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篇
尽管“财务”并非一个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以公司经济为支撑的近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公司财务与会计不仅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财务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运作时序上要先于会计，成为公司经营运转的开端。管理学家认为，至近代社会“财务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发展的一种”（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阶段的威尼斯兵工厂，在产业***之后的“工厂制度发展阶段”，客观上“财务”也已成为这个古老工厂里的管理“王国”（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公司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正式把“财务”作为公司组织运作中的先导性部分（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随着股份公司制的产生与演进，公司意义上的财务便日益社会化了，财务控制随之成为资本市场管理基础层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府还是公司，对资本市场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财务、会计、审计置于市场经济管理控制上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基础控制中的作用，那么发生在宏观经济与中观、微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便不可避免。
因此，谈多娇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与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财思想史》这两部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财务史研究上的空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府、企业和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以及学士、硕士、博士正确认识掌握财务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与启示性意义。这两部著作给学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财务理论参考，它们对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思想与如何进行管理实践，提供了典型的历史案例与可兹借鉴的历史经验及其可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对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展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财思想史与财务理论发展史，在历史逻辑上完全具有一致性。这两部书开展的研究，表现为一个科学、完整的财务史研究体系，所以，如学者通读这两部书，一定受益匪浅，通过它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公司财务的认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创造新的业绩。仅就《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认为它是一部颇具创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论所开设的八章财务理论发展专题史的逻辑体系，其特点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这部书的一至八章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现代财务管理中的前沿性问题，尽管这八个史论专题各自具有研究上的***性，但在对重要财务研究方面，又彼此关联，形成现代财务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实践具有系统的指导意义，对财务管理原理的学习也具有全方位启示性作用。（2）系统揭示了现代公司财务运行的基本历史规律。这部书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上研究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各历史阶段的问题，每个专题都把剖析问题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协调贯穿起来，总结某一理论的发展成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侯外庐针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出发，在以特定“倾向律”的条件的满足以确立中西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同时，以满足条件的具体“路径”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侯外庐治史的独特路径是在《资本论》自身理论结构与其早年从事过的翻译工作的影响下形成的，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在民族意识与史学理论上的自觉阶段的到来。
关键词侯外庐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普遍性特殊性
〔中***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87-07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有关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的理论，逐步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在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吕振羽在1934年对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中也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或客观规律，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国家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1年，第18页）。马克思本人在谈及其理论的适用性时曾指出，如果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民族也都注定要走这一条发展道路，那么“会给我过多的赞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将其“普遍性”过度地延伸至任意的历史环境中势必会造成谬误。侯外庐（1903-1987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先后撰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等多部著作。针对这一问题，侯外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与合理运用，在挖掘中国历史特点的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
一、历史研究的“方***”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早期阶段，中国学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学说，李达认为“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全部历史列为先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五个顺次发展阶段，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运行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特殊形态之统一，指出历史过程的统一与联结，发现历史发展一般正确之法则。”（《社会史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7～298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有关“社会发展的阶段之一般”（第18页）。运用的方法也是将中西方的历史进行直接比附。与之不同的是，侯外庐认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具体领域，整体的历史是由各个领域的专门史构成的；历史过程不等同于研究方法，在不同领域的专门史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学科的“方***”进行研究。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
首先，正确把握“方***”的内涵。侯外庐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领域。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侯外庐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治经济学理论，又以“生产方式”问题为核心，认为其可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决定着社会性质。“我们遍读《资本论》，无论讲到资本主义之（不是资本制）何种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每规定诸范畴内在关联之特质时，便首先限定着：‘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基础上’，或‘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上’，或‘立于资本家的生产方法的一社会’，或‘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所居以支配的社会’；这种严明的方***，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的先决条件”。④⑥侯外庐：《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原载于《中苏文化》1939年第2期，《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32页。“生产方法”又被称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侯外庐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论者“劳动手段（技术）决定社会形态”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对“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侯外庐在研究中意识到，运动中的生产力不仅仅是一种物的技术的运动过程，而且是在人类一定的关系中“被形成”的过程。④劳动手段只有在和生产对象复合成为生产手段，并在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中与劳动力结合后，才能支配一定的社会经济构造。对于“生产方式”一词，后来的学者分别从《资本论》文本逻辑、版本比较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认为其含义较为丰富，其中是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途径与方法”之义的。奚兆永：《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一》，《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王峰明：《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考释――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语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徐士兵：《从〈资本论〉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内涵》，《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11期。“生产方式”是“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生产方法是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介绍者。”侯外庐将“生产方式”认知从单一的劳动手段增加到劳动力、生产对象、劳动手段三个维度，反对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决定论，强调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的劳动者与其面临的劳动对象出发来综合地对社会形态进行考察，“如果拿剩余物的分配形态，当作社会的决定条件规定着，显明是一种因果倒置论”。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的生产”的论述，“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的“方***”。所谓“思想史与社会史关联”即是“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30页。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并不能对上层建筑产生直接影响，⑨只有 “生产方式”才能支配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成及需要，并对同时期的思想形态起到基础性作用。侯外庐所认知的“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现实中社会构成的“投影”，是现实中为了维持社会构成而进行的，目的性与可行性统一的精神生产。
其次，严格限定“方***”的适用方式。侯外庐认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义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也不能妄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生产方式”正式成立并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其中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因素必须要结合。只有当特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能“随着这种结合之特殊的性质与方式而区别社会构成之种种经济的时代”；二是这种结合要在社会中占有支配或优势的地位。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48页。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于典型社会形态的描述才具有了一定的一致性。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则必须兼顾每种思想学说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以及思想自身的源流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人物”。④⑤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3、6页。侯外庐注意到思想家形成思想的个体条件，即由思想家自身的学术脉络、阶级属性与其思想的关系所构成的思想家的“能动性”。思想家在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思想性格、学术渊源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维习惯，在构造思想具体的“路径”上有所出入。这就需要以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知人论世”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于学派本身的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与风格方面的特点，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乃至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④
再次，整体对待各学科的“方***”。侯外庐在进行中国历史研究之前，曾经从事过有关《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帮助侯外庐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后来从事的史学研究奠定基础。⑤《资本论》作为一个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构成的设计分析的历史的“构造性模式”，与旨在以社会、***治、意识形态层面推动“社会的忠诚的整合”的***的“两级性模式”相比，更注重说明社会构成中复杂的互动关系。[美]阿里夫・ 德里克：《***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202页。这使得侯外庐脱离了之前学界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而产生的从单一的经济动因出发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理论，意在描述人与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所构成的“有机体”社会的整合与运转。英国学者S・H・里格比曾指出，将社会描述成“有机体”也有自身危险，导致“社会根据自身不可抗拒的逻辑完成它的自我实现，个体不会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3页。侯外庐则在承认这种“有机体”的结构的同时，强调了满足这种结构的具体条件，以增加偶然性的方式，避免了使其成为一种绝对的社会决定论，表现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这种偶然性的方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也就成为了“特殊”的路径。侯外庐在40年代末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时曾指出“我个人有一个经验，作为一个写作家，初步最重要的练达，切勿自作聪明，一来就批判或延长古人思想，而应该多看大思想家如何处理具体材料的范例，然后在学习中‘举一反三’……自然，理论原则的陶薰是不可忽略的，忽略了要使你‘画虎不成反类狗’，然而利用理论非从范例自己的特例，用集中的思考力去运用不可的”。侯外庐：《我的研究经验》，《展望》1948年第8期。在具体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仅要从其方***出发，而且要把握研究对象自身的特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将经典中的方***具体转化为研究工具。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史“方***”基础上，侯外庐运用其对中国社会史与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
二、“倾向律”下的普遍性
在解释“生产方式”概念的作用时，侯外庐认为《资本论》中把它和生物学上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等同，是一种“倾向律”，是规定着社会性质的前提条件。只有满足某种“倾向律”的条件，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才会有共同的特征，也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侯外庐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史在特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欧洲社会的论述具有社会形态的类似特征，遵循着相同的“倾向”律。中国思想史上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如西周时期的官府之学、春秋时期的|绅之学、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两汉时期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和社会形态的演进相联系的。
古代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当作工具使用的劳动力，和奴隶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之间的结合；②③④⑥详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二章“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应于中国历史，侯外庐认为殷代的生产方式是氏族成员主要的共同劳动力，与氏族公社所有的畜牧和农业生产资料二者之间的结合。②并且由于其中的劳动力因素是氏族成员与奴隶的结合，还带有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是古代社会的初级阶段。商周时期，生产资料是氏族贵族所有的土地国有制，劳动力是建立在俘获基础上、以家室计的集体族奴，二者的结合形成了典型的古代社会特征；③春秋战国时期，殖民到了饱和状态且土地的扩张受到限制，劳动力逐渐与土地结合，奴隶上升到隶农的地位，侯外庐认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示的“农奴的过渡形态”一致，成为古代社会解体、封建社会萌芽的时期；④思想史方面，古希腊在梭伦变法之后，国民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产生了“古典”古代的民主制与希腊古代文化；中国社会虽然因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民阶级晚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国民阶级思想家，也创造出了代表国民阶级立场的诸子百家之“显学”思潮。B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3、182页。
封建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其生产方式是与私有的劳动工具相联的劳动力和地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侯外庐将其对应于中国社会，认为秦汉之际，血缘的氏族转化为地缘的家族，“汉代使农民安土作业束缚于自然经济”，农民作为劳动力，与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财产形态一起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秦汉社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⑧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4、80，147页。在从秦汉到明末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的土地占有权虽然发生过变化，但是土地的所有制与劳动力的支配制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该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⑧思想史方面，在西方的中世纪，出现了半自由身份而遭受超经济剥削的农民阶级，为了对付农民的不可忍受的贫困的反抗，“中世纪宗教成为精神的解救，或把贫困表现做涂了油的圣光”，基督教成为封建社会的***形态；产生了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烦琐哲学；在中国的西汉中期，董仲舒及“五经博士”也好像“基督教的僧侣”，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的方式创立了“中世纪正宗思想”，并经白虎观会议加以“国教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2、98、132页。之后魏晋玄学的出现也只是“|绅经学的章句烦琐主义被名流玄学的名理烦琐主义所批判”，仍属封建社会内部的精神生产。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页。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当正统思想出现“法度化”和庸俗化时，就会产生反抗其的异端思想，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有着一个事物本身到事物在自身发展中导出转化的自身对立物的过程。B11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正宗思想到王充异端思想的演进，也经历了两汉之际郑兴、尹敏、桓谭对神学正宗的“离心”及东汉初年经古文学左派的过渡过程。
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自由工资的劳动力和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两者的结合。⑥⑦⑧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49，6，32，42页。侯外庐认为在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社会，土地向国有方面集中与私营土地的发展并存，官营手工业管制加强与私营手工业作用加强并存，内外商业的兴盛也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9页。形成了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局面。中国社会也随之形成启蒙运动的思潮。中国的启蒙学者，如明代的何心隐、李贽，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也拥有对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事物的仇视，对教育、自治和自由的拥护，对人民利益的同情等思想倾向，以及旧形式与新内容并存的思维形式特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学者一样，“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36页。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对应着欧洲社会从中古宗教世界到科学世界过渡中所经历的宗教***和商业资本主义并存的泛神论时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39页。
三、“路径说”下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侯外庐认为，在没有出现典型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是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应社会形态的特征的；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历史阶段本身没有***的社会与思想特征。在历史规律上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既必须遵循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又需要判别具体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⑥通向符合典型“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的“路径”之中所体现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特征，就是“缩短与减轻”或“延长与加重”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之所在。
首先，中国历史进入典型社会形态的“路径”具有特殊性。在氏族社会发展为古代社会的过程中，侯外庐根据马克思的遗稿《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对于“东方的、古典的、日耳曼”三种形态的平列，认为古典的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路径。前者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言，伴随着氏族共有土地向私人占有土地的转化和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化，完成了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形成的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与国民阶级的结合的“古典的古代”（古代社会）最繁荣的时期；后者由于热带、河流、黄土地带、四周种族繁荣林立、宗教等“具体的实际的情况”，氏族社会的大土地所有制被保留了下来，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氏族公社与氏族贵族也保留下来，形成了家庭奴隶的劳动力与氏族贵族生产资料所有制二者之间结合的关系。古典的路径是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中国的路径是和公社的密切结合。⑦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家族制和土地国有制的保留是后者区别于前者的最大特点。由于进入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也与西方古代社会思想史有不同的特点。在文明起源之时，由于氏族公社的解体，“在西洋希腊古罗马社会，国家和氏族制度之间有严密的痕迹把两者区别开……国家创造的公共的强制权利，使文明国家的法律神圣地位代替了氏族祖先崇拜的神圣地位”；⑧而中国社会由于走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路径，则在保留氏族的同时把氏族公社的祖先神一并保留了下来，“宗教的职能”是东方文明遵循的路径。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商周时期的***思想形态是氏族贵族专有的“氏族的宗教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代表国民阶级的诸子之学，其思想中却仍保留着作为“宗教的死形式”的先王观。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53、64、80、95，235、305、399页。侯外庐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宗教性”对于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次，在典型的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社会的构成有特殊“路径”的调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唐代中期生产力的发展，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瓦解，社会构成出现变化，具有了一定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与恩格斯所述欧洲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组织大都采取野蛮的***事组织形式”明显不同。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以此为据，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进入了“近世”，发生了类似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化。[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58页。侯外庐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对的变化，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并没有根本的变化。”⑦⑧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23、57、599页。皇族仍是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仍旧维持着封建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对劳动力的支配方式从***事手段转向经济手段，⑥形成“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⑦劳动力方面，原来在等级上只与农民有同等占有权的庶族地主实力增强，逐渐取得***治地位上的优势，与豪族地主联合成为品级性的地主的统治阶级，原来地位低下的流民人身权提高，与农民一同形成了被统治阶级，形成“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的过程。唐宋之际变化的实质是“在等级制上涂上了一层资产的铜锈”，⑧成为一种与欧洲不同的封建社会构成，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的特殊“路径”，宋明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与典型的“封建社会思想”所不同的特点。侯外庐认为朱熹与黑格尔都有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那种“用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完成的过程”的思维形式；⑨但是与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不同，朱熹的思辨的叙述中并未包含多少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内核，而完全是一个先验式造成的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朱熹与黑格尔的思想在形式上都是在对中世纪正统神学思想的***中产生的思辨哲学，都是对于绝对神学观念的***；另一方面，朱熹处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1世纪，遵循着权威原理，黑格尔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18世纪，遵循着个人主义原理，二者需求的不同造成了其内容上有本质的差异。“走出中古，未入近世”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一个特点。
再次，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思想家本身的“能动性”，使得其在构造满足社会需要思想时也有着特殊“路径”。古代社会末期，由于思想家阶级立场不同，导致解读社会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路径。⑩墨子维护国民阶级的利益批判氏族传统，以“取名予实”的方***建立知识的客观标准；老子代表着没落的公社农民，以“相对的”的形式消解现实中的对立，从而获得“绝对的”调和；孟子则站在贵族君子的立场上，构建“先验的无类比附逻辑”德治主义，这些逻辑思想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社会时期的所形成的“形式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封建社会时期，同为了适应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现实而将佛教思想“国教化”为***意识形态，由于学术积淀不同，北朝社会处于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自身文化遗产贫乏，对于佛教最重净行与皈依，南朝已经是身份地主把持的豪门，只需要与玄学一样“形而上的烦琐哲学”，佛教富有名理性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2～360页。近代启蒙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学术渊源不同，康有为的思想源头方面为宋明理学，影响方面为万国新学，“以陆王心学为本，以西学史学为用”。谭嗣同的思想则是“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泛神论，糅合了佛教、耶教；在人生哲学上，推崇墨子，以任侠为仁；在***治思想上，接受黄梨洲的论断而参以西洋近代的科学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服膺着《公羊》学派的大义而极不忠实。”同是提倡变***，康有为以维持现状的神圣性为前提，谭嗣同则以使现状的矛盾暴露为条件。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104、105页。谭嗣同思想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学术渊源使得其往往发挥着进步的要素。
四、结语
侯外庐认为，中国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治史的过程中，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集・自序》，《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侯外庐将研究原理的的普遍性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结合，将典型形态的普遍性与完成路径的特殊性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与发展，探索出中国历史的特征与中国文明发展途径，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解释的简化，获得深化理论与开拓实践的双赢效果。不可否认的是，侯外庐所认为的典型形态本身，例如典型的古代社会生产方式、典型的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于欧洲历史进行总结时得出的理论，带着欧洲史实痕迹；认为这种典型结构一定在中国历史中存在，说明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科学方法转化为一种可以在任何历史阶段下都能使用的史学方法，仍然受到“方***”自身“欧洲中心说”理论背景的束缚。只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能够做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知的情况下灵活运用，侯外庐已经是把这种对特殊法则的探讨推向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了。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20世纪30年代末 “学术中国化”运动勃兴，运用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理论做出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需要的研究与发展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编者：《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季刊，1939年第1卷第1期（创刊号）。侯外庐的治史路径与同时期出现的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一道，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方***与民族意识上自觉阶段的到来，希望“依据正确的方***，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这是中国学者努力摆脱其马克思主义本身历史背景的桎梏，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进程的开端。瞿林东先生指出，“侯外庐给予人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理论模式和方***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则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探寻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路径，既有利于梳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形成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如何利用多学科方法进行跨学科史学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思想所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百年来,写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很多,但不同的人写出来的则不大一样。李泽厚的思想在80、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通过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孔子再评价》的解读以窥见他个案研究的方法。
关键词:个案研究 观念研究 人物评价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由多篇论文集结在一起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存在的,且每篇文章都是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孔子再评价》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界,《孔子再评价》是一篇极富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它是一篇成功的个案研究,它提供给我们两个研究个案的角度;一是将重要观念的研究与人类史前文明相联系;一是将孔子个人放在古代文化格局的宏观视野中。前者将观念与历史结合起来,后者将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我将从这两个角度结合这篇文章作具体的方法上的分析。
一、观念的研究方法
首先,将概念放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去理解概念的形成,在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去了解概念的演变。其中关于“礼”的解释最能说明这一点,“礼”并非孔子的发明创造,孔子只是继承了礼。因此李泽厚在考察孔子“礼”的时候并非像一般的哲学史大谈孔子礼的特征,而是把大量的篇幅都放在“礼”的演变过程中。他在文中提到:“作为早期的奴隶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边而成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李泽厚认为“礼”首先是原始巫术礼仪;进而成为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也就是孔子所继承的“周礼”,然后他由谈到孔子与礼。其次,对概念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和解读,站在思想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概念,而不是局限于概念本身对其进行词源性的考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仁”这个概念的分析中。他认为仁的传播与延续“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于是对仁进行整体结构的说明“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
以下就是李泽厚通过对《论语》原文的解读找出材料证明他做这样划分的合理性,依次展现给我们仁的全貌。他在讲“血缘基础”时,依然像“礼”一样放在当时社会结构中,于是得出结论说:“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父亲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刑’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把整套礼的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最后,他仍然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出发,认识到:“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尊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也就是他称之为个体人格。从上面他对仁的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总结的四个特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且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他将此成为“实用理性”,在谈论实用理性时,他已经不只是用于对“仁”的说明,而是对孔子“仁”为基础的儒家思想特征概括,以至于上升到对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的概括,这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整体性,对概念的分析是为了达到对深层文化的理解。在最后他还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概括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使这一特征在比较中显示的更加清晰。
二、对人物评价方法
上面分析了李泽厚对于孔子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仁”“礼”分析时所采取的策略与方式,那么在对孔子这个个体进行评价和理解的时候他将孔子放在中华古典文化铸型初期及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下。在评价孔学的得失时,既不把社会发展中所有的过错都归之于孔子,也不是盲目的赞扬孔子,而是理性的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他把孔子放在阶级社会中分析,但又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他在文章中说:“孔子仁学本产生在早期奴隶制崩溃、氏族统治体系彻底瓦解时期,它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阶级的深重烙印。然而,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从来不是消极的力量,它一经制造或形成,就具有相对***的性格,成为巨大的传统力量。”这就说明思想的形成有阶级的影响,但思想一旦形成后同样存在超阶级的东西,他不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他在另一处更明确的提到:“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尽管可以具有某种非阶级的性质,却没有非历史、超社会的思想,它们仍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 其次,李泽厚将孔子放在古代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评价,仍是采用一分为二的说法。李择厚在前面将孔子的“仁”做了结构化的分析,他认为孔子以后的儒家各派都是对孔子所形成的某一特征或某一结构的侧重或强调。然而他们都没有完全脱离孔子的仁学母体结构。在这里孔子及其思想已不是历史长河中简单的一个人、一种思想,而成为中华古典文化形成的一个雏形,于是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便转变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雏形进行评价。李泽厚非常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深刻的认识到仁学结构是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说:“就是仁学结构原型的实践理性本身,也有其弱点和缺陷。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另一方面,这个文化――心理结构又有优点和长处,毋宁说,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不仅对其做一分为二的评价,李泽厚在最后还预测了这种文化或许能对后资本主义的异化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4篇
我与郑惠同志交往并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交往却督促我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做纵深研究，至今难以忘怀。
1991年4月的一天，按导师萧超然教授的指点，我骑车从北大出发，追溯1919年5月4日学生的游行路线，并寻访当年被捕的院落、***居住的平房、北大红楼等历史遗迹。将近一天的奔走，已是人困马乏。到五四书店买书并休息，我被书架上《文集》和《***文章选编》吸引住了。可是囊中羞涩，只得与服务员交涉留一套，下次再买。服务员没有理睬。
旁边的一位长者看我那么执着，忍不住说：“同志，你就给她留一套吧！”服务员仍没有应允。他无奈地转过脸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对、***感兴趣？”我告诉他，是北京大学萧超然先生带的史和大***史研究生。老先生立刻来了情绪：“萧老师呀，我们认识。前些日子，他还托人送过来一篇研究生的文章，是写与民粹主义的。”“真巧，那就是我写的！”我忍不住答道。说话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我们出了五四书店，站在马路边上闲聊起来。他说：“你的论文选题非常好，西方许多学者都在论说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应对研究不多。胡绳同志很重视民粹主义问题研究，他自己也在思考。”我告诉他，除了这篇文章外，我的毕业论文也涉及到民粹主义，不过已经超出个人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而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他鼓励我说：“看来你很注重理论思考，不过要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还要下功夫读书，特别要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问题。”
我们还谈到了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他们终生能够保持的友谊，也谈了***与对爱国心的论争等等。他若有所思地说：“人们大都重视研究作为***家的、***，而他们的文化底蕴深邃，好像研究不多。这可能就是一些人论说‘救亡压倒启蒙’的由头之一吧。七十多年过去了，‘五四’启蒙的一面，也应该平心静气地研究研究了。”谈到“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自然又说起李泽厚近年的研究，我很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表示，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写得不错，而《近代思想史论》和《现代思想史论》就略显粗糙，有些观点缺乏论证。
起风了，天昏黄得怕人，沙尘暴就要来了。我们走到红旗杂志社家属区门口，他劝我到他家里坐坐，等风沙小了再走。我怕打搅他，就推说还有别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再拜访。说起来有点荒唐，谈了许久的话，握手告别时，我竟连老先生的尊姓大名、工作单位都没问。而他却很认真地叮嘱我：“这么大风沙，你小心骑车。其实五四游行路线，人民大学的彭明有书记载，你可以参考一下，自己摸黑转这么半天，多浪费精力呀！”
后来，我从萧超然那里知道，这位长者叫郑惠，在中共中央***史研究室工作，是《中共***史研究》的主编。不久，我的《五四时期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超越》论文在《中共***史研究》上发表。
1992年4月，我正式分配到中央***史研究室工作。由于很复杂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再也没有那么无拘无束的交谈。我曾把有关研究民粹主义的文章送给他，一直没有回音。郑惠同志后来办《百年潮》杂志，也几次约我写关于“六教授”的文章，我则因种种原因拖至今日仍未动笔。
1999年5月，胡绳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文章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我想写文章参加讨论，并与一位老领导谈及想法，他也表示胡绳同志的观点可以商量，他本人就当面提出过疑义。鉴于剑拔弩张的不同意见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朋友劝我不要卷入原本可以在学术范围解决而实际扩展到了***治层面的争端。
2002年5月，湖南有一本杂志改版，郑惠同志约我写一篇“两弹一星”方面的文章，由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又多了起来。7月的一天，他找张化，张不在，他就到隔壁我的办公室来闲谈。我们的主要话题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彼此深感尚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发生严重变异，他表示了极度的隐忧。我们还探讨了已经为官的知识分子，其个人私欲的多寡对***治人格乃至社会的消极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所应该保持的必要张力。他说：“‘张力’这个词用得好，有点哲学意味，给出了人可以保持良心自由的余地。我也不赞成对知识分子从***的绝对批评，关键是要有作为社会良知的底线，不能一味媚俗。”
这次谈话，我们又涉及到民粹主义话题。我表示，由于民粹主义已经远远超出民族国家的范畴，成为后发国家以种种面貌出现的世界性思潮，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反全球化运动与民粹主义思潮相呼应，而国内外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流行，所以我没有放弃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当然这里涉及到与胡绳同志的不同观点。郑惠同志听到这儿，淡淡一笑说：“胡绳同志也跟你一样，首先是个学者，他发表的不过是自己多年思考的成果。同样，你也有权发表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与他争鸣。在写那篇文章时，你锐气十足，敢于挑战外国学者，为什么跟自己家里人（指胡绳同志生前是中共中央***史研究室主任）有不同意见，就那么顾虑重重？没必要嘛！该写就写。”
听了这番话，我沉默良久。在既往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中，正常的学术研究、人际交往等等都带上了很浓厚的***治色彩，以观点划圈子，以圈子划界线。种种由学术观点相异到关系疏远的经历，使自己感受了常人难以想见的痛苦，仿佛学术观点相异就是对往昔友情的背弃，那些曾经给予你各种帮助和理解的老师、朋友，似乎成为陌路人。这种无奈留给人品格高贵的空间那样狭小，我自己的为人也因此多了许多暮气和圆滑，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地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却莫名其妙地踟躅。看来天天高喊启蒙的人，面临着自身启蒙的难题。
我感慨地告诉他，其实我特别欣赏《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后来发展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共产主义在内涵上当然不能兼收并蓄，但在外延上一定是海纳百川的事业，她鄙弃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孤家寡人，它应该能够而且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作为个人来说，以宽容之心推己及人，让自己身边多些刚直不阿的君子，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啊！
这次握手告别时，我发现他瘦得厉害，所以连连劝说：“您多保重啊！等我的民粹主义研究成文后，一定请您多指教。”他诙谐地说，即便你给我看，我也没有权力给你发表，只有好好学习了。并表示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天南地北闲聊了，下次要专门抽时间扯扯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
没过多久，郑惠同志因患肝癌住进了医院。其间，我随二部同志前去探望。2003年元旦，我第一次给他寄了贺年卡，表达了敬意和祝福。春节前，他托人把新著《程门立雪忆胡绳》送给我。春节过后，传来郑惠同志去世的噩耗。我感到愕然和悲痛，思绪又定格在那年五四书店的偶然相遇，往事历历在目。
郑惠同志不是完人，但他在我心里存留的印记却只有美好、光明。我们还有许多没来得及沟通的观点，甚至彼此对某些人和事的判断还有一些原则的差异，但我们是可以直言相见的同志。世界原本就是矛盾着的世界，同一也是在差别基础上的同一。我已经为约定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谈话准备了材料，也渴望再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然而永远没有“再次”了。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一、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的时代，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直到本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中国古史绵长，史料丰富，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现了相对***的宋史研究。本世纪的上半期，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治、法律、***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宋朝的***和***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等文，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可惜他逝世过早，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在本世纪上半期都已发表了论著，学术大师钱穆也从事宋代经学史等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持续到本世纪下半期，为便于叙述，留待后面再作介绍。
陶希圣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倡导者，他在主办的《食货》杂志中也撰写了若干涉及宋代经济的论文。全汉?N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到本世纪下半期，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明清经济史。
聂崇岐学问广博，他的宋史论文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后来编成《宋史丛考》一书。其中如《宋役法述》、《论宋太祖收兵权》、《宋词科考》、《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监之分析》等都是其代表作。聂崇岐逝世较早，他后来转入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
朱希祖著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等，张须著有《通鉴学》，李埏著有《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吴天墀著有《烛影斧声传疑》，都有相当学术价值。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成为近代宋史研究的一大热门，梁启超和柯昌颐都著有《王安石评传》，对此次变法持肯定意见，柯昌颐一书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从事辽史研究的傅乐焕对宋辽关系等作了深入研究，他的论著已收入《辽史丛考》一书。
有些著名学者虽非专治宋史，但也有若干重要论著传世。王国维是近代学术大师，他对宋代文化有独到研究，如《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宋代的金石学》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以《古史辨》创导史学思想***运动的顾颉刚著有《郑樵著述考》、《郑樵传》、《郑樵年谱》等。陈垣著有《通鉴胡注表微》，对《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作了透彻的论析，也表现了作者本人的爱国精神。其他如《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也都是重要论文。余嘉锡撰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对民间流传很广的《水浒》和杨业的历史作了考证。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张***?R在40年代著有《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50年代著有《宋江考》，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方志专家朱士嘉著有《宋元方志考》、《临安三志考》、《宋临安三志版本考》等。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缪越对宋代诗词造诣颇深，撰有《论词》、《论宋诗》等。中外关系史专家张星?R著有《中世纪泉州情况》、《宋初华僧往印求经的经过》等。古代科技史专家李俨著有《宋杨辉算数考》，王振铎著有《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张须候的《通鉴学》，是近人第一部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
总的说来，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不少前辈学者在艰难的国运中，筚路蓝缕，开创了***的近代宋史研究，我们不能忘却他们的功绩。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开创期的研究，还处于分散、零星的阶段，缺乏系统性，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留有很大余地，而有待于后人继踵。断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不能不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代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宋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余地虽然大不如清史，却远胜于前朝史。现实生活的发展，也会使史学家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本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期，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治环境中从事宋史研究。为便于介绍，本文采取分节叙述的办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约十五六年间，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但总的说来，不算景气，为宋史研究支撑门面的，还是邓广铭、陈乐素、张家驹等少数知名学者，新人不多，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十年浩劫期间，始而取消对祖国历史的研究，继而影射史学之类泛滥成灾，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可耻的一页。因此，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会上，会长邓广铭强调说：“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所谓后的20年间，应当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虽非成就最大，却已跃居前列，新人辈出，发表了众多的专著和论文，无论就研究的深度或广度而言，都有很大的进展。当然，宋史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以下就近50年间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分别作一些简单介绍。
邓广铭是目前年龄最大、从事宋史研究最久的著名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他的研究并不以宋史为限，涉及了广泛的方面，对不少重大课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论文已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专著和校点古籍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增订本）、《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校点增订《陈亮集》、校点《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等，目前正在编著全集。他强调治史者的基本训练，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是治中国古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证，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
蒙文通是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学识渊博，自30年代开始，就先后发表了《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从宋朝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文，编入《蒙文通文集》之中。
陈乐素是另一位著名前辈学者。早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因痛恨日本***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开始了历史研究，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三朝北盟会编考》、《徐梦莘考》等文章，网罗弘富，考订详实，也寄托了他忧愤国难的爱国精神。他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是中国第一篇论述宋代主户和客户的重要论文，而《宋史艺文志考证》所下功夫尤深。其论著已编入他的《求是集》。
张家驹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宋代分路考》等论文，他在五六十年代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专著。何竹淇编著了《岳飞抗金史略》和《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对宋代盐的生产、运销和钞盐制的沿革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华山对宋代客户等问题有专门研究，他的论文已编为《宋史论集》。程应?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后著有《司马光新传》，其论文编为《流金集》。徐规在40年代已发表了《陈傅良之宽民力说》，60年代又发表了《李焘年表》，但他的大量作品主要还是发表在70年代以后。李埏著有《〈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文，重点研究货币等经济史。王云海长期从事《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但因当时特殊的***治原因，他的成果直到70年代以后，方有发表的机会。姚瀛艇也有同样情况。李涵著有《范仲淹传》和一系列论文。关履权著有《两宋史论》、《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和其他论文。朱家源对宋代土地制度等多下功夫，撰有《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等文。陈光崇对宋代史学多有研究，撰有《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文。郦家驹著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试论关于韩熙胄评价的若干问题》等。王瑞明编有《文献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治史概述》等。沈起炜著有《宋金战争史略》、《文天祥》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前辈学者。
漆侠是继邓广铭之后的又一著名前辈学者，他的学识渊博，其研究领域不以宋史为限，而以宋史为重点。在50年代，他就发表了专著《王安石变法》。长期以来，他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史，80年代，他发表了《宋代经济史》的长篇巨制，无论就中国经济史或宋史而论，这部书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首次对宋代经济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匚唬?髁讼低场⑸钊氲穆凼觥F嵯赖拇蟛糠致畚谋嗳肓恕肚笫导?泛汀吨?Ъ?贰D壳埃??难芯坑肿?蛄怂未?枷胧罚?端窝У姆⒄购脱荼洹芬晃氖瞧浯?碜鳎?宋牡囊淮筇厣??前谕岩酝?枷胧费芯康哪J剑?庠诤竺嫠枷胧凡糠至硇稹?BR>
过去往往将宋代视为中国古史中一个贫弱而无所作为的时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代的评价愈来愈高，其经济文化成就大大超过唐代，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邓广铭甚至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古代是空前绝后的。以下对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予以介绍。
（一）社会经济
除了前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以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张家驹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在史识上别具慧眼。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的特点，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全面地研讨宋代的农业地理，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书重视对宋代的人口、耕地等作定量分析，但似须注意古代统计数字往往不准确的问题。贾大泉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是在某些重要史料不足的客观困难下，对宋代四川经济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他与周原孙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册，又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四川的***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面论述。粟冠昌、许怀林、周宝珠、朱瑞熙、彭友良、王曾瑜等也发表了若干有关区域经济的专文。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的优点，是试***从整体上建立自己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阶段的理论体系。但理论架构固然需要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也同样需要对自己论述的各个细节，都在史料上作细致的爬梳。吴晓亮和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汇集的史料十分丰富，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北宋首都开封的力作，此书也致力于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某些规律。林正秋的《南宋都城临安》则可说是前一书的姐妹篇，也是一部力作。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研讨了两宋市镇的演变、分布格局、主要特征、市容风光、市***管理、市民类型、市场结构等问题，并编著了宋代草市镇名录。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局限于描述城市生活，其优长是对所论述的方面深入浅出，文笔流丽，别具一格。杨德泉、戴静华等有专文研讨宋代工商业组织“行”、“作”等问题。
在手工业方面，柯昌基在50年表《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一文，提出了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郭正中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是两部重要著作，盐业和酒业不仅是宋代手工业的两个重要部门，也是国家重要财***收入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两书史料丰富，论述详备。王菱菱专注于研究宋代矿业，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度量衡的研究，对于古代经济史、科技史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郭正中《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由于古代度量衡制的混乱和不精确性，似宜采用模糊数学的思维，刻意求精，有时也可能走向反面。
在商业方面，姜锡东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此书从赊买，贷款，牙人和担保，交引和交引铺，榷货务等诸方面，论证了宋代商业信用从消费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和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两书，着重论析了宋时两个重要的地区性市场。刘秋根在《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等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典当制度史》的专著，对古代一种特殊的金融业，作了系统论述。宋代无疑是中国货币史的重要阶段，已故前辈学者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少见的质量较高的专史，其中对宋代的货币和货币思想作了较系统介绍。有关论文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北宋楮币史述论》等。高聪明就宋代货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他如汪圣铎、刘森、赵葆寓、王曾瑜等也有专文。车迎新和胡国瑞、刘森主编的《宋代货币研究》是一部专门的论文集。乔幼梅治史不以宋史为限，其《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宋代的货币、高利贷等课题，她的一大优点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立论高远，甚至是出人意表的精辟见解。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撮要性地论述了从社会经济、家族到理学、哲学等10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地位的见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涉足社会经济、***治、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对不少人们不经意的课题，他都有独到成果或知识积累，这是他的一大特长。在社会风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挂面、米面、南北食差别等，都发表了专文。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试***超脱前人主、客户和户等制的研究，从乡村户与坊郭户、官户与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并通过户口分类，论述宋代的社会阶级。此书不采用他认为不科学的“封建社会”一词，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关土地制度方面，梁太济、曾琼碧等发表了如《两宋的土地买卖》、《宋代租佃官田的“二地主”》等一系列论文。梁太济和包伟民合撰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不仅补正详密，而且其绪论可说是迄今对《宋史·食货志》研究最深入、最具有权威性的论述，而《宋史·食货志》对研究宋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不是全面论述宋代的婚烟，而是从若干问题着手，试***从古代婚姻的共性中，发掘和描述宋代婚姻制度的个性，是一部成功之作。袁俐的《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是一篇有深度的论文。家族研究迄今仍是薄弱环节，但许怀林、王善***等已发表了若干通论性或个案性的论文。吴松弟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宋代北方人口南迁的专著，论述精详。
宋朝的财***、赋役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比较，传世史料最为丰富，相形之下，梳理的难度也就更大。汪圣铎《两宋财***史》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从宋朝各代财***史的发展沿革、财***收支和财***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并且罗列了许多表格，无疑是极费功夫的。但是，宋朝财***和赋役的范围太广，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仍不可能巨细无遗。例如宋神宗时的司农寺一度成为与三司相平行的中央财***机构，至于各种赋役，有的仅是一项，就完全可以写成专著。因此，如朱家源、漆侠、梁太济、戴静华、魏天安、王棣、石莹、包伟民、李伟国、张星久、王曾瑜等有关宋朝夫役、职役、匠役、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商税、司农寺、内库、总领所、提举诸司库务司等论文，尚非汪圣铎一书所能取代和包容。
（二）法制
朱瑞熙和张其凡所撰《中国***治制度通史》的第六卷，对宋朝***治制度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官制是宋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却又是研究任何课题都无法回避的。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论著中的一些错误，大多出在官制方面。在邓广铭先生的倡导下，官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龚延明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他撰有《宋史职官志补正》一书，另有长达150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 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个人宋史专著和工具书，此书在辞条上大体可说是巨细无遗，并且有释文，有史料的引证。这是继邓广铭先生40年代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陈振和朱瑞熙也是两位很有造诣的专家，发表了《北宋前期的“中书”》、《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等一系列论文。邓小南的《宋代文官制度选任诸层面》、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和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无疑都是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若将宋朝官制分成官吏人事制度和机构两部分，苗书梅一书则对官员的人事制度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涵盖面甚广，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她广征博引，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很见功力。邓小南一书选择了官制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了独创性的论述，钩沉索隐，梳理十分细致。并且不拘泥于就事论事，提出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杨果一书，在对宋代翰林学士作了精细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并通过翰林制度论析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的若干重要特征。她还撰写了《中国俸禄制度史》的宋辽金元部分。贾玉英一书除台谏制度外，还包括了封驳制度、地方监察制度等，并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沿革演变，梳理了清晰的脉络，准确地论述了宋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宋代***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两书对宋代监察和翰林制度都可以说是进行了立体透视和全息摄影。刁忠民一书对宋代御史中丞的史料的收集和考订，下了很大功夫。此外，如李涵、金圆、高美玲、许怀林、郑世刚、魏天安、刘坤太、俞宗宪、李宝柱、丁凌华、李昌宪、曾小华、程民生、戴建国、张希清、穆朝庆、吴以宁、史继刚、王曾瑜等都发表了有关论文。
在***制方面，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试***按现代***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制，但在内容、体系和个别史实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李昌宪的《宋朝将兵驻地考述》，游彪的《论宋代***队的剩员》、《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等文及程民生的《略论宋代西北乡兵》，都可补此书之不足。
在科举制方面，以张希清和何忠礼的成绩最为显著。两人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外，张希清著有《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此书是一部浓缩型的作品，体例和论述有其特色，实际上仍以宋代为主，因为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何忠礼另著有《宋史选举志补正》，此书广征博引，特别是其附录，已超出了为《宋史·选举志》补正的范围。宋时使用“进士”一词，含义较广，包括非及第进士，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对此作了深入论述，甚见功力。
在法制方面，由王云海、季怀银、杨师群、安国楼、苗书梅、陈广胜、胡建华、钟剑麟和朱瑞熙撰写、审改的《宋代司法制度》，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有关宋代司法的专著，但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有补充和更正的余地。郭东旭对宋代法律有深入研究，著有《宋代法制研究》和一系列论文，其专著不仅对宋代法律作了系统论述，而且对法律的变化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在若干问题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戴建国也发表了《宋代的狱***制度》等一系列论文。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一书，宋代部分由程民生执笔，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治安思想、制度、管理等情况。
（三）***治
张其凡对北宋初，即从太祖到真宗时的***治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初***治探研》一书中。李裕民也有若干论析较深的论文。关于宋仁宗时的***治，除庆历新***有众多文章外，李涵与张邦炜的两篇有关刘后的论文值得重视。
王安石变法是***治史研究的一大热门，除了前述邓广铭和漆侠的专著、程应?《司马光新传》外，还有李华瑞、姜锡东、赵喜英、郭东旭、高聪明、王善***、苗书梅、王菱菱、李晓等合撰的《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其论述的范围自然不以此次变法为限。其他如季平的《司马光新论》、罗家祥的《北宋***争研究》、叶坦的《大变法》等专著及王曾瑜等人的很多论文，都涉及对这次变法的讨论。依个人之见，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目前似应多做细节性的个案研究，然后才可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水平。叶坦一书有其独特的风格，将似乎枯燥乏味的变法情节，写得文笔流丽，情趣盎然，深入浅出，但书中将变法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用***表示意，似乎将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罗家祥一书纵论北宋后期的***争，无疑下了相当的功夫，王曾瑜《洛、蜀、朔***争辨》一文提出了一点不同见解。
北宋后期***治至今仍是宋代***治研究较薄弱的环节，王曾瑜有关北宋末到南宋初的若干文章，试***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专制腐败***治的某些规律。关于南宋初的***治，周宝珠、朱瑞熙、曾琼碧、张星久等人也著有专文。南宋中、后期的***治，胡昭曦和蔡东洲的《宋理宗、宋度宗》一书作了深入论述。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治》一书，纵论了宗室、后妃、外戚与宦官在宋朝***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不少有分量的新论，其缺点是在制度史方面论述较为薄弱。汪圣铎有关宋代宗室的文章可补其不足。另外，此书对南宋前期的宦官势力也估计不足。
农民战争一度是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近年来渐趋减少。前述何竹淇一书问世，应当说是编录了大部分史料，在史料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开拓余地。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农民战争的具体细节上，也已下了很深的功夫，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的误导下，存在着过于美化和现代化的倾向。近年来的研究趋向实事求是，例如一些文章论证了杨么与伪齐勾结的史实。台湾学者将宋代民间反抗官府的***事行动称为“变乱”，而我们习惯于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类名词。笔者过去也写过歌颂起义的文章，近年来重新考虑，在今存史料中，要找到区分盗匪与起义的确切和科学的根据和界限，有相当困难。在不少场合下，，固然是一个重要史实，但反叛的性质似乎也不能仅依此而确定，因为在一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农民。如果认真考察反叛领袖人物的阶级状况和***治意***，情况就比较复杂。对农民战争的定性问题，似应作一些新的思考。
（四）***事
关于宋初战争史，有李裕民的《宋太宗平北汉始末》等文。漆侠撰写了有关宋辽战争的系列论文，还有王煦华、金永高的《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吴晗的《陈***与宋辽战争》等文。张其凡的文章收入其《宋初***治探研》一书中。关于宋夏战争，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曹松林《宋仁宗时期对夏战争的历史教训》、马力的《宋哲宗亲***时对西夏的开边和元符***界的确立》等文。
关于宋金战争，邓广铭有关这次战争及否认有朱仙镇一战等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范寿琨著有《宋金平州之战试析》，李华瑞著有《宋金太原之战》和《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周宝珠著有《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陈振著有《有关宋代抗金义***将领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吴泰著有《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王云裳著有《刘?与顺昌之战》等文，王曾瑜撰有关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关、岳飞北伐，绍兴末到隆兴初四次重要战役的论文。相形之下，宋宁宗和理宗时对金战争的研究较为薄弱。
宋元战争虽然史料稍少，而研究成果最多，主要著作有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陈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胡昭曦、邹重华主编的《宋蒙（元）关系研究》，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贵的《宋元战争史》，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所编的《钓鱼城史实考察》，刘道平主编的《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等，周宝珠撰有《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一文。上述专著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无疑代表了目前相当高的研究水平。
（五）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郑传斌、刘坤太、宋景昌、周宝珠、佟培基、程民生等合撰的《宋代文化史》，作为第一部宋代的断代文化史，作者们对文化的含义，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的体系和章节，以及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作扼要的介绍，很费了一番苦心。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和自学研究用书，其中大部分章节都可以另写专著。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有若干精彩的论述，可惜中年早逝，不能为宋代文化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程民生的《略论宋代地域文化》一文，旨在探索宋文化的地域差别。
宋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新阶段，如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潘富恩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冒怀辛、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李经元、龚杰、崔大华、姜广辉、李晓东等人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石训、姚瀛艇、刘象彬、李书增、李之鉴、卢连章、吴士英、吴家振、李保林、朱忠明合撰的《北宋哲学史》，姚瀛艇、石训等合著的《中国宋代哲学》，姜国柱的《李觏思想研究》，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等书，无疑都下了相当的功夫。胡昭曦、刘复生和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学研究》首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经学和科技成就，钩沉索稳，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见。
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极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博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家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常识。写思想史只能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我们期盼着他对宋学研究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还愿说一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拟定的模式，大体上是：唯心主义者＝正统思想家＝***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异端思想家＝进步思想家，双方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说得再通俗一点，唯心主义者＝坏人，而唯物主义者＝好人。此种模式是经不住推敲的。现实生活也是很难用公式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总结西方哲学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日历》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删除，注意不够。梁太济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等，对李心传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对比研究。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为集体论著，对《文献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论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部分，《危素与〈宋史〉的纂修》等，对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论述。吴怀祺著有《宋代史学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发达，超迈前代，朱瑞熙、张邦炜等著有论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一书，对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
从现代研究角度看来，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对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细致的校证。徐规的《沈括事迹编年》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括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集中在宋代。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冯家?N著有《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其他如洪焕椿、杨德泉、何应忠等都撰有论文，朱家源和王锦光则对法医学家宋慈和科学家燕肃写有专文。管成学的《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无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宋代文艺方面论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的《全宋诗》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等，都是十分费力的工程。陈高华编有《宋辽金画家史料》，搜罗丰富。王世襄发表了《宋陈?D〈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的论文。孔凡礼发现了明人所编的《诗渊》中有大量宋人诗词。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顾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汪圣铎、游彪等都撰有论文。程民生发表了若干有关宋代祠神文化的论文和《神人同居的世界》，后者作为一部中国祠庙文化的通论性作品，文笔优美，深入浅出，表现了作者的卓识和才气。祠庙与宗教有同有异，祠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确实不能低估。
（六）人物研究和传记
前面谈及的如邓广铭、张家驹、何竹淇、程应?、李涵等所撰的重要传记，在此不予重复。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宋帝列传》，其作者有刘庆、雷家宏、毛元?、张其凡、汪圣铎、黄燕生、仲伟民、王菡、任崇岳、王曾瑜、方如金、虞云国、胡昭曦、蔡东洲、曾庆瑛、张希清等。虽然不免有些缺点，但还是对宋朝各代皇帝的是非功过、宫廷生活等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由于出版社仓促出书，或未经作者校阅，错字甚多。张其凡还著有《赵普评传》。北宋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杨业和包拯，但有关史料不多。前述余嘉锡的论文和聂崇岐的《麟州杨氏遣闻六记》，已将杨业的史料和事迹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此后的作品大体未超脱其窠臼。的《杨家将史事考》对杨业及其后裔做了不少并不科学的拼凑工作。李裕民的《杨业考》则对杨业的事迹有所考订和补充。孔繁敏《包拯年谱》一书，对包拯的事迹和史料作了系统整理。杨国宜著有《包拯集编年校补》。此外，王晓波的《寇准年谱》，宋衍申的《司马光传》和《司马光评传》，曾枣庄的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评传和年谱，戴应新编著的《折氏家族史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龚延明著有《岳飞》和《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等文。王曾瑜著有《岳飞新传》和10多篇论文，另撰《鄂国金佗?编、续编校注》一书，作为岳飞事迹的史料汇编和考证，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相当质量，有关岳飞事迹的史料大体齐全，其考证则只是一家之言。曾琼碧发表了《千古罪人秦桧》和若干论述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的论文。关于抗金名将吴?、吴?及其家族，王智勇著有《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杨倩描著有《吴家将》。徐规和王云裳著有关于另一抗金名将刘?的一系列论文。高令印著有《朱熹事迹考》，束景南著有《朱子大传》和《朱熹佚文辑考》。郭齐的《朱熹新考》对朱熹的若干事迹和诗、词、文作了新的考订，甚见功力。朱瑞熙主编了《朱熹教育与中国文化》。关于爱国诗人陆游，有于北山的《陆游年谱》、朱东润的《陆游传》和《陆游研究》、齐治平的《陆游传论》、郭光的《陆游传》等。周梦江著有《叶适与永嘉学派》和《叶适年谱》。关于南宋抗元英雄，有陈世松的《余?传》、王晓波的《余?年谱》、陈清泉的《文天祥》、万绳楠的《文天祥传》、杨正典的《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等。俞兆鹏著有《谢枋得年谱》。研究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和制度，而一些传记的缺点，正在于对社会背景和制度缺乏必要的知识。
（七）重要论文集
10多年来，出版了不少集体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如中国宋史研究会前后召开七次，每一次都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纂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宋史研究论丛》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集》，中州书画社的《宋史论集》，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飞研究会编纂的《岳飞研究》四辑，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辑和《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纂的《宋元文史研究》、《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五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纂的《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的《宋辽金史论丛》二辑等，有的全是宋史论文，有的宋史论文占了相当比重。此类论文集无疑都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八）重要断代史
邓广铭所撰《中国史纲要》的宋代部分是60年代的作品，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宋》条是80年代的作品，内容较新，但篇幅较短，而无注释。周宝珠、陈振、姚瀛艇和彭友良的《简明宋史》虽然有一些缺点，与其他断代宋史相较，目前还是无可取代者。梁太济著有《〈简明宋史〉质疑辨误五十例》，但有的举例也未必允当。
（九）史料整理和工具书
程应?、裴汝诚等校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史料，邓广铭等校点《国朝诸臣奏议》，徐规校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汝企和校点《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王瑞来著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陈智超、吴泰、王曾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还有不少重要的宋人文集、笔记等也校点出版。在工具书方面，有李国玲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沈志宏的《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吴洪泽的《宋编宋人年谱集目》，俞如云的《宋史人名索引》，邓广铭和程应?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等。汤开建和刘建丽等编有《宋代吐蕃史料集》。
三、本世纪下半期港台的宋史研究
港台的宋史研究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发展比较平稳，并呈现不断上升和逐步繁荣的趋势。
50年代，除罗香林的《蒲寿庚传》和徐复观的《象山学述》外，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探讨了宋史的不少研究课题。例如方豪研究中西交通、水利、***事等，宋??探讨商业和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赵铁寒研究宋代的教育和***治，刘子健研究行***、士风和教育，林瑞翰研究南宋初期***治、保甲、马***和盐***，程光裕论述宋英宗时的濮议和茶***，王德毅研究科举、南宋史家李焘与李心传以及四朝国史，金中枢和侯绍文研究科举，周道济研究宋代宰相，阎沁恒研究走马承受，雷飞龙研究宋朝***争，罗球庆撰有《北宋兵制研究》，牟润孙、屈万里、何佑森研究宋代学术和学风，钱公博研讨盐业等，都具有代表性。
1963年，在美籍学者刘子健的联络下，台湾成立宋史座谈会。如今，《宋史研究集》已出版至20多辑。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集，成绩斐然。方豪著有《宋史》和《方豪六十自定稿》。学术大师钱穆著有《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宋学三书随札》等。姚从吾著有《余?评传》。饶宗颐著有《九龙与宋季史料》。刘子健著有《欧阳修的治学与从***》和《两宋史研究汇编》。宋??著有《宋史研究论丛》和许多论文。王德毅著有《宋史研究论集》、《李焘父子年谱》、《宋代灾荒的救济***策》等，对宋代的史学、社会经济等用力尤多。以上两位学者还从事工具书的编纂，宋??编有《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王德毅编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会要人名索引》、《宋文集中碑铭传记资料不著名讳人物汇考》、《宋会要辑稿校勘记》等，为人们所广泛运用。蒋复璁著有《宋史新探》。孙克宽撰有《宋元道教之发展》。
另外，陶晋生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和《宋辽关系史研究》。范寿康撰有《朱熹及其哲学》。陈学霖撰有《宋史论集》。王建秋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李安著有《岳飞史迹考》和《文天祥史迹考》。赵效宣著有《李纲年谱长编》和《宋代驿站制度》。程光裕著有《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和《唐宋茶史论稿》。金中枢著有《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并对科举制、道教等发表不少论文。林瑞翰就***制、边防、监牧和宋初***治发表了不少论文。郑寿彭著有《宋代开封府研究》。程元敏著有《王柏之诗经学》和《王柏之生平和学术》。陈荣捷著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和《朱子新探索》。蔡仁厚著有《宋明理学》。戴景贤著有《北宋周张二程思想之分析》。唐君毅著有《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罗光著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刘述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乐蘅***著有《宋代话本研究》。裴普贤著有《欧阳诗本义研究》。何泽恒著有《欧阳修的经史学》。李一冰著有《坡新传》。潘美月著有《宋代藏书家考》。龚鹏程著有《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蔡秋来著有《两宋画院之研究》和《宋代绘画艺术成就之探研》。麦仲贤著有《宋元理学家著述生卒年表》。牟宗三著有《心体与性体》。朱传誉著有《宋代新闻史》。吴康著有《邵子易学》。刘兆?著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黄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林天蔚著有《宋史试析》、《宋代香药贸易史》和《宋代史事质疑》。赵雅书著有《宋代的田赋制与田赋收入状况》。庞德新著有《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陈彦义著有《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迟景德著文探讨宋朝的***制。董光涛研究宋代河防、淤田等。葛绍欧对宋代教育、开封官制等均有探讨。
梁庚尧的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他不仅广泛网罗宋代史料，还广泛搜集明清方志的史料，著有《南宋的农地利用***策》、《南宋的农村经济》和很多论文，探讨城市、盐***、士大夫等。黄宽重重点研究南宋***治、***事史，其作品有《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史研究集》、《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南宋******与文献探索》、《宋史丛论》和很多论文，涉及襄樊之战、孟珙、南宋活字印刷、归正人、胡铨、马扩、镇抚使、中日与中韩交流、飞虎***等问题。研究的精详，是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李天鸣的多卷本《宋元战史》，网罗史料十分丰富，论述周详。梁天锡主要研究官制，著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搜罗完备，论述细致。李弘祺著有《宋代教育散论》。刘静贞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和探讨宋代妇女、冥报观等的论文。叶鸿洒著有《宋代书院制度之成长及其影响》，对宋代科技也发表多篇论文。朱重圣著有《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苏基朗和李东华分别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和《泉州与我国中古时代的海上交通》。何冠环著有《宋初朋***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张元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籍作了十分精细的研究。柳立言从事宋代***治、家族、妇女等研究，论述颇有新意。王明荪的研究范围包括辽宋金元史、中国史学史等，其宋史论文探讨了王安石的***治思想等。蒋义斌研究宋代儒释道关系、宋孝宗时代***治等。韩桂华研究宋代工匠、纲运等。王世宗著有《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江天健著有《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徐秉愉探讨南宋前期***治史等。杨美莉研究宋人罗汉信仰。侯家驹研究宋代财***。廖隆盛研究北宋***治。陈家秀研究四川吴氏武将。
以上的介绍并不完全，总的看来，大陆与港台的宋史研究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各有所侧重和薄弱环节。
四、展望
在本世纪内，中国的传统史学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宋史研究尽管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今后的灿烂前途还是可以预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势不可免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肯定需要珍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本国古史的深入研究，在整个伟大的复兴工程中必将被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笔者不可能预见下世纪宋史研究的发展进程，这里只能就当前所看到的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华传统美德备受摧残的现实，即使在被誉为圣洁的学术殿堂中，人欲横流的现象也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常感叹：“古人与近人耻为之，而今人却优为之。”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一方面谴责腐败，另一方面却有愈来愈多的人卷入了腐败。没有气节，崇尚金钱，崇拜权势，似乎成了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史研究者既然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其他人多，理应走在重振民族美德的前列。
第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时广泛使用电脑，河南大学刘坤太使用电脑处理一批宋人笔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使用电脑制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索引，台湾史语所使用电脑制作二十五史等索引，已开创了在古史研究中应用现代科技的先例。其前景之广阔，是难以预测的。例如一旦用电脑扫描和识别古籍文字的难题解决以后，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若干张光盘之中，而任人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庭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给宋史研究者提出了学习现代科技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年轻学者，决不能等闲视之。
第三，加强外语训练。港台学者一般都经过相当严格的外语训练，成问题的是大陆学者。一些学者将学习外语作为一种额外负担，视外语能力为可有可无。其实，如果要使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走向世界，外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一种外语嫌少，至少应掌握两种外语，而且多多益善。
第四，注重开拓新的课题，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课题的重复，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蒸冷饭式的作品。研究贵乎创新，那些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作品，应当尽量避免发表。人们的眼光尤其应当投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处女地，或未经深入开发的半荒地。社会的进步也必然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
上半世纪，贫弱的中国还出现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大师，而下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却并未出过一位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事实上，学术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他人的吹嘘。那种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人所不知的“著名学者”的现象，适足以使学术界或史学界含垢蒙耻。依个人之浅见，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如果说，由于时代的限制，而未能在当代的史学研究者中造就真正的学术大师，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
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第6篇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 段永升博士新著《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是唐诗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新颖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野、通脱的学术思考、谨严的学术态度是对唐诗研究的新开拓。
关键词： 唐诗研究 道家道教 研究视角 研究视野
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①一书是唐诗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该著作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部著作在学术视野、学术态度、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新颖的研究视角
有关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若再无新的研究视角，唐诗的研究的确难出新。《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能独辟蹊径，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唐代诗人诗歌做全方位的深入解读，为唐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
接受美学的理论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接受美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大学，主要创立者是联邦德国学者H・R・姚斯和伊瑟尔。姚斯在《论接受美学》中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更多地像是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1]26可贵的是，段永升博士能够活学活用，将这一理论用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在该著作中，作者将“道家道教思想”作为接受对象，将“唐代诗人诗歌”作为接受主体，凸显了唐代诗人诗歌对道家道教思想的能动接受问题，从而使“道家道教思想”这一接受对象在唐代诗歌的解读中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接受客体的“道家道教思想”在唐代诗人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多彩多姿的表现形式。作者在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解读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凸显了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从接受美学角度阐释唐代诗人的不同个体在接受道家道教思想之后，其诗歌风貌千差万别的深层次原因。
又如在分析“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这一问题时，作者分别从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三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概括出了三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15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71-106。正是因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动因各不相同，所以其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容存在各取所需的千差万别。这就为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再如作者在阐释“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性”时，既有宏观的分析，又有微观的解读，然而都凸显了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如第六章第三节“方外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中，通过论述得出了如下结论：有一批诗人对道家道教义理的精研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道教法术和炼丹服食的热情始终未变；有一批诗人对求仙问道的热情至死不渝；有一批诗人对神仙生活的渴慕之心始终未变[2]195-197。
总而言之，作者能将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深刻阐释了唐代诗人诗歌与道家道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从史论角度揭示了其中的规律性。因此，新颖的研究视角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
二、宏阔的研究视野
《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该著作以唐代诗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用接受美W、宗教学、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探究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得出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唐前诗歌接受史进行简要梳理，又分别从文化学、美学、接受学、宗教学、***治学和历史学等角度，对目前研究状况做了梳理，对古今中外唐诗与道家道教思想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作者还就该著作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使用的理论等做了介绍。这样，作者就将唐代诗人诗歌的研究置于一个综合交错、时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下讨论。
若就具体问题研究而言，作者能从大处着眼，层层深入地分析问题。如第四章在探讨唐代诗人对道家道教思想形式的接受时，作者就运用接受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理论进行解读。该章第一节《对道家道教语词的接受》中唐诗“对道教神仙及名物的熟稔”的讨论中，作者首先对作为接受对象的道教神仙谱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爬梳，指出道教神仙谱系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南北朝以前为第一期，是道教神仙谱系的草创阶段；南北朝至唐末为第二期，是道教神仙谱系框架的建构阶段；两宋以后为第三期，是道教神仙谱系定型、丰富和完善阶段”[2]P110。这是对哲学、宗教学、史学等学科理论的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唐代诗人接受道教神仙谱系及名物问题做了探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结合王绩、李白等人的诗歌创作深入细致地阐明了此问题，把接受美学、宗教学与唐代诗歌研究进行了结合。
综上所述，该著作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所做的研究，都能充分体现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素养，从而得出令人信服且有学术价值的新结论。
三、通脱的学术思考
如果一项研究仅针对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而没有从理论高度和史论层面做出思考和提升，那么这样的研究终究会是一种遗憾。段永升博士《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有着理论层面的思考。该著作不仅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对宏观问题的综合探究，更有对整体内容的理论思考，从而体现作者通脱达观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素养。
首先，论著能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作者在研究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时，能够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第三章第二节对文士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原因进行研究时，就从五个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即寻求终南捷径、渴望心灵解脱、梦想长生成仙、追求***人格、家世出身影响等。在具体探究每一种接受原因时，作者则能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如对由于“追求***人格”而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探究中，作者选取了王绩、李白等人为代表，做了重点阐释；其次又能旁及陈子昂、常建、白居易、李商隐、杜荀鹤等诗人。这样的论述，点面结合，论证充分，令人叹服。
其次，对一类问题做综合探究。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研究时，作者能全方位思考，以期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如“对道教义理的诗化阐释”这一问题的分析，作者便从方外诗人和文士诗人两大类诗人出发，进行综合性分析。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方外诗人与文士诗人虽都借助诗歌形式表达对道家道教义理的体悟与实践，而两者之间由于身份不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诗人诗歌中多有对成仙飞升、修道体验的描绘，其着眼点多是对道教义理的信奉，且如痴如醉；文士诗人诗歌的着眼点则是对世俗生活的逃避，以修道、成仙作为自己应对世俗社会的方式。
再次，对整体内容作规律性思考。在以上两种问题探究的基础上，作者还能站在史论的高度，对整部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思考，从而总结出整体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的规律性》的研究中，作者分四节讨论这一问题。前三节是对帝王诗人、文士诗人和方外诗人每一类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规律性的探究，而第四节作者则从总体上探讨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照应了主题，体现出了作者对整体研究内容的理性思考和把握。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结语》中，作者对整部著作前六章的分析做了一个高度的凝练与提升，从而分析了“唐诗何以能够呈现出如此瑰丽奇崛的新风貌”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作者通脱的学术思考，不仅对著作的观点进行了归纳，而且提升了著作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准。
四、谨严的学术态度
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密切相关。段永升博士以谨严的学术态度，一切从文本出发、从材料出发，客观准确地分析、阐释问题，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首先，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引用科学合理。该著作引用文献资料准确。著作中使用的文献资料涵盖了文、史、哲、宗教、美学等多门学科，共参考了200种学术著作和论文。作者都能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每一种文献资料的运用都能结合论述的问题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引述具体文献资料时，始终坚持使用第一手资料。一本26万多字的著作没有一条资料是转引的，作者态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运用统计法，材料富有说服力。该著作的一个亮点在于作者精心制作了《附录》中的统计表。既是统计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又是澜餮术态度的很好体现。在《附录一》中，作者一共制作了四个统计表，分别是《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道教神仙谱系演变表》、《仙境系统列表》和《唐代公主入道、早卒、改嫁情况统计表》。这些统计表与著作正文中的相关论述密切配合，既为相关问题的论述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基础，又为更深刻地论述该问题提供了依据。如作者在结合《唐代帝王崇道活动统计表》分析“唐代帝王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嬗变规律”时，就充分用数据说话：“唐代21位帝王，除了唐顺宗李诵等4位帝王或因在位时间短，或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崇道活动外，其余17位帝王均有过崇道活动，总次数为146次。从高祖李渊起至玄宗李隆基止，初盛唐共有7位帝王，而崇道活动则有89次，占崇道次数的61%；从唐肃宗李亨至唐哀帝李堑闹型硖剖逼冢共14位帝王，其崇道活动则仅有57次，占崇道次数的39%。”最后得出结论：“唐代帝王的崇道活动与唐帝国的经济、***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密切相关。”“当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治清明、文化***策宽松、自由之时，唐代帝王的诗歌创作和崇道活动就相对多一些；反之，则诗歌创作与崇道活动也会相对减少”[2]184。因为作者用数据说话、用事实推论，所以得出的结论准确、客观。其他几个附表的运用，都能达到同样的论证效果，从而显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注释：
①该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
参考文献：
[1]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滕守尧，审校.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段永升.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