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季羡林先生是闻名中外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近70年，在弘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构筑东西方文化桥梁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家庄，6岁时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始入私塾读书，1年后转入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又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
季羡林10岁开始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为德文。大学期间，因成绩优秀，曾获得家乡清平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季羡林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选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他在论文答辩和英文、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考试中获得4个“优”，被授予博士学位。1945年，季羡林转道瑞士回国，于1946年5月抵达上海。
1946年至1983年期间，季羡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北大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亲任系主任。这近40年间，他不仅在学术领域成就斐然，还将毕生精力投入高等教育事业中，为我国东方语言教学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筚路蓝缕，初创东方语言系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汤用彤等人的邀请下婉辞剑桥，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担负起创建北大东方语言系的重任。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首先是师资力量不够，最初只有4位教师，后来又增加了2位。更棘手的问题是当时选读该系的学生比教师还少，这让季羡林所领导的东方语言系成为当时北大最小的一个系。
在此情况下，季羡林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东方语言系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印度史”是当时北大东方语言系的必修课。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时，就有一门“印度哲学”的课程，但是由于师资匮乏，课程一直没有起色。
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权威专家，季羡林无疑可以很好地弥补该学科师资与学术上的不足。他为学生推荐了具有前瞻性的外国学术著作，并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著作。由于准确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资料翔实、论断恰当，这些著作成为东方语言系学生学习之用的首选教材。
在随后的近40年时间里，季羡林担任系主任的北大东方语言系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其他高校有关专业的并入，北大东方系一时人丁兴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摇篮。该系设置的梵语、巴利语专业，在国际上一直享有盛誉，吸引了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等国的留学生前来学习。
授之以渔，强调外语教学法
作为一代语言大师，季羡林无论在语言天赋还是勤奋程度上，都称得上是语言学习者中的佼佼者。而对于高校外语教学，他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季羡林十分强调好的外语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曾向人回忆自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系主任时搞外语教学法的场景，“什么直接教学法、听说法……隔两年就变一变，什么样的都有，改了起码也有五六遍。”不仅如此，他倡导的教学改革当时在全国算是先例，“来了个教学法，就学习，（然后再把经验）传到别的学校。我现在回忆起来，15年之中，我这个系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教学法。”
另外，他认为外语教学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让学生尽快接触原文，“不要慢吞吞给他们讲”，不要“在黑板上写动词变化什么的，要接触实际”。他以自己学习俄文的经历为例：在德国留学时，每周只有4个小时的俄文课，共20个星期。开始老师也是讲了讲字母。他原以为学习俄文是可以慢慢来的，谁想第三堂课老师就拿出了一本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让他们念。结果一周4小时的课，学生需要花上两三天时间准备材料：查语法、查生词，有的甚至只能查到前半个，苦得很。不过20个星期下来，学原文，弄语法，基本上能够念完整本小说。“老师不讲，就你讲，讲不对的地方，他就给补充，他自己不讲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季羡林引用18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来比喻：“学外语啊，就像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边，推到池子里边去。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淹死，一个就是学会了游泳……淹死的可能呢，1%都没有。”所以，季羡林认为，外语教学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才行。
此外，季羡林还认为，学生学习外语得“不要脸”才能学好。他所说的“不要脸”是指“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话”。他曾说，“说错话每天都有，没什么了不起，外语就更可以原谅了。所以我说，不要脸的人，学外语就快，他敢说！”
在对外语学习和教学进行总结时，季羡林说，“学语言，一是你要有才能。我不用天才这个词，吓人。每个人才能不一样，这是肯定的。第二是要勤奋。有才能，加上勤奋，就能学好外语。没有才能，再（加上）不勤奋，确实学不好。”
季羡林对外语学习和教学工作的分析，不仅为学生学习外语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学严谨，成一代国学巨儒
在后人对季羡林的评价中，“治学严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具体而言，他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他曾经教育学生“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认为治学就要开创新天地，绝不能因循守旧。为此，他曾提出写文章时“把绪论统统删掉”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受他的德国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的影响。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瓦尔德斯米特教授曾将他写的一篇论文全部用括号括了起来，这就表示整篇文章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了。后来，瓦尔德斯米特教授解释说：“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述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这一番教诲对季羡林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也遵循如此严格的要求。
其次，注重考证。季羡林认为，新见解的提出不能靠主观臆想，而是要以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的话，所以搜集材料时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辨析材料时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例如在季羡林80万字的巨作《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引证取自中国古代正史、医书、农书、地理书、科技书、类书、笔记和外国著作等，凡是与糖史有关的材料，几乎是一网打尽。
再次，追求“彻底性”。季羡林认为许多学术问题不是仅凭几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对新材料不断地加以验证、修订和完善。1947年，季羡林的《浮屠与佛》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的错误看法，指出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但是“佛”在汉语古音是浊音，吐火罗语却是清音，这个问题一直存留在他心中。直至40多年后的1989年，季羡林又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写了《再谈浮屠和佛》，并且修正了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的看法，确认其源自中亚***小国的语言，如回鹘文“佛”字的发音就是浊音。
季羡林严谨的治学风格，成就了他一代国学巨儒的地位，也对周围的老师和学生，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提携后辈，育桃李遍布天下
季羡林不仅是学术上的先导，更是学生们的优秀导师。他一生桃李满天下，与许多弟子的故事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当代著名佛教学者王邦维是季羡林培养出的第一个博士。当年，王邦维在北大做硕士论文时，需要到北***去看《赵城藏》，而《赵城藏》乃北***镇馆之宝，研究生无法借阅，季羡林就带着王邦维来到北***借阅。因为北***规定《赵城藏》不许带到馆外阅读，季羡林就自己借了一本《罗摩衍那》，边看边等王邦维，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
著名梵文、巴利文学者钱文忠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季羡林曾发表文章说，钱文忠是他任教50年来遇见的最好的学生。而对于钱文忠来说，季羡林不仅是自己学术上的恩师，也是人生路上的导师。据钱文忠回忆，季羡林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还时刻想着提携他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偶尔，季羡林在写书的时候，会让钱文忠他们帮忙查找一些材料，即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季羡林也绝对要在自己的文章或是书里写上一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做过的事。
著名历史学家卢向前教授，当年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季羡林曾托他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后来为了表示感谢，季羡林特意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向前吃饭。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北大，一时被传为美谈。让人感动的是，即便是在住院的日子里，尽管身体不便，如果有人来到病榻前请他题写书名、写几句鼓励的话，季羡林都是来者不拒。对待所有的学生和后辈，他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和孩子一样尽力提携、栽培。
毫无疑问，季羡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初创北大东方语言文化系，为我国和世界研究东方语言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他博学多才，精通多门外语，并在外语教学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品行高尚，平易近人，无论是为人为师，还是教书育人，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作为北京大学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终身教授，他曾说过“要当一个永恒的教书匠”，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由衷热爱，更表明了他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执着精神，堪称教育界和学界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