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闺塾师》基于对“五四”妇女史观的反叛与修正，以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上层社会中的“才女”为研究对象，引述大量女性话语，罗列众多社会现实，通过对“缠足”、女性教育、才女文化等问题的深入细致分析，论证了封建社会女性并非都是受害者形象这一全新观点。本书从女性视角出发，发掘历史中女性自己的声音，给予当事人评价社会与处境的权利，为女性研究、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作为新生事物，《闺塾师》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键词：闺塾师 妇女史观 才女文化 缠足
近年来，国内国外学界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日增，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风生水起，一派繁荣景象。自妇女问题与国家民族大义和现代化理想有了关联以后，不论是在晚清、五四时期还是今天，不论是作为改革和***的解救对象还是妇女史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千百年来在儒家传统社会体系下“战战兢兢”低头生存的中国古代女性成为众人一致的选择和立足点。与“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永久话题相对应，中国古代妇女普遍被描述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父权制”的牺牲品，她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吃人的封建社会埋没、扼杀。在这样的女性文学研究背景下，高彦颐的声音异***突起，独树一帜。高彦颐女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和比较妇女史，对中国古代女性生存状态特别是“缠足”问题颇有研究，成果显著。在由她撰写，由北大学者李志生翻译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高彦颐重新反思了“五四”妇女史观，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上层女性为研究对象，用将社会性别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发掘女性自己的声音，以此提出她的独特见解，展开了一幅明清时期生动真实的女性生活和文化***景。
作者选取“产生了最有利于才女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化对男女性别关系产生最深远影响的地区”江南，考察此时此地日渐繁荣的才女文化现象。在绪论中，作者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她对于封建社会女性尽处于受压迫状态这一学说的反思和不以为然，认为“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这种混淆的出现，是因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治和意识形态建构，与其说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强调“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由此，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时空：明末清初和江南，在上卷中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这一地方与才女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货币经济的发展，坊刻、出版的繁荣，书商的推动，社交的吸引都带动了女性读者和作者的产生，“浮世”中“情迷”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妇女文化的发展。中卷对妇女性别的重写与重读将一种新的迥异于受害者形象的女性推到舞台前，通过对女性教育的考察重新定义了女性职责和女子特性。下卷以“结社”的不同形式分别描写了家门内外的妇女文化。全书主要阐明了这样两个不可分割的观点：一方面女性在严苛的儒家社会性别体系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享有某种非正式的权力和社会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并未对社会性别体系公开进攻或造成挑战，相反，她们正是通过对性别体系表示臣服和拥护来赢得生存的保证和自由的可能。高彦颐的这一发现不能单纯看作是对“五四”妇女史观的反叛，实际上也是对“五四”妇女史观的补充和修正，《闺塾师》中所展现的是对历史的尊重。
除了回归明末清初江南的社会文化环境，还原上流女性的真实生存面貌以外，高彦颐在历史中发掘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和心理历程。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最重要的就是原始资料和当事人的发言，本书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研究传统，清晰明了地用其时女性的证言证明了作者的观点。对于被普遍关注和备受争议的“缠足”、女性受教育、才女文化等问题，作者从上流妇女和其男性亲属朋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中寻找、传达她们的态度和心理，并敏锐地察觉到，女性把生活中的种种事物自觉地文学化，以文学形式传达感受、体现价值，构成了才女文化的一个个关注重心。
长久以来，缠足被视为封建社会的装饰陋习、是否缠足更被认为是妇女是否获得权力的标志，缠足也遭到晚清、“五四”仁人志士与“妇女***”支持者的挞伐和攻击，即使在缠足已经被杜绝的今天，看到以前的小脚和绣鞋资料也不免毛骨悚然。缠足被认为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心理的戕害达到对女性进行控制的目的，因此向往现代化的同时代男性和不一时代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对缠足抱有仇视的态度。然而在本书以及作者其他“缠足”专著中，高彦颐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事实：上流女性们把缠足仪式看作女性的专利，把缠足中需要的女性手工制品和缠好的小脚视为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机会。而且，她们并不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体，与之相反，对各个身体部位尤其是女性小脚的真诚赞美频繁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并通过延伸给予鞋子一定的重要性和诗歌主题地位。书中列举了沈宜修、徐媛、胡石兰等众多女性所作的关于小脚的诗歌，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小脚对于女性而言的珍贵。高彦颐指出，“当她们欣赏自己的小脚时，这些上层女性实际是在赞美她们作为女性身份的三个关键因素：作为个体之人的她们的能动作用，作为有闲阶层成员的她们的教养，和作为女性的她们的手工作品”。缠足不仅不为上层女性所痛恨，反而成为她们作为一个有身份、有权力的女性的标志，代表着女性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是高彦颐呈现给读者的关于女性“缠足”的新视野。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在货币经济、出版业的推动下，家庭的内在变化和社会地位变化使它成为知识和学问的集纳地，女性接受教育的环境逐渐宽松，机会越来越多。女性受到的教育内容不再仅限于“三从四德”，也开始接受同时代的男性在接触的儒家经典、哲学、历史教育，甚至科学、数学和其他学科的教育。除却家庭和宗族为提高女性价值获得家族荣誉而对教育表示宽容和支持的因素外，在顾若璞对老妇有理有据的回应中，我们看到，通过对妇德、女性美的拥护，受教育女性自己不断为女性接受教育正名，并将“德”“美”的含义扩展到“才”。她们巧妙地利用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缝隙，沿袭男性惯用的策略，努力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合理性，作为这一努力的结果，出现了不断增加的男性化的女作家和女职业艺术家，如黄媛介和王端淑，她们介入男性和公众领地，并施加影响。
明末清初时，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获得了非正式和正式的组织存在形式――结社。基于成员资格和活动，作者将妇女诗社分为家居式、社交式、公众式，还有一类由名妓组成的“家庭外”公众社交网。在社团中，才女们用诗歌、书信等文学创作形式互相交流情感，传播、继承女性文化，共同构建崭新的社会文化空间。男女分离领域促进了一种闺阁内女性文化的繁荣，女性之间通过友谊和亲属关系甚至家人死亡扩大她们的交际网，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家居式”结社形式，组织聚会、出游或交换诗作。而处于交际式和公众式结社中的妇女们，她们“并未公然反抗‘三从’的要求，但她们涉险进入了男性的文学、公众现身和责任领地。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女性的家内职责是可以与其作为作家的全新使命相和谐的”。作为“家庭外”的妇女文化，名妓和歌女们看似脱离了家庭生活束缚，实际上对公众领域的男性最为依赖，和家庭领域内的妻、妾一样，她们都服务于同一群男性，被共同力量左右。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女性之间的文学往来，表明了女性社会性别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之一。“在值得称赞的道德和允许的缝隙间，文学女性静静地打造着自己扩展了的空间，并在其中享受着自由和满足。”这种自由和满足是为书中展现的她们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所证实了的。
《闺塾师》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中一次大胆的创新，“闺塾师”形象是不同于封建受害女性的新女性形象。她们的横空出世基于作者高彦颐与众不同的问题意识：“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这一问题从未被问起过，更何况回答了。”文章的矛头不是直指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不合理，而是探讨看似在理想规范的压制下女性利用这一体系的灵活性在实践层面享受到的乐趣。而且，这一乐趣是通过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争取来的，并不是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一念之仁。所以，这一女性视角和中国历史的结合带来的是对女性生存面貌的深入了解，并没有动摇儒家传统社会体系的本质。
本书的新意不言自明，同时极具历史意义与参考价值。其信服力来自于书中提供的大量一手史料以及对明清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可以说《闺塾师》是明清江南上层女性声音的发掘地，也可以说它是女性生存状况的代言人。“五四”斗士与现代学者为饱受压迫的女性争取了生存与发展的自由平等，在这本书中，高彦颐揭开了另外一部分曾被历史研究忽略的女性面纱，其时其地的她们并非完全脱离了桎梏与束缚，但她们充满智慧，满含才情，在男性话语主导下从容、恬淡地留下活动的声音与足迹。深入挖掘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遗留的痕迹，尽可能还原历史原貌，是考察历史、从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本著作凸显其价值的关键。
但是，作为新生事物，《闺塾师》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本书意***用特定阶层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来论证“五四”妇女史观的不合理，有失全面性与代表性。本书的题目已经明确指出，作者选取的研究群体是明末清初江南的上流妇女，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开放的思想环境、“知识女性”特有的精神追求等等都成为才女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温室，而古代女性的普遍生存状态与之有很大差异，历史上能发声、发出了声的女性毕竟只是极少数。另外，作者对其研究对象――明清时期江南才女的现实生活状况也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在作者乐观、积极的笔触下，全书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五四”妇女史观的确立基于它特定的关注和侧重点，就像本书也自有其关注和侧重点一样，所以笔者认为，《闺塾师》更应该称作是对“五四”妇女史观的补充和矫正，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完全、更真实地揭示历史中女性的生活和文化语境，向读者传达完整、正确的历史观和妇女史观。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期待第三者、第四者等更多新的观点和理论的出现。
关于书中的具体内容，例如对“缠足”现象的处理，作者高彦颐结合大量史实与文字资料作了细致精辟的分析，展示了缠足在明清时期某些特殊阶层女性观念中的新形象。不过，缠足历史由来已久，第一批缠足女性的感受已不可考，缠足虽是专属于女性内部的活动，其实施过程远离男性视野，但它究竟是出于女性自身对美的追求还是为了趋附男性审美，亦或是来自男性无声的偏好压迫，也即由谁来背负推动这一“恶习”的罪责，有待考究。这种传统习俗发展到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内化为如“三从四德”一般不容置疑地加诸女身的固有观念，使得女性在接纳缠足附带的“美感”“荣誉感”的同时，麻木地接纳了缠足的一切包括痛苦，尚未可知。因此，对书中一些具体内容还可深入挖掘。此外，有些学者也指出，本书大量引用第二手资料并出现了有待商榷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似乎”“可能”“好像”“据说”等用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闺塾师》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它为妇女史、社会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和视角，使众多学者举一反三。书中处处都充斥着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上流女性的声音，看这本书就像与她们的一次对话，我们不仅了解到她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明清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对儒家社会性别体系有了客观、公正的认识，从而丰富史学和女性文学的研究。就像作者说的，“我希望本书能够重构这一色彩斑斓的生活，从而让明末清初的闺秀，向我们讲述她们的挫折、欢乐和抱负。在否定‘五四’脸谱化的旧中国受害女性理论的建构时，我并不是要捍卫父权制或为儒家传统辩护，而是坚持认为，对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强大性和持久性的现实理解，可以同时服务于史学的、***的和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妓问题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李志生.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孙亭.论美国汉学家高彦颐的明末清初江南妇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刘晓***.清代白话小说中的才女形象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李澜澜.从才女到文化偶像：冯小青接受史[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郭欣 山东曲阜 《现代语文》杂志社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