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伯乐相马经篇1
“伯乐相马”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早已脍炙人口。它就发生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张店镇虞坂古运盐道青石槽上。运城古称河东，境内有著名的河东盐池。盐池的开发很早，传说5000年前黄帝与蚩尤曾为争夺这块宝地，在此大战。晋商的兴起也是由运盐开始的。远在30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为了打通由运城过黄河到达豫、陕的通道，人们历经千难万险，从太行山支脉中条山上开凿一条青石运盐山路。因“虞坂盘盘上青石”，又因形状如槽，故亦名青石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而且有不少饮马池、相马处、响铃弯、十八盘等伯乐相马的历史遗迹。
“伯乐相马”的故事在我国古代人才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核心理念，是可以派生出许多人才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理念。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长的人才学史。“得人心者得天下”，同理，“得人才者也得天下”，这是贯穿时间长河的两条主线。所以人才学始终是与历史的前进同步，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我国的经、史、子、集，以及儒、道、佛家的典籍中，都有着古代人才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资料。
简单回溯一下历史，应该说从远古传说时代就已经有了人才学实践的雏形了。如黄帝与蚩尤大战，黄帝访求风后并封为相，终获大胜;帝尧于畎亩之中访得舜以后授以国***;帝舜启用“八恺”“八元”，又重用禹、皋陶、契、后稷、伯益等，均为“识才”“用才”的佳话。至于后来有了文字，史书有据的：汤用伊尹;五丁封傅说为相，文王用姜尚……这些脍炙人口的史实都蕴含人才学鲜活的“识才”“用才”的思想意识。但那时人们对于人才学的认识还是不自觉的、零碎的甚至是朦胧的，往往把“识才”、“用才”视为“天意”或国君的特殊才能。到了春秋战国的封建割据时代，各诸侯国竞争激烈，为了自身的发展，对有“识”、有“才”的“士”，有着特殊的需要;而“士”也确实为赏识重用他们的国君忠诚地服务，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意识。这就发生了古代人才学的滥觞。于是人们经过漫长的“识才”“用才”实践，孕育出了承前启后的“伯乐相马”的故事。
从典籍上考察，伯乐是实有其人的。伯乐原名孙阳，与春秋时秦穆公处在同时代。他出身草莽，因为是相马的专家，又是管马、驭马的好手，人们就把天上管天马的星宿“伯乐”的名字赠给他。秦穆公是古秦国一位中兴之主，他想富国强兵，需要大批的良马耕战，于是重用了伯乐，后来又封他为“伯乐将***”。应该说，“伯乐相马”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就发生在秦穆公时代。穆公在位时间是前659-621年，“伯乐相马”这件事发生已距今2600多年了。可是这个事件在秦穆公时未曾有典藉的记载，最早见于典籍的是在《战国策・楚策》上。说的是一位叫汗明的“士”晋见尊贤重士的楚国的春申君，想用这个故事作比喻来游说，以求见用。那么照此算来，春申君是战国前238年以前的人，这就说明这个故事在当时已经在民间流传了三四百年，并早已脍炙人口。
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开始春申君并没有被汗明打动而重用他，于是汗明就用“伯乐相马”的故事来进一步游说春申君：
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而幂之。骥于是a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汗明的意思是，我是一匹拉着盐车的千里马，我正处在报国无门、无人识才的惨境，正等待春申君您这位识才的知己把我这匹千里马“相”出来，并把我提拔起来，让我为您做一番驰骋千里的大事。
这个不足百字的小故事，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我们把它单纯看成是一方“伯乐（人）”和另一方“马”相互关系的事件，那么就可以找到贯穿于这个事件的两条线：
一是伯乐（人）：重马――爱马――寻马――识马――惜马――用马;
二是马：蓄才――炼才――示才――展才。
如果把“伯乐”比作“重才”“识才”“用才”的人，把千里马比作人才，那么它在“人才学”上所占有的核心观念就不言自明了。
人才学是研究“识才”“用才”的一门科学，是研究用人一方与被用人一方各种关系的学问。在用人一方的活动是围绕“重才――爱才――求才――识才――惜才――用才”这条主线展开的;而在被用人一方的活动则是围绕“蓄才――炼才――示才――展才”这第二条主线展开的。“伯乐相马”的故事由一件真实的事件经过多人、多时的提炼加工，成为一个寓言故事，并且非常集中、凝炼、生动地体现了人才学的核心理念，这正是这个故事的难能可贵之处。
由“伯乐相马”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对于人才学的认识已经由不自觉的、零碎的甚至是朦胧的而变为比较自觉、完整而清晰的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人才学中“用人”的链条可以看出，“重才”是本因，不“重才”根本谈不到“爱才”，也就不可能去“求才”。但在“求才”的过程中，“识才”才是关键。如果良莠不分、真假莫辨，那么可能求到的是“劣马”“驽马”，“重才”也会成为一场空。而如果“识才”失败，那么“惜才”“用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人才学中用人方面的关键是“识才”，而“伯乐相马”的关键是一个“相”字。为什么古人不说“伯乐爱马”“伯乐求马”，而说“相”马呢？这个“相”字就总结了以前的并派生出后来的人才学中的各种相（识）人法。诸如古代的“六戚观人法”“文王观人法”“孔子观人法”以及曹魏时刘劭所著第一部中国古代人才学《人物志》提出的“八观”“九征”“七谬”等具体的识人法。同时又相继产生了国家考察选拔人才的各种考试制度，如养士、九品中正制、察举制以及科举制等。一个“相”字就有如此丰富的内涵，这正是我们赞叹“伯乐相马”作为古代人才学的核心理念的原因。
同理，在“被用人”这条链条中也揭示了人才被“相”中的普遍规律：人才在被埋没时，如果不去坚持“蓄才”“炼才”，那么人才就不能战胜困难，就不可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生存下来，无法保持千里马的良好素质以待被“相”出，也就不能在机会来临时“示才”。在“示才”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与相马者互动，充分“展才”，有时也会与“识才”者失之交臂。作者认为，这是“伯乐相马”故事对我国人才学的一大贡献。
“伯乐相马”故事对古代人才学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如何去“相”，如何去“识才”。古代人们就认为，“得人”“用人”的前题是“识人”“知人”“观人”“察人”，怎样去“识”“知”“观”“察”，伯乐给我们以重大启示。这在汉代刘安著的《淮南子》中有记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伯乐的相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致后来出现了“牝牡骊黄”的成语。伯乐告诉我们，相马也好，相人也好，相的不是毛色性别等外在因素，而是要相其“精”“内”以及该“所见”的和该“所视”的;而要忘其“粗”“外”以及那些不该“相”的没有意义的因素。看人才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斤斤计较人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不要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人，以富贵取人，不要求全责备，这是伯乐留给古代人才学第二个重要的遗产。
历史上，这些或因身份、或因地位埋没在人群中的“千里马”一一被举用，哪一个不是与伯乐提出的“识才”的理论相符合的呢？再拿伯乐的国君秦穆公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位“伯乐”，他能把孙阳（伯乐）从草莽中举用，本身就是“伯乐相马”的盛举。而在伯乐的暮年，他又让伯乐推荐接班人，于是伯乐又慧眼“相”人，举荐了方九堙（九方皋）这匹“千里马”，而后，方九堙又成了第二个“伯乐”。
“伯乐相马”的故事在秦穆公时已经流传，穆公受到伯乐相马的启发，由马及人，不拘一格地在各地广求人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李斯《谏逐客书》）当然，在历史上，得到“伯乐相马”故事的启发，而在“识才”“用才”上取得成功的帝王将相以及爱才用才的人还有很多……
一则“伯乐相马”的故事，影响了后代无数君王和求才的人“识才”“用才”的实践，也促进了中国古代人才学的发展与成熟。在当今，它仍孳***着现当代人才学理论的成长。所以说“伯乐相马”是中国古代人才学的核心理念是有充分理由的。
伯乐相马经篇2
传说中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春秋时人。受楚王委托,前去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马。一日看到一匹拉着盐车、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的马,见到伯乐后,它立刻昂头嘶鸣。伯乐从声音中认定,这是一匹难得的好马,遂大胆推荐留用。而这马效力于楚王,果然异常神勇,立下不少功劳。此典故意义深远、影响很大――庙堂领导,希望自己成为拥有敏锐眼光的伯乐;江湖百姓,期待自己成为被选拔重用的好马。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各种伯乐相马的版本,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领导版:以伯乐自居相马。认为居高临下的自己拥有一双慧眼,往往当场拍板,金口玉牙一句话,就立刻确定了一匹马的优劣。这样,常在身边嘶叫不停的马,易被赏识重用。
专业版:以组织机构相马。成立专门考察千里马的有关部门,别的事情不干,专职负责好马之考察,并形成严密的文字说明,以证明所荐之马如何优秀。
学历版:以文凭高低相马。良马还是驽马,不管跑得快慢,一律以上学时候获取的文凭为首选标准,高者入选,低者淘汰。千方百计提高和增强好马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
患难版:以患难之交相马。谁行谁不行,大难来时比比看!曾经同患难共奋斗的铁哥儿们,一般被认定是久经考验的上等好马,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任命为最重要岗位的官员。
考试版:以科举考试相马。谁英雄,谁狗熊,考场之上见分晓。古代的范进中举,就是经典之例。谁考题答得准确,符合标准答案,就可成为谕旨颁发批准的千里马。
名气版:以名声大小相马。只要在社会舞台上名头响亮,成为家喻户晓的人气明星,不管是载人载物还是参赛的马,就立刻牵过来请进骏马之行列,自己想拒绝都不行。
形象版:以外在姿态相马。不去考虑马的奔跑速度和骁勇程度,异常关注马身之装备,外表是否动感、时尚、美观。因此,在面子工程建设方面卓有成效者,好马之首选也!
生意版:以钱多钱少相马。只要有足够银子打点,不管是匹什么鸟马,皆能赋予千里马之称号;眼前纵然多良驹,没钱照样是驽马。将相马异化成一桩龌龊的金钱买卖。
相马版本如此之名目繁多,还是效果欠佳。纵横上下几千年历史,真伯乐凤毛麟角,伪良马天下奔腾。因此,韩愈喟然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透露出对身居高层的领导的焦灼渴望。诸葛亮隐居时行文“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流露出困于马厩的悲哀无奈。
由此看来,古往今来虽都在千方百计复制传说中伯乐相马的奇迹,但终是可求而难得也!
【原载2010年3月23日《西安
晚报・副刊》】
插*** / 辨别 / 佚名
伯乐相马经篇3
伯乐相马的故事妇孺皆知。从春秋到战国，人们常以伯乐为例来说明人才选拔，唐代韩愈《杂说》四首中的名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更是家喻户晓。韩愈赞美伯乐，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本人就是伯乐故事的受益者。唐德宗贞元八年，韩愈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是陆贽。陆贽为了更准确地掌握考生情况，请了他的两个朋友梁肃和王础帮助自己，这三位都满腹经纶，为国求贤尽心尽力，当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伯乐。此科共取进士二十三人，韩愈名列第三，同榜全是名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号称得人最盛，“其后一二年，所举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所以，后人称陆贽主考的这一榜为“龙虎榜”。
相传伯乐是秦穆公时人，本名孙阳，因他擅长相马驭马，世人以典天马的星宿伯乐名之，可见伯乐相马的水平得到世人公认，历朝历代，当各种组织需要人才时，就有人呼唤伯乐再世，希望领导人成为伯乐。然而，伯乐并不好当。韩愈认为陆贽是伯乐，比陆贽文采更出众且影响更大的欧阳修也想当伯乐，却适得其反。宋代欧阳修当主考，发榜后“时所推誉，皆不在选”，于是落榜生把上朝的欧阳修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颇有当今群体性事件的模样；还有些落榜生更为下作，写匿名帖子诅咒欧阳修（见《宋史·选举一》）。看来，即便才能足以当伯乐，要想成为真正的伯乐还要受多种因素限制。
正因为当伯乐之难，两千年来口耳相传，给伯乐的故事添加了许多无法验证的逸闻。例如所谓用千金买来伯乐在马市上的回头一顾，所谓伯乐儿子拿着相马经找到了一只蛤蟆等等。这些故事，既反映出人们对伯乐寄予了更多期望，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伯乐的些许怀疑和几分调侃。但不管那种传说，人们总是希望真正的千里马能够脱颖而出。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舆论界呼唤伯乐蔚成风气。很快人们就发现，呼唤伯乐之人，总以千里马自许。自己榜上有名，主考就是陆贽；自己名落孙山，主考就是欧阳修。所以，领导人是否伯乐的评价，有时也不靠谱。于是，又有一种说法：选拔人才不能靠伯乐相马，而要靠跑马场赛马，是骡子是马不能靠伯乐说了算，而要出来跑两圈。还有批评者认为，相马说本质上是人治，赛马说才是法治。9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赛马说逐渐占据主流，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人才选拔中的制度建设，伯乐之说渐趋冷寂。
问题在于，主张相马的人，往往看不到赛马的优势；而主张赛马的人，往往把赛马与相马对立起来。所以，谈论人才选拔者，不是以相马否定赛马，就是以赛马否定相马。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妨碍了人们认知的深化。实际上，相马和赛马各有利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正道。
对于相马而言，我们在寄希望于领导人当伯乐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伯乐施展才能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伯乐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既是相马的基础，又会限制相马的视野。人们往往反对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尤其反对门缝里看人，然而却忽视了任何人都有一副有色眼镜，而且都趴在门缝里，只不过知识和经验决定了眼镜的色调偏向、底色浓淡以及门缝的宽窄正斜。其次，利益会对伯乐的视力造成屈光。同样是伯乐，在不同的利益机制下，有可能偏于近视，也有可能偏于远视；如果不同利益相关者给伯乐强加上不同屈光度数和偏转角度的矫正眼镜，视力正常的伯乐反而有可能看不清楚。再次，组织会限定伯乐的场景。即便是真正的伯乐，放在不同的场景中效果大不一样；如果场景中再配上不同的灯光和不同的背景，或者把伯乐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其观察马的感受会大不一样。所以，单靠相马，有可能评判不当。
对于赛马而言，不见得最好的马肯定就在赛场上跑得最快。首先，马的饲养状态和临赛状态，对于马能不能在赛场上最佳发挥关系极大。如果世无伯乐，很有可能把千里马安排到拉大车的轨道里，平庸的马夫鞭打呵斥，甚至克扣草料，导致上赛场之前遍体鳞伤瘦骨嶙峋，好马也别指望它跑出好成绩。其次，赛场上的偶然因素太多，即便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种子赛马，跑不出正常成绩也是常事；我们总希望优秀马匹能够跑在前面，然而会有许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妨碍马的能力发挥；如果冷不丁的一声炸雷，十有八九会惊了马而乱跑一气。再次，兴奋剂之类的干扰，会混淆骐骥和驽钝，吃了瘦肉精的猪，比不吃瘦肉精的猪更能得到屠宰场的青睐，赛马名次会影响到各方利益，跑马场也会出现各种瘦肉精。最后，考官的评价尺度和组织对马的要求，使赛场不见得只看速度。很有可能，跑得最快的马长相不入考官的法眼，身高尺寸不合法定的千里马标准，步伐和跨度与组织规定不一致。如此种种，赛马也不见得选出的都是好马。
有鉴于相马和赛马的种种不足，管理者应该看到，单纯依赖相马，或者单纯依赖赛马，都有可能失马。把二者对立起来，更无助于选出好马。在改进选马方式的路径上，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思路：实现伯乐和赛场的互补，而不是以伯乐排斥赛场，或者以赛场排斥伯乐。推而广之，一切管理制度，都要追求能够使伯乐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激励那些还不是伯乐的人向伯乐的方向努力。而伯乐本人，则要在制度的约束下尽到自己的最大责任，并力求减少自己可能出现的偏差。反过来，制度又要对伯乐的这种努力予以正面鼓励。
以性恶论作为制度建设的假设前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防范恶，而难以鼓励善。好的制度，应该以激励善行为宗旨。任何制度体系，其底线是把有可能出现的恶行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其顶线是为善行提供足够发挥的空间和激励。前者是防止制度堕落的必要规范，后者是促进制度优化的发展方向。当今的制度论者，往往对前者较为重视，而对后者视而不见。须知只有做到后者，才能形成制度改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