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我曾经以为，他已完全被人遗忘了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最后一次刊登有关我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我曾经以为，他已完全被人遗忘了。
可是在期间，社会上突然流传起关于我父亲的传奇故事，使我非常惊讶。1969年，我被关进牛棚，一天晚上，两位“工宣队”队员出乎意料地走了进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流泪了。
1980年，中国***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是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一代航运大王的成长史
我的父亲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台川县的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艰辛的生活，这也养成了他勤劳、谦逊的品质。
父亲1907年小学毕业后，便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的学校。此后，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聪颖过人的能力自学了数学、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知识。又从1910年起，开始深入研究国外一切进步的扯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书籍，并加入了同盟会，以一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爱国热情，为封建王朝，拯救中华而奔走呼号。辛亥***失败，父亲非常精心，他决定到上海去，学习新知识，寻求救国的办法和途径。
1914年夏天，父亲离开合川到最庆，搭乘“蜀通”轮顺长江东去上海，时年21岁。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轮船航行在长江上。一路上。他看到来往船只，桅杆上几乎都挂着外国旗帜。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内河航行权已经被清***府出卖给了帝国主义，外国轮船俨然成了长江的主人。于是他便暗下决心：―定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内河航行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来，把外国轮船从长江上赶出去! 从此，这一理想就深刻在父亲心中。 怀着这样一个理想，1925年夏天，父亲和友人黄云龙创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1926年7月23日。“民生”轮开航的第一天起，父亲就做了三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彻底改进旅客服务工作；三是取消了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恶习。他认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现代的民航运业，便不能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进行斗争，也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29年夏天，长江上游外商轮船公司偷运***火、鸦片入川，沿江各地轮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在整顿川江航运的过程中，父亲感受到外国轮船公司实力的强大，中国民族航业力量的分散。他认为，只有促使所有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才有能力同外国轮船公司相抗衡。他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成为―个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强大的整体。
当时，民生公司仅仅拥有三只小轮船，靠这样的实力去争取那些比它强大得多的轮船公司同它联合，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的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挽救民族航运业的生存，满怀信心、不屈不挠地开展了行动。
从1933年到抗日战争前夕，民生公司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航运的格局和面貌，其别引人注目的有三件大事，第―件大事是打捞和改造“万流”轮，开创了在川江险恶河道中打捞大型轮船的历史，也开创了川江轮船修造史上的新纪元；第二件大事是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第三件大事是创造了长江上游航运史上有名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奇迹，博得了中外人士的喝彩。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合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工作中，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8年初，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府***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
1938年秋天．武汉已沦陷，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吨重要物资滞留在长江边的宜昌城。这时，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了不船航行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父亲镇定不乱，指挥民生船队，采用分段遥输的办法，在长江上游中水位仅有的40天时间里，将拥塞在宣昌的待运人员和物资全部运送到了夫后方。这次撤退，被父亲的好友晏阳初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1944年，父亲到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他参观了美国的工厂，特别足造船厂，寻求在国外定造新型现代化船舶的可能性，争取为民生公司战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快速发展近出重要一步，尤其为祖国航运现代化迈出重要一步。
父亲爱国，1936年曾写下：“我们受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出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生前他对祖国的未来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如今已变现实。今天的长江，已变成千里通衡，无数大型客轮和大型船队，正日夜不停地往来航行；今天祖国的千百只海轮，正遍航于全球各地，鲜艳的国旗，在所有的海洋上飘扬。
三大社会改革试验
父亲出生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已经明白，要挽救山河破碎的中国，要复兴这个伟大的民族，就必须对整个中国实行社会改革，使它现代出来。
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后，父亲认为，中国之所以近百年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问题。在这种狭隘的封建宗法关系束缚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集团生活，不是为了一桩事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为了一个家庭和一群亲戚、邻里、朋友。于是他得出结论：必须建立现代的新的集团生活。
但父亲并不主张“炸弹式”的社会改革。他曾说：“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从20世纪20年代，父亲便开始从事积极的、和平的、建设性的，也就是“微生物”式的社会改革工作。他一生中进行的社会改革试验有三项：
第一项是1924年到1925年在成都办的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父亲把一个脏乱不堪的少城公园建成其有当时最完善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在他筹办通俗教育馆的后半期，由于***同混战的出现，他悟出靠***阀进行社会改革是不可靠的道理，有了兴办实业的设想。
1927年春天，父亲开始了第二项社会改革试验――建设北路。父亲担任了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此前，他对嘉陵江三峡早已怀有理想，既要以嘉陵江三峡为基地，进行他的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社会改革的第二项试验，推行―种全新的乡村建设运动。父亲曾经这样阐释这个试验的目的：中国根本要求，是受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受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建设，曾被称为“歹徒的乐园”的小乡镇北碚经济事业和民众教育工作同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三年闻名全川，四年闻名全国，抗战时期，甚至闻名世界。
第三项是1925年秋天成立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父亲创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运业和民族工业，建没现代化国家；二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建立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
父亲把民生公司作为教育来办。他曾说：“办实业，也等于是再版教育，是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实际上，他所说的“办教育”，远不止培养工作人员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实践他的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它要求职工时刻想着国家和社会，时刻帮助国家和社会，并十分重视从思想、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训练职工，培养职工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当时被人们称为“民生精神”。
不容易被理解的人
上海《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刊》中称我的父亲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这个评语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对的。
父亲不爱做官，1921年，他在成都《川报》任编辑和记者时，以犀利的笔锋出名。当时成都的***阀和省议会争着以高薪聘请他，统统被他拒绝。1924年，四川督理兼摄民***杨森邀请他担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他也拒绝了。
即便出任，父亲做官时间都很短。他曾于1929年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1936年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1938年担任***次长、1940年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这些职务，都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得已担任的，一旦把最困难的任务完成，他便立即弃官而去。
关于父亲以及我们家艰苦朴素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父亲和母亲，从来都穿粗布衣服。在创办民生公司以前是如此，创办民生公司以后也是如此，甚至在我的父亲担任***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以后，也仍旧如此。
我们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的或向民生公司借的。抗战时，有一阵我们住在重庆红岩村，四闻房，共约40平方米，一家七口人生活在那里，虽然很拥挤，可这已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家里没有衣柜，更没有沙发，甚至连方凳也只有几张。平时只有四五个人在家吃饭，还可以勉强凑合着坐下吃，一旦全家都在家吃饭，就只好有的站、有的坐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最喜欢让全家人都站着吃。
我们的饭菜也很简单。在我们幼年的时候，由于家境太贫穷，不用说吃好，连吃饱都很困难。后来父亲的工资多了一些，每月有了六七十元，我们吃得还是很简单。什么鸡呀、鸭呀、鱼呀，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平时有点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家从来就是靠父亲的工资生活。他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并不高，还比不上普通船长。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的“舆马费”，父亲全都捐给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不仅如此，在他担任***次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
我们家的家庭负担却很重。除了我们五个孩子在读书，父亲还要补助伯父母、叔父母的生活费用。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此外，母亲还要做***工活去卖，收入所得用来弥补家用。
父亲公而忘私。他是民生公司总经理，但家里所有人，凡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必须照章买船票。民生公司在重庆石板街设有招待所，父亲在城里办公，午饭和晚饭都在这个招待所里吃。他吃了饭，一律照实付钱，记在账上，接月从公资里扣除。甚至常常为公家的事，招待客人吃顿便饭，也都记在自己的账上，不让公家负担。
父亲在***工作，或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工作，或民生公司担任总经理时，由于家住在城外，公家都为他配了专车，但他从来让家里的任何人单独用过这些车。
1952年2月8日，父亲在去世时留下了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我母亲的，内容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委员会证章送还******委员会。”
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