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 本文在回顾经典儒家著作《论语》英译史的基础上，结合李天辰教授提出的《论语》翻译的基本原则，分析和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庞德和辜鸿铭三人的英译本，希望能对《论语》的英译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论语》英译 理雅各 庞德 辜鸿铭
1.引言
早在东汉时期《论语》这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就已被列入儒家经典的行列。16世纪末《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最早的翻译出现在1594年利玛窦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中，然而这部译著已不幸散失。最早的英文翻译见于1809年传教士马希曼的节译本。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于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此后，很多著名中西学者都翻译过《论语》。本文仅选取理雅各、庞德和辜鸿铭的英译本作简要的介绍和比较。
根据李天辰教授（1999）的见解，翻译《论语》必须注意以下四项事宜。一，理解要透彻。译文的优劣首先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古汉语，自然就无法译出正确的英语。二，要译出内涵。不同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这突出反映在语言内涵的表达上。在翻译过程中，为准确传达原文信息，需要注重译出作品的内涵。要让译文的读者在自身的文化框架中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源语的文化养分。三，用词要准确。用词准确是调整言语行为的首要逻辑准则。只有探明语言深层结构，使用相互等值的词语，同时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在语言的内容上忠实地翻译原文。四，译法要多样。对《论语》的翻译应是能直译者则直译，不能直译的地方则意译。不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应将哲理话语的精妙之处忠实地译出，意译不能望文生义，违背原文，直译不能索然难读，尤其是对文言文的翻译。用英文表达儒家思想，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做到既信且达，均可认为达到了译事之功效。
2.理雅各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历时40载于1861年出齐五册《中国经典》，使儒家的主要经典有了完整的英译本。理雅各所译的《论语》具有详尽的学术注释并采用直译的方法传达原意。为了让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读者理解《论语》所表述的事实，就要帮助他们跨越语言障碍和历史文化障碍。对此，他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对译文添加大量注释。其注释包括对全书内容和各篇内容的介绍及对各章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两大类。
理雅各对《论语》全书和二十篇内容的注释，介绍了《论语》的含义，书名的译法，各篇的内容结构和编写过程。他把相当于全书序言应该介绍的内容都分列在全书和各篇的注释之中。他对《论语》全书篇名译法和各篇内容一致性的注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使不熟悉《论语》的外国读者能初步了解这本儒家经典著作。
理雅各对各章所做的注释涉及面广，种类繁杂，大体包括四方面内容：（1）概括说明各章内容。理雅各借鉴圣经各章节都有简单扼要点出主题的小标题的译法，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各章的内容。（2）分析和理解关键词语。理雅各根据汉字有四声的特点，注明汉字的发音，并与英语中的多个对应词加以比较，根据上下文选择对等词汇。他引经据典或从词源学的角度探求，准确地把握某一词的含义。（3）提供背景知识。《论语》记录的是2500年前孔子及其弟子就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述，而由于中西方在***治体制、历史沿革、习俗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为外国读者理解《论语》设置了巨大的障碍。理雅各的注释则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以便他们结合译文理解《论语》各章的内容。（4）对孔子的言论发表看法。理雅各也会在注释中表达对孔子某些言行的不同看法，这在客观上反映出中西方在认识上的冲突。阅读这些译注也对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加强沟通与理解有所帮助。
理雅各的译注真实地记录了他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其篇幅之长远远超过了译文本身，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理雅各在一百多年前向西方译介中国典籍，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英译本成为后来翻译者研究《论语》英译的最为重要的资料。
3.埃兹拉・庞德
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在他的翻译中，对中国儒家著作的翻译占了相当重的份量。庞德《论语》译本的特色与庞德的翻译思想、对汉字构成的理解，以及他在翻译《论语》时所用的参考资料息息相关。其特色主要有：用拆字法翻译中国汉字，提供多种译文和创造性的翻译。
如果说理雅各的译文比较正统符合常规翻译的话，那么作为诗人的庞德的译文中则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基于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翻译汉字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即拆字法。例如庞德对汉字“信”的翻译是“man standing by his word”（人站在他的话语旁边，守住承诺），对“敬”的翻译是“respect for the kind of intelligence that enables grass seed to grow grass；the cherry-stone to make cherries”（尊重能让草籽长成草、樱桃核长成樱桃的能力）。庞德对汉字构成的理解和拆字法的使用使他翻译的《论语》充满了意象，这也是庞德译本的最大特色之一。
在庞德翻译的《论语》中除了可以看到大量的拆字法翻译，还能发现更多的括号内的注释，这些注释对被译篇章原文及庞德自己的译文提出质疑，并可能提供不同译者的译文。庞德几乎不懂汉语，他的翻译主要依靠《汉英字典》、波蒂叶的《论语》法译本及理雅各的英译本。在庞德的译文中，当他对自己的翻译不确定时，他经常提供波蒂叶的法译文、理雅各的英译文或者提供自己的另一种译文。
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是指在《论语》的翻译中加进了他自己思想的翻译片段。对庞德而言，翻译不应是“philology”（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未能给当前的文学作品（译文）以原文在那个时空中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时代关联；翻译应该是“interpretation”（解释），译者明确地创造出“一首新诗”。因此庞德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不是语言学或客观的而是带有***治性的主观的。庞德不仅翻译了《论语》，而且在自己的诗作《比萨诗章》中大量引用《论语》中的儒家经典章句和汉字，这在《论语》的翻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庞德为西方读者了解《论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的译本和著作对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宣扬起到了重大作用。
4.辜鸿铭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国外度过，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在中国经典的西传中作出了巨大成绩。他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还旁征博引西方的名句典故参证注释，加入了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辜鸿铭的译文在欧洲广为流传。
辜鸿铭于1898年发行的《论语》英译，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他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由于中英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这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他在《论语》译序中说：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为此，他引用欧洲名家作注，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来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哲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句的机械性转换。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则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辜鸿铭的创造性翻译避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形式的误解，使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结语
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产生了近40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理雅各、庞德和辜鸿铭的译本因各自特色鲜明而最具代表性，但他们因为受到各自所处时代和地域局限的影响，对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翻译也必然带有各自时空的局限性，而我们对这三个译本的研究也因为受到相应时代和翻译理论的局限而不完整、不全面，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者有必要结合最新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这三个译本进一步挖掘探索，在《论语》英译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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