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拿起一枝花是须臾的事情,它却穿越两千五百年到达了我们的今天;花早已谢了,却在时间中历历在目;它是如此的乌有,又是如此的清晰。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离弃了现世中他拥有的一切,穿越人世迷障,到达了他的境界;这时他拿起这枝花,这枝花才会展现在我们眼前。
这就是我说的东方意识。孔子赶一架破马车周游列国,奔波十四年到处游说,贵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不奢求说服别人,那并不是他的目的,他想达到的是一个行为过程的尽善尽美。
现世对他来说如果是“万古长空”的话,他的行为便是他的“一朝风月”;同时这 “一朝风月”亦如“万古长空”,而“万古长空”也即“一朝风月”。
要是没有这个背景的话,那就触及不到中国的古典精神,更谈不上感受东方艺术的特性。
中国古代文化点点滴滴,哪怕是匠人的文化,都蕴涵着这个韵味。中国自最古老的时候起,就有人住在山里默想一言不发。中国显耀的文化根植于此。正因为这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的根,偶尔生发出的一枝花、一片叶才会格外永久,谐和宁静,才能够穿越漫漫时空而在今天鲜明如初。
东方艺术的“灵”和“象”是在东方艺术的境界――它的“空”――巨大的隐性背景下显现的。它们是浑然为一的生命体。这样的血液也流淌在我们的身体里。
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筑一座小城,黄昏的时候带着弓箭在上面走,外面没有人。1988年,我到达新西兰的一个小岛,我站在一块长了青苔的大石头上看海,我意识到有一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我经年累月地打这块石头,修我心中的城墙,断断续续花了很长的时间只修了个小小的门垛,一个被我的夫人称为“废墟”的东西。她一开始还因为我的蓝***而帮助我,跟着就放弃了,因为照她的计算,我要实现我的计划需要五百年以上。
我一天天地修下去,钢钎冒出火花时走下山来,我觉得我的生命适得其所。
灵是不可找的,甚至是不可等的,我只是打开窗户,让鸟随意地飞进飞出。
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之间似乎有一条界限,有的人不着文字,有的人著作等身。坡和李白都有做和尚的朋友,王维过了三十岁就不再迎娶:“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寒山隐在山里,树皮和岩石上被人抄下了三百多首诗。中国有话说:知子守母。子就是这个现实,这个显现形式;母就是那个巨大无言的隐性背景。
中国的树林预示着很漂亮的创造。一块美玉,人们欣赏它自然的花纹,同时也将自己的感想雕刻在里面。玉不琢不成器――同时,老子说:光而不耀。
光而不耀――这一点是中国的气质和西方的气质大不同所在;西方人的表现性是很强的。
中国艺术的隐性和显性亦是中国哲学中无为无不为的体现。无为是境界,诞生出巨大的隐性文化背景;无不为演化为显性的灵动。
无为就像天一样,灵性就像风一样。风吹动山川,而天默默微笑――天是风的归宿,风是天的舞蹈。
孔子是个十分实际的人,但是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上天没有声音,它却使四季运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想,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是在这个境界、这个精神之下的。中国一样样实物中间,都浸涵着这个无限的背景,所以在那些铜铸石刻、雕梁画凤中才会永远地读到一片亘古清新的天地。
空中之音、水中之乐――这一切都是统一的,只要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无所不在的背景,我们就能看见一事一物的美丽。
弓拉多大的力,箭就射多远的距离,弓拉到无限,箭也就射到无限了;如果蒙娜丽莎经得住画胡子,那么现代艺术也就应该经得起踢自己两脚。
郑文龙
题目“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出自《庄子・逍遥游》。正如徐复观所言,一部中国美学史是肇端于庄子美学思想的。相对儒家看待文艺美学的功利色彩,道家冲淡恬静、大象无形的美学理想更符合美学超凡绝俗的内涵范畴。中国传统学术是在“天人合一”的天人观和“物我合一”的物我观大背景之下展开的。与西方导源于柏拉***“模仿说”的美学理论不同,中国文化秉承“道法自然”的审美观念,强调在宇宙万有中皆可通过直观体悟认知终极本体:由对“一朝风月”的个体体悟达于“万古长空”的本体澄明。在此种美学境界中,达到刹那即终古、片刻即永恒的审美体验。由“齐物我”、“泯生死”的内在超越中形成“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审美观照。西方文化则时刻存在着神性与人性、自然与人欲的对立矛盾,在此消彼长的嬗变中失去了原始、本真的和谐混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