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主神明;脑主神明;中医学术发掘
中医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狭义的“神”则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即心所主之“神”。心主神明理论一般认为起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云:“心藏神。”《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内经》认为心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神出于心,神藏于心,神舍于心。《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说:“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等,就是指人的聪明智慧。《灵枢・本神》谓:“心藏脉,脉舍神。”《灵枢・营卫生会》又说:“血者,神气也。”血液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心具有主血脉的生理功能,所以才具有主神志的功能。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亦必然出现神志的改变,如癫狂,昏迷,妄言,哭笑无常,悲不自胜。
自《内经》阐述“心主神明”以来,该理论为历代大多数医家所遵从,它贯彻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体现于理、法、方、药诸方面。“心主神明”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始终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然而,随着西医的不断传人并借助现代自然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少学者从解剖角度提出了“脑主神明”,要求废除“心主神明”这一“谬论”。朱文锋以为中医学历史上将脑的生理与病理统属于心不妥,应将脑***为脏,脑主藏神,为身之统帅,与之位相配,开窍于耳,其华在发。程昭寰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周文献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刘轲通过论述脑对脏腑及经络的作用,认为在中医的脑学说中,“脑主神明”的理论建立在中医的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基础之上,脑为神明之所,神明之本。李育章认为五脏各有所主,脑主神明,心主血脉;陈士奎认为应站在21世纪生命科学和脑科学迅猛发展的制高点上,去理解变革“心主神明说”、确立“脑主神明”论,让中医药学原本即有的“脑主神明”论,与人类脑科学发展保持同步,与时俱进等等。纵观所有主张废除心主神明,代之以脑主神明的医家,除从西医生理、解剖等学科研究中医观点外,其理论依据多强调:上溯《内经》“头者,精明之府”,中及时珍“脑为元神之府”,下至王清任“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然而细细推敲,其依据未必充分:①“头者,精明之府”语出《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何谓精明?该篇已作了明确解释,“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姚止庵在《素问精注节解》言:“精明,当以目言。”故本句意在阐明通过观察眼神的变化体察神气的盛衰。把“头者,精明之府”视作脑主神明的依据,似与经义不符。②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四卷》“脑为元神之腑,而鼻为命门之窍”。纵观《本草纲目》全文,李时珍将脑一命门一元神视为三位一体。元神为脑和命门所藏之物。李时珍说:“命门……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故命门及脑所藏的,即元神是人与物(应理解为生物)生命初始的本原物质,如用现代语言,或者可以理解为“基因”、“遗传物质”、“遗传信息”,而人们所说的“神明”只是指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而已,这种“神明”只是人体降生以后才出现,只是心的功能,并非脑的功能。③“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语出王清任《医林改错・脑髓说》,但《医林改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写成的,用解剖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难以令人信服。
最近有实验表明,心脏很可能具判断和思考能力。美国医学家依纳佳米研究表明,心脏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控制其他器官的血量调整,松弛血管影响血压,同时心脏还具有分泌“心激素”的作用,心激素是近年来发现的由心房分泌的多种肽类激素,这种激素能将心的指令传到全身,包括大脑,使人具有整体的协调功能;同时还能帮助大脑思维,一旦缺乏,人就会反应迟钝,精神萎靡。此外,心脏的心房和心室肌的周期性收缩和舒张伴随着复杂的交变生物电流,由此而产生了心磁场。磁场对生物体内氧化与还原过程中电子传递过程产生作用而影响生化过程,通过对人体金属离子和非金属离子等作用影响酶的催化性,而对人体产生作用。
中医的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藏象学说中的每一脏腑,均有其独特的含义,它不单纯是指解剖学中某个实质性脏器,一个脏或腑的功能往往概括了西医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部分功能,它不唯在生理上构成了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构成了相应的理法方药的独特诊疗体系。如中医的“心”包括西医的心脏的功能,但又不限于心脏的功能,还包括神经系统的部分功能,是脏腑当中五大系统的核心。对这个理论体系,不可用单纯的解剖学方法来判断其脏腑功能的是与非,这是进行中医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果用西医解剖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医脏腑,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需要纠正的何止是“心主神明”?恐怕“肾藏精”也只能改成“肾主泌尿”,“肝主疏泄”只能写成“肝主消化”,而“脾主运化”也只能写成“脾主免***”。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医,只能是使中医的理论体系面目全非,甚至难以为继。
再如,研究中药最重要的方面是性味归经,而在历代中药学著作中从未记载有一种药的药性归脑。若将“心主神明”改为“脑主神明”,那么在临床上***精神疾病时就要找出“归脑”的药,可从何找?而我们从“心主神明”的思维出发,就不难从归心的药物中找出适用于症状的药物。试问,我们是不是也该改动中药学,重新确立中药学理论呢?以周仲瑛教授主编的《中医内科学》为蓝本,“不寐”的病机与主方如下:心脾两虚――归脾汤;心胆气虚――安神定志丹;肝火扰心――龙胆泻肝汤;心肾不交――六味地黄丸、交泰丸;痰热扰心――温胆汤。上述病机与方剂都是以“心主神明”立论的,现试以“脑主神明”替代之:脑脾两虚――归脾汤;脑胆气虚――安神定志丹;肝火扰脑――龙胆泻肝汤;脑肾不交――六味地黄丸、交泰丸;痰热扰脑――温胆汤。经过如此替换之后“不寐”证的病机是否更明晰了呢?在新的病机指导下,对相应的方剂是否能作出有益于提高疗效的改进或更新呢?比如说改“肝火扰心”为“肝火扰脑”之后,在龙胆泻肝汤的基础上可增加什么针对“脑”的药物?或另创一个有“突破性”的“龙胆泻脑汤”,从而取得“突破性”的疗效?另从***上来看,黄连泻心火,故心火旺之不寐、烦躁、癫狂可以黄连治之,同样,心火旺之怔忡、心悸、舌疮、鼻衄、眼睛的大眦赤脉,心火下移于小肠的尿赤、尿灼、尿痛、尿血等,这些或关神明或不关神明的病证都可以一理贯穿地以黄连泻心火治之,今若以神明属脑,则黄连泻“脑火”之说与诸非神明病证就无法贯
通,传统学说之完整性反而受到破坏。
不管中医还是西医,***疾病的过程都是:客观存在的疾病――观察疾病引起的各种异常――选择合适***方法。第一环节取决于病人,中西医没区别,而第三环节是与第二环节密切相关的,故中西医的差别主要集中在第二环节上。中西医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加上客观环境造成思维和技术上的差别,在对疾病认识的角度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中西医都是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正确的反映疾病,其各种***手段亦是在各自理论体系指导下形成,都是一一对应,最终目的也一样,就是治愈病人。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将第二环节进行中西医统一吗?毕竟它只是疾病与***手段之间的一个桥梁,只要桥的两端没错,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中西医的这两座“桥”的性质一样呢?如果硬要将中医的桥换成西医的桥,对于中医来说,桥的两端还可以彼此一一对应吗?邓铁涛教授说得好:脑主神明,西医学已取得使人叹服得成果……因此提倡者无非是借西医学以改造中医学耳……但这好比把中医学殿堂的正梁拆掉,扯一些石棉瓦改上去,或放上一个彩色的塑料支架,一个现代化的中医学就弄成了。实在太过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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