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历经十年“”，许多历史人物也经历了一场“浩劫”，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这几把筛子一过，可堪一顾者所剩无几，而商鞅成了屈指可数的幸运儿。此君因其法家代表人物的身份，在“批林批孔”中受到吹捧，“”后，又被作为改革者的鼻祖备受青睐。
商鞅以改革者名世，又因改革惨遭车裂之祸。对这样一个评价复杂、价值多元的历史人物，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择其要点评价之。那么，商鞅当年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呢？首先看一下历史评价。世人通常认可司马迁的史笔，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一方面承认商鞅变法的客观效果，称其“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却不高：“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前者讲“秦民大悦”，后者又“卒受恶名于秦”，显见其矛盾。
谈商鞅变法，不能不提《商君书》。这是一部专门为秦孝公治理百姓，控制官吏，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出谋划策的不传之秘。在其后的历史岁月中，即使一些自称以儒治国的帝王，也往往内法而外儒，或者阳儒而阴法。故有人说，这是戕害中华文明创巨痛深的坏书之最。
该书的主张一是反智愚民。在商鞅看来，欲实现称霸目标，有效地统御百姓是当务之急。商鞅强调“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的历史经验，即不论治理国家还是战胜强敌，都必须以制服民众为前提。他深知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这段话带有极其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只要存在这些体现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或载体，即使不发生战事，也会削弱国家，甚至导致灭亡；没有这些，即使发生战事，国家也会兴盛，甚至称霸天下。因此，他把实行思想控制、消灭文化载体作为治国的重点之一，而这也成为秦国随后“焚书坑儒”的***策依据。可以想见，倘起商鞅于地下，如果他提出封堵互联网的建议，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愚民”正是其治术之核心，他经验老到地告诉秦王：“民愚则易治也。”由此可见，商鞅的变法和改革，是上层的改革，是“精英”的改革，不仅民众不得与闻，而且不许说三道四，即所谓“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愚民议***，全部被流放边疆，识相者自然噤若寒蝉了。那么，如何使民众“愚而易使”呢？他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之一就是禁止民众的自由流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这样农民就不会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讨生活了。
二是弱民强国。以“富国强兵”相号召的商鞅变法，对于秦国来说，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它所采取的措施却是以“弱民强国”为手段的。在这里，“弱”带有“削弱”、“弱化”、“剥夺”的含义。《商君书》的核心是“农战”二字，即农耕与作战，目的是“称霸”。作战必须考虑综合国力，这就牵涉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格局。为此，他在《商君书》中设专章传授“弱民”之道：“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他的结论是：“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什么意思呢？实行强民的***策，会使兵力疲弱，就会削弱国家；实行弱民的***策，会使兵力强大，就能成就王业。为推行这种畸形战略，他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策，如禁止粮食买卖，垄断山林湖泽，实行户口管制，强化徭役税赋等等。这些***策的初衷，无一不是通过盘剥民众而充盈国库。由此可见，《商君书》及其变法，与一般民众没有多少利益可言，只不过是实现秦国霸权的“点子公司”。仅从经济上“弱民”还不够，商鞅告诉孝公，民低贱则重爵禄（“民辱则贵爵”），民孱弱则尊官吏（“弱则尊官”），民贫穷则重奖赏（“贫则重赏”）。以刑罚治民，小民易被驱使（“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赐治民，则民敢于牺牲（“以赏治民则轻死”）。两千多年前的秦国***权，不过是群雄逐鹿中的一个捕猎者，人们自然不能奢望它“利为民所谋”；然而，这并不等于当时的人们不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商鞅重敛天下，以充府库，发动战争，谋求霸权的思路，只能使秦国强盛于一时，却不能保证“始皇”于万世。
三是残民以逞。如果以为商鞅是法家，自然以法治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秦王：“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在他眼里，法令是用来防备百姓、收拾百姓的，只有实施有效治理百姓的法令，才能获得名声和土地。他的法学理论是民众如果高于法律，国家就会混乱；法律如果高于民众，***力就会强大。也就是说，作为秦孝公“家法”的法令，必须高于民众的利益与意志。商鞅变法在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弃礼任法，轻罪重刑，什伍连坐。他崇尚严刑峻法，取死之刑多如牛毛，施用凿顶、抽筋、车裂、镬烹等多种残忍至极的杀人方式。还首设连坐之法，一人犯罪，亲邻株连，大量无辜民众被残害。由于实行了商鞅这一系列辱民、贫民、弱民、刑民的***策，秦国民众在饥饿、耻辱、愚昧、恐惧的威胁下，只能如同兵马俑一样，成为面无表情、残暴冷酷的战争机器。史书称秦为“虎狼之国”，并非毫无道理。然而，这样一个阴狠残暴的改革者，在当今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竟然被奉为“万古法圣”和“法圣天神”！
商鞅及其推行的变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褒贬并存、毁誉同在的。评价似乎有某种规律：凡是具有改革倾向或矢志社会改革者，往往对其加以肯定或同情；凡是主张仁***治国或强调社会平衡发展者，往往对其加以否定或指斥。前者如王安石、，王安石曾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必行。”年轻时的，受欧风西渐之影响，抱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愿望，也曾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商鞅徙木立信论》）
反之，王安石变法的***治反对者苏轼，对商鞅则是全盘否定的，他在《商鞅论》中认为，商鞅的改革成效“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史记》肯定商鞅之功，“此司马迁之罪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指陈胜、吴广起义）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秦国二世而亡，商鞅实乃祸根。苏轼进一步指出，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历代帝王）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苏轼毕竟是苏轼，穿过历史迷雾，看透了历代帝王阳儒而阴法，对商鞅之术阳讳而阴用，对孔孟之道阳奉而阴违的隐秘。
北宋时的司马光，在***治上虽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他对商鞅的评价则采取了相对客观、公允的立场，褒其当褒，贬其当贬。一方面，他反对商鞅“弱民强国”的思路，指出其“不加赋而上用足”的虚伪；另一方面，他在《资治通鉴》中则对其取信于民的做法予以肯定：“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者哉！”
评介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是困难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旧唐书•杜佑传》），正是本文的目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