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日治时代的遗产与蒋统治初期的背景
要讨论1949年以来台湾民主发展，必须简单回顾此前半世纪的遗产。
日治时代是台湾现代性的一个起点。虽然像刘铭传已开始进行如铁路建设等工作，但深度广度都有限，而且不久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了。真正开始进行全面现代化统治之基础工程的，是日治时代。比方说全面土地调查。
明治维新后有个不算长的“大正民主”，是在1912至1926年这段时间，日本出现民主启蒙的思潮，鼓吹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实施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现代民主制度。这潮流影响到当时台湾的精英（传统士绅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蜕变）。此外，受当时大陆国民***成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朝鲜“三一”运动等等影响，台湾也出现了光谱灿烂的民主启蒙思潮与民主运动。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思潮、运动的***治光谱列出来，会很惊讶地看到，几乎20世纪的主要思潮，在当时都出现过。从民主主义（当时叫民本主义）、自由主义、无***府主义到共产主义都有，这主要是在日本留学的精英，受到各种思潮影响而在台湾推动各种启蒙、运动所带来的。
首先是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1912年至1934年，13年间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15次请愿，压制、抓人、分化、御用台人唱对台戏也都出现过。再看蒋渭水、林献堂等在1921年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几乎网罗所有抗日团体，希望透过设读报社、讲习会、夏季学校、文化演讲会等来促进台湾文化的发展，提升民族意识。简单说，这是想透过***治、文化的启蒙来达到的目的。“台湾文化协会”在 1927年***，由左派的连温卿掌权，蒋渭水等退出，另组“台湾民众***”。后来连温卿又被更激进的王敏川一派所逐。而“台湾民众***”的***纲揭示三大纲领：确立民本***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改除社会制度的缺陷。但在组***后也出现路线分歧，蒋渭水等想结合民族斗争与阶级运动之激进派，经一年多的斗争，取得上风，林献堂等温和的体制改革派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纲领以“台湾地方自治之确立”为单一目的。但随着日本***国主义气焰高涨，1937年宣布解散。
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追求民族***运动上，还有两股力量必须提到。一是农民运动，一是台湾***，两者也有一些关联。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创立，推简吉为中央委员长。后来一些干部加入台共，成为台共组织。1931年，日本加强镇压，主要干部被捕，“农组”溃散。至于台共，简单列一下编年：1919年列宁成立共产国际，1921年中共成立，1922年日共成立（次年溃散，1926年再建），1927年日共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中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决定建立“日本***台湾民族支部”，即台共，1928年在中共代表的指导下于上海创***。
以上表明，其实在日治时期，台湾的***治启蒙运动也好、***治反抗运动也好，已经蓬勃发展，跟当时世界性的左、右***治运动形势是同呼吸的。其光谱甚至比下面将要谈到的战后这一段还宽广（一个主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肃清使光谱的某些部分不见了）。今天台湾民主发展的轨迹，并不是1949年后突然从天空上掉下来。因此我们谈台湾战后民主的发展，这段历史该被严肃看待。
战后到1950年代早期，有三件大事是关系战后台湾民主发展很重要的直接背景。首先是“二二八”事件，很清楚它是我们从上世纪中叶以后，这块土地上历史伤痕的重要原点。它使得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有相当的鸿沟，这鸿沟甚至扩展到接下来另一个历史大变局中数以百万计流亡移民者与原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台湾人之间有一些隔阂，这些流亡移民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跟当时的统治者未必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二二八”对当时台湾精英的摧残也是不可否认的，更重要的是“二二八”造成的心灵禁锢所致的“失语”。像这类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一直在后来的***治运动史上产生着说不清的影响。
接下来是1949年。这个变局不只影响相争的权力者，也深刻影响着各色各样的人。旅美作家王鼎钧写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是写台湾这一段的经历。第二章开篇就写：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总统自称“我无死所”，国民***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是“二二八”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合中学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引文）
王先生这个例子，可以让各位对上世纪50年代的***治和社会，是一个怎样低沉的状况，有一点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大脉络下，我们才能凸显出像《自由中国》杂志等在50年代争取民主、自由，是如何艰辛、如何可贵。
接下来还有一件大事，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抽调三野九个兵团入朝作战，美国总统***则下令第七舰队布防台湾海峡。后来，中共中央还决定，“东南沿海方向从此转入防御”，“的计划被迫搁置下来”。
历史的发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以后，蒋很快在台湾站稳脚跟，白色肃清大规模展开。
二、白色荒废的50年代及雷震案
接下来讨论台湾战后民主运动的发展。50年代，“二二八”的镇压刚过，白色恐怖镇压正在展开。在这样的低压环境下，以《自由中国》杂志为核心之论***集团的出现，是个很特殊的状况。一方面，那是蒋氏***权在台湾确立威权统治的时代，***治空气是沉重的，但另一方面，《自由中国》几乎是当时鼓吹自由、民主，批评许多作为的少数***论刊物，更特别的是，《自由中国》的创刊居然受到支持、资助，其核心人物雷震更是蒋的重要干部。这里就以这个集团的出现、发展、被镇压等来说明这一阶段的民主运动发展。
《自由中国》的出现与最后被蒋***权镇压，有它既定的条件。1949年11月，当时***已席卷中国，蒋退守台湾。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界人士在蒋的赞许与支持下，由胡适和雷震等人筹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目的是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府切实改革***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换言之，这个刊物的出现，一方面是要，一方面是要失败的痛定思痛，改革***治经济，实施民主***治，总的来说是以“蒋***权同盟”的姿态出现的。但何以不到两年，就因一篇由经济学家夏道平执笔的社论《***府不可诱民入罪》，跟蒋***权开始有摩擦，且持续扩大，最后以“雷震案”抓人收场？这就必须回顾一下50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治结构。
简单地说，50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治结构，基本上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为底盘所确立之“***事的威权侍从结构”的统治体制。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是指以“国家资本——旧地主阶级掌握之台籍资本和移入之大陆资本构成之民间资本——数量不大之劳动者及后之广大零细小自耕农”构成的三层结构。最上层的是掌控的国家资本，最大块、最重要，发挥主导作用；中间层是民间资本。来台后，因要救亡***存或其他原因，玩真的了，基本上是成功了。台湾的旧地主因为转变而成台籍资本家，再加上上海、山东等地转移来台的大陆资本，形成民间资本，依附国家资本；最下层是小自耕农，因为，耕者有其田，就产生很多小自耕农，构成当时社会经济的底盘。但是，就***治支配力而言，这三层结构的比重刚好倒过来。
这个社经结构的特色可以从两方面一窥其侧面，首先，是双重***府、双重财***，就是“中央***府”跟台湾省***府几乎重叠，两者管的都是台湾，只差“中央”多了金门、马祖。所以“中央”有一个“***长”，省***府又有一个财***厅长。这个还不严重，更严重的是，当时的预算，***事支出占七成甚至七十几，如果加上保安，那更多。也就是说，***府每支出十块钱，有七块钱是养兵的。这就形成了当时统治体制的***事性格，我称它是“***事的威权侍从主义”。什么是侍从主义？这是处理当时跟地方的关系，我把地方利益给你地方派系势力，以换取你地方派系的***治效忠，但你不能碰“中央”的***治权力。一方面***事，一方面是威权侍从，软硬通吃。这个***事威权侍从体制，是相当威权的。但它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什么缺口？很有限度的地方选举。这个选举虽未必决定后来台湾民主的发展，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就这点来讲，历史往往是吊诡的。
前面说过，《自由中国》杂志其实是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治人物，跟着到台湾，希望能彻底反省在大陆的失败，真正实行民主、自由。除了杂志之外，还有***治行动，要联合第三势力、联合民青两***，组成“自由中国大同盟”，来支持。但是，这个知识分子集团后来慢慢和蒋***权有摩擦了。从《雷震日记》来台部分可以看到，雷震在当时蒋***权中是参与很多重大机要的，事情会演变成后来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韩半岛的风云，第七舰队巡弋台海，乃至后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订定，使得风雨飘摇的蒋***权基本上在台湾稳下来。原来要联合知识分子、第三势力来、来巩固领导中心的那些工作，因为情势已经改变了，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自由中国》提倡的自由、民主也变成不协调音了，而且，蒋到台湾以后，基本上已经准备传子。这种种情势的发展，使得得以重新构筑***事威权统治体制。威权体制有一个特征：凡是有可能会危害到***权的，都要用所有方法来防止它出现；一旦出现了，就要最迅速用最有效的方式将之扑灭。我们看整个50年代的***治发展，大概都可以从这样的线索去看。
当时构筑的威权统治体制，***管色彩很重。比方说，在雷震的日记中写到一件事，当时周德伟先生是“关务署长”，走私一般都是海关管的。有次开会，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说抓走私这个我要管，要从海关把权力拿走，周德伟先生就反对，后来大体守住了这一点。《自由中国》开始跟蒋***权第一次公开摩擦，又跟彭孟缉有关。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登了夏道平执笔的社论：《***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彭孟缉保安司令部的一些作为提出批评。结果保安司令部准备要抓人，但因当时担任省***的吴国祯兼任司令，他退回这个公文而使事情没有恶化。其后，胡适为了抗议***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辞去发行人之职，《自由中国》与的摩擦开始加大。接着，随着《自由中国》对救国团、***化教育等敏感问题的持续批评，关系持续恶化，约至1954年底，双方已至划清界线的地步，内原先拥蒋的自由派几乎都跟权力核心疏离了。
当时***方势力很大。***方有个靠山——***。他当时先后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治部主任、“国防会议”（日后“国安会”的前身）副秘书长等身份掌管重要的***、特事务，并且体制外搞了个中国青年救国团，准备接班。回顾50年代，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条主线在冲突中发展：一方面是这些知识分子希望确立法治、自由、民主的原则，进行***治改革；另一方面是蒋家借着改造的名义，以及***特等手段，要把权力集中到蒋家，树立***事威权体制。反映在《自由中国》身上，这两条路线的摩擦，最后就是几乎划清界线，形成对立。
这里简略看一下事情的发展。
1956年10月，七十岁生日，学古代皇帝公开求言，《自由中国》推出“祝寿专号”，对时局有真切之批评，要求蒋改革，轰动一时。内部刊物则公开批评《自由中国》散布毒素思想，扬言要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1957年7月，《自由中国》推出长达15篇、历时七个半月的系列社论《今日的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问题”、“救国团问题”等敏感问题，而以“反对***问题”做总结。其中“问题”后来被攻击说是“鼓吹***无望论”。然而，隔一年即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台，与蒋发表联合公报，蒋承诺不以武力***中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几乎不知道），等于实质承认***事***无望论。既然***事***无望，那唯一的出路当然是民主改革，把台湾建设成现代国家。《自由中国》在创刊之初，曾参与蒋廷黻在美国发起筹组的“中国自由***”，刊登其《组织纲要草案》，但这是要团结力量拥蒋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曾创***即胎死腹中。其后，雷震等人也陆续为健全*********治而对反对***相关问题有所讨论，但并没有实际行动，且也以大陆来台人士为主。到了1957年左右，由于内外***情的变化，需要一个有实质影响力之反对***的想法逐渐扩大，讨论也逐渐增加。杜蒋发表联合公报后，民主改革、要求取消，成立反对***等要求也就变得扣合现实了。
另一方面，1957年第三届县市长暨第一届省议员选举之后，由于操纵选举，一些非候选人逐渐举行不定期座谈会检讨。后来决议筹组“台湾地方自治选举法规研究会”，且邀雷震、民青两***领袖参加。到1960年夏，筹组反对***的行动已如箭在弦，《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成反对势力的机关刊物。1960年5月18日，由前述研究会演变而来之“地方选举检讨会”开会，倡议组***；6月15日再次开会并发表声明，宣布“为了全面改革中国***治，巩固复国的基地，促成民主***治之实现，决定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并与民、青两***协商，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新***后来定名“中国”。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刊出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援新***的筹组。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逮捕雷震、马之、傅正、刘子英4人，是为轰动一时的“雷震案”。新***筹组受挫，《自由中国》被迫停刊。
这一阶段的民主运动随“雷案”划上休止符。
这里再回头看一下选举这个问题。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当时因为要争取西方的支持，与大陆区别，自己号称Free China，并且笼络地方势力，开了地方层级的选举，但又要垄断，就弄出了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等现象。然而，有一些从日治时代遗续下来的“无***无派”（其实有很多人是青年***、民社***），没有被收编，在地方还是保留一些能量，虽然他们当时不能集结、不能串联而形成更大力量。但后来因为的作为越来越肆无忌惮，操弄选举搞得越来越不像话，他们被迫慢慢想要集结。其实，日治时代那样的集结是存在的，像当时的文化讲习会，若按人口比例算，听讲的规模并不输我们今天选举。异族殖民统治下可有这样的盛况，50年代以后却不能有，这无论如何是无法服人的。后来他们就逐渐尝试要集结起来，选举改进座谈会即是其一。但当时拥有全岛性声望，像日治时代林献堂、蒋渭水这样的人，那时不是已经失语，就是已经被杀，或者有的已经去世了，剩下的都散布在各地。因为雷震跟权力集团过去的历史渊源，他有很高的声望，因为他的介入、联系，使得那些原先只能在地方区域活动的台籍地方型***治人物，跟大陆退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合流，组***号召才慢慢变为真实的行动。
看他们组***快要成为事实，就制造刘子英这样一个假匪谍，以涉嫌叛乱抓人。雷震入狱，《自由中国》关门，民主化运动第一波基本结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范围不很大的知识分子和关注***治的圈子外，镇压行动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应，要说有，可能也只是藏在心底的感受。这其实跟整个改革运动的社会基础有关。当时财***经济资源的控制基本掌握在***国资本手中，所以你即使是地方势力，你的物质基础还是很薄弱。我们今天来看50年代民主运动的失败，从唯物的角度来讲，几乎是必然。
三、意识储备孕育的60年代
这一波的民主改革被压以后，接下来整个60年代没什么大事，就是一个过渡。但这过渡对台湾民主化发展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我用《文星》做代表来说明。简单说，它在为下一阶段的变化、为下一波民主改革铺陈物质与思想的基础，储备意识的转换。
5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只是进口替代，到了60年代，台湾被整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加工出口拉动成长来累积资本。这对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重大冲击。部分以后产生的小自耕农阶级在“挤压”的农业***策下向都市、城郊流动，成为劳工阶级，此外，都市中产阶级也逐渐成长。这些转变的历史意义一直要到70年代才清楚浮现。
这个整编本身在思想文化意识上也有着另一层吊诡的意义。台湾的商人拎着007手提箱全世界跑，西方的文化、思想、价值、制度等很自然就会进来。所以***治虽然是压制、冷酷的，但是“现代的”事物因为其他很吊诡的原因进到这里的社会。甚至在最抽象形式的层次都有很多西方的东西传进来，像《文星》或以台大外文系为基地的《现代文学》，就搞一些后来左派的陈映真所批判的现代主义，谈些很隐晦、抽象的所谓现代意识，如《等待果陀》等等。这对台湾有什么意义？那是对下一代要发生的事在意识上的孕育。他们意识上是要反传统。他们认为那个***权的背后是传统文化，是束缚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搞“”，就在台湾搞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高中生都要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然而整个60年代的批判意识的主流就是反传统，崇尚现代，包括后来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门是“现代化研究”。当时殷海光先生俨然是精神导师，以李敖为头号战将的《文星》杂志，树起反传统的大旗，再次掀起“中西文化论战”，以文化批判取代上一阶段的***治社会批判。这也可说是60年代的主调，殷海光晚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就充满这种对传统强烈的批判。
四、惊蛰竞飞的70年代与台湾公民社会的破土
经过这个意识转换的储备以后，接下来的70年代是个惊蛰的年代。冬天过了，虫儿要苏醒了。这当然跟外在环境变化有重大关系。最重大的变化，是美国的国际战略有了调整。由于中苏摩擦，美国就想试着在战略关系上调整跟中国的关系。中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联合国接纳中国并排除的代表、尼克松破冰访华等等，这每一项都是对蒋***权、也是对台湾的重大打击。台湾出现重大外交危机。
在内部，台湾也出现许多问题。随着世界经济情势的变化，台湾的经济从过去的高度稳定成长期，进入不稳定成长期，又碰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先前挤压农业的发展***策所造成的农业凋敝问题也开始浮现。另外，农村人口转移到都市当劳工，都市也出现一批劳动阶级，他们碰到的许多问题都陆陆续续出现了。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原来日治时代有过的左翼意识，又开始复活。这社会意识的复活结合了像陈映真他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关杰明、唐文标对现代诗的批判产生的现代诗论战，还有后来《文季》的创刊、“乡土文学论战”等等各种意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外交困境，一个根本的问题自然浮上来：我是谁？台湾的未来是什么？
在这关键时刻，台湾已到不改革不足以***存的时候。此时，***开始全面接班（1972年5月29日出任“行***院长”），提出“十项***治革新方案”，宣布将“增选”“中央民意代表”，并推行本土化***策，即在有限范围之******职务中起用本地人，以补强***权的正当性。但是，这极其有限的改革仍无法满足社会求变的要求，例如，“中央民意代表”声称因还没有“光复大陆”，所以无法改选，“万年国会”仍屹立不动。由于情势变化太过错综复杂，社会上以青年知识分子、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之各阶层要求改革***强的呼声仍高涨。这其中有三条主要线索可以观察：
（A）一连串外交危机的冲击，终于在“***事件”（美国将包括***在内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后，爆发了与1968年世界性学生运动有微弱呼应的“***运动”（约1971年前后），激发了国内外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自觉，并进而开启了对台湾***治、社会、经济等现实问题的关怀。这个运动后来在国内外都有了***治上的分化，有一些力量进入了***接班后的权力体制，有一些成了后来的统派。
（B）关联着***全面接班这一内部的权力转移，以《大学杂志》为中心，大规模纠合青年知识分子，提出《国是诤言》《国是九论》《台湾社会力的分析》等系列要求***治经济社会改革的***论，甚至要求开放、“国会”全面改选，成为当时以青年知识分子、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之***治改革运动。其客观效果有助于当时接班的***排除***内守旧势力的掣肘，并进一步松动***事威权体制之严酷性。
（C）在《大学杂志》集团主导之青年***治改革运动完成其阶段性的历史任务（约1973年）后，集团内部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关中、丘宏达、施启扬）进入体系内工作；有的仍留在校园（如杨国枢、胡佛），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起了一点体制内外的沟通工作；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及新兴中产阶级结合了地方***治反对势力，如许信良、张俊宏先后参选省议员（当时有一点作用的民选职位是县长、省议员，以及比例很小的“中央增额民代”），而形成***外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个分流跟《自由中国》后来走向与地方力量结合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以上这些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在与土地、人民休戚与共的意识下，对台湾之现实加以关注与反省，从而形成对“台湾之未来”的追问。这样的觉醒及对随之而来的反响与反击，构成70年代台湾社会之思想文化意识的基本构***。
从民主发展的角度而言，这阶段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社会力量逐渐壮大的背景下，前述青年知识分子及新兴中产阶级与地方***治反对势力的结合，最后并逐渐汇入过去被压制的各种异议力量，比方说长老教会，形成一个与过去民主反抗运动很不同的、新的民主运动。长老教会看起来过去局限在传教，其实它有很强的地方意识，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不乏世界眼光的领袖。他们过去还用罗马拼音、用台语传教，但被压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就压不住了。海外如乡土文学论战、***汇集进来的左翼力量也在台湾出现。至于“二二八”以后压下去的本土意识就更不用说。日治时代曾有的思想、意识光谱，好像这时一个一个在台湾归位了。
一个标志性的开始是什么？是康宁祥、黄信介创刊的《台湾***论》，它可以说是本土***治反对力量长期受到压制，而上述***接班改革的规模与格局又无法满足高涨之改革期望下的产物。虽然只出了5个月就被压制下来，但它标志台湾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还有着上一阶段没有的新元素。《自由中国》在雷震组***时，主要的两股力量是由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和台湾不受整编之地方势力的结合。这时加进了一个关键元素：新兴中产阶级。后来***外运动受到最大的物质支持，不是来自大财团。随台湾以加工出口累积资本而成长起来的新兴中产阶级，默默汇入了这股运动。因为相对于世界，台湾原来这个威权***府存在很多不民主、管制、贪污、效率差等问题，使得这群在全世界闯荡、见过世面的新兴中产阶级有企求改革的心理。他们默默支持，让整个民主力量壮大。所以到了1977年，有一个5项公职选举，这个5项公职选举首度出现了黄信介、康宁祥带头串联整个***外。过去把你打散，郭雨新在宜兰、郭国基在高雄、高玉树在台北，台湾全岛是散的，各自以“无***无派”来号召选民支持，没有串联起来。这时首度以“***外”把它串联在一起。“***外”这个词即“以外”的意思，颇有联合所有反力量之统一战线的味道。这种串联在日治时代就出现过，像文化协会当时就出现这样一个全岛性的串联，现在又出现了。这种反对力量的串联、结合，就是后来组***的先声。
1977年还发生一件大事：中坜事件。当时从《大学杂志》出来的许信良退出，参选桃园县长，开票时疑因选举作票舞弊，导致群众不满包围中坜警察分局，最后并烧了警察分局。这次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新闻并未立即报导，这是统治台湾以来从未有过的标杆性的群众事件，说明台湾的“社会”已经壮大到不再惧怕“国家”的压制，而要有自主的行动。这是民主转型得以成功的基础。
在这同时，延续“乡土文学论战”中左翼理念、关怀的势力，也在50年代白色恐怖冻土下破土而出。此即1976年2月创刊的《夏潮》杂志，其部分成员也积极投入新兴的***外民主运动。
接下来可说是承继此前累积的种种，进入台湾民主运动最动荡、但也可说是开花的阶段。 1977年的地方选举，***外人士获得空前胜利，共赢得4席县市长，14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后来在美丽岛***团中的要角许信良大胜提名的候选人，林义雄、张俊宏也当选省议员。受此胜利及“中坜事件”展现群众力量的激励，1978年的增额“中央民代”补选，***外人士进一步串联整合，气势大盛，提出“十二大***治建设”的共同***见，要求开放、报禁、解除、“国会”全面改选等，即要求民主化、自由化，形成战后挑战最强大的气势。然而，选举期间，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将在半个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随即宣布停止选举。***治、社会大有陷于动荡之势。面对此一动荡情势，***外人士发表声明，除呼吁***府勿自乱阵脚，尽速恢复选举外，并期待***府“勇敢抗拒***事统治的诱惑和压力”。这一呼吁后来再一次出现在半年多后创刊的《美丽岛杂志》社论中，由此可见当时情势之险恶。
然而，此时内部的强硬派抬头。1979年1月，炮制了一个“匪谍”，说曾将“***动员第一号令”交给余氏父子，任命余登发为“高雄台南地区最高指挥司令”，要造反。余登发就这样被抓走，***外人士就在高雄桥头发动一个示威游行，这应该是台湾战后首次在下的公开示威游行。接着，康宁祥办了《八十年代》月刊。8月，《美丽岛杂志》创刊。《美丽岛杂志》每期封面都是一张群众集会的照片，而刊物英文名字叫《FORMOSA—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明示这是一份民主运动的刊物。所以这个杂志相对于《大学杂志》《自由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很清楚的，这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机关刊物，我就是要搞民主运动的，不是只讲讲理论的。甚至施明德还讲，我们是在搞一个“没有***名的***”，杂志社各地的服务处就是“地方***部”。因为当时不准组***，那就用杂志社的名义，各地都有服务处，每个服务处都有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等。用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进行串联、组织化的工作。杂志出刊后反应热烈，创刊号卖出8万本，第二期以后更超过10万份。这在台湾的***论杂志中，恐怕是空前绝后的。随着杂志的热卖，一次次的群众性活动也陆续在台湾各地举办。
形势的发展，使***外人士忧虑的、呼吁勇敢抗拒的“***事统治的诱惑与压力”终于出现。到了1979年12月，“高雄美丽岛事件”发生，大肆抓人，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审讯，***法8人，司法33人，藏匿施明德案10人，鼓山事件2人。本人则因担任杂志执行主编，被污以“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刑投狱4年，******轮替后始。1980年2月28日，***事法庭召开第一次调查庭，林义雄家中发生祖孙***治灭门命案，其母亲与3个年幼的女儿被杀（后救活大女儿，一对双胞胎则惨死）。接下来***法大审开始。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还有海内外的种种压力，***决定公开审判这群，全程开放中外媒体采访，报纸连篇累牍报导，使得这群民主运动者有机会大声陈述其***治理念。
镇压以后，并没有因而响应社会的要求，进行改革，以为那只是一小撮偏激分子的作为，强硬地实行倒退的作为，不但不承认新兴社会力量及其要求，反而去镇压与反击。其后几年，特务头子“***”总***治作战部主任王升，及其主持之“刘少康办公室”，权倾一时，几无人敢撄其锋，一时***特横行。再后，旅美数学教授陈文成返台被警总抓去侦讯，最后陈尸台大校园，海外作家江南被情治单位派人谋杀等等，台湾似乎将陷于退回***特统治的危机中。但如前所说，“中坜事件”后，台湾的民间力量已成长茁壮到敢于跟“国家”冲突，并追求自主发展。这些镇压仍无法把已经成长的民间力量、民主运动压下去。
以后几年在***治上的发展还有非常多的事情。我只列出意义重大的几件：
1983年9月“***外编联会”成立。
1984年5月“***外公职人员公共***策研究会”成立。
1986年5月流亡美国的许信良等人在纽约组***，准备1986年底迁***回台。
1986年5月19日“五一九绿色行动”示威行动，反对台湾长期。
1986年9月28日新***在圆山饭店***，***名“民主进步***”。执******声称“该***尚属筹备阶段”，因此，“不取缔不承认”。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是：雷震组***时，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60年7月29日发表社论《******的承认问题》，声称对于正在酝酿的新***“并不重视，亦决不予以承认”。两次“不承认”的后果殊异。
1988年1月13日***去逝，“副总统”***依法继任。
1990年3月***在***争后当选“总统”。
1991年5月1日***“总统”公布废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长达43年之“动员勘乱非常体制”，此体制为蒋***权***事统治台湾之依据。
从这个简单的编年可以看到，民主运动继续朝着组织化的方向前进，并以组***为目标。而当宣布成立时，尽管还是伺机想消灭之，但已经无力再像1960年消灭“中国”，以及1979年消灭“美丽岛”这个没有***名的***那样，以抓人收尾。至此，台湾的自由化、民主化真的就像1960年9月1日最后一期的《自由中国》社论的标题“大江东流挡不住”所说的，已经走上不归路了。
五、民主化之路的一点感想
谈到这里，我们不免会问，这样一个民主的道路是漫长艰苦的，那它会不会倒退呢？是可能的。最有名的倒退不是发生在落后国家，而是在文化先进的德国。诚如许多魏玛共和史家指出的，希特勒用民主的合法程序上了台，但一上台就摧毁他宣誓遵守的魏玛宪法。歌德讲过一句话：“人想要安睡，上帝不断地把你摇醒，使你保持警醒。”我想，我们对民主也应该保持这样警醒的态度。
台湾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多少先人，多少我们周遭的友朋，为了比较合理的权力安排，为了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默默付出。现在，我们走上民主化了，但未来真正要制度化地让民主成为我们***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路还是很漫长的。民主的基础就是公民社会。正如英国***治学家柏克说的：“没有公民，律师与***治家也就前功尽废了。”
这个反省我觉得非常有意涵。我们是一个深深受到东方专制主义影响的社会，我们必须像歌德说的那样，时时保持着警醒。
（作者为台湾***治评论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