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以韩国新安沉船的发现为契机，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土高丽青瓷逐步受到重视。近年来，中国各地关于高丽青瓷的新发现在不断增加，也使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
目前所见，高丽青瓷的出土范围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一个是以辽宁、内蒙古、北京、河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另一个是以江苏、安徽、浙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这一南北分布背景，明显与高丽和中国的海路交易路线有很大关联。也就是说，在北宋天圣(1023～1032年)末年由于辽的压力，高丽和北宋曾一度中断往来，在此之前，是经山东省的登州(现在的山东省蓬莱)登陆(北路，北方路径)。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与北宋恢复往来后，为避开辽的压力经由南方明州(现浙江宁波)登陆(南路，南方路线)。当然，北路除了航海路线之外也存在直接的陆路交易路线。但基本上还是通过这两条路线密切联系着高丽和中国的诸王朝，即高丽与北宋、南宋、辽、金、元等的***治关系。
北方地区
黑龙江省，辽宁省：这一地区出土的高丽青瓷均为镶嵌青瓷，其出土的窖藏和墓葬主要属元代。就墓葬而言，每个墓出土数量一般不多，为1或2件，而镶嵌青瓷的质量也绝对不算精美。其中，辽宁省辽阳墓出土了较为少见的镶嵌枕，类似的瓷器在日本京都市的平安京遗迹也曾出土过。再者，邻近黑龙江省的俄罗斯沿海州的金女真遗址也出土过镶嵌青瓷片。
近年，内蒙古元代集宁路遗址瓷器窖藏出土了高丽青瓷神龟形砚滴(***1-1)。可划入“雕刻青瓷”(瓷塑)类，是徐兢《宣和奉使高丽***经》里所谓“翡色”器的典型范例，时代应为12世纪前半期。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类似收藏(***1-2)。高丽青瓷中也有把水注做成神龟等形象装饰的，可见高丽极为重视此类造型。而宁昌路遗址出土的镶嵌高足杯的造型就稍显简化、粗略，高足杯的造型应是13世纪以后(或为14世纪)的产品。此外，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和赤峰下洼子土城遗址等处也曾采集到高丽镶嵌青瓷片，但详细情况不明。
北京市：北京丰台区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乌古论窝论墓出土了完整的青瓷葫芦形水注(***2-1)。当时的发掘报告称之为河南省临汝窑产品，后耿宝昌先生和冯先铭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是高丽青瓷，由此作为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有人又对其产地进行了重新评估，有认为可能是金代耀州窑产品，但以笔者的观察，其釉色、胎土及圈足等都明显具有高丽青瓷的特征，且其造型和釉色等在高丽青瓷中都可以说是极为精美的，可归入所谓“翡色”类瓷。其作为完整器，在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中也显得特别突出。
五代和北宋也有类似造型的作品(***2-2)。从高丽青瓷的编年来看，将其定为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前半叶左右之物较为妥当。再者，元大都遗迹也报道过出土有云鹤纹镶嵌青瓷，详细情况不明。另外，一位个人收藏家收藏的鸳鸯形香炉盖残件(***3-1)也引人注目，据说出土自北京地区。类似之作还有日本的福冈县太宰府市大宰府史迹和同县福冈市的箱崎遗迹出土瓷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也收藏有相似产品，可推知其整体形制(***3-2)。
山东省：近年来，在山东省蓬莱市发现的数艘古代沉船成为考古发现的一大话题。其中3号古船中出土有青瓷碗。蓬莱，即是以前的登州港，是古代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在登州设高丽馆，可知北宋朝廷对到达登州的高丽贡使的重视。蓬莱3号古船主要使用期在元代，明初期被废。报告称出土的两件青瓷碗为朝鲜时代前期的粉青砂器，也有人认为是高丽时代后期的产品，其年代有待进一步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莱、长岛、福山等海域也多次发现朝鲜时代的瓷器。登州港可称为中国与高丽海上贸易路线的北部据点，在此发现的高丽青瓷却极少，即使有所发现，也都是高丽后期以后比较粗糙的日常用器。依目前资料，可窥见元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但很遗憾北宋时期的状况还不十分明朗。
河北省：河北省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墓(M1)出土的大型高丽青瓷镶嵌梅瓶成为陶瓷研究界中的热门话题(***4-1)。该墓是其他7个墓葬群中规模最大的，很早就有人指出可能是卒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的史天泽之墓，但证据不是十分确切。该墓不仅是史氏墓葬群中规模最大者，而且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出土文物除高丽青瓷外，还有哥窑类和龙泉窑的青瓷，还出土有其他金属器等贵重物品，可知被葬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史氏墓出土的镶嵌梅瓶在同类器中相对为大型，在中国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中也是最为精美的。与其相似的还有韩国涧松美术馆收藏的镶嵌云鹤纹梅瓶(***4-2)，被认定为韩国的国宝(第68号)。但是仔细比较史氏墓和涧松美术馆的梅瓶，史氏墓梅瓶的纹样，特别是云和仙鹤的表现稍显简化，另外纹饰配置也存在着大量错位的现象。就梅瓶的造型而言，涧松美术馆的肩部更具张力，胫部更显收缩。虽然史氏墓出土的梅瓶与涧松美术馆藏器属于同一款式，但前者年代可能稍晚于后者。韩国全罗南道的扶安柳川里窑址出土了比史氏墓梅瓶更大的相似产品(***4-3)，可作为这种大型镶嵌梅瓶的可能产地。虽然陶瓷界对涧松美术馆的梅瓶有多种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不能追溯到13世纪以前。史氏墓梅瓶作为高丽国王给元皇帝的贡纳品被赏赐于墓主人的看法很耐人回味，《高丽史》卷一五《赵仁规传》中可见高丽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金彩青瓷的记录。但也不能排除此梅瓶系民间贸易品的可能性。
南方地区
江苏省：高丽青瓷出土于唐代以来著名的贸易港口扬州。镶嵌青瓷有类似内蒙古宁昌路遗址中看到的高足杯，年代也应相当于元代。最近，陈杰先生介绍新出土有高丽瓷钵，虽无***版，详细情况不明，但此消息引人关注。
安徽省：1960年滁县墓葬出土了一件青瓷镶嵌龙纹罐(***5)，墓葬年代定为元。笔者最近与伊藤郁太郎先生一起观看了实物，伊藤郁太郎先生认为，从龙纹及其他纹样的表现形式和器形等，可以判定其年代为高丽时代(918～1392年)末期至朝鲜时代(1392～1910年)初期，也就是14世纪后半至15世纪初，认为是朝鲜时代前期所谓的粉青砂器。虽然对高丽末期至朝鲜时代初期的青瓷型式的演变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此器至少可以看作高丽青瓷在高丽时代末期被带入中国境内的一个范例。
浙江省：
①杭州：早在1967年，于一座南宋蓦中就出土了高丽青瓷，同出带有“绍兴十九年(1149年)文恩院铸”铭文的铜印，可知其墓葬的年代下限。最近该简报终于得以发表，笔者也有机会看到了出土的高丽青瓷实物，是刻花草纹花口钵，圈足满釉，可见3个支烧痕，可说是典型的12世纪“翡色”青瓷。
从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马争鸣女士的一系列论述中也 可见近年杭州新出土高丽青瓷的概况。近几年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片虽然详细地点和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据说全都是在杭州市内多个建筑工地采集而来。在南宋皇城附近万松岭东南侧的杭州卷烟厂内，与官窑青瓷片等一起出土了众多高丽青瓷片，出土的高丽青瓷片大部分是表面带有刻花纹的高品质瓷器。近年在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片(***6-1)，分别被认为是与美国费城美术馆收藏的刻花莲花水禽纹梅瓶(***6-2)，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韩国三星美术馆(geeum)藏刻花龙纹梅瓶，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刻花龙波涛纹梅瓶等世界知名高丽青瓷器相似的器物残片。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的康津青瓷博物馆藏有康津窑址出土的超大型龙波涛纹青瓷残片，从造型与纹饰的精致程度及纹饰内容等来看，可以认定是高丽王室生产的。同样，根据杭州出土的刻花翡色青瓷类出土地点在南宋宫城内，且与官窑青瓷伴出等情况，可以判断这种刻花翡色青瓷很可能是高丽王室向南宋皇室进献的特殊贡品。另外，出土的镶嵌青瓷中也有在圈纹内表现人物纹饰的罕见水注残片(***7-1)，类似器物曾出土于韩国扶安柳川里窑(***7-2)，该窑应是其产地。
马女士介绍的这些高丽青瓷从技法上可分为素面、划花刻花与镶嵌两大类，前者时代相当于烧造所谓高丽“翡色”青瓷的12世纪，后者应为12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可见在相当长时期内，高丽青瓷都被运往南宋的都城杭州。
马亦超先生也说到在杭州出土的陶片资料中，可以看到各种高丽翡色青瓷类器和少见的镶嵌童子纹梅瓶残片等高丽镶嵌青瓷片(***8-1)，它们都引起了关注。镶嵌童子纹梅瓶的相似器物有美国芝加哥美术研究所收藏的梅瓶(***8-2)。特别有意思的是带有“口口贵妃”铭的高丽青瓷小盘瓷片(***9)。汝窑青瓷上的“奉华”铭是南宋高宗爱妃刘贵妃的别号，以此可见该“贵妃”铭的高丽青瓷也应是南宋后富贵妃们的爱用之物。近年，杭州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的作为宫廷专用器的定窑白瓷，铭文多是各种宫殿名和宫廷机构名或嫔妃职位名等。因此，“贵妃”铭高丽青瓷也同样应是在宫中使用的。可知在南宋宫廷，与定窑白瓷一起使用的亦有高丽青瓷，两者均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被列为“天下第一”的物品，绝对不能说是偶然。
冯先铭先生曾从《袖中锦》等文献出发，很早就指出高丽青瓷在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被珍视，并在南宋初期大量进口的可能性。同时，在《宝庆四明志》“郡志卷第六・叙赋下・市舶条”中可见高丽向中国出口物品的粗品中有“青器”。即青瓷，在《至正四明志》“市舶条”中可见从高丽来的“细色货”里也有高丽青瓷，可知当时被高丽作为贸易货物的高丽青瓷分精粗两类出口到中国。
②宁波：即宋元时代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而闻名的明州。韩国新安沉船就是从明州出发，在去日本途中经朝鲜半岛时沉没的元代商船。新安沉船里发现的7件高丽青瓷也是在宁波入舱，宁波也可以算是中国高丽青瓷的发现地之一。由此可见，日本出土的高丽青瓷一部分是经中国转运入境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而在宁波近年来也出土了许多高丽青瓷。元代码头东渡路遗迹出土高丽镶嵌青瓷两片。高丽使馆(高丽使行馆)遗址也出土了数件。高丽使馆是北宋***和七年(1117年)经宋徽宗批准，在明州城内(月湖洲)建造的高丽使节或高丽商人的招待所，也称“下远局”或“高丽使馆(东蕃驿馆)”。近年在月湖东岸(现在的镇明路宝奎巷口)发现了这一高丽使馆遗迹，与“***和通宝”伴出的即有高丽青瓷。在宁波市中心地带(天一广场、世贸中心、明星广场等处)，伴随城市开发的建设高潮，发现了众多文物，其中高丽青瓷也似乎不少。笔者见过一些宁波的个人收藏家的资料，比如有印花纹的香炉片和镶嵌有相扑***的新奇瓷盒。香炉片的类似作品有湖岩美术馆收藏的瓷器，再者，全罗南道康津沙堂里窑址也出土过类似瓷片，可推断其产地。这些高丽青瓷片均采自建筑工地，很多标本也记录了采集地点，即使不是正式的考古学发掘，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从素面、刻花纹，到各种镶嵌青瓷，与杭州地区呈现相似的种类和年代跨度，可知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应该是经明州运送而来。
其他地区
广西桂林也出土了高丽青瓷，但详细情况不明。最近，从日本庆应大学大学院在籍的徐韶女士处得知，台湾兰屿岛沿岸遗迹也出土过高丽青瓷，这是高丽青瓷在台湾出土的首例，可以说是贸易路线上极为重要的发现。可以想见今后在中国南方沿海发现高丽青瓷的可能性。
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收藏有高丽青瓷，博物院收藏的镶嵌云鹤纹碗也应是中国传世的高丽青瓷。博物院2001年举办的“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展览展出了此件镶嵌云鹤纹碗，当时的***录上定其年代为14世纪前半。而2006年《大观――北宋汝窑特展》***录中，通过与文公裕墓(1159年)和明宗智陵(1202年)出土文物的比较等，定其为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前半叶。
就高丽青瓷的对外出口而言，以目前的数量来看，在日本的出土例压倒性地超过在中国的出土例。但近年来在中国，高丽青瓷的出土例证在逐渐增多，可知在中国的高丽青瓷数量绝对不会少。而且在中国可看到作为高丽青瓷最高水准的极精美的产品，这种高丽王室进献给宗主国中国的贡品数量也不会少。实际上，从文献可知13世纪高丽曾进贡金彩青瓷，而同时也有来自中国方面对高丽青瓷的需求。《高丽史》卷三十・世家卷第三十・忠烈王十五年(1290年)记载“耽罗安抚使……还自元，中书省牒求青砂瓮盆瓶”，可见中国曾要求进奉“青砂”即青瓷的“瓮盆瓶”。这样的背景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经》、太平老人《袖中锦》等同时代的文献对其有“精绝”“天下第一”等极高评价，可见高丽瓷不只是在宫廷，而是在相当广的范围内被人所认识。时代稍后的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却写道：“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者不甚值钱”(《卷七・古窑器论》)，对“上有白花朵”即白土镶嵌青瓷给予了负面评价。此处提及的镶嵌青瓷究竟是高丽哪个时期的产品，抑或是朝鲜时代前期的产品，都是值得讨论的，但对镶嵌青瓷的负面评价反过来说明，到明代就应该有相当数量的镶嵌青瓷被带到中国，成为一个外国陶瓷品类被中国人广泛认知。
责编 耕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