“历史考据”、“文本细读”、“哲学反思”等文学研究惯用的手法，还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其学习范围甚至突破了社会科学，如近些年来自然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一些观念都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也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日常教学中。
与之相比，外国文学教学理念中的多选性就非常不足，大多停留在基本的文本解读阶段。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外国文学教学必须要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一方面，要确立世界文学的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多层次的文学、文化对比。另一方面，要学习比较文学开放、多元的理念，在进行文本解读时，要积极引入新的文学、文化成果，例如讲授古希腊神话时可结合20世纪的女神复兴运动[1]；讲授《圣经》文学时可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相关内容[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讲出外国文学独特的文化性、文学性以及创新性。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将多元文化的理念真正地引入外国文学教学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可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人才。
该文为华北科技学院教研课题“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渗透——外国文学教学新思维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之一，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
注 释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8
二十世纪文化哲学的伟大成果之一，是宣告了私人语言的破灭，肯定了人的交互活动即互为主体的优先权，表明西方近代自笛卡尔以来带有鲜明唯我论色彩的主体哲学，已经转向到关注主体间的交互活动的互为主体哲学。唯我论以决定论的知识论姿态，局限于主体对客体的外在操作活动，使主体以客观认识的名义凌驾于一切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之上，人为规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内容和方向，在否定了客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主体间认知与交流的可能性，丧失了主体的体验和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互为主体的跨文化认识模式，显然是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学术史上的比较文学却往往成为文化圈文化实力的外在表征，体现为文化代言人的话语权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操作，其客观性往往掩盖在我族文化决定论中，而将他族文化作为我族文化的例证。如作为比较文学创始人的法国比较文学，要求其比较文学证明的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兰西强势文化之与其他欧美国家文化的影响源头。如二十世纪中期美利坚强势文化时期的美国比较文学，要求演绎的是欧美文化的绝对理念之于世界多民族文化的普适性。因而这种研究主体认定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不过是研究主体泯灭文化客体的客观性的主观的比较文学，因而也是是单向主体的比较文学。当跨文化领域的解释问题，随着文化强势话语的转变而扭转解释立场时，东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转折期，伴随着民族话语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上升，强力扭转了以我———他为表征的不平等比较模式，为以我———我或我———你为表征的平等对话模式，发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中的声音。以文化权力的视角观照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解释模式不仅掩盖在民族强势话语之中，而且还被误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当然模式。这种现象在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概论中，就是以法国比较文学和美国比较文学作为想当然的影响研究模式和平行研究模式，却丧失了对其内在成因和学理弊端的知识反思。依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不再被归诸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相反，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主体连成一体、为诸多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经典、文化、思想乃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共识的基本资源，对其解释和应用不仅应当慎思明辨，还应真诚参与建立文化共识的对话，否则自说自话的经典解读与文化传播也就不具备建立共识的价值。以文化哲学作为理论背景，以文化权力论作为反思工具，赵小琪建构了他的北京大学新版教材《比较文学教程》的核心理论。
(二)互为主体论的比较文学
互为主体哲学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就先在地预设了一个文化权力批判的方***背景。如果说哲学作为元哲学，是学术话语无国界的元叙述的话;那么，汲取和融会了互为主体以及和而不同的东西方两种元叙事的比较文学，也是建构元叙述的普适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赵小琪认为，重视主体性向重视主体间性的转变，既是比较文学主体观的重大变革，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就是以互为主体理论为核心，高屋建瓴地建构了比较文学的学理体系。如果说文化圈、作为文化圈代表的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三个方面，分别作为文化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的话，在跨文化解释中则依次形成了文化圈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互为主体，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等几个互为主体关系;在比较文学对象上则具体构成了事实关系、价值关系、科际关系、诗学关系、批评理论关系等几个方面。这就在比较文学性质和研究对象两个学科主要问题上，构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原理系统的整体改造，并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原理进行了一体化勾连。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对传统状态的比较文学的颠覆
(一)批评与比较的互文互证
在比较研究已经摆脱了知识启蒙，而试***关注知识自觉的时候，比较文学开始不适合担当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唯一名号。而批评理论，却愈来愈显示出其适应了理论在先、批评在前、基础材料在后等三项理论批评学科的必要条件。它可以不以文学为主要讨论对象，但却以存在于人类多种领域的符号为主要讨论对象，仅以比较文学来称之，显然抹杀了其外在特征的广泛包容性;但仅就人类多样性符号也同时具有的隐喻性而言，它也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遂成为可以互文、互代、互证的两大学科称呼。所以在学科命名上，西方大学建制仍然保持比较文学系的名称，而在学术研究上，则以批评理论代而言之。赵小琪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诸种关系研究中，特辟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关系一章，其意义正在于指出从法国和美国的非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到中国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再到国际比较文学的当展现状，这一比较文学的潮流和动向。显然，作为新世纪的创新性教材，比较文学教程不应只是叙述已有的学术事实，对未来的学术动向也应作出必要的展望，而这与编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是分不开的。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
由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核心观念出发，构成了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而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又形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章节的全面颠覆。传统比较文学原理在比较文学的性质一章后，往往就是对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样式的次序罗列，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比较文学原理都被这种现象和做法堆积，并且在批评理论已对文学研究形成冲击和革新的形势下，还煞有介事地祭出固守“文学性”的阻击大旗，常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诸种为建构次序，而以理论作为核心线索的建构则几欲告缺。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否定了主客体影响论，变法国对于欧美国家的文化殖民的主/仆关系，或影响的主动/被动关系，转变为存在普遍性联系的跨文化文学的互为影响关系和互为接受关系。平行研究的首倡者美国的欧美中心主义观念，曾经想当然地妄作从未有过事实性影响关系的跨文化圈文学对象之间的形而上诗学目的地，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则颠覆了这种以普遍主义现身的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并将这种同时携载作为时代主潮的后殖民主义引入比较文学，使文化差异性也有可能和必要成为时代主潮领跑的源头，有可能成为作为他者的主体。跨学科研究以最近二十年的批评理论为代表，广泛地超越了文学话语;作为符号话语，甚至是***治、经济话语的批评理论，否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比较文学界固守“文学性”的保守势力，使在西方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在中国被称为泛文化研究，使跨学科研究超越性地、肆无忌惮地跨越了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并与超越了狭义的范畴比较的广义比较诗学合二为一，大大地增加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思想性、***性，及其对世界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与此相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仿佛沉沦于故纸堆一般，固守于本科的事实关系和审美价值，并自美其名曰“文学性”，迷失了人文社会科学诸种学科之间本来具有的广泛联系性。渗透批评理论精髓的跨学科研究和广义比较诗学，使传统文人***出自己曾经久被束缚的视野和雄心，将偏狭的局部理论升级为全局理论，将自己的传统文人身份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也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左派开始声名显赫的原因，其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左派，其本来的文化身份就是文学学者。所以，教程中的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以及文学与其他文化理论的关系等三章，虽然命名方式有所区别，但是其中贯穿的现代比较文学批评动向，却是一致地指向了包罗万象而绝不以文学、诗学、审美为唯一的批评理论。
三、比较文学的现实性、发展性和包容性
(一)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
批评理论关注于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现实，在世纪转折之际，也引发了对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取向的有效性的质疑。是继续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现实性批评，还是重新回到古典的知识性批评，这一有关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多寡之争，导致了批评理论的式微论，也间接引发了比较文学的自我危机论。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一百多年来，始终没有摆脱学科的合法化争议，可以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危机论，始终是在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并行共存的。所以，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批评始终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话，同样贯穿着来自于实践的另类观照。任何一个学科的诞生、存在、发展、转向，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俗成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约定的规定性和理论性，共同决定着一个学科的走向。文学对象的变化，决定着文学学的理论形态的变化。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讨论，转向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的描述。影视艺术的多媒体动态，丝毫改变不了、甚至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文学文本的原创力的不可或缺、以及文字形象的多义性远远大于影视艺术，而文学文本和文字形象对人类的智力、审美能力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选项。形象学的异国形象研究，引申为批评理论中的关键词研究、后殖民研究、理论旅行研究。译介学的风行，在第一手实践领域还原了跨文化的原生态，最符合现代国家在文化层面的实际样式，无怪乎比较文学也迅速将其网罗其中。文化理论的多样化形态，揭示了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国家的符号的多样性、多义性和多侧面。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多侧面的观照，说明的并非是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直接影响力多么无力，而是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的多侧面的联系原来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可以说，文学本来就具有的现实性，在批评理论中得到了全面有力的展示和揭露，而此前的文学理论，仅仅像一块少女蒙面的纱巾，死活不肯对外人展露出本来的真容，而这真容对于作为娘家人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原来是最熟悉不过的。理论家述说的批评理论的无能，只是在于批评理论与另类现实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一个在于直接从事，一个在于必然表达;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治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科，其关注点和关注力度也有所不同。文学从来都不是直接影响现实的，它也只是对现实起着潜移默化的审美功能。比较文学的称呼也在比较文学实践的多样性发展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特性和合法性。当现实要求什么样的文学的时候，比较文学也就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比较文学理论也就要随时跟上这种形态，并指引这种形态的动向。从单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同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多元差异性关系的比较文学，这些种种关涉现实实践的比较文学或理想形态中的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正是俗成的现实中的比较文学、到约定的理论中的比较文学、再到理想中的比较文学，这样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学科发展历程的体现形式。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仅仅在于:传统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单纯文化圈中的文学现象，比较文学面对的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现象。
(二)一个给定的学科
从中还可以看到，比较的称呼的确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词，比较的意义只能从发展中来定义。前期和中期的比较文学，确实难以以比较来定义，比较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比较结果的确定性所颠覆，比较的结果早已先验地存在于比较的过程，这种比较除了文献的累积以外，并不具有本应该具有的或然性、典型性、启发性、理论性、必然性等学术特征。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才第一次开启了语词本身包含的不确定性结果。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又展示了语词另外承载的人类寓意。与其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客观的，不如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给定的，其中渗透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体力量。或者说比较文学更是一个主观学科，其包容性和发展性，恰恰反证了比较文学的长盛不衰和屡屡生发的危机、争吵不休的理论现实和实践现实，这些又恰恰都是作为广义符号的文学的本质体现。西方比较文学不断发出的比较文学之死的呼声，批评理论在文学系难以找到落脚点的自责，中国比较文学固守文学性的短见，都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的公案。然而比较文学毕竟显示出狭义的比较已不能阻挡比较文学对于广义符号的取向，比较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比较，还是广义的符号研究;比较诗学不仅仅是范畴比较，还是广义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比较文学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某些难以一时归类的比较研究，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这是它作为当代现实批评学科，而不仅仅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大功劳。可喜的是，《比较文学教程》就在比较文学与其他批评理论一章，以及比较诗学一章中，贯穿了这种客观的比较文学发展观。
四、论理适度、体例新颖的好教材
《比较文学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牵头，由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主编，由诸多高校学者共同撰稿，是一部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教材。中国合编教材风气来源于苏联时期，其人文社科类教材往往采取合编的方式，也许这一来体现出社会主义协作办大事的优越性，二来避免了个人独编教材挂一漏万的危险性。可以看出，这种合编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征象。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的思想，自由的学术，经过百年的变迁，终于成就了新时期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不过表现在教科书上，还是体现出合编较多的现象。合编教材的主要缺陷大致有二个，一是教材的核心思想难以得到全体撰稿人员的贯彻，二是语言和论述风格难以得到主编的统一。然而最近乍一读到还散发着墨香的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的北京大学版本，笔者不由得完全打消了如上的念头。该教程一来核心思想明确，兼备撰写风格统一，二来体例创新，完全没有统编教材的惯常弊病，反而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来。笔者以为本教程具有两个主要特色和优势。
(一)理论优势:理论的个性和包容性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9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例10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
1、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着,从事鉴赏和研究。
2、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接受更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着,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着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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