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本文从《新世说》的志人原则、志人总体方法两方面与《世说新语》相比较,归纳出《新世说》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新世说》;《世说新语》;志人艺术;比较
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著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志人艺术独步艺林。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仿者尤众。
《新世说》是民国易宗夔模仿《世说新语》之作。尽管其影响和艺术成就不能和《世说新语》相提并论,但其志人艺术方面还是很有特色的。要探究《新世说》志人艺术的特点,莫过于运用比较法。而比较对象,又非《世说新语》莫属。
一、志人之原则不同
《新世说》志人艺术的原则,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材料的取舍标准。易宗夔的取材标准是:“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可以看出,易宗夔在选材时,不仅要“品高”“语隽”“行奇”,更重要的是“重实事而屏虚谭”。在《新世说》例言中也有“一古人著作,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胜数。缘事迹未可凭虚以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之言曰,他人着书惟恐不出于己。某着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获我心矣”之说和“一编辑是书时所资参考书不下百数十种,纪载之事虽未能一一标明来历,要皆具有本末”之言,再三说明自己取材均有出处,不是虚构而成。
其二,对所取材料涉及的人物的态度。在《新世说》自序中,易宗夔对自己创作此书有着“本春秋三世之义,成野史一家之言”之望,故直言对书中所录人物“有臧否”。而在《新世说》例言中亦说“一是书于先贤称某公,时贤称某君,奸佞墨吏则直斥其名。虽无笔削之权,微寓予夺之意。”“一是书持论务趋平允。近人所著清稗汇钞,称洪杨为盗寇,列孙黄于会匪,固失之偏;而满清稗史、清宫秘史之类,则又种族之见太深,诋毁之辞过当。兹编一为廓清之。”可以看出易宗夔对所录之人物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而有所褒贬。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阐述“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时说:“‘史传’之影响于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新世说》正是继承了史传“实录”的传统笔法,具有“征实补史”和“笔削褒贬”之作用,这正是《新世说》志人的原则所在。
《新世说》志人原则是“重实事而屏虚谭”之“实录”。而《世说新语》的志人不同于史书,也不同于后世的小说,鲁迅先生说其就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精辟地概括了《世说新语》志人的原则就是“名士风流”。以名士为著录中心,以描写名士的风流为着力点。事实上,《世说新语》也正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编辑材料的。
关于对《世说新语》中名士之“风流”表现形式,冯友兰先生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概括之;李泽厚先生概之以“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王能宪先生则概括为谈玄之风、品题之风和任诞之风。
尽管几位先生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体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世说新语》中关于对“人”的品评,重点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他们重视的、追求的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等内在的、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是一种“虚”和“无”。而这种对“内”的追求是与对“外”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故名士们大多都是不会“治实”的。如《世说新语》俭啬第八: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由此可见,风流名士一般是不会“治实”的。《新世说》恰恰相反,在其“重实事而屏虚谭”的志人原则下,在对人物进行形象塑造时,重点用“事实”来说话,用人物“外”的表现去刻画人物“内”的风貌。这正是与《世说新语》显著不同的地方。
二、志人的总体方法不同
《世说新语》中,描写人物言行举止大多采用“写虚”的方式。如在描写人物容姿时很少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的肖像描写,往往通过一些旨在凸显人物神明的抽象语言去传达人物的行上之真。如《容止》五: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欲刻画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没有对嵇康的面部特征,躯干四肢等进行细致刻画,而是运用“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而徐引”等抽象语言去铺陈。《新世说》则多采用“写实”的方法。如《容止》二十六:
龚i人生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凹下而颏仰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则,语非滑稽,不以出诸口。
对狂放任诞的龚自珍,作者对其“异表”是采用详细的“写实”方法:头顶是“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头“凹下”而下巴是“仰上”的,眼睛则是“眇小精悍”,行为举止“无常则”,语言是“滑稽”的。通过一系列详实的刻画,使读者对龚自珍异于常人的形象有了直观的印象。
再如都要刻画人物的英雄气概,在《世说新语》《容止》一中: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没有去具体描写曹操如何“神明英发”,重点描写匈奴使者一眼看出“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这一情节来表现,可谓“避实就虚”。而在《新世说》《容止》二十九:
胡润之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电,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
要表现胡润之的英雄气概,是通过对其精神面貌、目光、面部整体特征等一系列具体部位的详细描写来表现的。
《世说新语》重在“写虚”以表人物之“神”《新世说》重在“写实”以现人物之“形”。这也是时代特征使然。
三、《新世说》志人的独特之处
在表现形式上,与《世说新语》相比,《新世说》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新世说》篇幅增加,并且借鉴了传奇与白话小说的写法,来表现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共计1130篇故事,篇幅大都短小精致,多截取人物片言只语来表现人物某一方面特征。而《新世说》在篇幅上大大增加,长篇大幅处处可见。注重人物的经历的完整性,有头有尾,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意味。如《惑溺》一关于歌妓陈圆圆的描述不惜笔墨,用多达九百多字,详细描述了陈圆圆与田畹、吴三桂、李自成之间的纠葛,重点描写了与陈圆圆吴三桂两人的聚散离合。将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位声色甲天下、曲意迎合、八面玲珑的风尘女子形象。还有《贤媛》二十一之“杨诚村之夫人龙氏”《贤媛》二十二之“杜宪英”等条,字数无不是多达几百之众,将人物经历的主要故事,有头有尾,慢慢道来。像是一则则短篇小说。这种形式,虽所费笔墨多,但更有利于作者去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是采取了“自注”形式。易宗夔在《新世说》例言中说:
一每人于纪事之下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见不赘书,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见前,无官者注已见前。
这种在文后加注的形式,不仅避免了《世说新语》中人物称谓繁多的弊病,也有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言语》一:
顾亭林尝勖其甥徐立齐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注:顾名炎武,江南昆山人,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己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六谒思陵,屡诏不起。后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之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且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便有建瓴之势。乃定居焉。着有《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等书。)
正文不过寥寥四十余字,但文后自注多达一百九十余字。但自注部分对顾炎武籍贯、体貌、性格以及一生主要履历、学问及著作等有详细地介绍。仅凭正文中顾炎武勉励外甥的话语,是很难塑造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的形象的。而自注部分恰是最好的补充说明。此类例子就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页61-62
[2]李惠明.《文白对照历代世说精华之新世说•自序》,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页6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史传”传统与
“诗骚”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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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页609-617
[5]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2,页118-154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作者简介:
严都岿,现在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任教,古代文学硕士。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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