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衣着随便,为人朴实,谈吐随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这就是大玩家王世襄。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竟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6年前,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一人,荣誉奖10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9年11月28日,这位“中国第一玩家”在北京辞世,享年95岁。他的收藏文化与文博传奇成为一个永恒的收藏。
怪才不丧志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长得虎头虎脑的小世襄逗人喜爱。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
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而今,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教室温度当然比外面高,蝈蝈在他怀里呆得挺舒坦,自然要振翅高歌,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直到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才稍有转变,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在青少年时期,玩,成了他生活中的主旋律。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玩得有名气的不少朋友。正是在这些广泛的交游中,他逐渐消除了世家子弟身上的傲慢习气,多了一些平民气质。在顺其自然的玩中,他增长了见识,强壮了体魄,陶冶了性情,培养了专注、痴情与执著,铸就了豁达乐观的性格。在与那些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称兄道弟后,学到了许多玩的艺术以及人生哲理,于自己后来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大有裨益。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
据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绍,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他留连于金博大广场时,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片,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景,确实功不可没。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 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实为一位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它能陶冶人的性情,能让人长寿。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多岁。当然,也有人说他是生活的美学家和哲学家,是生活的艺术的实践者。
大学问家几经起落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离开了他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岗位。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的文物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不应该没有确凿证据就给他扣上“大盗宝犯”的帽子关进看守所;更不应在公安局已经作出没有盗窃文物的结论之后还被解雇,通知他去劳动局登记,自谋职业。他提出应抓紧培养文物工作干部,否则将有青黄不接之虞。他还写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建议对明式家具加强保护和研究。这一切在当时已经足够打成“”了。
可喜的是,一顶“”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岁月蹉跎,并没有使他消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研究古文物的紧迫感,促使他在坎坷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这近乎奇迹般的成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折服和感动。
1962年,王世襄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四旧”之列,并在随时可能发生的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受无情地毁坏,而那些年幼无知的***更难清楚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面对“浩劫”,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到大***()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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