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社会守望者”这些词是新闻教材上对记者、对媒体的惯用语。因为书本的灌输,每个初涉媒体的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丝“崇高”的感情来理解自己的工作,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和悲壮。记得高二的时候看央视的《对话》栏目,每期都会看得心潮澎湃,似乎与精英同处一个时代,与所谓的“牛人”共同感悟,就是对自己精神境界的一种提高。
而今天,我跨进了报社的大门,是一个刚刚去掉“见习”两个字的新记者。名片上清晰地印着“记者”二字,然而我却不敢承受了。曾经一度梦想和追求的东西,原来是这么的不坚固,我不再刻意拔高“她的好”,也非如传说般那么排斥“她的坏”了。
迪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确实如此,不是吗?
到现在我仍记得那次在采访交通稽查和车主的情形,我和另一名实习记者跟随交通稽查大队采访现场***工作。这次采访,我看到了车主与稽查人员的讨价还价,我看到了傲慢的车主与上级领导打电话说人情,我看到了普通的老百姓为了逃避养路费不顾自己的安全去“铤而走险”……我愤怒、惋惜,又欲语顿失。我第一次这么真切地体会到:社会是一座活生生的大学,而我在这里的学分还没有修够。当理想照进现实会是怎样?当理想变成工作应该怎样?当信仰被撕扯又该怎样?
那次采访,我采访到了很多东西,然而对事情了解越多,却越不知如何来写,我以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媒体的职责,我以为***人员的权利该得到保障,我以为一切如秩序所做,大家就会皆大欢喜。然而,当我采访回来之后,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觉开始嘲笑自己的幼稚。同时又感觉做新闻时的那种愤慨和激情,那种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感,似乎在我身上灵光一现。当代的中国,还是处在转型阶段的阵痛期,由蛹蜕变成蝶的阶段漫长而又痛苦,而这个阵痛过程的苦谁来承受呢?总有人在为别人的成长买单,总有人在做“老好人”的过程中无形地充当了罪恶的始作俑者,总有人生活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么新闻人夹在中间该如何抓住社会这根绷得最紧的弦呢?我陷入了思索,也开始迷茫起来,我有种“身在此山中”的困惑。
随着新闻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深刻地了解到,有多少人为这个职业自豪,有多少人羡慕能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又有多少人正是通过媒体才认识这个社会、了解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的。CNN的制片人曾说:“永远不要低估了观众的智慧,也不要高估了观众的知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读者或是观众,我们所提供的部分新闻需要你们来作出虚实的判断,有一些报道我们被迫无法发表,请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真实信息,那时的我们,是生存,还是死亡,已是无需讨论的话题了。
有人曾经这样提到过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先生,“我不仅尊重他的锋芒,也尊重他的隐忍和妥协,作为媒体管理者,他深知生存的脆弱。”是的,媒体是脆弱的,“脆弱”指的不仅仅是残酷的行业竞争,也是指媒体人的言论自由。或许,珍惜比无谓的牺牲更需要勇气。以报道孙志刚事件闻名的陈锋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确实是一个普通记者,对我来说,记者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而像王克勤那样,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新闻记者,对他来讲,记者是一个事业。”刚开始,我不太了解陈锋记者的这种心态,而当我看了一个跟我有着同样疑惑的年轻记者的一篇文章,我恍然大悟。文中说:“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在谈到她对职业的理解和态度时,也让我心中一震,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坦诚地说出这并不是理想,只是心怀责任,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涉世未深的我来说,那时,对这样的说法我没法完全理解,后来,一位老师在一次闲聊时无意中点破了我心中的疙瘩:理想不是一个真正的媒体新闻人的唯一动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也许,新闻永远都像是无底洞的那个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来说,想真正触及那个底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但是那至少是一个允许有多元,有批判声音的洞,还存在着触及的希望。
如果说以前对于媒体喜欢是一种单纯的狂热,那么现在对于媒体的感情,则是一种经过现实浸润的长久的爱。“梦想”是很时尚的词,追逐梦想成了每个年轻人奋臂一挥的口号。当跨进报社之后,其实我更愿意把梦想理解成“做事”,更愿意把计划换算成“执行”,把挫折兑换成“教育”,把收获当作是理应得到的那份“成长”。
因为了解,我们依旧愿意无畏无惧地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