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都城,多筑成方形或矩形,唯独北京城的平面呈“凸”字形。元大都原旧城是矩形的,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方城组成。到了明代,洪武元年(1368)开始改建大都。洪武三年,朱棣封为燕王,改元大都内殿为燕王府,第二年着手改建北京城,参照南京城的模式进行,将大都城的外城北城墙向南收缩3公里,使其规模小于南京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宫城(紫禁城)建成。正统年间,皇城建成。嘉靖年间,朝臣建议京师城垣应恢复“内城外郭”古制:将大都外城改为北京内城,内城之外,再兴建一座外城(郭),成为四重方城。这样既能凸显帝王之威,也更为安全。世宗接受群议,大兴土木。不料,才筑起南郊一边城墙,朝廷已感财力拮据,勉勉强强夯建了“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就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既而停止”。京都南边孤零零矗着一段城墙,实不顺眼,隔上二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再次动工,终因工程庞大,世宗“又虑耗费巨大,成功不易,以问嵩等”。严嵩出了个折中主意,将外城暂时筑成半座:先把已筑成的城南一边的城基加固,然后“东折转北,接(内)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内)城西南角”,待以后财***充裕了,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顺天府志・京师志一・明故城考》)。这样一改,北京城就不成方形而变为“凸”字形了。南边围了半座外城,好像给内城戴上了一顶帽子,过去北京老百姓都把半座外城叫做“帽子城”。(***1)
现在的北京城,南边比北边多一道城墙,计有四重。从内到外分别为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这四重城的正门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分别称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和永定门。四座正门,也各有故事,而最有说头的是紫禁城午门。午者,日中为午,也是正、中之意。《六书・正之为》分析午字:从入从十,十定四方,入指正南。午门,也即正南之门。
明代北京定都,改为京师,所建宫城午门,修建的情况未见详记。应是依照《明会典》中所说:“洪武十年改作大内宫殿,阙门日午门,翼以两观。”史料有记午门曾遭雷火和维修的情况,据以推知一些具体的建筑。
嘉靖十年(1531)六月,雷震午门角楼垂脊。
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雷火烧奉天殿,延及午门,午门左、右廊失火。
万历元年(1573)九月,修午门左、右阙门。
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月,阴云雷电,雨雹大如栗,毁坏五凤楼(午门上的建筑)。
从零散记载,已知明代午门建有左、右双阙,城楼上有角楼、左右廊,总体建筑称作五凤楼。
到了清代,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二十二日,紫禁城午门城楼上的五凤楼重建竣工。今日我们见到的故宫午门建筑,基本上保持了清初的重建规模,其中还可能包括明代的一些遗存。据有人推测,午门内尚保存一些早期彩画,可能是明代绘制的。
午门平面呈“同”形,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南面环抱着一个方形广场。午门作为宫城的正门,有两大特色:一是它的地基比故宫任何一座宫殿都高。二是它的建筑规模也比其他三个宫城城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宽大而宏伟。
午门正面有三座门洞。中间门洞,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通道。按清朝宫廷仪礼,皇帝大婚时,皇后允许从中门进入一次;再就是每逢殿试时,得中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出宫时也允许从中门走出一次。至于中门两边的门洞,只有举行隆重的朝会时,文武大臣出入走东边门,宗室王公走西边门。
午门左右两侧,即“”字形两边向前突出的部分,是古代宫门前双阙的遗迹。先秦时期,天子和诸侯的宫门都可以建阙,也就是在宫廷门外左右筑起两个对称的建筑物,如同门柱。天子宫门用双阙,诸侯只能单阙。阙用砖石垒砌,方形,上有楼,称为观,可登高远眺。所以《说文》解释:“阙,门观也。”亦称阙观。班固《两都赋》中,《西都赋》写长安有“凤阙”,《东都赋》写洛阳有“阙庭神丽”。汉代未央宫建北阙、东阙,建章宫前建凤阙。《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对汉宫阙的描绘是:“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宫城的门阙,古时文人每有诵咏,唐诗宋词尤多纪实。如王维有一次陪同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应皇帝命题作《雨中春望》诗,有“云里帝城双风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句,写出云雾缭绕的帝城,春意祥瑞,这种实际景象,也显得十分真切。而宋人张抡是位南渡故老,曾经靖康之变,在他的《上元有怀・寄调》词中,开首就是“双阙中天,风楼十二春寒浅”,景实意冷,末句“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收束,真是萦怀旧事,不堪回首话当年。南渡之人追忆往昔:双阙虽然高耸,风楼依然重重(十二,即十二重),但都已落入金人之手,万般辛酸。同样是写宫门前的双阙,却抒发两种不同情感,反映了对国家命运的庆喜和哀叹。这是因为古人往往以宫阙表示朝廷,甚至代表天子。岳飞的《满江红》词最末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个阙,指的便是天子、朝廷、国家。
阙下有门,称阙门。又因双阙如两掖(腋),也称掖门。汉代洛阳有东掖门和西掖门;唐时有左掖门和右掖门。入内官员进出掖门有严格规定,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勘验门籍。在京诸司皆有籍,应入宫殿,通过掖门时,由守卫查验。应入者,唱名始过。唐代的《卫禁律》制定违者惩罚条款,如“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应入者无籍,又没有人引,“却诈言有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徒二年”。要是守卫失职,未察冒名情况者,并非私许,进入宫门,则守卫杖八十。及至明清,宫门守卫仍是如此。据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陆容撰《菽园杂记》记:曾在正统时任官都御史、景泰末为吏部尚书的王翱,为人刚直廉正,“一日入内府,主事某从至左掖门,附名”。附名,也就是要求应入者王翱书报自己的姓名之后,把引入者主事某的姓名也得写上,同样要唱名通过。
宫城正门门楼之称五凤楼,据说起自唐代,清代因袭旧制,仍名午门城楼为五凤楼。五凤系凤凰五至,也表示凤凰多次聚集飞临。这是嘉瑞吉兆,因而五凤楼也作为午门的代称。城楼正中是一座面阔九间的宫殿,也称正楼,设有宝座。明清两代,凡战争取胜,凯旋归来,都要在午门楼上举行献俘仪式。正楼两翼各有两座重檐四角攒尖顶方亭,亭顶有铜质错金宝顶。最外的方亭称阙楼,靠里的称朵楼。这五座建筑,以东西廊庑相连,全用黄琉璃瓦覆盖,很有气魄(***2)。
旧小说里,所谓“推出午门斩首”,并没有史实根据。明代立“廷杖”之惩,倒是推出午门执行的。杖刑在先秦时期已有执行,鞭作官刑,杖作教刑,都是用鞭棍等打人。西汉以后为杖责。凡属官有过失,或犯谏忤旨,触犯了皇帝,往往要受杖,初起乃为一种廷辱而已。唐玄宗时,“除绞、斩刑,但决重杖”,并且决杖于朝堂,始有“廷杖”刑名。而从明武宗直至明末,虽仍有廷杖,却不在金銮殿的台阶下,对着皇帝执行,改为推出午门外。据《涌幢小品》所记:正德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叠布三层),示辱而己,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刘瑾当权,痛恨廷臣,正好利用决重杖泄恨,一班行刑的锦衣卫,又都是太监,打得狠毒,不少大臣立毙杖下。如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要去江南,不少属臣谏止,皇帝大怒,结果,有130人被推出午门施以廷杖,死11人。当着圣面,100多人去衣受杖,直打得皮开肉绽,呼号不己,这在至高无上的宫殿阶下,会营造出怎样一种气氛!何况还有人立毙杖下,更不能陈尸在金銮殿前。推出午门执行,呼喊听不到,惨相见不到,乐得让殿前仍保持着严肃和宁静。显然,当时的皇帝也不去多想午门乃是举行隆重节庆、接见外国使节和接受献俘的地方。反正是皇上旨意,管它成不成体统。
有趣的是,在明代,每年端午节,在午门外,群臣还大吃朝廷发给的粽子。《菽园杂记》记: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
明代的午门,既是举行典礼重地,又为杖刑之处,到了端午节,还是吃糕剥粽行酒的欢乐场所,如此,午门三用,实在很有意思,大概现代人知道的不会很多了。而1900年,八国联***从午门进入紫禁城;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则从神武门离开故宫,即日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自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苟延在故宫内13年的小朝廷终于结束。这些,大家都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