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大概能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但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却并非在陈寅恪的人生中扮演着“轻描淡写”的角色,而是与之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并最终白头偕老,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知道她的人很少
唐筼,字晓莹,生于那年(1898年),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由于母亲因难产而去世,唐筼自幼便随着养母——亲伯母潘氏离开广西的大家族。先去了苏州,后得以入学天津的北洋女师,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到1915年底,未满18岁的唐筼已从该校毕业。据说读书期间学习认真努力,成绩优秀,还喜爱音乐、美术等课程。暑假中喜欢弹琴唱歌,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日后成就曾得到散原老人等多位大家的赏识。
当时女子体育教育已开始流行,唐筼争取到公费学习的名额,在1917年初前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的体育师范学校就读,后又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本科就读。毕业后受聘到北京女高师教体育课,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此时的唐筼已是漂在北京的大龄“剩女”。正是在这期间,她遇到了一生的爱人。
唐筼与陈寅恪与的结合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自13岁与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后又游学欧美,陈寅恪二十余年潜心钻研学问。1926年从德回国来清华任教时,已36岁“大龄”。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却仍未婚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他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后者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他吃饭也在赵家搭伙。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快人快语,见陈寅恪快40岁了,便说:“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
于是夫妇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的女友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一次同事闲谈中,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壁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不知是何人。陈寅恪感吃惊地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
唐景嵩就是在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写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便有了登门拜访女教师的冒昧之举。种种机缘巧合,陈寅恪和唐筼命中注定会相识,后来在唐筼家果然观赏到唐景嵩手书条幅:
“苍昊沈沈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禾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最是迟到的美好爱情
那时的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1914年改为公园后,一时成为新青年男女约会的风雅场所。第一次见面,陈寅恪与唐筼就相约在这。两人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时年陈寅恪已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的到来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其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上车时,一家人从车窗口爬进去,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但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4年内迁家6次。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依然倾力支持陈寅恪,逐渐成为一株“霞光炫耀脆林中”的木棉。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使陈寅恪旧有的眼疾日益恶化。到1945年时,终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后赴英***也无希望,他深感痛苦,此时唐筼倾尽全部体贴丈夫,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信件,承揽所有来往书信回复,她的能诗善文及上佳书法得到充分展示。而在1949年陈寅恪受聘广州岭南大学后,助手不辞而别,唐筼临时充任教学科研助手走上讲坛一年有余。
1947年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女学生们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进行采访。唐筼坦承:“妇女为家庭作贡献也很重要……”立刻有嘴利的女生当场批驳: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依然沿袭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这样贤妻良母式的人生,在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和模仿。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20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她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工资停发,少量存款也被冻结,甚至家中物件也被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四等爱情
1919年还在哈佛大学时,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而无所谓情矣。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45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