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皇帝。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
号称“唐宋家”的中国古代文人之中,“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讥讽仁宗不但没被杀头,他的填词工作也没受影响,还换得一世才子之名。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为人君,止于仁”,“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仁***”,一直是传统***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赵祯是第一个以“仁”为谥号的帝王。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也该让后世之人铭记。
律己私 修内而安外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衣食非常简朴,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委实不易。
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守成贤主 千古流芳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意见,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
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他对读书人十分宽容。
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文表达,他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帝王与官员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的职位。
作为一位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等少数明君才能做到了。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怀柔外夷 不以兵锋威天下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有宋一代,也只是仁宗朝才有。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岁岁向北宋进贡。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武力。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不仅如此,还给宋仁宗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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