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金融教育从传统到现代,师资力量从薄弱到雄厚,教育成果从贫乏到丰富,专业人才从稀有到充实,金融学也成为热门的“显学”。但是,时代的不断发展,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在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当前中国金融教育的现实愿景。为此,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金融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吴念鲁教授。
《金融博览》:吴教授,中国的金融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历经大约三十年。其间,人民银行行属专业院校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金融专业人才,如今,当初的行属院校都归属地方教育体系,金融教育的组织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您认为中国的金融教育组织架构应该如何搭建?
吴念鲁教授:金融教育是个大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学专业教育应当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金融学基础教育,指的是从中学到大学本科,直至硕士和博士阶段教育,应当主要由国民教育体系来承担,也就是正常的学校教育。二是由业务部门也就是诸如人民银行这样的行***机关培养。主要是培养金融行***管理人员,教育的重点是金融的宏、微观管理工作。三是由专门部门,主要是民间机构,诸如各类金融企业,针对企业自身业务管理发展的需要,着重培养金融企业在自身经营中操作性、实务性的技能。
《金融博览》:您说的这三个部分的重要性应当以第一个为主吧?
吴念鲁教授:对!第一个为主,后面两个为辅。学校教育注重基础理论的培养和学习,中国的金融教育应当以这类基础教育为主。后两种是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补充方式。但是,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行***机关和金融企业对金融人才的培养,都是一个整体,三种力量应当更好地整合,让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具体来说,也就是基础教育要向实务操作方向转化,让金融学教育除了必要的理论研究外,还有更广阔的实用天地。而像人民银行这类行***部门也更应当把金融人才培养的方式放在在职教育模式上,让金融人才一方面不脱离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业务工作。
《金融博览》:依您之见,我们可以把您刚才说的三个部分定义为中国金融教育的“三驾马车”。按照您的说法,这“三驾马车”作为中国金融教育的基本组织架构,是否已经完备,可以完全满足社会对各层次金融人才的需要?
吴念鲁教授:不完全如此,还可以有其他形式的补充。我不反对一些研究机构办学的方式,比如社科院、中科院,还有人民银行、***等行***机关的研究所,它们也可以办学,但人才培养的重点不同,这些机构应当着力培养中高级人才,特别是像银行等部门的研究所,更要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为主。
《金融博览》:您是如何看待金融教育这“三驾马车”的?
吴念鲁教授:我认为,金融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各有优势。
大学普遍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的设备齐全,同时大学作为专业的教学机构,还拥有更多不可比拟的教育研究优势,比如可以进行大量的国外交流,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同时辅以众多的研究刊物等,具备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同时,教育教学经验丰富,这些经验经过吸收和应用,并通过不断改进,可以引领和促进金融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化。
行***单位的金融人才培养,由于侧重金融管理的教育和研究,因此能够对经济金融管理的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它们在***策研究、实务操作、数据搜集等方面,以及同国外同类部门的交流沟通存在明显优势,因此这类机构提供的金融教育和整个经济发展环境的结合最紧密。
各类金融企业,比如银行、证券、保险公司接触金融实务,是宏观经济运营下微观操作的主体,在培养金融人才时,不可避免地专注于自身业务运营的相关经济问题,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业务操作,感受当前的经济问题,观察经济现象,这类学习更加具体,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获得的对金融知识实际的认识。
《金融博览》:看来,“三驾马车”的作用也互为补充,对金融人才的培养并不冲突。
吴念鲁教授:是的。金融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各有优势,每个部门的优势都是其他部门的不足,因此,三个部门不可或缺,中国金融教育体系今后的重点,是要研究如何让三个部门充分发挥自己的金融教育优势,并能够实现相互转变,即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再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化。
《金融博览》: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已经拥有非常完善和发达的金融教育制度,比较而言,您如何看中国高校的金融教育?
吴念鲁教授:在金融教育方面,西方国家的确比中国做得成熟。比如美国的哈佛和耶鲁,它们同企业结合得较为紧密,MBA等研究生课程的商业化倾向明显。
中国有的高等院校则像个“大公司”,比如,我听说,有的大学一年能赚几十个亿,这比一个普通企业的盈利多太多了。有的院系虽然正式的编制内的人员可能只有几十人,但是聘用的合同制工作人员却多达两三百人,这些人每年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等项目有大量收入进账。
我认为,教育同企业结合,或者允许有的院系有一定的商业化倾向。这样做,一是可以促进学校理论教育向实践的深化,另一方面,企业也可向高校“借力”,这是双赢的好事。但是,如果商业化行为过度,比如现在有的高校办了很多MBA、EMBA、博士班,甚至还有什么孔子班等等,这些培训项目名目繁多,有的质量难以保证,个别人靠他人完成作业,入学主要是扩展自己的人脉,获取文凭。如果长此以往,至少对学校的学风建设无益。
《金融博览》:现在我们对西方教育模式的借鉴,应当从“形似”向“神似”过渡,认真揣摩西方教育模式的真髓。
吴念鲁教授:是这样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金融企业搞教育的问题。国外的银行搞培训,我们国家的一些银行也有培训中心,也搞在职培训,但是近年来不是加强,反而是削弱了。
我曾参加过国外银行的培训,在培训中心,首先感觉这里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之前谁是什么级别,到了这里,待遇一律平等,住的、吃的、用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其次感觉在这里获得的培训都是在学校得不到的。比如,有一次,培训中心用一套银行业务软件,将学员分成小组,进行虚拟的银行经营。每个小组被分配从事不同的银行业务,通过这种模拟练习和进行相互评比,学员们可以全盘掌握银行的整体运营情况,这种实物操作的学习方式,学校教育就有其不足了。
《金融博览》:去年***学位委员会下发了一个通知,决定设置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这个学位与金融学的学术性学位不同,专业学位注重专业实践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从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我国研究生教育现实来看,专业学位教育将是今后的主要培养方向。您认为在金融学专业学位教育中,应该注重哪些问题?
吴念鲁教授:国家设置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说明现在国家重视金融实践人才的培养。近年来,高校金融专业快毕业的大学生申请到银行实习,对方一般都不愿意接收。因为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所学和银行实际所需不接轨,银行业务部门嫌人太多,怕影响该部门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教这些学生的老师,先到银行去实地学习。由于老师的人数毕竟有限,银行比较容易接收,因此,老师经过实习,对业务有了直接了解,再给学生讲,效果会更好些。
我在国外银行实习时,银行给我编制了具体的实习计划,然后按部就班,在各个部门轮流实习,在实习期间,基本上对银行整体经营业务有个大致了解。对于刚入行的新员工也是如此,并不急于给他们确定工作部门,而是在实习期结束后,根据本人提出的意向结合该部门意见,决定员工的工作分配。这种做的好处是,通过实习期间的了解,新员工在工作中不会只懂自己部门的业务,还对银行的运行有大致了解,知道自己的工作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促使各项工作的协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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