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白润生先生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版后，笔者细细拜读一遍。读完后掩卷沉思，总觉得意犹未尽，但那种感觉似乎又无法马上表达出来。两月之后，思绪沉淀，写下本文，权作读后感言。
白先生其人
笔者与白先生是同事。说到“同事”二字，笔者实在有些惭愧，一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学术造诣与白先生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二是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工作的那年，白先生恰好刚从学院办理了退休手续。因此极为戏剧性的是，作为白先生同事的我，第一次见到白先生本人倒不是在学院里，而是在外地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
如同常规的新闻传播学研讨会一般，与会者的视野不自觉地集中到了单一民族（汉族）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上，而轮到白润生先生发言时，他却开宗明义地重申了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新闻传播史，不只是汉族新闻传播史，它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继而才开始他的主题发言。
后来对白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白凯文，其实是汉族人，只不过做的是少数民族的学问而已。而且白先生属于大器晚成型，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人日报社当记者、编辑，1983年，也就是他45岁那年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师从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和陈业劭先生，经先生指点，方才醉心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至今仍孜孜不倦。
笔者以为，白先生骨子中的学者气质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执着，勤勉，务实，求新，而正是这种人格上的气质决定了其学问的“气质”。
白先生其书
白润生教授的著作本本分量十足，绝非滥竽充数之作。笔者新近拜读的这本《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则是白先生的最新力作，此书与之前著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以量化研究的实证精神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进行了工笔画似的勾勒。
《报告》与此前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同为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从古到今的完整面貌。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编为自治区编，是对全国五个自治区中的***、、内蒙古和广西等四个自治区的调研；第二编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编，顾名思义是对多民族聚居省份如云南、青海、四川和东北朝鲜族地区的调研，调研的对象甚至深入到了县一级，如对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研究等；附录部分则将七份调查问卷一一列出，方便读者将问卷与调查结果进行前后核对。
《报告》所研究的内容包括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现状、问题、对策、受众评价等内容。而这些资料的获得除了依靠二手资料的收集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上文中提到的调查问卷获得最新的一手资料。
本书共设计了七张调查表，分别是《我国新闻事业现状调查表》、《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调查表》、《少数民族文字时事***治性期刊调查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台、电视台调查表》、《民族新闻教育事业现状调查表》、《民族新闻研究事业现状调查表》和《受众调查表》，共计发放问卷千余份，涵盖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鉴于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特殊贡献，在该书付梓之际，第十一届全国***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著名新闻史学家、***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淦林先生为该书撰写了序。该书的价值可见一斑。
白先生其学术思想
笔者认为，《报告》一书从以下方面体现出其学术思想。
1.理论基础决定“学术大厦”
白润生先生的理论基础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新闻传播史，不只是汉族新闻传播史，它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他所有学术著作都是以此为舞台展开的舞蹈，《报告》一书也不例外。
《报告》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包括了四个民族自治区和其它的民族聚居省份，这些省份的面积占到了全国的64%，如果对全国过半领土面积上正在发生的新闻传播现状视而不见，那毫无疑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大缺憾。
如同很多数学公式一般，越是看似简单往往越是经过了复杂的推演过程。白润生先生基本观点的提出并不是一时顿悟之作，而是经过了长期缜密的研究和思考，而以此为基点展开的各项后续研究都是从不同角度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构筑起一个完整、缜密的论据体系。《报告》一书就是论据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2.深耕细作而不遍地开花
即便是大器晚成，从白先生涉足目前的学术领域至今，至少有2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白先生在自我介绍学术研究领域时仍是只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史。与那些研究领域动辄横跨多个学科、纵跨上下五千年的学者相比，白先生的研究领域似乎太过简单了，而凡有学术鉴别能力的人都能知道，这简单背后所蕴藏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目共睹，与郭沫若、季羡林等前辈泰斗相比，目前学术界“脚踩多条船”的学者所体现出来的并非是其天才性，而是其功利性。只有专一于某一领域，方能把学问做深做透。
3.定量与定性：还原“田野调查”精神
田野调查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而田野调查，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定量与定性，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报告》一书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量化的论据，但这种量化研究又与统计年鉴有天壤之别，与定性研究互为犄角。
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自身要最大程度地融入事物发生的环境中去，以身临其境的感悟和解剖麻雀的方法去解读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就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的变化规律。由于其目的是对事物及其运动的量的属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与科学实验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科学上的定量化是伴随着实验法产生的。
有人说人文学科缺乏实证精神，事实上就是批评了现在很多学者重定性研究而轻定量研究的现象。
之所以少有人做定量研究，一是因为实验方法的设计非常繁琐，需要进行大量调查等论证工作；二是实施过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周期漫长，远不如坐在家里发发感慨来得简单；三是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的工作更为基础，所获得的大量数据成果一旦公开发表，往往都被其他学者借用去，而数据最初的获得者却被人所忽略，有为他人做嫁衣之感。
但白润生先生的《报告》一书，则采用了实验法中的问卷调查法，在全国共计发放问卷千余份，仅调查过程就持续一年之久，后期经过数据录入、筛选、初步分析和深入分析等多个环节。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定量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很难去掌控和调度的。白先生用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年过花甲重做学生，向其他年轻学者请教社会统计学的相关知识，甘当人梯地拾起了定量研究的旗帜，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从宏观和感性的描述，转化成了一个个客观、精确的数字，让后续研究变得言之有据，不再是坐而论道。总之，《报告》一书，是田野调查精神的体现。
4.重新定位“编者”的价值
学术界人士更愿意当“作者”，而不愿意当“编者”，似乎“作者”更能说明成果归属的不可置疑性。但白先生在其著作中，大部分都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报告》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署名恰恰从两个方面反映出了白先生做学问的两个闪光点：他不沽名钓誉，尊重从事项目中的每位参与者及其劳动成果，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署名反而更加体现出白先生作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集大成者”的定位。署名为编者，但是从选题的策划、立项、研究范式的确定、提纲的建构、统稿的删繁就简、去芜存真，都凝聚了白先生一人之力。
在“一人掌舵，众人划桨”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才得以建立起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也使得不同层次的人才在这个梯队中都有积极的态度，这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裨益极大。
多年来，在他的号召之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已经渐成显学，但受种种因素限制，还没有能够达到它应该达到的学术地位。因此，白润生先生仍活跃在各种场合，在异彩纷呈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分支的发展继续奔走呼号。但在其它学科分支人才辈出的情形下，白先生年过古稀的身影显出几分苍凉，使我不由得想到一句话：“海棠不惜胭脂色，***蒙蒙秋雨中。”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