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2岁的女子秋瑾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被杀头,到今年(即2007年)正好100年。
秋瑾1905年先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1907年,徐锡麟前往安徽,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这是光复会的一个中枢机构。她与徐锡麟还有广东惠州的邓存瑜约定同时起义,日期先是定在1907年6月,后来一再改动,最后定为7月19日。不料,7月6日徐锡麟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他和两个主要助手都遭杀害。安庆起义迅速失败。
消息传来,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办公室里哭了。不过她没想到逃走,她觉得自己没暴露,朝廷没证据,何况她是个女子。她和知县、知府都有交情,不至于有大危险。7月13日,当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生劝秋瑾暂时避一下,她没有答应,实际上当时她已决心一死。清兵在搜查整个学堂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二
翰林出身的知府、满人贵福会同绍兴市会稽、山阴两个县的县令李瑞年和李钟岳连夜对秋瑾进行会审,问什么她都不回答。问她有哪些朋友,她回答:你也经常到大通,并赠我一副对联,并同在大通学堂照过相。贵福对秋瑾的才学很佩服,因为她号竞雄,曾送她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据说秋瑾还叫他“寄父”、“义父”。再问,她一口咬定:“义父乃我同***。”贵福不敢再问下去了。贵福最后之所以决心要杀秋瑾,是因为他们有交往,担心秋瑾连累自己。
贵福将秋瑾交给山阴县令李钟岳来审,交代他用严刑,务必得到确证。李钟岳是山东人,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在浙江江山、山阴做县令,很得民心。绍兴不大,李钟岳也早已认识留学归来的秋瑾,对秋瑾的学问、文章很赞赏,曾经拿着秋瑾的诗对几个儿子说:“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李钟岳在县署花厅提审秋瑾,不但不肯刑讯逼供,还让她坐在椅子上。秋瑾用问案用的朱笔写供词,开始她只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叫她写,她续了六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贵福密电请示杭州巡抚张曾扬将秋瑾先行正法,午夜得到“秋瑾即行正法”的回电。凌晨贵福召见李钟岳,令他监斩。李钟岳说:证供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冷笑,责问他是何居心,拂袖而去。李钟岳回到县衙,贵福不放心,还派两个心腹跟来监督。李提审秋瑾,告诉她:“杀你非我姓李的本意。”说完泪下,身边吏役也都神色黯然。秋瑾毫无畏色。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四点,秋瑾被押到绍兴占轩亭口。临刑时她不作一声,只是默默地看了看两边围观的人,俯首就刑,从容镇定,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被吓瘫。
贵福令李钟岳几次去秋家搜查***火和其他证据,什么也没查出。三天后李钟岳就被贵福撤职。离任之际百姓数千人送行。李钟岳在杭州赋闲,经常独自注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流泪。离秋瑾被害还不到100天的10月29日,李钟岳自杀身亡,终年53岁。中华民国成立后,当年的******人称赞李为专制时代良吏,将他在秋社附祭。
张曾扬、贵福饱受舆论的抨击,在浙江坐立不安。9月5日上谕将张曾扬调任江苏巡抚,消息于6日见报届,立马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他们发电报给都察院,领衔的是江苏常熟人、《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联名的有三十多人。结果,张曾扬推说自己有病没能到任。一个月后上谕又调他任山西巡抚,几个月后就因病免职,据说抑郁而死。
贵福想调往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宁国府知府又被当地拒绝,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为“赵景琪”,在清朝前的四年里,没有再当官。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当地的沈定一通电反对,指控他是秋瑾案的祸首,也没能去成。
三
葬秋瑾于西湖的是安徽桐城人吴芝瑛和浙江石门人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吴是秋瑾早年在北京结识的结拜姐姐,出身桐城望族。徐家姐妹是秋瑾在南浔认识的。她们在秋瑾的引导下,秘密参加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秋瑾生前曾对徐自华说过:“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但一个叫常徽的御史巡查到杭州,看到了秋瑾墓,刺激了他的神经:竟然有人在杭州西湖为大逆不道的“女匪”造这样一个墓,以致当地人将“岳王坟”与“秋女坟”并称。1908年10月,他上奏折。要求平秋墓,严惩吴、徐两人,并指控她们是秋瑾余***。
当年12月,秋瑾墓被平毁,但朝廷担心引起民间强烈反响,只是下令迁墓,没有毁尸。吴、徐也遭通缉,吴芝瑛得知这个消息,不顾咳血的病体,毅然离开上海租界的德国医院,不要洋人和租界的庇护。她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说自己因为葬秋瑾获罪,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为了不牵连徐自华和其他人,她决心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当时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就近向杭州仁和县令林孝恂打听,林在石门做了六年县令,对徐家有好感,他的答复是: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徐蕴华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
吴、徐之所以没有被抓,一是因为社会舆论群起攻之,闹得沸沸扬扬。上海的商绅大动公愤,连日开会;江苏省教育总会出面,江苏的绅士上书两江总督,力争此事。二是有张曾扬和贵福前车之鉴,增韫也不能不顾及中外舆论。最后,通缉吴、徐的事不了了之。
辛亥***后,秋瑾遗骨又归葬西湖。让人想不到的还有,秋瑾死后,她当年培养的两个小女孩成了反清志士,她们是一对姐妹,叫做尹锐志、尹维峻。尹维峻9岁参加光复会,大约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牺牲后,她们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17岁的她左手拿手***,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的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并活捉了巡抚增韫,对杭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那支敢死队首先占领的。孙中山还任命两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她们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四
100年前,秋瑾之死为什么牵动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神经?为什么舆论如此强烈地谴责杀人者、告密者、旁观者?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杀秋瑾没有证据,连供词都没有。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按大清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舆论普遍称之为“秋案冤狱”。《神州女报》指出,难道一支用来自卫的手***,一句抒写情性的文字(也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是所谓的证据吗?既然没有证据,秋瑾就只是一个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
贵福为了得到证据,对被捕的大通学堂教员、学生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惨状不忍睹,试***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一无所获。张曾扬很头痛,最后在近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在上海《申报》公布一份口供。《申报》同时有个“编者按”,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报》也认为是浙江官场授意模仿秋瑾笔迹伪造的。
当时杀秋瑾的所谓证据仅仅“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据说有12个绍兴士绅联名向官府告密,说大通学堂、秋瑾和徐锡麟有关系。其中最受舆论谴责的绅士有两个:一个是绍兴府的中学堂监督袁翼,一个是当时山阴劝学所的总董胡道南。贵福在杀秋瑾前一天给巡抚的电文中说,是胡道南告诉他:秋瑾要和竺绍康等人密谋起事,竺是平阳***首领,有***羽上万人。这就让胡道南的告密身份被确认下来了。当年秋瑾和胡道南都在日本留学,因为谈***和男女平等等问题,两人意见不同,率直无忌的秋瑾当面骂胡是“死人”。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不久,绍兴有一批士绅绍兴府,请求保释被抓的徐锡麟父亲。其中,有袁翼,也有胡道南,而领衔的正是胡。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也极力为胡道南辩解。认为胡不可能是告密者。胡道南和蔡元培、徐锡麟都很熟,对他们的***举动早就清楚,对秋瑾也敬重。有一种说法是,胡道南爱喝酒,那天他正好喝醉了想睡,有人来找他,他贸然在举报信上盖了章。这是秋瑾弟弟秋宗章记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传闻。
秋瑾被杀三年届,胡道南在绍兴被暗杀。
二、秋瑾案的处理违背了皇帝的谕旨。1905年4月,光绪帝批复奏折时十分明确地表示,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连坐、株连,除了知情者治罪外,其他一律宽免。当时,举世都认为,秋瑾是由于徐锡麟刺杀恩铭而被牵连,居然被杀头,所以特别不平。秋瑾殉难三天后,浙江留学日本的学生联名发电报给浙江巡抚,指责他们违背了上面的谕旨。
三、处死秋瑾的方式特别引起当地人的非议。历史学家范文澜是绍兴人,那时年少,后来他回忆,当年即使守旧的、不赞同秋瑾观点的人也认为,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而当时妇女被处死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杀头的。所以秋瑾被斩在本地引起震动。以这样血腥的方式杀一个弱女子,一个留学回来的读书人,不能不引起公愤。当年非常繁荣的上海报纸、杂志,出版和戏曲、小说界几乎都被激怒了,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清廷不能控制那些“大逆不道”的舆论。
如夏晓虹教授说的,秋瑾的悲剧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发挥文学想象的情节。美丽、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女性,为***而献身,这一切都是传奇。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前,以秋瑾被杀或相关题材为内容的戏曲、剧本就有十来种,小说长长短短的就有四种。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