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是中国古代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它最初称“诞”，不同历史时期，有“蜒”、“蛋”、“”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名为“”的族群有两支――长江流域民和南方沿海地区民，前者是今天土家、瑶、苗等族先民，后者则是古越族后裔，两者没有血缘关系。“”除专指上述两个区域的族群外，还用来泛指其他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蛮”称呼甚为复杂，须依据他们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并通过语境来判断其所指代的族属。
关键词：民 长江流域 南方沿海地区 族属
作者詹坚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地址：广州市，邮编510631。
近代南方沿海水居民以其人口多、分布广、生活方式独特，引起许多人重视。20世纪以来。罗香林、陈序经等许多学者对民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为民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笔者审视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一些论著不加分辨，将凡是名为“”的族群一概视为沿海水居民，没有认真审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涵。为使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民的研究，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定，辨其名实。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名源流
现存文献表明，用“”作为族群名称不晚于汉代，最初称这一族群为“诞”。
《世本・氏姓篇》记载了巴人祖先廪君创国的传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此处“巫诞”之“巫”是地名，指巫山，在鱼复县(今奉节县)；“诞”为族群名称，即巴人祖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谈到巴郡南郡蛮时也采用此说。唐太子李贤为此作注：“《代本》(按：即《世本》，避李世民讳改)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此注也把“诞”当作一个族群对待。“故出巫诞”，《太平寰宇记》作“故出巫”，则“诞”即后来的“”。不少学者认同“诞”是族群名称，是隋唐以前一直活跃在长江中上游一带的民。段渝指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蛋。”
三国时，吴地武陵郡也有一支名为“诞”的少数民族。《三国志》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此处，“诞”与“巴”、“醴”、“由”并称，都是族群名称。汉武陵郡，今为湘鄂黔渝辖区一部分，北至清江南岸和酉水上游，南至沅江上游。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在汉代被统称为“武陵蛮”。其中一支在东汉后迁到沅江上游，又被称为“五溪蛮”。所谓“五溪”，即《太平寰宇记》所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古谓之蛮聚落”。《太平寰宇记》所载“蛮”与《三国志》所载武陵“诞”人，地域相同，且与“”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还有“巴”族，故《三国志》所载“诞”族即《太平寰宇记》所记“”族。学界也多认同此处“诞”人即后来湘西一带民。潘光旦指出：“‘巴、醴、由、诞’，四字不成一个句子，而是四个族类的名称……诞，就是……后来的‘’，即今日的民。”童恩正也说：“西汉以后，湘西地区虽有很多民族杂处，但蜒仍为其中之一，故《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武陵蛮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
“”作为族群名称，应在东汉后期出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是研究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史料。该书《巴志》云：“(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壤、蛋之民……汉时，赤甲***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蜀志》载：“(广都县)汉时县民朱辰，字元燕，为巴郡大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民北送及墓。鼓刀辟踊，感动路人”。诸葛亮、朱辰都是东汉人，说明“”一名称在东汉时已有。清人郑珍考证“”字时也指出：“盖汉已来乃有此种夷称号，其文作。”
“”字不录于东汉字典《说文解字》。据现有史料，“”字最早见于字书，乃南朝梁阮孝绪《文字集略》。《文字集略》早轶，今本是清人马国翰所辑，该书“”作“徒旱反，蛮属。同上(《晋书音义》)。”唐代何超《晋书音义》载：“天门。徒旱反。蛮属，见《文字集略》。或作蜒。”马国翰是据《晋书音义》辑录该字。晋代天门郡乃汉代武陵郡。魏晋南北朝时，长江流域蛋人势力非常强大，与***府交往密切，族为人熟知，“”成为通用字而列入字书。
“”之造字属“形声”。形声字由形旁、声旁组成，形旁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此处，“虫”是形旁。中国古代用虫兽偏旁命名四方少数民族由来已久，南方边地之人，生于虫蛇之地，故指代南方蛮夷之人的汉字，多从虫，表示他们乃虫蛇种类。“延”是声旁，音“徒旱反”，是造字者取人称呼“河流”的相同或相近发音。据徐松石考证：“实僚壮中水上人的通称，今两粤仍有称人为水上人或水户者。川滇壮族称河为Daan，唐樊绰《蛮书》译为赕字。现时广西壮人则呼河为Dah为Da。字蛋字赕字乃系同音异译。”此说甚是，符合古代造字原理，是汉族学者用汉字反切方法对人“河流”之音的记录。这也是“”之称谓最先起源于长江中上游川滇之地的原因。因此，“”与“诞”，都是蛮语异译，是古代汉族对南方滨水少数民族的命名。
《晋书音义》还提及，时人或将“”写作“蜒”。当时汉字尚未规范，或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只是偏旁异置，实乃同义。此类情况在当时字书里多有出现。因声旁、偏旁写法相同而发生借用，其用法乃古汉语修辞中的通假。宋代《集韵》“蜒”作“蛮属”解，即与“”互通，义同。唐代以后文人经常“”、“蜒”互用。
宋初，徐铉等人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将“”作为新附字列入字书，解释为“南方夷，从虫，延声”，这继承此前为“蛮属”的定义。南宋史《资治通鉴释文》对“”注释为“徒旱切，南方夷也”，与徐铉所注同。同在宋初，《太平寰宇记》已将“”作为“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者的命名。尽管出现以“”称岭南水上居民，但此称谓只流行于岭南一带，其后才随宋人著作为中原人所识。
字除异写为“蜒”外，还有“蛋”、“”等同音同义异体字。据汪冰冰等研究，“”写作“蛋”，乃汉字传抄时字形讹混的结果。“延”在用楷体书写时，变化不大，但在用行书或草书书写时，“延”就与“疋”发生了讹混，这一讹变始于唐朝。“”写作“”是在民国时期，“”是“蛋”的变体，当时一些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或“蛋”形旁从虫，含歧视之贬义，故新造“”字以代之。1933年广东省***府建设厅布告《限令民拆除大沙头木屋茅寮》上已有“民”称呼，可知“”字已在***府公文中普遍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蛋”有贬义，现代汉语统一使用“”，日常称呼则称“水上居民”或“渔民”。其余写作“但”、“旦”，乃近人不规范用法。
为何将这群人称为“”，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的族群属性与特征进行推论。巫、巴生活在长江三峡一带，荆州活动于“五溪”区域，两者都夹江而居。巫
是廪君的祖先，廪君有善于操舟的传说，《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巫因临江的地理环境而善于用舟可以推知。许多史料都说人习于水战。《周书》卷28《陆腾传》说“信州蛮据江峡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资治通鉴》卷177载：“素遣巴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胡三省对此注云：“亦蛮也。居巴中者曰巴，此水之善于用舟者也。”以上材料说明，最初以“”命名蛮族是因其习于水上生活。宋代所记民，习于水上生活更无疑义。《后山谈丛》说：“舟居谓之人”；《桂海虞衡志》载：“。海上水居蛮也。”这说明，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用“”命名南方沿海水上族群，也是因为他们习于水的生产生活习性，而并非说沿海地区人与长江流域人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详见下文)。“”字从魏晋南北朝时指代长江流域少数民族，到宋代用来命名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反映了汉人势力南下的趋势，宋代汉人势力已从长江流域扩展至华南沿海。随着汉人势力向边陲扩展，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不少南方少数民族被冠以新的名称。
二、宋代以前的民及其族属
宋代是长江流域民与沿海地区民族群分野的界限，为使读者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笔者拟以宋代为界，分别阐述其族群历史变迁及族属。
(一)长江流域民的历史变迁
民自汉代见诸史籍后，直至五代，他们一直活动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并分为两支，一是渝东、鄂西、黔东一带的巴州，一是湘西武陵地区的荆州。
晋代巴是汉代巫后裔。巫人口不断繁衍，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展，东晋时已超出巫山一带。《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苴、共、奴、、夷、之蛮。”巴州所属巴东、涪陵郡都有民存在，巴东郡“(有)奴、、夷、之蛮民”；涪陵郡“山险水滩，人戆勇，多、之民”。晋代蛋民分布，不出今渝东、鄂西、黔东北一带。
南北朝史书对长江流域蟹民记载最为详尽，有建平、信州蛮等称谓。这一时期，也是民实力最强大时期。南朝梁萧绎所绘《职贡***》有“建平蛋”名目。建平即今重庆巫山。梁时建平即晋时巴后裔，建平为巴集中地带，故称其为建平。北周时，三峡一带民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据江反叛，北周***府出动大***才将其剿灭。《周书》卷28《陆腾传》载；“信州蛮据江峡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同书卷49《蛮传》载：“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望见辄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信卅，梁时设立，州治在白帝城(今奉节县内)。此外，《南齐书》、《梁书》等也有蜇民记载。《南齐书》卷54《明僧绍传》载：“(僧惠照)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梁书》卷17《张齐传》说：“(巴西)郡人姚景和聚合蛮，抄断江路。”仔细分析这些史料，不难发现，南北朝人的活动地点都在今四川、重庆东部，都是晋代巴后裔。
经过北周***府的残酷镇压，三峡一带蛋民势力受到极大削弱，但并未就此消失，隋唐时，巴仍屡见于史书。隋攻陈，利用善于水战的信州巴大败陈***。《隋书》卷48《杨素传》云：“拜信州总管……素遣巴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樯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此处信州即上文梁时设立的信州，杨素的战斗主力巴也即上文之建平、信州蛮。唐朝武后时，仍存在人。唐张说《故洛阳尉赠朝散大夫马府君碑》云：“归次葭萌，江溢毁道，攀号恸，涛为之却。人哀之，葺栈而济。”葭萌在今川北，此川北之也。《资治通鉴》卷204载：“太后欲发梁、凤巴，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西羌，因袭吐蕃。”梁州，治今陕西南郑，时为巴中之地；凤指风州，今陕西凤县，地理位置与四川北部接壤。川北陕南这部分人应是川东巴的向北扩展。
另一支东汉武陵“诞”人发展到晋代称为“天门”。《晋书》卷9《孝武帝纪》云：“天门贼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将***桓豁遣师讨平之，”晋代天门势力非常强大，该次起事竟将太守杀死。晋天门郡即汉武陵郡，“天门”乃东汉武陵人后裔，此为荆州之。此后至五代，荆州一地人多次见于史籍。刘宋沈攸之任荆州刺史，曾标榜自己“戍防一蕃，扑讨蛮蜒，可强充斯任”，事见《宋书》卷74《沈攸之传》。《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荆州条两次出现“蛮蜒”名称：“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迳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蜒，田土肥美……境域之内，含带蛮蜒，土地辽落，称为殷旷。”《陈书》卷13《徐世谱传》云：巴东人徐世谱“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以上民活动之地都在古荆州一带。
综上所述，汉至五代问，一直有两支名为“”的族群活跃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即巴州和荆州。这两支蛋人关系密切。楚灭巴后，巴人流人“五溪”，巴人之一的人也进入该地区。《太平寰宇记》说：“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古谓之蛮聚落。”荆州是巴州移民的后代。两支人在反抗***府统治中相互支持，《宋书》卷97《夷蛮传》记；“世祖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弊。”建平起义得到天门的呼应，使统治当局疲于奔命，透露出两支蛋民关系非常密切，有民族亲缘关系。此后又有巴建人首领向宗头流动作战于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及武陵等人集中地区，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反映了其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宋代以前民的族属
宋代以前长江流域民具有如下族群特征：住地高山险阻，环境恶劣，农业生产不发达，“惟出茶、丹、漆、蜜，蜡”，以采摘农业为主。有悬棺葬习俗，习于用舟等。
长江流域民的族属是什么呢?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童恩正认为他们是苗、瑶族先民。吴永章认为他们是廪君后裔，今土家族先民，并从地望、姓氏上加以论证，同时指出，由于这一地区各民族错居，蜒民中并不排除苗、瑶诸族先民的成分。刘美崧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的人是土家族先民。蒙默认为汉唐间川鄂湘黔地区蜒人是近代侗族先民一支。综合上述各位学者所论，笔者认为，古代民族发展成近代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要完全分辨出近代民族的来源是有困难的。就该地区人来讲，其应为后世土家、苗、瑶、侗各族的先民，或许还发展成其他民族，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其发展主体还是土家族。
上文所述长江中上游之“”指巴州或荆州，是专称。但是，中国文化悠久，语言修辞丰富，即使是同一时代出现的字，其内涵也往往不同。“”还经常被用来泛指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此时“”与“蛮”、“夷”的泛称用法相同。
唐代南方各地的，一般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具体指代何种民族，要根据语境确定。
一指代南诏。唐代南诏曾时断时续地与唐朝战争，被唐朝统治阶层视为心腹大患，他们提
到南诏时，大多深恶痛绝，将其蔑称为蛮。《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载：“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此处“”乃指“南诏”。此事《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说得非常明确：“蜀自南诏入寇……德裕至，则完残奋怯，皆有条次……于是二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该史料讲的就是前文李德裕拒吐蕃、平南诏之事，显然，乃南诏别称。874年，南诏入侵四川，西川节度使高骈率兵击退之，事载《旧唐书》卷19下：“南诏蛮寇蜀，诏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征兵赴援，西川节度使高骈奏；‘……伏以西川新***旧***差到已众，况蛮蜒小丑，必可枝梧……’诏答曰：‘蛮蜒如尚凭凌，固须倍兵御敌’。”从语境看，这里蛮蜒也指南诏无疑。
有人把刘恂《岭表录异》提到的蛮当作岭南水居民，认为岭南民称谓早在唐代已经出现，这是误解该文。该文云：“其笋丛生，转复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来侵，竟不能入。”邕州即今广西南宁，中唐以后，南诏曾数次侵犯该城，事见《新唐书》卷222《南蛮传》，此处蛮也是指南诏。此类例子还很多。
二指代壮族先民。元稹的作品多次使用“蛮”一词，如《授王师鲁等岭南判官制》的“蛮獠狸之杂俗”，《授崔方实试太子詹事制》的“蛮之间，有黄贼者”，前者“蛮獠狸”并用，指代唐代广西少数民族，后一“蛮”则指代“黄贼”族类，是唐朝统治者对当时黄家起义***的蔑称，两者都是今天壮族先民。这还可从元稹《送岭南崔侍卿》诗“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得到印证，黄家贼即前文所谓黄贼；唐代尚未用“”称呼水上居民，这里称其作“白水郎”。元稹前文之确实另有所指。
三泛指南方少数民族，与“蛮”、“夷”泛称同义。樊绰《蛮书》载：“夷居山谷(自注；即蛮之别名)，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此处夷指代有别于汉族之蛮人。论者以为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之“蜒”为岭南水居蛋民，这是误读。“林蛮洞蜒”是并列词组，要结合在一起考察，从上下文理解，应是泛指岭外十三州偏远之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宋代何恪《祭灶斋记》谈到湖南永新风物时说：“卒就下科以进，流落于此，日与林蛮洞蜒处，殆又其势所宜得也。”何恪此处借用韩愈“林蛮洞蜒”一词，当然不是说湖南也有民，而是指代边地少数民族，这也证明“林蛮洞蜒”是泛称。还有人以为，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堂记》的“胡夷蛮”的“”是水居民，这也是误解，此处也是泛称。该文云：“公与监***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厨衣，胡夷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此处“胡夷蛮”并称，并非说当日聚会有胡人、夷人，“”与“胡、夷、蛮”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泛称，指代前文的“群僚”。
三、宋代以后的民及其族属
入宋以后，一些著作在记述长江中上游地区风俗人情时，仍沿用“蛮”称呼该地区少数民族，但同时，史籍中频繁出现用“”称呼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给予民新的定义。
(一)沿海地区民的历史变迁
较早记载岭南民的是北宋初年乐史《太平寰宇记》：“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舟居、捕鱼为业、习于水上生活，作者从居住状况、职业、生活习性等方面规定了岭南民的属性。这是现今见到岭南民的最早记载。稍后，陈师道《后山谈丛》说：“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人，岛上谓之黎人。”他再次明确了民的族群特征为舟居，此后直到明清时期，人们在论述岭南民族时，一直沿用这种族群分类法，令人纳闷的是，陈师道从未到过岭南，其所论可能得诸传闻；陈与苏轼、秦观交往甚密，该二人都有咏及民诗文，陈对民的了解可能源自他们。若是这样，中原人对民的了解来自南迁文人。
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和地理学家周去非的著作，他们是好朋友，同在广西为官，对辖区内的民非常了解，可谓亲历者。他们从多角度记录了岭南民情况，成为研究民最为宝贵的史料。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能没水探取。”周去非《岭外代答》更详细地描绘了岭南民：“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也。”此说法延续了宋代以前对民的定义。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他对钦州民的分类：“钦之有三：一为鱼，善举网垂纶；二为，善没海取；三为木，善伐山取材。”此分类法为我们追寻民族属提供了线索。作者还绘声绘色地描述，民很穷，子女却很多，儿童自小熟悉水性；语言类似于福建、两广；他们是采珠能手，但境遇悲惨；民虽在海上流浪，却仍受***府管辖。
有宋一代，民不断见于诗歌、文集及正史中。北宋文豪苏轼贬官岭南，其《连江涨雨》、《与秦少游书》等诗文对岭南民多有记载。由于苏轼名气很大，岭南民也随其诗文流传而为人熟知。与其同时代谪官岭南的诗人唐庚、秦观也有诗文咏及民。南宋诗人杨万里还有一首著名的咏蛋户诗：“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哪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夜来春涨吞沙嘴，急遣儿童剧荻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岭南民的生活情景。民独特的文化引起众多宋代南迁文人的注意，并随其诗文而广泛传播。
宋代民为人熟知，还与他们和珍珠结下的不解之缘有关。“凡采珠必人”，述及采珠，必论及民，众多宋记都提到民采珠之事。除《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外，蔡僚《铁围山丛谈》、张师正《倦游杂录》也叙述了广西户采珠情形，对他们所受压迫表示同情。民因采珠与***府发生联系，从而被载入正史。972年，宋太祖在了解采珠危苦后，降诏废媚川都，放归采珠民。此后，由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采珠时禁时弛，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贡珠百斤。七年，贡珠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一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1156年，“罢廉州贡珠，散丁。”而官吏逼迫民私采却一直没有停止。
宋代民参加水***，事见《宋史》卷187《兵志一》：“迨咸淳末，广东籍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又见同书卷284《陈尧叟传》：“(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第令琼州遣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则民很早就服务***府矣。
宋代民足迹，西南到越南，经广西、海南、广东乃至于福建。“凡交耻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以鱼蚌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耻”，该史料说的就是越南民，这也说明，宋代对“”的命名是根据该人群的生产生活特征，而非地理区别。两广、海南民情况已见诸上引史料。福建民见蔡襄《宿海边寺》诗云：“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蛋船争送早鱼回。”该诗咏海澄海边风景，描绘了民打渔归来，一片欢声笑语的***景。
元明清三代，南方民人口膨胀，加上官私出版物丰富，对民的记载尤多。元代对民
的记载多与采珠有关。《元史》有罢贡珍珠及复采珠的记载，1319年，东莞张惟寅曾作《上宣慰司采珠不便状》，历数采珠之害民，使朝廷自此停止东莞采珠。明代民单独建立户籍，开始成为贱民。明清各地修志蔚然成风，在地方志中，对本地民也有着墨。值得一提的是，民曾引起雍正皇帝注意，并了开豁蛋民谕旨。可见在明清时期，民已经发展成一支力量非常强大的群体。
上述各家所记，虽侧重点不同，但都非常明确地指出南方沿海民的主要族群特征是水居、以江海捕捞为生。而长江流域人则是居住陆上，《隋书》卷82《南蛮传》明确说“蜒”是洞居少数民族，“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随山洞而居”；以采摘及狩猎为生。因此，两者族群特征有明显差别，是属于不同族属的两类人。
(二)宋代以后民的族属
学界对宋代以后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多指水居族群争议不大，但对其族属仍有分歧，或以为是古越族后裔，或以为是汉族一支。
从地域分布上看，宋代以后民主要分布在岭南和福建地区，这一地区原是古越族居住地，两者地望相合。
民的生产生活习性与古越族相同，这也证明他们是古越族后裔。水居说明民习于水上生活，这与古越族习水便舟特性相吻合。《淮南子・齐俗训》、《汉书・严助传》对古越族习水便舟特性都有记载。民以渔为业，采海为生，不怕腥臊，喜生食水产，这也与越人饮食习惯相同。桓宽《盐铁论》云：“越人美赢蚌”；张华《博物志》载：“(东南之人)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此外，民以舟为居室，善于用舟，船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又是他们的生活工具。“木”善于伐山取木，则民造船技术相当先进了。南方地区江河交错，海岸漫长，古越族很早以前就已经能够造船。根据1975年广州发现的秦汉时期造船工场推算，当时已经能够造出宽6-8米，长30米，载重量50-60吨的船。民先进造船技术是对古越族造船技术的继承，是地理环境使然。文化习俗方面，明清史料多记载蛋民以蛇为***腾，明代邝露《赤雅》记：“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引《潮州志》说：“古以南蛮为蛇种，观其蛋家神宫蛇像可见。”这与古越族以蛇为***腾的文化一致。因此，民与古越族分布地域相同、文化一致，很难说民一定非古越族后裔。
此外，宋代是岭南民名称出现时期，对唐宋时期相关史料记载进行认真分析，也能够对民族属有科学认识，这也是前文对唐宋民着墨尤多的原因。
宋代史料对民的定义是“水居蛮”。其实，在沿海民称呼出现前，福建及岭南一带就已存在水居族群，具有宋代水居民的族群特征。刘禹锡为福建观察使薛骞写的《神道碑》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家浮筏者”即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也就是宋代以后的水居民。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说：“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回文中所说的龙户，即后来的户。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退之送马总南海云：‘衙前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龙户即户也。”稍后的曾三异《因话录》也说：“昌黎广州诗：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若龙户往往以为户。”这就是说唐代也将水居族群叫做“龙户”。唐代还将水居族群称为“卢亭”，刘恂《岭表录异》说：“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奔人海岛野居，惟食蛎，叠壳为墙壁”；“海夷卢亭，往往以斧摸取壳，烧以烈火，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卢亭在海岛濒水而居，善于取，即周去非所讲之“”，而且，周明确指出“广州有一种，名曰卢停，善水战”。卢亭水居、采海为生的族群特征，与水居民相同，他们实乃一类人。
我们还可从采珠这一线索探寻民来历。宋人已明确说岭南采珠者一定是民。岭南采珠历史不迟于战国。《后汉书》卷76《孟尝传》载：“迁合浦大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该史料说明，在东汉孟尝为合浦大守时，合浦采珠业已相当发达了。三国吴时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这些采珠者后来被称为“珠户”或“珠民”。《岭表录异》说：“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此处之廉州，辖境相当于今合浦、灵山等县，廉州珠户，乃宋代志书所说之合浦采珠户，范成大说：“合浦珠池蚌蛤，惟能没水探取。”合浦为宋代采珠民集中地，这些民乃前代珠民的后代无疑。
周去非说宋代民分三类，其一为“木”，这也为我们辨别水居民族属提供端倪。所谓木，就是善于伐山取材的人。这些人从山上把木材砍伐下来，顺着江河将木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出售。直到近代，仍存在这一群体，他们被称为“放排工”。这群人在江河中放排，需要很好的水性，这也是他们被称为的原因。“木”在唐代时被称为“木客”。刘禹锡为官连州时曾写下《莫徭歌》云：“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这里的木客就是通过水上放运木材的人。这说明古越族所居地域早就有这一群人存在。
综上分析，宋代以前，具有水居民族群特征的人还未统一命名，各地根据当时习惯，将其称为“家浮筏者”、“白水郎”、“龙户”、“卢亭”、“珠民”、“木客”，等等。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宋代以前，南方沿海一带，特别是岭南地区。开发较晚，中原人对这一地区了解不多，他们根据自己在某一地区所见，给予民先民某种称谓，称谓多样，在所难免。宋代以后，南方开发加速，特别是南宋以后，***权中心移到南方，***府加强了对南方地区的统治，对当地社会了解也更深入。此外，宋代印刷术还经历了一次***，使得出版物更为丰富。的名称随文人、士大夫的著作而广为流传，最终成为南方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专称。因此，尽管宋代以前南方沿海地区的名称没有出现，但他们一直生存在百越地区，是古越族后裔。
宋代以后，民与汉族交往密切，不仅有民登陆融合于汉族，也有其他民族成员下水居住而成为民。宋元以后的南方沿海地区民，已经是一个民族融合体，从体质上很难区别民与非民。新中国建国后，中山大学张寿祺、黄新美曾对珠江口民的体质进行检测，发现他们与陆地居民体质相似，与陆地居民同为广东汉族一部分。这也证明了上述论点。但是，我们阅读明清时期有关民的记载，发现志书大多把他们当作异族，经常与瑶、黎并列，连雍正帝开豁民的上谕也说：“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户，即蛮之类。”直到建国初期，***府还一度将民当作少数民族对待。因此，明清以后的民被视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因为他们文化上与汉文化还有区别，也即说，与陆地居民相比，他们与汉族的融合还不够彻底，更多地保留古越族的文化底色。
前文所述，宋代以后，“”已主要成为南方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称谓。那么，是否宋代以后出现的，都指水上居民呢?事实并非如此。使用这些史料时必须审其内涵，辨其文理，才能准确把握其含义。一般来说，不用来指代水上居民的情况有两种：
一指代宋元贵州少数民族。《太平寰宇记》卷120《黔州》记载：“控临蕃种落：……蛮，葛獠……俚人、莫，白虎。”则宋代黔州(辖境大体为今贵州北部和东部一部分地区)有蛮族群存在。他们直到元代还存在，《元史》卷27《英宗本纪一》载：“丁未，播州蛮的羊笼等来降。”播州(今遵义地区)蛮乃《寰宇记》所记黔州蛮后裔，为元代贵州少数民族。明代以后不见记载，殆与他族同化矣。
二泛指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民族。宋周必大《桂广观察使喻邕管伐黄贼檄》说；“黄少师等世依山险，境接王封，赖国家涵养之恩，保蛮零丁之种，”此处指代黄少师等僚夷，是泛称。1052年，依智高造反，余靖因平叛有功获升迁，欧阳修执笔《赐尚书工部侍郎余靖诏》表彰他：“蠢尔蛮蜒，惊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显然，此处蛮蜒指依智高叛***，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宋史》卷308《张旦传》云：“雅州(今四川雅安)密迩蛮”，此处蛮指川西少数民族。出现这种情况，与宋代文学修辞有关。宋人好典，他们受到唐人文章影响，往住把蛮二字，当作典故而滥用。如南宋何恪《祭灶斋记》就引用韩愈“林蛮洞蜒”典故，叶适《祭朱文昭文》所说的“独钓孤耘，浦蛮村”。则是对韩愈典故的发明。因此，蛮的用法在宋代还是比较普遍，要通过语境来判断的具体内涵，通过所处地域与生活习惯综合判断其族属。明清时期，用“”指代异族的情况依然存在。1877-1878年，丁廉等人游历东非内陆，《三洲游记》为其见闻录，该书记：“行至尼郎伽河……河畔居民颇多，冬季猎兽，春秋捕鱼。每逢夕照空明，渡头开霁，篙人妇，逐队而来。”此处将东非妇女称为妇，显然不是指南方沿海民，而是指与作者不同的外国妇女，称她们为，是因其生活习俗与民相似，这也反映了作者以大国国民自居的心态。
四、结语
自明代起，长江流域民消失了，或同化于汉族，或演变为其他少数民族。而在南方沿海地区，自宋代起，“”主要成为水上居民的专称，民群体不断扩大，直到建国初期，民在当地社会仍有一定影响。近代以来的民研究，主要对象是沿海地区民，许多人不知道有长江流域民的存在。部分留意到长江流域民的学者，却忽略了他们与沿海地区民是不同族属的两类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沿海地区民是由长江流域民移民而来。
作为族群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不断变化，并非始终都指代同一族群；而且，有专称和泛称两种含义。蛮称呼甚为复杂，在使用相关史料时，要特别留意民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通过语境进行判断。宋代以前，“”的专称主要用于指代巴州或荆州；宋代以后，“”更多地用于指代两广、福建一带的水上居民。“”之泛称则一直用来借代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长江流域民主要是今天土家、苗、瑶、侗等族先民，宋代以后的沿海地区民是古越族后裔，两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沿海地区民很早以前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是由长江流域民移民而来。元、明、清三朝，沿海地区民不断掺入其他族群成分，在体质特征上已不是纯粹的越人。由于他们的文化与汉文化仍有差别，才被以正统文化自居的汉人长久地目为异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民还被视为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