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亚文化篇1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弹幕视频
一、青年亚文化的概念
任何社会都有着多种文化形态，这些多元化的文化处于主导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发展理念之中。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曾对于价值体系和文化权力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他将文化分为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两种。
所谓主流文化，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受到倡导的、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它反映着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统治思想，反映着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维护、体现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的利益。而所谓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的文化，它被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所拥有，是这部分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除了与主流文化相互融通的价值与观念外，亚文化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就功能方面说，“亚文化是人们企***解决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时产生的，这些矛盾是人们共同经历的，并能导致一个集体认同形式。从这里个人会获得不是由阶级、教育和财富造成的个体认同。”[1]由此可以说，青年亚文化可以被看成青年群体在尝试解决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某些社会矛盾时所采用的独特的应对方案，它表现在话语方式、想象方式、行动方式等诸多方面。相对主流文化来说，亚文化的样式、风格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主要受到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青年所接受。
二、弹幕视频的起源及发展现状
（一）弹幕文化的起源
最初的时候，人们把出现于射击游戏的屏幕上的形成的犹如幕布的数量密集的子弹称为“弹幕”。其英文为Bullet Curtain。随着可使用字幕直接在视频上开展评论网站的出现，后来在屏幕上开展评论的现象的不断出现，但在初期分布还不太均匀。网民们会在视频中的“笑点”或“高潮”时集中发送弹幕，若字体颜色不透明，视频中大部分内容将被弹幕覆盖。也由于从屏幕一端划到另一端的密集的子弹非常神似幕布的，故而日本的极为知名的弹幕网站 ――NICONICO 的网民把如子弹般飞过的吐槽或评论内容的效果叫做弹幕。
（二）弹幕文化的发展现状
弹幕视频网站是能够提供弹幕评论功能的视频共享网站，起源于日本。于2007年2月创建的NICONICO 动画，在短时间之内就成为日本网民最青睐的以弹幕视频为主打的网站之一，该网站的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多种多样，除严肃的娱乐电视节目和新闻片段外，还有括恶搞作品及动漫作品以等。人们之所以特别喜欢弹幕视频，不只是其内容丰富多样，还在于其能够使网民在大规模的吐槽中产生心理和生理的认同。弹幕视频上面的吐槽、评论等不仅风趣搞笑，还往往有着一定的见地。众所周知，弹幕是对某个“槽点”之中的观点和情绪的表达，即使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弹幕也能让其产生一种仿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看电视、电影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感受，使弹幕视频网站得到了数量庞大的网友的追捧。在日本产生当弹幕视频网站不就，中国也出现了较有自身特色的弹幕视频网站，其中，Acfun（弹幕族简称 A 站）和Bilibili（中文名为哔哩哔哩，简称 B站）是国内最知名的弹幕视频网站，其他如 Tu*** 网（简称 C 站）、豆泡等也发展较好。此外发展比较好的还有 Tu*** 网（简称 C 站）、豆泡等。国内的视频网站也积极引入弹幕弹幕功能，如乐视网于2013年正式与弹幕网站合作，而爱奇艺网的不少节目也引入了弹幕功能。
人们根据弹幕可的字幕形式以及其表现形式的异同，将字幕分为解说字幕、普通字幕、评论字幕以及空耳字幕等四种类型。普通字幕包括台词、翻译、歌词等内容，评论字幕则是指观看者表达自身的态度、观点，以及各种吐槽、情绪表达及符号象征等评论方式，但其仅仅是纯文字的表达，不包括***片、音频和视频。就表现形式方面来说，字幕可分为特殊和普通表现等两种形式。特殊效果字幕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利用专门的软件，或者是其他的发送形式来制作独特的弹幕效果和利用高级的弹幕软件来制作的花样弹幕效果等。普通效果字幕的表现形式有底端固定字幕、顶端固定字幕和普通滚动字幕等三种形式。
三、弹幕视频的受众分布以及弹幕网站的亚文化特性
（一）受众分布
虽然弹幕网站兴起于日本，不过在国内，近几年来弹幕网站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并受到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捧。
1、受众群体的规模仍旧较小
在我国，弹幕视频网站往往只储存弹幕的而不储存视频，而且弹幕视频网站一般没有自制的视频，主要依靠用户来提供。所以弹幕视频网站的发展需要活跃用户来不断为其提供视频来源。但是，在视频内容的选材范围上，弹幕网站视频的用户提供的视频内容，在很多方面尤其是题材方面，与其它的视频网站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国的弹幕视频网站的创办者和提供内容的用户绝大多数都是资深的游戏和动漫的爱好者，所以自弹幕视频网站兴起以来，其内容也大都集中在动漫及游戏上，随着弹幕网站的逐步发展，网站视频内容范围逐步扩大，在弹幕视频网站上也能看到不少普通视频。因而就当下来说，弹幕网站所拥有的受众的群体极小。
2、众分的年龄范围
弹幕视频网站的受众群体的年龄相对集中，一般来在18岁到30岁之间。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自小就较为广发地接触日本的动漫，喜欢看日本动漫及电视剧，同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学生。因此，他们能够熟练运用电脑和网络，并容易接受新信息，非常积极参与弹幕发送，觉得在看到大量弹幕穿过屏幕时能获得很大的满足感。
（二）弹幕的亚文化特性――“恶搞”
事实上，弹幕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亚文化。众所周知，亚文化之所以得以较快发展，原因在于其能吸引人对已有的内容进行解构和再生产。我国自古就不乏人对已有文本进行解读和批注，并不是不加以注解就不能使人继承和追捧，但解读和批注却可以成为经典教材的重要教辅材料，甚至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典籍，经典教材和注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批注可长可短，有时页面上仅仅一小条，有时则密密麻麻的写满页面上。与弹幕相比，注疏的动机是去完善原有的文本，弹幕的目标则是去结构原有的文本。
就其本质来说，弹幕属于“恶搞”，但所谓的“恶搞”并不是一个低俗的词语，相反，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恶搞”已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大雅之堂，甚至成为了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一段视频、一幅***片乃至一段文字，只要上传到网络上，就能成为极具开放性的文本，使大众获得了书写的权利。这就是一些学者把恶搞与互联网联系起来分析的原因，他们认为恶搞几乎与网络同时诞生，共同成长。久负盛名的通俗文化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者费斯克，把开放性文本称为“生产者试文本”。曾一果在《恶搞：反叛与颠覆》中指出，恶搞是一种松散型的、自由的文本，它能让广大受众在自己的意愿下随时随地介入和参与大众文本的生产，或对大众文化进行重新的拼贴和组合，从而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大众文本，大众可以随意对大众文本进行肢解，并将其有序地组合，创造出新的意义。
青年富于青春活力，具有多变、热爱挑战的特征，文化上乐于偏向非主流、边缘亚文化和次文化，因此，弹幕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值得指出的是，弹幕一旦成为主流，一代代的年轻人便会自觉地创造属于他们的亚文化。
四、弹幕亚文化的语言特征
（一）技术带来的大众狂欢
“由于和直观具体的画面相比，文字是一套抽象而复杂的编码和解码系统。观影时，字幕永远会成为画面中最靠前的观看对象被眼睛捕捉到。”[2]基于上述原理，在弹幕频繁且无序地飘过屏幕上方时，就会使习惯于传统观影体验的人们产生不舒适的感觉。当镜头的纵深感和观影的仪式感经表情及字符抹平后，观众不仅不容易在杂乱无章的弹幕内容之中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还会对电影情节产生支离破碎的感觉，因而数量较为庞大的观众在初次接触弹幕时，都直呼“脑子跟不上”。众所周知，年轻人是弹幕族的主要群体为，他们“天性中就与新技术有缘，他们通过媒介技术表达创作、游戏、交流的能力仿佛是与生俱来的。”[3]因而，对于弹幕族来说，弹幕不但不会阻碍他们的观影的，相反会成为他们狂欢的彩带。
（二）弹幕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交往
“从本质上看，弹幕互动是互联网时代下，观众在情感能量驱动下的一种社交性活动”[4]，因而可以说弹幕是继微博、微信之后的新兴的社会媒体，以及新型的交往方式。兰德尔・柯林斯曾根据情境理论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我们发现只要对该理论略加修改，便能解释弹幕的互动意义。柯林斯认为，要发生互动仪式，需要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1）共享的虚拟空间；（2）对局外人设定了局限；（3）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5]由上述四个条件可知，弹幕本身的互动功能主要体现在众多的受众所拥有的共享的虚拟空间、共同的身份认定、共同的内容爱好以及共同的情感体验。
五、弹幕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将进一步凸显出来，赋予青年自由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的新媒介，必将为青年亚文化调侃、反对、背离甚至于颠覆主流文化提供更为轻松随意的空间。两者的关系并非自有原来的对立和对峙，也不单只是控制与对抗的关系，而是不断衍生出流动的、具有较大张力，乃至相生相伴的亲密关系。
（一）弹幕亚文化可以融入主流文化
我们知道，弹幕网站上的各种各样的视频，绝大部分都不是用户原创的，他们往往是用户直接搬运过来后进行再加工的，因此可以看成是弹幕网站在借用、盗用大众文化符号之后，把主流社会的文化资源作为原材料，对之进行即兴拼贴和改编，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的弹幕文化。众所周知，带有亚文化印记的文化产品，绝大部分都拥有自身的趣味性，因而有时也会受到主流媒体的追捧，并借助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平台得以推广。
（二）靠技术实现彼此沟通
今天，我国的较为知名的视频网站如土豆网、爱奇艺、乐视 TV、腾讯视频、PPTV、PPS 影音等都开通了弹幕评论功能。在弹幕功能启用后，很多热播的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在播放的过程中，时长出现“不见画面，只见弹幕”的情形。比如2014年上映的弹幕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小时代3》等，就引起了观众和大众媒介的热烈讨论，加深了弹幕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了解。
（三）弹幕亚文化靠带有民俗性的小叙事来对主流文化进行补充
当前，众多产生于弹幕中的网络热词，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后成了主流世界中的流行语，例如“傲娇”、以及“前方高能”等等一系列极具调侃和娱乐味道的词语，被当成“民众在社会压力下的‘民俗小叙事’”[6]。语言是一种能承载社会记忆的流动性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极富新鲜气息的词语不但对浩瀚的现代汉语语库进行了充实，使语言的表达模式和表达习惯得到了调整和创新的同时，还推动了自我启蒙及反讽等社会功能的实践，成为了主流文化的极具价值的补充。
六、结语
作为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弹幕族，其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的亚文化，整个社会应该充分尊重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产品，积极、主动地去理解、接纳它们，这不仅有利于稳定和开拓更为广阔的多元文化格局，也有利于建设大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 [加]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M].岳西，张谦，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1.
[2] 楚卿.中国影视剧请慎用韩国偶像打造模式[N].中国艺术报，2014- 08- 11（2）.
[3] 马中红.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3）[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 诸葛达维.互联网时代的弹幕电影分析――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J].东南传播，2015（2）：30.
亚文化篇2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亚文化篇3
东南亚是亚洲和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地区，其***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形态的多样复杂和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对东南亚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东南亚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及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东南亚又是我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就同我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和多方面的密切联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到90年代初，中国已同东南亚10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地区，我们应有更多的、更为全面的认识，而要真正了解东南亚，我认为最为根本，还是要认识其文化。正是文化，塑造了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个性和精神风貌，也正是文化上的独特性，使得东南亚地区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地区，使得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既相同而又不同。
但是，东南亚是一个多国家和多民族的地区，其文化发展和文化现象极为纷繁复杂。在研究和摸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如果要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撰写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即全面系统论述东南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是极为困难的。要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文化定义来写东南亚众多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南亚民族众多(印尼的民族超过100个，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都有数十个民族，其他国家也都是多民族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而又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而且还因为东南亚大多数山地民族在19世纪前尚无本民族文字，论述其情况的文献记载也极少，很难一一弄清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我感到比较可行的，是写一部狭义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这里所谓的狭义文化，是指东南亚各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宗教、学术、文学和艺术等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当然这些狭义文化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而***存在，它们是物质文化的灵魂；尽管这些狭义的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非总是大多数人的文化，但它们都是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文化，代表着各个历史时期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主流文化形成及其面貌和基本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亚文化篇4
前不久,已经从使馆卸任回国的柳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是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的会长,正在筹备一个中韩文化艺术高层学术论坛,邀请记者前往聆听两国艺术大师的演讲｡
2008年5月5日,记者如约来到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走入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的大幅会标｡在会场上,记者见到了自小就崇拜的文学大师王蒙先生,还有著名小说家莫言先生以及诸多的中韩双方艺术领域的泰斗｡
在会议的间隙,记者采访了此次活动的韩方发起人柳在沂会长｡
当记者问起在韩剧风靡中国､韩流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柳会长是这样回答的:“我之所以成立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就是觉得韩中两国在大众艺术方面,比如说电视剧或电影方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行音乐方面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但是经典文化､传统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够｡”
他说,自1992年韩中建交十六年来,两国在经济､***治领域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举行过很多次的论坛,但是有关文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却多是单个领域,如电视剧､歌星演唱会的交流等,像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过｡此次他们选了十个文化领域,都是有深厚积淀的主流文化,没有包括流行文化｡这次论坛,是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涉及文化艺术门类最为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它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的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出席论坛的中国人士有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莫言,著名导演翟俊杰､贾樟柯,著名作曲家瞿小松,专家学者有刘梦溪､资华筠等人,韩国代表团则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组成｡可以说,韩中两国来的都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是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带着一种热情､为亚洲文化复兴的热情而来｡此外,作为观察员国家的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也派出了专家学者出席｡
柳会长向记者介绍说,今年1月,他曾为此事专门来中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进行磋商,双方共同策划了这样一次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柳会长的心中,对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感｡他认为,***社会疾病的人应该是文化人,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工程师｡
他还说,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吸收｡当然他也表示,在此前提下,亚洲各国更应该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同时在创作本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民族的东西,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和而不同,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
柳会长还向记者表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各国也日益关注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他认为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在西方产业文化的影响下,“亚洲的精神文化”被压抑了或者说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但随着亚洲经济的全面发展,向世界充分展示亚洲文化的时机到了｡他说,21世纪是“亚洲的精神文化”到来的世纪,近年来,亚洲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著名小说家金周荣先生提出要设立“亚洲文化奖”,以鼓励亚洲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追求更高的目标｡柳会长自信地说,现在的亚洲已经具有这样的实力,也有了这样的人才｡
亚文化篇5
网络亚文化的出现与影响日渐凸显，其多样的表现形式与广泛的影响力，逐步被主流文化认同并与主流文化融合。作为大学文化主体之一的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亚文化的接受与传播势必影响现代大学文化的建构；同时，网络亚文化对于当代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影响深远，必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产生多重影响，把握其形式与内容中的合理因素，对现代大学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网络亚文化；大学文化；建构
中***分类号： G1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61-04
一、网络亚文化
（一）概念界定：什么是网络亚文化
所谓亚文化（subculture），是相对于主流文化，正规文化而言。亚文化又被称作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以其自身独特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网络亚文化是一种有别于网络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形式，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存在的边缘文化，可看作网民在网络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背离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综合体。网络亚文化体现着独特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因借助网络媒体的特有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它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等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时，网络亚文化又是在网络主流文化或者称作网络综合文化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因此，网络亚文化必然蕴含着与网络主文化相通相融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彰显着网络主流文化的某种内涵，又有别于网络主流文化，介于种种网络主文化之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涵盖多种模式，由多种模式建构、整合而成。一种文化具有统一性，有其自身代表特性，这种带有自身特性的文化统一性并非简单的各部分之和，而是构成一个新的实体。从新实体角度出发，考察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应注意在此概念关照下的各种行为和思考方法。
（二）网络亚文化的表现样态
作为网络亚文化载体的互联网，为网络亚文化营造出宽广的平台，各种ID背后传播的、被影响的都与网络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尼葛洛庞帝说：“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1]这一特性也促使网络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
首先，体现在网络符号的丰富异样。网络符号包含各种语言与特殊符号所组成的、旨在传达个人意愿的网络流行语中。例如“给力”、“神马都是浮云”、“童鞋”、“盆友”、GG（哥哥）、BS（鄙视）、跟帖、汗、等，又如“沙发”“板凳”“强势围观”“抢站票”“占座”“火前留名”“占位，广告位招租”“前排兜售瓜子汽水”等盖楼常用语出现在奥巴马微博中，形成了极具国人特色的网络亚文化，而外国媒体对于这些语言的翻译招来中国网民的调侃。而各种“火星文”的出现，尤其是当代90后大学生对于“火星文”的热衷应用，使得文字在网络中的表达更为多样，其传达的涵义更为广泛，体现了一种价值认同。
其次，各种网络炒作事件此起彼伏。“小月月”、“犀利哥”、“凤姐”、“章鱼哥”、“淡定派”等等，无论何种网络人物、网络事件，都与网络息息相关。这些人物，这些事件成为网络亚文化的主体，也通过这些表征，带来网络中一次又一次讨论浪潮，这些人物、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像一场又一场的思想狂欢，触动着每个人的思维神经。
最后，网络亚文化的表现与传播主体多样，而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类人群是当代大学生。大部分学生都是“90后”，他们被称为“鼠标一代”，“90后”的价值体系中，“绝对利他精神”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观。他们推崇的是互惠；他们眼中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战，而是一种在当前社会下如何互相协调，彼此借鉴互补，从而将自己的优势和利益最大化。而这一理念与价值观念使得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亚文化的接受与认同更为容易。
二、网络亚文化对大学文化建构的影响
对于大学文化的界定，可以从不同角度剖析与定义，但归根结底，可将大学文化定义为大学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构造。文化影响力，是大学的核心影响力，大学应当在文化回归中表达、坚守和捍卫自己的文化身份[2]。而大学文化的建构，也是思想、制度与精神的不断建构的过程；是社会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通过思想的启蒙、人格的重塑与心灵的洗涤，不仅对于大学之中的学生实现精神与文化的传承与熏陶，更应该影响并能引导大学外的人的精神启蒙，引领社会的文化方向。在这种表达、坚守和捍卫大学文化身份的进程中，有着各种显性与隐形的因素作用着这一领域，而网络亚文化即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大学文化的建构与整合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可忽视的是当代大学生作为新生代网民，对于各种网络亚文化有着迅速的接受力与理解力，同时又作为媒介之一推动与传播着种种网络文化现象与价值观。而作为大学文化主体的他们，其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中渗透的网络亚文化因素，势必对于当代大学文化的构建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随时、随处可见、可感的。
从网络亚文化的起源来看，本是与主流文化相对而言的，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与虚拟性，使得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无法表达的观念与情感通过网络虚拟社会而得以表达与传播，由此形成网络社会中网络亚文化的繁荣。反之，这种表达与传播进一步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大学文化主体之一的大学生，必然在整个大学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引进网络亚文化的词语、理念与其特有的精神，逐步构成了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随着大学的开放度与包容度日益加强，很多开始被视为异类、无厘头的网络亚文化逐步被大学文化所接纳，当网络亚文化以形式多元化的方式融合到主流文化之中的时候，大学生顺其自然的接受主流文化、尤其是大学主流文化的熏陶。这一融合的过程，网络亚文化与大学文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对于大学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以及其内涵的丰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网络亚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与内容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就其本质来说，网络社会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关系和资源整合环境，其关系网具有虚拟特征。 网络虚拟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物理的空间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步于世界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聚合的网络共同体。”[3]大学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必然受到这些特性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是在当今90后大学生标榜主体价值尊重，以学生为本的大学文化理念的重构过程中，网络亚文化的影响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90后的大学生，更加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与认同，强调个体的与众不同，而网络亚文化的文化创作与评价都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这恰恰迎合了大学生对于前卫、创新的追求；而个体价值的实现，又使得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认为满意与快乐的元素得到表达与传播，让更多人来分享。回到现实的、真实的大学文化中来，这种亚文化的存在样态势必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体现与传播，从而对大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文化源自于生活，同时又引领着生活；大学文化的建构不仅担负着大学校园 文化建设的任务，更间接的影响着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发展方向，这种间接的影响力正是通过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得以传播。由此，合理、积极的网络亚文化元素的借鉴与引入，不仅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空间，也为整个大学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增添了新的内涵。
三、网络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力分析
网络亚文化对于大学文化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知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人达到一个道德完善的有效途径。大学文化的建构，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影响，无疑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对于大学人格的塑造与培养影响深远。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实践道德的前提条件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通过内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驾驭人的感性，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衡，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大学生作为大学文化的承载者，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这一群体正处于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与思辨能力的迅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对于新鲜事物接受最快的阶段。网络亚文化的表现样态在大学校园中被广泛传播与认同，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亚文化的形式表达个性思想与主张，是对于人性本心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如今的大学文化建设，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现实表现形式上，或多或少都离不开网络亚文化的因素，这一现象表明大学文化在逐渐吸收网络亚文化的积极因素。“任何时期的大学文化一定是来源于历史并借助于现实社会大环境成长起来的文明成果，其开放性和交流性显而易见，大学文化只有在与社会文化的不断传承交融中汲取营养，才能始终处于先进文化的前列，发挥其应有的作用。”[4]同时需要提起注意的是，网络亚文化虽然已经成为大学文化建构的元素之一，但是合理、有效的利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力并客观分析其对大学文化建构可能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必要的。
再者，合理利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力。网络的虚拟性为大学生的个性彰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构筑了一个带有大学气质又具有网络文化性格的情境，这种开放、自由、宽容的文化元素为网络亚文化提供了其生存与繁殖的土壤。在网络亚文化中孕育的新的文化因子又反作用着大学的主流文化样态。大学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范式，大学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文化来源的多样化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由此，大学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本身就是在不同文化样态的交融与碰撞中形成自身独有的风格。这种多元化是在核心的一元价值理念指导下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建构。当代互联网与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力对于大学生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的影响更为突出。一方面，引导大学生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对于网络亚文化现象与网络亚文化事件有一个合理的认识与判断；另一方面，利用网络亚文化的合理因素，就是将其积极因子引入大学文化的构建中来，利用大学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乐于接受网络流行元素这一特点，在推进大学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通过网络亚文化形式的整合，使得大学文化更具有时代性。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与其现实社会有着密切关联，网络亚文化也不例外，它是社会的历史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体现。网络亚文化与大学文化在不断的对话与磨合、碰撞与交融中发展。尽管一种文化样态的产生开始时会与主流文化有着对抗与排斥，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对于新生事物的消化与谅解，曾经引起的种种恐慌渐渐被社会接纳，成为大文化的一部分。同理，网络亚文化对于大学文化的冲击，会伴随着二者的交流与对话，逐渐彼此适应与接收，从而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既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的语言和交往的方式，同时又给我们的认知设置了新的障碍。在网络时代，青年比过去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社会。 网络社会依然集中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价值冲突，广大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信仰意义的缺失和核心价值观整合等一系列问题，在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寻找不到其最根本的支撑点。 因此，网络不应只是一种技术拓展或工具创新，更应成为一种人文价值负载，促使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命的张扬，在自由顺畅的交流氛围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诗意的栖居。”[3]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必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产生多重影响，因此把握住其形式与内容中的合理因素，对现代大学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03.
[2]樊浩.文化是一种大学性格――“文化传承创新”与现代大学的身份认同[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47-249.
亚文化篇6
最时髦的沟通方式
时下马来西亚青少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体，依序是手机、互联网、电视及报纸。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少年认为，手机在生活中的重要度最高，其次才是互联网、电视及报纸。
手机出现的初期，它依然还是人们一般的对话工具。可如今，马来西亚的青年人却把它当交友、娱乐的工具，已经到达手上不能片刻没有它的上瘾状态。 尤其是新型手机不仅可以通话，还有传递文字的功能，收发电邮的方便，这就可以使马来西亚的年轻人能够在“严肃的”场所，包括在学校埋头打手机，手机当然成了年轻人的新宠。上课时，学生们常常利用手机打几个字问候对方，开一个小玩笑，甚至传一封情书，既可打发时间，也可消除孤独。
据西门子在马来西亚调查3000名人士后发现，有17%的该国公民把手机短讯当成现代月老，藉此结识对象。这意味，每五个马来西亚公民当中就有一人使用手机短讯结交新的朋友。
可以说，新型手机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使得信息交流和沟通变得快捷且趋向多元化，并且因此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拇指文化。而所谓的拇指文化是指用手机编写的短信息并保存下来的内容。
这些短信息具有即时性、简洁性、经济性、保密性、随意性等诸多特点。它的出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捷更方便地表达人的思想情感了。由于短信比较含蓄，有些在电话里不便表达、当面又开不了口的话，通过短信就能传达。而且大小节日期间朋友相互间的祝福都可以通过短信得以真诚地传递。更有种类多多的幽默短信，搞笑***片可以在短信迷之间频繁交换；短信作为一种沟通的介质，早已融入马来西亚年轻人生活中了。
我就时常可以收到同学们发给我的短信，类别非常多，有道歉、祝福、勉励、庆贺、问候、幽默等等。尤其是收到朋友发来的问候短信时， 心灵上就会感到慰藉，感到幸福的存在。
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喜欢利用短信来谈情说爱，据说效果很好。
可以说，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短信的功能优势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互通消息的一种重要的方式。马来西亚的一家法庭甚至作出判决，用手机短信离婚也属合法行为。
然而，什幺事情有其利就有其弊，在人们充分享受短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它大量的不良信息所干扰。尤其是短信一旦被一些坏人利用，那么“拇指文化”就将会危害社会的安宁，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拇指文化导致学生成绩下降
近几年来，马来西亚大、中、小学的英语考试成绩也几乎是一路下滑。有的学校的及格率仅为30%，还有的甚至更低。2003年，马来西亚全国初中评估考试英语及格率为68.1％，与2002年69.9％的及格率相比，下滑了1.8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引起马来西亚社会各界的担忧。毕竟，英语是该国仅次于母语的主要语言。
究其原因，马来西亚教育总长阿卜杜勒・拉菲・马哈特认为，学生在平时过多地发送手机短信和网络消息是导致学生英语成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他向新闻媒介绍时说:“英语答卷清楚地表明有些学生忽视了英语的基本语法规则。答卷时，不少学生用了不规范的缩略形式。”
马来西亚***门对学生的英语答卷进行了研究后发现，不少学生丢分的原因是他们在考试中“偷工减料”，频频使用不规范的词语缩写和句子缩写，如英文单词“you”就常被缩写成“u”，本来应以完整的句子回答的题目常被学生用一两个单词“搪塞”。很明显，学生把“手机英语”（人们在用手机短信联系时，为了能比较快地传递信息，经常使用英文单词的缩写和句子的缩写，有人称之为“手机英语”）搬上了试卷，单词变得“面目全非”，语法规则也被“破坏殆尽”。
拇指文化带来的诽谤问题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议会大选期间，很多市民都收到了涉及攻击一位参选议员的诽谤短信，而且这则声讨该议员的手机短讯不断流传！
我的几位邻居都接到这样一则手机短讯，内容大约是讽刺这位议员的，指他的私生活放荡不羁。
这则短讯讽刺这位议员不仅私生活放荡，而且当自己的私生活事情遭揭发后，自己不但没有反省，反而还怪责他人，是不讲情理及霸道的做法。
在大选期间，这些真真假假的短信，确是起了点缀的效果，为大选添加了不少选战的气氛。
积极应对拇指文化的骚扰
科学从来都是一柄双韧剑，在它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面对拇指文化诸多的弊端，马来西亚***府、有关部门和广大民众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最近，马来西亚***已经颁布有关指示，要求全面禁止将手机文化带入校园的，要求校方进一步采取相关的纪律行动杜绝这种不良的风气。
不少中学的校长表示，中学生带手机上课的问题最严重，他们已经拟定校规并采取严厉的纪律行动。他们强调，学生如果在校园内被老师发现带手机上学而被没收，校方将会联络其家长前来谈话，并且在家长的担保孩子不会再重犯后才交还手机。
个别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但是允许学生带手机来学校，并在上课前将手机交给训导老师收存，直至放学后才可领回。
一位大学生对我透露，当她受到短信的性骚扰时，有时候真的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换掉，但又担心朋友联络不上她，所以在面对这种苦恼时，她只有大胆地回电警告骚扰者，若再次发黄色短信，将会报警并将骚扰她的电话号码登报。她认为任何一名女性在接获类似短讯时，不要感到害怕或惊慌。相反地，她们应该“反击”，就是给予对方回传恐吓性的短信，让对方知难而退。
面对拇指文化带来的性骚扰问题，马来西亚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认为，无论是在语言或行动方面向对方作出性骚扰都是有罪的。性骚扰实质上是一种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从宪法角度来讲，是违犯宪法的。他指出，如果接获类似性骚扰的短讯，可以立刻报警，然后由警方调查电话的来源。
亚文化篇7
程序化购买模式激活长尾流量的广告价值
互联网技术为媒介购买带来了一次***，即程序化购买模式的诞生。媒介购买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对媒体版面和时段的购买到现在可以精准地对互联网上携带各种标签的“用户”的注意力进行购买，广告投放更加精准。基于需求方平台(DSP,Demand-sidePlatform)的程序化购买于2012年进入中国，而展示广告的程序化购买可以往前追溯到2003年Google的AdSense的创立。看似这只是广告购买流程和广告展示流程领域里面的一次创新和***，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程序化购买主要是通过对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浏览行为以及互动行为进行分析然后打标签，进而实现一种实时的、个性化的、精准化的、可重定向的投放，同时还可以实现通过对一个广告投放周期内前期（可以是短短几天）的广告投放数据的实时监测、投放效果的分析和预估，随时调整和优化广告投放策略，实现投放数据的不断积累和投放效果的不断优化。根据美国互动广告局（IAB，InteractiveAdvertisingBureau)对程序化购买的分类可以得知，目前国际上认为程序化购买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直采保量保价模式(AutomatedGuaranteed)，其特征是广告位预留和固定价格，这与传统媒体的媒介购买逻辑相似；第二，私有交易市场的不预留保价模式(UnreservedFixedRate)，其特征是在私有交易市场(PMP:PrivateMarketplace)内进行不预留广告位但固定价格的程序化购买；第三，私有交易市场市场的不预留不保价拍卖模式(Invitation-OnlyAuction)，其特征是在私有交易市场内进行不预留广告位且不固定价格的程序化广告竞拍；第四，公开市场的实时竞价模式(OpenAuction)，其特征是这是一个公开的广告交易市场，所有街头涂鸦：一种亚文化的表现形式74主流板块广告主都可以参与这个不预留广告位不固定价格的广告资源——携带各种标签的用户注意力的实时竞拍。其中，前三种通常是对比较优质的媒体资源的广告购买，面对的客户通常是大中型广告主，既可以做品牌广告又可以做效果广告，近年来开始成为主流；而第四种主要是对剩余流量或者长尾流量的广告资源进行购买，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广告主，在程序化购买刚引入中国的那几年十分繁荣，因为只要有媒体愿意开放广告资源位给实时竞价的交易平台接入，只要媒体有流量，有用户浏览就会有收入。基于艾瑞咨询《2017年中国程序化购买市场趋势展望报告》的数据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6年RTB(实时竞价)和Non-RTB(非实时竞价)在程序化购买中所占的市场比例分别是100%：0(2012)；94.1%：5.7(2013)；66.3%：33.7%(2014)；65.2%：34.8%(2015)；52.5%：47.5%(2016)。2012年至2016年程序化购买展示广告市场规模分别是5.5亿元(2012)；15.3亿元(2013)；48.4亿元(2014)；115.1亿元(2015)；205.3亿元(2016)，程序化广告交易市场增长速度惊人。虽然实时竞价的市场份额占比有所减少，但整体的程序化广告交易市场仍在逐年递增。通过将长尾的媒体资源接入程序化购买平台并进行实时竞价的交易模式使得隐藏在冰山下的长尾流量的价值得以显现，长尾流量每一次的曝光机会是广告主想要与携带匹配“标签”的精准目标用户的沟通成本。用户每一次与广告的交互行为——不论是浏览、点击或更多的互动，都直接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广告收入，让哪怕是传统意义上的非优质媒体运营方及其内容生产者都可以分享到互联网技术带来资源再分配的红利。至此，只要媒体有内容，有稳定的用户流量，凭借将长尾流量媒体资源接入程序化购买平台，稳定的流量就可以转变为稳定的收益，对亚文化媒体和社区亦是如此。亚文化相关的媒体拥有的稳定流量，因参与其中的用户个人的价值通过实时竞价的程序化购买模式得到交易而获得广告主的认可。互联网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应用激活了长尾流量的价值，为广告主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长尾流量广告的程序化购买模式可以形成对广义亚文化无差别的资本支撑——一种广告功能的扩展
毋庸置疑，在互联网时代拥有流量就是拥有资本，哪怕是看似并不起眼的长尾流量，一旦涓涓细流通过积累汇成大河，变化似乎可以预见。一些亚文化如动漫、电竞凭借群体的日渐庞大，长期在内容领域的深耕和发展，以及专业化的运作走向市场化，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的亚文化如Hip-hop虽然在中国一直有稳定的受众，也能通过音乐节和酒吧走穴等形式获得还不错的收益，通过一个网络综艺节目和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发酵，Hip-hop在中国从“地下”逐渐走到了“地上”，并将一部分融入大众文化进而收获大量新的粉丝和受众，在泛娱乐时代分得一块蛋糕。而更多的亚文化类型囿于种种原因而仍存活于“地下”，还不能被大众所了解、接受和认可。这些亚文化同样拥有稳定的参与者，在网络上也有固定的“场所”进行相关内容的生产、传播和互动，也有专门的人对用户、社群和内容进行运营和维护，然而很多运营和维护的资金成本往往来自群体内部自发的捐助和对亚文化内容消费的直接付费。不过，随着长尾流量广告接入实时竞价的程序化购买平台，流量直接带来广告的曝光，长尾流量变成一种资本流入运营平台甚至内容生产者的手中，进而鼓励更多优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带来更多的流量使其得以变现。这种长尾流量所带来的收益是对各个不同亚文化社群及其所活跃的“网络场所”的无差别导入和支持，对亚文化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一定的支持和支撑作用。实时竞价的程序化购买技术以及互联网流量广泛存在的长尾分布的共同作用为亚文化来无差别的资本支撑，使广告的功能得到扩展。
长尾流量广告的程序化购买模式——一种消解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差异的力量
长尾流量的程序化购买是一种通过对携带各种“标签”的用户的注意力进行商品化的定价模式，而对互联网媒体上呈现的不同内容（不论是主流文化相关的内容还是亚文化相关的内容）进行无差别化对待。这样的商品定价模式使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差异在这里客观上被消解了。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重文化和亚文化属性，这就意味着一个浏览人民日报***账号信息的互联网用户，也有可能会浏览LGBT、耽美或是电竞相关的网站内容。在这个用户不断切换浏览页面的时候，不同页面上不同广告位呈现的广告都是一款狗粮的购买优惠信息，只因为这个用户之前在电商网站上搜索浏览过该品牌狗粮的信息。这款狗粮的购买优惠信息的每一次曝光机会都是那个电商网站和付费推广的商家共同想要与这个目标消费者进行再次沟通付出的努力，而这个曝光机会是可以被明确标价的，价格基于这个目标消费者所携带的“标签”以及其他想要与这个用户进行沟通的同行或异业的未知广告主对该用户注意力的实时竞价。由此可见，在实时竞价的长尾流量广告的程序化购买这个系统中，不同类别的内容在互联网上呈现，这些不论与主流文化相关的内容或是与亚文化相关的内容，这些有明显差异的内容在这个定价系统中是无差别的，没有高低主次优劣贵贱之分，唯一的差异只是携带不同标签的不同用户的个体注意力的价值差异而已。也就是说，这些浏览和互动行为产生的流量因实施主体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价值，与具体产生浏览和互动行为的内容类别关系不大。这样的定价模式带来的影响是对互联网不同类别内容的价值无差异化对待，差异只存在于内容是否足够符合用户的需求、兴趣爱好，内容本身生产制作的质量好坏，页面与用户的交互体验是否友好等，以及其带来的用户流量的多少和不同被打上“标签“的用户之间的价值差异。主导文化和亚文化在文化结构中的差异在这里被消解了，而原本的这种结构在这里也被解构并重构了。
结语
亚文化篇8
说起澳大利亚的酒文化，澳大利亚人对酒的热爱程度从来都不亚于中国人热爱米饭的程度。家人朋友聚会时小酌一两杯，约会时和约会对象把酒言欢，甚至平时悠闲时刻也喜欢自己拿瓶小酒喝着，陶醉一番。在澳大利亚，你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举止优雅、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人家，悠闲地在路边小餐馆喝着酒。当然你也会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出入于市中心的各种酒吧，喝得醉醺醺的样子。看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么澳大利亚对于酒的管理是否严格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澳大利亚的餐馆如果得不到特许，是不允许卖酒的，甚至是有些酒精含量不高的鸡尾酒都是禁止贩卖的。所以，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很难见到像在中国餐桌上有些人失态大醉的模样。当然有些餐厅得到特许，他们是可以卖酒的，但他们同样对酒精含量和浓度也有一个严格规定，并且澳大利亚当地人喝酒比较有分寸，一般点上一杯鸡尾酒也能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下午的悠闲时光。
再说说澳大利亚的中餐馆，可能老外都知道中国人喝酒的习惯，一般中餐馆都不被允许出售含有酒精的一切饮品。据说，一旦被发现出售含有酒精的饮品，不仅伴随着高额罚款，可能还面临着牢狱之灾。所以很多中国游客来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人餐馆吃饭，一般都y以寻觅到酒的身影。
澳大利亚对于酒的严格管控，还不光在餐厅是否授权卖酒这一点上，对于那些卖酒的店铺更是有严格规定。我们去结账买酒的时候，卖酒的人有时会要求你出示相关的证件查阅你是否已经到了可以喝酒的合法年龄。如若未达到规定的年龄，一般是不可能从卖酒人的手中拿到想买的酒。而且澳大利亚卖酒的商店一般都装修得不太受人瞩目，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是未经装饰的土坯墙，但是一进到卖酒的商店，人们常常会感到有种别有洞天的感觉，里面的酒琳琅满目，你能想到的几乎都有，你可以随意慢慢地挑到自己想喝的酒为止。
澳大利亚的酒文化早已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在正式场合会喝上两杯，在朋友聚会等非正式的休闲场合也会开上一瓶红酒，与他人分享。但澳大利亚对于酒的严格管控，也的确有很多我们中国值得学习反思的地方。比如，怎样防止酒在青少年中泛滥，怎样避免酒驾悲剧的发生。我想，严格管控酒的出售虽说不能完全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但至少能大大降低发生的几率。
亚文化篇9
一、不良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校园亚文化的影响
高职院校校园亚文化的主要表现为：暴力***文化，娱乐文化，追求享乐和物质主义文化等。而传媒网络的影响对校园亚文化的成因可谓是“功不可没”。在已经步入信息化的今天，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在给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良网络文化在互联网上流行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暴力、物质、消极情绪在网上无处不在，网络道德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并且打破底线，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学习以及价值观念等造成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1.不良网络文化弱化了学生对本校文化的认同感一、这造成学生本身缺乏集体荣誉感，久而久之会使学生产生厌恶校园或者损害校园文化的情绪。高职院校的学生处于人生成熟阶段的过渡期，此阶段的青少年对于自身存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刻，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还不够强大，此时的人生苦乐观念、生死观念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易形成消极的人生观念。2.不良网络文化导致学生犯罪行为增多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一个对个人荣辱观念判断标准不明确的阶段。荣辱观是对荣与辱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它受社会风尚、习俗和传统的影响。在当今这个文化与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黄色文化的肆虐给高职院校的学生带来了可能难以抵御的诱惑。在这种性***、性自由思想侵蚀下，高职院校学生易形成不健康的性观念和性取向，以至于在各种网络黄色影像***片、的毒害之下，易造成还处于性意识不成熟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做出犯罪等违法行为。网络暴力文化是指互联网中宣扬的用暴力手段来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问题的文化观念。高职院校的学生多数在闲暇课余沉浸在网络虚拟的游戏中，沉迷于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和相互追杀，很多没有自制力的学生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由于网络游戏成瘾丧志，分不清现实与虚拟世界，出现狂躁、妄想、幻听等病态心理，在没有足够上网的经费时会选择偷、抢、劫等手段，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些网络中的不良文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职院校的学生，毒害着他们的心灵魂，同时这些已经被网络不良文化同化的学生又在给高职院校校园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阻力。3.不良网络文化滋生学生追求享乐和物质金钱的心理当你打开网页你会发现，网络中每天都不乏关于富二代、官二代的奢侈生活的报道。他们在生活中视金钱如粪土，大肆挥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他们的种种作为似乎都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甚至网络中有那么一批甚至一大批对于这种不用付出劳动就可以拥有一切的挥霍无度的生活产生向往、羡慕的心理，于是有了女孩子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恋爱婚姻论点，同时也有一些人将这种想法付诸于实践，于是有了各种傍大款等现象。高职院校的学生同样也会受到这种不良网络风气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社会价值观表现出不稳定的特点。个人价值观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对于青少年来说，随着日常生活所接触的环境的变化，价值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原本就不稳固的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的价值观挑战，这种冲突的结果就是前者逐步让位于后者。若这种新的价值观是好的，那它就会朝着有利自身的方向发展，若这种新的价值观是错误的，那无疑是对自身的一个伤害，会对整个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若这种观念被高职院校的个别学生长期接触，就会从最初的被动接受演变为主动接受到最终的认可，然后再把这种观念转嫁给其他同学，以至于整个学校都会弥漫着这种不良风气，将会瓦解高职院校校园亚文化的建设，毁掉我们构建真善美的标准。4.不良网络文化中的语言文化对高职校园文化产生影响语言是文化的根基和围墙，随着网络这一信息载体出现，网络语言也应运而生。网络语言有着宽松的话语环境，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于是网络语言在某种环境下就会变得简洁化、粗俗化、暴力化。当今社会离不开网络，因此网络语言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影响也愈大，久而久之我们将会无法区分网络语言是否符合规范，最终导致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当然网络语言大多有它独有的使用群体，即年轻人，而年轻人中又以学生群体居多，高职院校中的学生群体，由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运用能力都比较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无疑会充斥着大量的网络语言，他们习惯用这种表达方式来表现自己，并乐在其中。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网络语言有时候会让处在此话语环境中的交际双方感到轻松愉悦，但是也仅限于此。如果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任由这种网络语言在生活和学习中肆意使用，那么网络语言就会占据正统语言的使用空间，长此以往恐怕就没有所谓的正统语言了。
二、应对不良文化的策略
亚文化篇10
文化旅游的规模除了举世闻名的自然景观，澳大利亚逐渐被公认为令人兴奋的、独一无二的、多元的和奥妙无穷的旅游目的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和土著遗迹、表演艺术以及音乐会等在内的内容广泛的文化资产发挥着教育、娱乐和充实游客体验的作用［8］。无论在澳大利亚的国际旅游还是国内旅游中，文化旅游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1997年、1998年度到2000年、2001年度，平均每年约有2200万访客(其中国际游客210万、国内游客①30万、国内一日游客1060万)参与文化旅游活动。这些文化旅游者年均总花费182亿澳元，占到全澳年均旅游花费总数的29%，总计为澳大利亚的附加值总额(GrossValueAdded，GVA)贡献了约70亿澳元，占到旅游业附加值总额的28.1%，全澳附加值总额的1.2%。文化旅游还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年均146200个就业岗位和43亿的工资收入。2000/01年度，国际文化旅游创汇87亿［9］。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间，澳大利亚的文化旅游者年均超过1940万，占到游客总数的8.2%，47%的国际游客、11%的国内游客和6%的国内一日游客是文化旅游者。1999年文化旅游者的总花费为132.4亿，2003年增加到162.9亿，5年间年均花费143亿，约占全澳年均旅游花费总数的1/4。2002年到2003年，文化旅游者年均花费159亿，占全澳游客花费总数的25.1%。文化旅游者对澳大利亚区域旅游的经济贡献显著，占到区域旅游花费的20.5%，2002年到2003年年均达63亿［3］。到2007年，文化旅游者总数达到2400万。其中国际文化旅游者达到270万，占到澳大利亚国际旅游者人数的51%［10］。国内文化旅游者为1090万，占国内游客数的15%，一日游文化旅游者为1040万，占一日游游客数的7%［11］。2008年的数字比2007年略有下降(因游客总数下降)，文化旅游者总数为2090万，其中国际文化旅游者约270万，超过国际游客的半数(占52%)［12］;国内文化旅游者970万，占国内游客数的14%;一日游文化旅游者850万，占一日游游客数的6%［13］。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澳大利亚文化旅游的规模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稳步增长，文化旅游者在国际旅游中稳定在半数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与所有旅游者的人均消费相比较，文化旅游者的消费水平更高，对GVA的贡献更大;文化旅游者年均花费的增长率超过所有旅游者年均花费的增长率，而国际文化旅游者的消费水平更是远高于国内文化旅游者。文化旅游在区域旅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区域旅游营销和规划中备受关注的焦点。
文化旅游的内容LeeMeiFoo和AllisonRossetto在1998年的《澳大利亚的文化旅游———特征与动机》一文中，对文化旅游的各种定义进行了详细辨析，并从“旅游”和“访客”的基本概念出发，界定了文化旅游的6项内容［8］。此后的研究者稍事增补，将澳大利亚文化旅游的内容界定为以下7项活动［3］，文化旅游者被定义为参加这些活动中的一项或几项的访客。去剧院、参加音乐会或观看其他表演艺术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参观艺术/手工艺工作室参与节庆/集市或文化事件参观土著艺术/手工艺和文化展览访问土著遗迹/社区参观历史/遗产建筑，遗迹或纪念建筑国际游客、国内游客和一日游游客参与各项文化旅游活动的情况如***1所示(纵轴表示参加各项文化旅游活动的百分比)，2008年访问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国际文化旅游者，参观了历史/遗产建筑、遗迹或纪念建筑(占61%)或者参观了博物馆或美术馆(占57%)，参观土著艺术/手工艺和文化展览以及访问土著遗迹/社区的比例(分别为22%和11%)合计达到33%;而国内部分则以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的比例最高，44%的国内文化旅游者和35%的一日游文化旅游者参观了博物馆或美术馆。***12008年澳大利亚文化旅游内容构成根据TourismResearchAustralia(TRA)的《澳大利亚的文化与遗产旅游2008》整理。
文化旅游的供给澳大利亚的文化资产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两方面［8］，它不仅体现了文化旅游的接待能力，也是拉动文化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1．博物馆、美术馆。博物馆作为收集、保藏和展览有突出文化价值的藏品的场所，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旅游吸引物。根据ABS(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调查，2007年至2008年度约有3070万人次参观了博物馆。截至2008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1184座博物馆在运营中，其中14%是美术馆，其余86%则包括了社会历史博物馆、历史建筑或遗址博物馆以及自然、科学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中共有5250万件藏品和艺术品。博物馆雇用的员工有7856人，另有23426名志愿者为博物馆工作。由于博物馆大多是免费开放的，其2/3的收入来自于***府。2007年至2008年联邦***府和州/领地***府以及地方***府投入博物馆的资金合计达9.18亿澳元［14］。2．演出和节庆。观看演出和参加节庆活动是澳大利亚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国际、国内文化旅游者还是一日游文化旅游者参与这两项活动的比例都仅次于参观博物馆和历史地点。ABS提供了澳大利亚演出单位和节庆活动的历史统计数据。1997年全澳有881个商业演出单位，1996年至1997年度有1210万人次付费观看了这些单位的65408场演出。到2003年6月底，音乐演出单位和剧院有865个，雇用员工7842人。这些单位在2002－2003年度举行了53241场收费演出，吸引了1420万人付费观看，总收入达6221万澳元，其中53%来自售票。2002－2003年度共举办了176个持续2天以上的表演艺术节，29707场演出吸引了750万人参加，总收入8850万澳元，其中31%来自售票。这些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共17000人，其中15728人是志愿者［15］。3．历史遗迹、遗产和土著遗迹。截至1997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国家地产中登录的历史地点有9124处，包括房屋、公园花园树木、墓地和沉船遗迹，其中房屋占到30%，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和维多利亚。土著地点有888处，它们大多都包含了多个土著遗址，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南澳，其中有207处(23.3%)是艺术遗迹［8］，另外还有各个州登录的历史地点。目前，澳大利亚建立了较完备的遗产名录制度。价值最突出的遗产由联邦***府环境、水、遗产和艺术部编入国家遗产名录，各个州和领地则将对本地居民意义最重要的遗产地登入州/领地的名录。此外还有专门针对土著遗产、可移动文化遗产以及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有突出地位的海外地点的名录。截至2009年6月，国家遗产名录有82个项目，其中包含47个历史地点和9个土著地点［16］。2005年至2006年度，澳大利亚联邦***府和各州/领地***府总计为各类遗产(含博物馆等)提供了26亿澳元的资金支持，另外地方***府为遗产和艺术提供了共97320万澳元的基金。
文化旅游研究和促进项目1．文化旅游研究项目。文化旅游现象受到澳大利亚***府和公私机构的密切关注，由***府和公私基金项目资助，围绕文化旅游的操作性定义、内容、文化旅游者的界定、文化旅游的动机、文化旅游的规模以及经济影响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其中1998年的《澳大利亚的文化旅游———特征与动机》、2003年的《澳大利亚文化旅游的经济影响》和2005年的《澳大利亚各地区的文化旅游》等都是内容翔实厚重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通过第一手的调研资料和从旅游卫星账户得到的可靠数据，对文化旅游的规模、内容、热点城市与地区、客源地、入境旅游者对澳大利亚文化吸引物的态度与动机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为文化旅游的***策制定、规划、管理、营销提供了扎实的科学依据。2．文化旅游促进项目。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府出资以旅游项目的形式帮助公私旅游机构更好地经营和进行科学研究。如“澳大利亚旅游发展”项目(AustralianTourismDevel-opmentProgram)，从2007年起4年中提供3490万澳元资助澳大利亚乡村和区域旅游项目;“澳大利亚旅游”项目(TourismAustralia)从2008年至2009年度起在原TourismAustralia基金基础上每年追加4640万澳元，其中410万用于研究和统计;“环境与遗产”项目(EnvironmentandHeritage)2007年至2008年为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提供150万澳元，用于公园的咨询、管理和设计;“气候保护”项目(Climatechange)计划在5年中投资1260万澳元用于建立和管理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应对中心(AustralianCentreforClimateChangeAdaptation)以及用作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联合项目基金。土著文化是澳大利亚应对竞争激烈的国际旅游市场的一张王牌。***府认识到让土著更多地参与旅游业可以促进土著的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为此，***府将土著参与旅游业纳入到国家长期旅游发展战略中，并推出了“土著旅游商务解决方案”项目(TheBusinessReadyProgramforIndigenousTourism，BRPIT)。该项目计划在4年中投入380万澳元为土著旅游企业提供指导，使之具备旅游业经营的知识和技能，能够***生存，其2008年的预算还额外增加了180万澳元用于土著旅游的国际营销［17］。虽然上述项目并非都专门针对文化旅游，但对于文化旅游经营环境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的。此外澳大利亚还有其他一系列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进行商业经营、应用新技术、促进新产品商业转化的资助项目，经营文化旅游的企业主和经理人也可以从中获益。
澳大利亚文化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一)进行务实的文化旅游研究20世纪90年代，当大众旅游市场开始细分时，人们才对文化旅游的实质加以确认:它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拥有大众市场的活动［5］。在澳大利亚，***府和专业委员会主导的一系列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项目，以翔实的数据雄辩地说明文化旅游的经济贡献，使旅游业各界迅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旅游对于澳大利亚旅游业，特别是入境旅游(相当于出口贸易)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这些项目成果还厘清了本国文化旅游的基本内容，深入揭示了国内外游客参与文化旅游活动的动机，为旅游业界指引了方向。反观我国，理论研究务虚多，务实少，对实践帮助不大，文化旅游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概念上。
(二)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旅游需求尽管受到收入、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引致型”的需求［18］，当文化体验可以很方便地得到的时候，游客去寻求文化体验的意愿会更强。澳大利亚国家历史不长，地广人稀，客观地说，其历史文化资源并不丰富，从供给角度看，这是发展文化旅游的天然缺陷。一方面，旅游业者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巨细无遗的发掘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强化文化旅游供给。文化旅游吸引物不仅包括文物古迹、民风民俗，还包括各种艺术表演、节庆活动、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甚至剧场、影院、***书馆等文化设施都有吸引游客的功能。澳大利亚文化旅游的发展告诉人们发达的文化产业是文化旅游的强大后盾，各级***府的巨资投入使文化产业成为澳大利亚文化旅游强有力的支柱。实际上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血脉相连”，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有助于促进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