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上期说到在上海召开的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本土举办洲际综合性体育比赛，是中国体育破天荒的大事，结果中国队力压日本和菲律宾拿下总锦标。可是谁也不曾想到，直到1934年第十届“生如夏花”的远东运动会终结，中国队电就拿过这一届总锦标。1916年袁世凯作古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比较重视体育教育，在他不担任大总统期间就曾在老家开办了“孝义小学堂”，曾捐款建设武汉火学体育馆等。因此在他任大总统期间中国体育界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1917年5月，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我国派出了百余人的队伍，其中运动员83名，分两组从上海和天津出发，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葛雷博士（J.H.Gmy）和清华大学校长赵国祥分别作为领队，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总代表。由于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支队伍出发前已踌躇满志了，谁知道到了日本以后，却发现“远东运动会的形势竞发生了空前的重大变化”，“我国的趋势，暴降到末日了”，日本凭借本土作战的优势，称雄远东运动会，获得了田径、游泳、棒球、网球四个项目的锦标。日本队除了成绩优异外，赛事的组织也是井然有序的，亚洲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现代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亲自挂帅组织，再加上布朗的协助，整个赛会得到了一致好评。本届远东运动会被认为是日本体育崛起的开始，以至后来日本在奥运会上夺金。
比赛结束后，有人为中国队的失败找了两个理由：一是“长途跋涉，舟车颠荡，运动诸君，备受辛苦”；二是“运动要诀，不慎明了”。第一个理由自然乏力，中国到日本和菲律宾到日本，都需“长途跋涉，舟车颠荡”，且菲律宾更远。第二个原因倒是说到了点子上，这里提到的“运动要诀，不慎明了”主要是因为“中国体育教员之相需甚殷”，我们缺少好的教练员，反观日本和菲律宾，“其各项运动，皆从幼教练，故举止从容，确能表示其爱好运动之心，反观华人，锦标被人夺去，漠然仍无所动于中者，比比然也”。因此，希望中国能尽快举办全国运动会选拔队员进行集中训练，以期待下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为国争光。
转眼两年的时间就到了，可就是在这短短两年内，中国的***坛走马灯式地更换了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三任总统，这些总统虽然身居总统之职，却都无法号令天下。国内战火不断，体育根本无从得到真正的发展，也没有人去组织什么全国运动会来选拔运动员。
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原定于1919年5月在菲律宾举办，但此时日本体育界却出现了重大问题，原因是日本体育协会认为5月的会期正值学校考试期，便要求菲律宾将比赛时间推迟到8月举办，菲律宾体育协会认为“八月南国多雨，不适于大规模的国际运动会，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体育协会竞脑羞成怒，声明永久退出远东体育协会。但是远东运动会在举办了三届以后，特别是日本在第三届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日本民众已经很重视通过远东运动会加强和中菲两国的沟通，因此日本体育协会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全国的国民和学生均痛斥日本体育协会的措置不当，群起要求将日本体育协会改组。日本体育协会因为受了四面的楚歌，不敢再闻问体育界的事情，只得关门大吉了。”最后是大阪的天狗俱乐部四处奔走，临时成立了“日本青年运动俱乐部”，并打出“打倒日本体育协会”的口号，选出了十四人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还是由运动员兼任），代表日本如期参加了本届远东运动会，维持了远东运动会中日菲三国共存的局面，即使这临时组建的队伍，日本队也还是获得了网球锦标。而中国队虽然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所有项目的比赛，最终除足球获得锦标外，其他均无功而返。除网球和足球锦标外，其他锦标均被菲律宾获得。在这届运动会上，中国田径队虽然整体上无法和菲律宾抗衡，但是朱恩德以打破远东记录的成绩独得五项和十项两个冠***，成为中国田径队最大的亮点。
就在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开幕前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传到国内，国人一片哗然，被西方列强欺凌已久的中国人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爆发。当时的王正廷是巴黎和会中方的代表之一，在这次和会上，王正廷不仅四处为争取中国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而且在面对“山东权力转交日本”等无理条款时，虽然和另一位代表、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有一些矛盾，但在大义面前，两人均做出了抗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决定。王正廷真正成为民国时期的外交风云人物，也是以此为开端的。
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办，在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召开了会议，布朗代表远东体育协会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报告了远东运动会的情况，国家奥委会最终正式承认了远东运动会，并派嘉纳治五郎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代表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再次回到中国，地点仍然是在上海，王正廷担任了此次远运会的会长，美国人葛雷担任总干事，实际上掌管着赛事的具体工作。嘉纳治五郎到会代表国际奥委会表示了祝贺，并报告了安特卫普会议的情况，会后又将本届比赛的情况报告给了顾拜旦。
这届远东运动会虽然在中国本土举办，但总锦标却被菲律宾夺得，不过中国队也有扬眉吐气的惊人之举，那就是将足篮排三大球的冠***全部收入囊中。田径赛场是菲律宾和日本的天下，但中国出现了一名优秀选手杜荣棠，他一人同时以破远东运动会纪录的或绩获得铁饼和五项全能的冠***。中国队在游溶项目上颗粒无收，没有一人进入前三名。这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尚属周全，为中国体育界积累了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王正廷作为本次大会的会长自然功不可没。
“”以后，国内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体育方面摆脱西方控制、收回体育的呼声也渐成体育界的主旋律，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的举办，更是将此向前推进了一步。
1919年第四届远东运动会结束后，面对廖淡的成绩，体育界一些人士就曾提出组建一个“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业运联）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但因局势动荡，并没有有效实施，第五届远东运动会期间，全国各地“提倡运动机关的代表，在上海召集开会，到会的共有49人”。代表们选举出临时的会长为张伯苓，书记由美国人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担任。
麦氏自1913年至1926年在华从事体育工作达13年，在这13年中，他为中国体育留下了大批专著，在体育教育中他反对以兵操为主、束缚学生身心自由的***国民体育思想，倡导“自然体育”，曾培养了郝更生、袁敦礼、董守义等中国体育界的优秀人才，客观地说，他对中国体育做出工，很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国体育理论、体育教育、体育科研的奠基人之一，麦氏此时虽为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实权。贡献归贡献，归，西方人的贡献我们应当承认，但问题却更加含糊不得，因此“业运联”的“体育国有化”并不彻底。
一年后，也就是1922年4月3日“业运联”在北京正式成立，机构的英文名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Federation”。同年6月“业运联”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获准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王正廷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业运联”因此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性机构。王正廷、张伯苓、郭秉文、袁敦礼、麦克乐、刘福基、郝伯阳、马约翰、柯乐克等体育界的知名人物都在该组织中任职。也是在本年6月，曹锟、吴佩孚赶走徐世昌，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但好景不长，第二年曹锟贿选，黎元洪再次担任了一年的大总统之后，从此离开***坛，1928年辞世。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召开，这届比赛也是远东运动会成立上周年之后的一场赛事，远东运动会更是第一次增没了女子表演项目。国际奥委会对此也比较重视，1922年秋天，国际奥委会派副***巴耶-拉***尔（1925年接替顾拜旦担任了第三任国际奥委会***）赴巴西里约参加了第一届拉美运动会，按照原定计划，会后他将远赴日本代表国际奥委会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但国际奥委会有急事将其召回，并致电新当选的委员王正廷代表国际奥委会出席。此时的王正廷因中俄外交问题所牵绊也未能参加，最终还是由嘉纳治五郎代表国际奥委会宣读了贺电。
日本发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明信片。明信片上大阪市长接见中国代表团领队之一的刘福基，背后是写有“中华留日学生团”的旗帜和当时的五色国旗。也许是受中国留学生给中国代表团实际掌控大权的另一位领队葛雷带来的舆论压力的影响，本届远运会结束后制作的明信片中刻意选择了刘福基的照片。
此次比赛我国派出了103人的代表团，成立不久的“业运联”主持选拔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业运联”虽有主持之名，但实际操作却仍然在基督教青年会一些体育干事手中。此次中国代表团的领队就由美国人葛雷和香港的刘福基（刘福基在“业运联”中担任顾问）担任，葛雷更是作为中国的代表登台讲话。留日华侨对葛雷担任领队一事“多表示不满，以堂堂的中华民国，竟用西人为领队，不免贻笑外邦。”在过去的五届当中，中国拿过一次冠***和四次亚***，日本拿过一次冠***和四次第三名，菲律宾最好，得过三次冠***、一次亚***和一次第三名。这次比赛中国队大败而归，除了足球比赛外，其他六个项目的锦标被菲律宾和日本瓜分，结果日本队以夺得田径项目锦标为由，夺得总锦标。在首次设立的女子表演项目中，我国参加了排球和网球项目，但最终同样没有取得任何好成绩。“业运联”的首秀以失败告终，为此正副会长引咎辞职，袁敦礼赴美留学，这个短命的组织名存实亡了。
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失利以及“业运联”的昙花一现再一次证明，虽然来自西方的体育人士在引进体育项目、实施体育教育、组织体育赛事等方面客观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其不可同避的局限性，中国体育需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创办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的体育组织来领导中国的体育事业，关于这个话题，请看下期：艰难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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