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中的并非商业主义和市民趣味的。其实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启蒙主义的追求。
近年来,关于《良友》画刊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开风气之先的应属2001年李欧梵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一书,其中对《良友》画刊单列3节作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上海作为“新都市文化”的论证。
今天《良友》画刊被讨论最多的是它的封面照片。在李欧梵先生看来,这是晚清名妓小报所建立的传统的一种延续,虽然他也指出《良友》从不登名妓,但是在他的分析里,那些新女性的照片依然是带有性诱惑的。包括它的英文名字The YOung companion在内的整个封面都清楚暗示了:“年轻、富有、魅力的女性(被塑造成)是读者的‘良友’:因此这些设计、这些梦幻女性是要让读者进入杂志的文字,文字内容才向你提供真正的‘知识伴侣’”。其实,英文名称是因为创办人伍联德念念不忘他曾经创办而失败的《少年良友》,因此把它保留在英文中了。但是李先生对封面女郎与名妓小报传统的关系的论断,却开启了简单照搬西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进行武断解释的先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良友》画刊封面女性“纪实性”,她们基本上都是有真实身份的现代女性,不是她们的“梦幻性”(这里暗示的是性诱惑),而是她们作为***身份的公共性才是《良友》予以展示的要点。她们都是自信的,和现代生活的器物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良友》通过这些新女性的典范重新定位女性的现代价值。她们是甜美的,这种甜美是从内心流溢出来的,她们大部分是直面镜头的,眼光大胆而勇敢,不羞涩不畏缩,不是被看,而是她们在注视着读者,用眼光和读者交流。她们是现代的和正派的新女性,是影星――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是女学生,是社会名流,是中国女性的楷模。这种楷模是把传统的“抛头露面”的负面意义予以。这恰恰是对名妓小报传统的颠覆,并把它重新解释为女性的***,而***的女性是美的。虽然《良友》对新女性的定义含有一种单纯、乐观和乌托邦色彩,但这正体现了《良友》以此来构筑新的价值追求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良友》的办刊宗旨。为《良友》传统奠定最重要的基石的两位创始入伍联德和梁得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美术的热爱,并各自进行自修,不约而同,他们俩都翻译过西洋美术史的书籍,一本名为《新绘学》,一本为《西洋美术大纲》。以透视法为代表的西方美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先锋艺术的“美术”和同样从西方来的摄影产生了意义的融合,并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及社会生活、***治、经济、时事的画刊上。这种观看之道是启蒙主义的,当然,也是现代性的。而正是需要在这个视野下,来看待《良友》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既体现在“美术”中,也有摄影作品。但是不同于封面照片,这些都是无名的,以排除了具体的意指。她们从两个方面获得合法性,一是艺术,二是自然。对人体的“美”的定义都是从西方的现代性中获得的,因此这些都被去除了“***”。对摄影的强调是其健康和“自然”,这些摄影作品在编排的时候往往和“美术”作品以及自然风光放在一个版面上,而且通常在***片下方安排文字的说明,以抑制。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人体模特儿被新(西)式的美术教育引入中国所引起的风波联系在一起,把美术与美育的启蒙思想联系起来,也许就不会按照今天的媒体表现,把《良友》中的看成是商业主义和市民趣味的。其实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启蒙主义的追求。
伍联德并非一个简单的“事业商”。他创办《良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国出版物中异国探险者所表现的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那些小脚女人和吸鸦片的长辫子男人。因此,美术、科学、体育、妇女等构成了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对外,它要从正面的意义展示一个全方位的现代中国;对内,它要以此启迪民众。1930年,良友出版了由伍联德负责的《中国大观》,从十六个方面介绍中国的情况,发刊辞说得很明白:“欲改变外人之观念,促进国民之努力,首次将国内实情广为宣扬。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
这正是它获得海外华人欢迎的原因。一两年间,凡是华侨旅居之地,无不有《良友》画报,以致于“良友遍天下”的说法名至实归。它体现出的世界***景极为广阔而敏锐,对当时的日本、苏联和德国的现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它对东南亚和南洋的重视更是今天的媒体所不具备的。所以,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文化的消费刊物。伍联德在创刊的第一年,就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治,1926年的《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7年的《北伐画史》,都体现了用影像见证历史的抱负。在《中国大观》出版之后,1932年伍联德酝酿全国摄影团做全国性的摄影采访,这是中国新闻和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对此,蔡元培和曾任北洋***府交通总长、国学馆长的叶恭绰都报以极大的关注,叶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天下不认识别人的很多,不认识自己的似乎很少……世界上只有我国,是一种特别情形,就是立国四千年,究竟我们的国土有多大,人民数目有多少,我们始终说不出……以为一切可以不闻不问。……结果黑龙江东的地***一画错,就失去了几千里的领土;自己说台湾生番我们不管,日本就派兵去管……”以此摄影以及《良友》所做的一切是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伍联德的自我认同。
旅行摄影团由《良友》总编梁得所亲率,路线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历经艰辛困苦。摄影团在张家口采访冯玉祥将***时,曾涉及刊物和真相的关系。梁问冯如何解救人民的痛苦,冯将***希望杂志多发表老百姓的穷苦状态的真相,因为都市阔人都不懂。梁回答道:“过去天灾人祸的***片发表不少。我觉得同时要注重中国的希望。当外侮迫人的时候,我们人民当保持一点有自信的勇气。我不主张消极地发表平民的牛马生活。”这个宣称并不是梁的个人观点,而是整个《良友》杂志创办的动机。梁在文章中说:“人们只望以往的内战成为将来御侮的练习。而***领袖们历次失败的经验,可促成***治的成就。因为我们老百姓需要***治。***治两个字的意义就是‘料理大众的事’,如果大多数白姓的幸福未被料理,岂独***治不良,简直就未有***治。”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从百姓***治的角度,《良友》才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左翼文人在《良友》中也有重要表现。轻易不答应刊登照片的鲁迅也破例出现存《良友》画刊上,他目光桀骜地坐在书房中。而女作家丁玲也是《良友》一再关注的重要人物,在她被监禁时,《良友》率先报道并刊登其手稿和照片。在马田亮先生担任主编期间,《良友》积极介入抗日活动,都是这一理念的延伸。这样的《良友》传统是不应该被遗忘和抹杀的。
今天,《良友》画刊浴火重生。良友合订本也已在中国大陆销售。如何理解和继承自己的传统,将决定着今后《良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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