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的逐渐加快，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这也使得整个经济体系逐渐向金融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金融市场蓬勃发展，这不仅仅是突显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也引起经济体系的金融化。金融行为其实是一种将社会资源社会话转移的形式。从规模和影响程度看，金融社会已然是当代社会的基础。因为金融蕴含巨大的风险，每次的金融危机对于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破坏的威力将更大。因此金融行为必须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其研究，揭示背后的社会因素作用。金融行为的研究将金融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行为，积极推动了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学的相互发展。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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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学方*** 新进展
〔中***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30-07
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当代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界刮起了一股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新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从古典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寻找解决之道，熊彼特作为经济学说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更是备受重视。
在两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上，熊彼特以其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以及中立的态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罕见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学者。他近乎“贪婪”地从各个领域汲取有价值的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他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研究方法，是他惊人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创造性又赋予了他的理论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但也有人认为，熊彼特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做法，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方***上根本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最终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本文认为，学界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缘于对熊彼特方***了解不足。事实上，熊彼特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与其方***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了解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优势和缺陷，就必须对他的方***思想有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少。反观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要领先许多，继马克卢普（Machlup）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的60多年中，斯威德伯格（Swedberg）、谷佑一（Shionoya）和安德森（Anderson）教授分别从社会学家、哲学家、演化经济学家这三个角度对该主题进行过探讨。
二、熊彼特经济学方***研究的进展
1马克卢普对熊彼特方***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1950年1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溘然长逝，为了缅怀这位曾经为经济学界做出不朽贡献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于1951年第5期发表了15篇纪念熊彼特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与其他的5篇论文共同收录在了该杂志出版的熊彼特纪念文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不乏一些后人研究熊彼特思想必读的经典之作，如弗里茨・马克卢普于1951年撰写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一文就是这些经典之作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对熊彼特方***思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和评论，它也成为之后以熊彼特方***为主题的论文最常引用的素材。
马克卢普教授在论文一开始就表示，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强烈支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但是伴随其思想上的成熟，他似乎逐渐倾向于支持使用历史的方法。这种转变与他在第一本书《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中所表达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历史方法与抽象方法之间并非存在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不同问题的兴趣”。 Fritz Machlup，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3，1951， p.145.该主张事实上反映了熊彼特对于方***之争问题的态度，即方***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像理论学派或历史学派所宣扬的那样是普遍正确的或者普遍错误的。马克卢普教授对于熊彼特的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写道：“我认为，随着他（熊彼特）对于一般认识论和科学方法拥有过人的理解力，加之在许多知识领域的广泛学习与阅读，他不再能够忍受在这一领域的不同专家在方***问题上的胡言乱语。当其他人都在不断重复他们那些固执的言论时，熊彼特则迫切地表明他自己的主张――必须保证方***上的包容性。”马克卢普之后的论述兴趣主要集中于熊彼特对不同方法的包容性上，他认为熊彼特在其长达44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执着于追求“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综合”以及“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但是，马克卢普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至此而已，他没有对熊彼特是否成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做检验。而这一遗憾我们只能通过考察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进行弥补。例如，在数学――静态学――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检验，主要由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与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二人完成，他们在1951年的纪念集中***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两篇文章。
此外，虽然马克卢普注意到了熊彼特所说的方***个人主义只与经济学相联系而与***治学无关，但他避开了所有关于熊彼特固有的对***治方***个人主义忽视的批评，而这显然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明显忽略的一点。纵观全文，可发现马克卢普不断地规避掉了熊彼特学术中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论点，而只论及他方***思想中为大多数人所赞赏的观点。帕尔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哈耶克主义者，即他在写纪念类文章时会贯彻‘对死去之人，只言其好’的原则。”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0.这一原则的贯彻明显弱化了他这篇文章的客观性。
本文认为，由于受到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卢普的这篇文章尚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后人研究熊彼特方***思想的必读经典。因此，在阅读这篇论文时应该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考虑到这毕竟是在熊彼特去世后一年之内赶制出来的一篇纪念性文章，而当时两本熊彼特离世以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整理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都尚未出版，马克卢普在那个年代能够如此系统地介绍熊彼特的方***思想已实属不易。
2斯威德伯格关于熊彼特方***的观点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对于熊彼特的研究学术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他是研究熊彼特思想方面数一数二的专家，甚至有人说“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可能只有盐野谷佑一教授能与之媲美了”。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4.斯威德伯格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对熊彼特理论进行考察的，他在《熊彼特传》（Swedberg，1991年）中通过叙述熊彼特的生平和著作来引出他的研究主题――经济社会学。
斯威德伯格尝试通过叙述熊彼特学术的演进过程来展示熊彼特对于经济过程的感知是如何在与主流经济学家为经济学设定的前提的决裂过程中逐渐丰富的。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包括：（1）对于产品和服务有效产出的逻辑研究；（2）解释要素报酬分配原因的经济逻辑。斯威德伯格从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研究，主要展示在这之后的15年学术生涯间熊彼特是如何偏离曾经备受推崇的狭隘的传统经济学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对这段时间熊彼特的学术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在熊彼特完成前三本书后的19世纪20年代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一些涉及制度范围的内容引入经济分析中来。熊彼特的这一计划与马克斯・韦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但是，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的兴趣仅仅集中在那些与经济学两大传统问题――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制度之上，而且他重视宏观多于微观，重视动态多于静态。
这本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熊彼特在这一时期内所写的四篇主要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只要稍作了解，很容易发现这四篇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发展一种“经济社会学观”――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交叉的主张。
具体说来，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一文中，熊彼特对施穆勒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正式认可了社会经济学，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以构筑经济学的基础。这表明熊彼特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方法在分析经济动态学上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接受历史方法，并且认为其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比门格尔主义分析更加有效。所以，此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熊彼特方***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斯威德伯格教授显然对熊彼特的另外三篇文章更加印象深刻，“主要是由于这三篇文章更有助于研究者介定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 Swedberg， Schumpeter：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97.如《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主要讨论的是开辟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即“财***社会学”的可能性，认为只有放弃使用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才能对财***中的税赋问题进行研究。《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则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中的“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通过将企业家理论引入社会学分析之中，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做出解释。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旨在扩充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认为要将那些原属于纯经济学预先假设中的内容――涉及社会***治结构的税收、阶级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来，经济学家就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转向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从斯威德伯格教授的角度看来，熊彼特的方***是从一种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广泛折中主义演化而来，逐渐实现了一种包括了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的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这一方***思想的主要贡献为：（1）发展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制度主义，以避免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前提的束缚而使未来经济学研究受限于知识界的狭隘观念之中；（2）熊彼特发展了一种他认为是最佳和唯一真实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我们所知的市场社会动态学的融合。可以说，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方***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上，虽然称不上十分全面，却独树一帜。
3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关于熊彼特方***思想诠释的争议
盐野谷佑一教授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科研精力都投入到熊彼特的方***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建树颇丰，因此他也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熊彼特方***研究大师。他在追溯熊彼特方***思想发展方面的工作，比起之前介绍的两位研究者，不仅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态度也更为中立。
首先，盐野谷佑一认为只要是研究过熊彼特主要著作并且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的人，都会为熊彼特方***思想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而感到费解。因为，经常会有熊彼特思想的诠释者发表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这些对立的观点还都能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找到原文支持，可谓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就使得熊彼特的真实想法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在《熊彼特和社会科学思想：一种元理论的研究》（1997年）一书中，盐野谷佑一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熊彼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诸多学科和流派，包含一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以致于让人感觉其理论既具犬儒主义（Cynicism）色彩，又有折衷主义特点，还偶尔显得有些自相矛盾”，② Moura， “Metatheory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chumpeter after Shionoy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6， 2002，p.805.这使得基于熊彼特工作细节和片段来进行诠释的学者很容易对其理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表达出与其本意南辕北辙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盐野谷佑一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地考察他（熊彼特）的工作……而不是零零碎碎地阅读其著作”，②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其总体理论背后的潜在一致性。他还提议如果能够运用工具主义方***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重建和解读，就会发现其研究纲领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社会科学” 即社会科学的一般基础。基础之上的，而熊彼特的元理论框架正是理解这种潜在一致性及其科学贡献实际重要性的关键。 元理论框架是Shionoya汉字教授在对熊彼特方***进行工具主义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于工具主义诠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由于熊彼特提出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的初衷是要与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概念一较高下甚至取而代之，而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主要讨论了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以熊彼特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与科学思想上，他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两条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盐野谷佑一教授承认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认为熊彼特的思想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范式”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Xii.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
对于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这种诠释方式，马里奥・莫里亚教授曾经在《元理论作为理解的关键：盐野谷佑一之后的熊彼特》（2002年）一文中提出质疑。莫里亚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即认为“存在着熊彼特主义本质（Schumpeterian Essence）”。莫里亚教授将盐野谷佑一坚持的这一假设前提分解为三点主张：（1）熊彼特始终如一是一位工具主义者；（2）认为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是正确理解其理论的关键；（3）熊彼特在工具主义方面保持了首尾一贯的立场。他认为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既包括瓦尔拉斯理论因素，又包括马克思理论因素，所以熊彼特既非前后一致地坚持瓦尔拉斯主义，又非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并没有达到工具主义中至少要符合理论内在一致性的要求。 请注意Moura此处指的是一种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非几种理论之间的非一致性，与熊彼特式工具主义中所认为的基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采用不同方法的观点并不抵触。莫里亚还表示通过对熊彼特后期作品的考察，可发现熊彼特的元理论方向并非完全符合他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一书中所设计的工具主义方***计划。所以，他认为盐野谷佑一所坚持的假设前提不成立，熊彼特主义的统一性本质并不存在。进而，盐野谷佑一在假设基础上将熊彼特的实体理论置于元理论框架之中，试***阐明存在于静态学、动态学和经济社会学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的做法亦是存在问题的。莫里亚指出，由于熊彼特主义提倡的开放性世界观与潜含在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背后的封闭性世界观在根本上具有不可融合性， 具体指熊彼特既接受那些预先假定封闭体系的理论，又想研究一种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特征的开放性社会体系。因此，像盐野谷佑一那样在否认熊彼特思想非一致性的基础上，将元理论作为理解熊彼特思想关键的做法只会将熊彼特理论的研究引上歧途。他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熊彼特工作中存在的复杂多变性，通过阐明这些矛盾对立与非一致性的原因从而了解熊彼特理论的本质含义。
显然，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争论的焦点在于熊彼特思想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笔者认为，熊彼特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主要取决于从哪个层面出发进行考察。在实体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静态学、经济动态学与经济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个分支的理论内容是熊彼特在融合了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存在着诸多非一致性。尽管熊彼特竭力将这些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降至最低，但是潜含在这些理论背后的两种世界观――开放性世界观与封闭性世界观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他的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同莫里亚教授观点，认为熊彼特的实体理论思想确实存在矛盾对立。但是，本文也认为莫里亚教授过分地夸大了元理论重建而产生的非一致性。根据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观点，在元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包括科学方***、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大分支与实体理论层面的三大分支是一一对应，相互关联的：科学方***与静态结构和科学规律有关；科学历史处理的是科学的动态发展；科学社会学则包含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活动。科学与经济这两套思想体系好比架构在“普遍性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两座理论大厦，拥有三个楼层，并且在第三层上通过一条社会学的走廊实现了连接，盐野谷佑一谓其“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双结构方法”。也就是说，在元理论层面，通过将熊彼特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理论本质背后的一致与统一性。所以，笔者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和莫里亚教授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争论尚无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读者不妨先将莫里亚教授的替代性诠释作为盐野谷佑一重建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
4安德森对于熊彼特方***的评价与发展
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家阿斯本・斯洛斯・安德森在《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引擎的一种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2009年）一文中表示，“尽管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方***成为盐野谷佑一教授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盐野谷佑一着重强调的是对熊彼特通用社会科学基本思想的诠释……因此是对熊彼特思想进行的制度主义诠释。” Esben Sloth Anderson， “The Difficult Jump from Walrasian to Schumpeterian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Schumpter Society Conference in Tyoko at August 19～22， 1992，p.18.但是，安德森表示这种强调一般社会科学的制度主义诠释并非他所要阐述的主题，事实上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熊彼特思想的演化主义诠释上。他想通过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
安德森认为，熊彼特为了将讨论的重心从具体理论转向熊彼特主义的研究纲领，他试***将自己的演化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结合起来，并且将他学术生涯后期的大量精力用于撰写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安德森表示，《经济分析史》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史学家们的重要指南，而且可以为理论经济学家们所用，尤其是那些现代演化经济学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这本书介绍了一种经济学科学的演化理论；第二，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在本书中得以有机会讨论一些演化经济学的中心概念；第三，这本书包括了一种经济学科学基础领域的共同演化理论，而这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Esben Sloth Anderson， 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 London：Anthem Press， 2009，p.12.安德森表示，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表现为科学分析工具的更新及发展的演化过程，经济学科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包括经济理论、经济统计学、经济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所以熊彼特建议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且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由于熊彼特当时缺乏研究这些演化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他并没有发展出健全的演化经济学。可以说，正是在方***上的难题，阻止了熊彼特在演化经济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但是他却给后来的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派起了个好头。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者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分为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统计学、演化经济历史和演化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并表示一种有效的演化经济分析方法不仅要能够考察这四个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注重这四个领域和应用演化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亦成为当代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后来，许多国内外的演化经济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过不少解决方案，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如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构成演化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安德森教授对熊彼特方***思想的演化主义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是继马克卢普、斯威德伯格和盐野谷佑一教授之后的又一种值得我们借鉴的独特思考。
三、简要总结与总体评价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关于熊彼特方***思想的研究在其逝世后的近60年内由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硕果累累的新进展。这些进展包括：（1）马克卢普教授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一文，开创了研究熊彼特方***这一主题的先河，成为最早的一篇系统性总结和评论熊彼特方***的文章，对熊彼特方***的包容性、科学性主张、方***个人主义等特征做了精要的概括，相对全面地评价了熊彼特在方***方面的主要贡献。（2）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做了集中讨论，明确指出熊彼特率先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并认为这是从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折衷主义演化而来，逐步实现的一种包括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3）盐野谷佑一教授运用“历史重建”的方法发现熊彼特的丰富思想可以在元理论的框架内实现统一，整个方***体系可以被解释为工具主义，基于此提出元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熊彼特方***的关键。而莫里亚教授对熊彼特方***存在本质一致性的质疑事实上又将谷佑一教授的元理论重建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4）安德森教授通过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认为熊彼特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即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为研究熊彼特的方***思想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演化主义视角。
熊彼特一生都极其重视对方***问题的探讨，“但是，他的方***工作却几乎完全被学界忽视了，他的方***思想甚至没能在经济方***史上占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对熊彼特的方***思想做出一个简要的评价，以期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熊彼特，理解熊彼特方***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熊彼特的经济学方***的创建性在于：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综合，对理论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方***之争做出了回应。在对待理论方法与历史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熊彼特并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态度。他在重视历史方法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方法，而是把理论方法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且努力使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实际研究分析中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运用。 通常是通过数学与统计方法实现两者的联系，并且形成一个交互反馈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方法与理论方法在关注的问题、前提假设条件及研究目标上均不相同，必须与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为了要一争高下而无休止地争吵更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方法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不管这种综合是否成功，这种意***综合运用分析工具的想法在后人看来都是“具有高度创建性的”。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第二，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将制度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科学分析方法中来，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创性贡献。虽然这一概念是熊彼特在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韦伯在提出“社会经济学”概念时，只是表示惋惜于门格尔――施穆勒之争后，经济学被割裂成“两门科学”这一事实，于是提出以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作为解决之道。熊彼特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中，以同样的逻辑提出，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是对历史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那条破坏性裂痕的解决之道。但他却在韦伯止步的地方前进了一步，并增加了自己的原创性思想。他认为施穆勒将经济制度 施穆勒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所有权、继承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看成是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做法，正是努力开拓（制度的）“经济社会学”的表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经济社会学强调制度分析中部分应该是实证，部分应该是推断，因此，经济社会学在过分强调理论的趋向和过分强调细节描述的趋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亦可以被视作是方***之争的解决途径。同时，它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跨边界互通，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跨学科视角，为之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合作，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开创了先河。
第三，尝试了对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并且以此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熊彼特一生最推崇的就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该理论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个伟大理论以其水晶般透彻的思想阐明了纯经济与一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结构”。 殷凤：《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而是深信经济体系中有一种由它自己打破均衡的动源。于是，他建立了一套超越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即动态均衡理论。这种动态均衡理论实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在熊彼特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先用静态分析法研究了永久处于均衡的资本主义循环流转，接着用动态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期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象。这种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综合的尝试，是熊彼特方***的一大创举，为他提出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方***上的支持，也为近代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动态问题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可谓影响深远。
需要强调的是，除具备上述三点优势外，熊彼特的方***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他的方***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时，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作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的方***主张确实存在着前后矛盾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他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逻辑矛盾，比如他在对帝国主义是否持和平主张就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尽管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思想存在着上述缺陷，时至今日它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是熊彼特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本文认为，对于熊彼特经济学方***研究新进展的介绍，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对熊彼特的方***思想获得一个全局性的感知，并在充分理解熊彼特方***的基础上对熊彼特的其他理论成果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赋予熊彼特留给我们的丰富理论遗产以鲜活的时代意义，让它为现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洋社会学；海洋社会问题；研究
中***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19-02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世纪”呼唤海洋社会学，在海洋科学体系已经洋洋大观的今天，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海洋社会学，人们不仅对海洋社会学感到陌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而且其学科体系也还处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海洋经济和问题多多的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亟待加强。
海洋社会学是新兴起的一门应用性社会学学科，以海洋社会为研究对象。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包括经济结构、***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
1.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应对海洋世纪的需要。人们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大。面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洋的确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由于人口向海洋地区集聚，经济增长点向海洋产业转移，人类的海上活动越来越多，丰富多彩的海洋社会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加以研究。通过研究认识海洋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揭示海洋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制约因素，预测海洋社会发展的前景。为人类自觉进行海洋社会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2.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构建和谐海洋社会的需要。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沿海大国。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海洋的依赖性，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实施海洋开发”已写入十六大报告，***《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逐步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将海洋经济视为中国经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立法、海洋功能区划、海域管理等措施也相继出台。从1996年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到1998年的《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再到2003年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表明国家对发展海洋事业的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发展”，2006年还启动了旨在摸清中国近海“家底”的“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2008年2月，***批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当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人们提出了和谐海洋的概念，研究经济发展、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关系问题，并且从海洋社会切入展开讨论，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海洋社会概念的提出，和谐海洋建设，以及海洋世纪的大背景，呼唤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学科――海洋社会学的出现。作为一门应用社会学学科，海洋社会学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独特的作用。
3.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适应海洋经济发展，解决海洋社会问题的需要。在21世纪，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从陆地向海洋转移。相应地，与海洋有关的社会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理工科范畴的海洋、生物、水产、环境等学科，还涉及***治、经济、法律、管理、历史、社会等多个领域，需要进行全面、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文理交叉研究，特别需要从海洋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开展研究。海洋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海洋资源、环境、人口、管理等领域的问题也会凸出来，在诸如海洋社区、海洋社会群体与组织、涉海人群的生存和生计、海洋社会问题与海洋社会***策、海洋社会变迁与城市化现代化等领域，海洋社会学大有用武之地，由于独特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4.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海洋科学发展的需要。如众所知，人类对海洋的研究堪称由来已久，20世纪7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心海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在各自的学科框架下思考同海洋相关的各种问题。一些国家不仅陆续出版或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海洋学史、海洋研究史（海洋科学史）、海洋经济学、海洋文化学 、海洋管理学（海洋环境管理学、海洋行***管理学、海洋工程管理学）、海洋***治地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和论文，而且许多学者还积极倡导创建海洋社会经济史、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文献学、海洋情报学、海洋教育学等一系列具有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交叉分支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传统上一直隶属于自然科学的海洋科学开始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迁移，逐渐地具备了演进成为一个介于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的基本条件。在文明进步、科技发达的今天，海洋科学领域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学科群（如表1所示）。
海洋科学领域，大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偏弱。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弱中之弱。在已有的海洋社会学研究中，又多是民俗学和历史考据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诸如郑和研究、妈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蛋民研究等。说到海洋社会学，人们不仅感到陌生，而且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2000年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对海洋社会的研究很不充分，基本上可说是空白的。海洋社会的利益冲突已经逐渐显现，不可小视。应该大力鼓励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为海洋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杨国桢）。时至今日，从整体上研究海洋社会学的学者仍寥若晨星，论文不到十篇，学科体系建构的设想只是初步的、还处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这与海洋世纪的海洋开发热潮和越来越多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海洋社会问题形成强烈的反差。表明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亟待加强。
海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很广，概括起来主要有海洋社区研究；海洋群体和组织研究；人类海洋活动与生活方式研究、海洋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冲突与控制研究；海洋社会变迁、城市化与现代化研究；海洋观与海洋意识研究；海洋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海洋民俗研究；海洋***治研究；海洋***策研究等。
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海洋社会学学科体系提出如下构想：（1）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2）海洋社区；（3）海洋群体及组织；（4）海洋社会活动；（5）海洋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6）海洋社会问题、社会冲突与控制；（7）海洋社会变迁；（8）海洋文化；（9）海洋***治社会；（10）海洋宗教和民间信仰；（11）海洋民俗；（12）海洋生态；（13）海洋人口；（14）海洋***策；（15）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学前瞻。
参考文献：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话语具有怎样的涵义呢？在表意上，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也即，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不过，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们对该话语的内涵有深切认识。要对其有一个充分的和清晰的认识，一个好的方法是对这一话语进行词语上的解构和理解。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词语构成，即“中国的”（或“中国研究”）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的”或“中国研究”这一词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民族性，意指学术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学术研究；二是民族的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亲和关系：民族的学术性来源于学术的民族性，或者说，学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学术性的一个源泉。学术的民族性是达到民族的学术性的必要条件。依此而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必须首先是中国学者进行主体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人国籍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与民族的学术性相关的学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中国学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视野是形成中国学术自身特点的重要条件和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造成学术中的“路径依赖”。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会造成本土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以中国经验为背景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科学对于本民族国家的服务效用，而且能够从具体而独特的问题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及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概念和方***模式。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社会学要得以复兴和实现多元化，就必须要有各民族国家的学者面向本国经验事实的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导出各民族国家学术自身的特点，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繁荣经济社会学的目的。
“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迈向》一书中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发展，应是朝向建构一种既能涵盖古典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又能使经济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这种努力包含三个应当获致的目标：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确定的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空间；二是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完整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该理论应当能够有助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和预测。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是中国学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即我们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有效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这首先可以看成是满足上述目标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实践的目标。然而，学科发展诸目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实践的目标应当与理论的目标或学科发展的目标相容，即这种经验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应当同时能满足保持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空间和建立整合性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目标。这样，新经济社会学才能在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获得均衡发展。
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虽然要从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出发，并且其理论也应首先为中国发展服务，但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并非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的理论，而应是一种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经验检验同时也可运用于解释本土以外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理论。从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获得一种适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论。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思想源泉。从各民族国家追求学术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重建一种足够防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学术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学科性质和范围
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却值得重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迈向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识这一传统的意义从而能以其引导新理论的建构和该学科发展的。
在旧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毕生都在探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和变迁，尽管他重视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的论题没有马克思那样宏大，但却以其独有的实证主义的风格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分工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在中层上研究经济与社会整合问题的范例。韦伯同样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设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题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国流行的“社会经济学”一词。
韦伯在一篇较早期的论文中指出③（PP146—207），“社会经济学”是一门把“社会—经济资料”作为它的主题的科学。尽管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适当边界进行准确的划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和罗雪尔（W•Roscher）以来的“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中，发现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主要包括：（1）“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主要是包含经济制度；（2）“与经济相关的”现象，这些相关的现象可能不是经济的，但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例如宗教现象；（3）“受经济制约的现象”，这是一些受到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显然，韦伯所理解的“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门科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肉体存在以及对我们大多数理想需求的满足，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会遇到外部手段的数量限制和质量不佳的影响”。③（P160）在韦伯看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关系和意义并不是“客观地”具有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认知”结构和“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来并严格确定其意义的。韦伯在其后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可以看成是韦伯对其确定的“社会经济学”范围内的“一个环节”即对“与经济相关的”宗教现象的研究。正如韦伯在该文表明的，他并不因此反对对“另一个环节”，即对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的研究。我们注意到，韦伯在以后继续开展的“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那部未完成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已把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作为他的中心目的。在这部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是“一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此时，韦伯已开始使用“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并且提出这一科学在“必要时也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④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韦伯一样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是普遍地受社会现象影响的事实，而且，还基于他们看到了本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专门化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因此，他们试***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能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韦伯意在通过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以创造经济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梦想，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理论偏离经验的代价。
我们不能因为其理论限制，而否认这种被他们自称为“哥伦布式”探讨的理论整合的意义。在我看来，通过理论整合实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的创新仍然是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理论专门化日深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已被专门化的理论所分离，并且也都被各自不同的概念工具所处理，从中我们也都能得到在特定分析方法下的不乏“精确”的解答和说明。然而，由于专门化的概念方法人为地“肢解”了具有统一性的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解答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否定性对立的。有关经济的或社会的专门化理论业已发展到，能够发现分割的知识和信仰已难以适应我们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协调一致的根本因素的理解。要治愈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知识的分割，不能采用捣毁专门化理论的方法，或者采用如韦伯所批评的“把经济研究拓宽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进行在专门化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才能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分析，从而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理论。
新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构一种既能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要建立这种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有一个韦伯所谓的任何一种新科学都需要的“新方法”的基础，即首先要寻求一个既能涵盖整个经济社会关系，又能包含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行动因素（以便使这两类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的基础上得以结合起来）的基本概念。我在《迈向》一书中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便是寻求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从中国正在发生的双重秩序转型，即从计划的交易秩序和传统的交易秩序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一般化的“交易秩序”概念。交易秩序概念能否成为指示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性概念，尚需进一步的解释，但它的确已成为建构新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因为，作为该基本概念的基础的“交易”，按其语意，是指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即互动。互动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既可以是经济的关系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关系），换言之，所有关系中既可能包括经济因素也可能包括非经济因素。这样，交易就成了涵盖所有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此外，在交易一词中，既包括个体的自主选择，又包括外在结构对个体的影响。这样，对交易的研究也就既能包括微观水平上的对当事人的动机、偏好和行动方式的选择的研究，又能包括宏观水平上的与交易行动有关的社会规范的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扩及个别交易的外部影响，就能发现无论是交易者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如何使个别的交易秩序怎样有助于产生社会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引导经济社会学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有效过渡。
总之，我在《迈向》一书中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从经验事实中获得一个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概念；又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获得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使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得以结合所需的基本要素及其研究空间；然后，通过一个整合性的方***的创新，使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路径得以建立；最后，才通过对决定交易秩序建立和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
那么，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又是以怎样的观念和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无疑是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发展的重要的理论类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哈里森•怀特（H.White）在60—70年代对市场的网络研究。不过，一般认为，马克•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198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是开创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里程碑性的文献。因此，本文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评论主要以该文为参照）。不过，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沿着经济社会学传统的理论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学传统的根本的反叛。格兰诺维特洞察到了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局限，但是他要做的并不是去如何突破这样的局限，即努力追求一种既具经验分析力又具综合性的新的理论框架，而是反其道而行，为追求经验分析而置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于不顾了。他不再同意经济社会学以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为对象，而是强调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一种分析“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newsociologyeconomiclife）。因此，他（同意）的做法，是宣称经济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且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便获得了一种从社会网络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行动与经济秩序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由于其分析的极端性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对立性而引人注目。同时，它也在表象上迅速“纠正”了现代经济社会学远离经验分析的局限。
然而，很明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也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将经济社会学规定为以某个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生活，无疑大大缩减了古典理论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只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漠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也会造成对复杂问题的分析的偏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代价是，由于否弃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绝了通过理论整合（创造某种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格兰诺维特有这种努力的意***。他所使用的社会网络的概念也难以成为某种可引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显著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虽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形式上的精确性，但却于社会科学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实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社会现象无利。事实上，一种研究视角如果过于极端，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就会排斥其他研究视角（如从制度、伦理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论也必然是一种非包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更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学术目标相去甚远。
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种单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该教条的要旨是，必须从复杂事物中分解出最简单项，才能进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尔无疑是从人类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的，并且他始终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即“必须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依次引导我的思维，以求渐渐地、一步步地达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还必须给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继的事物设想出秩序来”。⑤（P10）然而，遗憾的是，笛卡尔的后继者和追随者大多似乎只记得笛卡尔的分析最简单项的方法原则，而全然忘了他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以笛卡尔主义为科学哲学的正统经济学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统经济学为要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为何重蹈覆辙呢？我们只能以“科学主义”偏好和“方***至上”的错误来予以解释。采用分解最简单项的方***本来是一种受知识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却被逐渐演变为一种标示其研究具有精确性的途径。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成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的确，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然而，如果放纵这种诱惑，就会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不以更令人满意地解释问题为首要，而以建立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为重要，其结果便只能是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把问题分割开来，以适应“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工具。
三、方***特点
因此，我认为重温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⑥（P157）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无论是个体主义方***还是集体主义方***）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的综合的方***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①（P76）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理学的研究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科学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应用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经济人”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⑥（P62）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分析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⑧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方***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和“个体主义方***”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自然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了。集体主义方***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四、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已至少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学术之路：一条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意在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之路；另一条则是若干中国学者正在为之努力的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之路。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主张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经济与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该对象领域进行广义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新的发展只能在继承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整合，以建构一种能对经济与社会关系予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理论框架。选择这样的发展之路，不仅符合知识创新的逻辑，而且也是推进真正有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学科对话相联的跨学科研究，目前至少有三种可选择的形式，即“入侵”（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典型）、“主动借鉴”（如新史学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理论整合”。显然，以理论整合形式推进跨学科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是最为合适和有效的）。正如《迈向》一书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我们不仅创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通过对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建构出了若干既逻辑一体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论，如动机理论、规范理论、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理论、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等。这些中层性的理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成为总体理论联接经验世界的桥梁。
与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反传统的策略。他们并不力***突破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理论瓶颈，而是采取一种既能规避困难，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战略，即分离出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新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种种具体的、可实证的理论。通过“修正”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将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仅仅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视角，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战略并不能回应古典和现代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知识的连续性，并且大大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近20年来，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种具体的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并且被宣布能为一些经验事例所“证实”。但是，正如我们的批判性讨论所表明的，他们用于证实其理论为真的研究视角、基本假设和方***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漠视、对正式结构及其与非正式结构的关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轻视，以及忽视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理性（个别效率）的限度等，都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网络分析的明显限制。这些限制无疑都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强调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关。正如上文指出的，分离出某种独特的视角进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学主义”教条，然而，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弄清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就科学发展的逻辑而言，一种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所有创新的成就，而且还应当能够包容旧理论的成就；它不仅应能解释更多的事实，而且能对同样的事实予以更好的解释。⑥显然，只有那种不固执惟一研究视角的理论，或者说，只有通过理论整合达到某种新综合的理论才能适应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诚然，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来证明批判者的理论观点一定为真或一定能被“证实”（正如波普尔所言，理论其实无法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那些有志于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确立必要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总趋势的、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同时，也寄希望通过理论比较和借鉴，来明确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即“保持综合，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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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中，在理论研究上，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担全国社科基金课题、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以及福特基金会、加拿大CIDA等国际基金会资助课题十多项。在教学上，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社会学专业女性社会学方向硕士生，在浙江师范大学法***经济学院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生教授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招生的妇女学研究生班上，负责设计“社会性别与中国社会”课程和组织师资，并教授“妇女越轨与对妇女的越轨”专题课程。同时，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还承担了“妇女性健康热线大学生志愿者培训”、“浙江省地市工会女工部长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等培训项目以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会一心理一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热线”等行动项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史***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治学、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辽宁省委***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辽宁省委***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成立于1998年的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每年专门举办辽宁省妇女领导干部培训班1-2期，共培训女性领导干部近500人次。开设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妇女干部成长的心理路程等专题课，并且多次举办有关妇女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发挥教员、学员二方面的科研优势，集中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新发展、女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尤其是对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中女性存在的突出、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取得良好成效。如《可持续发展需要妇女的参与》、《影视传播与妇女生存环境》、《妇女参***优势互补》、《加入WTO对中国妇女就业的影响和对策》等论文在《中国妇女》、《******干部学刊》等全国、全省较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每年都有论文入选省妇联所举办的各类研讨会。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性 别：
民 族： 汉族
***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社会***治类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操作相关业务。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2、做事认真，乐观自信，抗压能力好，专业基础扎实，具备从事管理、销售方面的基本知识，喜欢市场策划及拓展业务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
>> 旅游学学科树构建及旅游学研究的时空特征分析 评《旅游学学科体系框架与前沿领域》 试论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 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计量分析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构建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旅游学科核心体系的思考 八景文化的旅游学分析 基于CSSCI的2000～2010年旅游学科研究知识***谱分析 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学也谈回族学的学科属性 旅游学科建设与历史、地理学科的整合 探讨学科理论视野下的旅游学科建设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旅游学科视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旅游人类学旅游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渗透 关于旅游学科基本概念的共识性问题 探析多媒体教学在旅游学科中的运用 旅游学的学科建设现状及改革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从学科的认知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学科；从学科的组织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分野度”较高而“城市化度”较低的学科。旅游学学科的这些属性的确定，为我们解释旅游学发展现状提供了基本依据，能够使我们明确旅游学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旅游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旅游学；软学科；应用学科；分野度；城市化度[中***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15―05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市场；劳资关系；财富；产业升级
中***分类号：F0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4-0258-03
最近，劳工社会学家潘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n1]在市场、财富、劳资关系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开展了一些争论，劳工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市场并非神圣而是会经常处于失灵的状态，使工人会在资本市场中的利益受到损害；（二）商人能控制资本，因此能有效控制市场；（三）劳资关系的发展在现行资本市场下并无出路，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发展模式；（四）企业的产业升级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是低技术工人的大规模下岗；（五）财富来源自劳动，而不是来自所谓的第一世界产业[n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实际是劳动社会学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批评与怀疑。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区隔，使本应存在广阔对话空间的诸如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企业家理论与劳工社会学等理论流派彼此缺乏沟通，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无助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观点进行经济社会学的思考，打开各理论流派的对话之门，为真正解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出路及契机。
一、市场并非完全被资本所控制
在讨论中有专家认为，市场并不是神圣的，它受资本所控制，难以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目标。大家知道，市场是万能和神圣的论点，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脉络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学如何看待市场的立命之本。市场万能论在社会科学界饱受批评，就连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亦不能否认必须对市场作出一定的规管与调节，才能保障各方参与者的基本利益。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最佳资源配置？它能够依靠***府的行***干预力量作出界定吗？企业家理论认为，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根据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而厘定的[n3]。企业家在产生财富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自然能以利润的名义获取最大份额的劳动成果。企业家理论的缺陷在于，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既难以客观厘定，亦由于商人与工人在博弈力量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工人在产生财富过程中的贡献被刻意低估与扭曲。笔者认为，真正的最佳资源配置是商人及工人都能在各自的商业及劳动市场中公平、公正地自由竞争，并从中衍生出利益平衡的劳动供求市场，商人或工人都能根据对方的能力作出判断，寻找到彼此合适的员工或雇主。理念型的劳动供求市场的出现，前提是必须首先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体系。它牵涉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谁掌握和控制了现今市场？根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市场并非自动调节的衍生物，而是被镶嵌到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府与商人进行互动与利益博弈的场所[n4]。地方***府不仅担当一般意义的市场裁判者与调节者的角色，更是积极的市场活动参与者[n5]。地方***府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后者的博弈力量往往处于劣势[n6]。***府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活动产生的财富发生转移，不足以反映商人及工人在市场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商人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掠夺之手”的刻板印象，对工人的劳动价值进行剥削[n7]。两种现象，同样制造了扭曲的市场，与真正公平及公正的市场相距甚远。资本市场的妥善资源分配，也无从谈起。
二、市场并不完全交到商人手上
***治精英作为参与资本市场的特殊群体，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的具体体现[n8]。特定商人在市场活动中获取利润的多寡，并不全然视乎其拥有的经济资本所决定，同时亦受经济竞争过程中掌握的***治资本程度所影响。在真正的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资本往往占据主导性地位，而占据***治资本的群体只能对市场发挥监察、调节或规管等作用。相反，在未成熟的市场中，***治资本的重要性不但可能大于经济资本，而前者与后者的结合亦造成商人群体内部最大的分流。一方面，部分商人同时掌握***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继而控制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并未掌握或掌握较少***治资本的“一般性商人”，不但在与其他商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必须承受私有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威胁。在笔者针对港商的研究中发现，商人与地方***府的博弈中，经常处于劣势，前者的私有财产有机会被一小部分有法不依的地方***府官员以各种方式掠取，造成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缺失[n9]。产权法律对包括中小企港商在内的商人群体而言，不是生产特权，而是庇护不足。试***通过对产权法律的质疑而维护工人的利益，不但本末倒置，同时未能明白市场利润的真实流向。富士康通过产权法律庇护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例子，可以用来审视现有的产权法律。诚然，富士康有机会获取行***力量之助，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治资本与行***力量，并非所有商人都能独有。作为***治资本的象征，针对企业的行***监管权与审批权无疑对商人而言是双刃刀，它一方面可以被商人利用作资本生成，另一方面亦能成为商人获取利润的重大障碍。由于行***权力在市场中的特殊作用，必然造成商人群体内部的分化，部分商人更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向行***力量靠拢及进行利益输送，试***形成的利益集团[n10]；而无法拥有足够渠道或资本获取***治资本的商人，则在与前两者的不公平竞争中艰苦经营，时刻面临生意失败的威胁。因此“，市场真的完全交到商人手上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劳工社会学以至经济社会学界必须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经济行动镶嵌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中着手，从商人分流的角度研究资本与经济权力的流动。
三、产业升级是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
问题是，中国商人在全球生产经济体系中，可以获得“应得的”报酬吗？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不仅工人，商人同样堕入跨国竞争的丛林法则。正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从事劳动密集的OEM生产，使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长年处于跨国产业链的低层，商品与服务产出的大部分利润，被从事ODM及OBM的外国跨国企业所掠去[n11]。劳动密集的OEM生产模式，使中国的劳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目标是在仅余的利润上，争夺自身最大的份额。同样地，由于劳资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工人往往沦为彻底的输家，赚取不足以维持有尊严生活的微薄工资。因此，建立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真正出路，在于产业升级。只有通过企业向产业上游的转型与挺进，逐渐提高生产技术、加强产品设计概念及建立著名的商业品牌，中国商人才能在跨国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获取较为合理的市场利润，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待遇与福利。劳工社会学界似乎亦开始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以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为例，近年来针对苹果（APPLE）、优衣库（UNIQLO）、纵横二千（G2000）、沃尔玛（Walmart）、玛莎百货（Mark&Spencer）等著名跨国企业进行连串的示威抗议行动，要求相关企业妥善解决其在中国的品牌代工厂的劳资纠纷、职业安全、用工条件及工人福利待遇等问题。SACOM与其他类似志愿组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纵使在争取工人权益的宗旨上前路崎岖，但起码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对跨国生产模式中剥削中国工人现象的关注。问题是，仅仅呼吁大型的跨国企业履行自身的企业责任，并不能真正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长久出路。企业社会责任，在最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只代表企业尽最大的努力赚取利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避免倒闭。纵使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今天，也往往变成资本主义的“面纱”而已。企业的社会责任，沦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伎俩，在公关策略的配合下，成为企业必要资本投资的“支出”。在企业利润获得保证的前提下，它被用作装饰门面；当企业面对经济危机时，它往往被迅速搁置一角，工人的权益自然被抛诸脑后。因此，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唯有通过整体的产业升级，才能看到双方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与曙光。
四、职业培训是工人迎接产业升级的要件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经济行动不但镶嵌到社会结构中并形成现实市场，同时社会性的博弈亦会镶嵌到企业内部，形成企业内外复杂的社会关系。产业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相反它首先衍生出两大难题。首先，在产业升级带来企业利润提高后，利润会在企业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作为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必然需要约束力量“限制”商人与工人分配利润的比例，它可以是企业外部的行***力量，也可以是劳动供求市场的合理工资。外部行***力量对企业内部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微弱的，最常见是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厘定的强制性最低工资。这里不讨论最低工资的成效，但显而易见的一个趋势是最低工资制度往往成为标准工资，亦即最高工资，以人为的方式限制特定工种的最高支付薪酬，无助于工人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约束力量来自劳动供求市场的均衡价格，它成为工人寻找工作与雇主寻找员工的最重要准则。然而，正由于现今的大部分企业仍然以OEM生产为主导，导致产业升级企业的工人数目的基数不足，并为劳动市场工资带来不稳定性，暂未能带动工人的整体工资链的上升。在OEM企业向产业上游迈进的过程中，随着生产技术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的确会导致部分工人面临下岗再就业及被迫投入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危机。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从劳动市场外部呼吁提高工人的工资，或试***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而是应从职业培训入手。从事OEM生产的庞大中国工人队伍，普遍存在低生产技术与高度被替代性的特质，使他们难以面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浪潮，同时亦削弱自身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提高工人整体的工作技能实在是当务之急，而相关的讨论范围实际已经超出劳动社会学甚至经济社会学的范围，而必须从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层面做起。中等职校的发展、学徒制的复兴、中考的分流等，既可减少万千考生挤进高考独门桥的悲剧，同时让众多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尽早学会真实的工作技能，提高自身在劳动供求市场的竞争能力[n12]。现今职校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学生被标签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学生自身亦并不情愿投入到生产性行业中，这导致整个职校培训的制度变样，既不能为新生代工人带来工作技能，同时亦无助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而成为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工的渠道。职业教育当今的困境是严峻的，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结果归咎于产业升级本身，而是应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真正的核心是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
理论界关于财富来源的讨论一直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真正核心的是经济社会学中最为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上述的第一世界产业，占据不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垄断产业链的大部分财富，造成众多产业下游企业利润微薄，经营困难。国际分工造成的跨国经济贸易的不对等，可从大量关于国际市场产业链的研究中得以引证，亦能从比本地OEM生产更为下游位置的外发加工厂或本地品牌加工厂普遍存在的低工资水平加以佐证。OEM生产在中国的发展到达十字路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既难以进一步拉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同时亦面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廉价国家的激烈竞争。我们试***简单批判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是容易的，而歌颂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模式与经济成就亦同样无助解决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困境。中国OEM生产向产业上游的迈进，会让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同时令专业技术的生产性职位的需求提升。工人群体内部的逐渐分流既可保障职业教育甚至大学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亦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加工生产向生产业的进一步拓展。生产贸易、物流、库存、设计等行业的持续发展，有助改变中国单一的产业结构，并丰富工人在就业市场的选择。产业结构的改变加上逐步取消城市户籍制的趋势，势将成为工人真正自由择业与自主选择居住地的契机。唯有如此，中国工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才会看到真正出路的同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亦能获取自身的合理利润，使彼此的劳资关系朝向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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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陆学艺先生的同事及弟子
老陆走了，在他即将迎来八十诞辰的时候，很多熟悉陆学艺先生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在***召开的研讨会上他还是那么的硬朗健谈；而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还在和博士生探讨学术问题。正如后学们所唏嘘的那样：“先生是在工作状态中走的，他的研究一天也没停止过。”
然而，人们还是从新华社的消息里得到了无情的印证：2013年5月13日，著名社会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1933年8月，陆学艺出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初期，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老陆立下宏愿：研究中国农村，帮助农民吃饱饭。20世纪70年代末，他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表多篇论文，为“包产到户”鼓与呼，成为该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者；80年代初，针对我国由粮食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的现实，他率先提出“要警惕农业发展陷入徘徊状态”，引发关注。此后，他最早倡导县域综合体制改革、率先研究住房体制改革、较早倡导城乡一体化……
老陆的“十大阶层”说甚至引发了持续近10年的“社会分层研究热”。社会上也因此有了“吴市场、厉股份、陆阶层”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纷繁复杂的深刻变化，他从加深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策出发，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2001年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扛鼎之作。
一双紧密关注现实的眼睛，令老陆始终屹立学术研究前沿。
“老陆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哪怕到了七八十岁，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深入基层搞调研，这些年他的足迹走遍了大江南北。他常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只有通过深入、踏实的调查研究，研究成果才能赢得公众的认可，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谈起陆学艺注重调查研究的治学态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他是我们的引路人，他为整个社会学界树立了榜样。
老陆去世后，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这不仅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更是在人格的意义上。
他的忘年交们回忆道：老陆豪爽、坦荡、坚毅、友善。谈笑之间，甚至笑骂之间，你会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老陆是江苏无锡人，口音很重。然而，也正是从他那一口吴侬软语中，你更能够体会到他人格的力量。
“他不是明星，甚至也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在遗体告别的时候，送别的人竟有千人之众，可见老陆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陆学艺的弟子们感慨至极。