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
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突出表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和社会保险费用增加等方面,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相对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
(一)以职工工资为主体的直接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
直接成本的上升趋势较为显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职工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0年到1997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率约为4.86%,低于同期人均GDP增长(年均8.99%);第二个阶段(1998年至2006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2.87%;高于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年均8.36%)。
(二)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间接成本呈上升趋势
社会保险费用占我国劳动力成本的20%左右,约占间接成本的60%。随着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主体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各项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中所包含的社会保险费用也相应增加。如2006年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达到66%,比2002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覆盖率也显著提高(见表1)。
(三)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相对劳动力成本略有下降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我国劳动生产率也出现较快增长,甚至超过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从而保持了相对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1996到2005年,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1.5%,而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10.5%。如果考虑到大量就业于个体和私营企业、但不包括在职工统计中的农民工,我国实际的职工工资增长速度更低。因而在绝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相对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
二、多因素推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一)生活成本上升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内在动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物价上涨也较为明显。2003―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1.2%、3.9%、1.8%、1.5%、4.8%。虽然CPI上升幅度不大,但一方面粮、菜、水电等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较快(如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另一方面未计入指数的商品房价格大幅上涨(如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房屋租赁价格上涨2.6%),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上升幅度远远超出CPI所反映的程度。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之外,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成本也不断攀升,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
(二)劳动力需求增长和供给结构性短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触动因素
工资是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均衡时的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从需求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持续的就业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都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率,而广东、浙江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更是强劲。据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增长将保持在10%以上,“十二五”期间也将在9%左右。从劳动力供给来看,201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资源增长明显趋缓,预计年均增长从2008年的1000万人左右下降到500万人左右,劳动力供求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人口众多,但低端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技术工人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
(三)***府规制和***策调节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直接推动力
我国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府在改善民生、尤其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一系列***策,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规制,都将直接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为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升提供了制度支撑。
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从1994年开始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到2003年底,各省(市、区)平均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近4次。2004年初,劳动保障部颁布新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以确保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此后,各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率明显加快。工资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建立职工工资形成和正常增长机制已经纳入***府的议事日程,协调劳资关系的三方机制、集体谈判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正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及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也趋于形成,企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的现象得到进一步改善,有望从根本上推动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城乡社会保险覆盖率还将不断提高,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力争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四)经济全球化是劳动成本上升的外在推动因素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长期因素,其作用取决于全球经济形势、经济分工以及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一方面,全球化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就业需求;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进出口额都大幅度增长,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动了我国劳工标准的提高,其中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A8000),就我国目前的劳工状况而言,要达到其要求,劳动力成本会大幅增加。
三、劳动力供大于求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依然显著
(一)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是对劳动力市场价格长期扭曲的修正
劳动力价格上升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情况下形成的低工资增长缓慢,已经远远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范围。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在2000年之前的十几年间几乎保持不变,而同期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因此,较低的工资水平已接近劳动力价格下限,甚至已低于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成本。即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仍然存在,农村居民实现转移就业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也因此出现部分地区和部分企业劳动力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是一种必然结果,既是对长期低工资的一种补偿性增长,也是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回归,但却不代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反转。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供给压力并存,岗位空缺与劳动力过剩并存
自上世纪末期开始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是与劳动力供给的高速增长并存的,也导致岗位空缺与劳动力过剩并存。劳动力短缺一般发生在高度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制造业:从企业需求方看,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利率变动、税率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已经处于较低的赢利水平,劳动力成本提升空间有限。从劳动力供给方来看,生活成本上升,提高工资水平是必然要求;其次,国家“三农”***策以及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外,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农民外出就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从***策环境来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支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要求,提升了劳动力对工资水平的预期;最低工资标准、集体谈判、社会保障等规制和***策也切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门槛。
(三)202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格局依然存在,劳动力资源优势依然存在
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中国劳动力资源(16岁以上人口)在今后20年间将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2亿人。其中2008年之前是劳动力资源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加1000万人以上。其后劳动力资源增长趋缓,但2030年之前仍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低增长。即使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男16―60岁,女16―55岁)看,2015年之前仍会保持年均0.7%的增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意味着持续增加的供给压力。
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中国人口红利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其间人口抚养比都处于低位。初步测算,中国人口抚养比约在2012年下降到最低水平(36%左右),这期间主要是由于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此后,随着老年人口增加,抚养比逐渐上升,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达到50%左右。人口红利期意味着较轻的人口负担,但红利的兑现需要充分的就业需求。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看,仍将为城镇就业提供大量的供给。从我国城镇化进程来看,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在40%作用,农村劳动力规模仍将在4亿以上。按照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力规模约在2亿之内,因此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以上几个关键时点的数据说明,今后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趋缓,但是2020年之前,还不会出现劳动力供求的拐点,也不会丧失劳动力资源优势;如何为新增劳动力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
四、我国劳动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将长期存在
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价格水平,一方面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各国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我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
(一)从制造业工资水平来看,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水平
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高的国家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雇员小时工资水平一般在15美元以上。其次是新兴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小时工资水平接近10美元。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如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一般在2美元左右。与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较低:比较发达国家,约为德国的1/24,日本的1/22,美国的1/21;比较新兴国家,约为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相较发展中国家,约为马来西亚的1/4,巴西的1/3,墨西哥的1/3。
(二)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考察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不能简单地看工资绝对水平,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处于较低水平:相较发达国家,约为美国的1/18,日本的1/15;相较新兴国家,约为新加坡的1/14,韩国的1/7;相较发展中国家,约为巴西的1/12,墨西哥的1/5,马来西亚的1/3。
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制约了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如1995―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3%,2001―2005年均增长达到11%;而2003年印度、美国、日本、韩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5.4%、2.2%、2.9%、3.2%。
(三)同时考虑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对劳动力成本低于多数国家
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因素,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仍然低于多数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较为突出:相较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18,工资约为1/21;劳动生产率约为日本的1/15,工资约为1/22。相较新兴国家,劳动生产率约为韩国的1/7,工资水平约为1/13。相较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约为马来西亚的1/3,工资约为1/4。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转变增长方式、保持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是核心要素。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的低工资为成本上升提供了空间;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成本上升提供了支撑。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较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并超过了印度、越南、蒙古等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可逆转,只有及时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保持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才能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注入持续动力。
市场容量、投资环境、劳动力成本梯度落差等也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吸引外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优势。另外,我国地区之间劳动力成本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同时,成本相对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五、积极应对和引导劳动力成本变动
(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就业增长
促进就业增长仍是长期任务,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策体系,逐步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处于待业状态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都纳入统一的***策体系。统筹城乡就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有就业需求的城镇化进程。完善全国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劳动力成本形成机制
加强***府监控,引导和监督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以及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特别是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和工资协商中的作用,增强工会维权和谈判能力。进一步规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加强劳动保障***监察,规范企业各项用工行为。
(三)利用成本落差,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成本因素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绝对水平较高且存在内生的增长动力,而中西部地区绝对水平相对较低,且劳动力供给更为充足,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内生动力不足。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低端产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将促使其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凭借大国优势,加强***策引导和调节,在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的就业减少和资本外流等现象。
(四)通过发展方式转变,将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在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基础上,把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以贸易战略转型推动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逐步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向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阶段升级,国际贸易***策应鼓励以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出口,并在引进外资时要相应调整产业选择。
(五)提升人力资本,转化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
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加大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以劳动力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的根本举措。首先,调整财***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其次,调整教育投资结构,确保义务教育投入,增加中等教育投入。第三,在大中城市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开放非义务教育市场,鼓励社会化、多元化投入,形成***府办学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第四,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重点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制约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除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外,最重要的是学生实验实习场所和设备有限、陈旧。可以考虑运用国债投资等手段,加大对实验设施和实习设备的投资,推动其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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