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1912年以来的百余年，贯通文言白话的宋代小说整体研究在小说理论批评研究，各种专门题材研究，宋代小说与讲唱、戏曲关系研究，文化蕴涵研究，整体价值研究，文白雅俗关系研究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也存在尚待推进之处。最主要的还是融合文白而做整体通观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应将宋代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叙事文学演进大背景进行综合探讨。
关键词：宋代小说;文白贯通;百年述略
中***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2-0107-05
1912年以来的百余年，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蔚为大观，而宋代小说处于文白变奏（文言小说嬗变和白话小说崛起）的重要节点，引起了学界的充分关注。贯通文言白话对宋代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这些著述或专门探讨宋代小说理论批评，或专题研究某种题材，或集中论述文白雅俗关系，推动了宋代小说研究的繁荣发展，确认了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位置。①
一、宋代小说理论研究
宋代小说理论方面的建树，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界罕有论及，1990年以后，学界出现了不少探讨宋代小说理论批评的论文论著，荦荦大者当数台湾学者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稿》[1]，李***钧所撰《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第三章“宋元小说学”也有集中的讨论[2]。前者由绪论“始有意治之――宋人在小说学的开展意义”、上编“乃有可观之――宋人对小说学的具体贡献”、下编“仍有可为之一一宋人小说学的广角思考”组成，对宋人小说学作了全景式的考察，可谓拓荒之作。后者探讨了宋人小说文献整理、小说观念演进、小说类型划分、小说功用观、小说艺术观、小说评点文体***等内容，也是用心之作。另外，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中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小说技法学各部分均有论及宋代小说学[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涉及宋代小说理论批评。下面从五个方面择要述之。
1.宋人小说本体观研究
宋人小说本体观方面，欧阳修编撰《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时将前志著录于史部的志怪传奇移至子部小说类，体现出对小说本质的新认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王齐洲《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认为：“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4]凌郁之《从宋代官私书目看小说观念的变迁》指出：“《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将志怪传奇之书归于小说类，确立了后世书目小说类的基本架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反映了南宋书目家进一步厘清小说类畛域的努力，它们所体现的小说观念，较之《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崇文总目》到《直斋书录解题》，尽管还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现象，但已经在主导倾向上形成了关于小说类的共识。”[5]郝敬、张莉《论中国古体小说的观念流变》认为：“宋代欧阳修通过《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的编撰，将杂传、传奇等纳入小说范畴，使得叙事成为小说表现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而开启了传统小说观念向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6]
此外，李***均、曾垂超《宋代小说思想三题》认为：“唐传奇的产生，促进宋人有意从事小说的阐释，他们将小说地位抬高到‘九流’的一种，视为“圣人之道”，在重视小说本体性时致力阐发小说的‘德性’自觉。”[7]刘良明《洪迈对志怪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性贡献》指出洪迈“第一次将当时遭人轻视的志怪小说与历来已有崇高定评的史书相提并论，表现了一个杰出理论家的卓越识见与巨大勇气。”[8]潘承玉《两宋时期新小说观念的觉醒》认为：“两宋时期说书体小说开始具备了后世近代小说的诸种文体特征：运用大众化的语言，以虚构的情节为结构中心，反映大众化的人物及其命运，等等。在两宋时期的大众观念中已公认，只有具备了上述诸种文体特征的作品才是小说。”[9]
2.宋人小说功用观研究
宋人小说功用观方面，学界认为宋人有劝惩、补史、娱乐等意识。关于劝惩意识，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认为宋人小说“在创作动机和主题表现上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执着”导致道学化[10];巩聿信《文言小说创作动机研究之一：劝诫教化型》指出：“随着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思想的广泛影响和宋学的形成，小说的教化意味越来越浓，终于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劝诫教化当作自己的本分和天职，以至于在小说作品及序、跋、题词中，惩劝教化的字眼比比皆是。”[11]段庸生《劝惩与宋人传奇》认为：“宋人传奇中的劝惩不是简单的说教议论，而是对唐传奇过度追求感观娱乐享受的反正。它于劝惩之中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及对题材价值意义的追求，充分表明宋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格外重视。”[12]许***《论宋元小说的道德劝惩观念》认为注重道德教化使宋元小说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对小说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3]。李***均、曾垂超《宋代小说思想三题》认为宋人小说创作“融贯‘德性’自觉，不仅体现在‘垂诫’性文字构成文本叙事的有机部分，且文本叙事往往围绕‘德性’展开”，“其阐释的‘德性’往往是故事的宗旨，是叙事的指归”，“‘德性’已内化于叙事进程中”。[7]
关于补史意识，赵维国《论宋人小说的创作观念》指出，宋代史学兴盛，小说作者希望自己作品能够被史家采录，因而自觉地按照史家标准来创作小说，把实录的笔法引进了小说[14]。苗壮《笔记小说史》指出宋人创作笔记小说乃出于“备史官之阙”，这导致了笔记小说创作的繁荣，同时也束缚了小说作家艺术创造力的发挥[15]。郭丽《元前小说观演变研究》也指出“到了宋代，小说文体已经脱离史部，但小说观仍然依附于史学”[16]。
关于娱乐意识，李***钧《宋元小说学》指出：“宋元时期的小说功用观并不仅仅只有小说的‘德性’自觉这一方面，它还重视小说的娱乐性……一方面表现在创作的自觉，另一方面表现在接受的自觉。”[2]
3.宋人小说类型观研究
宋人小说类型观方面，赵维国《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认为相较于志怪、志人轶事小说已经得到传统小说观念的认同，传奇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是由宋人确立的，并指出“古体小说类型的确立是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人始有意创作小说，还不具备小说的研究意识，而宋人在这一基础之上，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小说理论，其小说类型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17]。
李***钧《宋元小说学》之“‘说话四家数’：宋元白话小说自觉的类型观”认为：“‘说话四家数’所反映的宋元白话小说自觉的类型意识，奠定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源流，使中国古代小说自觉遵循其类别发生、发展与演变。”[2]
4.宋人小说艺术观研究
宋人小说艺术观方面，李***钧《宋元小说学》将其归纳为诗学论、语体论、虚实论、结构论四个层面。诗学论层面，该文指出宋元人认为小说可以“助缘情之绮靡，为■翰之华苑者”，对小说有文学性的认知和文体诗性的尊重;语体论层面，宋元人认识到小说语言的艺术诉求即“诗笔”的强调;虚实论层面，宋元人突破了前人的“实录”观，建立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虚实论;结构论层面，《醉翁谈录》“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云云，正是对“说话”叙述结构的要求[2]。郭丽《元前小说观演变研究》认为：“宋人进一步明确了子、史合流的小说观，并首次在理论上发掘出小说的诸多文体特征。他们对小说的虚构本质、结构艺术、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独特审美效果等文学特点的体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艺术审美。”[16]
虚构意识是小说艺术观的重要内容，学界多有论及。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批评宋人“不懂得小说艺术，不明白小说创作虚构规律，体会不出幻想想象的审美效能”[10]。张祝平《论洪迈的小说观》指出，洪迈一方面声称自己坚持实录原则，强调所记“皆表表有据依者”，另一方面又承认《夷坚志》有失实之处，始终徘徊在虚、实之间[18]。该文通过洪迈的个案折射出宋人在虚实这一重要的小说观念上是革新与保守并存的。萧相恺《宋元小说理论的新贡献》认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郑樵《通志・乐略・琴操》最早清醒认识并明确指出虚构是小说的艺术特色，郑樵还总结了小说创作中虚构的三种主要方式（经传所载“数十言”“彼则演成万千言”;“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并从理论高度阐发了虚构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19]。
5.宋人小说学贡献研究
宋人小说学贡献方面，康来新认为宋人始有意研治小说，使小说由微而显，她指出：“‘始有意治之’的研治小说：小说文献学、小说类型学、小说评点学是宋人的显性成绩……另一重要的隐性影响，是若干小说经典的诠释，彼等之关键改变皆因宋人之故……理性治学与白话兴起，可视为宋人在小说史上的两大伟业;小说由微而显的关键转捩，宋人首居其功。”[1]
李***钧认为宋人贡献在于开启了中国小说的近代性思维，他指出宋代小说思想既继承汉唐的传统思想，又有极大突破，宋人“在重视小说本体性时致力阐发小说的‘德性’自觉。此外，宋人以艺术精神探寻小说的文学之美，并因小说的文学审美本质而形成‘荟萃小说’的社会风尚，同时在认可娱乐性思想的同时，突破史学视野下的‘实录’传统，开启了中国小说的近代性思维”[7]。
二、宋代小说专题研究
1.商贸、婚恋、发迹等专门题材研究
宋代小说的题材非常广泛，学界针对某种专门题材如商贸题材、涉海题材、域外题材、婚恋题材、侠义题材、发迹变泰题材等展开的研究往往能做得比较深入。罗陈霞《宋代小说与宋代民间商贸活动》首先分析宋代民间商贸活动的典型场所――店铺、早市与夜市、庙市与墟市，民间商贸活动的主体――专业商贩、牙侩和自产自销者;接着阐述商贸小说的叙事特色和文化内涵;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两宋酒肆和茶肆的种类与地域分布、建筑装饰、经营策略，以及酒肆故事与茶肆故事的题材类型与文化特征;最后对宋代民间商贸习俗与商业迷信活动进行个案考察（关扑习俗与卦影轨革术）;结语还探讨了民间商贸活动对宋代小说的生成、传播及发展的影响[20]。徐玉玲《宋元涉海小说研究》选取了两百余篇宋元涉海小说（包括白话和文言）作为文本，探讨其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和后世影响[21]。王昊《中国域外题材小说研究》从小说文本出发，梳理了域外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和风貌特征，并探求隐含在其中的主客观原因。该文有专章探讨宋元时期的域外题材小说，并认为：“宋元时期的域外题材小说种类非常少，集中在海外奇遇和海外奇人奇物两方面，这与宋代繁盛的海上贸易、元代空前绝后的巨大版***极不协调，这一状况是宋元两代文人内敛、压抑的心态造成的。”[22]
付成雪《宋人婚恋小说研究：以传奇、话本为中心》分析了宋人婚恋小说呈现的婚恋形态、人物形象和婚恋观念，并探讨了宋人婚恋小说对于后世戏曲小说的影响[23]。崔丹《唐宋小说女侠形象的比较研究》认为：“唐代女侠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张扬、自信、***的个性魅力，宋代女侠则性格较为内敛而缺少自我意识;相对于唐代女侠积极参与社会***治活动的行为且具有明显的侠之品格，宋代女侠则更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世俗女性，囿于家庭之中，以丈夫为中心，贤良淑慧;在婚恋上，不同于唐代女侠的大胆、***与蔑视世俗，宋代女侠则更加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更加隐忍与退让。”该文分析了唐宋女侠形象大相径庭的原因，指出这是“由唐宋两代不同的社会环境背景以及不同的文人心态造成的”“由唐至宋，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由崇武而尊文，女性地位由高转低;而文人的整体心态渐趋内敛，重理节情，重视道德自律”[24]。潘承玉《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阐析了宋元明大众语体小说和戏曲领域发迹变泰题材两次大的嬗变，产生的三大题材类型和十二种题材模式，并认为这种题材作品展示了希望富贵、富贵无种、富贵在天、贱者为尊等几种重要的大众意识[25]。
2.宋代小说与讲唱、戏曲关系研究
宋代小说与讲唱、戏曲的互动关系，学界有深入的研究。范丽敏《互通・因袭・衍化――宋元小说、讲唱与戏曲关系研究》探讨了宋元小说与戏曲的共同发展规律。该书以小说、戏曲文本为中心，考察了其人物、情节、固定套语等大量因袭的创作规律及从有目无（文）本到简略地记载故事关目概要之本再到文人的拟作之本直至个性化的文人独创之本的演进趋势;并从艺术形式（题材、上下场诗、题目正名等）、演述方式、韵散结合模式、脚色体制等维度较全面地探讨了宋元戏曲与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该书将宋元小说、戏曲共通的生成和发展规律概括为“互通・因袭・衍化”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26]。
徐大***《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认为“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从发展看，同源异流，相互影响;从形态看，同源异质，相互渗透”。该书第二章“唐宋之际‘说话’伎艺与杂剧关系的新变”认为唐宋之际“戏弄在‘说话’伎艺向叙事方向发展的诱发下出现了叙事宗旨的表演”，而宋金杂剧叙事宗旨的确立“始终伴随叙事性‘说话’伎艺的促进之力”。该书第三章“宋金时期小说对戏曲的影响形态”认为宋金时期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已经逐渐由宋前的混融转变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此影响体现在故事题材、叙事能力和演述方式三个方面[27]。
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第五章“宋代文言小说向曲艺的拓殖”认为：“宋代民间说唱文艺直接催生了‘说话四家’之‘小说家’及小说家说话所凭依的‘话本’，而大曲、诸宫调、杂剧、戏文等之敷衍小说者，在广义上也可以‘小说’视之。说唱、戏曲是书面小说的表演形态;小说在书面文本形态之外，以说、唱、演的形式拓殖于民间，与民间文化互动……说、唱、演的过程又不断丰富着小说，促进小说书面文本的改进与完善，又不断滋生新的小说（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小说），并进而影响着敷演小说的说、唱、演节目，如此生生不息。”该文还指出：“由于说唱戏曲的强大引力，使人感到宋代小说的全貌已从文言文本形态向表演形态倾斜了。”[28]
3.宋代小说的文化研究
宋代小说的文化研究，学界往往就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立论，如余丹《宋代文言小说的文化阐释》、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等，将文言、白话整体打通对宋代小说进行文化研究的论著较少。倒是一些对中国古代小说用文化视角进行整体观照的论著往往涉及宋代小说，如万晴川《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等著述。①
4.宋代小说的整体价值研究
宋代小说的整体价值，学界一般认为文言小说成绩平平而白话小说异***突起“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29]。结合文言白话对宋代小说价值进行整体评判的论著较少，程毅中《宋代传奇集序》、丁峰山《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历史地位的重新估价》是此类著述中较有影响者。程文指出：“宋人小说文备众体，本非一格，亦有藻绘可观如《云斋广录》所收者。且宋人小说崇尚实录，渐近人生……近体小说源出瓦舍说话，其为市井细民写心，固无论矣;而传奇志怪，亦多人情世态，声色俱绘，叙事则如经目睹，记言则若从口出，此可于《摭青杂说》等书觇之。宋之传奇，于搜神志异而外，或摹壮士佳人之心胆，或述引车卖浆之言语，声气风貌，神情毕肖，千载而下，犹可仿佛。自兹而后，小说一家，蔚为大观，可以兴观群怨，或且优于诗赋。”[30]从整体上对宋代小说作了较高评价。
丁文认为就笔记小说而言，“宋人笔记是魏晋笔记小说初次文本定型、规范后的又一次定型、规范过程，不仅强化了原有规定性，且自己的面貌特色成为后世的楷模和定式……其影响力超过唐代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就传奇小说而言，“明、清以来的传奇体小说在选材、流派、主旨、风格上受宋传奇的滋润要多于唐传奇”;就话本小说而言，“宋代说话及话本对中国小说的最主要形式――通俗小说的各种体裁的开山之功，经先贤、时贤们的多方论证，已成定论”;就小说理论而言，“接近小说逻辑起点的小说理论发轫于宋代……明代小说理论的成熟与宋人的准小说理论有很大关联”，就小说文献整理而言，宋人编纂了《太平广记》《类说》等大型小说类书，“给明人开辟了一条收集、整理、编辑小说总集、类集、选集、丛书的大道”。丁文最后指出，“从小说（文学）发展的综合历史维度着眼，宋代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贡献和影响不低于甚至高于唐代，其历史地位在唐代之上。”[31]
三、宋代小说文白雅俗关系研究
宋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虽自成体系，但互相影响并呈现此消彼长之势，进而导致雅俗文学版***发生嬗变，学界对此已有体察。
1.文白互动的征迹研究
1991年，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就指出宋代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彼此渗透，互为影响，文言小说为民间艺人讲述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传奇和灵怪成了短篇白话小说门类中的重要项目;而话本的艺术方式则曾经被文人所效法和借鉴，产生了话本体的传奇”[32]。
1994年，陈文新《论古代传奇小说的两种类型及其演变》指出，“在宋代传奇已与俗文学合流”，这种通俗化了的传奇小说就叫“话本体传奇”[33]。
1996年，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指出：“宋人小说的通俗化开始造成这样一种趋势――文人文言小说和市民话本小说一定程度的合流趋势，这在小说史上是意义重大的……士大夫文人屈尊纡贵地接近了‘下里巴人’，把说话中的某些有趣故事拿过来，顺便也拿过说话人捏合提破的手段，并照着说话人的情趣所在，把摄材角度扩展到市民社会。尽管尚嫌迟钝，不像说话人在向文人小说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捷和热情，但这有意义的一步终于是迈出来了。有了这个靠拢，才会有元明盛行的以通俗性为一大特征的文人长篇文言小说。”[10]同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指出从北宋中后期文言小说即开始了向“说话”倾斜的过程，文言小说受到了市井民众的影响，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唐传奇所不具有的若干思想成分，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文字较唐传奇通俗，描写也较具体细致[34]。
1999年，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指出：“宋元时代是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这是以话本为基础的白话小说开始发达的时代，也是以史传为渊源的文言小说走向衰微的时代。然而，它不是新旧交替而是新旧交错融会的时代……大约由南宋到元代，随着说话艺术的飞跃发展，中国小说史上发生了一大变迁，走向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新阶段。”该书还指出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虽是两个系统的作品，但在宋元时代二者有交流互补的趋势，并在具体作品论述中侧重分析了古体小说在人物形象、语言以及叙事体制等方面出现的通俗化倾向和话本体趋势[35]。
2002年，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虽然主要是从文言、白话小说“各自***、平行发展”的视角立论并系统梳理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但也指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情节与表现形式上互相融合、渗透”[36]。
2009年，齐贞贞《论宋小说话本与传奇的关系》从“话本的‘承雅’：话本从传奇（雅文化）中受到的影响;始新：话本相异于传奇的新特点;启俗：话本的内容思想和艺术形式对传奇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话本与传奇的关系[37]。
2.雅俗嬗变的趋势研究
1994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文言与白话：双水分流与合流”认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行发展，形成中国小说史特有的双水分流的格局。然而它们又并非毫不相犯，它们在各自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吸取对方的长处，移植对方的题材，学习对方的表现方法。”并指出文、白互动中的雅、俗嬗变趋势是“如果说文言小说是从雅到俗渐次下降，那么白话小说则是从俗到雅渐次提升”。该书“传奇小说的俗化”还指出了宋传奇的嬗变趋势：“所谓传奇小说的俗化，即意指传奇小说从士大夫圈子里走出来，成为下层士人写给一般人民欣赏的文学样式。宋代传奇小说观念意识明显下移，这就是俗化的开端。”[38]同年，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指出，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形成宋传奇特色的时期，其显著特征是雅俗融合，审美心理由士大夫之雅趋向市民之俗;语言上受话本的影响;题材上描述市民日常生活的题材更多了;传奇小说的文体规范也发生了变化[39]。
1997年，萧相恺《宋元小说史》指出：“中国的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明显地开始了雅俗分流……雅、俗两类小说，乃是两种各具特点，有着不同发展线索、发展规律、发展原因，并有着不同的理论指导的小说。宋元小说的历史，正是由这样两种不同小说的发展历史共同构成的。”并指出雅、俗两类不同性质小说在宋元间是相互渗透融合、共同激扬前行。该书还分析了“市人小说”（引者注，即白话小说）与文言传奇的互动关系，认为“市人小说”继承发扬了文言传奇中故事、人物及场景交代描绘详尽细腻之艺术特色，而宋元传奇作家又反过来从新兴市人小说汲取营养使得传奇出现了市人小说化倾向[19]。
2001年，王水照《宋辽金元小说史・序》指出：“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大致走向，宋元小说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重心的两个转移：一是从文言小说为主转变为以白话小说为主……二是从雅文学向俗文学的重心转移……这两个转变是密切相关的，后一转变是由前一转变自然推演而来，促成后一转变的主要关键仍是宋元话本的崛起。”该文还指出宋元文言、白话小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互摄互融、相反相成关系。不仅话本作者吸取文言小说的滋养……而洪迈的文言小说《夷坚志》，其人物、故事之兼取市井，语言之并采俚俗，也是显而易见的”[40]。
2007年，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认为宋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相互渗透而从整体上呈现出通俗化趋势。一方面文言小说语言总体上趋向浅易，并分化出叙事题材和审美趣味世俗化的通俗文言传奇;文言小说之人物对话常使用白话或出于叙事的自觉，或受到说话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文言小说的敷演是小说家说话的重要方式，而话本小说采录文人诗词，或者文人为其制作诗词，都显示了民间文艺向文人文学的靠拢。另外，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并非壁垒森严，存在着不文不白、半文半白文字形态的小说[28]。同年，李***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承石昌渝“宋代传奇小说俗化”之说并进一步展开，认为“宋代传奇小说观念意识的下移”可分为“以俗为雅”和“化雅入俗”两种表现形式，而宋代传奇小说“以俗为雅”的文体嬗变又呈现出语体的通俗性、题材的世俗性与思想感情及愿望理想的大众性、接受者的广泛性三方面特征，“化雅入俗”是删改文言传奇，以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简约性和模式化[41]。
2012年，凌郁之《宋代雅俗文学观》认为“宋代处于中古与近世正变升降之枢纽，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变革最深刻的时期之一，而雅俗变迁又是其中重要一环”，并指出，宋人“所讲的‘雅’，不离俗而又非俗，来自俗而又脱俗，而从未脱离人间世，而始终有着向上层次的超然的精神指向”，实质是“对俗的‘百炼成钢’，锻俗成雅”。该书还设专章探讨了宋代小说的雅俗问题[42]。
3.走向世俗的原因探究
宋代小说整体上呈现出通俗化趋势，学界认为有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和市民阶层壮大、唐宋文化和文学转型、话本小说影响等多种因素。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认为从文化转型层面而言，“宋代小说的走向世俗既是唐宋文化转型的结果，又是唐宋文化转型的深刻反映。宋代文言小说总体上表现出对俗文化的倾斜，这是小说写作精神或叙事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文学转型层面而言，“宋代文学产生了走向世俗的动向，而宋代小说的走向世俗只是文学整体趋俗的一种体现而已”[28]。
李***均、曾垂超《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及其文化精神》认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具有范式意义的是以俗为雅，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因素主要是新型都城文化的形成、士大夫共同体的转型与话语体系的嬗革等。”[43]
4.文白互动、雅俗嬗变的影响研究
宋代小说的文白互动、雅俗交融，在中国文学史、汉语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学界对此已有探讨。孟昭连《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指出：“古代白话自汉魏之际始现于书面语，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随着由雅趋俗的文化进程，广泛渗入多种文体。在此语言背景下，古代小说语体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文言小说语体变‘华艳’为‘平实’，出现浅俗化倾向……另一方面，白话小说语体的形成，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白话小说的繁荣，扩大了白话在书面语中的比例，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汉语的进一步发展。”[44]孟先生另一篇文章《口传叙事、书写叙事及其相互转化――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中心》认为：“口传与书写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且可能不止一次。每一次转化，都会对小说的故事内容及语体造成影响。一般而言，口传是造成白话的主要原因，而与书写相随的则是文言。但随着白话书面语的发展，至宋元时期这一规律被打破，宣告了白话小说的诞生。”[45]
李***均、曾垂超《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及其文化精神》指出：“宋代俗小说的兴盛，本是雅俗交融的结果，其兴盛之后，又与雅小说相互影响，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雅俗相融的关键时期。宋代小说的雅俗相融，主要有三种表征，即：宋代小说形成渐趋‘言文合一’的***语体、‘体用一源’的小说思想、题材与读者意识的文化下移及由此带来的文体嬗变……这三方面的新变，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成熟之路，也奠定了明清小说美学思想基础，使宋代小说成为近代小说的源头。”[43]
百年来，学界对宋代小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比如重白（白话小说）轻文（文言小说），文、白分论。白话研究者多，文言研究者少;单独研究者多，整合研究者少;即使系统研究宋代小说的也大都是将文言、白话分成两个体系、单独论述，较少分析两者互动消长的复杂因缘。如此文、白分论，不利于充分探讨宋代小说文白互动、雅俗消长的演进态势，不利于完整呈现经纬交错、脉络贯通的历史面相。
贯通文白的宋代小说整体研究尽管在宋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各种专门题材研究，宋代小说与讲唱、戏曲关系研究，文化蕴涵研究，整体价值研究，文白雅俗关系研究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也存在尚待推进之处。最主要的还是融合文白而做整体通观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应将宋代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置于中国叙事文学演进大背景进行综合探讨。
关于宋代小说文白雅俗关系研究，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点遗憾：一是研究失衡，学界较多论析文言小说借鉴白话小说而出现的俗化倾向，较少注意白话小说效法文言小说而出现的雅化趋势。二是深度不够，较少注意到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互动的实质是文人叙事、民间叙事的交渗，尚无研究著述从叙事机理的角度分析宋代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内在质性差异，以及两种小说类型背后两种叙事类型的异质互补和互动交渗。三是视野可以拓宽，应该将宋代小说与讲唱、戏曲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中国文学主潮更迭之大势探讨宋代小说文白雅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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