耧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耧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载体,耧车见证了农耕文化的变迁,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
耧车,又称“耧犁”或“耧”,是中国古代一种较为先进的畜力多管条播机,一次就可以同时完成田地的开沟、播种与复土这三道工序。耧车由耧杆、耧把、耧斗、耧脚、耧铧等几部分组成,除耧铧为铁制外,其他部件均由木头制成,其中耧脚中空,与耧斗相通。在使用时,由一牛在前面牵引着耧车,一人在耧车前面牵牛并扶住耧杆,以便掌握耕牛行走的速度与方向;另一人扶耧把跟在后面,边走边摇动耧车,装在耧斗中的种子就会随着摇动的节奏而自动滑入中空的耧脚,随后播种到田地里。
耧车作为一种将开沟与播种合而为一的较为复杂的农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耧与犁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晚在战国时期,中国在农业生产中便已广泛使用由耕牛牵引的铁制犁,并已经发明了专门的播种工具。连续开沟农具一旦与连续播种农具结合起来,耧车便随之诞生了。
东汉著名***治家崔在其《***论》一文中写道:“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可见最迟在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便已经创造发明出具有三个耧脚开沟器,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当然,三脚耧这种已较为成熟而先进的联合播种机的诞生不会是在突然之间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独脚耧和二脚耧等更早期的原始耧基础之上发展改良而来的。
耧车这种新型农具的出现与分行栽培是分不开的。在原始农业时期,人们通常采用的是点播或撒播的方式(这种播种方法直至18世纪仍在欧洲盛行)。我国早在先秦便已出现了分行栽培技术,当时将行称“役”,禾种在役中,《诗经》中“禾役”描述的就是分行栽培的场面。战国时期的亩畎法便是一种分行栽培法,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分行栽培有利于作物生长,因此在播种时纵横成行以保证田间通风,对行距和株距都有严格的规定。
耧车为分行栽培提供了有利的工具。用赵过发明的这种新式的三脚耧播种,可以保证行距、株距始终如一,两人一牛使用耧车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即可播种一顷地,极大地提高了播种效率,因此自发明以来便受到极大欢迎。根据班固《汉书・食货志》“善田者受田器”的记载,在汉武帝时于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代田法中,耧车这种新发明“田器”的普及使用具有重要地位,这对汉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这种两人一牛的三脚耧外,东汉时期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更大型的六人二牛的六脚耧。据崔《***论》记载,这种大型多管条播机效率极高,可达到“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由于分散型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使用范围更为广泛的耧车仍以中小型的两脚耧与独脚耧为主。
元代王祯在《农书・耒耜门》中对当时在中国北方普遍使用的两脚耧具体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耧,且行且摇,种乃自下。”直至今天,耧车的形制仍与当年基本相仿。
分行栽培与耧车的组合还为畜力中耕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元代时出现的耧锄就是直接由耧车发展而来的。王祯在《农书》第十三卷引《种莳直说》中描述这种农具:“号曰耧锄,耧车制颇同,独无耧斗……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耧锄同耧车的形制非常相似,只是没有耧斗,取而代之的是锄。在使用时用一头驴在前牵引,锄头的入土深度可达二到三寸,超过手锄的三倍,而且速度很快,每天所锄的地达二十亩之多,效率极高。
北宋韩琦在《祀坟马上》一诗中咏道:“二茔逢节展松楸,因叹农畴荐不收。高穗有时存蜀黍,善耕犹惜卖吴牛。泉干几处闲机,雨过谁家用粪楼。首种渐生还自喜,尚忧难救赤春头。”诗中出现的“粪楼”即为“粪耧”,这是对耧车的另一种改良,又称“下粪耧种”。王祯《农书》对其的描述是:“近有创制下粪耧种,于耧斗后,另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可见,粪耧就是在原来播种用的耧车上加上斗,斗中装有筛过的细粪或拌过的蚕沙,播种时随种而下,将粪覆盖在种子上。采用这种工具,除开沟、播种、复土外,连施肥亦可在一次完成,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一书中提到古代中国在农业领域领先于世界的发明有五项,耧车即为其中之一。
“中国播种系统在效率上至少是欧洲系统的10倍,而换算成收获量的话,则是欧洲的30倍。”耧车的广泛使用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先于欧洲,以至欧美学者不得不感叹:“在世界的这两半部分之间只能看到这样的对比,即中国颇像今天所说的‘发达国家’,而西方是‘发展中国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耧车不仅对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西方的第一部种子条播机是受到中国的启示而制成的,但由于耧车大都用于北方,远离欧洲人常来常往的中国南方港口,因此实际的耧车样品并未运到欧洲,欧洲人所看到的只是关于它的概略的文字描述。”正是因为对中国式耧车的结构与原理了解得不够充分,使得欧洲种子条播机的发展举步维艰,走了很长的弯路。
公元1566年,威尼斯参议院给欧洲最早的条播机授予了专利权,其发明者是卡米罗・托雷洛;欧洲留下详细说明的最早条播机是公元1602年波伦亚城的塔蒂尔・卡瓦里纳的条播机,但其结构仍然比较原始。18世纪,詹姆斯・夏普发明了一种较好的种子条播机,但只单行播种,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多年后的19世纪中叶,欧洲才有足够数量的坚固而经济的种子条播机――“欧洲在种子条播机这个问题上,白白浪费了两个世纪的时间,这是因为未能利用耧车固有的原理。”
耧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我国数千年漫长的农业发展历史上,耧车曾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并为后世西方条播机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农户家中仍可见到耧车的身影。但也正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耧车被现代机械化播种机所取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载体,耧车见证了农耕文化的变迁,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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