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林语堂散文篇1
内容摘要：林语堂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本文具体谈谈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所包括的内容。
关键词：林语堂 闲适观
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这一文学主张显然与晚明的性灵说有关。后发展为虽饱受批判却从来没有湮灭掉的重要散文思潮，闲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要求有自赏自适的精神心境，力主追求人格的***，心灵的自由，行为的洒脱。闲适作为文学审美范畴，则注重闲雅冲淡之美。具体而言，林语堂提出的“闲适”其独特的审美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坚持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林语堂提出：“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 便叫性灵。”而“性灵”就是个性，也就是“个人笔调”。在变化纷纭的特定现代，其表层看是散文的审美取向，但却关乎个人的价值取向。五四现代散文理论一开始都众口同声承认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力量，强调抒发自我的精神。但由于身处社会大变革中，这种倡导式的启蒙往往被组织化、集团化所湮灭，忽略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一部分作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林语堂、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这些自由派人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闲适追求的是文学本体性，不附庸任何***派，不做姿态，与激进的***治性功利分离，始终使文学（这里指散文）处于***治的旁观状态：冷静、自由、超远地体察人生；忠实地、诚意地、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独见，这样，文学的本性之美才可能得到。
林语堂在《言志篇》中申明“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声明：“把文学整个黜为***治之附庸， 我是无条件反对的。”邻域堂明确指出文学应该超***治化，“文学不必***， 亦不必不***，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林语堂高抬文学的“人生”，为的是不让文学沦为经世致用的工具，或者更狭隘范围内的为***治服务的工具。他一方面秉承作家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陈腐的事实，不得不愤慨地言说：“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对此，林语堂提出了自我的理想散文家的标准：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说的是自己的话，不复为圣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其实，这种旁观的姿态是思想真自由与傲然的个性姿态，不出卖灵魂也不依傍强势。昭示散文文学的自由：不为***治所困，不为外力牵制的自由。“在大荒中孤游的人”“不说别人的话”……这就是林语堂所追求的现代性――有关人的真正自由。他的文学摆脱工具性的所有论点都从此出发。
其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林语堂提出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林语堂自称“言志派”，他在散文《言志篇》中陈述心中有关“闲适”的理想。林语堂笔下的观察物是再平凡不过的书房、院子、梅花、暖炉。甚至连躺在床上的姿态也不放过，以此延伸到由这些自由闲散之处回归到内在世界时的姿态，表明他是一个超越***治的“在大荒中孤游的人”。
林语堂眼中的小品文正是文学意义上的闲谈：正所谓要抒写自我的“一种心情，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他把“谈天”与小品文联系起来，“人生途上小憩谈天”，在于两者始终能透着一种闲适而无压力的轻松状态。乃至他爱好主编杂志也是因为“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从这方面来说，林语堂可称作现代以降个人化的始祖。
第三，“以文体及思想之***为第一要着”。
林语堂的散文理论包涵两层含义：一、散文的现代性；二、散文的艺术性（文体的本然性），林语堂的所谓“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感情，亦庄亦谐，深入浅出……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他的表述里洋溢着一种对于纯美艺术的迷恋。当然，他绝不是忽视社会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实现这一艺术理想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些言语构成了林语堂的散文现代性理论，在林语堂的眼里，所谓的***治大概只不过是艺术的基石，是为文艺服务的。“闲适”的散文因此也只有“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就是只有“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林语堂利用西方的已有话语解释称“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
从上文也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语堂的“闲适”美学观受外来影响也很大。例如在新文学构建之初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给知识分子们造成了很大影响，其《论随笔essay》中一段坐在暖炉边的安乐椅上和好友谈心、啜苦茗的相关论述深深影响了林语堂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我国萌芽中的散文理论的构建自然形成了深远影响。在西方，也能找到闲适的理论基础。正如罗素所说，服膺于快乐哲学的有闲阶级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贡献了近乎全部的我们所谓的文明。它培养了艺术，发现了科学；它著书立说，发明了各种哲学和纯化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也往往由此而发。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会从野蛮状态中解脱出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中学）
林语堂散文篇2
摘要：在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其作品贯通了中西方文化，包含了哲学、艺术、人生等多种内涵，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本文主要分析了林语堂散文中的“性灵”、“闲适”、“幽默”这几项艺术特点，展示了林语堂散文独有的特色，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关键词：林语堂 散文 艺术特点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风格和许多作家都有所不同，因此林语堂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林语堂坚持***思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违背自我的想法，这和他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林语堂的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探究的艺术特点，通过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体会到林语堂的思想情感。
一、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
林语堂作品的艺术特点中，包含了几个主要元素，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林语堂曾写过一篇《写作的艺术》，其中提到，“性”指的是人的个性，“灵”指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实际上，根据林语堂的描写，“性灵”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但林语堂一直认为性灵文学的特征就是要有个性、重趣味、近人情，要能够自由挥洒，给读者带来超然而闲适的感觉。
林语堂将自己的性灵说真实地体现在了散文的文体层次上，不论是在“语丝”时期，或是在“论语”时期，林语堂都主张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抒发自我的情感。比如《剪拂集》中，就包含了不少“真挚勇猛”的文字，这些都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露。在三十年代，林语堂散文出现了不少精品，其中充满了“性灵”与趣味。这种“趣”属于一种理趣，而“味”则属于散文耐人寻味之“味”。林语堂通常能够在常人忽略的小事中，发现许多创新的意***。
林语堂在《人世间》创刊号上描写了一段发刊词，其中就提到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主要特点，突出“自我”的美学。类似于这种采用对话和闲聊的形式进行文学表达的作品也经常出现，例如《谈中西文化》、《想象的孔子会谈》等等。这类充满闲适感的作品，读者读起来容易产生亲切感，似乎娓娓道来，令人心里清爽畅快。
林语堂所确立的，是一种散文的基调。其利用了多种多样的题材以及娓语式的腔调，让散文真正升华到了“性灵”、“闲适”、无拘无束、自在潇洒的境界。林语堂认为，要写出这种性灵而闲适的风格，其主要方法就是把读者视为知己，向读者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就如同和故友交谈一般，无所避讳。不能居高临下地说教，也不能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而要以闲谈一般的方式，和读者展开心与心的交流。要使读者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产生共鸣。在林语堂的散文中，很少出现华丽的辞藻，而大部分都是平实、质朴的话语，从不精雕细琢，也没有造作之感。这种性灵、闲适的艺术特色，对于当时文坛的虚浮之风而言，起到了一定的纠正效用。
二、幽默的艺术特点
从描写风格的角度看，林语堂散文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其幽默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林语堂是第一个采用“幽默”一词的作家。在他看来，“幽默”原本就是人生中的一大主要元素，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一国之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有幽默文学产生。”起初，林语堂仅仅将“幽默”视为一种语言表达风格，此后，林语堂渐渐发现，“幽默”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的思想和观点，也是对于人生的看法。林语堂曾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其主要是因为“同情于所谑之对象”。所以，幽默的特点就是“谑而不虐”。这样的幽默观，不仅仅属于美学追求，而更加属于一种创作立场，是作者的人生姿态。林语堂也提倡要面对现实，但不主张直接批判或是干涉现实，而是要用超然的姿态和心境，带着“我佛慈悲”的思想，戏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滑稽可笑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林语堂已经不仅仅是把“幽默”视为语言表达手法，而是将其看作了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的人类行为。
例如，林语堂曾在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的中国***府命令下属机关把位于上海的办事机构设置于国外租界中，但在上海工作的官员却不肯撤离租界，也不敢违背***府下达的命令。于是，这些官员把办事机关的牌子更换成了贸易管理局。这样一来，既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能让自己继续留在租界，可谓一举两得。在林语堂的描写中，这种花费二十美元撤换一块招牌的方法，就属于天大的幽默[4]。
在日常创作中，林语堂善于抓住生活中不和谐的、具有幽默感的事件，再用艺术手法对其加工、再利用，使之真正融入散文作品中。林语堂的散文在情感逻辑中包含了理性思想，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角度俯瞰现实社会。
三、结语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散文家。其作品半俗半雅，庄重而和谐，能让读者产生愉悦闲适之感。林语堂在散文创作中，提倡“性灵”、“闲适”、“幽默”等理念，将这几种特点相互交融，形成自己的风格。林语堂的散文从艺术特点上看，表达出了对旧思想的反抗，并体现出了个人意识与平民意识。
参考文献：
[1]孔炜灵.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生活[D].浙江大学，2008.
[2]祝尧.林语堂特色散文艺术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3]刘晓玉.林语堂散文的文化美学价值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5.
[4]蒋敏.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J].宜春学院学报，2008，（S1）.
（作者单位：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林语堂散文篇3
内容摘要：鲁迅与林语堂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受社会历史***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多的目光与关注投向鲁迅，而对林语堂的研究仅从近年才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鲁迅与林语堂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可比之处，二人在对时事散文的创作上、对幽默闲适的看法上以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上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将主要对这些散文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比较与探讨。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治的或是远离***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钱理群，1991：251-255）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认为“她们的死，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林语堂，2009：21-23）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哀痛有余，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如今细细品味起来，这种“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也就注定要衰亡了”。（顾彬，2009：168）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林非，1981：122）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林语堂，2009：325），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有意超脱于现实，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关于国民性
最后，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林语堂，2009：291）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比如倚老卖老，逆来顺受，弱肉强食，明哲保身等等，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林语堂，2009：378）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意志和公共精神，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但是除了抛弃它，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显然，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王兆胜，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为自由，不屈服的信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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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9]伊莳，《林语堂散文精品》，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吕晓琳，韩国巨济大学观光中文系专任讲师，釜山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