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提到负面新闻，大家都会想到都市类媒体，而作为一家都市类媒体，关于负面新闻，似乎也是一个不好说，也不愿说的话题。但《华商晨报》近五年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这其实是都市类媒体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而且也只有破解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可能继续大踏步前进。
今年以来《华商晨报》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破解这一话题。
理论层面：对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偏离的梳理
传媒作为受众接触信息的“人”，在不可能“有闻必录、有闻必报”的情形下，其对“现实”的报道有着选择性。从效果检验都市类媒体所传播的“现实”，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出现了――偏离，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间的偏离。由微观的一个个真实事件所组成的“报道什么”，与宏观真实的吻合度发生了偏离，甚至与媒体主观上想“说明什么”都发生了脱节。换言之，现象真实，过程真实，结果真实，但效果却不真实。
“偏离现象”本身作为一种误读，并不是“误”在哪几篇具体的报道上，而是指媒体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传播显示出的社会总体面貌与宏观真实的偏离。
1.理念的错位与越位
新闻报道的源头来源于新闻理念。不同的新闻理念称出不同的新闻分量，理念构成了一个选择、强调和放弃、掩盖的稳定范式。在这个基础上，从业者很容易接受一个极具稳定性的约束视野，即，哪些新闻必须要多报快报，哪些新闻要放弃或者掩盖。
事实上，每一个总编辑都明白，有没有清晰的理念、理念是否系统完整是一回事，能否坚守理念则是另一回事。坚守的困难在于诱惑无处不在。妥协就发生在“烧掉一座大桥的新闻比建设一座大桥的新闻更重要”上。每一次妥协，我们的理念就死亡一次。当我们的理念死亡几百次、上千次时，我们所要追溯的理念错位、越位的原因也就显身了――高层的理念、愿景不够清晰、系统并坚定不移。
《今日美国》是全美发行量最大报纸之一，也是走通俗化路线的报纸。它推行的是前瞻新闻学，对立于绝望新闻学。举个例子，美国***府公布说，由于科学进步及良好健康习惯的养成，各年龄群的死亡率几乎一一降低，只有15-24岁年龄群因自杀率高而死亡率上升。实践绝望新闻学媒体的标题是《年轻人死亡率上升》。《今日美国》的主标题则是“死亡率下降”，副题是“除去15到24岁的人”。后来评报时这个标题仍然遭到了批评，因为有“死亡”的字眼。新的标题是：我们都活得更长――除去15-24岁的人。
前瞻新闻学精华在于“新闻哲学求其均衡”，也就是说，用好新闻（肯定性新闻）来平衡坏新闻（否定性新闻），前瞻新闻学认为读者对建设性的坏新闻的接受程度远远胜过纯净的坏新闻。
更难得的就在于，这样的理念被长期坚守。《今日美国》的一版长期被肯定性新闻占据着，他们认为这是读者和国家需要的“光明”。
在我们的目标中，影响力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追求。什么样的报道有影响力，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报道对读者的某种态度或信念能予于修正、祛除或加强呢？基本上是重要性与传播性二者兼备的报道。
当然，只提供一种可能是一个理想境界。需要指出的是，都市类报纸在流程控制上基本处于始建状态，尤其是在文本建设上。这就不难解释，很多报纸崇尚成为一张有责任感、公信力的大报，和读者之间以精神为缘，但是却总有低俗报道露脸，给人以“小报”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清晰新闻理念之下，架构个性化信息处理模式，把流程控制到位是多么重要。
2.来自团队的认知简单化
在梳理“偏离现象”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原因，那就是都市类媒体中一些采编人员年纪轻、专业能力低造成的认知过度简单化的问题。
其一，过分的消极性。“坏新闻就是好新闻”，很多记者倾向于在新闻报道中过分强调或夸张冲突和争论，寻找极端的细节与说辞。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健康的积极的现象关注热情低、把握能力低、表现能力低。
西方新闻有一个经典说法，“新闻不仅在使暴力合法化，而且其自身就是暴力的”。负面报道与低俗报道多，在一定程度上与采编人员“三低”有关，写不出、写不好正面报道，只能在负面报道上大显身手，也就只能把报纸弄得死气沉沉，杀气腾腾。
其二，认知的简单化。认知狭隘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负面事件探察和揭露时的极端与夸大上。新闻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既是决定具体新闻成败的关键，也是决定社会效果得失的关键。涉及凶杀、暴力、***等负面的报道，其细节的准确性不仅仅是指没有事实错误，而且应该能够防止读者据此作出错误的推论。
谢丽尔・吉布斯在《新闻采写教程》中指出，“记者的采写是由他们的观念、经历、知识及与事件的关系形成的方式阐述一个事件。”所以，“最终值得新闻记者深入思考的是他们所使用的构思是否是平衡的。”通俗地说，记者须定期地评估他们在写新闻时的习惯和假设，这对克服认知的简单化是非常重要的。
实践层面：不要把“负面新闻”写“负面”
对于“负面新闻”，现在应该有两种定义：一种定义是从新闻题材上划分，将灾难、事故、犯罪、舆论监督等等暴露了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认定为“负面新闻”；另一种定义是从传播效果上划分，将让人看了后沮丧、恐惧、厌恶或产生与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相悖的想法的新闻认定为“负面新闻”。就多数媒体来说，认为“负面新闻”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后者，但就绝大多数的管理部门来说，他们的判断标准却是前者。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说媒体本身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确把一些“负面题材”作出了“负面效果”，所以在实践中我们提出，不要把这“负面新闻”作“负面”了。
在遇到“负面题材”时，我们要求记者首先要明晰，我采写这篇稿件的意义是什么？应该从中寻找建设性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那些单纯的恶性案件、灾害事故等等，应该从我们的报纸中剔除出去。
而在对“负面题材”的新闻进行后期处理时，更应注意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首先是在标题中我们要求杜绝“奸、杀、死、裸”等刺激性字眼以及“竟然”、“胆敢”、“惊现”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字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编辑做标题时要有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心态，对“负面题材”的新闻赋予正面引导的评价性词语和建设性导向。比如我们在报道大连破获一个抢夺驻******支、再持***抢劫的犯罪团伙时，使用的标题是《寻***八年》。我们通过这个标题想表达的是：在这8年中***门一天也没有放弃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努力，只要你犯了罪，不管隐藏多久，终究逃不脱法律的惩处。
今年一季度以来，我报关于“如何面对负面新闻”的探讨目前已产生了效果：特别是3月份以来，恶性案件、灾难事故在本报的数量和分量都已大大降低。目前本报已杜绝了整版都是负面报道或一个版的所有重点稿件都是负面报道的现象。
当然，相对于一些同城媒体来说，本报负面新闻的总体数量还较多，而且还存在着一个长期坚持的问题，我们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尽快实现报纸风格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