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汇率论文第1篇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策的***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策与其他***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的货币***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策的产生冲击，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策也只具有相对的***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策完全***，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汇率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策虽然能够提高财******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府借汇率***策对我国***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2)要在贸易格局上进行创新。以前我们更多地参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后则要在保持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3)要加强贸易工具的创新我国应加大在信息技术上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通过贸易工具的创新，缩短与西方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差距，以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银珠:汇率变动效应与人民币汇率***策选择.金融与经济,2004
汇率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论文第4篇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策的***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策与其他***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的货币***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策的产生冲击，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策也只具有相对的***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汇率论文第5篇
这些问题，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以及认真学习过近代史、现代史的中青年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建国42年，我国已从任随列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自主、繁荣昌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华人、华侨对此感受最深。过去，他们像美国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白人对华人、华侨刮目相看。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一箭三星的成功，使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环顾神州大地，已经面目一新，可说是改了天，换了地。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特别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善的速度超过世人预料。过去梦寐以求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早已不在话下，这几年的经济统计公报，连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的产量也不再单列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录放机，已在城市普及。连拉萨的彩电普及率也达到85％，与法国一样。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走对了。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却越传越广，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论点，而且一度使许多人相信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者，是把中国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说今日中美经济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国(以及日本、西欧)来华工作、旅游的人，花钱很阔绰，住的是大宾馆，吃饭、坐车、买东西时，大把钞票往外掏，人人都像旧社会上海的大资本家；而中国人去美国则显得很寒碜，一个工程师一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他们难以解释这差距，于是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
的确，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差距被夸大了、膨胀了。国外新兴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早就作了分析解释，我国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学，用一些胡说八道蛊惑群众，还互相吹捧为“著名学者”、“知识精英”。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的关于“球籍”的讨论。钦本立一伙说，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时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改革开放也失败了，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只有一条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可是，如果不是他们故意断章取义，便是他们没有把世界银行报告读懂。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其计算方法，被称为“世界银行***表集方法”，又叫“汇率法”，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然而，就在同一***表的另一栏里，赫然写着：在1980—198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0％，美国只有3．1％。
多奇怪，同一***表中，在“绝对值”栏里，美国、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跃式上升)，1992年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NP却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实际增长率”栏里，中国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2倍，比日本快1．3倍。这不是矛盾的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遍游中国采访调查后，从贵阳发出一条电讯，开头就说：“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
其实，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误解”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他们另辟“实际增长率”一栏，就有深意在焉。他们早就发现，他们计算各国GNP的传统方法——“世界银行***表集方法”弊端很大，准备改用另一种方法，只是一时还没改过来。
世界银行报告附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它列出的各国人均GNP是估计数，方法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为汇率，除各国用本国货币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得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又叫“汇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
8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却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多次贬值。从1980年到l987年，人民币的***汇率从1．53元换1美元(年末中间价，下同)，依次调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换1美元。至U1991年，已贬到5．40元换1美元。U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1991年全国有人口115823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690元人民币。如果用***汇率(5。4元换1美元)来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币自身贬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的确很大，使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更多。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4．8％，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7．9％。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计算，美元贬值更多。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统计局的材料，以中美两国1978年各自的GNP价格指数为100，到1987年时，中国上升到14l．0，美国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汇率偏差”，即货币的汇率偏离了货币的币值，没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
由于许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了解“汇率偏差”，需要多费些笔墨来做解释与说明。
一国货币的币值与它的汇率，虽有联系，却有差异，有时偏离很远，成为两码事。
货币的币值，过去指货币含金量，即：可在本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银行)兑换多少黄金(或白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多数国家都因通货膨胀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钞票与黄金脱离关系。到二战结束，只剩下美国一国，还把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总量的80％，美国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国联邦银行换取l盎司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来，美国财***年年亏空，对外贸易逆差增加，黄金储备锐减，美国只好使美元对黄金贬值，并限制“美元兑换黄金”。随后改为，只准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美国连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黄金价格自由波动。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所以，现今所谓货币的币值，指的是它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包括商品与服务)。
货币的汇率，指本国货币能兑换多少外国货币(一般指美元)。汇率是由供求关系、对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常常偏离币值。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
挂钩时，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较小；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脱钩的今天，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脱缉之马偏离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确的话说，“现今汇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谁求谁。你有求于他，你的钞票就贬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钞票就升值”。具体说，急需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急需外币去偿还外债的国家，对外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大的国家，本国的钞票就会对美元(因为它是世界货币)贬值。如果上述情况反过来，本国货币就会对美元升值，想挡住也难以挡住。汇率的升降，与本国钞票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的升降没有多大关联。
降低或者提高本国钞票的汇率，是***府调节进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汇率下降了，本国钞票对美元贬值了，可以刺激本国商品出口，抑制外国商品进口。比如：一双鞋在国内卖10元，运到国外卖1美元，如果汇率是10元换1美元，鞋厂把鞋拿到国内卖与拿到国外卖，所得的钱相等，它就不热心于使鞋出口；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这种鞋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售价都没变，鞋厂把鞋运到国外卖1美元，用这1美元到本国中央银行换得的却是12元。鞋厂出口一双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额利润，就会积极地把鞋出口外销。同样道理：一部外国机器标价l万美元，在汇率为10元换1美元时，国内厂家用10万元换1万美元，就能买回那部机器；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厂家得花12万元换1万美元才能买回那部外国机器，等于那部机器涨价20％。这会迫使厂家考虑，不买外国机器而买本国机器。
近一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每年都有七八百亿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术产品比美国好，甚至是美国生产不了的。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换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为130日元就换l美元。在世界银行***表上，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国，但日本人承认，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成左右。联合国调查，日本实际人均GNP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调查为68％。这就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只不过偏向日元，使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连天，埋怨东京物价太贵，生活费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简单，过去用1美元可以在东京买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东京买到130日元的东西，等于工资减掉1／3，怎不叫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美元，以便从美、日等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高技术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我国能出口换取美元的，主要是农产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术产品。我们明知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了换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为了鼓励出口，所以人民币连年对美元贬值，1992年贬到5．4元人民币换l美元。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到“汇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对我国领导人说，以他为首的美国20几名高级专家组织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中国经济，发现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是相等的，按实际购买力算，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中国的经济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当时我正在采访三峡工程，碰到一个问题：按照我国专家计算，三峡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坝的造价为1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专家算出的造价为150亿美元。于是，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责我国专家做的预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价往低处说，用来“钓鱼”。我去问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她正好完成了这项研究。她在中美两国各选了几个规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来了这些工程的预算决算，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在美国需要10亿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国只需要10亿元人民币。钱部长对我说，由此可见，我国专家对三峡工程造价的计算没错，美国专家的计算也没错。她谈得很高兴，我听得也很高兴。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基辛格他们的算法是对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币等于l美元。
1990年亚运会时，有关方面说：北京亚运工程的规模与汉城奥运会工程规模大体相等，韩国花了24亿美元，我国只花了21亿元人民币。我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奉献精神，也证实了钱正英同志的计算。
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学会会长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王争平合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即使按l978年时人民币的***汇率(1．68元换1美元)不存在汇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国的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在中国的贬值幅度，所以，按国内实际购买力(即币值)计算，l987年时，l元人民币应当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会有这样大的“汇率偏差”。他们说：5．4元人民币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的***牌价，黑市上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买1美元，最高时达到过8比1。由此可见，人民币的***汇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更高。但这只能说明，黑市上的“汇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特别请教金融专家。把中美两国市场1992年初的价格作一对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市场卖20元，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卖60美元。以衬衣价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发，在北京是1．2元，贵的不过2元。在美国同等理发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发计，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票价是20一30美元。把它买来译制成华语对白，在北京的高级电影院放映，票价不超过2元。以电影票计，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饭、吃菜、坐火车、住房、医病，1元人民币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300美元一台的录像放映机，在北京市场上至少卖3000元。在美国市场卖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在北京要卖2500元。以彩电、录像放映机价格计，要10元人民币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国的电子工业比美国落后，经营管理差、劳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如美国而成本却很高，所以提高进口关税，用以保护本国电子工业)。
如果算进口的洋酒、化妆品，以及外国名牌皮带、皮鞋、牛仔服之类的价格，可能要几十元人民币才相当于1美元。(原因是国家用高税收控制这类奢侈品进口。此外，国营商店高价出售这类商品可以为国家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普通美国人无求于人民币，不会贪***便宜而专程跑到中国来，用美元换人民币去理发、看电影、吃饭、住房、医病、买衬衣，所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低价格，不会反映到汇率上。也就是说，不会因此而抬高人民币的汇率。
相反，中国许多人追求美元，以便从国外买回彩电、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等等高技术产品，于是把美元价格抬高了。
倒儿爷们1990年以6比1的价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币买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购等法从国外买回一台录像放映机，就能在北京市场卖得3000元人民币，一转手赚1200元。这就是黑市美元价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时，黑市美元曾暴涨到用8元人民币买1美元仍有钱赚。这些年国产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的质量过了关，价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换美元去国外买，1990年美元的黑市价格回落，连续几年稳定在1比6上下。
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报考“托福”，想去美国留学。考“托福”要交40美元报名费。于是每到报考“托福”的季节，黑市美元便上涨。
黑市美元价格上涨太高，就会拉动国家银行的外汇牌价，使人民币汇率降低。
世界银行早就察觉了“汇率偏差”问题，早就发现用“汇率法”(即“世界银行***表集方法”)来衡量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偏颇。他们准备采用联合国的新方法——“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简称ICP方法)”，又叫“购买力平价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国人民都需要的151类5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用加权平均法算出各国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真实币值)，然后按币值(而不是汇率)将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数。世界银行已将这种比P方法运用于60多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在全部国家运用，一是复杂，技术上有困难；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赞成改用ICP方法。因为在世界银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以印度为例，按传统的“汇率法”计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计算则是872美元，两倍于400美元这条线。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计算，则大幅度下降。
除了“汇率偏差”，还有产业结构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也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与服务的总和。
西方国家都输出资本，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大量投资，赚取利息和利润；加大了本国的GNP。比如，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高达3500亿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润为811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卖得的钱(1990年620亿美元)还多。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极少，劳务输出的增长虽快，所得工资不多。
我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至今仍很不发达。1987年，美国的GNP中，第一产业占2．1％(中国占到28．2％)，第二产业占34．6％(中国46．2％)，第三产业占63．3％(中国只占到25．6％)。
农民出售粮食、肉类的价格，我国高于美国(按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饭馆餐桌，美国价格就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买制成的食品来吃的多(这反映他们的生活服务水平比我们高)，食品工业发达，加大了美国的GNP。
住房开支是美国的一个大项，占美国家庭收入的20—30％。这是要计入GNP的。我国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个学生，小两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层公寓里住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1991年时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国留学写信来说，她与一位女同学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俩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说，北京这套住房每年给中国创造60元GNP，美国那间小房每年给美国创造5040美元GNP。
第三产业包括很广。商业、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诉讼、咨询等等都算服务业。连国家财***支付的(我国叫“吃皇粮的”)议员、***府官员、雇员、***队、警察人员都算服务业。计算方法是，***府给了他们多少工资，就算他们提供了价值多少钱的服务，给国家创造了多少GNP。
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吃皇粮的”越多。美国等24个发达国家，平均占总人口的7．1％。他们的工资高，计入GNP的也多。我国“吃皇粮”的人数少(约占总人口的2．8％)，工资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计入GNP的也少。
医生看病的诊费是计入GNP的。我国的诊费极低，北京协和医院的诊费(挂号费)长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话下。在美国，医生给病人看病，动辄几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灾难。来的朋友给我讲，拉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美国夫妇是中学教师，去拉萨旅游，住、吃、用、玩、买东西都很阔绰。一天，由于高山反应和劳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当地居民立即抬她去医院。医生急救后要她住院***一周。夫妻俩坚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来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生拿价目表给他们看，他们不相信会那样便宜，以为是哄骗他们的。最后，医院院长亲笔写下书面保证，那位美国妇女才留下住院***。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点钱，折成美元简直微不足道。这对美国夫妇千恩万谢，感叹不已。
律师收律师费，咨询公司收咨询费，都要计入GNP。我国的律师收费很低，全国加起来也不足挂齿。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与律师谈话按时间收费，一小时要几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财产官司，律师帮你争得的财产，他要取30％。这也加大了美国的GNP。
学生交学费，计入GNP。美国大学收的学费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学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学一年高达6万美元，全国的学费总数颇为可观。1992年前，我国大学生基本不交学费，GNP里没有这一项。
教育、科研也属服务业、第三产业，其GNP的计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费、科研经费，就算创造了多少GNP。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数额都比我国大许多倍。(顺便说说，1986年时，***在一些高等学校大讲：不是***府拨给学校多少教育经费，而是学校给***府上交了很多钱。他那套“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只知道美国的教育事业计入了国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帐面上的数字，并非“上交”数)
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国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里只引国外权威机构、权威学者的意见。
l984年，世界银行派经济考察团来我国考察，他们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认为：“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比中国高10倍。”据他们估算，中国1984年的人均GNP为1100一1600美元。中国与美国(1984年人均GNP为15540美元)的差距为1比9到1比14之间。(见1991年1月2日《经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结论：以美国为100，则中国为19，联邦德国为84，法国为79，日本为77，英国为66，意大利为54，印度为7。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5．3。(美国《幸福》杂志1987年9月14日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汪争平台著的长篇报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的三大产业，计算了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与价格(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结论：1987年中国人均GNP应为1707．7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10．7。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太多，耕地等农业资源太少，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人均GNP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农人口，中国的人均GNP为7804美元，高于台湾省和韩国。
联合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公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130个国家的人均GNP，报告认为：1987年中国人均GNP为2124美元。中国与美国(17615美元)的差距为1比8．3，与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为1：6．2。
1991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把中国人均收入定为1000一2500美元。美国《幸福》杂志“精确计算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472美元。香港《镜报》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举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报告后说：“由此推断，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说，绝不为过。”(喻按：他们说的是“人均收入”，换算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更大)。
世界银行1992年报告，第一次公布了该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0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9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11，与日本的差距为1：8．7，与意大利的差距为1：7．5。
综合国外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美国1990年的经济差距不会超过1比11。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1倍。
由于美国的***火工业、航天工业比重很大；美国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而人均GNP是把亿万富翁与穷光蛋拉在一起计算，所以，中美两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计为1比8。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显得那么富，而我们去西方显得那么穷呢?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美国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国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是根本原因。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工作、旅游的人，多属“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穷人是来不了的，“蓝领阶层”来的也很少。我国能出国访问、工作的人[。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应为“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但我国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脑体收入倒挂”或“脑体收入一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不多。拿着中国“蓝领”的工资去与西方的“白领”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汇率偏差”问题。保守地估计，1990年时，按实际购买力算，人民币与美元至少是l比o．8，而汇率却是5．4比l。美国等西方人来中国，占了汇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了四五倍，所以显得很富(我国一些宾馆客房、飞机票、火车票实行双重价格，对外宾收高价，就是要抵销一部分汇率偏差)；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国家，在汇率上要吃大亏，等于手上的10元钞票突然缩小，变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穷?
日元与美元是另一种“汇率偏差”，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日本人用日元换成美元，到中国后用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7倍，所以显得比美国人更加财大气粗。中国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条，折合人民币15元以上。靠中国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简直活不下去。
我与科技界朋友交谈时，常讲一个“如果”。我说：如果我国的科技和工艺能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我们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是他们非花钱来买不可的，不是我们急需美元而是他们急需人民币，致使“汇率偏差”倒转过来，1元人民币换5．4美元；那么，我们取出2000元人民币存款(这是许多人能办到的)，就能兑换11000美元。用这笔钱去美国旅游一圈，也会是风风光光的。
汇率论文第6篇
一、20世纪前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之前）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各国终止银行券与黄金的兑换，禁止黄金的出口，这也标志着盛行了约30年的国际金本位制的瓦解。此后直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这一段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序阶段，浮动汇率制度居于主导地位，汇率波动频繁，各国争相实行竞争性汇率贬值***策。这一期间，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汇率理论就是纸币本位下的国际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和利率平价理论（The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
虽然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的Salamanca学派，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Cassel）才对汇率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地阐述。这一理论基本解释了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而引起汇率的变动，并且为各国在战后确定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这一时期除价格水平外，各国的生产、就业和资本流动的波动都对汇率和国际收支产生了很大影响，购买力平价理论就很难对该期的汇率波动进行解释。人们认为各国的汇率水平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实际因素，也有名义因素。此外，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购买力平价的检验也很困难，如价格指数的选择就难以做出。而且，如果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则其所对应的购买力平价的本质也就不同。例如，美国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知识信息产业上，它的购买力平价（ppp）值和通货膨胀率与宏观经济量的相关性就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小。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明，汇率服从随机游走，从而进一步导致对购买力平价的否定。而在最近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对均值回复、实际汇率的稳定性或购买力平价估计方程的残值稳定性进行了广泛的检验，但是其结论各有不同。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短期内，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都不成立。许多学者使用一个长期的样本数据（同时包括固定汇率制期间和浮动汇率制期间，有的甚至追溯到金本位制期间）和平行数据（paneldata），得出的结果支持相对购买力平价在长期内是成立的。随着汇率理论和计量方法研究的继续发展，对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早在1889年，劳兹（Lotz）在观察维也纳远期外汇市场的交易时就考虑到用利率差来解释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直到1923年，凯恩斯（J.M.Keynes）在其著作《论货币改革》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即利率平价理论。该理论认为两国间的利差导致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其对汇率，尤其是短期汇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利率平价包括所谓非抵补利率平价（UIRP，uncoveredinterestrateparity）和抵补利率平价（CIRP，coveredinterestrateparity）。
经济学家们（如Frenkel和Levich）用各种方法对利率平价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对于CIRP，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基本上都是成立的。Clinton对CIRP与交易成本进行了检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对于UIRP，通过理性预期来解决即期汇率的预期数据无法得到的问题，然后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但大多数的检验结果并不支持UIRP.例如，一些经济学家曾采用所谓时间域向量自回归技术（time—domainvectorautore-gressiontechniques）对UCIRP进行实证检验，但其结果是拒绝UCIRP.而通过CIRP和UCIRP模型，可直接推导出远期汇率是预期的未来的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的假设，即无偏性假设（UnhiasednessHypothesis），但是大量针对无偏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拒绝它。
尽管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人们对它们的论证和改进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在对它们的论证和改进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理论。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是现代汇率理论的先驱，是新的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20世纪中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期间）
汇率的决定问题是这一时期汇率研究的重点问题，它主要是研究国际收支的失衡是怎样通过汇率调整来实现均衡的。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汇率和国际收支的主要模型只涉及到经常账户，同时汇率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一个固定参数，不考虑预期因素。最早的经常账户和汇率的模型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弹性论，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研究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如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Condi-tions）和J曲线效应（JCurveEffect）等。
由于弹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952年，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亚历山大（SidneyAlexander）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吸收论，该理论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和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收支调节的相应***策主张。
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ll-dell—FlemingModel）研究了货币***策和财******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效果，强调一国怎样通过货币***策和财******策的搭配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这一思想是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Meade）的***策搭配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三市场经济。
而建立在货币主义学说和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货币论，最早是由卡根（Cagan）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认为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而不是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强调货币供求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货币的供求状况是引起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它把货币供给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在货币需求稳定的条件下，国际收支的逆差就是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货币的需求量，因此，国际收支的不均衡可以通过国内货币***策来解决。财会
三、20世纪后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均采用了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经济学家们对汇率进行理论分析的重点从固定汇率制下国际收支的决定或由于汇率调整而导致国际交易的调整开始转移到汇率的短期和长期的均衡的决定方面。
在这几十年里，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账户的交易远远地超过了经常账户的交易，经常账户的模型不再适合国际环境的实际情况，无法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且传统的自主易和补偿性的定义不再适用。资本流动在汇率决定模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汇率被看作资产的价格，由资产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弹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Flexihie—priceMonetaryModel）、粘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Sticky—PriceMonetaryModel）、资产组合平衡模型（PortfolioBalanceModel）和货币替代模型（CurrencySubstitutionModel）。
弹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依赖于购买力平价条件，假定充分就业，工资和价格完全弹性，在两国既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条件下，汇率由两国货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来决定。
但是，根据实证检验，购买力平价在短期内很难成立。因此，多恩布什（Dornbusch）提出了粘性价格货币模型，它修正和扩展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和传统的弹性货币模型，解释了汇率超调现象。
以布朗森（Pan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在两国资产不满足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由于两国资产的风险不同，汇率受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影响，故不能忽略国内外债券市场的均衡的调节。因此，他们提出了资产组合平衡模型，以进一步修正货币模型。
而货币替代模型则从另一个角度修正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它假定国内和国外货币不完全替代，货币替代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影响汇率的波动。
由于汇率的剧烈波动导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决策者们积极讨论在主要货币之间确定汇率目标区以代替浮动汇率体系，由此产生了汇率目标区理论。对汇率目标区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们，他们系统地研究了汇率在目标区内的变化，指出目标区内变动的两个特征：一是蜜月效应（honeymooneffect）；二是平滑移动条件（smooth—pastingconditions）。由于实证检验的结果较差，克鲁格曼和斯文森（Svensson）等又进一步扩展了汇率目标区模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开始，以克鲁格曼、奥布斯特弗尔德（Obstfeld）等为主的经济学家对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危机的爆发原因和传播、扩散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以克鲁格曼1979年阐述的由于基本因素而导致的货币危机理论、奥布斯特弗尔德1986年的预期自发引致的货币危机理论和最近对东南亚货币危机的有关理论解释最具代表性。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市场有效与理性预期理论与以上的理论不同。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从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出发，而是从引起市场波动的直接原因——新闻消息入手。假设投资者的主观预期与以一组含有所有可公开得到的信息为条件的数学期望相同，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段，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来解释外汇市场即期汇率的波动原因和规律，以及预测即期汇率。
有效市场的最初概念是由法玛（Fama）于1965年提出的，用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研究，后来又由被其他经济学家引入外汇市场。在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汇率（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必须充分地反映所有相关和可能得到的信息，投资者不可能赚得超额利润，均衡价格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是所有信息的敏感器，调节着价格的变动。但是，实证检验拒绝了有效市场的假说，学者们从外汇市场的“投机泡沫（speculativebuhbles）”、“比索问题（pesoproblem）”、“风险贴水（riskpremi-um）”和“新闻模型（flewsmodel）”等来解释检验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的失败。投机泡沫是由于初期汇率偏离基本因素所决定的水平，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导致汇率泡沫进一步成长；比索问题实际上是如果有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的小概率事件存在，样本分布不可能是正态分布，对外汇市场进行标准的检验就否定外汇市场的有效性；风险贴水是远期汇率并不是将来的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它是对外汇市场有效性假设前提的否定；新闻模型则是指在预期的期间内有宏观基本因素非预期因素的出现，这些未预期到的新闻导致汇率变化莫测。
四、汇率研究的未来展望
“混沌模型（ChaosModel）”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对汇率进行解释的新的方式，它是由自然科学中的混沌现象引入到汇率理论的研究中来，经济学家试***通过混沌理论模拟汇率走势。但是，通过实证检验，该理论对汇率的解释仍然是有限的。财会
对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即从市场特征和市场交易者的实际行为出发，包括交易量、交易者的异质性的行为、交易的时间和地点、竞价价差、汇率波动的幅度，同时也考虑到市场结构的分析是当今汇率研究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一些经济学家已对此进行了尝试，FrankelandRose就建立了一个关于以***表分析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交易者与基本经济因素分析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交易者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但实证结果还不理想。
此外，博弈论（GameTheory）也是汇率理论新兴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家对汇率的研究不再拘于价格制度领域，转而研究人与人之间（如相同或不同的投资者之间，主导者与跟随者之间，风险中性者之间，风险偏好者与风险厌恶者之间）、***府与***府之间、***府与居民之间的相互反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博弈论被用于对货币危机理论、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国际汇率***策协调等的研究中，国内和国际货币领域中的博弈均衡是***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随着统计学发展，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得到了提高，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则为汇率的研究提供了先进快捷的数据处理手段。例如，在对汇率问题的实证研究中，人们采用协整（cointegration）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model）、普通最小二乘法（OLS，ordinaryleastsquare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generalizedleastsquares）等计量经济学方法来验证理论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汇率论文第7篇
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二）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