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 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导致理性***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灭价值理性使社会交往陷入困境。哈贝马斯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摆脱现实交往困境，化解人与人的冲突，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在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社会和谐，富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社会和谐
〔中***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48-04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不断分化，共识价值逐渐消解，价值参照系混乱，人与人之间疏离感加重，人们从精神交往到思想沟通都陷入了困境。人类社会这种交往困难，引起哲学家普遍性关注。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尤根・哈贝马斯针对人类社会这种不健全的、走向异化的交往阻碍与破坏合理的社会关系建构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禀赋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承载着厚重的现实关怀。深入探讨并汲取其理论内涵，对于我们摆脱当今的异化交往，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以主体间交往为核心的理性才能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离不开显在和潜在的规范和秩序，即理性和价值的引导。理性化是现代性生成之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实现当代社会整合的内在诉求。
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实现整合主要是依靠血缘方面的因素。后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依靠血缘方面的因素整合社会逐渐弱化，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在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就凸显出来。由于基督教本身对人的蔑视，再加上教会的腐败及其与世俗***权的冲突，这种依靠“巫魅化”的因素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人与人的社会联合的价值信仰，被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尼采的“上帝死了”、韦伯的世界“除魅”，其喻意的就是这种价值信仰的崩溃。面对信仰解体、价值坍塌，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空缺，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理性。这样一来，理性就被打造成了孕育现代普遍价值的“母体”，成为近现代社会规范的源泉。
从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到，主体性原则是笛卡尔之后西方社会张扬的理性的主要原则。哲学大师黑格尔明确指出：“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 〔1 〕 （P291 ）那种既包含着对主体的个性自由的肯定，也包含着对主体的自我负责之要求的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
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高扬主体性，正名世俗功利性，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但这个主体性原则本质是个人主体性原则。海德格尔认为，个人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2 〕 （P882 ）主体性原则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柱。
主体性原则内蕴着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这就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埋下了隐患，也为理性萎缩成工具理性奠定了思想根基。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追求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社会按照合理的模型来安排，一致、精确、速度、降低损耗等，无不被提高到最合理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作为与主体相对的“他者”只是被当作工具使用，其作为人存在的意义和自由则不被关注。看来，近代主体性原则并没有为人类的诸价值领域提供一个理想的整合的原则和统一性的基础。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却发生扭曲，社会发生***，这是现代性自身蕴涵的困境。
启蒙理性***，造成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沉病绝症。哲人们殚精竭虑，重建理性，以弥合这种***。从康德一直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试***找到一条挽救近代以来自我中心主义所导致的理性***，但他们都没有真正找到一条理想的归路。
哈贝马斯批评启蒙运动张扬的以个人主体性为核心的理性，但他并没有像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彻底否定理性。他认为：“我们必须把理性视为一切言和行的主体，在生产、生活、 交往和思维活动中的根本原则和态度。没有这种根本原则和态度，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一切都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3 〕 （P37 ）但哈贝马斯并不是简单地要回归启蒙运动张扬的理性，他指出，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包括现代性的设计者，都是在“笛卡尔范式”下以单向理解的模式理解理性。在这种模式下，个体是认知和行为的主体，外部世界只是他认识和利用的对象，理性则是作为主体认识、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能力。哈贝马斯认为，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这样自我也就无法达到与他人的自由理解以及对群体实现真正的认同。
哈贝马斯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存在并非以***的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行动为起点，如能汲取伽达默尔的“对话与理解，促使视界融合”，抛弃意识哲学主体性原则，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改用交互主体概念，是能够摆脱意识哲学之困境的。在这一思想下，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
如果说意识哲学张扬的理性着眼于征服与宰制，体现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则立足于主体间的沟通与交往，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相交融的主体间性哲学理念。交往理性的使用不是为了获取所谓的真理和实现特定的目的，而是旨在为复杂社会的整合提供具有正当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引导人际关系进入合理层面，以保障生活世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交往理性的这些特征，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三十多年朝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个体主体性的空前***。市场经济的广泛流动性解构了传统的整体主义，世界的丰富多彩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在当今形势下，承担整合人们思想行为的理性，已不再是工具理性能够胜任的，也不是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打造的理性能够担当的。有着自己精神信念追求，并能够将自己的信念追求与他人的信念追求通过深入交往，在理解中达致相互包容，是当今社会对主体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所诉求的理性不应是一种强制和压迫的工具，而应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多维性的交往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另一个人去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不同价值理念只能通过交流和对话来建立一个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的“生活世界”，才能在其中消除市场经济的利益自我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同信念的人只有深入交往沟通，导致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冲突等方面的问题才有可能化解，人与人之间才有望建立“美美与共”的生存状态，这样社会才有望实现和谐发展。
二、遵循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化解矛盾和冲突
在哈贝马斯看来，拘泥于由笛卡儿所开创的，依据个体主体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意识哲学，存在着忽视人类共同的语言范式，因而也就没有把交往行为置于核心地位这样的弊端，故此也就难以跳出意识哲学的窠臼。为了以语言为交往的媒介，哈贝马斯在改造维特根斯坦的形式语义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普遍语用学”。
哈贝马斯认为，19世纪以来对意识哲学批判所建立的语义学，本质上是一种命题形式的分析，存在着撇开言语环境与言语者的需求、愿望、态度和牺牲主体性等方面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哈贝马斯将达到以理解为目的的言语有效性基础引入交往行动的概念之中，以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分析说话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他们如何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和一致。
哈贝马斯指出，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沟通时，即是在提出某种有效宣称，有效宣称有真理宣称、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这三种方式，“通俗地说，说话的人必须向听者证明自己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是真实的，关于道德规则的表述是正当的，关于内在情感的表述是真诚的”，〔4 〕 （P33 ）这就是哈贝马斯反复论证的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指出，虽然在每一类型的语言行为中仅仅突出了一种有效性要求，但任何成功的语言交往活动都须同时实现三种有效性要求。理由是：即使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陈述，如果是向一个以上的听者做出的，它除了满足真实性要求外，还应遵守正确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现交往者的真诚主观愿望和态度。哈贝马斯指出，上述三种宣称在本质上是可以被质疑、被批判的，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批判或提出的相反观点时，一个理性的人必须致力于根据有关证据来捍卫或修改自己的宣称。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都必须在某种行为规范与价值的语境中发生，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活动，其本身便隐含了某种内在的理性要求，这是交往行为得以成功进行的前提条件。任何一种有效性要求的破坏违反，都将会导致交往活动失败或是人际关系的损害；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只有遵守这一规范，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与认识，协调彼此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并建立起大家一致认同的伦理规范，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哈贝马斯这样理解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克服了韦伯合理化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对于我们通过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中化解矛盾富有启示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化进程加快，面临着利益分化和格局重构，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由于市场经济仍然属于人的发展过程的“物的依赖”阶段，因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主体性的物化造就了体制与物质的双重基础，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人们之间处于一种既利益纷争、目标各异，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状况。
在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由于一些人逐利倾向膨胀，他们把最大化地占有金钱和物质当成人生目标的全部，对物欲的追求湮灭了精神追求，导致主体迷失与人性异化。本该以相互理解、相互承认、自由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蜕变成了一些人实现其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荡然无存。这就导致社会生活中某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与冲突，致使整个社会在价值共识的达成和向心力的凝聚方面陷入困境或纠结之中。
由于市场经济主体间还存在着互生同在的关系，因而，主体间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是存在着达成价值共识的空间的。当然，价值共识并不是价值等同，它承认差异性条件下的和而不同，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协调、互惠。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其平等沟通、真诚包容的对话机制，为主体营造了一个自由讨论和论证的普遍性条件，这对于匡正利益分解发生偏差时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克服市场时代的利益私我化造成的冲突、对抗，引导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多元利益诉求条件下达致价值共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摆脱金钱和权力对交往的践踏，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以社会合理化为支撑。为了探讨社会合理化进程，哈贝马斯提出系统――生活世界的双层架构。系统是指社会从事物质再生产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机能机制，是由文化、***治、经济等构成的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社会机制；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种要素构成的知识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是意义建构的基础，是意义的发源地，是交往主体、交往活动和交往的“理想话语环境”的统一。
哈贝马斯认为，健康正常的社会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相互依存、相互规制和互为动力。随着以金钱和权力为原则的市场机制和现代国家的形成，经济运行系统、行***权力系统及社会规范系统逐步从生活世界中***出来。这些系统漠视语言交往，以金钱和权力为交往媒介，取代原本由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交往规则和价值信念，由此，就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催生出“***治人理性”与“经济人理性”。
“***治人理性”对权力顶礼膜拜，公共权力成了谋求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经济人理性”把经济领域的交往当成一种谋求利润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的手段。生活世界受它们践踏，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灵与肉***冲突，生活世界由此失去了文化再生产和实现自我调节的功能。原本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为目标的交往行为，蜕变成以权力与金钱为取向的工具行为，这就导致现代西方社会文化荒芜、意义失落、自由丧失、个人心理结构失衡，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等各种典型的病态症候。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像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社会当今也患上了类似哈贝马斯诊断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现代病。当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受“经济人理性”和“***治人理性”践踏。
“经济人理性”把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最大化当成根本目标。现实中的一些利益主体为了逐利，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有毒食品送上人们的餐桌；“***治人理性”对权力顶礼膜拜，为了手中的权力，为了显示***绩或是为了自己背后的私利，一些官员可以置群众利益于不顾，采取野蛮拆迁、征地等，由此导致一起起人间悲剧。“经济人理性”和“***治人理性”在现实中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
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检视和反思，指出生活世界殖民化完全是由工具理性宰制生活世界造成的。因此，他以交往理性为根据，从语用学入手，设计交往行为论，重新建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合理性是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的重要基点。生活世界中的日常交往行为，目的在于达致理解和共识，以此实现社会整合。在此目标下，哈贝马斯强调普遍语用学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突出平等的、真诚与正当的语言交往的功能，主张每个交往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都要不受权力的强制与金钱的束缚，将平等、自由的协商、对话等原则根植于人与人的交往实践当中，以此保证每一个交往主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力，交往双方的愿望和利益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借此防止经济运行系统和***治管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样，“在交往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中，摆脱了技术、金钱和权力的压抑，消除了价值和意义丧失的异化，克服了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孤独和疏离，沟通和理解的共同理想信念压倒功利化目标，相互信任和共享成为常态，价值共识有了安居之所：融洽、稳定、有序的社会基础。” 〔5 〕 （P26 ）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健全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结构，制约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现象，克服当代生活世界被系统扭曲，实现社会和谐，都具有指导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凸显，一些矛盾的激化与某些***府官员在处理问题时交往理性的缺失有直接关系。在面对群众的呼声与要求时，如果***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少一些“***治人理性”，多一份交往理性，很多问题在萌芽阶段就会得到解决，这样，当前日益高发的就会减少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府部门的某些官员缺乏用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精神，特别是一些官员面对“草根”阶层个体的利益诉求时，他们往往好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让人感到他们高高在上，难以沟通。这样就使得一些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伸张，缺乏有效、合理的路径。其结果导致一些人采取极端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当前高发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处理一些社会问题，用平等、协商的方式，很多问题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以这样的方式，既便是没有完全达到群众满意的结果，也提供了对方情感宣泄的渠道，不至于把矛盾激化，酿成，影响社会安定。总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跳出传统意识哲学主客对立的思想窠臼，克服工具理性主导下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的异化，阻止“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减轻“***治人理性”与“经济人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交往理性并没有一概否定权力，它承认权力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调节机制。但交往理性对正当权力行使与非法权力滥用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并在维护合法权力行使的同时坚决反对滥用权力。同样，交往理性也不是全然否定工具理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它主张在交往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实现平衡，以此反对工具理性泛滥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
毋庸讳言，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来构建交往理性，并想依靠它去变革现实社会，是有些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对现代性进行拯救的构想尽管不完美，但它是在现代性遭遇内在危机之后，当今西方社会诸多严重问题爆发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严肃思考，有其内在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孙兴周，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4〕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5〕吴育林，等.交往理性视阈中的价值共识〔J〕.学术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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