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她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担任了全国文联***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组书记、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她曾向我吐露过她的心情，说她最想做的事依然是写作，并不想当这些“文化官”。果然，她在1953年夏天，主动辞去了所有领导工作。
那年，我由国家派遣去苏联留学。
1975年6月，我从苏联回国休假。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提醒我说：“你该去看望一下你的老师李纳了。”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同母亲比较熟。在李纳家，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以后的妻子李灵源。她是李纳的妹妹，从事声乐艺术的，我们在一块儿聊得十分投机。
回到家，母亲问我去李纳家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也好，家里也能多些趣味。”我意识到，母亲这是在关心我的婚姻大事，而且她也看中了灵源。不过话也只说到此为止。
以后我和灵源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好感也一天天加深。1957年7月，灵源作为青年艺术团的成员将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临行的前一天，母亲在萃华楼饭庄为她饯行。去饭庄前，母亲向我说：“我们先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给小灵子。”
在路上，母亲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也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就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的宝石领花。
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灵源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也得到了同样的反馈。第二天，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很高兴，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幸福。”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的母亲也像所有的普通母亲一样，仔细周到地关心着她的子女们。
其实，母亲那时的处境已很艰难。1955年夏天，就在母亲离开实际领导岗位两年多以后，住在无锡写作的母亲被召回北京。随后，中国作家协会***组召开了扩大会议对她进行批判。罪名是她在她所主持的单位搞“***王国”，“有野心”、“有权力欲望”，并且宣扬“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最后定成以她为首的“集团”。母亲当然不服，向组织提出了申诉。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经调查核实，“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
可是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原来给她定罪的那些人将母亲行使一个***员的正当权利，向组织申诉，说成是“翻案”和“向***猖狂进攻”，把她打成了分子。
在白天挨批斗，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的日子里，母亲给还在莫斯科的灵源写了封信，没有明说她当时的处境，但暗示了她今后的命运。灵源读了这封信，心里颇感不解。两三天后，当她在莫斯科看到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时，她全明白了，震惊了。当她平静下来，冷静思考后，立即给母亲写了封信。其全文是：
亲爱的妈妈：
我用世界上最神圣的名字称呼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你的信使我好几天不能平静，你的意味深长的话，使我深思，我一定永远记在心上。
祖林的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爱他，从来不曾这样爱过。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更多的爱来爱他，请你放心。
他十二号下午到达莫斯科，我们谈了一夜。他情绪还好，非常记挂你。为了我们，请你一定要珍重自己。
我十三号中午离开莫斯科，大概二十：号能到家。
向陈明同志问好。
拥抱你！
小灵子8.15
这是灵源第一次称我的母亲为“妈妈”，此后她不仅口头上这样称呼她，也一直用这样的感情对待她。回想起来，母亲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太行山下
“”初期，我也受到一些冲击，因为我是大“”丁玲的儿子，还被怀疑是“苏修特务”和“假***员”。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写了封信给母亲，寄到她下放的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不久，信被退回，信封上写着收信人已不在此地。这使我们十分迷惘。我和灵源每一想起，每一谈及，都非常忧虑不安。亲爱的妈妈，你在哪里呢？
1973年，我因事从我工作的上海来到北京。听人说北京郊区有个秦城监狱，那里面关了好几百个高级干部。我心想，或许母亲也在那里。正好这时有人从那里释放出来，便托人去打听，却没有结果。
1975年6月，我们意外地收到母亲从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写来的一封信，这才知道母亲1970年初确实被关在秦城监狱，5月份才被释放，安置在嶂头村“养起来”。我们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不管怎样，人还在。我们又恢复了通信。
从她的来信中，我们知道她在秦城监狱的5年里，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的大部分著作。她说：“这些书，真可谓万世明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从信中我们知道，她到嶂头村时，真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了：“我们只有一身随身穿的衣服和临走时北京发的一身外边的衣服，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指当地老百姓）看见我们穿打补丁的布衣，都很奇怪。”于是我们就赶紧给她寄去了一些衣物，同时筹划着给她做冬衣。
我们还知道，她一到嶂头村，就打算把1957年中断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下去。由于手稿在“”中丢失了，她只得重起炉灶。她写道：“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一不为名誉地位，二不为自己翻身，也不是‘一本书主义’，不打算出版，如果能作为后人的参考资料也就行了，何况是可以给你们浏览的。”
从收到母亲的第一封信起，我们就想去探望她，但因工作一时走不开。
1977年1月，一个寒冬的日子，我从上海去长治探望母亲。
嶂头村离长治县城十七华里，位于太行山的半山坡上，是一个有五六百户人家的村子。村民们热心地把我引领到母亲住的院门口。
当母亲看见我时，她怔住了，杲立了片刻，猛地喊道：“这是我儿子啊！”就一下子扑到了我的身上，把我紧紧搂抱着，放声痛哭。她浑身颤抖，断断续续，一遍遍说着：“儿子！我的儿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如泉水般涌出，也喊着：“妈妈！妈妈！”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母亲老多了，前额上的头发都变白了，脸上多了许多皱纹，只是眼睛仍如过去一样，清澈、明亮。我凝视着她在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中，饱受摧残而过早苍老的脸，不禁黯然神伤。
母亲和我许多年没见面了，都有许多话要说。微弱的烛光下，温暖的炉火边，母亲半躺在帆布椅上，我坐在她身边，听她讲述她的一生。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感到母亲急欲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我。她这时还难以预料她自己就一定能够活着等到重见天日，也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这样的可以和我倾心长谈的机会。每天都谈到深夜一两点，有几晚竟谈到了鸡叫头遍。
在我住在嶂头的七八天里，白天常有邻里乡亲来做客，母亲也陪我走访了几家。我感到母亲同村子里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大家都称呼她“老丁”。听他们说，母亲刚下来时，他们还有些戒心。窃窃私语，说：“来了个大干部，是个老太婆，犯了大错误下来的。”但这些农民与仕途无缘，不存在以利益之心胜过是非之心的事。他们心里自有一杆秤，凭自己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个“老丁”是个好人，戒心也就逐渐被亲近和尊敬的心情代替了。
1976年，当地组织落实***策，派人把母亲在黑龙江农场的东西取了回来，存款也取了来，连本加息一共一万元多一些。母亲就把整一万元捐给了公社，让他们买拖拉机，帮助他们改变贫困的面貌。
其实，这是母亲的一贯作风。1952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她把所获奖金5万卢布，合33000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全国妇女儿童委员会。当时三万多元可是一个大数字啊！
一天夜晚，我想到母亲这些年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思索了一会儿，问她：“这些年里，你是否一度萌生过一丝轻生的念头？”母亲摇摇头，肯定地说：“没有，从来没有。我有信仰，有信念，我相信***，相信历史总会为我作出公正的结论。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见到这一天，我为什么要自己去死呢？我若死了，我的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稍停，她又轻声地补上一句：“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
这就是母亲，我的有着一个有伟大母爱的母亲，有着坚强意志和倔强灵魂的母亲。
我终于要离她而去了，走的前一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早上，雪停了，但刮起了风。我害怕母亲受寒，就让她别送我去车站。可她执意不肯，我知道她是想同我多待几个小时。
从嶂头村到火车站有二十华里的路。我们坐着驴车，在路上走了三个多小时。人坐在车上，脚不一会儿就冻僵了。我怕母亲冻坏了，就把她抱下车搀扶她走上一段，再把她抱上车……
闪光的晚年
1979年1月，母亲回到了北京。我们全家也从上海来北京和母亲一起过了一个春节。
6月，母亲被增补为全国***协委员。她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全国***协会议，并参加了***协的***员会。这是她22年来第一次参加***的会议，心情十分激动，作了《“七一”有感》一文。她写道：“整整二十二年了，***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血泪辛愁。”表达了她对***的深切感情。
11月，她又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会后，她的错划问题也得到了改正。
母亲对以前使她遭难的一些人与事，抱着宽容的态度，她说：“俱往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朝前看吧！”
重返文坛后，母亲进入了她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在7年的时间里，她发表了一百万字作品。
母亲逝世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刊载于《人民日报》的《丁玲同志生平》，对她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其文说：“丁玲同志的一生，是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的名字和作品，曾吸引和鼓舞许多青年走向***，其影响远及海外。她留下的近三百万字的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光辉业绩，必将会镌刻在中国***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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