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 (1899―1962)安徽巢县人,曾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衔。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被誉为“传奇将***”。
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家庭:属于爸爸的东西,孩子们统统不准碰,动一动就会挨一顿责骂。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叫李克农。
他桌上的东西,斜着眼看都不行
李力:李克农次子,原总参通讯部副部长
父亲的工作纪律非常严,他长期养成了保密的习惯。我们住的是四合院的老式房子,只要父亲在办公,就尽量不进他的办公室。他要会客,要开会,小孩子不能吵,而且都要离得远远的。父亲做什么事情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桌上东西不能看,斜着眼看都不行。他在隐蔽战线,好多事情我们是以后才知道的。
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带着小伙伴们到他办公室去玩,他回来后就问:“谁动了我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的铅笔、砚台摆在什么位置,钥匙牌上哪个钥匙开哪个锁,父亲都记得清清楚楚。别人动了他的东西,他回来马上就发现。
母亲去世以后,有一阵子我们怕父亲的哮喘病发作,就轮流睡到他的房子里照顾他。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亲自把所有的房间检查一遍,看门窗都关好没有,锁好没有。
我们家有两件事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这些当子女的长到十几岁还不知道父亲的模样;第二个是我父亲做***的地下工作,究竟做了什么,他本人有什么贡献,父亲从来不跟我们说,我们也不能问。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很会乔装打扮。抗战初期,父亲回了一次家。那时候我已经不认得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上门,我祖父怕这些人,所以当我告诉祖父有个要债的人来了时,祖父吓得就往楼上跑。父亲说:“我是克农啊!”祖父听到他的声音才下楼来。父亲在家待了一个小时就走了,祖父看见父亲坐汽车回来,就对他说:“家里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里当官吗?”父亲说:“***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
父亲对我有一种特殊的爱
李伦:李克农上将三子,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
电视剧《潜伏》中,孙红雷饰演的余则成多次提到一个神秘的名字―克公。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并不知道他就是我***隐蔽战线上的功臣李克农。
尽管李克农给人很神秘的感觉,但在李伦的内心里,却依然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那种特殊的爱―
我的出生极有传奇性。那是1927年4月,安徽芜湖市当局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父亲的人头。父亲那时是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他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他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我的母亲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父亲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肚子里的我,连夜赶去报信。正是由于母亲早半个小时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
待再次见到父亲时,我已经3岁了。那是1930年初,以父亲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特务***机关,***组织安排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我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父亲工作的神秘性。从小我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会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我的手说父亲来信了,说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我,很想让我写信给他。当时年仅6岁的我便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
后来我得知,父亲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这封信有些红***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我随大人撤退到长沙,年底再撤到广西。父亲在八路***驻桂林办事处任处长。当时父亲看到我没有事干,就觉得该给我找点事儿做,他让我到办事处当了一名勤务兵。因此,我的***旅生涯从1939年12岁时就开始算了。
1940年底,掀起第二次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决定将桂林办事处撤销,人员经重庆撤到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一家抵达延安。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办***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活动……
许多年来,我和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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