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始末，许多俄罗斯学者和谈判的参加者出版了专著和论文。他们引用了许多文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其中有许多失实与谬误之处。我想结合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就边界谈判问题谈一些史实和个人观点。
边界问题日渐凸显
边界领土问题是中苏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边界领土问题虽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在不同时期，就每一个国家外交的优先次序来讲，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并不一定是第一位的问题。50年代中苏关系是一种***治***事联盟的“兄弟式”关系，双方在国际和国内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处理边界领土问题更为重要。总体上看，边界问题当时处于搁置状态，对边界上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均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边界保持了睦邻友好状态。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边界问题既是关系恶化的重要起因之一，也是关系恶化的后果。1960年7月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发生了苏联边防***捆绑、殴打和驱赶中国牧民的事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苏方挑起的第一次边界事件。一是表明苏联当局把两***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成为国家关系恶化的刺激因素；二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浮出水面，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府于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向苏联***府提出进行边界谈判的建议，苏方先是表示无必要，后来又说不反对，但不同意进行“边界谈判”，而只能举行“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
第一阶段谈判：明确了分歧所在
第一次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8日起在北京举行。苏联***府代表团团长是边防***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副团长为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谢尔巴科夫（后来曾任驻华大使）；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双方代表团成员都由外交部、边防***的一些专家组成。谈判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现出来。
中国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边界领土问题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整体利益。而苏联方面出于对边界领土问题的特殊立场，根本不承认存在边界问题。一句话，苏方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就是唯一“合法”的边界线，不容置疑，更不能谈判。
关于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谈判一开始，中方即明确表示，确定目前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同清***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同志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中方在谈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964年2月26日）就已阐明这一基本观点，这说明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而苏方却从一开始就对条约性质的问题进行辩解，为沙俄侵华史翻案。现已解密的苏共档案材料表明，苏共中央曾于1964年、1969年、1972年、1978年多次发出指示，批评苏联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大百科全书、历史教科书、有关地***对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所做的“错误”阐述，并组成权力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要求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各主要报刊、出版社“纠正”出版物中的“错误”，重写俄中关系史。1964年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修改历史的高潮，其中不仅涉及俄中关系，还涉及俄国同其他民族共和国关系的历史。修改历史的核心目的就是“证明”1689年《尼布楚条约》是对俄的“不平等条约”，是清帝国强加于俄国的，而后来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朝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是俄国“收回失地”。在1964年2月至8月的谈判中，双方就这个问题的辩论占去了很多时间。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自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却完全把马列主义放在一边：沙俄侵华的历史，这本来是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划定，这条边界是条约划定的、历史形成的，由苏联边防***人实际守卫的。这三条线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线：苏方认为“边界”在哪里，边界线就在那里，两国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也就不必进行边界谈判，只是因为划界、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中俄边界走向本由条约划定，但有的地方并没有条约依据，却被苏方占领（如唐努乌梁海以及东部的界江、界河、山岭、湖泊等处均被苏***越界占领），有的只有***事分界线（如帕米尔地区的萨雷阔勒岭一线），对这些苏方都用“历史形成”或“实际控制”加以解释。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是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还有在黑瞎子岛地区，条约与附***之间有矛盾，如按条约文本，则对苏方不利。总之，苏方的一切主张和论据都是为了守住苏方所控制的“边界”。
第一次边界谈判进行了半年，双方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对话，但也并非毫无效果，起码双方明确了分歧所在。首先，交换了地***（东段1：100000，西段1：500000），***上明确标出了双方主张的边界线，其意义还在于：其一，中方明确表示：不要求收回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但是具体的边界线应当搞清；其二，明确了双方地***划法和实际控制线不一致的争议地区；争议地区的面积大约3.5万平方公里；其三，在工作组一级就边界全线交换了意见，而且就河流边界的划界基本原则苏方专家也不得不同意中方意见，即：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分界，非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大致划分了河中岛屿的归属。
苏方于8月提出结束这一轮谈判，下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具体时间另定，中方表示同意，苏联代表团于8月22日回国。中方本来指望这次谈判完全可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使中苏关系缓和下来，以利于解决两国国内的建设问题，但苏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说法和态度出乎我们意料。看来苏方并没有准备解决边界问题：一是修改历史还需要一些时间；二是争议地区多在苏方控制之下，苏方还没有明确的对待方针，反正不必着急，而且边界问题拖而不决可以保留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三是苏国内正在酝酿赫鲁晓夫，中苏边界问题并不是它的当务之急。
第二阶段谈判：整个是一场“聋子对话”
1964年8月以后，中苏两国国内和中苏双边关系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使边界问题的解决退居次要地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苏联新领导面临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了“”，外交工作也受到冲击。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其焦点就是苏共于1964年6月提出召开兄弟***会议。此前召开了26个***、工人***参加的筹备会议。中方深知，这是苏共为了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采取“集体行动”而召开的会议，必然导致国际共运的***，因此力劝苏共不要召开这个会议。中方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1965年2月11日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时***同他的会谈。苏共新领导还是坚持于1965年3月召开了所谓兄弟***的“协商会议”。中方对苏共新领导有可能改弦更张的指望落空。接着，中国开始“”，“反帝”、“反修”成了主要任务，苏方则把中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掀起反对“毛主义”的***宣传，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之后，如何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早在1964年5月就提出，要警惕苏联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国周边环境更复杂，南北两面同时出现严重威胁，不能排除大规模被入侵的危险性。明确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更加现实。***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队不断增加，包括派***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严重升级，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认为有发生更大武装冲突的可能，并为备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方在边界地区进入一级戒备，苏方则在乌兰乌德成立了***的东方战区指挥部，在战时可以统一指挥西伯利亚以东的几个大***区的武装力量。苏方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消息，又大量增加在蒙古的驻***，使中方感到***事威胁的迫切性。中国在“”期间出现的混乱局面，苏方担心局势失控，由于偶然因素导致***事冲突升级。中苏双方的相互猜疑达到了高峰。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9月11日，***与从越南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对于中苏关系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至少双方都意识到，紧张局势必须缓和下来，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而恢复边界谈判是重要步骤之一。
第二次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恢复，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至1978年6月告一段落，其间有三次间歇都超过一年。苏方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总参外事局长柴成文将***。后来中苏双方几次更换团长和副团长，苏方团长从1970年8月起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不同时期担任副团长的有甘科夫斯基将***、留宾将***、洛巴诺夫将***；中方担任团长的有韩念龙副外长和余湛副外长，担任副团长的有蔡洪江将***和李旭阁将***。这一轮谈判的主要特点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而苏方对此并不理解，用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的话说，这一谈判整个是一场“聋子对话”。
这次谈判是根据两国***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而恢复的。当时他们关于边界谈判有几点重要的谅解：一是维持边界现状；二是避免武力冲突；三是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四是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9月19日致信柯西金，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几项临时措施，希望柯西金予以确认，并且成为两国***府间的协议。但是柯西金在25日的回信中对以上措施没有确认，只谈到已向苏边防部门发出指示，严格维持现状等等。10月6日，又致信柯西金，指出柯西金在来信中并未确认已达成的谅解，因此中方强调，在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应就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和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中方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的威胁，苏方则不以为然，这反映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同态度。苏方更不想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因为这同苏联关于边界领土的理念相左，而“维持现状”就是维持苏方主张的边界线。这些差异注定了这一轮谈判难以取得成果。
谈判一开始中方就提出了“中苏两国***府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草案。这一草案还包括了双方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和飞机不越界的条款，可见中方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但是苏方一开始就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领导人1969年9月11日到底达成了什么谅解等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来苏方终于同意讨论“临时措施”，双方交换了几次方案，总是谈不拢。这10年谈判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
这一次谈判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在中苏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边界谈判是当时两国之间唯一的正式交往渠道，便于双方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可能引起双边紧张关系升级的问题，包括边界纠纷，及时进行沟通，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
第三阶段谈判：协商解决所有问题
1978年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79年9月至10月，中苏两国***府特派代表就如何处理将于1980年到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进行了谈判，1982年10月又开始两国特使（副外长级）的***治磋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二是愿意按国际法通行原则解决边界问题。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重新启动。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均由参加***治磋商的副外长担任，中方团长为***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实际上大致由一个班子进行两种谈判：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和边界谈判。两种谈判进程是相互促进的。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都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1987年2月重新恢复的边界谈判，开始正式对中苏边界东段的走向进行具体讨论。在两国特使的***治磋商中，中方主张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应消除三大障碍：越南从柬埔寨撤***；苏联从蒙古撤***，把中苏边界驻***恢复到1964年的水平；苏联从阿富汗撤***。苏联方面先是以“不损害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讨论，但后来逐渐做出松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举行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与此同时边界谈判进展顺利，双方都采取了解决问题的态度。中方真正关切的，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包括同一些重要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方面终于认识到中方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争议地区”确实存在，应该协商解决。1991年5月16日中苏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边界东段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国界东段的协定》），转年经两国立法机关批准生效。这一协定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文件汇编》中公布。这一协定确定了中段98％的边界走向，只剩两个问题未取得一致：黑瞎子岛洲渚和阿巴该***洲渚。此后中国又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解决了边界线的所有问题。
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协议，中俄边界最后的两个问题，也确定了最终解决办法，即把两个地区大致平分。至此中国同俄罗斯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都已最终明确划定。
1991年中苏协定签署后，双方用了8年的时间进行勘界，至1999年全部完成既定的勘界、立标、起草《边界叙述议定书》和地***绘制工作，共设界碑1183个。剩下的两个未划界地段通过2004年10月两国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5年双方立法机构批准后，也已完成勘分任务。
其间，中国同中亚三个共和国的勘界立标工作也已完成。
在中俄第三次边界谈判中先后担任团长的，中方有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张德广、刘古昌，部长助理李辉；苏方有库纳泽、潘诺夫、卡拉辛、沃罗比约夫。
总之，中俄关系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中俄边界问题最终彻底解决，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俄之间4000多公里的边界成为睦邻友好的边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后一个障碍，中俄两国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本文原为李凤林大使为中央***校姜长斌教授著作《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所作的序言。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略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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